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29 在四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之后，各界反应不温不火。实际上，这六大产业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目标，其实不应称为“优势产业”，充其量只是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香港是否有竞争优势呢？也不一定。 在四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之后，各界反应不温不火。实际上，这六大产业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目标，其实不应称为“优势产业”，充其量只是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香港是否有竞争优势呢？也不一定。 把香港与内地比较，就可发现，香港在教育、创新科技以及文化创意等领域其实都不具备优势： 一、香港中小学教育与内地都属于应试教育，老师和学生都为升学而压力很大；香港教育注重实际应用能力，但人文修养阙如，语文课以应用文写作为主；香港高考竞争激烈，升学率与内地大城市也差不多。5月初香港教育局局长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就大谈要发展香港的教育产业，希望开放中学或以上的教育，吸引更多非香港生来港就读。这个政策在香港引发争议。5月11日，《香港商报》发表中文大学副教授叶家兴的评论文章《港教育产业难成大气候》；5月12日，香港《文汇报》发表城市大学曾渊沧博士《发展教育产业天经地义》的文章，两者观点可谓针锋对芒尖。但香港《信报》总主笔、著名专栏作家练乙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都搞不好的产品，还要卖给别人？ 二、文化创意产业着重于技术层面（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平面设计），而缺少文化的积累和人文的熏陶。至少在名称上，香港一直提到“创意产业”（内地则使用“文化产业”这个名称），直到近年香港才把文化与创意并提，这说明香港人在思想上其实并未意识到创意的关键所在。 三、创新科技上，香港高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但是产业化的效果非常差。这一方面有港府在政策导向上对科技产业化支持不力的原因，另一方面与香港商界不注重科研、不愿作长期投入的商业文化有关。香港企业的R&D比例之低，不但不能与亚洲四小龙的其他三个地区相比，与中国内地也有很大差距。也正因为此，香港回归以来，政府虽然提出来发展“数码港”“中药港”的庞大计划，但最后都成了地产项目。 此外，香港已有的优势产业——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如何巩固与发展？由于产业联动性与相关性越来越大，这六项潜在“优势产业”与已有优势产业如何互动发展？在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看不到。也许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惯性，香港特区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这成为香港未来发展最大盲点。 相比之下，上海在今年提出的目标清晰具体，而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上海早在1992年就提出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定位不是于亚洲区域性金融中心，而是世界级金融中心。2004年后上海将自己的发展目标进一步确定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建设。但今年3月，国务院批准《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最终在国家战略层面确定上海两个中心的发展目标。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其实已基本实现。上海洋山港建成后，上海的货物吞吐量已居世界第一。香港身边的深圳在积极建设大铲湾，建成后将把香港挤出世界前三。在航运和物流业发展上，香港面临的竞争更激烈。 虽然中央领导人和国内的学者一直强调，中国可以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现实问题是，上海的发展目标其实是与香港有相当的同质性，是竞争大于互补。例如股票市场，香港目前的IPO很多是内地企业，这不能不与上海出现竞争。在人民币结算中心上，由于与贸易密切相关，双方更是直接竞争的关系。 虽然香港金融界、学界一直认为，金融中心不是一蹴而就的，上海在金融人才、法治以及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的条件，与香港还相差很远。如果粗略一看，一般都会认为上海与香港距离的确很大，但事实的差距有那么大吗？这些差距真的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吗？ 事实上，中国内地在金融制度建设已经日趋完善，证券市场越来越规范，因此，虽然中国内地法治还不健全，尚在完善之中，但是在金融市场却是非常公正、公平及公开，监管秩序甚至要强于香港。这也就是内地城市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能够积极投身股市，而不喜欢自己创业的原因之一。所以，笔者认为法治的确已经不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障碍。 至于金融人才更不成为问题。这次金融海啸爆发后，香港金融机构不断裁员，但是上海却是向全世界招募顶级金融人才。去年以来，上海在伦敦、芝加哥、纽约举办了三场招聘会，三地应聘人员共计2176人，后来初步确定840人。据说，应聘人员中，伦敦应聘人员专业教育背景较好，行业以风险控制类为主；芝加哥90%的应聘人员工作经验较丰富，以期货期权交易、对冲基金居多；纽约人才专业类别齐全，岗位类别丰富，且从业时间较长，可选择余地较大，有各类工作经验的应聘人员占96%。华裔金融人才在上海和香港的选择中，他们往往会比较两个城市的发展机会和潜力，显然上海在这方面要胜出一筹。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最大的问题显然是人民币自由兑换。今年5月，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表示，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届时人民币资本项下一定要实现可兑换。但有人认为，根据国务院的意见，上海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从现在算起不过十来年的时间。而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从制造业中心转型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也不过十来年时间。 2001年，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梁海国在调查报告中说，上海可能在15至20年间超越香港。现在看来，这份报告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当时的香港高官对此毫不在意，反而批这份报告“荒天下之大谬”。更大胆的看法来自张五常：“我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大举开放金融，从开放后算起，上海会在5年后超越香港。我也可以肯定：从大举开放金融后算起，上海一带会在20年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现在中国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都已经加速，十年的时间对于上海来说已经非常充足了。 话说回来，把香港这个土地有限、资源有限并且边境有限制的经济体，来与上海相比，有点不公平。上海自身建设港口的条件不理想，但可以把相邻的浙江洋山划过来，作为自己的港口发展。但香港即使要开发河套地区巴掌大的地方，也要与深圳讨价还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上海有吸纳全国资金、人才的便利，而香港与内地在这方面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上海的高端人才与低端劳动力可以与内地实现充分的流动，但是香港的劳动力只能在本港消化。 因此，从资源禀赋上看，香港的确存在着种种先天的不足，限制了香港的发展空间。以中国内地经济发展速度和上海的发展规划，上海的金融、航运、物流、贸易在数量规模上超过香港其实都不困难。香港即使把十号码头建设起来，可能最终还是赶不上上海或深圳的吞吐量；香港即使把人民币市场搞起来，可能还是比不上上海的规模；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在07年达到高峰，但是上海条件却越来越成熟。 因此，比数量规模，香港永远占不到便宜，香港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讲究质量效益，并抢占行业标杆地位。以航运业为例，伦敦的航运业从规模上来讲在世界排名越来越靠后，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伦敦在物流业中的决定性地位，因为伦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不但是航运业的晴雨表，而且是世界经济的领先指标，直接反应了世界各国贸易、生产、消费的水平，因此谁也不能忽视。 就航运业来说，也有上中下游产业，上海航运业的发展目前处于下游阶段，也就是以港口服务业（码头服务、集装箱堆场、仓储服务、船舶代理、货运代理、报关服务、理货服务、内陆运输服务）为主。香港除了港口服务业，还包括海运业（包括邮轮经济、货物运输、船舶租赁、拖船作业等），这表明香港航运业已经发展中游阶段。但是最有影响力和附加值的在于高端的航运交易及服务业，也就是现在伦敦航运业的优势所在，包括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海损理算、航运交易、航运谘询、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航运专业机构、船舶管理等。在高端部分，国内港口尚难以达到，但香港则有实力快步赶上，如果香港能把高端航运业发展起来，那么香港就不必再纠缠于码头、仓储、集装箱堆场这些领域，与上海、深圳、广州不但错位发展，而且拉开距离。 更重要的是，香港高端航运业发展起来，航运融资、海事保险、公证公估、航运组织、航运专业机构、船舶管理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无疑会进一步强化香港的贸易地位和金融地位，也可以因为地理原因来整合珠三角的港口与贸易，深圳、广州的港口与香港分工合作，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珠三角的经济地位。 因此，香港的发展必须与上海等地错位发展，异质发展，而且应该是高端发展。除了航运业，金融、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香港也有条件往高端发展。因此，香港的优势，其实还是在于几项传统产业的升级和突破。
港澳观察
