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泽荣 2018-10-29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以普教作手段，涉及听和讲；以简教作手段，涉及读与写。其实繁简教学之讨论，早于1997年便已开始。当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学报》调查显示，只有四成老师赞成初中学生学习简体字。到1999年，政府开始将焦点转到“普教中”，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提出以“普教中”作为远程目标。2003年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发表《语文教育检讨总结报告》，确定课程发展议会的长远展望。辗转十年，2008年“普教中”开始引入中小学课堂。在此之前，香港中小学一直是“粤教”和“繁教”，学习普通话的课堂每星期只有一至两节。在七、八十年代受教育的香港人，很多至今从未接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2015年，在中小学中文科课程咨询文件中，教育局提出学生亦应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以加强和内地及海外的沟通。然而，简体字的引入，一直只闻楼梯响，教育局并没有展开任何形式的咨询及研究。据教育局当年资料，2008至2013年，全港推行“普教中”小学的比例由55%增至70%，中学则由31%增至37%。不过，根据团体“港语学”的调查，2013／14学年起参与“普教中”的学校开始由升转跌。2015／16学年参与学校数目下跌了0.9%，即减少了约9间，小学由74%下跌至73%，中学亦由31%降至30%。到今天，参与的学校比例稳定在小学70%、中学30%。“简教中”要到2018年6月才有机会抢走“普教中”的风头。事缘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决定由2019学年起，全面以简体字教授中文，宣称为学生面对“2047年的香港”作准备，引起家长不满及传媒大肆报道。支持方论点1999年，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内文提及，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要把握良机，保持优势，因此需以“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确保港人具备“两文三语”的能力。当时响应这“远程目标”的学校为数不多。直至2008年，语常会正式启动“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并由政府注资两亿元作为资助基金，推行“普教中”的学校才开始急增。支持“普教中”的理据主要是普通话教学能提升学生理解及写作水平，以及学好普通话很有必要这两大论调。语常会当时没有研究数据支持“普教中”如何能提升学生中文水平，但支持者普遍认为，因为普通话写和说都是书面语，因此“普教中”能做到“我手写我口”，从而提升写作水平。计划实施数年后，语常会委托香港教育大学就计划成效进行研究，搜集2012-2015年40间中小学“普教中”和“粤教中”的数据，进行质化及量化研究，如通过访谈、观课、问卷及学生前后测试成绩来分析“普教中”成效。报告指出，虽然“普教中”班学生的写作及阅读成绩较“粤教中”班学生优秀，但因接受“普教中”的学生是经学校筛选的，本身语文成绩已经较好，跟“粤教中”班相比，彼此起步点有参差，故不能确定“普教中”较“粤教中”更有助学生学习中文。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普教中”对中文学习成效有正面或负面影响。对“简教中”的讨论相对简单，很多国际学校已经施行“简教中”，原因应该不是政治因素，而是成本问题。一个国际品牌在中国开办学校，若大部分盈利是在中国大陆，教材是简体字，那么自然在香港也会同样用简体字教材，而且又有家长追捧，因此没有必要制作繁体字教材。哈罗事件其实可以理解为顾客购买服务后，服务内容突然更改而没有预先通知顾客。事件之所以成为媒体焦点，是因为它触及“2047年”这个敏感字眼，因此被大做文章而已。反对方观点支持者论点假定了我们应该“我手写我口”且普通话口语等同书面语，但两者其实属于不同的语境。口语用于日常沟通，书面语用于公文、商业、学术等专业范畴。世界各地语言从来都是口语同书面语分开，不会100%等同，普通话也不例外，北京人也不会100% 地“我手写我口”。试想我们若用美国口语来写英语博士论文，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如果我们将日文“敬体”（书面语）运用于日常生活作口语，就会显得太客气，最后可能交不到朋友。口语同书面语保持适当距离，语言才会健康发展。“我手能写我口”或许有利于写作，但把“口语”变成“书面语”却不利于沟通。至于应该学好普通话，这个论点是大众都认同的，但手段是否以“普教中”最为有效? 反对“普教中”的声音有两种。一是家长疑虑他们不擅长普通话，不知从何入手帮子女温习中文。二是家长担心普通话教学令学生对学习中文失去兴趣。香港教育大学的研究报告观察到“粤教中”班别的学习气氛明显较“普教中”班别活泼。学习兴趣为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如果学生本身对普通话不感兴趣，那么他们对中文科就会失去学习动力。不懂普通话的家长，很多是上文提及的未曾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的香港人，他们的抗拒源于自己不懂或不精通普通话，或受到本土意识影响。本土意识本土意识是反对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普教中”背后有政治目的，担心广东话会被消灭。毕竟语言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文化载体及族群标志，语言政策从来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如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先摒弃日语，后压制闽南方言，再全面推行国语，便是要把台湾本土文化改造为中原文化。今天香港的社会气氛下，政府什么决策都被政治化，令香港人对“政治”两字特别敏感，甚至把政治妖魔化，凡涉及政治就贴上负面标签。在政治过敏的气氛下，“普教中”也好、“简教中”也好，都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导致大部分人不愿公开讨论。因此关于“普教中”政治意义的讨论和研究少之又少。回归后，香港政府花了十年时间才开始推行“普教中”，又花了十年时间才令70%的小学及30%的中学参与，而且不是强制。“简教中”一步也未有进展。所以，如果硬说语文政策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那么只能说明香港政府一是不听话，二是效率低。重点在于学好普通话依据世界体系理论，香港以往是世界体系核心的一部分，中国透过香港接轨世界。时移世易，今天香港在世界体系的定位是先融入大中华体系，再透过大中华体系与世界体系接轨。这样的好处是树大好遮荫，世局动荡时香港也有大中华靠山，经济上较安稳。危机则是当香港在大中华体系中被边缘化时，根据国际分工来预测，香港只会沦为二线文化旅游城巿。要在大中华体系中争取留在核心位置，香港人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香港中文大学有研究报告指出，刚脱离高中的本港大学新生对简体字的认识程度较低，认读率为 65% ，使用率为34％。学习语文必定要讲语境。香港的大学有一个奇怪现象，很多老师用英文授课很流利，但日常与西人沟通却词不达意；学生日常英语说得很流利，但写出来的文章却不行。原因是很多老师小时候学英语是学书面语，缺少日常生活口语的训练。反之今天的学生有很多机会与西人交流，口语强而书面语却弱。可见口语同书面语不能等同，两种能力同样重要，但追求“我手”等同“我口”弊大于利。争论的焦点不应再放在“普教中”及“简教中”能否提升中文水平上，因为研究的结论很难有确定的支持或反对。现在香港的处境根本已变成先验主义——若想在香港生活下去，就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再次强调，时移世易，我们不需再以“普通话”作为手段，认为可以通过普通话学好这、学好那，而应该坦白一点，讨论用什么手段（如“粤教普”）去学好普通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育，使用英语授课，“英教数”、“英教史”、“英教哲”等等，学科知识学得不太好不要紧，英文有进步便可以。这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考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成 2018-08-30 香港西九龙站“一地两检”三步法律程序业已完成，高铁在第三季度顺利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一地两检”是大势所趋，但近期舆情并结合香港法律制度看，这一方案若要顺利实施并非易事。对此，笔者以法律性质为标准，将有关挑战归纳为两类：“宪制层面的挑战”和“冲突法层面的挑战”。 香港西九龙站“一地两检”三步法律程序业已完成，为香港高铁在2018年第三季度顺利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一地两检”是大势所趋，但从香港近期舆情并结合香港法律制度看，这一方案若要顺利实施并非易事。对此，笔者以法律性质为标准，将有关挑战归纳为两类：“宪制层面的挑战”和“冲突法层面的挑战”，并就如何应对提出建议。宪制层面的挑战“宪制层面的挑战”是指香港本地立法完成之后，香港法院利用其司法审查权对有关立法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进行判断，并在认定违反的情况下，将其推翻。从回归后基本法的实践看，香港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相当积极，该项制度间接变为香港反对派阻碍特区政府施政的利器。