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6-12-30 澳门社会必须用好用足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尽享政策所带来的红利。会展业和金融产业可以作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突破口。 过去两年多博彩收入持续下跌，澳门社会各界都充分意识到，过分依赖博彩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在国际金融形势诡谲多变、中国内地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加快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有其迫切性。稳妥推进经济多元化众所周知，澳门是高度开放的微型经济体，因此，在一个有限空间和市场规模下形成一个突出的龙头产业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政府税收若对博彩业过度依赖，一旦博彩业遇上特有的负面冲击，将会影响澳门社会的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因此澳门不能过度倚重博彩业，也不可任其规模无限扩张。虽然博彩业一业独大挤压了其它产业的发展空间，但是政府如果希望通过政策压制博彩业的发展来推进经济多元化，结果极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根据过去十多年澳门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博彩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博企的本地采购也惠及澳门的广大中小企业。短期而言，澳门整个社会经济对博彩业的依赖局面仍难以有所转变，因此，如果博彩业急剧萎缩，将动摇国际投资者对澳门的信心，可能会给澳门的经济带来严重打击。博彩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既不能过分地被倚重，也不能轻易被否定。特区政府既要保持博彩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要维护澳门社会及居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微型经济体要在“产业单一”和“多元化”之间取舍，是一个两难境地。经济多元化可以保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优势，又能降低经济周期影响，但是知易行难，澳门在推行经济多元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就需要考虑到底是“垂直多元”，还是“横向多元”。从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澳门经济仍然以博彩旅游业为主导。“垂直多元”是指通过产业内部的分工细化和价值链条延伸，以实现专业化的竞争优势。这就意味着要在博彩业继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做大做强旅游业，并发展与之密切相关的产业，如会议展览、商贸服务等。总体来讲，就是借助主导产业的优势，向下“垂直”多元，从博彩业推进到综合性旅游业、会议展览业，以及航空运输、物流业。“横向多元”是指产业结构的多样化，要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比例关系。“横向多元”对澳门经济的稳定发展、居民就业的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文化创意等产业”。然而，博彩旅游业已经占用大量土地、资金和人力资源，制造业又在逐渐萎缩，此刻想推动“横向多元”绝非喊一两句口号就能轻易实现。不过，从长远角度来看，“横向多元”是降低经济风险的有效办法，香港、新加坡、卢森堡、冰岛等地一直都致力于维持产业适度多元化。所以，澳门将来必须以这个目标为努力方向。经济多元化两大突破口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推动经济多元发展，为此笔者提出两个产业可作为推动经济多元的突破口。一、会议展览业。以博彩业为主导，发展相关联的会展、零售、娱乐、文化创意等产业，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立国际旅游休闲中心。过去几年，政府一直致力推动会展业发展，在经济局增设“会展及产业发展厅”，专门负责会展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政府还通过“会展活动激励计划”向在澳门举办会展活动的主办单位提供场地租金、餐饮、住宿、货运物流、宣传推广等方面资金支持，从而吸引国际买家来澳参观，鼓励本地会展活动更趋向于巿场化和专业化，把澳门打造成为举办各类型会展活动的理想目的地。从国际经验来看，澳门在发展会议展览业方面具有不少优势。首先，澳门是世界著名赌城，对发展会展业有重要的吸引力。其次，澳门旅游业蓬勃发展，具备会展业发展所需的“吃、住、行、购、娱”等优质服务。再次，澳门背靠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此外，澳门与欧洲国家及葡语国家都有紧密的商贸、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又有一批懂得葡语的专业人才。这种优势有利于澳门发挥“中葡商贸服务合作平台”的作用，为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企业走向国际、为中国与欧洲及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牵线搭桥。澳门可以将会展业发展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之间的投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平台，从而拉动与旅游密切相关的酒店业、餐饮业、娱乐业、商贸服务业以及金融保险业等各个行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二、特色金融。金融业是澳门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2015年包括银行、保险及退休基金在内的金融业占GDP的6.9%，仅次于不动产业的10%（博彩业占GDP的48%）。