2009-06-09 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四月三日，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正式宣布，香港会重点研究6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服务，以增加香港长远的竞争力。由于这六大产业不涉及香港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金融、物流、地产），显示港府有意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香港产业结构。 然而，香港这所谓的“六大优势产业”除了医疗服务在全球竞争中稍具优势外，其他几项产业的优势乏善可陈。即使是医疗服务，由于近来医疗事故不断，也有人质疑香港的医疗服务水准。因此，有人质疑，如果这六大产业是香港的优势产业的话，为什么过去十几年未见长远发展？实际上，从香港本身所具有的条件和经济现状来看，这六项产业的确不是什么优势产业，充其量是相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能否成为香港的优势产业还有待未来的发展来证明。 即使是作为潜力产业，这六大产业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和讨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需要优雅的环境与洁净的空气，但是香港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能否吸引游客留在香港进行疗养？又如，香港商界长期以来注重投资短见效快的项目，不愿意搞研发，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如何去发展创新科技？多少年来，香港一直叫喊大力发展创意产业，支持年轻人投身其中，政府拨出专款进行创意教育、创意业余培训，但培训内容只是一些影像制作、剪辑技巧和平面设计等，实在令人感慨，香港正在发展的所谓创意产业，不过是在为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培养“蓝领”而已，因为有技术而没文化内涵的熏陶与培养，是不可能出现高端文化产业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近年来香港电影工业质量、数量急剧下降，香港影视工作者、设计师等纷纷北上发展，香港文化创意的氛围日渐淡薄，他们推出来的产品如周星驰的《长江七号》，还是所谓的“香港制造”吗？ 困境：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事实上，香港无论是发展这六大潜力产业，还是其他新兴产业，都必须解决两大制度性瓶颈因素： 其一是香港的土地政策。香港的地租昂贵，不但严重影响了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居住面积狭小），也严重阻碍中小企业的扩展，窒息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空间。历史上香港的房地产也曾经为香港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也有人认为是畸形发展）已经绑架了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使得香港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迟迟不能完成，而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韩国、新加坡都在八十年代后期即已实现经济转型。 香港的土地批租政策，始于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但这个政策既不是借鉴宗主国英国本土的土地制度，也不是英国其他殖民地的土地政策，而是港英当局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因为香港没有资源，没有大量人口发展经济，只能搞转口贸易，而批租土地成为殖民政府最大最可靠的无本买卖。这也就是，港英政府宁愿在维多利亚港填海、也不愿意开发其他地区的原因所在，因为维多利亚港湾的土地价值最高。即使开发新市镇，但对这些地区也不进行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配套，结果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率高、家庭收入低、家庭矛盾突出等。 遗憾的是，香港回归十几年来，特区政府仍然沿袭这一思路和政策，也延误了香港的发展，耽误了香港发展的时间和机会。近年香港有限度开放了边境地区，但是这与边境地区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相差太远。而深圳边境地区开发成熟，香港边境地区也完全有潜力成为香港的又一个经济增长极。这一切都有待于香港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 其二是香港的人口政策。土地与人口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但是一如土地政策一样，香港的人口政策非常保守固执。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没有一个长远的人口政策和人才战略，而现在香港面临人口老化、人才吸引力降低、专业人才荒等关系香港长远发展的问题，但港府仅以专才、优才等政策来应付，而这远远不够。而更让人忧心的是，香港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抵制情绪一直未减，已经失去了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精神所在。 4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陈咏梅对媒体表示，“逾九成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者是普通专业人才。”这个资讯表明，香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严重缺乏，需要对引进人才的软硬环境进行改善。遗憾的是，香港社会对此的解读恰恰相反，认为要严格审查引进优才的资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访问新加坡时表示，香港将更加谨慎审查申请“优才”入境者的资格。4月4日，香港保安局证实，在现时经济不景的情况下，咨询委员会在评审各宗申请时，会审慎考虑，以配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来自香港移民专家的消息称，入境处的申请通过率确实有所下降。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香港经济低迷，香港立法局不断有人提出，限制人才引进，并限制内地在港就读的大学生留港工作。经济危机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是借机引进国际一流人才，香港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还谈什么发展创新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呢？ 香港需要新的土地政策和人口结构规划 事实上，香港本身的人口素质已经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其一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隐忧。根据联合国规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一成以上时，就进入老龄化社会。香港18个区已有13个进入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下降、社会负担加重等问题将日渐突出。其二是香港的人口素质在先进经济体系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到2006年内，香港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专上教育（包括大学、大专）的只有20%多一点，而2000年纽约大都市区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口比例为28.3%；东京、伦敦分别达到31%。就高等教育入学率来看，九十年代韩国、台湾、新加坡分别达到37.7%、28%、26.5%，而香港仅为20%。即使到2002年，香港正规大学的入学率仍只有18%，加上12%的非学位学生（包括职业训练局为主的高中后课程，以及一些大学开设的高级文凭课程），才达到30%。这样的一个大学教育水平，比内地整体情况好不了多少，与北京、上海相比都有差距。 根据香港最新统计的失业率数据，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失业率只有1%多一点，在香港失业大军中远低于其他人群。这表明，香港对高端人口的需求存在，把现阶段香港失业率的上升，动辄归因于外来人才，是非常偏颇的。低端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而高端人口素质提不上去，同时也吸引不到外地优秀人才，因此香港的人口结构已经处于非常尴尬的困境。 金融危机消退后，中国内地经济将迎来又一波发展高潮，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后将甩开香港，上海则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直奔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土地制度与人口政策对香港经济的制约将越来越明显。香港社会的确到了认真思考自身发展大计的时候了。长远看，香港需要土地和人口规划，需要高屋建瓴的人才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港府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来应付金融危机而已，而是需要若干战略发展委员会，来应对香港长远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2009-06-09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击香港时，没有重犯2003年面对SARS的错误，有了长足进步。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同时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击香港时，没有重犯2003年面对SARS的错误，有了长足进步。 处置果断 措施得力 第一波甲型H1N1流感袭港始于4月30日下午，一名墨西哥旅客搭机由墨西哥经上海抵达香港，当晚出现发烧等症状，随后前往香港医院检查。5月1日晚，该名旅客被香港大学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特区政府高层在召开紧急会议后，5月1日晚20点40分许，特首曾荫权宣布将香港的传染病警戒级别由“严重”提升至“紧急”。同时，采取措施将患者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的旅客和员工全部隔离，所有与患者曾有密切接触的人士都将接受至少7天的隔离观察。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也同时宣布，自5月1日起，要求所有入境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各口岸加强监测旅客体温，如有超过38度者，会先在口岸医疗站检查，有需要再转介给医院。 与此同时，政府宣布追查、隔离、通报与墨西哥旅客同机经上海抵达香港的全部旅客；追查、隔离搭载该名墨西哥旅客前往酒店和医院的两位出租车司机，并将香港麦理浩夫人度假村辟为隔离有关患者和高危嫌疑者的地点。 一周后的5月7日下午，36名与墨西哥病患有紧密接触而须隔离的人士，离开西贡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鲤鱼门度假村和玛嘉烈医院，结束7天的隔离。 5月8日晚上，墨西哥病患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解封，354名旅客和员工重获自由。 在此期间，香港没有发生第二起同类病例。因此可以宣告，香港应对甲型H1N1流感首战告捷，从确认病情到拉响警报再到实施隔离，几乎是同步进行，港府在这一过程中，处置果断，且措施得力，没有争拗，没有延误。 回顾SARS 吸取教训 今年春天以来，一种新型的致命传染病——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生成，除了在墨西哥境内广泛传播外，至少二十四个国家出现了确诊个案及多于四十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疑似个案。4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这是一种从未发现的甲型H1N1变种病毒所引致，向全球发出紧急疫情警告，并在之后将警告级别从4级提高到5级。 据病理专家研究显示，甲型H1N1流感与SARS比较，病毒传播的速度快，但杀伤力较低，全球甲型H1N1流感致死率为1%左右，墨西哥为6~7%，而SARS的全球致死率约为10%。 2003年SARS袭港，港府进退失据，贻误战机，损失惨重，共造成1,755人染病，其中299人死亡，包括6名医护人员，为香港有记录至今第二个最多人死亡的瘟疫。SARS事件导致香港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那是2003年2月21日，染病的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授刘剑伦来港出席亲属的婚礼，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911号房，将疾病传染给另外7名旅客。刘剑伦于2月22日往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在3月4日不治去世。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全球警告，建议隔离治疗疑似病例，并成立了一个医护人员全球网络协助研究SARS疫情。 2003年3月26日，香港淘大花园E座5个家庭14人出现SARS病症，直到3月31日，香港政府才对淘大花园E座实行隔离，整整耽误了5天，致使该住宅区300多人受感染，40多人死亡。 当时香港民众和舆论普遍批评特区政府缺乏危机意识、处理疫情不力、不主动要求有关单位提供疫情数据，以及官员为疫情处置的程序问题扯皮、争拗，贻误时机等，造成民众生命的惨重伤亡，并成为促使当年7月1日爆发反政府大游行的重要诱因。 香港政府当年应对SARS的惨痛教训，事实上也成了今年处理甲型H1N1流感的宝贵经验。 应对原则 生命为重...
