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楠迪扬 2016-06-03 中国对“一带一路”的主导为香港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宝贵机遇。中国的主导，使得香港可以获得在其它国际组织中不具备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香港可以尝试提出需求，提请国家将需求纳入战略框架，从而变相享有规则制定权，增进国家及香港特区的共同利益。这对香港是显著利好，相信会在相当程度上增进香港对国家的认同。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倡导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平等互利的方式展开新型合作，密切经济联系。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强调建设面向东盟、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这两次战略构想的表达构成了“一带一路”的完整框架。“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为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逾60%，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这个带动全球六成人口、三成GDP的合作框架将由中国牵头。这是中国自建国以来经济与外交策略的首次重大转向。经济上，中国由吸引外资变为对外投资；外交上，由韬光养晦变为积极走向世界。“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或联盟，而是区域合作倡议，因此不涉及沿线65个国家必须一致同意的协议框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可以按需求主导若干个具体合作板块，更多的合作可能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因此，“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谈判范围会极其广泛，中国可据不同国家特点需求设计具体合作协议。每个合作框架和协议的参与成员可以不相同、不重叠，唯一不变的是中国都在其中。这样会很大程度免去多边谈判耗费的成本，增加中国作为框架主导国的谈判权重。香港的机遇与角色基于“一带一路”的战略特性，被纳入国家战略对香港有重要意义。虽然香港多个领域走在国际前沿，但若不能整合在国家战略中，难以具备话语权。迄今为止，香港参与了50多家国际组织，但不具备在一个国际组织中的主要话语权。中国对“一带一路”的主导为香港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宝贵机遇。中国的主导，使得香港可以获得在其它国际组织中不具备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香港可以尝试提出需求，提请国家将需求纳入战略框架，从而变相享有规则制定权，增进国家及香港特区的共同利益。这对香港是显著利好，相信会在相当程度上增进香港对国家的认同。香港在其中的具体角色要根据国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目的、合作产业领域以及自身优势来考虑。既然国家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考量之一是输出过剩产能，香港可以在相关产业领域发挥作用。第一，香港可提供基础设施的设计、运营、管理和培训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领域就是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地铁、机场等。香港在各类基础设施的设计、运营、管理和培训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有成熟经验。在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上，国家可负责主要投资，香港可参与项目部分投资及项目选点、布线、设计，并通过当地人员提供培训输出管理经验。此种模式在内地与香港方面的合作上有不少成功案例，香港在“一带一路”具体基础建设项目的合作可参考相关经验。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北京地铁四号线。四号线项目由北京市政府与京港地铁公司合作。这是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首个以公司合营模式（PPP）投资的项目。四号线项目总投资额为153亿元，北京市政府占70%，特许经营公司北京京港地铁公司占30%。北京京港地铁公司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香港地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港铁公司投资7.35亿元，占四号线总投资额的4.8%。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具有30年运行权。港铁公司的角色是负责管理。公司派高层管理人员常驻北京对四号线进行日常管理。在港铁公司高管的直接管理下，京港地铁自主开发了多项运营管理系统，在多处安全性能和服务细节上不断提升。四号线早高峰最小行车间隔小于两分钟，成为国内地铁发车间隔最短的线路。第二，配套融资。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工具，亚投行的法定股本达1,000亿美元，中方认缴股本达297.8亿美元，占总认缴股本的30.34%，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范围更为宽泛的平台是丝路基金。丝路基金完全由中国出资，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旨在于“一带一路”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融资服务。在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中，外汇储备出资65亿美元，其余由中投、进出口、国开行出资。虽然亚投行股本量大，中国占三分之一强，但在具体项目开展上，仍要进行融资。首期资本金达100亿的丝路基金，由中国掌有决策权，国家外汇储备作为主要支撑，体现出中国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全力支持。不过在具体项目的融资方式和配资结构上，其实更加灵活。在融资方面，香港具有众所周知的优势，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比如，香港云集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者，市场的资金量十分充沛，融资成本低，融资环境宽松，审批程序便捷，监管严格。目前对香港的融资优势关注较多的是企业融资。企业融资之外，香港的优势同时可适用于为亚投行及“一带一路”项目融资。在港中资金融机构可以成为这种灵活融资方式的主要参与者。由于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涵盖世界主要国家，众多主权国家的担保令亚投行融资的信誉度和安全性能极高，因此对金融机构有较高吸引力。丝路基金在对具体项目的支持上，金融机构同样可以提供配资，按照一定比例为项目提供资金，这样可提高资金来源多元化。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内地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经验不丰富，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不十分熟悉，因此会增加投资风险。在港中资金融机构对评估国际项目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这些机构参与融资可以为国家在项目选择和风险投资上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和视角。第三，资产管理及运营中心。香港在资产管理上具有成熟丰富的经验。香港管理的资产七成来自香港以外投资者，八成资产配置于香港以外市场。这种高度外向型的资产管理经验，使得香港十分适合管理国际性的投资基金。目前越来越多的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国际资产管理分中心，但这些资产管理中心基本为个体金融机构基于机构自身发展考虑的业务部署。香港尚未存在国家级别的资产管理中心。“一带一路”战略是香港参与管理国家级基金的契机。亚投行或丝路基金可以在香港设立地区资产管理中心，吸纳香港在资产管理上的优势，同时可借此机会培养内地在资产管理上的国际化人才。