虽然曾有建议认为金融业应该成为经济适度多元化战略的重点，但基于各种原因，金融业并未得到重视。现在情况有所改变，2016年政府施政报告提出要“发展澳门特色金融产业”，金融业在非博彩业中的重要性仅次于会展业，从中可见特区政府锐意发展特色金融的决心。同时，政府将发展特色金融写进《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且在“促进博彩业与非博彩业协同发展”一节中论述，标志发展特色金融的意义已经超越单一产业，成为澳门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2016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支持在澳门成立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并出台多项支持政策和措施。澳门可以充分利用无外汇进出管制、与世界各金融中心有直接联系、外汇储备充足等有利条件发展特色金融，在“一带一路”的新格局下为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满足沿线国家和地区基建投资、产业融资等金融方面的需求，抓住机遇，借助国家战略实现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是发展特色金融，澳门的金融业或金融产品应该具有其它城市无法仿制的特点，尽量避免与香港、深圳的同质化竞争。总括而言，会展业和金融产业可以作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突破口。不过需要明确指出，这两个产业自身仍存在不少劣势。以会展业为例，澳门会展业设施落后，大型会展场所只有威尼斯人度假村，缺乏政府自己的会展场地。再加上澳门经济规模较小，产业结构单一，澳门要发展会展业必须制订更有针对性的中、长期规划。同样，金融业也面临经济规模有限、金融法规有待完善等约束条件，但是更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澳门缺乏高端金融人才。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优势经济规模、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都是制约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客观因素，值得庆幸的是，澳门在“一国两制”下始终能够得到中央的理解和支持，为推进经济多元发展争取到多项优惠措施。例如，去年中央为澳门划定85平方公里习惯水域，使得澳门突破长期制约发展的土地资源瓶颈。此次李克强总理到访澳门所宣布的包括建设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设立中葡发展基金总部等十九项惠澳政策，更进一步凸显澳门作为中葡商贸合作平台的定位，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开新的局面。所以，澳门要想在推动经济多元方面取得突破，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利用区域合作克服自身的劣势。纵观未来，澳门经济多元发展与区域合作密不可分，澳门社会必须用好用足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尽享政策所带来的红利。与此同时，澳门经济进入深度的调整阶段，推动经济多元发展的速度有必要进一步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肯定博彩业对澳门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发展非博彩业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切不可奢望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成绩。澳门要加快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必须要有突破发展瓶颈的重大决心，在“传承＂现有产业的同时，也要加强“创新＂精神。希望特区政府能拿出魄力和决心，与民间形成合力，制定实施各项施政方针，藉以实现社会繁荣稳定的长期目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略 2016-12-09 李克强总理视察澳门，宣布了一揽子对澳门经济带来利好的经济措施。这些措施极大地振奋了澳门市民的决心和信心。现在澳门自身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一个平台”和“一个中心”建设做好。 中央政府的大礼2016年10月10-12日，李克强总理视察澳门，宣布了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的18项新措施，以及中央支持澳门的19项措施，这对澳门进一步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帮助。在李克强总理宣布的中国对葡语国家18项新举措中，第五大部分中的五项专为澳门而设：支持澳门特区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为中葡企业合作提供金融支持；成立中国—葡语国家企业家联合会，秘书处设在澳门；在澳门建设中葡双语人才培训基地；在澳门设立中葡文化交流中心、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在澳门建设中葡商贸综合体，为中国和葡语国家在贸易、投资、会展、文化等多个领域合作提供实体性支持。而李总理宣布的19项惠澳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支持澳门建设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及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中葡发展基金总部，直接协助特区政府加强中葡平台设置；完善内地与澳门便利通关及检验检疫工作，支持澳门在泛珠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本区业界来澳投资；支持特区政府每年举办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支持澳门与世卫组织、国家有关部委合作来建设传统的医药中心，研究支持澳门以适当方式与丝路基金、中拉产业合作、中非产业合作基金展开合作；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展健康医疗、养生保健产业，支持澳门加强海洋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支持澳门建设智慧城市。