2009-05-05 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其中香港综合排名第一，单项排名中香港的人才竞争力也排名第一。但事实情况可能有争议，香港的金融贸易人才竞争力可能领先北京、上海，但是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呢？如果把香港与新加坡、台北相比，香港在人才政策、大学生比例、整体人才素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其中香港综合排名第一，单项排名中香港的人才竞争力也排名第一。但事实情况可能有争议，香港的金融贸易人才竞争力可能领先北京、上海，但是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呢？如果把香港与新加坡、台北相比，香港在人才政策、大学生比例、整体人才素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香港正面临人才危机，如果广而言之，则将面临严重的人力发展危机，也就是：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来临，新生婴儿不足，影响长远发展，也影响未来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高端人才尤其是科技创业人才不足，影响香港长远竞争力。 人才领域保护主义抬头 然而，在金融海啸引发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香港在用人方面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经济衰退大潮波及各行各业的破产倒闭潮之后，又面临一波裁员减薪潮，香港就业形势严峻。在香港特区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却是从缩减人才供应规模着手。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建议，对于非本地生留港就业计划，他认为应在经济不景时暂停实施，保障本地毕业生饭碗。 李卓人从保护本地就业出发作出建议，为自己的选民说话，但是他的主张是否符合香港的长远利益？短期内又是否能真正缓解香港的就业压力呢？答案是否定的。2005年香港高校招收内地学生1000人，国际交流生约3000人，到今年毕业之际，一部分升读研究生，一部分回乡的话，总数可能不过2000-3000人，减少这两三千人的就业供给对于香港就业形势有多少作用呢？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不少小公司的确是因人设位的，而且往往需要一些有海外或内地背景的毕业生，而且有合适人则要，不合适就不招聘，这些隐性岗位就很难增加香港本地毕业生的就业。 更重要的是，李卓人的建议不但对本地有需要的公司不利，而且对香港长远发展有害。2000年后香港逐步放开内地在港毕业大学生留港工作，给予3个月找工作的期限，近期又延长一年，显示特区政府吸引人才的力度逐步加大。2004年以来，香港高校在内地扩大招生，其中吸引内地生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都曾说明内地生毕业后可以留港工作，而特区政府也的确是这样的政策。如果现在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而改变政策，是不是言而无信呢？ 金融危机可能导致人才危机 遗憾的是，持李卓人这样观点的立法会议员不是少数。同时，李卓人等人还对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提出异议，认为通过内地人才计划来到香港的有好几千人，也足以对香港就业市场造成压力，如果有不少人都是拿一两万元月薪，当然会同香港大学毕业生出现竞争。“计划中大多数申请者的平均薪金约2万元，令人怀疑本地雇主所聘用的是否人才。” 因此，香港对高端人才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如果这种思维主导香港政府政策，那么眼前的金融危机会成为香港长远的人才危机，遗害匪浅。 近年来香港加大吸引内地人才的力度，一方面是弥补本地人才之不足，更重要的是，藉此输入内地青壮年，以应对香港人口老化的危机，因为这些新移民既年轻又有高学历、高素质，同时熟悉内地，对于香港长远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然而，香港人对境外人才的态度却非常急功近利，功利得让人心寒——经济好时，希望吸引内地人才多来读书、来就业，促进经济更上一层楼；经济一不好，香港人就立马转换态度，实在让人怀疑香港输入人才的诚心。香港人喜欢赌钱赌马、炒股炒楼，对于人才似乎也想投机炒卖——需要的时候就要你，不要的时候就请你走开！呼之即来，喝之即去，这不是尊重人才的态度。 相比之下，新加坡却与香港的做法有云霄之别。新加坡与香港一样面临本地人才不足、人口老化的问题，很早就开始从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吸引人才。在对待境外人才上，两地的社会心态迥然有异。例如，新加坡对旅游观光者，不但是要他们来玩乐消费，而且更希望合资格者能够留下来工作、生活，提高新加坡人的整体素质，为新加坡长远发展作贡献；而香港人也是欢迎外地游客，却总担心人家留下来打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 因此，新加坡引进境外人才政策远较香港开放积极，尤其是引进中国学生计划，更显出新加坡用心良苦，不但给赴新读书的中国学生解决学费和生活费，还要求他们毕业后至少留在新加坡工作若干年。香港社会心态则一贯的保守和急功近利。1994年香港刚开始引进内地专才的时候，香港舆论就担心会影响香港大学生的就业，近年来虽然有所改观，加大力度引进内地人才，但是实用主义思维的惯性却使整个社会的保守封闭心态没有根本改变。 新加坡“好才有道” 香港“好财有道” 现在，新加坡也面临与香港一样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可没见到什么新加坡人要减少引进境外人才。相比之下，对于引进人才，是主动出击，积极宣传，而香港则是保守被动，守株待兔，不喜欢的“兔子”还不要；新加坡人才政策长远的战略规划，积极吸纳、储备人才，而香港则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希望人才过来就能产生效益……新加坡对外宣传的口号依旧是“迷人之都，无限机遇”，可谓“好才有道”；而香港的对外宣传语“热情香港，好客之道”显然是为了吸引游客，实际上是“好财之道”。 如果说香港本地大学生抱怨工作机会被摊薄，还可以理解，毕竟涉及到切身利益，但如果香港立法会议员、政府精英也如此认识，而不能正确引导舆论，实在是对香港未来的一大伤害。实际上，香港人才问题的困境不在于引进人才多了，而是少了，尤其是香港对高端人才没有什么吸引力。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人批评，现时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中大多数申请者的平均薪金约2万元，就反映出高端人才吸引不到，当然只有降低门槛。遗憾的是，立法会议员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走上一个相反的方向，做出短视、不具建设性的建议。 尽管自08年12月以来，不断有议员质疑引进人才计划，但特区政府还是在1月18日宣布，降低引进优秀人才的准入门槛，这反映特区政府对人才问题尚有准确认识，不随少数议员的短视而盲动。然而，降低门槛之举同样也反映出特区政府引进人才手段捉襟见肘、处境无奈。 实际上，香港的人才危机呼之欲出——一方面是香港吸引不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香港社会内部不重视引进人才，对境外人才警惕排斥，造成优秀人才更不愿意来港，两方面互相作用，在将来就可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不是香港的人才危机，又是什么？ 几点政策建议 显然，要引进优秀人才，首先要对“人才”的作用和意义有正确的认识。香港社会从普通市民到立法会的精英们，都没有认识到现代社会人才的重要意义，没有意识到人才是城市竞争力中核心的战略资源——优秀人才不同于白菜萝卜，更不能以一种投机股票的心态来高抛低吸的，而需要像新加坡那样依靠诚信、耐心，不断吸引优秀人才前来，依靠市场机制挑选优秀人才；不要总担心外地人才会抢走自己的饭碗，而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与境外人才一争高低（事实上，在香港高校中本地学生与内地学生同台比较，差距已很明显，引进内地人才显然可以发挥“鲶鱼效应”，提高香港本地人才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引进的人才只是来分享机会和资源，而应认识到，他们其实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毕竟引进的是高素质的青壮年人口！ 其次，要提高香港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往，香港的高收入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现在内地高端人才（金融、IT、生物科技等）在北京、上海、深圳年收入一百万并非罕见，而在香港一百万年薪的生活素质可能远远不如内地的同等收入。唯一有吸引力的是香港特区护照，但是却需要在香港住满七年才能获得，对一个在内地有高收入的人来说，花这个代价获取香港护照，似乎不值得。因此香港不但不应在人才引进方面有保护主义的做法，反而需要增加吸引人才的筹码，比如香港对引进优秀人才可以采取积分制，对于优秀人才、杰出人才，准许他们在香港基本工作3年后就可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同样，对其配偶及子女也应参照处理。 此外，应考虑与深圳等地合作，为高端人才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香港居住空间之逼仄，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因为用香港千尺住宅的价格，可以在内地住上更宽敞的大宅，还有生活方面的其它便利，这些硬件如果不能改善，吸引高端人才的希望很可能落空。但是为保证香港中产利益，香港不可能让房价下降，特区政府也不可能干预市场去为居住者提供住房，解决的办法是在临近的深圳、珠海等地，与当地政府合作，专门为高端人才提供相对廉宜的住所。也就是说，香港要解决引进高端人才问题，还得考虑与珠三角地区充分合作，才能应对日益逼近的人才危机。...