适当引导特区政府系统整合业界意见中央可适时引导特区政府就“一带一路”战略搭建沟通和意见整合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具体技术细节上，仍需深度整合香港各方意见。特区政府在整合业界意见中有重要作用。特区政府虽然已经就“一带一路”开展系列讨论和研究，听取专业意见，提出了香港可以在商贸物流、高端专业服务、资产及财富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这些构想主要处于向业界征询意见以及研究设想层面，特区政府是否能在更加积极的层面有所作为，中央可在有需要的时候进一步引导特区政府搭建沟通与意见整合机制。第一，建立专门沟通管道。中央可根据需求引导特区成立高层联席会议机制，使特区政府具备针对“一带一路”事宜的专门沟通管道。特区政府可在研究与征询的基础上，根据收集的意见与中央保持畅通的日常沟通机制。一方面了解中央对“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推进思路，另一方面与业界不断互动，寻求其中的可能性机遇。第二，引导特区成立意见统合办事机制。香港业界虽然有自己的声音，但在特区政府层面匮乏实质的整合机制。面对复杂宏大的国家战略，单凭业界分散的力量，很难把握与统合其中的利益格局。特区政府可令内地及政制事务局，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为牵头部门，并统合相关部门，建立“一带一路”框架下统合各业界的办事机制。在充分了解国家具体部署的基础上，此办事机制需要在如何促进国家以及香港利益的前提下，引领公共与私营机构并做出具体部署。由政府牵头的统筹工作机制将会改变目前业界分头、寻求商机的零散而被动的局面，也可令特区政府倡导的“积极有作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落在实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6-04-25 对于港人来说，港英政府统治时期，他们并没有归属感，也不知到底归于何处。香港回归之后，国家认同、区域自治等政治意识被逐步引入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港人开始关注自身的身份认同。遗憾的是，这种主人身份的建构在香港狭小的空间与大陆广袤的地域基础之间摇摆、挣扎，甚至对立，并不断引发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2014年“雨伞运动”所打出的旗号“保护我城”、“香港自己救”凸显出香港年轻一代本土意识的强化。今年年初二旺角骚乱中本土激进主义势力的崛起也是港人本土主义意识强势崛起的明确信号。 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到今年年初二的旺角骚乱，香港以一波接一波的抗争与骚乱不断刷新着外界对香港的认知。这座以经济繁荣著称的国际化大都市如今正沦为各路政治狂人争权夺利的中心舞台。曾经，香港以政治冷漠和专注经济的功利主义铸就辉煌，而现在它正被无休止的政治纷争所侵蚀。从冷漠到抗争，香港政治文化的巨大变迁所造就的政治狂人们正走在不断撕裂香港的道路上，并乐此不疲。威权主义没落 理解香港的政治文化首先要从威权主义开始。港英政府统治时期，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英国政府委派。港人则是被统治的对象，没有权利参与政治活动。这种服从港督、等级分明的威权主义统治方式不断驯服港人成为政治冷漠的顺民。同时，英国殖民者并未寻求对港人社会的民主改造。相反，维持港人社区的传统治理方式成为港府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威权主义也得以在港人社会继续传播并巩固，从而遏制了港人参政意识的成长。随着20世纪80年代选举政治的逐步引入，威权主义的治理方式开始弱化。1982年，港英政府在新界及港九举行首次区议会选举。1985年又举行首次不分区区议会选举。尽管这两次选举并非自由选举，但民选区议员的出现却极大地促进了港人政治意识的觉醒，削弱了威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此后1988年、1991年以及1995年的三次区议会选举再次巩固了港人的政治意识，代议制政府取代威权政府成为香港政治文化发展的主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下，香港得以在完善代议制政府的道路上继续前行。2003年、2007年、2011年以及2015年，香港定期举行四次区议会选举，选举政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威权主义都已经失去约束效应。威权主义的没落极大地释放了港人，尤其是回归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在反抗权威、反抗不公等口号的召唤下，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用不同方式参与政治，表达诉求，并不断挑战港府的治理权威。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5年的港大学生会暴力冲击校委会会议，以及2016年初的旺角骚乱都是活生活的例子。血缘功利主义的强化 与威权主义并行的是血缘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以家庭、家族为纽带，只专注以血缘关系所维系的小团体的经济利益。血缘功利主义在香港的盛行与威权主义统治方式密切相关。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港人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这种参政无望的窘境迫使港人将注意力放到谋取经济利益的活动上。对于这些人来讲，只有获取足够的物质财富，自身的安全感才会增强。对于经济利益之外的其它利益，他们并不在乎，也少有参与。血缘功利主义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香港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腾飞。经济的繁荣又再次强化这种功利主义意识。二者呈现出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趋势。随着近年来香港社会不稳趋势的出现，这种功利主义有所加强。并且，这种功利主义还从经济扩展到政治，形成经济功利主义与政治功利主义对立的局面。经济功利主义表现在港人依然极为注重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对于任何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的行为都极为敏感，也极力反对。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不少小商小贩对运动给自身经济利益造成的严重影响而怨声载道，以至于“雨伞运动”最终在一片抱怨声中草草收场。“雨伞运动”过后，部分港人呼吁市民将注意力投放到经济发展上，不要让政治混乱干扰香港经济的发展。随着2015年以及2016年初香港社会不稳定态势的上升，部分港人更加关注自身经济利益，对抗争政治大加指责。比如，今年年初二旺角骚乱之后，部分港人组织声势浩大的活动反对暴力政治，强调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经济功利主义引起政治功利主义势力的不满。政治功利主义者只关注自身党派的政治利益，以获取政治利益为导向。一些比较极端的政治势力根本无视经济发展，只专注制造事端、抢占地盘、扩充实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的停滞或者倒退反倒能为其扩充政治力量创造机会。此外，政治功利主义还使得香港各派政治势力更加关注自身政治利益，缺乏相互妥协合作的空间。比如，“雨伞运动”中，各方政治势力轮番登场，相互较劲，争夺影响。运动过后，各方力量又出现不断分化，甚至相互斗嘴的趋势。激进主义、本土主义强势崛起 经济功利主义在香港的盛行与港人的难民心态息息相关。回顾香港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香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次重大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逐渐成为港人社区的主力。对于这些移民而言，过往的回忆都是痛苦且不堪回首的，而香港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这来之不易的庇护所需要精心维护，一旦失去就又要重归困难日子。因此，他们小心谨慎，尽量不涉足政治，但仅此并不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换言之，香港也绝非绝对安全之地。一旦香港不稳，他们就必须再去寻找其它的避风港。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基础至关重要。只有有了足够财富，移民到更加安全的栖息地才有可能。这种心态不断强化港人只专注短期经济利益的功利主义特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这种难民心态呈现出逐步消退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回归所促发的身份认同。