这些措施极大地振奋了澳门市民的决心和信心。澳门本来地少人多，产业相对单一，大家虽然认识到博彩业一业独大的风险，但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产业适度多元化的进程相对缓慢。这次李总理宣布的惠澳措施，对澳门来讲，不仅是一记强心针，更相当于功率强大的火箭助推器，必将使澳门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澳门的优势澳门拥有诸多优势。政治方面，澳门实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明显。澳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与西方接轨；政府相对廉洁，基本不干预经济运作，严格保护私有财产；司法独立，尊重法治传统；税率超低；资金信息自由流动，大多数投资者对投资澳门都充满信心。中央支持澳门发展。自回归以来，澳门经济的发展，固然得益于赌牌的开放，但如果没有中央和内地的支持，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由行、CEPA、粤澳合作、泛珠合作、横琴岛开发、中葡经贸平台等等，再加上这次诸多惠澳措施，不仅为澳门的高增长带来了源头活水，更为澳门下一步多元化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方面，澳门有大中华地区唯一合法运营的博彩业。澳门虽然需要争取产业适度多元化，但不可否认，其经济的巨大优势仍在博彩业，这也为澳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澳门有靠近中国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地纷纷开始发展博彩业，但由于远离中国大陆的经济发达地区，并不能撼动澳门的主导地位。这一区位优势也为澳门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产业条件，未来的着眼点在于以多样化的休闲娱乐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澳门的酒店业优势明显，是全球福布斯五星级酒店最集中之地。澳门酒店不仅档次高，而且规模庞大，几个大酒店度假村都有超过3,000间客房，并且比较集中，在路氹金光大道区域已经有大约20,000多间五星级酒店客房，这些在承办大型会展和会议时，非常有优势。大型会议、会展动辄需要几千间客房，别的地方可能需要协调几十间酒店才能够容纳宾客，但是在澳门一间酒店就已经足够了。在法律方面，澳门兼有内地和葡国法律传统，但是以葡国传统法律为主。葡语国家的法律和中国内地的法律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与葡语国家未来经贸合作关系中，一般企业不仅要面对市场风险，还要面对法律风险。澳门熟悉两地法律，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衔接。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澳门具有三文四语的优势。澳门人掌握中文、英文、葡文，中文又有普通话和广东话，而且葡语和中文都属于澳门官方语言。澳门拥有许多双语甚至三语、四语人才，未来无论是合作或是签订协议，都可发挥“中间人”的角色，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门长期都是中葡文化交流的基地。在信息交流方面，有许多人士都与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有紧密联系。当然，澳门劣势也很明显。由于葡澳政府时代对教育不够重视，澳门人力资源不足；市场容量不大，产业单一；本地景点不够丰富，单纯旅游业吸引力有限；不是陆地交通枢纽，缺乏深水港和大型航空港，转口贸易和长途客源受限；地少人密，交通拥堵，环境和游客承载力日趋饱和等等。澳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澳门产业发展严重单一化，博彩业占了经济的一大半，博彩税更占政府财政收入的八成，这样的经济极其依赖外部环境，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如果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稍有变动，澳门经济可能就风雨飘摇。2015年，由于外部环境变化，澳门博彩收益下降三分之一，导致GDP萎缩20%。澳门面临其它地区的潜在竞争。虽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还没有对澳门造成实质挑战，但其相对较低的博彩税率对赌场尤其是贵宾厅还是较有吸引力的。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挑战有可能加剧。台湾正在考虑是否开赌，未来如果实行的话，对澳门也会有影响，毕竟澳门的游客中每年有大约100万是台湾游客。澳门发展会展业是一个突破性方向。目前澳门酒店的总房间数已超过32,000间，大型会展场地很多，每年已有几项大型国际性论坛在澳举办。澳门会展业正在大力发展，现在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若能将一些大型的国际会议放在澳门举办，既能有效提升澳门的国际声誉，也为澳门成为国际会展业中心拓展空间。中医药可以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点领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把推动澳门中医药工作作为落实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方面，分别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和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签署合作协议，重点支持澳门建设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药合作中心以及参与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支持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建设国际级中医药质量控制基地和国际健康产业交流与交易平台。