2009-04-07 2009年，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澳门经济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上，面临着继续一元化经济，还是适度多元发展。两条道路都能从经济发展战略学说和经济发展成功案例中找到支持。 2009年，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澳门经济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上，面临着继续一元化经济，还是适度多元发展。两条道路都能从经济发展战略学说和经济发展成功案例中找到支持。 澳门建埠近500年来，博彩业从禁止到专营再到开放，经历了160多年的时间。博彩业“一枝独大”，“一枝独秀”，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独具澳门特色的竞争优势，必须保持和发展。这种靠一元经济立足和发展的典型还有芬兰的手机业、瑞士的钟表业和瑞典的林木产品等。 但在一元经济主导下，居安思危，不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投资，风险控制，加以政府的宏观调控，选择或培植经济发展路向，引导经济的多元发展，类似这样的主张，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似乎又占了上风。 因此，摆在澳门经济发展决策者面前的选择，是继续一元发展的思维，或是走多元发展的道路？ 如果继续一元发展的思维，谁能保证博彩业“一枝”永远“独秀”；万一发生危机，澳门经济何去何从。况且台湾、新加坡等周边地区的开赌，威胁已经逼近。 如果选择多元发展，谁又能保证一定成功。在此之前的百来年里，多少产业和行业在澳门大起大落，浮浮沉沉，只有博彩业存活下来并“一枝独大”。因此，有人认为多元发展谈易行难。 一、对适度多元化的理解 好在澳门人以不变应万变，看到了危机，提出了充满智慧的“适度多元化”。就象当年为了不与国家宪法条款冲突，在澳门基本法中用了“旅游娱乐业”的说法替代淡化了博彩业的敏感，用旅游和娱乐掩护赌博的实质，最终从法律上保证了博彩业在澳门回归祖国后“赌照开”，而且“五十年不变”。 而现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化”，经由澳门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正式提出，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认可，从而形成了澳门经济发展路向的共识。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诠释“适度多元化”，选择和培植的“元”是什么行业？以一般的理解，适度多元化，肯定不是一元化，也不是多元化。中文中的“多”，一般以三为多。适度多元化可理解为多过一元化，少于三元化，应是二元化，即二元经济结构。在博彩业旁培植另一产业，共同支撑起澳门经济。一旦博彩业不济，也能使澳门经济不至坍塌。 然而，在博彩业旁培植另一产业，至少要具备的条件是：新兴产业，具有澳门特色和优势，不违背国家最近出台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与香港和广东的经济发展相配合或互补，不进行激烈的资源竞争。 纵观澳门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环顾世界经济和大中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前瞻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短时间内拟以首先振兴旅游业才可以担负澳门经济发展“适度多元化”大任。 二、建议首先振兴澳门旅游业 进入21世纪后，香港在上世纪60-7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支柱，所剩无几：制造业移进广东，集装箱和航运业让位给新加坡，许多支柱行业式微，仅剩金融服务业还有较强的竞争力。内地游客的自由行，为香港旅游业注入天水，为香港各行各业带来生机。 （一）香港创造旅游品牌的经验值得借鉴 香港是旅游资源匮乏之地，既无悠久的人文景观，也无绚丽的自然景观，但香港的旅游业者通过颇有创意的旅游推广，创造出香港的旅游品牌。让游客在购物、饮食和文化等旅游项目中领略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与其它地方的不同。 从国际旅游的角度看，到亚洲不到香港似乎是遗憾。从中国内地出境出国旅游的角度看，首选到香港或经过香港。每个历史时期，香港都有吸引游客的地方。香港是购物天堂，时装、化妆品、金银首饰、名表、药品等，是内地游客的挚爱。海洋公园、迪斯尼乐园，是内地小朋友梦寐以求的地方。 由于香港成功的旅游推广和推销，并建立有监管功能的旅游议会制度，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打击害群之马，访港游客有增无减，2006年访港旅客2,525万人，较2005年增长8.1%，入境旅游收益达到1,173亿港元。2007年访港游客2,800万人，总消费1,400亿元，人均消费约5,000港元。2008年又有2,900万人到访香港。旅游业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二）澳门旅游发展的潜力 长期以来，澳门人用旅游娱乐业代替和包装博彩业也产生了副作用，这就是养大了博彩业，忽略和牺牲了旅游业。导致博彩业欣欣向荣，旅游业萎靡不振。 在声誉上，旅游业被污名化。从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上看，到澳门旅游就是去赌博，把旅游等同于赌博；不赌博就不会去澳门，成为一般人的思维定势；反对赌博就要反对去澳门，成为反赌博者的一致行动。...