对于港人来说，港英政府统治时期，他们并没有归属感，也不知到底归于何处。香港回归之后，国家认同、区域自治等政治意识被逐步引入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港人开始关注自身的身份认同，以难民心态构筑的过客身份逐渐被主人身份所取代。遗憾的是，这种主人身份的建构在香港狭小的空间与大陆广袤的地域基础之间摇摆、挣扎，甚至对立，并不断引发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这从港媒经常报道“中国人”、“香港人”、“中国香港人”认同比例的变化即可看出。2014年“雨伞运动”所打出的旗号“保护我城”、“香港自己救”凸显出香港年轻一代本土意识的强化。今年年初二旺角骚乱中本土激进主义势力的崛起也是港人本土主义意识强势崛起的明确信号。总体而言，以往在难民心态的影响以及威权主义的压制下，港人以专注短期经济利益的功利主义行事，对政治事务颇为冷淡，但如今这种传统政治文化已经被政治抗争所取代。在新的政治文化下，反抗政治权威、争夺政治权力以及渲染本土主义成为当前香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的中心议题。这为中央以及港府管理香港事务带来不少困难，需要加以妥善应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方舟 杨云 2016-03-04 与过往相比，这份《施政报告》所增加的“量”主要在于提出一些有利香港长远发展的方针及规划，“量”变产生 “质”变，这份《施政报告》与以往不同，重点不再是推出实时见效的短期措施，而是在于勾勒香港未来发展的蓝图。这些规划旨在令香港在全球性竞争中能够发挥优势，反映出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视野。 行政长官梁振英于1月宣读了最新一份《施政报告》，章节之多，宣读时间之长，均为其任内之最，可谓“分量十足”。与过往相比，这份《施政报告》所增加的“量”主要在于提出一些有利香港长远发展的方针及规划，“量”变产生 “质”变，这份《施政报告》与以往不同，重点不再是推出实时见效的短期措施，而是在于勾勒香港未来发展的蓝图。这些规划旨在令香港在全球性竞争中能够发挥优势，反映出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视野。本文将针对《施政报告》中提及的“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香港创新及科技产业”、“推动作为香港策略储备用地的大屿山发展”、“应对人口老化，创造长者友善环境”四方面，对当中的战略视野作进一步阐析。“一带一路”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与其它产业亦息息相关，是香港的经济命脉。未来，香港金融市场的增长空间将取决于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面对上海、深圳、新加坡、伦敦等地的竞争，香港未来在强手林立的局势下，若要保持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全球优势，关键在于能否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向深层次发展。《施政报告》中将“一带一路”独立成章，正是看中其为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带来的难得机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伦敦当年发展出欧洲离岸美元市场的经验正好可为香港借镜。上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之际，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担心其在美国的资产遭到冻结，将美元从纽约的美国商业银行取出，转存至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银行。由于经营欧洲美元的银行不受来自美联储有关存款准备金、利率、税制等方面的金融监管，从上世纪60年代起，许多急需资金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纷纷转而在伦敦发行欧洲美元债券和其它美元融资渠道，美国国内商业银行也大举进军欧洲美元市场，利用设在欧洲的分行吸收美元存款和发放贷款，致使伦敦银行体系中离岸美元存款和贷款业务迅速增长。回到现在，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巨额投资，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需在国际市场融资，另一方面外国政府及企业与中国合作时亦有融资的需要。这些将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创造庞大的融资需求空间，通过开发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股票，以及金融衍生品等避险和投资工具，使亚洲国家通过香港进行人民币投资，并充分利用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池，为香港的金融市场带来活力，巩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创新及科技产业的发展策略创新及科技是世界未来发展趋势，香港若不及时行动，则会落后于人。香港一直不乏科研人才，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于如何进一步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就此，《施政报告》中提到预留20亿元成立“创科创投基金”，以配对形式与私人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其实，特区政府过往已有以“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持创科初创企业，但公共财政以审慎理财为重要原则，在审批时着重规避风险，须经过谨慎的审查和批准程序，致使限制条件较多。然而，“高风险”正好是创科产业的天性，与公共财政的“审慎”有所违和，以公共财政原则加以规管，反而使创科发展绑手绑脚。这次新设的“创科创投基金”，就一改以往做法，以配对基金形式，连结市场上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等乐于承担风险的投资基金，由“政府主导”改为“市场激励”，使资金的流向更加符合市场需求，有助推动创新及科技企业的积极发展。产业化的元素除了资金，还有土地。这份报告提出将在深港边界的莲塘／香园围口岸附近物色土地，作为发展科学园及工业邨之用。目前，香港已有位于香港岛西部的“数码港”及位于新界东沙田的“科学园”两个主要产业发展园区。相比之下，未来位于深港边界的新园区，在地缘上贴近深圳的科技产业基地，可见行政长官对未来创科产业发展的战略视野，是要结合及运用深圳及其周边地区目前具世界影响力的科技产业生态系统。就此，香港创科产业将可进一步发挥创科产业链中有关“研发”的高增值环节，与整个大珠三角产业链中的其它环节良性互动，充分把握内地庞大市场的机遇。大屿山发展的空间布局土地不足一直是香港社会及经济发展的瓶颈，房屋、医院、安老院、办公室、零售商铺、旅游景点均是“无地不行”。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提出有系统、有策略地发展大屿山，当中包括短、中、长期的计划︰短期推动机场岛、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的产业发展，促进桥头经济，中期将大屿山北岸发展为一条经济及房屋走廊，长期发展东大屿都会，配合可持续的填海方式，为香港增加长远土地供应。大屿山的发展不只是为香港增加土地供应，更重要是在整体规划方面，纾缓香港目前城市功能布局不平衡的情况。一直以来，香港主要城市功能（如金融、商业）都高度集中在香港岛北部、九龙半岛南部这个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人口密度过高，土地成本居高不下，不利香港城市长远发展；而与中心区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围地带功能单一，经济动力不足。未来大屿山的发展及东大屿都会的建设，可发展成为香港的“都市副中心”，肩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功能，以平衡城市功能布局，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老年人口的生活环境社会民生方面，有意见认为这份《施政报告》着墨不多。事实是，有关房屋、扶贫等关键的社会政策，行政长官已于早年推出相关政策，如2012重设“扶贫委员会”、制定贫穷线作为扶贫政策工具，2013年推出“长者生活津贴”，2014年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15年推出“低收入在职家庭生活津贴”，这些政策均进入落实阶段，今年的施政报告自然只以数句带过。