2014年12月，习近平主席赴澳出席回归庆祝大会，专程参观了澳门大学中医药质量研究重点实验室，鼓励澳门进一步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粤澳合作将深化内地与澳门经济融合。目前内地居民到澳门限制还比较多，尤其是在商务方面，将来会进一步便利化，这会有利于澳门的发展，毕竟澳门60%的游客是内地游客，短期内难以改变。澳门土地面积只有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横琴自贸区超过100平方公里，是澳门本土面积三倍大的范围。年底落实的单牌车进出横琴，对横琴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澳门市民而言，能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发展。明年的游艇自由行，也必然为澳门带来更多的高端客源。澳门面临的最大机会，可以说就是这次中央政府对葡语国家18项新举措和支持澳门的19项措施。未来的“人民币海外结算中心”对澳门的金融业，尤其是澳门发展“一带一路”和中葡贸易平台方面的金融平台作用都非常大。现在澳门自身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一个平台”和“一个中心”建设做好。善用“两制”之利  深化做实平台优势10月12日，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主任王志民在澳门国际机场向媒体发表讲话，表示“我们澳门同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坚定背靠祖国坚强后盾，用足用好惠澳政策，深化做实和发挥好平台优势，就一定能够攻坚克难，走出具有澳门特色的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道路，澳门的经济繁荣、民生改善就一定能够行稳致远”。当前澳门需要继续抓紧做好的关键点在于善用“两制”之利，用足用好惠澳政策，紧跟时代，提高施政能力。一方面，积极谋划建设智慧城市，澳门30平方公里的土地，更有条件应用现代化的科技，互联网、大数据、自动驾驶、物联网等等，打造智慧城市。政府要有更大的魄力来吸引高科技企业来发展创新。这不仅有利于巩固博彩业的优势，也会为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尽快落实基础设施项目，把居民极其关心的轻轨、新填海区、第四条跨海通道、都市更新等尽快开展、做好。长远来讲，最重要的施政能力还是做好教育投资，毕竟青年人才的竞争是未来最主要的竞争。正如王志民主任所言，青少年是澳门的未来和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澳门需要大力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一国两制”伟大事业的接班人。管子说：“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教育是一本万利的好投资，也是缺乏自然资源的澳门长期繁荣之本。

天大研究院 2016-11-16 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这两制之间的交接点上，时有矛盾，必要时需要人大常委会释法。在没有“二十三条”立法的情况下，如果不以人大释法的形式从法律上来遏制“港独”，“一国两制”势必遭到破坏。 日前特区政府就梁颂恒及游蕙祯的议员资格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法官区庆祥于15日裁定梁游两人宣誓无效，议员资格已被取消。他明确指出：梁游两人作出誓言的方式“客观及明显地表示他们无意忠诚及从实地支持及遵守立法会誓言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列的两项责任，因为客观及明显地，他们并不承认‘一国两制’的原则及该原则下‘一国’的重要性”。高院裁决与人大常委会于11月7日通过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内容完全吻合。人大常委会发表声明指出：宣誓人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宣誓人如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并认为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解释的宣誓不得重新安排宣誓。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法律，这是宪制权力，也是宪制责任。《基本法》具有凌驾于香港特区法律之上的地位，特区立法机构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触。人大对《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的法律解释，与《基本法》具有同等的效力。《基本法》第158条第一款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区法院获授权可自行解释特区自治范围的相关基本法条款，但香港的高度自治、司法独立应当依从人大释法所代表的中央管治权威。《基本法》确立了“一国两制”的原则，表明在两制之上，还有一国。香港推行普通法，而“一国”所推行的制度，却是大陆法。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这两制之间的交接点上，时有矛盾，必要时需要人大常委会释法。在没有“二十三条”立法的情况下，如果不以人大释法的形式从法律上来遏制“港独”，“一国两制”势必遭到破坏。香港社会在这几年出现了“港独”思潮，一些人提倡“港独”并成立“港独”组织进行活动，参与立法会选举。在刚过去的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仪式上，以梁、游为代表的极少数候任议员故意违反宣誓要求，侮辱国家和民族，严重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人大进一步明确《基本法》第104条关于“依法宣誓”的规定，是维护《基本法》和法律尊严的要求，也是恢复立法会议员宣誓秩序的需要。