2009-04-07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冲击香港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在香港特首不久前进京述职时推出十四条支持香港经济的重大措施，包括：允许合资格的企业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有需要时为香港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前两条对于香港来说意义重大，将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乃至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自由兑换探索路径。这对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设全球性的金融枢纽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如把握不当，却有可能坐失良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冲击香港经济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在香港特首不久前进京述职时推出十四条支持香港经济的重大措施，包括：允许合资格的企业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有需要时为香港提供资金支持；支持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前两条对于香港来说意义重大，将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乃至人民币离岸中心，并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自由兑换探索路径。这对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设全球性的金融枢纽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但如把握不当，却有可能坐失良机。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中央决策部门早已进行研究和部署，而且近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加快了步伐，与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周边八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与韩国等地进行双边货币互换。人民币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加快，也标志着人民币离国际货币地位越来越近。 首先成为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 而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地区相比，合资格企业被允许在香港以人民币进行贸易支付的措施，显然是明确了香港发展人民币结算中心的方向。在发展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上，香港和上海都是最可能备选城市。而上海对这个目标早有动作，近期由上海市金融办、上海市金融工委牵头，央行上海总部一并参与的一项“试点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课题研究已基本成型。虽然现在香港率先允许进行相关试点，却不排除上海在将来也会获得许可。上海和香港，谁能在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基础上，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谁就将在未来中国的全球金融战略中占有主导地位，也就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简言之就是全球金融枢纽，一般认为纽约、伦敦当之无愧，而东京勉强可称，其他城市如芝加哥、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新加坡、香港等则可看作是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在大中华区内出现一个全球性金融枢纽是可以期待的，这也是中国作为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大国的需要。伦敦是以英镑作为支撑的全球金融枢纽，纽约则以美元为后盾，未来香港似乎可以人民币作为依靠成为全球金融枢纽。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给香港带来的不仅是“危”，而且有“机”，至少让中央有意加快人民币业务在香港发展。因此，扩大人民币业务不应只是应对金融危机、纾缓眼前的金融业困境的一种策略，而应上升成为香港建设全球金融枢纽的重大战略。 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 尽管有关的措施只允许香港合资格企业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但由于涉及人民币贸易项目的自由化，在某种程度等于变相为内地资本项目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有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先行探索的意味。这意味着香港已经进入了中国改革战略的核心层面，因此对香港、对中国整体都意义重大。对于香港如何巩固金融中心地位，学界对此已经有很多探讨，而我认为香港要成为全球金融枢纽，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它与所倚靠的人民币经济体系的沟通协调机制，而这恰恰是香港的软肋： 首先是香港人民币数量规模实在太小。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发展十分缓慢，规模也非常小，目前只有700亿元左右。这显然不足以支持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需要，因此这次香港与内地又有人民币互换协议。可见，如果香港要成为日后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那就需要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前，借助“一国两制”和“近水楼台”的优势，尽快建立并完善境外人民币清算体系及法规、架构，并形成市场规模，那么在人民币可兑换之后，香港就可以执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之牛耳。 其次是香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信息劣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尽可能的接近信息源，但香港和上海与人民币的决策信息中心（北京）都距离甚远。事实上，在港英时代，香港重大财经决策都来自英国，香港经济的繁荣对英镑起到相当大的支持作用。香港回归后，财经政策悉由特区政府自行决定，体现了“港人治港”，但两地之间的沟通机制似乎未能完善。如果香港要在未来中国金融战略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障碍就必须解决。 此外，在人民币经济体系中，香港还有一个信息劣势就是，虽然与内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香港的金融业与内地市场的沟通却不那么直接，交易成本也高。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决策信息上，香港与内地是分属境外和境内两个系统，北京央行制定的金融政策在内地金融部门可以系统地传达，但香港这边未必能完整把握有关政策的影响。如果香港未来是以人民币作为倚靠的全球金融枢纽，那么信息劣势无疑是其最大的软肋。 完善与央行金融沟通机制 另一个问题是香港与内地之间潜在的互不信任心态，使得一些问题变得很微妙。香港从官方到民间，始终有人担心北京对香港关心过多会冲击“一国两制”，从而使“港人治港”变味，以至于中央在香港财经问题上只给予支持，而不便提供建议。而中央对香港的疑虑还包括香港目前的金融部门主要以外资为主，决策者中不少是外籍人士，金融大行也主要是跨国大机构，他们对香港的金融决策和政策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甚至起着主导作用。当然，外籍越多，越能彰显香港的国际化，但是中央对未来的考虑应该非常审慎，这种心态反映在决策上自然就有所保留，比如支持香港的同时，逐步也让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基础，让时间和市场自然选择，也许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目前，香港在发行人民币债券业务上，其实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以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在香港、深圳间试点应该更有条件，毕竟在2004年2月香港中行与深圳人民银行之间已经签订了人民币在港清算协议，建立了初步的人民币结算制度。再如，深圳“地下金融”泛滥，表明这里的确存在着大量的资金往来需要，这更需要香港与深圳之间建立一个疏通人民币的渠道。凡此种种，都说明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实际上是落后于实际的经济发展需要。 为了更好取得中央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香港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理论上提出如何以香港为支点，引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大论述，但这个论述不能是空洞的口号，不仅要让北京信服，而且更要成为香港上上下下的共识；二是在发展模式上探寻一个让中央放心的制度性保障。这样的保障模式就是香港必须倚靠深圳的力量，构成北京—深圳—香港的“金三角”来共同达成。 倚靠深圳桥梁作用加快两地金融合作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把深圳看成是自己发展金融业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不然。香港与深圳在金融业上事实上更具互补性，深圳在金融业与香港竞争的地方可能不到五分之一，根本不会影响到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因此，深港两地金融业应加快合作，否则两地的金融优势都可能丧失。现在，香港在扩大人民币业务发展上，更需要获得深圳的支持与合作。 深圳人民币规模庞大，且深港之间的金融地下通道惊人，深圳几乎就是中国的“地下金融之都”。如何把这部分资金招安疏导，无疑需要深港两地的深度合作，从而为香港人民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在挺港十四条措施出台之前，国务院还通过了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同意珠三角地区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深圳或广州极有可能率先进行，相信这将有助于降低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汇率风险。 针对信息劣势，香港应支持深圳提升在国内的金融地位，包括进行一些金融业务试点，把一些金融决策、监管权利下放，甚至提升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的级别，或者类似央行在上海所设的总部，或者是央行在深圳的特派机构，便于与香港金管局直接沟通。显然，打造深圳在金融领域的特殊地位，成为香港与中央沟通的桥梁，但又在境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香港的信息劣势，并可成为香港新的金融优势。与此同时，利用深圳这个“金融特区”，中央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更容易掌握第一手信息并适时决策，包括对地下金融的掌控、香港人民币结算试点效果等。因此，深圳对于中央和香港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并将在未来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2009-02-02 香港回归祖国十年有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大多数港人和国际媒体的认同。特区政府的施政管治能力是这一认同的关键。广大市民对与自己生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教育等日常生活的感同身受，透过媒体，了解、掌握和评价特区政府各级官员的管治能力。 香港回归祖国十年有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大多数港人和国际媒体的认同。特区政府的施政管治能力是这一认同的关键。广大市民对与自己生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教育等日常生活的感同身受，透过媒体，了解、掌握和评价特区政府各级官员的管治能力。 管理学家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认为：“管治就是决策。”通过分析政府决策能力的优劣，可以了解和评价政府管治能力的高下。反之亦然。 一般而言，市民是带着不信任的心态和挑剔的眼光来看待政府高官的，做得好的，认为是纳税人付了高薪，理应如此；做不好的，口诛笔伐，甚至要其下台。这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对政府官员的严苛和监督。喜欢比较，是市民常用的对政府管治能力的评价方法。现任与前任比较，当朝与前朝比较，回归后与回归前比较，甚至与外区、外国比较。比来比去，总觉得不竟如人意。满意度或不满意度，是民意调查的量化指标。 从有效管治或比较管理的角度看，曾荫权任行政长官的特区政府比董建华任行政长官的特区政府，管治水平似乎更胜一筹，民众的认受性更多一些，但比回归前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似乎略逊一层。