无可否认，人口老化是香港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这问题甚为复杂。是否派3,000元（全民退休保障）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这份施政报告提到退休保障制度正在进行咨询，希望社会能够凝聚共识。然而长者的现实需要却不只这3,000元，施政报告提出要将香港建设为“长者友善环境”，则是一套为对应人口老化社会而提出的全方位策略。这套策略包含了各类优化安老服务的措施，包括增加安老服务名额、推动长者小区照顾服务、优化公共行人通道、公共设施加入更多方便长者的设计、资助开发提供长者服务信息的“长青网”。过去政府沿袭殖民时代的“积极不干预”方针，忽略政府在推动香港长远发展方面的角色。现届政府则由“积极不干预”转为“适度有为”，这项方针的转变正好体现在《施政报告》之中。诚然，政府方针转变了，但市民的心态可能未及适应，尚聚焦于《施政报告》有否提出具体的民生政策措施。事实上，如行政长官早年所言，一些急于响应民生要求的政策措施是“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并不会等到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才公布。事实上，本文所阐析的几方面战略视野，亦是响应香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生活环境等深层次问题。为香港长远利益着想，《施政报告》是否应留下更多篇幅予以阐述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的战略视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迺强 2016-02-23 正在悄悄地壮大的“新香港人”并非只是港漂，而是所有来自五湖四海接受了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这一政治现实，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既爱国又爱港的香港人。 许多人认为新香港人就是来港新移民，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以来港时间界定新旧香港人，如同用到达台湾的先后时间来界定台湾人和外省人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这首先认定了有旧香港人和台湾人这回事，然后引申出非旧香港人的新香港人，和非台湾人的外省人，结果就是分化，最后恶化为撕裂，正中港台的分离主义者下怀。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什么是香港人很难说得清。港英时代称1842年之前已经定居香港的人为“原居民”，已经十分牵强，而且于回归之后也完全失去了意义。既然大家都是移民，就应该无分新与旧，也无所谓谁优先，更不能像本土主义者般，扯出香港人和非香港人的荒谬结论。香港如要分新旧，只能以1997年回归为分界线，因为这是管治权的交接，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新香港人的“新”，在于有别于今天依然恋殖、身份认同落后于政治现实接近20年的香港人，是心理上的新和感受上的新。新香港人的共同体活动舞台有960万平方公里，而旧香港人划地为牢，自困于1,000平方公里的空间。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属于“遗老”形态的旧香港人，必然会被时代淘汰，香港的未来肯定是属于身份认同与政治现实一致的新香港人。本土主义者除了死命抗拒回归之外，怎样挖空心思也提不出香港其它出路。时间明显在新香港人这一边。新香港人的力量在壮大最近内地青年之间流传的热门话题之一是理工大学内地生在校内的“民主墙”上反击本土主义者。跟内地来港的精英学霸以文字对撼，本土派“小学鸡”的大败是必然的。此举让压抑已久的在港内地生感到大快人心。可以预测，反击在理大得捷后必然会在各校园之间蔓延，一场全港性的大论战已经如箭在弦。这并非内地生和本地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再不能忍受本土派嚣张跋扈、反中乱港的沉默的大多数大学生，与本地生当中一小撮本土主义者的纷争。正在悄悄地壮大的“新香港人”并非只是港漂，而是所有来自五湖四海接受了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这一政治现实、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既爱国又爱港的香港人。今天的内地生很多就是明天的新香港人，他们正是本土主义者的眼中钉，非要排挤他们不可。新香港人因此要自觉团结，互相支持，并力撑内地生这支生力军，让他们感受到，香港欢迎他们毕业之后留下来，一起参与建设明天更好的香港。微信是新香港人传播平台多数新香港人并非名成利就的精英，没有平台让他们发声，没有杠杆让他们着力。今天的香港、大陆以至欧美各国，都各自不同程度地依靠精英，结果也一样，官商勾结，贫富不均，还一代一代继承下去，出现官二代、富二代。然而，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一切，一般大众都可以有自己的发声平台，并且可以聚集大量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议论，甚至一起行动。网络文化就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新群众运动，正符合站在时代尖端的新香港人，新媒体正好成为他们当然的平台。包括我在内，都经常说香港主流媒体掌握在反对势力手中。无疑，网络是年青人的世界，反对势力投入早、手笔大，尤其是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line等社交媒体，更是年青人的天下。不能忽视的现象是WeChat（微信）正在香港快速普及，尤其是与大陆联系较多的新香港人，大都有微信账号。微信功能很多，能量极大，是新香港人的天然传播平台。只待微信进一步普及和香港人进一步熟习驾驭它，新香港人势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建制派精英不可靠建制派精英之所以不可靠，他们自己有很多解释。最常听到的，就是“为何偏偏选中我”。建制派都是我方精英、领袖，一个人名成利就之后，少不免就有他的本位利益要保，有其小算盘要打，自己绝对不能牺牲，大局自有阿爷关照。当年国民党打共产党，各派系都自保实力，打起仗来，把家小连同姨太太都带到前线，细软就是几大车，所以打败了。今天建制派与反对势力对打，也有类似的阵仗。人人都爱惜羽毛，结果便个个都怕死怯战。广大市民老百姓便没有这包袱，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信息流通，加上回归之后折腾了多少次，许多事情的是非黑白，心中都一清二楚。所以，反对势力只有发动不更事的童子军、娃娃兵，“占中”期间连幼儿都不放过洗脑。最近主流传媒排山倒海地宣传TSA万恶，嚷着要罢课了，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到底有多少家长会让其小孩参加。如今香港内部主要的矛盾是市民的身份认同，完全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即所谓“深黄”人群，基本上全是年青人。年纪越大，即便染黄了，也会随年纪而变浅色。新香港人，清楚自己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他们知道香港与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屁股坐得稳稳的，所以不但更清楚什么对香港好、什么不好，同时只要有机会，他们会勇于支持好的、反对不好的事物。要为新香港人搭舞台自“占中”前后，整个建制派阵营都缺位，无所作为，我认为港人精英基本上已经没有意志和能力扭转局面，必须中央出手，做更大的介入。虽然国运昌隆，时间在我们这一方，最后胜利一定在中央，但国家和社会将不必要地付出很大代价。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是经过很长和很大的心理挣扎，才得出这无可避免的痛苦结论。看事物要一分为二。过去两年多，我才真正明白“仗义每多屠狗辈”这高深的传统智慧。群众才是真英雄。当居于庙堂之上的大员们，享尽既得利益的精英们，在危机之前龟缩摇摆，一些心怀纯朴爱国主义的普通市民却敢于顶住主流社会的各种冷嘲热讽、网络欺凌、街头对峙、肢体冲突，站稳民族立场，以弱势处境与力量比他们大数以十倍的反对势力在线上线下作抗争。这些爱国爱港的群众，有土生土长的和来港生活时间长短不一的，就是我所说的“新香港人”。     他们的新，是他们能适应回归以后的新政治形势，没有身份认同问题，绝不怀念前朝，不恋殖。他们的新，更在于他们代表着香港的未来，并且在社会各环节上身体力行地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对国家的发展有更大的承担和贡献。新香港人是我们的依靠和指望。