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一哲 2019-09-09 如果从“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整体认同角度看待香港骚乱，我们就应该清楚，这种弥漫在整个香港社会的反北京情绪长期持续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只有参考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即从消除“民族认同”源头这角度去考虑，才能找到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 目前发生在香港的“颜色革命”，从骚乱者宣泄的情绪来看，已演变成为针对北京和大陆人的“准民族主义”，其种族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性质的暴力行为比一般的颜色革命更加“丑陋”。这从示威者对说普通话游客的歧视、对异见者滥用私刑中便可见一斑，而这类例子在目前骚乱过程中不胜枚举。西方媒体助纣为虐欧美白人草根阶层排外的种族主义和右翼种族主义一直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排斥和打压，并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已经被逐渐边缘化。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香港，却被西方政治舆论赋予“反共”和“为自由抗争”的论调，被合理化、主流化了。回想在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活动中，境外舆论表现出的敌意让中国民众感到意外和愤怒。这次境外媒体重蹈覆辙，一边倒地支持香港骚乱，可以说是继2008年后又一次让中国人感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失实与不公。动用私刑在西方任何国家都是严重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然而我们却看到，在7月7日晚的骚乱中，一名拍摄示威场面的女路人被诬指为便衣女警，被示威者攻击和动用私刑长达十几分钟，最后被警察解救才躲过一劫。当大陆民众为此在西方社交媒体发出声音，一致反对骚乱、支持政府时，西方主流媒体却指责中共把社交媒体“武器化”，操纵舆论，使其成为有害的武器。言外之意是只有他们控制的舆论才是真正的民意，大陆人作为整体不配具有独立的民意。这不得不说是西方媒体的傲慢和居高临下，甚至是对中国大陆人的集体歧视。这和部分香港人反对北京、仇视大陆人的情绪一模一样。在这种仇视的语境下，他们一贯挂在嘴上的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即使在二战期间，被抓的德国纳粹军人战俘，也要依照《日内瓦公约》的有关约定处理。怎么轮到香港持不同意见者甚至街边的路人，却被屡屡动用私刑，连“人”的待遇都没有了？回想朝鲜战争、越战乃至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在主流媒体上标榜自己在“杀共匪”、“杀恐怖分子”，给敌人贴上集体性的标签，剥夺其作为人应有的平等权利，敌方战亡人数只是普通数字而已。民众被这些主流舆论牵着鼻子走，以为战争是家常便饭，也就见怪不怪了。过去同样属于欧洲文明的纳粹德国，把斯拉夫人划入“亚人类”，在入侵前苏联后心安理得地用非人的野蛮方式虐待和屠杀苏联人。然而在当今西方国家中，虐待动物引起的公愤要比虐待或屠杀被“妖魔化”的敌人大得多，比如之前的反伊斯兰情绪，以及最近的“中国威胁论”。在这些意识形态标签的背后，是典型的种族主义。目前，香港的骚乱和集体仇视大陆的情绪，被堂而皇之地合法化、合理化，其实这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性质的仇恨，其非理性程度远远超过了仅局限于政治理想冲突的“颜色革命”。在2014年乌克兰爆发的反政府骚乱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示威者疯狂地仇视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全面禁止俄罗斯语，主流政客甚至叫嚣要核平俄罗斯人。现在许多评论都把香港的“颜色革命”和当年的乌克兰冲突相提并论。按理说，全球主义和普世主义主宰的西方舆论不应该同情乌克兰的反俄纳粹民族主义，以及香港的反共、反中、排外的种族主义情绪。然而现实是，这些狭隘甚至邪恶的仇外情绪（仇视俄罗斯人和仇视中国大陆人）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和政治舆论的大力支持。地缘政治需要地缘政治的需要决定了西方采取的行动与态度。西方要支持世界上一些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分离主义，甚至宗教极端势力，但同时也必须要给他们披上民族自由、反抗压迫的外衣，这样在舆论上才说得过去。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支持阿富汗的宗教狂热分子摧毁阿富汗受苏联支持的世俗政权，现在支持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极右的反俄民族主义，都是给丑恶的势力披上华丽的外衣，并给予大力支持。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片面而有选择地报道香港骚乱，对香港暴民的丑行和犯罪视而不见，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需要。这里面涉及更广泛意义的中西方意识形态对抗，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种族和文化的不信任和仇恨。美国政治精英说得很直白，就是不允许你超过美国，不允许一个非白人文明超过美国，也不能容忍中国人过上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消费同样多的能源），因为那样四个地球都不够用。西方喜欢攻击中国和俄罗斯所谓狭隘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就好像他们没有民族主义，都是普世主义，全球主义。然而从欧洲对移民的恐慌、美国对墨西哥人和拉丁移民的憎恶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并不是他们宣扬的那种多元文化共处或大熔炉的格局。他们有强烈的核心认同，而那个核心就是白人基督教文明。以北约为基础的西方集团，其基础就是这种白人集体认同，实质上是一种扩大的、隐性的民族主义。香港骚乱动因与民族主义如出一辙在中西文明冲突和博弈的大背景下，香港骚乱表达出一种类似种族主义或分离主义对中国的排斥和仇恨，而且这种“反中国”的情绪弥漫到了香港社会各阶层。1997年后，香港富豪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向来和北京不一样。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是英美方式，即选票产生的行政长官是为资本集团站前台的代理人，背后的主人应该是他们，而不是北京中央政府。香港骚乱爆发后，商界保持集体沉默，甚至暗中资助示威者。实际上，囤积土地的地产商是香港社会畸形发展的始作俑者，但香港社会从来没有对他们的金融和地产富豪产生过阶级上的义愤。这符合香港排外的集体认同模式。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类似“民族大义”，就像过去外敌入侵，中国人总是区别对待背叛民族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本家一样。港独们从不埋怨他们困境的真正根源——那些香港的超级富豪。香港的贫富阶层似乎有某种一致对外、一致仇外（大陆人和北京）的觉悟。这实际上具有了某种初始民族主义的特征。香港这种仇外情绪的宣泄也激起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的普遍反感，这从另外一面说明了骚乱是对抗集体认同的性质。虽然用民族主义形容香港骚乱在政治上并不正确，但二者在原理上如出一辙。最近“港独”在加拿大的抗议，招致中国大陆“富二代”开跑车反抗议，受到媒体关注，也引起褒贬不一的评论。不过这说明“港独”引起的反感是跨越阶层的，正反双方都是纵向的跨越阶层的集体认同。斯大林认为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或许暴力分子认为他们符合这些民族条件，有资格搞独立。按照现代欧洲的民族理论，民族认同基于现代化基础上的标准国民教育和统一的交流沟通。形成统一的文化后，民族就要产生政治诉求，比如自治或独立。1997年主权回归后，香港“马照跑、舞照跳”，港人的教育和大众传播都自成体系，香港回归也没有改变同大陆语言、文化分隔的现实，因此“港独”愈演愈烈也不奇怪。港英时期，港人不用担心香港的地方特征和集体认同会消失，因为英国人没那个同化能力。然而回归到同文同种的中国，“港独”就开始有了被同化和香港自我认同被淹没的危机感。解决香港问题必须釜底抽薪有良好组织和外援的香港暴力分子一再说要保持低烈度暴力，要把抗议长期进行下去。如果从“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整体认同角度看待香港骚乱，我们就应该清楚，这种弥漫在整个香港社会的反北京情绪不像一般颜色革命那么简单，不会经过一次对决见分晓（比如武力平暴），长期持续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只有参考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即从消除“民族认同”源头这种釜底抽薪的角度去考虑，才能找到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首先，要改变香港地方性的标准化教育，改变地方性的文化，加强同大陆接轨。中联办和中资企业可以大规模兴办普通话学校，与港英时代成立的学校竞争。其次，参照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融和的经验，在精英阶层中“掺沙子”，有意识地培养来自大陆的新香港人。在建国初期，国家就拆解了少数民族固有的社会结构，即少数民族精英阶层作为整体不复存在。香港文化、教育、司法等各界社会精英，包括多数建制派，在回归后一直同北京离心离德，不能不说他们是造成今天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中央不宜以暴力手段介入，防止制造反中“烈士”，治安问题要交给特区政府。“集体创伤”的记忆往往会被民族主义者渲染固化，从而增强民族意识，因此要避免帮助“港独”势力制造集体受难意识，同时积极运用新时代发达的通讯手段揭露“港独”的“民族建构”动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9-09-03 2016年5月的《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是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详尽阐述本地博彩业的唯一正式报告。然而，它没有能够成为政府调整博彩政策的依据，尤其无助于解决2020年以后赌牌重新竞投政策难题。 