有三个案例可供说明。 一、“雷曼苦主”是政府对金融企业监管不利的产物 在全球金融海啸中，美国第4大投行雷曼兄弟轰然倒下。在香港，至少有21间银行及1间金融机构涉及销售雷曼产品，约有5万港人，动用逾250亿港元投资雷曼发行的金融产品。许多投资者认为：政府和银行要为推销雷曼产品负责。他们组成“雷曼苦主大联盟”，采取集会、游行、包围立法会、向监管机构投诉、进行法律诉讼等行动，要求全数赔偿。 （一）港府的暧昧 香港人对此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投资者要为自己的投资风险负全责，不能输打赢要，赚了钱归己，赔了钱要银行买单。香港是个投资自由度很高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健全，信息充分和对称，投资者有权做或不做任何投资，但风险要自负。香港立埠百年，历经过数次金融风暴和股市、楼市的暴长狂跌，投资者越来越成熟和理性，很少有投资失利而向政府和银行索赔的，除非涉及商业欺诈等刑责。 第二种意见认为，部分商业银行员工在推销雷曼产品时涉嫌不当销售，将结构性或衍生投资产品诱导或误导为保本兼低风险投资产品，有违公平交易原则，使不少中小储户成为风险投资者，因此要求商业银行全数赎回，保障储户利益。 由于民意代表的积极界入，第二种意见占了主导地位，反应在香港立法会以大比数通过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雷曼事件。 香港政府对第一种意见没有发表意见，对第二种意见有保留，认为引用特权法可能阻碍证监会的调查。可事实上，证监会对推销包括雷曼产品在内的高风险金融产品的调查力度软弱无力，只注重投资者和银行签署的在形式上公平交易的法律文件。 反对引用特权法调查该事件的银行家担心，为配合调查，银行要披露机密档案，造成很坏的先例，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亦会拖慢银行处理有关雷曼投资者的投诉，影响进行回购并达成和解的进度。香港是法治社会，应以调解和诉讼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行政和民意的干预。 （二）银行是被政府宠坏的商业机构 香港是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它有自由的营商环境，健全的法制基础，便利的交通枢杻，公开的信息和传媒，广大的可延伸到中国内地的商业腹地。银行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银行提供的各种服务和功能，人们将寸步难行。香港的亚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香港成功的重要条件，是香港的竞争优势。金融业对香港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然而，长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的银行宠爱有加。香港的银行有恃无恐，受其商业利益左右，睛天送伞、雨天收伞的顽疾不改，例如这次金融海啸来临，中小企业被不少银行收紧信贷，雪上加霜，破产在即。 香港人形成的集体价值取向是，银行是最重要的，是最有诚信的，是不会犯错的；任何对银行不当行为的挑战，都被视为破坏银行体系，乃至动摇香港金融中心之根本。在一般人眼中，各行各业都可在商业竞争中优胜劣汰，唯独银行不能倒闭，因为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成本太大。因此，在香港，银行虽是企业，但享受着企业之王的种种特权和处在市场竞争的优越地位。 近年来，在垄断经营中，香港的商业银行被宠坏了，疯狂地扩张原本不属于主导经营的高风险业务，例如股票、保险、基金、债券、期货等，而这在许多国家是限制商业银行经营的。最不可思议的是将高风险的债券、基金等引入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和客户服务，部分“雷曼苦主”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成为受害者。一些商业银行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摧残和杀戮自己的唯一资产——客户，来赚取利润，实属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香港的商业银行被宠坏的最大表现是，丧失了公平交易、以客为本的宗旨。这宗旨本应是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基石。...
2009-02-02 经过约四十日的咨询过程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公开咨询工作于2008年10月22日至11月30日结束。 经过约四十日的咨询过程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公开咨询工作于2008年10月22日至11月30日结束。 澳门特区政府的多位主要有关官员，包括行政长官何厚铧、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法律改革办公室主任朱琳琳等，于2008年12月16日下午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多功能会议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亦即《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的公开咨询总结报告。 澳门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获好评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公开咨询期间，澳门各个阶层的市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这些意见和建议，并对所有意见、建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特区政府在充分吸纳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对草案作出了必要的修改，形成了《维护国家安全法》（法案），该法案已经过行政会议的讨论，并于16日当天送交（澳门特区）立法会审议。 行政长官何厚铧指出，在国安法（草案）公开咨询过程中，广大澳门居民高度发挥主人翁的精神，对咨询工作的顺利进行和草案的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何厚铧强调：「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是特区全面贯彻落实《澳门基本法》的必要举措，也是特区政府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宪政责任。」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则表示，在咨询期内，特区政府透过各种渠道和途径，收到共784份意见，当中657份属个人及127份属团体所提供的意见。个人意见中，赞成立法的有570份（占86.76%），反对的有17份（占2.59%），未表达倾向性意见的有70份（占10.65%）；团体意见中，赞成立法的有123份（占96.85%），反对的有3份（占2.36%），未表达倾向性意见的有1份（占0.79%）。 陈丽敏司长指出，当局对所有意见和建议作了整理、归纳和总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草案修订文本，主要建议包括：考虑到触犯「国安法」犯罪可能存在的一些减轻情节，并参照《刑法典》的规定，在修订文本中新增一个「减轻」条文。 陈丽敏司长表示，关于「预备行为」的修改，修订文本保留对叛国、分裂国家及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犯罪的预备行为的处罚，但将上述三种犯罪的预备行为的规定分拆至各个主罪的条文中，而删除原第9条「预备行为」的条文；同时删除对「禁止煽动叛乱行为」和「禁止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的预备行为的处罚。 陈丽敏司长还指出，文本中亦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典》－新增「公开进行」条文」的部分内容，即「审理本法所规定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须公开进行，但涉及窃取国家机密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如公开进行会对国家安全的利益造成损害，法官可决定不公开进行某些诉讼行为。」（新增第12条） 陈丽敏司长强调，关于「窃取国家机密」的修订，修订文本对条文的表述作了适当调整，明确国家机密从产生的一刻起就是确定的，而不是在行为人获取后才确定。如有需要，司法机关可向行政长官或通过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取得有关文件、信息或对象是否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机密的证明文件。 陈丽敏司长重申，就「窃取国家机密」的相关条文，「刺探」是指行为人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非法探知国家机密的行为，新闻工作者进行正常采访、报道的行为不会构成「刺探」行为。加上「危及或损害国家安全」这个后果要件，可以使本罪的定罪标准更加严格，而且是否危及或损害国家安全利益，需要法官在司法程序中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作出判断。同时，法案已经强调了「明知」的要素，因此，不会造成不知者误入法网。 广泛咨询各界意见大幅修改草案 根据12月17日澳门当地报刊的比较分析，澳特区政府最后提交给立法会审议的修订文本，如果与原来文本相比较，自第一条到十五条，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修订，其中最大幅度的修订，是干脆删去第九条的「预备行为」和对第十二条有关「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不公开审判为原则」恢复为「公开进行为原则」。换言之，澳门特区政府在咨询过程中，其实并没有被当地报刊及群众团体的「表忠」意见所左右，的确是有吸纳澳门法律界、学术界、新闻界和其它专业人士领袖所提出的大部分修订意见。 这些共同意见，其实是对《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中有关「国家机密究竟如何界定」、「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究竟如何界定」、「被告在起诉窃取国家机密时是否获得公开审判」（亦即可能被不公开或秘密审判）、「即使真的是干犯窃取国家机密罪，被告是否能以普通法中的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获得免责判决」和「是否应以比较清楚的犯罪未遂行为去取代预备行为」等等问题，抱有相当强烈的修订意见倾向。 首先，在《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中，最可能成为「地雷」而令传媒工作者触犯法律的是第六条（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罪名，一旦立法不善，无法在保障「国家安全」和「保护言论及新闻自由」上取得适当平衡，此项条文便很容易令传媒工作者「因言入罪，动辄得咎」。 「草案」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窃取、刺探、或收买国家机密，危及或损害国家的独立、统一、完整或者内部安全或对外安全利益者，处以二至八年徒刑」，是传媒工作者最容易错误触及的「地雷」，且与传媒工作者工作权利和公民权利保障有最大冲突、最多灰色地带的权利限制条文。 原因在于条文中所指的「国家机密」是「涉及国防、外交、中央与特区关系而应予保密的文件、信息或对象」，其「确认权」在中央人民政府，令传媒工作者因为工作的角色和所接触的对象，很容易会「因言入罪」，又或在维护公众知情权时「误堕法网」。 现行澳门《出版法》赋予新闻工作者有权接近信息来源（但同时列出四项限制），而公权力通常会透过各种形式的「吹风」，藉传播媒介向社会发放「气球」，令传媒工作者「取得」若干官方文件去参考报导，来为将推出的政策试探「水温」。那么，在传媒工作者「取得」这些信息时，应该怎样避免将「取得」变成堕入「窃取」、「刺探」的陷阱？而构成这两种犯罪行为的要件又是甚么？现行草案条文是有必要更清晰界定的。 还有，草案第六条第一款所指的「国家……内部或对外安全利益」，也会给公权力有很大的诠释空间。究竟「内部安全」、「对外安全」有没有详尽的规范可以纳入法律之中，一如对「其它严重非法手段」作出明确界定？而且「内部或对外安全」，与「内部或对外安全利益」，显然「利益」两字可以作很大延伸，并非将《维护国家安全法》对公民权利的限制缩减到最小，而是它的「罗网」竟然存有自由伸缩空间，可以随时扩大抓人。另外，内部或对外安全，与维护公众利益、公民权利一旦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取舍？这些问题都是令人产生担忧的。 其次，有关被告是否获得「公开审讯」方面，该草案第十三条建议修改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七十七条第四款，增加以下内容：「如属审理第____号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六条的刑事诉讼程序，则诉讼行为一般不公开进行。」根据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七十七条第四款，刑事诉讼一般为「公开审讯」，但也有例外，如属审理贩卖人口罪或涉及被害人为未满十六岁的性犯罪，可选择不公开刑事诉讼程序（不公开审讯、袐密审讯）。考虑到国家机密的罪行的诉讼程序的特殊性，因此，当局认为有必要给予法官预留空间，决定是否适当限制公众自由旁听，或决定哪些诉讼行为不公开进行。 然而，正是因为「机密」本身的特殊性，当所泄露的「机密」未被公开时，它还处于「机密状态」；一旦公开而众所周知，便无「机密」可言。《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将禁止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的刑事诉讼行为设定为一般不公开进行，一如其它一些可不公开审讯案件的特殊情况，是为了保护案中主体的法律权益，只是，正如笔者所言，一旦经公开的「国家机密」，已没有必要因为要保护其法律权益而作不公开审讯（袐密审讯）。...