比如港珠澳大桥在建设过程中就曾因为环评报告被司法审查推翻而被迫停工，工期延宕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在“一地两检”的讨论过程中，也有部分香港反对派人士对“一地两检”（草案）提出了司法审查申请，虽然法院最终没有立案，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法院在判决书中写得相当清楚，“未予立案并非有关问题没有争议，而是因为在当事人起诉时，香港本地立法尚处于讨论阶段，有关问题尚未‘成熟’”。由此可见，在立法已经出台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法院对有关申请不予立案，从而将争议化解于萌芽状态的可能性不大。 既然司法审查攻防战已经不可避免，中央政府应如何应对？对此，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利用好自己的“杀手锏”人大释法制度，争取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无论香港反对派采取何种诉讼策略，有关“一地两检”的司法诉讼都无法绕开基本法第八、十一、十八、十九、二十和二十二条。这些均属于中央职权或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按照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香港终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无权自行解释这些条款，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中央政府和香港律政司应该密切合作，在案件一审阶段，将辩论重点紧紧集中在“有关基本法条文香港本地法院无权自行解释，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此前的有关决定中已经对‘一地两检’的合法性进行了确认”这个论点上。对此，如果香港法院能够接受并判决政府胜诉固然最好，否则就要在上诉前进一步评估香港终审法院有多大可能主动提请人大释法。如果评估乐观，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等待法院提请后再进行释法为好，如此有利于实现最佳的社会效果。当然，如果评估不乐观，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选择在香港终审法院审理前主动释法，早一步出手有利于避免出现以人大释法直接推翻香港终院判决的局面。除了出手时间点的选择外，释法内容也需要仔细斟酌，紧扣“一地两检”的合法性予以论述固然是必要的，然而从长远计，也不妨考虑利用此次机会，对“法院主动提请释法的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香港的法律地位”等过去模糊以对的问题加以澄清。从回归后基本法的实践看，中央管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权的边界正是通过这样的个案博弈方式一步步加以厘清的。冲突法层面的挑战“冲突法层面的挑战”是指西九龙站“一地两检”运行后，由于“法律识别”等因素，在两地之间引发的法律冲突，又可细分为“区际法层面的冲突”和“国际法层面的冲突”。受限于客观条件，此次在设计西九龙内地口岸区方案时，笼统规定了“西九龙内地口岸区适用内地法律”，同时又保留了属香港法律管辖的六项例外，比如高铁运行商与乘客以及两个乘客之间在内地口岸区发生的民事关系仍保留给香港法律管辖。这些例外的存在使得“西九龙内地口岸区存在两地法律管辖的交叉”，法律冲突由此产生。从区际法层面看，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三类：第一类：管辖权争夺。根据目前的方案，两位高铁乘客之间的民事问题属于香港管辖，其它事项均属于内地管辖。如果某一事项的性质在两地法律中认定不一致，内地将其认定为治安处罚，香港却将其认定为民事侵权。此时，谁来进行法律识别，按什么标准进行识别？第二类：管辖权衔接。如果两位高铁乘客在内地口岸区打架，导致人身损害并附带财产损失，打架行为属于内地管辖，但问题在于，此时由打架所引发的民事赔偿却属于香港法律管辖。那么香港法院在处理民事赔偿时如何进行事实认定，是要承认内地刑事判决书或治安处罚决定书吗？这似乎与目前两地之间互相不承认刑事领域判决书的实践不符。第三类：证据的收集。根据目前的方案，行驶过程的高铁车厢属于内地口岸区，刑事问题的管辖权在内地。刑事犯罪的起诉离不开证据，特别是目前许多新兴网络犯罪中，很多的搜证都必须借助网络服务商提供有关信息。然而目前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网络服务商却由香港法律管辖，这意味着内地虽然具有内地口岸区的刑事司法管辖权，但却没有向香港电信商进行搜证的权力，这中间的司法协助问题也需要厘清。除了上述区际法层面的问题外，“一地两检”所引发的国际法层面的问题也不可小觑。虽然在国内法上可以把“内地口岸区”视为内地，但实际上香港的行政区划并未变更，在国际法上该区域仍属香港，国际法责任也要由香港负担。由于香港长期以来对执行《禁止酷刑公约》所规定的“酷刑庇护申请”持宽松立场。如果有人乘坐高铁到西九龙内地口岸区后提出庇护申请，是由内地还是香港处理？如果都交给内地，最终的国际法责任又要由香港承担，这其中的争议如何处理？对于上面罗列的法律冲突问题，两地现有的司法协助机制并无能力完全化解。目前两地的司法互助主要集中在民商事领域，共达成了五份司法协议，但其中除了2016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互相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外，其余的协议都与解决上述问题无关。在刑事领域，两地进展不大，在刑事司法合作的四大板块中，刑事司法管辖权、嫌疑犯移送、刑事调查合作、已决犯移送都没有达成共识。双方仅在2001年就相互通报机制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安排显然也无法化解上述复杂的法律冲突。对此，我们认为，第一，鉴于执法问题迫在眉睫，应当尽快组织两地法律专家和一线实务部门进行深入磋商、形成应对预案。首先，方案应考虑到“西九龙内地口岸区”设置的目的，以及行政区划并未变更的事实；其次，方案应尽可能维护香港居民的既有权利；最后，方案的设计应尽可能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辖权。第二，建议对内地五大机构赴港执法的人员做好培训，并组织编写执法手册。鉴于香港的政治环境和法律制度都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加之香港一些激进群体又不断放话要到内地口岸区“搞事”。因此，所有赴港执法人员必须进行专门培训，使其在思想和技能上做好准备。培训的重点应包括香港的政治、法律等内容。此外，还可以组织人员编写一份内部使用的“执法手册”，对各种情况的处置予以细化，以此规范内地人员的执法行为。这份手册在实践过程中还可以不断完善，方便日后轮岗进驻的人员尽快掌握情况，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第三，建议设置常态化口岸协商联络机制。鉴于内地人员在香港执法是一个新课题、牵涉面广，寄希望于通过一两次事先协商和培训就把所有法律问题一揽子解决并不现实。因此，两地应通过特定的联络机制对突发的法律问题随时保持沟通，并进行定期检讨，这有利于确保西九龙口岸安全、顺利、高效运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西九龙“一地两检”实际上也发挥着试验田的作用，其成功经验、创新做法将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给未来构建整体性的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冲突解决机制积累经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泽荣 2018-07-16 私立院校最大的任务，是面对自信心、学习动机甚至学习能力较低的青年人，培育他们，达至社会最大之善。至于为打造教育枢纽作贡献、提升国际化及多元化，大部分私立院校根本不具备相关软硬件，即使投入大量资源，短期内也难有显著成效。 香港自资专上院校（以下简称“私立院校”）正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过往20年间，香港高等教育界不断膨胀发展，2000年只有4间私立院校，提供20门课程；2003年已有20间院校，提供123门课程；到了2006年，课程数量更暴增至302门。近年因为文凭试考生人数下降，大专学额开始供求失衡。2017年文凭试学校考生人数为52,000人，但总学额却有55,000个，其中学士学额已多于合格入读的人数。巿场现在正汰弱留强，已有私立院校收生不足，面临倒闭。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台湾，早已出现高等教育泡沫，大量私立院校相继倒闭。香港才刚开始踏入寒冬期，倒闭潮一触即发。香港政府鼓励私立院校成立，最初是为不能入读资助大学（八大）的学生另谋出路，提升社会整体教育水平，为迈向知识型经济培养优质人才。此外，前任行政长官于《2009-2010年施政报告》中首次确定了教育产业为六项优势产业之一，有意加强专上教育的国际化及多元化，将香港打造成为亚太地区的教育枢纽。私立院校确实对提升香港整体教育水平作出贡献，然而所招收的学生文凭试成绩普遍远低于八大。例如，三大（港大、中大及科大）的最高收生学系，收生分数可达40分，而20分就可以升读私立院校最受欢迎之课程。因此，私立院校最大的任务，是面对自信心、学习动机甚至学习能力较低的青年人，培育他们，达至社会最大之善。至于为打造教育枢纽作贡献、提升国际化及多元化，大部分私立院校根本不具备相关软硬件，即使投入大量资源，短期内也难有显著成效。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提供的资料，2016/17年度八大资助院校总学生人数为99,911人，其中修读副学士人数占5,184人，修读学士人数为83,938人。非本地学生共16,474人(19.6%)，其中中国内地学生12,037人(14.3%)，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3,704人(4.4%)，亚洲以外地区则只有733人(0.87%)。近年八大得到的拨款每年达178亿元，还有数十亿配对拨款、数十亿学生学费作为营运资金。当扣除学生学费后，每一位学生的社会成本超过20万元。