2016年5月特区政府公布了研究报告《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该文件内容涵盖经济、运营、中介人、社会和民生等四个范畴，是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详尽阐述本地博彩业的唯一正式报告，有助于了解澳门博彩业发展现状。然而，报告主要汇总和统计了相关资料，并没有能够成为政府科学施政、调整博彩政策的依据，尤其无助于解决2020年以后赌牌重新竞投政策难题。业界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切实建议。博彩中期检讨的不足澳门特区政府根据中央对控制博彩业规模和加强政府监管的要求，所应完成的政策评估理应包括以下内容：1、根据博彩法律规定与合约，总结博彩承批公司依法依规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方法；2、总结博彩开放竞争后的成功经验及不足，研究制订澳门博彩业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特别是加强行业监管，以推动经济多元发展目标的实现；3、具体研究博彩经营权到期之后的制度完善和政策改革思路；4、长远思考和设计完善政府监管博彩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特区政府委托学术机构完成的报告详尽介绍了澳门博彩业开放竞争以后的概况，但是并没有含括上述内容。博彩中期检讨难以为将来赌牌重新续约提供决策依据，仅可作为调整现有博彩监管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参考。澳门需要认真评估中期检讨报告的不足之处，争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谋划澳门博彩业长远发展提供更明确的方向。政府应该允许社会各界进行广泛讨论，鼓励更多本地机构和学术人员进行研究，为完善赌牌重新竞投做好前期准备，进而督促政府就相关竞投程序和监管制度进行修订，提出更为完善的法律规制并形成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规范赌牌承批人资格根据赌牌竞投合约，获批给承批营赌的公司必须符合以下法定条件：（1）在澳门本地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竞投方式取得政府的赌权批给；（2）参与竞投时的适当资格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验；二是商誉；三是属同一参与竞投公司集团的其他公司的性质和商誉，特别是控权股东的性质和商誉；四是与参与竞投公司有密切联系之实体的性质和商誉；（3）有适当之财力，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一是参与竞投公司之经济与财务状况，二是控权股东之经济与财务状况，三是与之有密切关系实体的经济与财务状况，特别是向其提供融资担保实体的经济与财务状况，四是竞投公司5%或5%以上资本持有人的经济与财务状况，五是参与竞投公司拟经营一间或一间以上娱乐场之性质、类型及附加基础设施；（4）承批公司应保持2亿元营运资本，并将管理权授予一名身份为澳门特区永久居民，至少拥有该公司10%资本的常务董事，行使日常管理经营权；（5）承批公司应承诺遵守相关的法律义务，并提交博彩设施的相关投资计划。事实上，过去澳门博彩业开放竞争的准入条件是相当低的，既没有针对外资的前提限制，所要求的条件如商誉、经验等都相当空洞而难于界定，又未预想到承批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或被上市公司控股、特别是澳门博彩承批公司期后全部都在外地上市的情况，导致现行立法中规定的监管制度在上市公司多重控股的运作下难以有效规管。任何监管措施的变动都有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价和公众持股的态度，澳门迄今尚未建立一套满足有效规管境外上市公司承批赌牌和股权转让需要的本地监管制度。未来在赌牌重新竞投的过程中需要对企业的资格进行严格定义和审查。中介人制度澳门实行的赌牌制度是以承批公司为权利义务主体来承担责任，签订行政批给合同，而非按照“一赌场、一牌照”的模式向各家赌场颁发营运牌照。由于既往传统影响且无法律明确规管，在澳门，同一家赌牌公司可以经营多家赌场及其附属酒店游乐设施，而多家赌场和赌牌持有公司的关系既可以是股权所有关系，也可以是形形色色的承包关系。后者向承批公司缴纳预设的博彩毛收入的特定百分比作为承包费用后，自行经营博彩娱乐场，甚至连娱乐场设施都自行投资建设。这些以承包名义经营的赌场，虽然在统计上将其赌场和赌牌数统归于相应的赌牌承批公司，申请增加赌台亦需通过承批公司向政府反映及办理手续，但其经营自主，与政府直接打交道而无须经过相应的赌牌持有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直接向政府缴税，在澳门被称为“卫星赌场”，即“借壳经营”的赌场。据说目前在澳门开业的41家赌场中，这类赌场达到一半左右，都在华资博彩承批人旗下。“卫星赌场”与政府、持牌公司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润分成关系错综复杂，迄今无人做过全面分析描述。中介人制度是澳门博彩业的特色之一。依照博彩法规，博彩中介业务指向博彩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消遣等各种便利而收取由承批公司支付的佣金或其它报酬作为回报，以推广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它方式博彩的业务。博彩中介人可为具备“适当”资格的公司、自然人、商业企业主。适当资格主要是通过对博彩中介人数据披露表的内容进行审查而取得。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博彩中介人提供的服务远超过法律规定，变成主要提供博彩信贷，以推销泥码的方式先行融资，从赌客手中赚取打赏，同时和赌场商议收入分成。卫星赌场得到政府默许，博彩中介人的业务超出经营范围，都说明特区政府“缺位”现象严重，使得政府监管博彩业的措施流于形式，急需在重新竞投的过程中对此加以规制和纠正。监管机构设置的相关问题首先，缺乏博彩政策的制订机构。博彩委员会是由2000年设立的专门研究博彩业发展和管理的专责委员会演变而来。它根据行政长官批示而成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经济财政司司长和社会文化司、保安司代表各一名，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及一名技术-法律范畴协调员共6人组成。作为制订博彩业相关政策的法定机构，它可设立若干咨询小组，就专题项目进行研究、跟进及提出建议。该委员会甚少公开活动，也从未见其就任何博彩政策展开过公共咨询或专项研究。其次，博彩监察协调局监管职能有名无实。该局作为法定的常设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为“协助订定、统筹及执行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它方式博彩经营产业、互相博彩以及向公众提供的博彩活动的经济政策”。就其参与政策制订而言，名义上它是协助政策制订的机构，但实际上长期没有作为，从未见其对外公布相关政策或就特定问题展开研究。就其执行职能而言，作为博彩收益的稽核部门，其负责赌场毛收入的点算和监督功能受到突出重视，其它如日常控制赌场进入、公布中介人名单并监督其业务、处理赌场内的违法事项等也发挥一定功能。制度重构由于利益局限，澳门政府在博彩开放改制的制度设计初期，追求的目标是稳定和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利用政策倾斜吸引外来投资，从而追求博彩收益最大化。这种倾向对博彩业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在发现问题后又欠缺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使得澳门民众在享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吞下社会成本高涨的苦果。这些都违背了博彩业作为特许经营制度下接受政府全面监管的初衷，不符合博彩特许经营体制的内在规律。它虽然满足了澳门特区繁荣稳定的需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澳门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因此，政府必须考虑上述因素，以维护澳门和国家整体利益为原则，认真做好赌牌重新竞投的各项准备工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9-06-14 2019年的香港政坛因《逃犯条例》的修订变得这么热闹。依现时建制派在立法会的优势，相信条例可在本年度立法会会期通过。虽然条例的通过没有悬念，但整个过程却暴露了建制派各力量缺乏沟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香港管治短板。 相信没有人能预料到，在《国歌法》争执之后，2019年的香港政坛还会因《逃犯条例》的修订变得这么热闹。2019是选举年，反对派一直在寻找反政府的突破点，希望有像当年反23条立法或反国教运动那样的机会，带动起支持者的情绪以及再次团结已分裂出去的本土派。事态的发展出人意表，不单是反对派，甚至外国政府及商会也开始关注。条例已直接交到立法会大会讨论，依现时建制派在立法会的优势，相信条例可在本年度立法会会期通过。虽然条例的通过没有悬念，但整个过程却暴露了建制派各力量缺乏沟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香港管治短板。建制派各力量之间的沟通及其带来的管治障碍，一直是香港所面对的困局，因此针对是次《逃犯条例》修订过程所暴露的问题，笔者尝试找出根源并提出改善建议。本文所说的建制派，不单指狭义上的几个建制派政团，更包括政府、中联办、人大与政协。修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是政府与建制派政团的关系。各建制派政党除了在立法会有议员外，还在各个地区有区议员及小区主任。本来这个网络覆盖是很全面的，若政府有新政策，可透过与建制派的沟通，借此宣讲政策目的及好处，并慢慢传达到小区。这种方法虽然慢，却可减少争议政策对社会的冲击。然而这次《逃犯条例》的修订，笔者作为建制派的区议员，却和很多市民一样透过媒体得悉详情，政府没有透过任何官员向我们解释条例的重要性。这种做法源于政府对区议会及区议员的长期轻视，对他们来说，有选票才有联络价值，因此他们只会向立法会议员解释有关条例。那么什么时候才会联络区议员？只有当地区工程需要申请拨款时，政府才有较高级官员到区议会动员和解释。政府如此行事，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选举压力，对他们而言，民意未必是重要考虑，最重要的是把工作做到，而非做好。官员不会觉得到地区争取民意有多重要，只要在立法会取得足够票数过关就可以了。然而今天的社会和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市民希望对政策有更多了解，特别是在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抱怀疑态度的情况下，凡涉及内地的政策，都很容易引起恐慌情绪。如果政府还是用以前的心态去推广政策，轻视地区而不善用建制派网络，即使能通过政策，也只会失去更多民心，最终只会得不偿失，也会令建制盟友面临更大的压力。第二是中联办的角色。