某些议员的言论和行为公然挑战《基本法》，冲击“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底线，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了威胁，严重破坏立法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为维护国家利益和香港特区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中央不能坐视不管。由于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立法会宣誓条文作出的解释没有订明不具追溯效力，这可能导致市民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院裁定其他立法会议员的宣誓违反释法内容而无效，丧失议员资格。具体如何处理相关诉讼，将考验香港司法人员的智慧。总而言之，此次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以及高等法院就梁游两人宣誓的裁决有助于完善香港的司法实践，起到释疑止争的作用，是对香港法治的有效维护。不过，释法后仍有需要解决的后续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 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 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 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 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 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 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 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 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 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 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 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 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 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 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6-09-30 由于本土港独与传统泛民的支持者，同属反对派票源，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传统泛民在各区的选情将被进一步看淡。若传统泛民在立法会中的议席进一步萎缩，并被本土港独力量取而代之，这将极不利重启政改讨论，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并无益处。  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重新划分香港的政治版图，也会牵动明年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现时香港的立法会主要由泛民主派与建制派两大阵营对峙。新一届立法会恐怕将会出现泛民主派、建制派与本土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民建联在选前已经在港岛及新界西各减一张出选名单，几乎可以肯定建制派在直选中，应该无法交出上一届的成绩。“占中”事件之后，年青人对香港的民主发展不抱期望，甚至在紧绷的政治环境下，认为要与中央完全割裂。他们提出的命运自决，正是与传统泛民分道扬镳，却在选民的基础上，与泛民的支持者雷同。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泛民主派部分议席很可能被本土派取而代之。若果本土派进了立法机关，并取得了资源，将有可能会是一团不会再熄灭的政治火焰。在不能分裂国家的前提下，中央只有以更保守、更强硬的姿态对付港独力量，但这些手段必又会引起香港同胞的反感，并且为香港的“自然独”增加了合理的基础。这个恶性循环肯定会让中央与香港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回想回归19年来，香港的政治生态是由泛民主派与建制派所构成的。双方在各次选举中虽然互有输赢，却令政局得到了一种平衡。我们从历次立法会选举中两大阵营总得票都是“六比四”便可以找到答案。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略占优势，但他们的核心价值中，始终仍保留了“一个中国”的概念。这点正是与建制派相近及可以与中央沟通的关键。相反，本土派的自决主张，有可能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点既不可容许，也不应该给予任何机会让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严格来说，本土派的支持者是以年青人为主，而年青人的“命运自决”观念从占领事件至今一直没有政治空间、时间得以沉淀，原因在于占领事件之后一连串的后续发展，例如重启政改无期、各类相关检控开始、建制派议员的议会表现持续不得人心、社会气氛持续躁动等。2016年6月21日香港大学民调表明，18至29岁年青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创下回归以来的新低，跌至8.5%。面对这种极易擦枪走火的情况，任何以爱恨喜恶作判断、非理性选择的表态政治行为都应该要尽量避免。我们从2015年区议会选举中看到，民建联议席减少了17席，比率大跌12.5%。再看2016年立法会新界东补选，本民前梁天琦仅以19天的选举工程，便夺得了66,524票，这主要源于由表态政治行为促成的“仇恨票”。它并不等同于“港独”，主要表达了对特区政府的不满。建制派是如何应对的呢？