新香港人从来都不是一个自觉的群体，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机制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到今天，新香港人仍然只是一种情怀，需要有人来刻意把他们捏在一起，有平台让他们发挥。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12-03 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选基层民意代表，直接为各小区市民服务。上届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代表反对阵营的泛民主派，包括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人民力量、职工联等遭到挫败。在412个席位的地方选区中，泛民只取得83席；而亲政府的建制派，如民建联、自由党等，则大获全胜，赢得300多个议席，占全部议席的73%。建制派的候选人在小区默默耕耘，凭借长期服务，得到大批市民的支持。 自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后，香港政制原地踏步，并进入“后政改”时期。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人士目前都紧锣密鼓地全力为2015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备战。香港区议会的换届选举不仅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一场实力对垒，更为“占中运动”后崛起的新兴政治力量提供了舞台。 区议会的政治能量不容忽视 区议会不像立法会有立法和审批政府开支的权力，所以一直以来都被选民忽视。此前各届区议会的投票率都比立法会选举低。就以上届为例，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只有41%，比同届立法会选举的53%低一成以上。区议会在名义上是地区咨询组织，本身并无法定权力，但一般的地区事务，政府都会先咨询区议会，尊重和采纳区议会的意见。因此，区议会在一些地区事务上，仍有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1,200人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中，有117人是区议员，占近一成。这117名有权选特首的区议员，由412名民选区议员以全票制互选产生。现任特首梁振英选举所得的689票中就有52票来自区议员的投票。区议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2017年特首选举的提名和当选。区议会除了影响特首选举之外,在立法会功能界别中（超级区议会）亦拥有六席（区议会第一及第二界别）,即占全部70个立法会议席的9%,可随时影响各重大议案的通过。目前，一名区议员的月薪连同开支津贴，每月可动用的资金约50,000港元。各政党如能赢取更多区议会议席，就能争取更多地区资源和活动经费。议员从薪津上缴给所属政党的献捐，也是各泛民政党一项可靠而重要的财政来源。往届区议会选举的特征 总结上届区议会选举经验，学界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首先，反对派主打政策的区选策略失效。泛民主派无论是在立法会还是区议会选举，一向都是打政策牌，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施政失误。沿用这一策略，在上一届选举中泛民在立法会35个地方直选议席和5个超级区议员议席中共取得了21席，占比超过50%；但在412个民选区议会议席中只赢得101席，所占不足四分之一。这说明有部分泛民支持者根本没有在区议会选举中投票，或在投票时转投其他非民主派候选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区议会并无多大影响力，因此选择不投票；又或是对泛民在区议会主打政治或政策议题不感兴趣。泛民主打政策牌的策略可能对立法会选举有利，但却对区议会选举没有多大帮助。 其次，高举普世价值挑战港人利益，只会偏离民众。香港是个发达的商业城市。香港人是务实的，当普世价值与港人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大多数港人会选择公众利益优先，比如港人会把民生、经济发展、公共福利等公众利益置于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之上。当泛民高举普世价值等政纲参政时，例如以人权为由替外佣争取居港权，绝大部分市民会表示反对。因此，泛民在上届区议会选举中仍以普世价值为其政纲、偏离香港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做法，只会遭到选民背弃。 再次，选民较重视社区服务。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选基层民意代表，直接为各小区市民服务。上届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代表反对阵营的泛民主派，包括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人民力量、职工联等遭到挫败。在412个席位的地方选区中，泛民只取得83席；而亲政府的建制派，如民建联、自由党等，则大获全胜，赢得300多个议席，占全部议席的73%。建制派的候选人在小区默默耕耘，凭借长期服务，得到大批市民的支持。区议会选举前瞻 2013年特区政府提出《201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全面取消68个区议会委任议席，但仍会保留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27个当然议席。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1月建议修订109个选区的分界，因此今年区议会选举的议席划分将参照区内的人口变动。同时，政府也会在区议会中增加民选议席。这次区议会选举将重选香港18个区议会里共431个民选议席。同时，这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 今年区议会选举会出现一些新趋势。首先，参选人趋年轻化。2015区议会选举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五届区议会选举；同时，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据估计，泛民将面临严峻挑战，除要面对建制派的现任议员，还要接受新兴青年团体的挑战。有不少年青人有意组织新政治团体参选，他们都与泛民和建制派议员在不同的选区直接竞争。 其次，雨伞运动促使激进人士上位。雨伞运动释出年轻一代不满特区政府的强烈信息。激进反对派人士很多都获参与雨伞运动的年青人支持。可以预期，主张采用激进方法的反对派人士将可借雨伞运动的群众支持而上位。一些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中，达到投票年龄，登记成为“首投族”。只要他们的人足够多、力量足够大，极有可能左右泛民的选举部署。 第三，新兴本土派势力抬头。主张“城邦自决”的陈云计划以“香港复兴会”名义，派出本土派人士参与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本土派参选的政策议题包括反水货、反走私、保护学童等。香港复兴会的《本土政纲》提到要建国立邦，建立本土香港，在香港争取民主；将以保卫香港利益、建立本土政党为抗争纲要；民主斗争将与民生政策捆绑并一同争取。如果陈云的香港复兴会成功进入立法会，这将会大大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形势的发展。 最后， 泛民可能遭遇“票债票偿”。特区政府提出并经全国人大认可的政改方案被泛民否决后，香港建制派预期将会实施总动员，全力在区议会选举中打击泛民主派。建制派在地区选举中加强工作，呼吁选民用选票对否决政改的泛民议员采取“票债票偿”。区议会选举向来较为看重地区工作的效果，由于建制派一向以注重地区工作见称，故有可能在争取议席方面仍会占优势，甚至会有所增长。 2011年区议会选举, 亲建制派占据18个区议会的大部分议席,获得大胜，而泛民主派的地区实力颓势已现。随着香港经历国民教育风波、自由行引起的陆港矛盾和“占中运动”等，香港的政治格局将出现重大变化。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将反映香港民意的最新变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5-10-26 港大学生关注学校发展本是出于良好愿望，可惜以武力和胁迫的方法冲击会议，触到了香港社会和法律的底线。“以武制暴”的观点若在社会获得认同，将对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危害。 香港大学副校长委任风波近来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有港大学生甚至在校务委员会开会期间强行冲击会场，导致一片混乱。正当社会人士纷纷谴责学生的行为之际，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竟然“理直气壮”地解释他们的行为是要“以武制暴”即“以武力制止制度暴力”，有关言辞随即引起舆论大哗。 “以武制暴”论述的源起 有“示威之都”之称的香港，平均每年有多达7,000次大小规模的游行示威，它们绝大部分都守法、和平地进行。然而，近年香港社会泛政治化，示威者和警察的矛盾增加，一些示威游行经常发生争拗或推撞，令香港法治遭到破坏。港大学生会公然提出所谓的“以武制暴”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背景。 第四波民主化影响。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后，新一波追求民主的浪潮陆续席卷全球各地。过去几年，类似“占领行动”的公民抗命行为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远至早年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近至台湾去年的学生占领立法院及今年反对新课纲等一连串政治抗议运动，采取的都是类似的手段。以台湾为例，当地多所高级中学的学生在今年5月抗议新高中课纲，冲击及包围教育部，要求与教育部长公开对话，就曾成功迫使当局作出一定让步。 近年港、台社会运动大有互相推动之势，台湾学生激进的抗争手段也像雪球般越滚越大，很快传到香港。部分港大学生质疑校委会受外部势力影响，有样学样，爆发激烈的学生抗争，带头冲入会议室指骂校委。可以说，反课纲运动与港大生强行冲击会场一脉相承，皆在“抗争有理、违法无罪”的观念下，走上暴力冲击之路。 大型社会运动后的必然结果。历史显示，重大的社会运动过后，必然会大大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譬如，1968年5月，当年的欧洲经济并不差，但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突然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全国性大罢工，之后更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有如潘多拉的魔盒突然被打开。 这一场“五月风暴”平息之后，虽无法令保守、僵化的戴高乐政权即时下台，不过却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思想界的发展格局。左派学生开始分化：一派走上绝望、悲观、迷惘、彷徨的道路，一派则主张以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革命。 香港目前的情况与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上一直有股不满的怨气存在。“占中”活动发起人一宣布启动行动，大批年轻学生随即呼应。“占领运动”结束后，香港社会恢复正常，但“占中”对于很多香港年轻人来说，却影响深远，深深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以武制暴”的论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占中”的后遗症。港大学生冲击会场，也是“占中”后遗症的表现。去年“占中”过程中上演的一幕幕暴力事件如冲撞、占领、帐篷挡路等，误导了一批青年学生，令其认为追求民主自由可以置法律约束于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越激进越容易引人关注。 “不尊重法律”的缺口一旦出现，即意味着法治之窗遭到破坏，仿效者群起，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如5月浸会大学遴选校长，当时就有学生冲进校董休息室抗争，企图以粗暴的方式阻延任命。当前的港大事件就是同类事件的“加强版”。“以武制暴”观点的危害性 港大学生关注学校发展本是出于良好愿望，可惜以武力和胁迫的方法冲击会议，触到了香港社会和法律的底线。“以武制暴”的观点若在社会获得认同，将对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危害。 变相鼓励年轻人以“暴力”手段解决纠纷，破坏法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声称，学生在校务委员会没有决定性影响，而且校委会的决定不合理，所以学生进入会场亲自表达意见。按此逻辑，政改架构不符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占领道路；财政预算案没有派钱，就可以持续拉布；一个心仪的人选没有当上副校长，就可以占领会议室。说到底，“以武制暴”的逻辑根本就是颠倒是非黑白。 不过，自去年“占领运动”后，冲击文化在不少港人尤其是年轻一辈中已蔓延滋长，“以武制暴”观点已植根于一些学生的脑海中，他们也因此屡次以武力挑战权威。长此下去，这种歪风难免会蚕食法治。香港是法治社会，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以武制暴”若持续蔓延，最终只会令整个香港社会蒙受损失。 出现少数人的暴政。自“占领运动”以来，“立场先行、不问是非”的非理性思维一直在社会上很受欢迎，香港社会的价值观日趋畸型。港大学生这种“以武制暴”想法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只要制度不顺眼，就可以将示威升级、用武力去破坏，他们自己才是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这就带来了少数人暴政的问题，并不符合民主多元化的精神。 相关建议 及时处理副校长委任一事。在“占中”爆发之前，港大校方原本属意陈文敏担任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占中”爆发后，因陈本人与运动关系密切，行为过于“政治化”，已非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最终落实任命，恐怕会对港大自身运作产生不良影响。不过，港大校委会拖延多个月仍未决定副校长人选，某程度上而言也是违背常理，说不过去。 就此，以下两个方案可供港大校方考虑。第一个方案是，这次遴选副校长，有很多不同政治势力试图影响结果，事件因此而政治化，若不委任陈文敏出任副校长，日后恐怕会引起更大风波。因此，校方不如索性取消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一职，一拍两散。 第二个方案是，港大除了涉及事件的“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职位外，现时已有六个副校长及代首席副校长，分管行政、教学及拓展等事务。港大校方不妨委任陈文敏为副校长，但同时也虚化其职务，把一些重要工作分工给其他副校长，从而减少委任带来的负面效应。 加强犯法成本的宣传。暴力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应当依法从严处理。香港警方在去年的“占领运动”中拘捕了不少人，但据统计，迄今已经提出的检控、上庭个案，大部分都被法院判处罪名不成立，或者轻判了事。当然，也有少数人被判有罪，有些人甚至要入狱，然而，由于时隔太久，很多激进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案件，不少激进人士仍然相信公民抗命的法律代价不高，决意“以武制暴”。 针对这个现象，当局有必要加强宣传公民抗命犯法的成本。客观、中立的媒体特别是网媒等可以把以往被判有罪的公民抗命个案整理并罗列出来，加强有关违法行为必遭严惩的讯息。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够重树法治的正气。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9-01 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是反对派和亲北京团体两大阵营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 在经历雨伞运动和政改方案遭否决之后，评论认为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将成为建制派和反对派的主战场。建制派能否大获全胜？温和反对派是否已经失势？激进反对派和本土派是否强势崛起？本文试图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对明年立法会选举作前瞻分析。 2012年立法会选举回顾 分区直选，反对派议席仅过半数。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席是在全港五大选区按人口数量分配的，选举方式是按比例代表制。在分区直选中，过往反对派都是占优势的，反对与建制派两大阵营得票情况基本维持在六比四的格局。在2012年立法会分区直选中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反对派所得议席仅比建制派多1席。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在地区选举中基本是以失败告终，选举结果公布当日，何俊仁宣布要负上选举失败的政治责任而辞去民主党主席一职。 