中联办一直负责香港政府、建制政团及爱国爱港社团与内地相对应部门的联系，是内地与香港的沟通的重要桥梁。然而，中联办协调建制派内部沟通与配合的效率有待提高。以这次《逃犯条例》修订为例，建制派其实有很多失误，其中之一便是5月23日开始的权威人士解读。5月23及24日均有建制报章指出“香港居民在香港触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不会移交内地，而会由香港自行处理。这个解读其实解答了很多香港人的忧虑，应该在报章头版大力宣传。然而，反对派媒体及政客刻意曲解甚至故意误导，指香港人在港触犯涉及国安的罪行亦有可能被引渡回内地，甚至将其解读为香港人在香港要守内地法律。可惜的是，其后建制媒体正本清源的文章却少得可怜，建制派没有及时对反对派的歪曲作出系统性回应。媒体关系由中联办宣文部负责，他们看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主动安排系统响应？就反对派的断章取义，社工部有没有告知各政党，特别是立法会议员，要求他们善用曝光率去反击？港岛、九龙及新界工作部有没有告知建制派区议员及小区主任，如何在地区层面应对反对派刻意扭曲的说法？依照笔者现时的观察，中联办善于处理日常联络任务，但在反对派于选举年大举反击时，却没能做好危机状态下统合协调的工作。笔者接触到的中联办官员大多作风优良，但在如何听党指挥打胜仗方面，他们依然需要反思并改善工作方式。第三是统战部及人大、政协的角色。回归以来，因为中央希望稳住香港的经济，加上各省市希望吸引香港资金，统战对象均以工商界别为主。这种做法在回归初期确有实效，亦能响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然而时移世易，今天的香港社会已经和回归时期分别甚大，没有人想到回归20年后，香港社会变得如此撕裂对立。另一方面，内地发展一日千里，由当年极度渴求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到今天国家的科技发展已渐上轨道，资金亦变得充裕，通过“一带一路”去发展全球基建网络即是明证之一。在香港社会及全球大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国家对香港的统战策略应该有所改变。要应对香港今天的社会问题，政治能量比经济能量更为重要。所谓的政治能量，不单是政治动员能力，也包括对政策的了解、政治敏感度、政治论述能力等等。观乎现时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政协和人大，未必每人都有这种条件协助中央及特区政府共同面对反对派的挑战。如果要整体提升建制派政治水平，统战部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讨及思考统战方向及策略。工商界别人士可进入工商联，如果他们仍想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于平日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毕竟如果在有大事发生时才由中央高官或中联办召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分配任务，这只会令香港人更加轻视人大和政协，对香港管治并非好事。改善方法就现时建制派的统合问题，笔者提出从“面‧线‧点”三个角度去逐步改善。首先，就“面”而言，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特首领导的香港政府仍是各大政策的牵头者，问题是要做好“全面斗争”工作。特首乃至特区官员要明白今天的社会已发生改变，由于市民对政府缺乏信任，由上而下推动政策特别是与内地有关的政策，过程都非常艰难。因此，今后推行重要政策时，政府要有心理准备，每次任务都面临“全面斗争”。反对派只会将政策内容断章取义，然后去煽动社会恐惧情绪，加上现时美国对中国的压制，相信美欧多国政府、商会及领事馆亦会助攻。面对全面斗争，建制派亦必须做好全面准备，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立法会议员、区议员的网络，全面覆盖，全方位向市民宣传新政策。另一方面，区议员亦要明白，将来工作重点不仅仅是地区工作或地区议题，亦要去了解全港政策，从而在地区层面向市民主动解释。只有在推出新政策前织好这个网络，做好全面准备，建制派才有可能瓦解反对派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在“线”方面，重点在于中联办内部如何协调。现时中联办的工作方式是各部做各自的工作，都向分管各部的副主任汇报。这种工作方式行之有效，每个部、每个处作为一条线在各自范围都成为重要的沟通桥梁。不过，这种工作方法对处理日常事务有效，却不代表在推行重要政策时有效。如果在有重大需要的时候，中联办能就实际情况成立特别应对小组，将相关部门代表集合在一起，并视乎重要性由主任、副主任或部长领导，相信在应对反对派及外国势力的挑战时，就能够更有效地作出应对。确保指挥中枢及部门分工高效运作，每条线都能尽快与相应对象沟通，获得最好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每条线的功效才可以得到最有效的发挥。最后是“点”，针对的是每位港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是人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他们除了在日常向中央及各级政府提出建议外，当有需要时，亦可将政府的意见及政策推广给市民，但现时大部分代表或委员都未有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到了非常重要的危急关头，中央高层或中联办才召集大家作出集体响应。和建制派议员一样，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香港亦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他们在香港日常的表现其实也直接影响香港人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提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素养以及政治能量，使其在日常协助树立中央正面形象，在重要时刻支持政府的政策，这应该是我们对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合理期许。以上改善建议，不单针对这次《逃犯条例》修订过程，也针对建制派一直处于被动的问题。香港是否有良好管治，不单单看是谁当特首，也并非仅仅看建制派在立法会有多少议席，重点是整个建制派面对挑战时，如何统合协调，以及在平时如何提升各自的政治能量。这是建制派今后将长期面对的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9-06-03 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需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优势，改进澳门民生问题，保持社会安居乐业，带领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大局，发挥澳门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枢纽作用。 2019年对澳门特区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既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也是第五届行政长官开启新发展的起点。回归以来，在两任特区行政长官、四届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保持了繁荣安定，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2018年，澳门经济生产总值较回归时增长近8.5倍，人均生产总值达8.3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突显了“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取得的成功。回归后，澳门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滨海小城，一跃成为闪耀的“东方拉斯维加斯”和旅游胜地。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需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优势，改进澳门民生问题，保持社会安居乐业，带领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大局，深化“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建设（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发挥澳门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枢纽作用。新一任行政长官的历史使命从世界范围看，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及保护主义抬头将给全球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伴随着国际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调整，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变化将继续进行。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外政经局势，中国亟待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国家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是国家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出的重大国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支撑。然而，也不能忽视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从而阻挠中国崛起的图谋。澳门特区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期盼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办事，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把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断推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丰富国家治理内容，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同时，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社会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可以顺应未来的发展方向，破除“等、拖、看”的习气，解放思想，积极主动布局，通过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工作，开创澳门发展的新局面——抓住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机遇期，发挥澳门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建好“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聚焦葡语系国家和东南亚，促进国际人文交流；引领澳门建设成为国家发展中改革开放的“双向桥头堡”。