由以上数据可见，八大尽管在研究及教育上有可观成就，但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仍局限于亚洲巿场，只能吸引少数英语系国家学生来港就读。私立院校并没有政府常设资助，亦鲜有配对拨款，在自负盈亏的前设下，可用经费每年会随着收生人数大幅浮动，因此发展不敢冒进，教职员薪酬亦远不及八大。以一所4,000名学生的院校为例，假若每名学生年缴学费6.8万元，每年也只有2.7亿元营运收入。如果少收一名学生，便损失四年学费30万元。兼顾教学及研究以外，已没有资金投入国际化及多元化发展。即使如八大的财力，亦只能吸引700多名非亚洲学生，私立院校走国际化路线更不符合成本效益。 私立院校发展先天不足美国的顶尖学府大多数是私立院校，因为它们有钱吸纳最顶尖的人才。学生可享有学费全免待遇，更有生活津贴，暑假还可以到顶尖企业实习，毕业前已稳拿大企业聘约，薪水超过10万美元毫无难度。这些学校有大企业支持，有能力影响政府政策。巨富及毕业生的捐款会得到政府税务宽减，这其实属于变相获得政府资助。然而它们并非创校第一天便如此风光，而是经过时间的沉淀洗礼，汰弱留强，良性循环而不断茁壮成长起来的。教育不是一门可以快速回本或立竿见影的生意，美国顶级私立大学的百年基础，是有不少倒闭院校作其养分的。香港的私立院校历史短，私立大学只有一间，成为大学至今只有12年。私立院校发展初期，香港教育巿场的养分已被八大汲尽。除了政府及企业资助，更重要的是八大（尤其是三大）的毕业生已稳占劳动力巿场的中高层，是社会的中上及富裕层，随时可以回馈母校。这些能被私立院校汲取的重要养分已所剩无几，此为先天不足之一。此外，香港产业经济较为单薄，私立院校创办初期均以成本较低又较能迎合劳动巿场的学位作招徕，因此多走文商社科、设备要求不高的博雅教育路线。这些课程多数为一般非专业学位，毕业生也多从事白领文职工作。院校缺乏培养研究、艺术、技工等人才，课程亦少职业导向意识，此为先天不足之二。本来一个富裕及多样化社会，有容乃大，博雅教育的一般学位，在社会中也能生存。然而近年社会不安宁，青少年普遍认为向上流动的阶梯变长变窄，对未来充满焦虑。因此，职业导向的专才训练便顿时成为升学大热，致使文凭试入读分数亦递增。当一般大专生起薪点只有每月$11,650时，最入门级的登记护士薪酬已可达每月$17,685。再加上政府推行“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SSSDP资助计划），学生每年可以取得4至7万元资助，私立院校便纷纷开办职业导向课程，且大受欢迎。今年政府更打算将资助名额增大，估计联招加上SSSDP学额共19,430个，若符合学位入学要求的人数与往年相同，即有21,593人，那么私立院校的非专业及非职业导向课程将会无人问津，进一步被大量淘汰。重新定位，发展优质教学香港的教育开支向来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参照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文件，2013/14年度教育开支仅占香港GDP3%，而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则为6.3%；虽然大学入学率超过五成，但只有18%学生能入读资助课程，远低于韩国的70%。香港要发展普及教育，增强地区竞争力，教育开支仍有上调的需要。然而开支应花在何处，则要审时度势、因时制宜。政府近年积极拨款鼓励私立院校进行学术研究，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升私立院校的研究水平，有助院校缩小与八大的差距，为打造教育枢纽作贡献，提升国际化及多元化水平。教学虽与研究紧密相连，相得益彰，但终归不能互为因果。“老师”与“学者”要求的是两种能力，研究越好，教学质素越高，这恐怕是一种错误推论。现时私立院校的研究配套与八大相差十万八千里，私立院校由教学型组织转为研究型组织，涉及体制甚至院校目标的改变，这是大动作。私立院校面对收生下降的存亡之秋，这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很多私立院校因为不断降低收生门槛，学生存在越来越多的求学障碍，更需要花时间去解决。大部分私立院校没有教学辅助人员的支持，老师需负责所有教学、作业及试卷批改，负担很重。虽然政府的研究经费可用作聘请兼任老师，但兼任老师对学生的关顾始终不及全职老师。私立院校要兼顾教育与研究质量，在危机中做大动作，难矣!政府应该支持私立院校改善教学质素，防止院校之间恶性竞争以致伤害学生利益。未来几年，巿场会淘汰不少私立院校，院校内亦会淘汰不少学系或课程。政府可借此时机整顿高等教育界，为不同院校厘订分工。若以八大为研究型大学，私立院校则属于教育型，而院校内的体制改革，亦需将教职员工作重新订定，甚至应清晰区分研究人员及教学人员。私立院校要生存下去，更需不断改革课程，加强职业导向培训，让学生把学到的技能与巿场接轨。香港的现状并不适宜所有大学、所有老师都做研究，更不应只奖励研究精英而不奖励教学英才。高等教育界存在的另一大难题便是副学士的出路问题。近年政府大幅增加资助衔接学额，虽能有效舒缓问题，但仍有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升学出路。衔接到私立院校便是绝佳的双赢办法。一来可为副学士毕业生找出路，让他们取得学士学位；二来亦可减少因收生不足而倒闭的私立院校。政府可以在其中穿针引线，除了提供资助，更可邀请所有相关院校成立联席会议，讨论课程衔接之可能性，并订定合作协议。最后，教育机关并不应只关心教学、研究、学生就业，还应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高中新学制施行至今，前线教学人员已清楚意识到，因为少一次公开试的洗礼、小一岁进入大学，今天的大学生比以往有更多情绪问题，大学一年级新生对大学生活有很多不适应。政府是时候作出回应，并支持私立院校解决相关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好今天的青年人，让他们茁壮成长为香港的栋梁，才是大学的根本责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8-06-04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整合泛珠三角区域的竞争优势，使湾区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国际运营中心之一。澳门可以藉由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和港口航运中心建设，充分发挥澳门自身优势，建设和助力国家战略，推进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倡议属于微型经济体的澳门具备自由港、独立关税区、中西交流桥梁以及国际区位的特殊优势。澳门经济的腾飞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紧密相关，澳门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也离不开全球视野下的区域合作。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实施为澳门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中国境内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沿线来自亚洲、独联体和中东欧的65个国家，是内地经济自加入WTO后一次更具规模的全球化生产分工。对博彩业一业独大的澳门经济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多元化发展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整合泛珠三角区域的竞争优势，使湾区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国际运营中心之一。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机遇下，澳门可以藉由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和港口航运中心建设，充分发挥澳门自身优势，建设和助力国家战略，推进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澳门的优势与机遇无论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还是“一带一路”建设，澳门都需要认识自身优势和特长，整合辐射区域内其它地区优势资源，与区内其它城市错位发展，并在优势功能上引领和辐射相关产业发展。首先，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澳门背靠珠江三角洲，面向南海，拥有国际机场，出入境自由，这些都是澳门重新融入海上丝路的重要地理区位优势。其次，在“一国两制”优越制度下，基本法赋予澳门独立的金融、税收、财政体系以及其它一系列的关税、货币、外汇、自由贸易政策。澳门与葡语系国家保持着传统而广泛的良好联系，因此，利用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开拓拉美、非洲等葡语系国家市场，担负起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平台的角色，是澳门助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方面。再次，澳门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旅游资源丰富。每年澳门入境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澳门拥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归侨侨眷，人口数量占澳门总人口一成以上。他们与“一带一路”沿线侨居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对侨居国的经济社会环境较为熟悉，是澳门发展与有关国家在商贸、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交往的重要资源。最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通路，也是思想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澳门作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作为欧亚海路开通后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也是其具备的独特优势。