他们在是次选举各张名单的政纲之中，不是“区议会化”地提出民生议题，便是出现一些说了等于没有说的文宣，例如提出“上善若水”，这对一般选民来说真的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这种稳中求胜的选举策略，在进一步碎片化的香港政局中当然有作用，因为传统建制派的基本盘是非理念性的组织票，而组织票在极具争议的政治规议题下，他们的投票意向仍是不易被动摇的。可是，新的变量是出现大量非理性、具突然爆炸力的“仇恨票”。组织票的增长速度恐怕远远不及“仇恨票”。这对建制派是个极大挑战。只要冷处理事态发展，任由泛民主派与本土派互相攻击，建制其实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可惜，特区政府在今年7月主动地抛出了极具争议的参选“确认书”；再于8月主动提出港独议题不应带入校园，强调“港独”不是言论自由问题而是“是非题”等论调，并由全国政协拟向中央紧急提案，要求将煽动港独列为刑事罪行。其后，在选举前10天，中联办先行拒绝香江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台湾讲者访港，再爆出新界西参选人周永勤突然退选离港。一连串密集的政治事件都是催化“仇恨票”最有效的政治动作。根据香港大学滚动调查数据显示，在提名期前，民调反映只有梁天琦及游蕙祯有比较大的机会进入立法会。在8月2日梁天琦、陈浩天均被取消参选资格之后，本土派“预计当选席数”已由2席增加至4席。至8月28日特区政府连串政治事件后，本土派“预计当选席数”更由4席增加至7席，支持倾向港独的参选人的比率更比提名前大增39%。我们必须留意，港大民意调查的电话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以固网家用电话进行。考虑到年轻人主要使用手机，而港大民调难以反映手机使用者的投票意向，本土派的支持率有可能比滚动调查的结果还要高。这表明特区政府一连串政治动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变相推动了港独的发展。由于本土港独与传统泛民的支持者，同属反对派票源，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传统泛民在各区的选情将被进一步看淡。若传统泛民在立法会中的议席进一步萎缩，并被本土港独力量取而代之，这将极不利重启政改讨论，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并无益处。同时，本土派在不需要整合及采用弃保策略下，若能以各自爬山的选举运作取得7席，即变相占领了立法会中的10%，在这个势头之下，本土派一定不会甘心ABC（Anyone but CY，即除了梁振英谁都行），而是会把一腔愤怒合理化为港独主张，即ABC（Anyone but China）。这将极不利于香港的管治，亦会从根本上破坏“一国两制”。为免恨错难返，建制派亟需改进选举策略。第一，在选举最后一星期，千万别再出现任何引人反感的言行，促使未有明确投票意向的三成选民同情本土势力。这些选民即使心里反对港独，投票时极有可能因为对政府不满而投票支持本土参选人。第二，9月1日是全港开学日，特区政府应对“港独”的“学术”讨论稍稍作出善意诠释，以免退一步开罪全港约85,000名教师。第三，还要预期本土派的终极文宣，例如：“投票给我 = ABC”，及早制定冷处理的策略。一切等到9月4日立法会选举之后再议为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6-07-29 剔除民粹主义的影响，香港同胞所坚持的核心价值会影响到不同政党在制定政纲时的决定。亲建制阵营的政党在紧跟中央路线的前提下，打出“促经济、保民生”的纲领，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只能保有原来的支持者而难有大幅票数增长的主因。这些纲领导致年青人的反感，与香港的本土情况并不对题。若要了解香港的本土情况，我们便要掌握这些核心价值背后的备受香港同胞关心的社会议题。 香港自皇后码头搬迁事件起，本土化运动日渐激烈。此后经过多次选举和政治事件的冲击，“本土”与政治更变得密不可分。“占中”事件发生后，香港的新生代认为把香港的民主发展与国家的民主发展挂钩是不切实际的设想，本土意识进一步被合理化。从“退联运动”及各大专院校学生会改选来看，只有理工大学学生会由非本土派当选，其余全数由本土派掌控，我们便知道本土化已成为了一股政治潮流。本土意识最根本的解释就是“你我之别”，而一国两制的原始设定就是“你我之别”；加上中央容许香港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民主选举，容许政党的出现，本身意就味着本土化必然发生。我们分析全球的政党发展历史，发现除了殖民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本土政党是在外地执政的。香港虽然没有“政党法”，但不代表没有政党政治行为。这种政治发展的必然性，在香港去殖化过程中，应该已经可以估计到。既然香港与香港的政党有本土的基因，“一国两制”的原有构思又包含了“你我之别”，那我们就必须了解两地的根本差别何在，了解香港本土的灵魂即香港同胞所坚持的核心价值。香港的核心价值，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比较系统的表述，体现在2004年在基本法23条立法危机之后香港一群学者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共同联署的一份《香港核心价值宣言》。该文件概括性地指出，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八大项。2014年10月21至23日晚上，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进行了随机电话调查，共成功访问了804位18岁或以上的市民，得出香港社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即核心中的核心），第一位是法治（22.9%），第二位是自由（20.8%），第三位是公正廉洁（15.3%），第四位是民主（11.1%），到第五位才是追求社公稳定（8.3%）。这与中央希望带动香港社会聚焦于“谋发展、保稳定、促和谐”的主旋律，明显出现了彼此的认知落差。对比亚太研究所的调查结果，“谋发展”的内容接近第七位的市场经济，占3.5%；“促和谐”接近第八位的多元包容，占2.5%。中央的看法，只有一点与香港同胞是一样的，就是“保稳定”，接近第五位追求社会稳定，占8.3%。然而，这个“保稳定”，与香港同胞对法治的认同，相差了14.6%。这表明中央由上而下的分析，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较大差别。剔除民粹主义的影响，香港同胞所坚持的核心价值会影响到不同政党在制定政纲时的决定。