提升特区政府管治能力澳门回归近二十年，取得的各项成果都与历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澳门并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时，高度赞扬澳门“路子对、政策好、身段灵、人心齐”，“小桌子上能唱大戏”。历任特区政府的成绩有目共睹，澳门社会对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也会有更多的期待。澳门社会一直以“小政府、大社团”的方式有序运行，社团在推动社会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少社团承担了主要的社会服务功能，与政府的服务职能进行互补。社团帮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成为澳门和谐特区的重要力量。随着澳门经济体量和发展议题的复杂程度增加，除了发挥原有社团优势外，澳门社会也越来越期待特区政府提升管治能力，承担社会发展“领路人”的职责。从影响澳门在亚太区域发展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竞争力方面看，澳门的未来涉及与大湾区城市间的协调合作、澳门智慧城市的推动、澳门城市安全和环境保护，而这些都不是单靠民间社团力量就可以完成的。澳门社会期盼在新一任行政长官的战略指引下，特区政府可以统一规划、统一领导、协调各部门和民间力量，破除各自为政积弊，深入挖掘和培养澳门特区在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优势和力量。民间社团、企业、市民在特区政府的统一规划和领导下，可以找到参与国家发展和建设的着力点，能够分享到融入国家和澳门发展的红利。因此，继续推动公共行政的深层次改革，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继续调整政府部门架构与职责，提高政府透明度、行政效率和跨部门合作能力；改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和官员选拔和绩效评估制度，提升公务员士气和市民满意度，这些都是对新一任特区政府的重大挑战。推动民生发展随着澳门社会不断发展，社会规模越来越大，居民要求渐趋多元，澳门民生深层次问题凸显。房价高企、居民望楼兴叹，交通拥堵、大众出行困难，医疗资源短缺，劳工权益和外雇等老大难问题亟待改善。澳门社会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能充分聆听市民要求，配合澳门作为大湾区中心城市的整体发展定位，让公共政策的制定能更符合市民期望。做好政策规划、制度改革、法规修正，以更大决心和切实的态度正视民生福祉中的现实问题，对症下药，改善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让社会基层得享“一国两制”和融入国家发展的优越和便利，推动澳门社会更好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便利，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拓展跨境养老、医疗、社会福利等领域的互动对接和互利共享，为居民提供更多可选择的社会服务，改善居民生存空间。一直以来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人力资源非常有限，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澳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适度多元的关键因素。社会也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能够对澳门的人才政策有更好、更清晰的规划和明确的标准，以配合澳门社会长远发展。同时，还要妥善与社会大众沟通，明确指引。本地培养和人才引进并重，以便在区域人才竞争中不落人后，为澳门特区“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最根本的动力。人才培养中，青少年更是澳门的希望。青少年作为未来主人翁、发展新力军，是澳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一国两制”事业建设的积极力量。社会期待新一任特区政府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传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充分激发青少年的活力，提升澳门青少年的视野和竞争实力，让广大青少年在国家快速发展中找到自身机遇与定位，实现自我发展。加强法制建设澳门回归十多年来，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然而，相较回归时，澳门社会各方面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澳门的法律制度还未能适应这种深刻变化。澳门社会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能够继续完善澳门特区的法律制度和健全司法体系，保障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促进社会发展。“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的全面贯彻实施，需要澳门特区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其落实；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发展机遇需要澳门尽快完善高度自治范围内的具体法律制度。社会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可以继续清理和完善法律法规中内容过于陈旧且与现实需要有很大落差的部分，起草和实施配合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发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需要的配套法律法规等，为澳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展望未来，澳门机遇处处，亦挑战重重。社会大众盼望新一任行政长官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带领一个廉洁高效、积极有为、以人为本的特区政府，把握机遇，正视不足，应对挑战，引领澳门社会建设美好家园，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全体市民一起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雷鼎鸣 2019-04-17 相对于香港历史上的其它预算案，现时政府有很明显的扩张性政策倾向。这种刻意为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香港当代财政史上还没有先例。这带出了一系列问题：此种理财新政策有何优缺点？它与《基本法》有无矛盾之处？若有，当如何化解？ 扩张性财政政策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已是现任财政司司长所主理的第三份，据此我们已大可推断出现届政府的理财哲学。相对于香港历史上的其它预算案，现时政府有很明显的扩张性政策倾向。在上世纪80年代，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曾跌至15%以下，其后也很少超越18%的界线。在1998及2003财政年度，这一比重都触及22%的红线，这分别是由当时亚洲金融风暴肆虐及沙士爆发后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所致，而不是政府故意推高比重。然而在2018年度，此比重已被提高至20.2%，2019年度政府打算把它再猛增至21.6%，此升势是有意为之的。在计划中，2020年度是21.8%，2021年度是22.5%，2022年度是22.7%，直至2023年度才容许其回落至22%的目标点。这种刻意为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香港当代财政史上还没有先例。这带出了一系列问题：此种理财新政策有何优缺点？它与《基本法》有无矛盾之处？若有，当如何化解？扩张性财政的优缺点香港一向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社会更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政府有它的角色要扮演，不能没有资源，零资源的无政府状态一定会出问题，比如法律不能贯彻，合理的公共建设不能进行，国家安全也不能得到维护。然而，太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资源分配容易出现低效率，消费什么、生产什么都由政府说了算，政府将难以掌握到足够的资讯去为人民作决定。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巴罗（Robert Barro）多年前曾发表过一篇经典论文，专门探讨一个问题：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多大才对经济最有利，亦即最能将当地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国家政府开支都过高，若适当减低，会对这些国家的长期增长更有利。按照此说，持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重征税或用其它方法把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让政府代替人民决定如何配置这些资源，这对香港的长远经济发展很可能有负面影响。资源集中，尤其会方便政客及利益团体的寻租活动，他们只要盯紧政府，向其施压便可。不过，我们要辨别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府或公共开支，一种是消费性的，另一种是投资性的。巴罗的研究针对的主要是政府消费性的开支，例如雇用了多少公务员，派了多少福利等。投资性的开支则是指修桥、筑路、填海等有回报的开支。两种开支有根本性的不同，在财政上，消费性开支用了便没有了，但投资性开支，将来陆续会有回报。消费性开支是不得不付出的，以尽政府的一些责任。投资性项目应否进行，决定性的原则只有一条——只要投资的社会效益折现值大于成本的折现值，便可进行。