2009-02-02 送走多事的2008，迎来变量未知的2009，香港人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期待？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头，香港人对前景的信心还是全球之冠，到了今天已跌落到全球包尾，落差之大，令人吃惊。 送走多事的2008，迎来变量未知的2009，香港人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期待？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头，香港人对前景的信心还是全球之冠，到了今天已跌落到全球包尾，落差之大，令人吃惊。新年期间本是香港人消费的旺季，但金融海啸下，人人捂着荷包，于是从特首到一众司、局长，纷纷四出购物消费：先是特首曾荫权到工展会购物，然后是政务司长唐英年到闹市铜锣湾消费，财政司长到电器商铺买电子产品，再到局长、副局长、议员们到大小商店花费。面对经济困难，政府高官及公务员是收入最稳定的一群，的确应该带头消费，但每次都记者前呼后拥的，则不能不让人懹疑官员的好意是否已沦为“作秀”，而如此“作秀”，似乎无法掩盖香港在新的一年里工潮和示威将创出新高的危机。 高官希望以“多花一块钱，对香港经济都会有好处”的心态，刺激香港的“内需”，本无可厚非。但再好的“桥段”，用多了就会引至反效果。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能令他们放心消费的最大保障，不是特首、高官花费那区区数千元的带头作用和呼吁，而是打工仔的饭碗明天还能不能保得住？香港人的口头禅是“手停口停”。难怪电视台记者街头访问市民对高官消费的感受时，不少人的答案是：“当然要看自己的负担能力啦，不会因为高官买东西我们就跟着买”。 2009年失业率可能达6% 事实上，新的一年，特区政府官员的当务之急，不是上街购物刺激消费，而是怎样保就业。香港最新的失业率已上升至3.8%，有学者预测，2009年香港的就业前景更暗淡，有可能高见6%，也就是说将有25万多人失业。过去数月，香港多家企业面临清盘和倒闭，其中包括一些知名连锁店如U-right时装店、泰林电器连锁店等；而金融海啸下首当其冲的不少金融机构，包括香港多家主要银行如汇丰银行、中国银行和星展银行等，都已经或准备裁员。 作为香港最大雇主的特区政府，过去数月不断加快推出大大小小的工程，同时推动多项基建项目，务求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政府其实很清楚，这些举措并不能令政府一众高官高枕无忧，因为失业问题而引发的大小示威，激化连串政府管治上的隐忧，如稍微处理失当，都会引至香港社会的不稳。可以预见的是，2009年，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经济角度来看，香港都将充满不安，甚至是游行示威不断的一年。 先从政治层面上看：今年是国庆60周年，但也是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而在与香港隔海而望的澳门，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即就保护国家安全而立法的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京和特区政府都必须清楚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六四”事件20周年和澳门基本法23条立法最触动香港人的神经。过去19年，香港应该是中国土地上，从未停止过，也是最多人参加纪念“六四”活动的唯一地区。而2009年，当中国踏入改革开放30年后的另一新台阶，当中央呼唤加强民主法制和政治改革之际，在建国60年和”六四”20周年这一特定时刻，中央对“六四”事件的反思、评价，势必牵动港人的心。而在香港，相关的团体，特别是每年都坚持举办纪念“六四”烛光晚会的支联会，定会组织不同的纪念活动。“六四”事件必将成为测试一国两制下香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的又一新指标。毕竟，北京对“六四”的态度，在香港人的眼中，是政治开放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澳门“23条”立法对香港社会的冲击 而此时澳门基本法23条的立法，无论特区政府如何表明香港和澳门不能相提并论，又或曾荫权如何信誓旦旦强调任内都只会集中精力搞经济，不急于立法，但眼看着澳门的立法势在必行，香港社会总会引发争议。只是，经过2003年有关立法的失败以及社会因之产生的分化，今天的香港人对保护国家安全的公民意识总算是提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流意见就认同立法的迫切性。因此，北京和特区政府都必须充分评估澳门立法给香港社会带来的明显的和隐性的冲击。特区政府要消除市民的担忧，要让市民看到政府是在拼经济，拼民生，归根到底，还是要在经济上做出实事。 从经济角度上来看，2009年的香港又会怎样呢？与2007年香港刚回归时相比，当时人们对前特首董建华的“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的说法，不是嗤之以鼻也是满腹疑惑；但今天，香港人更多地明白并认同了董先生当年的远见。只是，对于讲求实际的香港人来说，政府在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同时，如何保障雇主不轻易裁员，如何保障打工仔不被减薪，如何协助失业人士重投市场，才是最考验政府化“远水”救“近火”的能力。 另一令人担忧的事实是，虽然政府推出了许多工程创造就业，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因金融海啸而失去工作的，许多是金融、管理等领域的白领人士，工程、基建项目之于这些人士实际上并无太多作用，如何解决新增职位与失业人士的错配并非易事。而另一方面，中小企的相继倒闭，包括饮食业的经营困难，也令大批蓝领工人失去工作。 工联会与职工盟联手提集体谈判权 但最易引发社会矛盾的，反倒是企业为求生存，或削减花红，或减薪，或强迫工人放无薪假期而引发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紧张，若处理失当，随时将变成工潮，影响市民生活。元旦期间机场服务公司数百名员工，因不满公司削减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花红，发起警示性罢工三小时，已令机场客运和货运服务停顿六小时，大批旅客取不到行李引起机场大混乱。而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府的角色只能调停，特首曾荫权即便学着总理温家宝那样，呼吁企业不要裁员，实质效果却不见得有多大。 而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新的一年，香港的各大政党也暂时抛开政治立场的迥异，共同在民生问题上向政府挑战。近日，被视为亲建制派的工联会，就和属于泛民主派阵营的职工盟一起，重提制定工人集体谈判权的议题。但另一方面，政府好不容易说服了工商界，定出了最低工资立法的时间表，却又因一场金融海啸，工商界反对声音再起。这“集体谈判权”与“最低工资”的对碰，新的一年绝不容忽略。 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英国文豪狄更斯说过“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在新的一年，政治公关秀固然重要，但却需要更多的埋头苦干，消弭社会矛盾，防患于未然： 首先在政治上，特区政府，特别是特首，首先要创造社会的和谐气氛，这就需要政府彻底放弃“亲疏有别”的做法，改善与立法会各政党，特别是泛民主派的关系。不要把泛民主派再视为“反对派”，更不应公开宣称他们为“反对派”。因为面对经济困难及民意诉求，民主派不会，也不可能只懂反政府，民主派也需要拼经济、重民生，若能协调好与泛民主派的关系，不但可以消除政府施政上一些可以避免的阻力，也能更好发挥政党的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特区政府除了继续加强与内地经济的合作，必须给市民既有“远水”，又有方法扑灭“近火”的信心。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必须贴近民意，尽可能把市民的不满情绪，包括大大小小的工潮，化解于萌芽阶段。 （谭卫儿小姐是香港资深媒体工作者，现为香港亚洲电视副总裁）