“一带一路”推进阶段下的澳门功能与策略目前，澳门在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具有历史、文化、经贸、侨界网络等层面的独特优势，应该着重发挥经贸平台角色优势，在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的已有功能之下，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国内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与东南亚、南亚国家、葡语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等；组织区内的商品、资金、信息的流通，形成以交易为特征的国际和区域经济活动中心。即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参与“一带一路”的功能定位中，进一步将澳门定位为“商贸交易中心”，通过建设区内消费中心、专业采购中心、离岸金融服务中心、跨国技术转让交易中心和文创产品交易中心五方面，配合澳门已有旅游、会展产业优势，对辐射区域内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商贸交易活动，产生较强的带动力和影响力。（一）区域消费购物中心目前，澳门已是全球奢侈品的荟萃之地，品牌商品琳琅满目，能满足全球奢侈品消费阶层的一站式消费需求。其次，澳门对绝大多数商品实行零关税，加上热情好客的澳门市民和良好的消费环境，澳门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终端市场之一。澳门可以成为辐射区域内的商品集散地，也可以成为就地消费和转向腹地消费的中心，具有庞大的区域内商品产能消化功能，是具有吸引力的国际性终端消费市场。来自区域内的庞大消费客流，不仅可以带动城市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性服务业能级的提升，还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及腹地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可进一步将澳门打造成为具有庞大消费能级的国际性消费大都市，使澳门这个商贸交易中心城市始终保持着引领全球流行消费的地位。（二）区域专业采购中心暨信息中心通过互联网线上、线下多元化的贸易创新合作方式促进澳门所辐射的泛珠三角、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东盟国家、葡语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商品采购流通。以澳门作为采购中心，结合澳门已有专业会展产业发展的优势，开展离岸贸易，特别是推动国际专业采购中心联盟的建立和澳门辐射区域国家和城市的加入，发挥澳门与侨界、海外商会的联系优势，整合“一带一路”各相关区域内的商贸交易信息，成为辐射面广的专业贸易采购中心暨信息中心。通过信息流的聚集和整合，带动人流和资金流在澳门和大湾区内的聚合。（三）离岸金融服务中心一方面，离岸金融服务中心为澳门的区域消费中心和采购中心功能提供金融服务支撑，发挥澳门作为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的作用，加强人民币在葡语国家和拉丁美洲等辐射国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贸交易平台，澳门可为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提供跨境投资、并购融资、跨境资产管理等服务，发挥澳门正在形成的融资租赁、产业投资基金等金融服务功能和投融资便利化，提升优势。同时，发展离岸金融服务中心也需要澳门提升金融服务监管能力，提升区域资金流动的透明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四）跨国技术转让交易中心澳门虽然在科技创新能力上无法和湾区内领头城市媲美，但可以运用自身平台和辐射区域的优势，以技术转移资源网络和信息平台建设为依托，通过高效的专业化服务和资本运作，实现湾区内优势科技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和葡语国家及地区间的技术转移。葡萄牙、巴西等国家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澳门可以将此类技术和企业引入内地及其它沿线地区。通过技术转让交易中心，提供项目信息、技术评估、资信调研、融资等对接活动，有效整合国际技术转移所涉及的各要素，促进区域内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相关企业的技术实力提升，也为国家发展所倡导的环保和新兴产业活跃发展提供支撑。（五）文创产品交易中心澳门可以利用多元文化交融和旅游业发达的特殊优势，服务其所辐射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文化艺术产业发展、创新文化艺术贸易，以及由文化艺术贸易衍生出的文化艺术品金融保险业务，打造文创产品综合服务交易中心。利用澳门的优势，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具特色的艺术品和影视作品等文创产业产品提供全流程便捷服务，包括文创产品及艺术品的外贸代理、仓储物流、展览展示、交易洽购、评估鉴定、金融保险、公共服务、商务咨询等，将澳门打造为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国际文化产品交易中心。建议简而言之，澳门具备区位、环境、文化等多方面的条件和优势，若能进行有效集聚和整合，必将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制度的交流、融合、沟通、理解和合作方面发挥自身优势而大有所为，在减少“一带一路”战略各方合作中的政治差异、法律风险和文化冲突方面大有建树，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多元文化荟萃的舞台，尽可能地彰显澳门的特色、价值和魅力。将澳门打造为“一带一路”沿线和辐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易中心”，澳门需要在现有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会展产业发展的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商业环境配套，提升特区政府的行政效率，打造快速便捷的企业投资政策环境，以及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条件；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除与湾区内其它城市在通关、流通等方面的阻碍，配合“一带一路”沿线的交通网络，实现从湾区内部到“一带一路”沿线外部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流通和交易活力。从国际成功经验来看，国际商贸交易中心的形成需要政府的精心培育，尤其需要注意该中心的功能建设，从而形成效率高、环境优、人才全、配套足的湾区领导城市，以胜任国际商贸中心的角色。只有完善功能建设，才能使澳门既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凸显特色和引领功能，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节点作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8-05-29 香港发展到今天，要突破瓶颈再进一层，必定要与国家的发展方向同步，善用国策以提升投资成效。如果只是口念“一带一路”、“大湾区”，但没有好好想方法去落地，可以说是未能善用优势，不能算是一份能带领香港前进的好预算案。 林郑政府于2月28日发布第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了理财新哲学，“在确保公共财政稳健的前提下，应该采取前瞻性与策略性的理财方针，善用盈余，为香港投资，为市民纾困……”。有没有理财新哲学，不是看口号，而是看财政预算案中实实在在的内容，因此林郑政府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备受关注。目标无惊喜预算案开宗明义，提出三大目标，包括多元经济、投资未来及关爱共享。这三个目标，其实并无新意。多元经济的提法由来已久，由董建华时期的数码港、中药港等到曾荫权的六大产业，再到梁振英的创科局，产业多元化是历任特首念兹在兹的目标。只可惜回归20年，香港在此方面仍未有任何突破。香港传统的四大行业支柱没有改变，仍占本地生产总值近五成半。所谓投资未来，是要把香港建成为宜居宜业的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其实亦是上届政府希望在香港推行的计划，当时成立创科局，主要目标即为此事。所谓关爱共享，更是每届政府都会提出的目标。由此来看，这次预算案的目标，仍是延续之前特区政府一直以来的未竟之志。这份预算案的目标没有惊喜，但在把握局势及国家政策方面，仍为香港的未来定下不错的基调。财政司认为，现时的环球经济格局有三大趋势需要留意：第一，创科的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结构和人类的生活与消费习惯；第二，全球经济重心“西向东移”之势已经确立；第三，自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先进经济体中反自由贸易及去全球化的声音增强，保护主义持续升温。预算案认为，香港要根据这三个趋势作出应对，把握当中的机遇。特区政府提出的策略都相对宏观，能够响应国策。例如善用十三五规划中提到的巩固及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为香港的专业、法律及其它高端服务业找到新的市场；特别重点提及的是利用大湾区发展为香港提供“双市场”、“创新科技产业”和“土地资源”。发展产业需要综合施策那么，财政预算案能不能达到上述三大目标呢？