亲建制阵营的政党在紧跟中央路线的前提下，打出“促经济、保民生”的纲领，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只能保有原来的支持者而难有大幅票数增长的主因。这些纲领导致年青人的反感，与香港的本土情况并不对题。若要了解香港的本土情况，我们便要掌握这些核心价值背后有什么针对性的载体。香港同胞尤其年青人最关心的社会议题不外乎三项，当中包括“政治发展、楼价高企与收入停滞”。政治发展比较容易理解，香港的本土情况就是指普选行政长官与全体70名立法会议员，简称“双普选”。由于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无法在立法会获得通过，政治发展呈原地踏步状态。中央与香港同胞的矛盾变得尖锐，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至于楼价高企及收入停滞，有人认为，这不就是中央寄望香港聚焦在“谋发展”上吗？如果我们是这样解读，这就与香港的实际情况相差更远。“楼价高企”与“收入停滞”当然与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个情况并非香港独有，而且即使有关系，在香港核心价值中，只是排第七位，因而“谋发展”并非是香港情况的解决方法。“楼价高企”与“收入停滞”看似是两件事，实际上一衣带水。香港过去一直都过度重视商业发展，重商主义造成经济与人才培育过于单一，并高度依赖金融与服务业，第三产业占本地生产总值九成以上。个人利得税又一直偏短，卖地收益成为特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回归前后，中央为使商界留港建港，在政治制度的设定上高度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在特首选举委员会38个分组之中，有28个分组与30席传统“功能组别”的分类出现重迭，即制度上的预设已为这群商贾巨富提供了相当大的政治保障。这种政治与经济结成的利益纽带，产生了“新政治经济特权阶级”；而从地产发展衍生出来的“大亨经济”及其涟漪效应影响到各行各业，并危及香港同胞以往的价值观与生活习惯，日削月割地动摇了香港的法治根本。法治的根本并非狭义地合法与否，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平环境与平等参与的游戏规则。一般市民在现有制度之下，显然是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正是这种“被剥夺感”，损害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一种重新作出你我区分、基于自我保护的本土意识便在选举之中，被高举了出来。所以，要解决香港的本土化趋势，就要先尊重香港既有的生活习惯与核心价值。这种情况一如国家对少数民族与文化的保护与尊重一样，双方在适切的政治空间之下，共荣共存。首先，就是要把握明年特首改选的关键时机。香港特首换届选举，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在面临政改的困局和香港同胞对中央的信任程度持续低迷情况下，新一任的特首除了政改的工作以外，最重要是复位陆港之间的关系，清楚地让香港同胞知道一国与两制是并存的政治现实，以及当中明确的分野。这种分野强调特区政府与中联办、港澳办等驻港机构相配合，各施其职、权责分明。其次，在政改问题上，中央沿用8.31的框架，需要让香港的同胞感受到，中央致力维护香港公平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对“新政治经济特权阶级”和“大亨经济”必须有所抑制，使得中小企业在香港重获发展开间，让香港同胞再次感到香港是一个容许有梦想的地方，令“地产霸权”一词真的在香港消失。另一方面，也要针对选举委员会及功能组别的组成进行必需的改革，进一步开放参政议政空间。在全面取消功能组别之前，中央应主导政治话语权，主动按步就班地把个别功能组别选举改为“个人票”。要使香港同胞清楚感受到，是中央保障了香港同胞的核心价值与生活习惯，而非港独的力量。还有就是陆港之间在政治与经济上适宜保持一定距离，即回归到“一国两制”蕴含的“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原则。在上述的建议落实之后，陆港融合、人心回归自然会水到渠成，而无须把陆港融合列成特区政府与相关驻港部门的硬任务。参照港英殖民管治的经验，保持距离是一种有效管理香港的手段。张炳良教授曾经指出“保持距离，尊重香港独有本土文化”是英国的管治方式，张楚勇博士也有相似看法。在港英时代，即使存在对英国的“效忠”现象或对政治异已者的监控行为，政府也尽量地以“只做不宣”的方式执行，以减低“香港人”的反弹。这种“保持距离”的间接管治手法，有利于保障香港群体的生活模式，同时，亦令英国治港99年总的来说是平稳的。所以，中央对香港出现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不宜过早公开表态，不用一出状况，便马上急着要去澄清。在香港紧张的政治环境下，有时道理在手，也不一定能说清的。反而，忍一时，退一步，让问题合理地发酵一下，可能有助于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届时，特区政府主动寻求中央协助固然是合情合理，即使特区没有求助的需要，中央也不会落得“主动介入香港事务、破坏一国两制”的骂名。当香港同胞对中央的反感降低了，“人和”自然会“政通”。香港同胞对中央的信任度增加，也会直接影响到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反，特区政府能取信于香港同胞，却不一定有助人心回归。英文有一句谚语叫“Less is More”，而公共管理上也有一句俗语是“管得到，不如管得刚刚好”。香港同胞在多次陆港矛盾中，已成惊弓之鸟。在未来一年之内，香港要经历三场选举，中央任何举动，都有可能被反对派大做文章。所以，中央应当尊重香港在地情况与核心价值，避免公开表态，以免被过度解读，在明年3月特首改选之前，少说话，多筹谋，以时间换空间。3月之后便在未来两年之内，进行实质改革，这将有助缓解当下的紧张局面，重建港人对中央的信心。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6-07-05 面对内地经济放缓、内地旅客减少、邻近地区竞争加剧的局面，香港所能做的就是要不断增强竞争力。通过提高香港旅游服务水平，提供质量更好和价钱相宜的服务，香港旅游业才会迎来新的转机。 近年来，香港出现占中、反水货客、骚扰内地游客等一系列事件，香港旅游业因此受到影响，内地游客赴港旅游的意愿受到打击。据媒体报道，自去年2月至今年4月，内地访港旅行团数量连续14个月下跌。