有时项目的社会效益很大，但政府却收不回经费（例如建一条道路，虽有利市民，但道路却是免费使用的），这种情况并不理想，但项目仍可进行。当然若财务上有足够的资金回报，便更没有问题。这种分类是重要的，政府的消费性开支应有严格限制，否则会减缓经济增长，但有些只有政府主导才可进行的投资性项目，往往其效益大于成本，我们应加以鼓励。公共开支占GDP比重持续向上有违《基本法》现时预算案的公共开支项目并没有把上述性质不同的开支区分开来，这容易引起混乱。其中一种可能出现的混乱便是对《基本法》第107条及第108条的解读。这两项条文是非常有远见的。第108条指明香港要奉行低税制，第107条则要求政府“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这两项条文加起来可归纳为：公共开支或税收占GDP的比重都应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水平，否则便违反了低税制原则，亦违反了开支增长与GDP增长相若的原则。当然，比重的短线升高，问题不大，但持续向上却有违《基本法》。要知道，撰写《基本法》时，香港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而现时计划中的比重是22%，显然与此差距巨大。把投资性开支从预算案收支平衡表中分拆出来这里尚有一难题。2013至2015年间，笔者参与了政府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的工作，主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作出建议。因此笔者深明，政府若不早作准备，将来庞大的消费性开支足以吃掉现时的储备并使政府欠下大量的债务。在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下，香港如何能满足第107及108条的要求？把部分投资性开支及回报从政府预算案的收支平衡表中分拆出来，亦即“缩表”，是有效的做法。那么分拆哪一部分呢？政府多年以来其实早在实行一个模式：政府投入资金搞基建，提升了一些土地的价值；又或造一些新的土地，将其卖掉，收入纳入库房。由此可见，政府在概念上就像一家“国企”，其商业模式是靠投资造地或改善土地赚钱，收入一部分用来再搞基建，一部分被政府用作消费性开支。在数值上，2019年度的基本工程开支预计为852亿港元，约占GDP的3%，但这些数值会急升，到2023年预计会高达1,389亿，超过GDP的4%。至于卖地收入，2019年度预计为1,430亿。要注意的是，有价值的土地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投资造地才有可用的地出卖。事实上，政府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亦已扮演着公司的部分角色，它负责基建开支，卖地收入又会注入基金之内。倘若把此基金及其业务分拆出来，仍由政府全资拥有，只是基建开支立项时不属公共开支，卖地收入即变为公司收入，那么政府的开支或收入占GDP比重将下跌3至4个百分点，在账面上，香港的公共财政会变得更为健康。若政府处理得当，分拆成立以基建卖地为业务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公司，那么它还可能发挥另一作用。近年香港政府的决策过程渐渐跌入过度监管的陷阱中，各种法定组织及咨询架构林立。以填海造地为例，虽然香港缺地问题迫在眉睫，但没有十多年的工夫根本过不了相关程序。填不出海来，原因在于要经过多个部门繁琐的审批，说得好听一些是做事有板有眼，重视民意，说得真实一点是官僚主义，无人愿意一力承担责任，要把责任分摊给多个组织承担。若基建与卖地同属一家由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负责，便可借此机会去除部分过度的监管，从而促进政府的投资效率。除了基建卖地外，“缩表”本来还有其它的途径可循。例如本年度的薪俸税估计为666亿，占公共开支的10.6%，但政府又打算宽减掉170亿元，这等于政府收了钱后又退回去，税收及开支都增加了。若是干脆减税但不搞退税，情况会简单一点。最好的情况是索性取消薪俸税，反正其数额只占政府收入10%出头，况且若香港不征薪俸税，对吸引及挽留人才都有助益。不过，这种“缩表”恐怕不可行，因为政府总是担心将来人口老龄化会使开支大增，若现在取消薪俸税，等赤字出现后重征薪俸税便困难了。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严飞 2019-04-08 一直以来，中央对香港政策的重点环节就是增进陆港沟通交流，但是在具体的沟通平台、交流形式和格局上，还是有不少可以改进的空间。针对香港文化精英群体，可以从以下方面改善与他们的互动，深化他们对内地的理解，进而让他们的转变影响到香港年轻世代。 香港回归22年的一个关键性变化，就是香港人特别是香港年轻人的本土意识，发生了剧烈增长。香港年轻世代喊出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地方”这样的口号。2005年，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达到顶点；2012年后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而对自己是香港人的政治认同则不断上升，并在随后的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旺角暴动中得到集中爆发。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支持“本土派”的大学生为支持“建制派”的2.5倍。香港众志、青年新政等组织的领袖大多以年轻人为主，网上的本土派意见领袖也都属年轻一辈。在此背景之下，我们认为，香港年轻一代的本土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香港文化精英和舆论导向的影响。这些本土文化精英除了在文学、艺术、媒体、公共层面展现出专业性，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社会公众人物。他们作为文化意见领袖，不仅对他们的青少年粉丝群体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年轻人的价值观塑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香港政府的决策，在社会和政府间起到纽带作用。香港文化精英的特性根据我们的追踪调查发现，香港文化精英普遍对香港现状感到失望，期待改变；自己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进行政治化的表达；以文化作为媒介（小说、漫画、独立音乐）介入社会公共议题，对年轻世代制造影响。（一）香港文化精英的价值取向：第一、提倡用文化形式来保留“香港价值”和“香港性”，然后传播给大众。在不少香港文化精英眼中，香港传统社会的人情风貌和其中蕴含的独特情怀是他们进行文艺创作的根基，但这种“香港性”正在被当代商业社会淡忘。近年来，包含自由、法治、开放、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香港价值”逐步褪色，商业资本对社会倾轧升级，政府施政独立性受到质疑，如此种种让香港文化精英们感到无奈和不甘。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文化创作来记录、再现那些“香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传播给香港社会大众。对香港文化精英而言，这一行动不仅彰显了自己的个人身份认同，更是对自己所赖以生存并进行文艺创作的香港社会负责。第二、希望通过社会运动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怀着上述基本价值取向，香港文化精英们自觉地将文化创作活动与周围的社会环境相联系，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和蕴含其中的情怀能够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共鸣。对他们而言，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是“社会运动”的表现，也是一种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精英们追求通过自己的文艺创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进行引导，对公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予以呈现和诠释，从而激发更多人讨论、反思。在这一模式下，即便是没有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普通公民亦可以通过围绕文艺作品的讨论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从而为整个社会的政治、舆论面貌带来改变。第三、希望将社会参与的意识传递给下一代人。香港文化精英进行艺术创作所面向的对象是广大香港社会民众，不过其中年轻世代就被视为重点受众。一方面，香港年轻世代虽然充分接触互联网新媒体，但对海量信息缺乏筛选和思辨，亦较少关注传统价值理念的传承，因此文化精英们希望为年轻世代创作蕴含“香港价值”的艺术作品，激发他们对香港精神的认同。另一方面，文化精英们也试图通过“借由文化艺术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模式，为年轻世代开辟一条新的参与社会运动的途径，激发当代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新思维，亦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进一步改变香港社会、重塑“香港价值”的责任。（二）香港文化精英的本土主义：第一、从2008年起香港文化精英正式提出建构本土主义。对于香港文化精英群体而言，“本土主义”并非是外界赋予的价值观，而是他们自己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和总结而出的产物。香港文化精英最初参与公共抗争（如保卫天星码头）时并未形成系统的理念主张，但在各个零散、独立的社会运动中，他们逐步剖析自己所保卫、塑造的对象对于自己的意义，因而生发出关于集体回忆、本土价值等的讨论。在此基础上，香港文化精英们才提出了“构建本土主义”的观念，并通过线上及线下的社交网络与不同人群互动，将这一观念加以传播。第二、香港文化精英担忧如果去内地发展，就会和本土疏离。当然，面对香港社会经济结构性困境，文化精英中也不乏“北上”发展者，毕竟内地文化消费市场有着远大于香港的商业潜力。不过当他们近距离、长时间接触内地社会文化圈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难以认同、接受很多内地社会文化元素和表现，又与曾经赖以为生的香港社会文化氛围脱节。这种窘境对于文化艺术创作而言是灾难性的，一方面他们的文艺创作与社会参与热情难以在内地找到合适的机会发挥，另一方面他们与本土疏离后再回归香港时反而会成为“故乡的陌生人”，艺术创作也不再能把握香港的社会脉搏。第三、香港文化精英认为香港是家园和创作土壤，所以没有想过要离开香港。不少香港文化精英亦表示，无论香港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他们依旧不会选择离开故园，因为他们把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家和创作的源泉。