产业多元化一直是多位特首的目标，而这份共203段的预算案，用了55段论述如何发展多元经济。然而，当中提及的七项产业，四项是传统的四大支柱，其余三项则是创新科技、建造业及创意产业。既然多元化是目标，加上四大支柱早已发展成熟，我们不妨集中看看预算案计划如何扶持另外三个产业。最令人失望的是创意产业，预算案只用了一段来阐述，提出再注资十亿元到创意智优计划，而这个计划其实在2009年就已经启动，所以预算案没有任何新的想法。对建造业的财政支持，其实也大同小异，就是拨款十亿元成立建造业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持业界应用创新科技。简单来说，就是拨款鼓励业界运用新科技，很明显就建造业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想法，所谓支持建造业界，其实还是支持创新科技。那么创新科技是否会得到大力支持呢？从表面投资金额来看的确如此：200亿元给予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科园做前期准备，100亿元注入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持本港研发，100亿元支持建设“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及“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科技创新平台”，最后还有100亿元直接给予科技园。这500亿应该是整份财政预算案最大手笔的投资，似乎亦符合新理财哲学中善用盈余、为未来投资的想法。然而特区政府这种投资，却也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回归以来，政府有两种运用资源的方法，但往往没有成效。第一是投资大量金钱成立一个大型项目，但结果却往往变成地产项目。例如数码港及科技园，虽然政府已投资大量金钱及土地，但香港至今依然没有任何顶尖的数码或科技公司。这次投放200亿到创科园，会否到最后也变为另一个地产项目，这的确令香港社会非常担忧。第二是设立不同的基金。曾荫权及梁振英在任期间都有此行动。设立基金有两个好处，首先是能对焦问题，其次是不会成为经常性开支以致为政府财政带来长远负担。然而，基金往往缺乏持续性。现时政府表现得比较好的是关爱基金，该基金主要目标是试行各种关爱弱势群体的计划，最终当计划成熟变为恒常计划时，仍要加入政府的经常性开支。而以基金去发展新的产业，例如这次再注资100亿的创新及科技基金，虽然批出的资金越来越多，但究竟有什么成效却不为人知。贸然加大注资可能也不会对创科产业有任何帮助。宜居宜业要全面规划政府的第二个目标是投资未来，使香港成为宜居宜业的智慧城市。预算案的重点没有放在智慧城市上，而是放在香港人现时最关注的土地房屋及医疗问题上。当然在土地方面，财政预算案还是集中在房屋用地，当中包括在未来五年兴建10万个公营房屋单位，而私营方面则预计未来五年平均每年有约20,800个单位，即合计亦有104,000户，公私营比例约为一比一。而医疗方面，现时最大的问题是人手不足，以及各个地区的资源分配非常不平均。预算案提出，将会以三年为一周期，按人口增长及结构逐步增加经常拨款，相信能有效改善区际资源不均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亦会与教资会研究，商讨在未来三年增加医学专业学生的资助学额，希望能够改善医生数量不足的问题。先不论预算案没有就目标提及的智慧城市作出响应及方案，就房屋及医疗这两个最大的民生议题而言，预算案的确已针对性拨出资源应对。然而政府在执行方面仍是困难重重。首先在医疗方面，医管局的各个地区联网都被批评为各自为政，因此地区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多年没有解决，即使以三年为一期调整资源分配，每次可以调整拉近的幅度有多少仍是疑问。房屋问题更难解决，虽然政府的确在不同地方尝试觅地建屋，但建屋之后所需要的交通及小区设施等配套却往往跟不上，这些问题在地区已为政府带来很大压力，但却因为政府部门之间欠缺协调导致类似问题不断重复。宜居宜业不应单是提供房屋，各类与民生有关的建设亦同样重要，只是预算案只集中在房屋供应量，而没有就整体规划作出预算及拨款，那这样的小区又怎可能会宜居呢？关爱未能全民共享预算案的第三个目标是关爱共享，这亦涉及香港社会上最有争议的话题，即在巨额盈余下，政府应否“派钱”。政府的角色之一是透过二次分配，照顾弱势，减少社会各阶层矛盾，但无差别地给每人派定额现金并不符合政府的理财哲学以及公平公义运用公帑的原则。最终政府决定不会全民“派钱”，但因盈余丰厚，仍需与市民共享成果，当中包括宽减薪俸税、个人入息税、利得税及差饷，另外针对领取社保的人士额外发放两个月的标准金额。从大方向而言，不全民等额派钱，而集中帮助有需要的人士，的确是较为合理的做法。然而，是次预算案最饱受批评的也是这部分。退税固然能令中产满意，而领取社保的人士当然亦欢迎额外两个月的金额，但问题在于，香港仍有一大批不需要交税也没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障的人士，他们勤奋工作，工资未达到交税标准，也不够资格申请社保，在这次的预算案中没有分享到任何成果。因此，这次分享成果的方法被批评为不鼓励勤奋工作，与香港精神背道而驰。总括而言，这次预算案提出了三个目标，针对投资未来及关爱共享两个目标，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却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最大问题是针对发展多元产业的投资，不仅设立的相关基金成果未明，而且对创科园的投资有可能让其沦为另一个地产项目。这笔总值500亿元的投资，到底会否真的如特区政府之前的产业投资一样，成为另一个没有回报的深渊，相信需要再多观察一段时期才有定论。不过，根据以前的经验来判断，市民很难抱正面期望。财算案提到理财新哲学，但审视其细节，其实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想法，未能有效运用国策去达到目标。香港发展到今天，要突破瓶颈再进一层，必定要与国家的发展方向同步，善用国策以提升投资成效。如果只是口念“一带一路”、“大湾区”，但没有好好想方法去落地，可以说是未能善用优势，不能算是一份能带领香港前进的好预算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8-04-16 国家倡导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区域内人员来往越加频繁，传统城市内部的公共品越趋外部化，成为城市群之间各区域共享的公共品。由于公共品的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公共品供给如果超越各城市的治理边界，就只能依靠区域间的自愿合作才能落地和实现。 伴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和不断推进，如何改进跨区域治理的合作机制，将成为珠三角城市群之间亟待突破的瓶颈。众所周知，珠三角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非常高。然而，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包括制度、政策和公共品的竞争。公共品在经济学上的特点是不具排它性、竞争性，这与私人品有所不同。包括教育、医疗、交通、治安等在内的公共品，主要供给者是政府。国家倡导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区域内人员来往越加频繁，传统城市内部的公共品越趋外部化，成为城市群之间各区域共享的公共品。由于公共品的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公共品供给如果超越各城市的治理边界，就只能依靠区域间的自愿合作才能落地和实现。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加速，各区域地方政府可能即将面对大量出现的区域公共品需求。因此，各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更多的区域合作或联合治理等方式，解决跨行政区域的事项，如环境保护、交通设施、人口流动、水域管理、城市规划、区域协调等问题。珠澳区域合作的现状及问题从《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实施，到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新区批准设立，中央政府始终关注珠澳两地合作发展。因中央的高度重视，近年珠澳双方共同努力，抓住横琴开发与港珠澳大桥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务实推进两地合作交流，已取得显著的成绩。回顾历史，无论是“珠海特区”，还是“横琴新区”，都是在“一国两制”的设想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说珠澳两地合作，从最初的顶层设计考虑，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促进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维护澳门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从而丰富和完善“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尽管珠澳合作取得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问题。2015年两会期间就有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指出，横琴的发展模式偏离原来中央为珠澳合作订定的政策目标，未能配合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需要。澳门需要充分吸取横琴开发的教训，例如在规划过程中，澳门特区政府缺少参与，五平方公里粤澳合作产业园没有划定界限，澳门项目零碎分布在各片区，以致在规划上无法衔接。同时，在招商引资方面，澳门政府只有推荐权，而没有决定权和管理权。所以，横琴的产业规划不但未能真正做到与澳门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反而形成了正面竞争的关系。