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温和反对派（民主党与民协）议席由9席减至7席，占总议席比例减至20%；公民党则在5区各成功取得1个议席，比过往增加了2席。民主党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反对派的老大哥，但在此次直选所得总议席比公民党还要少1席，俨然已失去泛民“一哥”的江湖地位。功能界别选举，反对派议席微增。立法会传统功能界别选举分为28个功能界别，共30个议席，其中以工商界所占比例最大。功能界别选举历来都是建制派占优势，反对派只能在专业界取得一些议席。在2012年功能界别选举中，14个界别涉及16人自动当选，全部是属于反对派无法染指的界别，都属建制派囊中物。旅游界、渔农界、制衣界、医学界、体文演艺出版界曾经出现竞争，但都是属于建制派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反对派难以介入，而法律界、教育界、社福界及卫生服务界等四大界别，都属反对派界别的堡垒。 2012年立法会选举包括了5席新功能界别，它们由民选区议员提名后交全港300多万非功能界别选民选举产生，因此也称为“超级区议会议席”。在这5席新增功能界别（超级议席）选举中，反对派取得3席，建制派2席。整体而言，在功能界别中，反对派并没有因为增加超级区议会的普选成分而有很大裨益。与2008年比较，反对派的议席只有些微增长，并不能挑战建制派在功能界别议席中的垄断地位。 立法会选举前瞻 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不能为政党人士，这使香港没有出现执政党。因此，香港只有建制派与反对派之分，并无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别。自回归后，香港的亲北京团体与中央和特区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支持特区政府。因此，也被称为建制派。泛民主派在回归前较为亲港英政府，在回归后，因为他们倾向反对特区政府，故此也被称为反对派。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是反对派和亲北京团体两大阵营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从后政改时期的社会、政治发展观察来看，笔者有以下预期。建制与泛民两大阵营群众基础相对稳定。有关政改的系列政治事件，再加上特区政府的低民望，并不利于建制派在这种条件下，争取选民的支持和扩大选民基础。香港大学2015年6月22至25日所做的民调显示，政改抗争结束后，高达56％的受访者对中国国民身份没有自豪感。受访者年龄段分析显示，受访者年龄越低，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自豪感越差，在18至29岁年龄层中，有78%的人称对中国国民身份没有自豪感，仅有19%表示有自豪感。然而，在50岁或以上的市民中，有51%的人对中国国民身份有自豪感，没有的则占42%。相较于年轻人，年长者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更强。同一个调查也指出，18至29岁年龄段中52%的受访者对中央对港政策持负面评价，是所有年龄层中最高的。整体而言，建制派的群众基础仍以年长人士为主，而泛民群众基础则以中青年为主。泛民中的激进反对派，他们的群众基础偏向以青少年为主，特别是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和对社会甚感不满的年轻人。温和反对路线失败，激进反对人士上位。雨伞运动和否决政改方案，释出年轻一代反对8.31决定的强烈讯息。少数温和反对派支持8.31决定，此立场并不受年青人欢迎。激进反对派人士多获参与雨伞运动的年青人所支持。可以预期，坚持温和反对路线的政客，将会失去年青人的支持；而主张采用激进方法的反对派人士，将借雨伞运动和否决政改方案上位，并可能获相关政党提名出战明年立法会选举。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有可能成为“首投族”（首次登记投票的选民）。这支隐而未现的“首投族”，只要他们的人足够多，极有可能会左右泛民的选举策略和立法会的选举结果，甚至有足够票数让更多激进候选人成功取得议席。年轻选民减少，对反对派不利。2014年，香港有超过350万名地方选区的登记选民，登记率为73.5%。与上届立法会选举登记相比较，18至20岁的登记人数减少了。反对派主要支持者以年轻人为主，而2014年登记册显示，年轻选民没有增加。97.1万位（估算数字）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之中，只有58万人已登记为选民，登记率不足60%。据推算，18至30岁的年龄组别估计有39万人未登记做选民。多个泛民团体在选民登记结束前，都曾组织活动，协助年青人登记做选民，由此可见，泛民都清楚年轻登记选民不足是他们的软肋。建制派配票优胜。香港直选采取“比例代表制+最大余额法”，在此制度下，如何将选票最适合地分配到不同名单中以赢取最多的议席至关重要。在各候选名单中，只要有关政党达到规定的票数，就可分得1席。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在五大选区均取得比建制派多的选票，但是却在三个选区取得比建制派少的议席，反对派各政党之间并没有配票，反而出现互相抢票的情况，从而分薄选票；建制派在是次选举中议席大幅增加，由11席急升至17席，与反对派的差距仅1席。建制派在2012赢得直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区选举配票成功。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可预期建制派将在以往基础上，继续做好配票工作并增加地区桩脚，拉票力量也会相对增加。反对派内部出现变化，民主党得票数将大幅下降。反对派内部，除了原有的温和反对派外，将会出现激进的反对派，本土派和年青一代的新兴政治势力也将会冒起。温和反对派和激进反对派势力将会此消彼长：温和反对派在泛民内的势力会日益减少，在立法会选举的得票数目将会下降，而激进反对派（社民连及人民力量）的势力在立法会内将有所增加，公民党有望取代民主党地位。本土派势力抬头，将影响新政治形势。2016年立法会可能出现新兴的本土派。主张“城邦自决”的陈云计划以“香港复兴会”名义，派出本土派人士参与选举。本土派参选的政策议题包括反水货、反走私、保护学童等议题。香港复兴会的《本土政纲》提到要建国立邦，建立本土香港，在香港争取民主；将以保卫香港利益、建立本土政党为抗争纲要；民主斗争将与民生政策捆绑并一同争取。如果陈云的香港复兴会成功进入立法会，这将会大大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和形势的发展。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8-27 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被视为反映香港民意变化的一次民意表达，将会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一场实力对垒，政改后各党派角逐的首个战场。 香港立法会于6月18日否决政改方案后，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香港正式步入“后政改”时期。泛民与建制派人士现时都密锣紧鼓全力为2015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备战。将于11月22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五届区议会选举，这次选举将重选香港18区区议会共431个民选议席。同时，这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 新一届区议会的新安排 回归前，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曾颁布重大政改措施，内容包括宣布取消所有区议会委任议席等。由于该项安排与基本法精神相违背，且英方与港英政府事前并未与中方商洽，因此引起中方强烈反对。在彭定康的政改安排下，泛民所占议席曾一度在多个区议会都有所上升。回归后，中央和特区政府由于担心泛民在地区的势力坐大，遂于1998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全面恢复区议会的委任议席，并且委任不少民建联及地区建制人士入区议会。至此，区议会的委任席大部分由建制派人士出任。 在2011年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已占据18个区议会的大部分议席。2013年，特区政府提出《201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全面取消68个区议会委任议席，但仍会保留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27个当然议席。特区政府这项改革，既是响应大众要求，也能令本港政制发展向前迈进。 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1月建议修订109个选区的分界，因此今年区议会选举的议席划分将参照区内的人口变动。同时，政府也会在区议会中增加民选议席至431个。 