对这批文化精英而言，香港不只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存在，更是自己生活、创作过程中自我身份认同的根基。无论是出于对自身成长经历的留恋，还是对下一代年轻人发展的关注，他们都不能放弃香港。因此，在未来香港文化精英参与公共事务、社会运动的趋势依旧会持续，他们与新世代香港年轻人之间也会继续频繁互动。香港年轻一代的特性香港年轻世代本身并没有肩负很多历史包袱，但他们从小直面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生活的压力让他们不断试图寻求改变和突破，而“本土主义”就是他们在香港文化精英影响下重拾自我身份认同与对香港愿景的钥匙。（一）香港年轻世代的结构性困惑：第一、不再相信过去的成功模式。在上一辈香港人的教育理念中，年轻时努力念书，踏入社会努力工作，前途自然光明。这一模式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然而，现在的香港年轻人觉得这个阶梯并不存在，资本霸权、特权阶层对个体价值形成碾压姿态。就算有模糊的出路，不少年轻人也不想遵循这个“上一辈成功模式”往上爬，因为他们觉得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从一无所有登上顶端，最上层的风景永远只有少数固定的人群可以享受，一种垄断的社会格局已经形成。第二、面对日益膨胀的资本，生活不堪重负。目前香港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社会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而且就算年轻人甘于处在社会中下层，他们也难以负担香港资本膨胀带来的生活压力。随着上一代香港人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大陆和海外的富人、地产商不断抬高香港资产价格，置业对于在普通行业工作的香港年轻人已经无比艰难。相应地，成家、教育子女等等一系列被视为人生关键节点的事项对于今天的香港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二）香港年轻世代的转变：第一、踊跃参与社会运动。正因前述对前途的迷茫和生活压力，香港年轻世代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不断累积，对“改变”的诉求与日俱增，唯在目前社会结构下难以突围。当某一与当代香港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引爆社会舆论时，年轻人自然会踊跃参与相关社会运动，以期从中抒发自己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当抗争以“街头运动”、“占领”等方式展开时，广大高校学生因不被工作所困，更成为了抗争的主力。对他们而言，一时一地的抗争并不是自己参与社会运动的终极目标，他们的诉求是在更宏观层面上撼动既有社会经济体制，重塑香港本土性，打破阶层垄断，追求社会公义、个人自由和可持续发展。第二、选择与内地发展分界。随着香港文化精英对于“香港本土”构建的日益完备，香港新世代年轻人心目中的“本土观”也在逐渐成熟。香港年轻人将香港视为与内地不同的存在，其中不仅有对政治体制差异的认识，更有对社会文化差异的体会与建构。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在香港参与社会运动、追求“香港价值”，绝不仅仅是反映一种政治层面的姿态，他们的努力是为了维护香港本土作为自己家乡、归属地的价值，亦是履行自己作为香港人对这片土地的责任。第三、跟主流民主派分开。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当下香港年轻人参与社会运动时的诉求、立场往往与传统意义上的香港泛民主派有别。这一差异因素或可归因于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经历：老一辈泛民人士固然是香港社会运动先驱，但他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种种陆港和国际风云变化，他们的身份认同、诉求都与大陆有着更多关联。而当代香港年轻人则没有经历过香港回归前后的时局动荡，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形成并不依赖于大陆。对这批年轻人来说，自己出生、成长并且难以舍弃的这座城市即是关于身份认同的一切，在普选等民主制度建设议题之外，社会公义、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同样重要，而年轻人的抗争方式更不拘泥于既有的议会制度。于是我们看到，香港老一辈民主派往往不完全理解年轻世代的诉求，而香港年轻人则认为老一辈泛民自恃“主流”但目光局限，与新生代脱节。第四、强调讲述香港的故事。对香港年轻世代而言，“本土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诉求，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诉求：他们依托香港文化精英建构的话语来重拾香港的历史、前辈的记忆，并试图将“本土主义”作为整合这些普通、琐碎历史记忆的理论主轴。应当说，同政治诉求相比，这一辈香港年轻人的文化抱负更为明确：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香港本土主义”历史叙述，从而为自己，也为当代香港社会带来全新的身份认同。第五、彰显香港的特色。香港年轻世代眼中的香港是自己独特的家园，而不是一个与其它地区毫无分别的普通城市。因此，当年轻人越来越体会到来自大陆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冲击，尤其是当后者对香港社会本土氛围产生同化效应时，他们就会为香港丧失独特性感到焦虑。因此，香港新世代对于“文化同化”抱有极为负面的观感，尤其是在教育、文艺创作等领域，他们更强调香港本土价值，实际上是为了维护香港的特色。不过有香港文化精英指出，香港与内地及世界其它地区不少城市有别的特色其实正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国际化，如若陷于“本土”而遗忘了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身份和价值，那无异于本末倒置。对于团结香港文化精英以凝聚年轻世代的建议一直以来，中央对香港政策的重点环节就是增进陆港沟通交流，但是在具体的沟通平台、交流形式和格局上，还是有不少可以改进的空间。针对香港文化精英群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善与他们的互动，深化他们对内地的理解，进而让他们的转变影响到香港年轻世代。第一、内地相关部门、文艺工作者和学者可以在香港文化精英们所处的本地平台，譬如《明报》、《信报》进行文化层面上的对话和交流，而非仅仅只是在我们内地的媒体平台或者在香港的建制平台，譬如《大公报》、《文汇报》上隔空对话。后者在香港社会文化领域被先天打上了负面观感的标签，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沟通作用。第二、定期邀请香港的文化精英来内地进行交流，譬如书展、剧场活动、艺术活动等，向他们开放文化交流、协作的通道。尤其是目前内地不少地区也面临和香港类似的结构性问题，如历史文化的保存、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等等，它们都可成为香港文化精英与内地人士进行专业沟通的切入点。第三、从经济层面给予香港文化精英更多的内地渠道，发表他们的作品、产品，扩大他们的内地市场，从而促使他们在进行专业创作的时候，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观念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质量高而格局大的香港文化精英的作品更能为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他们也就有机会借香港文化精英的创作来重新认识内地和陆港关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自创 2019-03-25 藉由云端协同的互动及串联，其产值势必逐年倍增，香港实应发挥“1基地+2中心”的平台优势，将医疗协同产业经济做得更好。 日前，香港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提出跨境医疗协同(Medical Tele-Collaboration)的政策主张。在国家发展“互联网+”产业经济的大格局中，医疗协同方案正好能促进中港两地（尤其是大湾区）业界的共同参与，并加入创新的云端协同科技，以提升对民众的医疗服务。云端协同作业系统特区政府正在积极研究港人到粤港澳大湾区退休的可行性，并推动有关配套措施。鉴于现时市面上的远端诊疗方案流于粗疏，医生掌握的医疗仪器数据不充足，而数码设备如手机及平板（计算机）的资讯安全亦有潜在风险，对病人的私隐保护不周，香港西医工会正与一间香港的科研企业合作，推出云端协同作业系统(Collaborative Cloud Operating System, CCOS)，应用于医生之间的远端交流。在可预见的未来，常住于大湾区的港人，只需到参与计划的大陆医院（诊所）就诊，就可经由主诊医生与香港医生互动。彼端会将医疗仪器的读数档案（包括CT MRI及X-Ray等）在云端先行解码，再由此端的医生通过计算机（电脑）联动查看，这样两地医生就可以实时讨论病情病况，以拟定最好的医治方案。即使将香港先进的医生、医疗经验引入大湾区，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香港医生惯用的处方药物，都采自外国药厂，并非内地医生可用及惯用的药品。兹以退休后居住于大湾区及在内地工作的港人（或外国人）为例，一旦罹患疾病，因需要处方惯用的外来药品，最终都要长途跋涉回港看医生开药。如果应用云端协同系统(CCOS)以施行联合门诊（远程会诊），这样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在病历资讯安全方面，由于CCOS是以云端协同作业为基础，所以，协同方（彼端）之计算机在诊疗结束后是不会保留记录的，而所有的完整记录则会保存在邀请方（此端）香港医生的云端服务器内，只有在病人同意授权之下，及经参与医生的计算机（影像及数据）传送，两端的医生才可登入查看。大湾区医疗融合2018年初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卫生与健康合作框架协议》，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经济的融合及发展规划，已经逐步实施。香港医疗业界指出，大湾区已启动的医疗协同产业，有望一马当先，成为三地产业合作的引领标杆。医疗协同指产业性的互联及融合，是由跨地域的两地医疗机构（如医院、诊所），在互联网“协同”平台上建立的医疗健康技术合作、门诊合作、培训合作，以及医药及医疗器械等产品合作的互动串联机制。这个机制，将形成中港医疗卫生健康行业之全面进出口的合作。近几年来，中港两地已有专家提出区域医疗融合的想法，也有不少医疗机构试图推行，但效果很有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互联网在传统技术上的“云”与“云”之间，难以互通及协同，几乎每个“云”，都有自己的数据标准，难以对接及转换，从而形成各自的医疗平台，是属于规模较小的各自协同局面。