在珠澳区域合作过程中，目前的机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缺乏常设机构推动区域合作。当前合作架构看上去似乎很完善，但在合作项目的落实工作中，部门之间的对接协调存在困难，专责工作小组的作用不大，很多项目没有人主动牵头。一些合作项目往往在一个小细节上出现有关部门意见不一后就只好停顿。政府各有关部门都有正常的份內工作，合作事项不落实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影响其工作绩效，因此合作项目有时被晾在一边，得不到重视。其次，合作资金问题协调困难。在合作中，很多项目涉及到资金问题，而且由于缺乏协调机制，解决起来比较困难，往往因为经费分摊比重意见不一而无法正常推进。最后，问责及评估机制有待建立。目前合作中，对专责部门并没有订立问责制度，这样有可能导致未来合作项目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合作项目的推进也没有评估机制，这需要特别关注。区域合作的公共品供给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各种跨区域公共品的缺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这需要区域内的各级公共行政主体合作提供。恰当的区域公共品生产和机制建立，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推进，从而找到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区域稳定、协调发展、社会公平和区域治理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供给必需的“区域公共品”，成为区域政府和第三部门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可以借鉴长三角地区和美国水利管理的经验，研究在区域合作的公共品供给方面采取类似政策的可行性。第一，参考长三角区域的合作机制。长三角地区建立了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决策层即“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主要负责决定长三角区域合作方向、原则、目标与重点等重大问题。协调层则由常务副省市长牵头，落实部署，推进区域重大合作事项。执行层即“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重点合作专题组”，以及“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合作组”，具体负责在各个领域和城市间开展合作。这个机制的建立，不但有助提升行政效率，也为推进长三角区域合作奠定基础。第二，参考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区域合作经验。TVA是一个典型的跨区域治理案例。该管理局成立于1933年5月，是大萧条时代罗斯福总统规划专责解决田纳西河谷一切问题的机构。由于田纳西河流域涉及多个州，而各州的权力都很大，因此只有通过联邦立法，才能确保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顺利进行。为此，1933年美国国会专门通过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赋予TVA规划、开发、利用、保护流域内各种自然资源的权力，包括独立行使人事权、土地征用权、项目开发权、流域经济发展及综合治理权和向其它领域投资开发权。该法案还历经多次修改和调整，进一步扩大TVA的权力，使得TVA可以在田纳西河全河流域进行跨州的统一规划，制定开发建设的具体方案，为田纳西河流域长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区域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设想从长三角区域的合作机制和美国区域协调管理的做法和经验看，各类跨区域行政组织都把区域规划作为其主要政策重点，体现区域规划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因此，建立好跨区域的管理机构，比如区域经济联席会议、区域经济联盟或协调委员会等机构，并赋予相应的全局规划和调控权，由它来处理解决单一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难点问题，如区域经济实施中必然牵涉到的税收、资源外流等各种利益分配问题，协调跨区域间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关系等问题。从美国的经验看，区域规划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法律的保障。目前我国尚无“区域规划法”规范经济圈区域，可以考虑着手研究制定“区域规划编制和管理条例”，从而逐步确立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有了法律的保障，便可以消除政策障碍和行政壁垒，真正实现资源共享、相互开放市场、科技人才互相流动、产业密切合作以及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共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根据区域城市群内一些成熟经济圈的实际情况，建议成立“区域公共品管理委员会”，构筑重大公共品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例如，参考长三角地区市长级别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可以成立例如“区域交通管理委员会”或“跨境基础设施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可以借着港珠澳大桥即将落成的机遇，集合区域内城市的政府以及国家部委，负责这些重大项目的管理、营运、保护和监督工作。该委员会既要发挥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协调地方政府方面的作用，同时也应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质。因此，委员会内部需下设承担决策、实施与监察职责的部门。综上所述，区域公共品的制度设计，既要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调动区域内部各个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尊重中央政府的权威性；既相互自治，又相互协商，发挥分权和集权作用，才能合理协调各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利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田安澜 2018-02-13 香港特区将于2018年3月11日就港岛、九龙西、新界东三个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以及建测规园界功能界别议席进行补选。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立法会补选，很可能会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香港特区将于2018年3月11日就港岛、九龙西、新界东三个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以及建测规园界功能界别议席进行补选。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立法会补选，很可能会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一旦重夺议席，反对派势必会放大此次补选的政治效应，把这次补选塑造为香港民意对人大释法的一次公投，凸显其支持者能够用选票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决定，挑战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反对派重夺议席机会高三个地区直选都会采取单议席单票制。根据过往数届选举的结果来看，在地区直选层面，反对派与建制派的得票比例约为55%对45%。换言之，反对派如果不分裂，重夺这三个直选议席的机会相当高。当然，选举永远存在变化，在港岛和九龙西，建制派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议事规则》修订攻防战之后，反对派深感政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因此一定会在补选中抓住政治议题，进行恐惧动员，届时投票率可能较高，按照传统智慧，这会令反对派的选情进一步看涨。一旦反对派获胜，肯定会被反对派媒体和海外反华媒体炒作为香港民意战胜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分拆补选造成政治伤害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补选安排出炉后，建制派普遍批评3月11日这个补选时间点与全国两会的召开时间冲突，许多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港区人大代表的建制派人士必须告假，从北京赶回香港参加投票。然而，对于建制派来说，最大的伤害其实是分拆补选。在目前空缺的6个议席中，梁颂恒和梁国雄同属新界东选区，游蕙祯和刘小丽则同属九龙西选区。如果同时举行补选，上述两个选区须采用比例代表制，建制阵营有较大机会各得一席，届时将在立法会地区直选分组中以18席对17席，掌握分组点票过半优势，得以继续保持宣誓复核案之后形成的两个分组双过半格局。这意味着，建制派议员议案理论上都能获得顺利通过，从而在本届立法会会期内（至2020年7月）有足够实力为特区政府保驾护航，相应地压制反对派的政治空间。反对派深明个中利害，所以他们几经协调，反复权衡，最终允诺提供财政支持，力撑刘小丽、梁国雄在去年9月11日上诉期限届满当天提出上诉，而忧虑财政风险的罗冠聪和姚松炎则选择不上诉。这一政治举措成功利用司法程序之便，造成议席空缺的时间差，避免九龙西和新界东合并补选。