票源与策略 特区政府提出并经全国人大认可的政改方案被泛民否决后，香港建制派预期将会实施总动员，全力在区议会选举中打击泛民主派。届时，建制派在地区选举中将会加强工作，并会呼吁选民用选票对否决政改的泛民议员采取“票债票偿”。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建制派在政改方案投票当日突然拉队离开议事厅，不能投票支持政改方案，令政改方案只有36人参与表决、8人赞成、28人反对，这有可能使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付出高昴代价。 然而，也有分析认为，区议会选举向来较为看重地区工作的效果，因此也有分析认为，政改议题对选情未必有太大影响。由于建制派一向以注重地区工作而见称，故有可能在争取议席方面仍会占优，甚至有所增长。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正式选民登记册中，载有约350万名地方选区的登记选民，登记率为73.5%。其中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有971,400人，但只有580,123人已登记做选民，登记率59.7%，尚有391,277人未登记。相反，50岁以上合资格已登记的选民人数达1,801,469人，占该年龄组群的合资格选民人数2,286,700人的78.8%。 据估算，被视为泛民主要票源的是18至30岁的年轻人。可是，该年龄组群已登记成为选民的人数不足六成。相对被视为建制派票源的50岁以上年龄组群长者的已登记选民人数，年轻人的比率少近20个百分点。因此，从泛民的选举策略来说，青年人的票源，特别是首次登记的青年选民（首投族）尤其重要。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登记如有重大变动，可拉近年轻人与年长者组群的比率差距。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投票率和选举结果。 此外，泛民选举的一个策略将是狙击那些已经好几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区议员。除非这些区议员的工作表现获得地区居民肯定，否则一些选民肯定会有求变之心。泛民主派参选者将针对现任区议员做得不足的地方加以攻击。因此，现任的建制派议员宜多加努力，应多留意个人言行，并把地区服务做好。 总结 2011年区议会选举亲建制派获得胜利后，泛民主派的地区实力日渐薄弱。之后，香港经历国民教育风波、自由行引起的陆港矛盾和“雨伞运动”等，香港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化。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被视为反映香港民意变化的一次民意表达。综合多方报导，今年香港区议会的换届选举，将会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一场实力对垒。区议会将成为政改后各党派角逐的首个战场。 今年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也是全面取消委任议席后的首次区议会选举。建制派能否在全港18区区议会继续取得主导权，泛民会否趁机在传统泛民支持者较多的区议会重夺控制权，都有待进一步的密切观察。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7-22 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被视为反映香港民意变化的一次民意表达，将会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一场实力对垒，政改后各党派角逐的首个战场。 香港立法会于6月18日否决政改方案后，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香港正式步入“后政改”时期。泛民与建制派人士现时都密锣紧鼓全力为2015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备战。将于11月22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五届区议会选举，这次选举将重选香港18区区议会共431个民选议席。同时，这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 新一届区议会的新安排 回归前，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曾颁布重大政改措施，内容包括宣布取消所有区议会委任议席等。由于该项安排与基本法精神相违背，且英方与港英政府事前并未与中方商洽，因此引起中方强烈反对。在彭定康的政改安排下，泛民所占议席曾一度在多个区议会都有所上升。回归后，中央和特区政府由于担心泛民在地区的势力坐大，遂于1998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全面恢复区议会的委任议席，并且委任不少民建联及地区建制人士入区议会。至此，区议会的委任席大部分由建制派人士出任。 在2011年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已占据18个区议会的大部分议席。2013年，特区政府提出《201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全面取消68个区议会委任议席，但仍会保留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27个当然议席。特区政府这项改革，既是响应大众要求，也能令本港政制发展向前迈进。 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1月建议修订109个选区的分界，因此今年区议会选举的议席划分将参照区内的人口变动。同时，政府也会在区议会中增加民选议席至431个。 票源与策略 特区政府提出并经全国人大认可的政改方案被泛民否决后，香港建制派预期将会实施总动员，全力在区议会选举中打击泛民主派。届时，建制派在地区选举中将会加强工作，并会呼吁选民用选票对否决政改的泛民议员采取“票债票偿”。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建制派在政改方案投票当日突然拉队离开议事厅，不能投票支持政改方案，令政改方案只有36人参与表决、8人赞成、28人反对，这有可能使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付出高昴代价。 然而，也有分析认为，区议会选举向来较为看重地区工作的效果，因此也有分析认为，政改议题对选情未必有太大影响。由于建制派一向以注重地区工作而见称，故有可能在争取议席方面仍会占优，甚至有所增长。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正式选民登记册中，载有约350万名地方选区的登记选民，登记率为73.5%。其中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有971,400人，但只有580,123人已登记做选民，登记率59.7%，尚有391,277人未登记。相反，50岁以上合资格已登记的选民人数达1,801,469人，占该年龄组群的合资格选民人数2,286,700人的78.8%。 据估算，被视为泛民主要票源的是18至30岁的年轻人。可是，该年龄组群已登记成为选民的人数不足六成。相对被视为建制派票源的50岁以上年龄组群长者的已登记选民人数，年轻人的比率少近20个百分点。因此，从泛民的选举策略来说，青年人的票源，特别是首次登记的青年选民（首投族）尤其重要。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登记如有重大变动，可拉近年轻人与年长者组群的比率差距。这将会直接影响到投票率和选举结果。 此外，泛民选举的一个策略将是狙击那些已经好几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区议员。除非这些区议员的工作表现获得地区居民肯定，否则一些选民肯定会有求变之心。泛民主派参选者将针对现任区议员做得不足的地方加以攻击。因此，现任的建制派议员宜多加努力，应多留意个人言行，并把地区服务做好。 总结 2011年区议会选举亲建制派获得胜利后，泛民主派的地区实力日渐薄弱。之后，香港经历国民教育风波、自由行引起的陆港矛盾和“雨伞运动”等，香港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化。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被视为反映香港民意变化的一次民意表达。综合多方报导，今年香港区议会的换届选举，将会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的一场实力对垒。区议会将成为政改后各党派角逐的首个战场。 今年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也是全面取消委任议席后的首次区议会选举。建制派能否在全港18区区议会继续取得主导权，泛民会否趁机在传统泛民支持者较多的区议会重夺控制权，都有待进一步的密切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