相对而言，中港两地跨境（区域）的医疗协同，在技术上，需要既能包容各医疗机构之保护数据的要求，又能使不同的数据标准都能自动在协同平台（或称之环境）上被导入，及被应用，只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云端协同技术，才能被两地的医疗机构普遍应用，从而形成较大规模的医疗协同产业格局。搭建跨境医疗平台一旦完善医疗协同机制，必能推动香港成为具“1基地+2中心”优势的医疗平台。一，医疗人才培训基地。长久以来，香港医疗资源并未向大湾区业界开启足够的互动窗口，也没有因应需求成为医疗人才的交流及培训基地。在医疗人才的交流及培训方面，香港凭借地缘位置及“一国两制”，本来比台湾、新加坡有更多的优势，但结果台湾、新加坡发展内地市场反而做得比香港好。内地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内地互联网医疗市场整体规模为365.3亿人民币，未来3年复合增长率约60%。即使内地医疗机构已有近百万家，但“看病难、医疗人才不足”始终是事实。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中国每6,666人才有1名全科医生，而国际标准是每1,500至2,000人就要有1名全科医生。因此，除实时实地的人才培训之外，借由互联网培训更多的医疗人才，也是时势所趋。近年来，在医疗人才之实时实地培训和互联网培训方面，内地的费用支出已逐年增加至相当大的比重。由于人才培训方面急需突破，每年政府划拨给医务管理教育的款项、医药企业用于医生教育的市场费用、及医生用于培训的个人花费，竟然高达260亿人民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香港在线医疗资源的优势显现，若能将医疗协同妥善应用于人才培训，香港势必成为大湾区最重要的医疗人才培训基地。二，跨境医疗旅游中心。不久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表示要发展医疗旅游产业。专家指出，近年来内地跨境（赴海外）医疗旅游需求激增。根据内地旅游网站携程网发布的《2016在线医疗旅游报告》，参加海外医疗旅游的人数较2015年增长5倍，超过50万人次，人均消费超过6.14万港元（5万人民币），而另有资料显示，香港位列全球八大热门医疗旅游胜地之一，只是排名尚落后于日本、韩国、及台湾。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跨境医疗旅游的产值超过300亿港元，其中跨境医疗服务的市场规模约30亿港元。专家指出，发展大湾区医疗旅游产业，最重要的，还是包括远程会诊、体检、健康服务等在内的医疗协同，香港医生水平极高，香港医院有许多内地尚未引进的医疗设备、药品、疫苗等，此外，香港的医疗督管较严格，私院床位空置率高，过去港府及业界不懂宣传，导致资源浪费。众所皆知，包括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心脏病、糖尿病、肝病等在内的各种慢性疾病，已成为内地城乡居民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料显示，城市与农村因慢性疾病引致死亡的比例，分别高达85.3%及79.5%，鉴于慢性疾病的危害，藉由云端协同以推动跨境医疗旅游，为内地病人提供另一优质的诊疗环境，对香港而言，实具极大的发展空间。三，跨境医疗服务中心。一般而言，所谓的医疗服务，是指医院（诊所）或医疗技术人员向病人提供的健康服务，包括诊疗、体检、健康管理等，而内地之跨境医疗服务机构，可划分为三类：（1）传统跨境医疗服务机构，例如盛诺一家、迈德瑞等；（2）海外医疗服务机构之内地办事处，例如沃迪康、梅奥诊所等；（3）互联网跨境医疗服务平台，例如春雨国际、微医等。上述三类，传统跨境医疗服务机构起步较早，数量也较多，但互联网跨境医疗服务平台有普及化的发展趋势。迹象显示，目前传统跨境医疗服务机构在不断优化线下服务的同时，也在搭建更好的线上服务平台。事实证明，内地民营医院及医疗旅游业的发展，也同时推动跨境医疗服务的兴起，据2017年国家旅游局出境数据显示，包括香港、泰国、韩国、日本、美国等海外医疗供应（服务）来源地中，以香港的医疗供应人次位居第一，2015年已达4,584万人。其次是泰国的793万人次，韩国则以611万人次排名第三。多年来，香港领先的医疗服务实力，足以成为内地最重要的跨境医疗服务中心。助力香港创新科技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云端协同架构，香港更可以衍生发展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创新科技产业，例如，AI可以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及大数据的应用，为中港两地之病人提供医疗系统的准入资格，为病人提供世界级的医疗（健康）服务，而利用AI的翻译功能及“聊天机器人”的设定，可以在这类特殊的医患沟通场景中提供便利的服务。已有专家指出，未来10年内，中国的跨境医疗市场及相关产业的年产值有可能超过数千亿港元，出现包括医疗人才培训、跨境“医疗旅游”、及跨境“医疗服务”等产业链，而香港毗邻中国内地，拥有最大的产业发展机会。总而言之，藉由云端协同的互动及串联，其产值势必逐年倍增，香港实应发挥“1基地+2中心”的平台优势，将医疗协同产业经济做得更好。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9-01-28 以往新市镇式的发展模式已不能应付今天香港的规划困局，“明日大屿”不应仅增加房屋供应，政府应将其视为第二个市中心。参考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香港可考虑将非金融功能由香港岛转移到“明日大屿”，并以此建立香港的第二中心。 “明日大屿”计划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经过一年多的执政，特首的这份报告提出了更多实质政策。而在诸多政策中，被称为“明日大屿”计划的有关在大屿山东部填海1,700公顷的长远建议，应该是最多人讨论也是引来最多争议的政策。虽然该计划的名称中只提及“大屿”，但除了大屿山北岸外，这个计划还涉及中部水域交椅洲和喜灵洲的人工岛，以及屯门沿海地带。施政报告中，“明日大屿”列在土地供应一项中，显而易见是有关增加土地供应的政策。当然，整个计划中能够提供最多土地的是人工岛。有关在香港中部水域填海的建议，其实在2011年至2012年的优化土地供应策略中已有提及，当时政府提出六种不同的增加土地供应的方法，包括︰更改土地用途、收地、发展岩洞、重用前石矿场、填海以及重建。不过，以上六种方法，只有发展岩洞及填海能够提供新的土地。可惜岩洞的土地发展有太多限制，更多是收纳厌恶性设施，以腾空现有土地，惟有填海才是最有效提供可用土地予政府的方法。由于在维港以外填海限制较少，因此当时政府就提出建设人工岛的建议并积极着手研究。土地只是硬件，重点是面对这个长达30年的提案，政府究竟准备如何规划这一大片土地，为香港未来发展做准备。在施政报告中，特首提出五项方针：首先是建立26至40万个住宅单位作房屋用途；其次是兴建新的运输走廊，以道路及铁路连接屯门、北大屿山、人工岛及港岛北；第三是在人工岛建立核心商业区；第四是保育南大屿；最后是将大屿山欣澳地段发展成为休闲和娱乐枢纽。香港第二市中心设想传统的发展方法，是发展个别地区为新市镇，纾缓市中心过分拥挤的问题，然后尽量提供一个自给自足的环境，使当区居民可以方便地在区内生活。在“明日大屿”方案中，除了人工岛的房屋计划外，亦有预先规划运输系统，配合大湾区及新界西的双门户地位，另外亦有提议在此建设新的商业中心区，以期促进整体经济。虽然这些提案对香港的整体规划而言是新的建议，但笔者认为它们仍未能改善香港固有的布局问题，笔者希望政府应趁“明日大屿”的机会，重新为香港规划，将“明日大屿”建设为香港的第二个市中心。香港岛成为香港的中心，显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当时英国首先占领的是香港岛，然后是九龙半岛，最后才租借新界地区。因为这个次序，英国人最先在香港岛发展，也因为这个发展时差，香港岛成为了香港的中心。在这之后，香港人口渐多，港英政府为了纾缓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就在新界发展新市镇以解决问题。新市镇发展的前提是自给自足，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亦包括市民可以在区内就业。因此很多新市镇起步时都有工业村，包括大埔、屯门等地，居民不用离家太远即可找到工作。可惜这种情况在工厂大量北移后已改变，导致新界工作机会不足，很多新界居民都要跨区就业，从新界来往港岛或九龙成为他们的日常行程，也给香港的公共交通运输带来巨大压力。除了交通之外，医疗资源亦出现区域间的巨大落差。公立医院由医院管理局负责分配资源，但新界区的人均资源却远远比港岛及九龙区要少。私家医院方面，虽然新界区人口占全香港超过一半，但竟只有两间私家医院，而香港岛人口不到全港两成，却有六间私家医院，占全港私家医院一半之多。医疗资源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源过分集中在市中心，这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规划原因。对于新界居民而言，交通问题似乎永远也解决不了，无论建多少条公路，加多少条巴士线，交通压力仍然越来越大。医疗方面，新界人也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政府却一直无计可施。人口超过700万，却只有一个市中心，交通及医疗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两个。“明日大屿”的目光，不应限于一个新市镇又或者一个新的商贸区，这种发展模式，并不能解决香港只有一个城市中心所带来的问题。香港所需要的，是规划上的重新布局，建设第二个市中心，否则一些老旧难问题只会愈加积重难返。建立第二个市中心，这在很多大城市是很常见的做法。例如上海当年设立浦东新区就非常有先见之明，如果当初上海没有开发浦东，发展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蓬勃气势。其实不单上海，内地很多二线甚至三线城市，都有发展“新城”的做法，主因是重建旧城区成本太高，而将本来的小区拆散，也容易引起社会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发展新城则可以减低社会成本及经济成本，且让政府有机会重新规划一大片土地，而不用像重建市中心那样步步受限，收一小块地就规划一块地，重建的地区往往难以做到整体规划，反而产生更多其它社会及民生问题。推动香港第二市中心计划建议那么该如何将“明日大屿”发展成为香港的第二个中心呢？我们首先要确认的是发展第二个中心的主要目标。如上所述，将人口疏导到其它地区只是其中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将集中在现时市中心的部分功能转移到第二中心，并透过这个过程，慢慢改变各项民生资源过分集中在某区的情况。“明日大屿”的住屋固然重要，但却并非是唯一问题，香港政府及社会应该在此基础上集中研究及思考应将哪些社会功能从港岛转移至大屿及屯门。具体实施方案其实亦可参考近年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强化首都的功能。所谓首都的核心功能，即首都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四个中心，其余的功能则将会慢慢被疏解。