特区政府随即就梁、游、罗、姚四个席位的补选作出安排，刘小丽、梁国雄的席位则留待法律程序结束而定。9月14日，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计划于2018年3月11日举行立法会补选，填补上述4个立法会议席空缺。特区政府官员曾公开表示，不会对反对派落井下石，不会搞政治小动作。选管会的补选安排实质上实现了反对派所期望的分拆补选，反造成对建制派的落井下石。分拆补选将为反对派提供两次机会来公开宣讲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不仅是反对派支持者的两次政治动员，也会把选举论坛变成对建制派的两次政治审判与羞辱，投票日实质上变为支持反对派的两次民意公投。分拆补选提高了反对派重夺被褫夺议席的几率，令补选后两大阵营的立法会地区直选席位（16对19）保持不变，分组点票的大好形势被打回原形。尽管《议事规则》业已修订，建制派仍不得不继续与反对派缠斗。更重要的是，补选获胜能够令反对派从去年7月宣誓复核案和8月加刑入狱双重打击后的低潮期走出来，集结力量，重振旗鼓。3月11日的立法会补选将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2019年开始，香港连续6年每年都有选举，选举常态化，而此次一旦补选获胜，反对派可能士气高涨，得以检讨选举协调机制，部署后续选战。可以预计，反对派议员当选之后，一定不会再在宣誓环节搞小动作，而是力求能够回到议事厅，一方面继续制衡建制派和特区政府，继续反中乱港，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立法会资源，厚植政治实力，培育地区势力，栽培青年军。3月11日补选日正值全国两会会期，而此次两会的核心议程是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换届，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大会。香港在两会闭幕、完成换届前夕举行补选，反对派不仅会利用选举议程羞辱建制派，更可能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甚至形成对国务院系统换届工作的舆论干扰。拒“港独”分子于选举门外面对当前的形势，建制派必须全面动员，迎难而上。议席固然要全力争取，夺得一席是一席，但是此刻更应着眼全局，特别是着眼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较量的实际需要，及早进行战略谋划，下先手棋，掌握香港形势的主动权。正如孙子所云：“因利而制权”，如此谋势，方可求得全胜。要言之，我们必须把握这次补选机会，真正确立香港选举的政治规矩，真正守住前门，拒“港独”分子于参选门外，不容他们触碰“一国”底线。这次补选要树立门槛，势必加剧选举议题的争议性，社会中可能出现一定的舆论反弹。然而，短期之内我们必须顶住政治、舆论压力，尽快着手完成选举门槛的设立，因为完成这个布局，将有助我们掌握香港政局的主导权，谋划出一个更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建立选举门槛，配合《议事规则》的修订，使反对派在立法会的政治空间受到严格限制，“武功”基本被废，相当于增强政府“行政主导”能力。2016年立法会选举前，特区政府首次推出参选确认书，试图阻止“港独”分子参选，但当时确认书缺少法理支撑，而具体裁量权掌握在一线选举主任手中，他们标准不一，政治承担力不同，导致执行过程乱象频生，没有签署确认书的参选人也同样获得参选资格，既无法实现政治目的，也为社会所诟病。此次补选，我们已经掌握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释法这个法律工具。释法条文第一款明确了参选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这一法律规定，必须在未来选举中得到具体落实。中央须明确要求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按照这一条款严格执法，具体落实参选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并直接向特区政府发出工作指引：一是细致、清晰明确反“港独”标准，二是明确要求所有补选参加者必须先签署参选确认书，不签署者无资格参选，选举主任必须严格执行同一标准。在去年的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中，选委会严格要求参选者签署确认书，并按照确认书的要求，比对签署者的公开言行，最终把试图参选搅局的反对派人员拒于门外，而此举的社会反应相当正面。人大选举的经验值得在立法会补选中予以汲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8-01-22 在特区的政治体制中，香港市民被少数“新特权阶级”代表，造成香港市民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高铁香港段一直被扣上一种政治原罪，香港市民完全无法从中央的好意中获得预期的幸福感。 特区政府的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无约束力议案，在反对派运用议事规则力阻之下，仍然于11月15日在立法会获得通过，政府随即启动落实“三步走”程序。本地立法程序将于明年6月前完成，高铁将于第三季度正式通车。回顾香港高铁的兴建过程，在立法会向“新特权阶级”倾斜的功能界别设定下，无论是2009年落实兴建，还是其后因超支需要追加拨款，以至现时政府提出的无约束力议案，均相继获得通过。在特区的政治体制中，香港市民被少数“新特权阶级”代表，造成香港市民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高铁香港段一直被扣上一种政治原罪，香港市民完全无法从中央的好意中获得预期的幸福感。香港各界对内地缺乏认识剔除体制上的扭曲现象，“一地两检”方案其实深层次地揭露，香港回归20年来，市民不但对基本法认识不足，而且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实体区分下，特区政府乃至香港市民对内地政策制定过程几乎一无所知。部分人甚至以香港的标准来与内地不同的省市进行合作。无可否认，在2004年开放自由行之前，中央大力维护香港利益，各省市唯有因应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而作出配合。然而，过去14年来内地省市发展迅速，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一日千里，各省市也要肩负起自身经济指标责任，与香港展开自由竞争。由于不了解内地各省市体制运作情况，香港的竞争力相对下滑。以今天的国情来说，西九龙高铁总站实行“一地两检”已成为香港的唯一选择。这个漫长而又实际的改变，容易造成香港市民对中央的误会，甚至认为中央朝令夕改。当务之急，就是中央与特区政府应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多以换位思维思考，尤其是特区政府应该让香港市民对大陆国情有实际的了解，减少因为误解产生的不必要矛盾。香港潜在的“本位主义”在“一国两制”安排之下，特区政府及议员在一些涉及陆港两地之间的政策倡议上，往往潜藏着一种“本位主义”。2009年，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及议员针对“一地两检”事宜，提出可以在广州、东莞、虎门及深圳福田口岸进行“一地两检”，这纯粹是从便利香港市民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可行性方案，并非根据内地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考虑，更未与上述各级政府达成任何双边协议。当年郑汝桦的建议，比今天特区政府的无约束力议案更加无力。即使特区政府当年与内地相关市区签订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框架，比照内地的政策制定模式，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谅解备忘录只是香港市民比较熟悉的概念，而在内地一般则将其解读为一种意向，较多使用在经济合作领域，而非政府的政策制定上。香港市民对此普遍不知情。根据内地的政治体制，所有重大的政策决议，必先由相关领导人提出建议，再经政协、各民主党派、专家学者进行协商，提请人大审议通过，把党的主张上升到政府意志，然后才正式立项执行。任何政策若未经各级人大审议通过并交由政府立项处理，各级政府仍可以根据各地方的发展情况，重新走一次程序，随时进行增删修改。然而，即使我们已经对公务员团体及建制派政党进行了多年的国情教育，大多数人对此还是认识模糊。这种政策认知对公务员团体及建制派政党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凡涉及香港又未经立项处理的政策若出现改变，各省市并没有责任知会特区政府，否则便有违“一国两制”的精神。政策解释与公众论述的责任必须由特区政府的官员与建制派议员来承担，在问题萌芽发酵的时候，尽早消减香港市民对中央的误会。漠视内地发展对香港的影响我们一直组织大量内地访问团，但交流可能出现了机械式运作，而没有让参加者真正认识内地社会发展对香港政策的深远影响。广州、东莞、虎门及深圳福田口岸对香港市民，尤其经常参加建制派议员组织的短期内地交流团的群众来说，应该一点都不陌生。不过，多次多团的交流某种程度上只巩固了建制派的票源和支持者，而没有使参加者深层次地认识到内地变化对香港的影响，也没有透过参加者把这些讯息再带回香港传播，没有让香港公民社会及时调整对内地高速发展产生的心理不适。例如，根据2016年番禺区政府向广州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提交的广州南站地区新规划，广州南站地区被定位为泛珠CBD，即番禺已经由八年前的县级市发展成广州另一个商业中心。广州南站的城市规划虽然仍有高铁要素，但主要面向绝非香港居民一厢情愿的“一地两检”，而是应对国内“四纵四横”的庞大人流需要。这种重要的根本性改变，应该透过大量交流团结集民意力量，回港后主动抢占话语权，协助特区政府将施政主张合理化。