2009-01-21 当金融海啸席卷世界之际，已经晋身「国际赌城」行列的澳门，当然亦不可能置身事外，经济成长渐渐开始放缓，停工解雇减薪休假之类的救亡措施亦陆续出现。但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部分澳门居民竟然会视此次金融海啸为一次「入市」买楼机遇，这种情况就非在澳门居住的外人所能想象。 当金融海啸席卷世界之际，已经晋身「国际赌城」行列的澳门，当然亦不可能置身事外，经济成长渐渐开始放缓，停工解雇减薪休假之类的救亡措施亦陆续出现。但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部分澳门居民竟然会视此次金融海啸为一次「入市」买楼机遇，这种情况就非在澳门居住的外人所能想象。 澳门大型工程纷纷暂停，四千香港工人率先被炒 2008年11月20日，澳门经济财政政务司司长谭伯源在澳门立法会上披露，澳门2008第三季的失业数字是10,500人，比第二季多出1,400人，就业不足人数亦高达5,100人，其中76%是建设业工人。不但如此，澳门第二季的经济增长是百分之21.1%，比第一季的31.6%，下降约10百分点。下半年的经济成长放缓更是明显，第三季的增长可能只有11%，第四季可能出现负增长。故此，预计2008年全年经济实质增长将明显低于2007年。 还算幸运的是，澳门居民一向的投资态度相当保守，不懂的东西就绝对不会去买，因此，在银行职员游说之下购入像「雷曼债券」、「雷曼迷债」之类金融衍生工具的澳门市民，可谓凤毛麟角。澳门金融管理公布的约二亿元「雷曼债券」、「雷曼迷债」中，除某银行拥有约半数之外，真正受到经济损失的澳门居民少之又少，对澳门经济的打击面不算太过严重。相反地，由于近年来个人或家庭所得急升，不少中产阶级（特别是公务员）手上都持有不少现金，相对地也减轻了不少澳门内部的暴戾之气。 澳门失业人数上升，最先打击的并非单单只有澳门本地工人，而是至2008年9月底为止，在澳门各行各业内工作，建造业工人又占其中相当比例的104,281位外地劳工。目前的打击，主要集中在各项大型工程纷纷叫停的建造业。 例如，何厚铧特首宣读施政报告当日（2008年11月12日），美国「威尼斯人金沙集团」同时宣布，除了四季酒店的高级公寓部分继续兴建外，其它五至六期（包括香格里拉、商贸、瑞吉、喜来登四家酒店）在路凼金光大道上正在进行的工程，都会暂时停工。原因在该公司为了筹措资金应付短期债务，发行新股集资21.4亿美元，希望保留自有资金，避免违反部分的美国借贷条款，触发社会危机。 此项停工决定的实时影响，是在威尼斯人金沙集团路凼金光大道上工作的香港籍建造业外劳，除仍在兴建四季酒店的建筑工人和极少数不可或缺的管理人员之外，约4,000名香港建筑工人都实时解雇，被迫回流香港。 此外，其它传出可能叫停的大型建设工程还包括「银河娱乐渡假城综合渡假村」（银河娱乐集团）、「新濠天地综合娱乐渡假村」（新濠博亚集团），和「星丽门渡假村」（丽新及其相关集团）。除了银河娱乐集团实时表示仍有信心之外，其它公司均对有关消息不予置评。 不过，到了2008年11月20日，银河娱乐集团也以当前澳门市场及全球经济环境重大转变为理由，正式宣布延迟银河渡假城综合渡假村项目开幕，由原来的2009年推至2010年。与此同时，该公司亦传出将会遣散50~70%的建筑工人，工程师等管理层也会削减人手，只留下少数高层外雇职员，本地雇员也会裁减。 至此为止，澳门特区政府不久之前宣称的，明年仍将有两个大型项目落成的目标，迄今只剩下「新濠天地综合娱乐渡假村」一个项目。 外劳中层管理人员优先被炒，本地基层员工减薪放假 但是，「新濠博亚集团」旗下的皇冠酒店（赌场），为削减约2,500万美元开支，亦在最近相继推出「四选一」减薪方案（雇员薪水减半，不裁员，以放无薪假期取代减薪等等），更开始着手削减酒店的中层管理人员，特别是自外地雇用的外来劳工（其中不少是香港居民），以减轻开支。 故此，除威尼斯人金沙集团已经裁员的4,000名香港建设工人之外，其它在澳门工作的约16,000名香港建设工人，亦将在完成各项大型工程的结束部分（手尾）之后，陆续回流香港，估计会将香港的建造业失业率，由目前的8%，至少推高至15%或以上。 事实上，除了建造业工人外，由于澳门本地能操流利英语及具有国际认可专业资格的雇员严重缺乏，自2004年5月「金沙效应」后，澳门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发展以来，与博彩旅游业有关的博彩管理、观光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等等相关行业，亦雇用了数以万计的香港外劳出任中高级管理人员。 例如，四家港资及港外合资的博彩公司，迄今就至少雇用6,000名香港外劳，出任中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澳门经济继续下滑，这批香港高级外劳应该亦难逃被解雇的命运。 不但如此，数以万计在澳门打工的菲律宾家务助理（菲雇），亦极有可能在某些澳门二人家庭中其中一名成员被解雇后，不予续约，纷纷被迫返回祖国。 旅游业大幅衰退，港澳渡轮服务影响最大 除了各项与博彩业有关的大型工程陆续宣布暂停之外，在中央人民政府自七月开始的收紧政策影响下，作为澳门最重要经济支柱的旅游业，最近数月亦出现下滑的趋势。 最近三年以来，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提供的数字显示，抵达澳门旅客的总人次自2005年的1,871.1万人次，一路上升至2006年的2,199.8万人次和2007年的2,699.3万人次。最近三年中国内地旅客抵澳门旅客的数字分别是2005年的1,046.3万，2006年的1,198.5万，2007年的1,488.6万；其中经陆路（主要是经珠海）和海路（主要是经香港）抵澳的中国内地旅客，在2007年分别是1,227.5万和227万，分别占82.56%和15.27%。 但是，自中央人民政府推出内地人民赴澳门签发通行证时间自两周延长至二至三个月，及不再允许持赴香港通行证内地人民可以转往澳门出入一次的收紧措施出台后，今年第三季（七至九月）起，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前来澳门的内地游客，都开始出现停滞或衰退的现象；尤其是自香港到澳门的海路来客，更是骤然大减。 以每周都至少要来回港澳一次的笔者亲身体验为例，以前黄金时间一票难求的即班离港的港澳喷射水翼船票，现在已是随时可以买到，随到随走。早上九时至晚上九时以前常常出现的港澳渡轮临时加班现象，现在亦再不复见。有些时侯，由于某班喷射船的乘客太少，渡轮公司还将两班喷船的乘客合并成一班开出，令部分旅客要多等十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