举例来说，疏导的包括医疗卫生功能及行政事业单位，即北京的市中心不会再新增综合性医院，此外北京市的四套班子，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及市政协也已逐渐搬迁到通州，进一步纾缓了北京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当然，雄安模式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于香港，但我们亦能在当中找到值得参考的地方。香港岛作为金融及商业中心，要将这类公司搬到新中心恐怕并不容易，但一些新兴产业、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医疗功能却可以搬迁及安排到“明日大屿”。例如综合性医院，可以参考北京的做法，不再于港岛或九龙兴建综合性公立或私立医院，改为于大屿山及屯门兴建。政府亦需要下更大决心，不单要在人工岛建新的住宅，更要参考北京市政府的做法，将部分管治功能搬迁到新的中心。这些管治功能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立法会是新建成的，搬迁的机会较小。司法部门及某些政府部门绝对可以搬到新的人工岛，这些部门可以吸引更多相关行业将公司搬到新的中心，疏导人口之余亦将部分工作机会转移到第二中心，纾缓现时港岛中心的压力。总括而言，香港今天所面临的规划问题，源自历史上以香港岛为单一中心，而这个规划到今天已满足不了香港的发展需求。除了各项民生资源过分集中在港岛，工作机会过分集中亦令到香港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出现巨大压力。以往新市镇式的发展模式已不能应付今天香港的规划困局，“明日大屿”不应仅增加房屋供应，政府应将其视为第二个市中心。参考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香港可考虑将非金融功能由香港岛转移到“明日大屿”，并以此建立香港的第二中心。只有规划并建立第二个市中心，才有机会解决民生资源及工作机会过分集中在一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明日大屿”是为配合粤港澳大湾区所提出的规划概念，现时趁这个概念仍在研究阶段，政府应将目标定得更加长远，否则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最后只是在大屿山附近建立一个新市镇，无疑将白白浪费香港发展第二中心的机会，也会错过香港解决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的机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勇 2019-01-07 在2018年11月25日举行的立法会补选中，九龙西地方选区候选人陈凯欣以106,457票当选，得票率为49.5%。本次选举很有指标性，值得总结经验，为日后的选举尤其是2020年立法会选举提供借鉴，包括培养充分的危机意识，及早预警，并促使各团队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在2018年11月25日举行的立法会补选中，九龙西地方选区候选人陈凯欣以106,457票当选，得票率为49.5%。本次选举很有指标性，值得总结经验，为日后的选举尤其是2020年立法会选举提供借鉴，包括培养充分的危机意识，及早预警，并促使各团队做好更充分的准备。3月11日的补选中，新界东范国威以183,762票当选（得票率为44.6%），九龙西郑泳舜以107,479票当选（得票率为49.9%），港岛区欧诺轩以137,181票当选（得票率为50.7%）。民建联在选举协调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得到建制派的广泛认同。尽管建制派在本来希望较大的港岛以9,547票之差险输，但在并没有被寄予太高期望的九龙西却两次补选都赢了。建制派的胜利主要得益于民主派的内部分裂。在这次西九补选中，主流意见认为冯检基分走了民主派阵营的选票，致使与冯检基同一选区的李卓人得票下降。另外，李卓人请来最激进的占中人士助选，结果却两边不讨好，既没能得到激烈的本土派的支持，又把温和的泛民也得罪了。本土激进派这一次袖手旁观，甚至呼吁支持者不投票，导致整个投票率达不到50%。如果泛民齐心只推一人，或会刺激一些平时不投票的人因为感动于民主派空前团结而出来投票，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民主派力促分开补选，本希望囊括两席，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泛民选民被迫在冯检基和李卓人中二选一，结果两人都败选。危机意识民主派这次并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优秀的人才也没有全部参与选举，他们可能会在正式选举的时候才出现，所以建制派在未来选举中面临的危机更大，因此不能把这两次选举当成常态，也不能期望反对派次次都分裂。建制派的胜利还迫使反对派也大搞统战，而反对派比建制派更容易拉到中间摇摆的个别商界政团或中产专业团体的票。可以预想，如果以后每次投票，他们都和泛民捆绑，就像2003年出现的情况一样，那将会非常麻烦。接下来两年的危机可能主要不在于立法会议员，而在于政府和整个执政联盟，在于建制派的内部是否有较大竞争。建制派各政党和执政者应形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赢得选举，这是政治生产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要持久地得到市民支持，就必须重新扫描整个政治生产链，看看到底哪个环节可能出问题。而且要建立健全的机制，让每一个部门都有全局观念和国家及全港治理的意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现在香港不少政治领袖都只是谋一隅，谁谋全局反而削弱局部优势，削弱专项竞争力，可能会先牺牲，被淘汰。这样的话，选举“战场”上留下来的会有多少是以大局为重的？这可能会形成逆淘汰。正确的机制应该优先留下以大局为重的，而凡是不顾大局的就算短期能赢，也不应留下来，这种机制要靠中央统筹建立。另外，要尽可能替换掉那些不称职的官员，他们的劣绩往往是“票房毒药”。建制派希望支持政府有效地施政，当一些避事、搞事、乱作为的官员受到反对派攻击时，建制派将进退维艰，两边不是人。如想在选举中得到更多支持，要尽可能丢掉包袱，轻装前行。接下来三至六年都是选举年，包括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官员推出的政策都应以市民接受程度和对选举的影响为主要导向来检测，评估是否应该推出、何时推出、如何推出，以及方案是否可行、是否符合有助于争取民心的政治大局。由于现在立法会分组中建制派均过半，市民不管支持哪一个派别，还是只是中间观望，对特区政府的期望都只会越来越高。选民是很健忘的，不会记着政府的所有建树，如果执政方没有进步反而退步，就会让市民非常失望，进而失票。市民经历过占中的痛苦和旺角暴乱的恐怖，同时对泛民在议会中“拉布”十分反感，但是意识形态上未必完全转变过来。虽然不少市民认为反对派的行为幼稚，但如果反对派能够反省改过，被迫追求优质民主，这部分人还是会投票给他们。排兵布阵建制派在选举中应该用最强的参选人加上最强的助选团队，强强联手才更能创造奇迹。要先搞清楚谁才能够打胜仗，能达成战略目标。建制派不应该光看招牌，各个党派中都有精兵和庸兵，要分开来，将好钢用在最好的刀刃上。选举也要计算成本效益，不能每位候选人都不惜一切代价去打去保，要按照市场规律派出最强的团队。不能赢或者表现不佳的就要换人，以结果为导向，这样才能让主战部队保持良性竞争并维系内部斗志和士气。西九两次补选就达到了这个效果，郑泳舜作为民建联候选人，竞选活动启动比其它区晚两个月，但是成绩却更好，就是因为使用了九龙最优秀的团队，还抽调了民建联各支部最精英的成员。此次选举的经验是要以最精英的助选团队配合最有潜力或号召力的候选人，才能最大程度上争取到该区议席。而有的区竞选团队内部没有协调好，没有形成“上阵父子兵”那种合力，反而搞成了大合成，效率较低。此外，政治上的私人恩怨应该绝对服从于大局，否则会错失良机。另外，即使是最强的团队也要全天候战备值班。现在经常是打完就散，变成民兵制，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然而光靠民兵是不行的，应该要打造专业的选举常备部队，全天候、现代化，并且装备精良。奖惩分明现在的选举生态已经变得越来越强调战场纪律和专业管理，结果更加重要，因此选举失利后要问责，甚至追究连带责任，这样能够迫使竞选团队无路可退，全力以赴。同时也应该看到选举过程中谁能力最强、出力最多，论功行赏，奖罚要更加分明。目前的政治架构可能仍然容许搭便车者坐享其成，如果不把搭便车者变成命运共同体中勇于承担责任的一部分，有人就会成为政治综援户。建制派要参考国企改革，不搞按人头分红，不按区域分配或者谁穷谁拿的最多，不然客观上有人会选择甘于贫穷，这样既不用那么辛苦，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如果某一党派的人才和政治资本较多，就应该分得更多的政治股权和出赛权。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激发该阵营的最大潜力。分红多少按照政治投资和贡献力所占比例而行，大家才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更加拼命干。现在个别区是吃“大锅饭”，干得好不好分到的一样多，如此这般，就会效益不彰。避免内部恶性竞争陈凯欣是跨党派候选人，各党派的精英一起为她助选才取得成功。补选时各党派众志成城，支持一队，但2020年立法会选举时各队并进，陈凯欣只能靠自己团队，因此就要考虑如何继续保持战斗力。2020年选举，相当于全运会而非奥运会，建制派各政党都会优先保障自己的候选人，竞争会比现在更激烈。同一光谱、同一色系中的竞争远比不同阵营间的竞争更激烈。随着内部竞争加剧，各党派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甚至客观上同室操戈，这样不利于大局。协同作战，互帮互助，团队的整体竞争力才会提高。故此，要加强建制派内部民主，除了高层协调，党派内部也要进行投票排位，先由党派内部投票选拔，再请同乡会、地区团体、友党审评，候选人不仅要在本政团有较高威望和支持，也要与友党友团有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预选出获得最广泛支持、最杰出的人才。建制派两次补选胜利，在法律和政治上形成打击力量，逼迫对手更新换代，对手现在涌现出一批经过千锤百炼、九死一生而幸存下来的豺狼虎豹，野外生存能力更强，更积极主动，因此建制派也需要持续优化策略。未来两年时间，要检视和促进现在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对区议会和基层的帮扶支持，将在位议员和对手能力最强的一批进行比较分析，捉对厮杀，善用田忌赛马策略，不适合者，要么换区，要么换马。跨界别参选各党派都希望跨界别参选，因为如此既可以独立作战又可以合成作战，这是未来香港选举的大趋势。这次陈凯欣的策略就是如此，她甚至和反对派也有联络交流，其目的是拿到中间票。香港选举今后可能会部分变成选人不选党。个人因素叠加政党因素，强强结合才会更有利。此外，建立和强化政治旋转门，有些人才可以跨党派培养使用。主要政团的第二、第三梯队优秀人才，如果将其转会到其它政团，可能会让对方如获至宝，可以变成正选或前锋，激发其更多潜力，同时也逼迫原政团的正选更加努力。现在一线政党的第二、三梯队都有萎缩的趋势，原因之一是缺少轮换机制。政党之间也是一样，选不赢就换政党，让其它政党试一试，迫使有机会者更加拼命，也让其它政党有奋斗目标。泛民涌现很多人才，就是因为这一机制，每一个都是野生动物，天生天养，高吸纳，高淘汰率，反而容易产出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