港人追求特殊待遇不合时宜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缺乏国情教育的背景下，无论特区政府还是香港市民都难以换位思考，缺乏对内地施政的同理心，因此往往认为陆港互动的施政中应该要“港人优先”，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说，香港市民的权益本质上不应与内地居民有任何差异，否则极易造成同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群矛盾。香港地少人多，楼价极高，但广州与深圳同样人满为患，土地不足，各市政府均把如何让常住人口安居乐业视为施政的重中之重，否则在人多楼贵下呈现的贫富悬殊，将会成为内地社会极不稳定的因素。过去八年，深圳市的常住人口由大约900万上升至接近1,200万，广州市由接近800万大幅上升至接近1,400万。就过去十年两地平均楼价而言，广州上升了193%，深圳惊人地上升了508%。在土地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各省市政府又有什么理由为香港让出土地呢？毕竟，内地地方政府要考虑到内地同胞的感受。对他们冲击至深的也是内地群众，而非特区政府或是香港市民。借机推动国情教育因此，除非高铁香港段就此作罢，否则西九龙高铁总站进行“一地两检”的确是今天的唯一选项。面对特区政府的本位主义政策倡议、市民大众国情教育不足、对内地施政缺乏同理心的困局，中央与特区政府在推广基本法教育的同时，需要做好国情教育。反对派议员之所以未能利用“一地两检”发起大型公民抗争运动，是因为在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引用基本法20条，中央可授予香港政府“其它权力”的时候，反对派议员便陷入了概念陷阱之中，一股劲地与特区政府就中央与特区权力分配及跨境执法进行争论，但试问有多少香港市民了解基本法，对法律有基本认识？在所知有限的情况下，反对“一地两检”的主张，便只在反对派议员及他们的支持者圈中展开，而非公民社会。现在需要做的铺垫是，在明年第三季度高铁通车之前，以试点方式推动国情教育，例如设立“高铁青少年奖学金”，让香港市民知道内地执法单位租用西九龙高铁总站进行“一地两检”需要付出高昂租金。通车之后，为鼓励香港与大湾区的人文交流，对全日制学生提供高铁大湾区段来回票价半价优惠。透过这些措施，鼓励市民主动体验国家的发展，加深对国情的了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自创 2018-01-08 特区政府要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就应及时趁势而为，大力发展协同计算机科技产业，而其最需要的，就是建立产业研发中心，除引进国内外高科技企业之外，也要培植香港本土的相关创新科技公司。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强调，要“急起直追”，要让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她在施政报告中宣布一系列相关措施，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特区政府定下在本届政府五年任期内把本地研发开支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由目前的0.73%升至1.5%（约450亿港元）的目标。第二，特区政府会遵循研发资源、汇聚人才、提供资金、科研基建、检视法例、开放数据、政府采购及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八大层面及指针，加强创新科技的发展。第三，为鼓励人才培育及科技研发，特区政府会为各大学预留不少于100亿港元的研发预算，并为各企业研发开支提供额外的扣税额，及提供30亿港元为修读大学研究院研究课程的本地学生提供助学金，而创新及科技局会启动5亿港元的“科技专才培育计划”，包括推出“博士专才库”计划。香港需要促进创新与协同值得注意的是，特首承诺要精简政府架构及行政运作，以促进创新与协作，并在各级行政管理中采用智慧科技等具效率的革新方案。笔者赞同特首所言，认为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才培育及促进创新与协同，而协同涉及IT产业，尤其是在发展“互联网+”云端科技方面，香港具有足够的后发优势。一般而言，政府机构及企业最需要协同，而协同与服务遍布各行各业，包括政府辖下之各部门、银行、保险、能源与公共事业、电信、运输物流、教育、零售等，均可见到协同作业方案，因迎合“互联网+”时代，云端（Cloud Computing）方案现已成为政府机构及企业的优先选择，除了能够降低部署与维护成本之外，也能够提升施政及营运效率。众所周知，网络科技的发展，已从传统互联网进化成移动互联网，再演变成当前的“互联网+”及物联网。传统互联网是个人计算机互联网，能解决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而移动互联网，能解决效率的对接问题；至于“互联网+”及物联网，需要解决“万物互联”，尤其是“数据自由共享、价值按需分配、人各尽其才、物各取所需”的问题。协同计算机时代终于来临全球最具权威的IT咨询公司Gartner，在其2017年“工业4.0”专文中就已指出，成功的“工业4.0”取决于企业、物联网、TSPs（代码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协同作业环境，以及彼此互动且直接的关系发展。随着“互联网+”及物联网产业的兴起，政府机构及企业需要的，是具普遍性、自由性及非第三方之公共服务的协同操作系统新平台，因此，协同计算机时代注定来临，而这正是香港发展创新科技的新契机。今天，业界也有类似的协同式办公软件，但多属整合性的第三方公共服务，例如美商BroadVision的Vmoso软件、美商Slack软件、微软的商用Skype、阿里巴巴的钉钉软件、腾讯通RTX等。一旦用户认为这些软件彼此之间不能互联协同时，他们还会认同其实现“万物互联”的效用吗？这些软件岂能代表“互联网+”及物联网时代的主流？很显然，由于协同云端操作系统CCOS的发明，市场终于出现协同式云端计算机（CCC, Collaborative Cloud Computer）产品，这是互联网产生以来的重大事件。这意味着围绕互联网的协同环境，现已出现系统性的整合，由此产生新的云端计算机产业及产业链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市场迄今只有约5%的企业或机构进入云端，而95%的企业或机构及99%的家庭或个人始终被排除在外，今天的“互联网+”及物联网云端生态，一直存在着“一边倒”的不平衡现象。“主权云端”的社会生态Apple、Google、Facebook、Amazon、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云端七强”的服务，主要是利用人们在其各自平台上的活动取得大数据，政府也希望利用智慧城市（Smart City）计划以取得管理各种事务的大数据，问题是，只有服务商拥有大数据，用户却没有，只有供应者拥有大数据，消费者却没有，其结果就是出现假货充斥、纠纷不止的问题，这种生态上“一边倒”的不均衡，就会导致传统业者的生意，因云端服务商透过大数据的监察，而逐渐被“掠夺”；人们的财富创造及私隐活动，也因云端服务商透过大数据的收集而逐渐被“侵权”。当前的“互联网+”物联网云端生态，是尚未具有“主权云端”的社会生态。可以说，一般的政府机构、企业及家庭完全没有抵御“掠夺”或“侵权”的能力。这无异于拥有云端能力的强者已成为狼群，没有云端能力的个体，则成为待宰羔羊。这难道是我们需要之“数据自由共享、价值按需分配、人各尽其才、物各取所需”的公平合理社会？当然，这个“互联网+”及物联网云端生态“一边倒”的问题，由于云端协同计算机技术的产生，现已能得到解决。“协同计算机”本身就是云端服务器计算机，就是“主权云端”计算机，它独特的操作系统所具有之云端协同环境，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接合，提供不同目的及不同资源的互动协同作业平台，而这些协同行为及内容，足以构成各种事务大数据分析的来源。换言之，拥有“协同计算机”，就拥有自己的“主权云端”，从而拥有自己大数据的来源及应用前景。NAS趁势而出及与CCOS的结合自2000年迄今的“互联网+”及物联网时代，计算机科技业将产销焦点放在笔记本计算机、平板计算机、iPhone等行动装置。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市场已改变用户数据存取习惯，从存取于终端硬件，改为存取于云端，因此一种集各种网络应用于大成的产品-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网络储存（服务器），在全球市场上趁势兴起。一般而言，大型企业之第三方（公有云）供应商如“云端七强”等，仍是市场上提供云端储存方案的主流，但它们具有公共性及壁垒性的缺陷，导致企业、机构及家庭或个人用户因意识到公有云代表着“连坐”的风险——一旦信息安全出现问题，用户数据随时受到波及。因此，已有愈来愈多的用户转向购置NAS，以建置自己较为安全的私有云。近几年来，因连接物联网及大数据产业发展，NAS市场正如火如荼地兴起中，Global Industry Analysts的调查报告更预计，NAS市场上，仅中小企业细分板块的产值就将从2014年的30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70亿美元。NAS结合CCOS系统，就是成型的协同计算机主机，按其发展趋势，单以供应中小企业之所需，10年后的硬件市场年产值即可达1,250亿美元；若加上可达到5倍的软件年产值，以NAS转型协同计算机50%转换率估算，预计2027年协同计算机工业（硬软件）年产值至少是4,400亿美元。香港需要大力发展协同计算机产业今天的云端生态，已从数据之安全存储的需求，转向云端协同作业的需求，CCOS已日渐成熟，两者结合的时机已出现。CCOS与平台式NAS结合，将为用户以低廉价格拥有云端提供前所未有的性价比，由此，将引发市场的强烈回响及需求的急速扩增，从而加速形成协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新格局。总言之，基于协同计算机新格局，云端社会势必从近期之充斥App服务的个人型生态，转向政府机构、企业及社会大众普及云端计算机并以此为主体的社会型生态。业界已有预测，今后势必是协同计算机普及化的时代。特区政府要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就应及时趁势而为，大力发展协同计算机科技产业，而其最需要的，就是建立产业研发中心，除引进国内外高科技企业之外，也要培植香港本土的相关创新科技公司。当然，这需要政府的远见及政策，以及执行此一政策的决心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