在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三天假期期间，内地访港旅客人数虽有明显上升，但来港旅行团数量则较去年的320团减少了一半。此外，内地访港的廉价旅行团团友被强迫购物的情况再次出现。这反映香港旅游业在旅行团的管理、接待和服务质素方面出现一些问题。自去年香港将深圳的“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后，香港迪斯尼乐园和海洋公园这两个主要依赖内地游客的主题公园，其参观人数出现明显下降。有旅游业人士认为，内地旅客减少，有可能导致旅游业和相关行业的雇员面临工时缩短、减薪甚至被裁员的情况。陆港矛盾加深2015年2月，由本土人士组织发起光复屯门和光复沙田等一系列保卫本土的“光复活动”，挑起了内地和香港的社会矛盾。其后，“光复活动”持续发酵，给社会带来各种消极影响。部分本土人士的不友善，造成内地游客来港意愿持续下降，长远而言，将对香港旅游业产生严重影响。近年来，香港政治出现很多争论性议题，社会矛盾日渐加深，社会怨气上升。一些市民把矛头指向内地同胞，导致内地和香港融合进程出现阻碍，其中尤以“自由行”政策在香港引发的争论惹人注目。一些本土人士认为“自由行”影响本地居民生活，因此他们发起反“自由行”的活动。这些活动最终演变成为种种激烈的仇视内地同胞的行动，出现对内地游客“谩骂”、“侮辱”、“踢箧”等行为。这些做法，不但损害了香港声誉，也进一步加剧了陆港矛盾。据报道，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若港人不再“踢箧”及侮辱内地旅客，他会向中央提出，要求重新恢复深圳“一签多行”及开放更多自由行城市。这将有助于改善目前的陆港矛盾和香港旅游业现状。香港接待能力滞后自2010年开始，内地赴港游客人数持续增长，给香港出入境口岸造成巨大压力，致使香港旅游业的接待能力不胜负荷。内地游客除了光顾旅游景点，还在各大商场、小区出现。他们占据了香港的一些公共空间和休闲用地，并抢购一般生活日用品，这种情况给本地居民生活带来不便，给香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然而，香港自身的接待能力较低、交通基础设施配套发展滞后，也是香港旅游业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香港地域和空间狭窄，旅游市场接待能力有限，酒店价格高昂等，也是造成访港游客流失到其它外围旅游地区的原因。香港所处的亚太地区旅游业竞争激烈，主要竞争对手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及韩国等纷纷加大促销力度，争夺客源市场。如果香港在旅游资源方面不急起直追，香港旅游业将远远落后于邻近其它地区。随着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工程落成，陆港两地未来将更加紧密地连接。香港背靠大陆，应明确定位服务的主要旅游客源，加大对旅游资源的投放和宣传推广。香港旅游业应该顺势改善发展规划，不断加强交通基础建设，借此提升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承载能力，打造世界级的国际“旅游城市”。应多元化发展香港自身旅游资源开发度不够，酒店供应不足，景区景点老化，旅游模式单一，难以吸引旅客来港，这不利于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香港旅游业应加速转型。除一般旅游服务外，香港也应推动高端旅游，开发出一些新的人文景观，弥补名胜古迹的缺乏，使香港的旅游景点更趋于多元化。香港旅游业也应开拓高端商务会展、邮轮、游学、医疗等旅游，并继续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挖掘“深度香港游”和“个性化旅游”，增加旅游选择和价值含量。香港旅游业可根据游客消费模式推出不同种类的旅游服务。在传统路线外，可推出人文香港、香港生态游等活动。不少旅客喜爱深度旅游，如爬山、玩水、出海等，香港在这方面优势明显，旅游发展局可举办更多推广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旅游推广需要特别面对高收入、高消费的旅客。特区政府应加大力度推广邮轮旅游，借此开拓更多高端消费客源。在做好已经颇为成功的的商务旅游、会议及展览服务的同时，也可考虑善用尚未充分利用的邮轮码头，开展各种盛事和推广活动。应加强对旅游业监管对旅游业的投诉自2009年以来持续上升。零团费旅游曾经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对此，香港特区政府负责旅游政策和监管的部门，已陆续推出一系列监管措施，但成效不大。近期，香港再次发生内地游客疑被强迫购物事件：一个内地来港旅游的“低价团”，在定点购物店，团友疑遭导游殴打及强迫购物；而涉事的本地“旅行社”及“导游”均疑是无牌执业。鉴于近年不时发生针对内地入境旅行团团员的强迫购物情况，香港特区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加大监管力度。因为香港旅游业由议会主导的行业自我规管制度成效不高，香港特区政府曾于2011年检讨香港旅游业的运作和规管架构，并宣布成立旅游业监管局（旅监局）以负责旅游业的整体规管，但成立旅监局的工作到现今还未完成。新成立的旅监局可考虑对导游和旅行社引入扣分制度：对态度欠佳和强逼购物的导游和旅行社可予以扣分处罚，严重的更可吊销导游证或暂停旅行社的会籍。此外，旅监局也应研究组团旅行社、接待旅行社和导游等三方面的权责，并以合同形式规范化，从制度层面上对旅行社加强监管，进一步提高旅行社的声誉和质量。香港市场自由化程度高，旅游业存在着白热化竞争的趋向。市场自由竞争导致旅游公司为争夺客源市场而采取不正当经营手段或商业欺诈行为，缺乏有效监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旅监局也可考虑制订本地接待费的参考价，规定不得低于成本价接团，以减少强逼购物的恶行和旅游业的恶性竞争。提高本地旅游服务素质面对内地经济放缓、内地旅客减少、邻近地区竞争加剧的局面，香港所能做的就是要不断增强竞争力。通过提高香港旅游服务水平，提供质量更好和价钱相宜的服务，香港旅游业才会迎来新的转机。服务素质在旅游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旅客如在香港获得礼貌、热情的服务，自然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他们就会对香港留下美好的印象。这有利于提高游客的重游率以及提升香港作为旅游城市的宣传效应。特区政府也应在旅游教育方面着手，由政府拨款资助导游培训和进修，以保证导游的资格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