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木清 2010-01-21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以文艺作品的形式传递政治信息,历史上并不罕见,也为中国内地政坛人所共知,毛泽东就亲自批判过《海瑞罢官》和《刘志丹传》,尤其对于后者,毛泽东曾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十月围城》讲的是孙中山当年以香港为背景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片断,如果单从历史角度来看,显得有点牵强,但正因如此,才不难理解影片其实另有所图。而且影片一开始,刻意安排张学友扮演的教授以香港“结志街”为背景宣扬民主,却遭朝廷杀手暗杀。以此拉开电影的序幕,其寓意非常鲜明。 影片以孙中山来香港开会,与内地代表商议举事,被清廷获悉后派杀手来暗杀他作为开始。但事实上,影片中孙中山并无正面戏份,导演刻意将他符号化,成为“民主”的象征,然后讲述香港各阶层人士为了保护这个象征,与朝廷派到香港的杀手展开生死之战,他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为了这个目标,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这当中有民主的忠实信徒,有平时浑浑噩噩的升斗市民,有本来不愿意出面支持的商贾,有原本的朝廷内应,也有表面上打压民主力量而暗里支持的建制内当权人物(也可以理解为国际力量)。这令人联想到当今香港的民主化运动,目前表面看来,只有为数不多的所谓民主派信徒在呐喊,但是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一旦被点燃,便会演变成一场有各阶层人士参与的轰轰烈烈运动,而且那些平时看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升斗市民,一旦坚定信念,明确目标,他们将不惜代价,去争取其心目中的民主,二OO三年的五十万人大游行已是一个例证。而影片似乎暗示,香港人今后可能会不惜更大的代价作出抗争。 这部电影的面世,在日渐肤浅的香港电影圈,是非常罕见的。我们不知香港的泛民主派和北京是否已经洞察这部电影所透露出的政治信息,但其实影片对两大阵营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对民主派而言,这部电影比任何的民主动员都更有感染力,民主派可以借助它激发一般市民对民主、民权理念的追求;而对于北京来说,影片暗示的问题则更值得决策者深思:北京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好像已做得非常之好,表面看来,亦化解了港人对中央的抗拒情绪,但这依然是表面的现象而不是实质,矛盾虽被暂时化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弥。影片好像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北京必须告诉香港人一个清晰且并不遥远的民主线路图,回答香港人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香港的内部事务、由香港纯粹的民意来决定。对此,《十月围城》在影片序幕中就已经表达:民主就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人民共同管理“国家”的事务。 这便是电影在商业大片的掩护下,所要表达的理念,必须引起中央的注意。
天大研究院 方文权 2009-12-03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新加坡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时,再次表达了对香港发展问题的关心,希望香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实上,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胡锦涛主席每次会见曾荫权特首,香港经济发展问题都是谈话重点。2007年,他告诉曾荫权特首要“重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2008年,他则向曾荫权特首表示,金融海啸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成为香港的坚强后盾。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新加坡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时,再次表达了对香港发展问题的关心,希望香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实上,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胡锦涛主席每次会见曾荫权特首,香港经济发展问题都是谈话重点。2007年,他告诉曾荫权特首要“重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2008年,他则向曾荫权特首表示,金融海啸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成为香港的坚强后盾。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是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但香港必须要有新思维,要更加积极主动寻找经济发展的新路向,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在未来新一波包括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科技革命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为自身找到新的定位,并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今天,在经受了世界性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之后,香港经济正逐步改善,迈向复苏,股市楼市开始活跃,出口下跌收窄,失业率回落。而在这重要的经济发展转折点,香港各阶层更应达致高度共识,群策群力发展经济。曾荫权特首今年的施政报告,以“经济优先”为主题,全面阐述了特区政府应对挑战、发展经济的战略与举措。这里,我谨就此提出三点思考。 一、注重凸显作为香港经济传统支柱和重要命脉的金融功能。因此,配合国家的整体发展需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在百年竞争的历史中形成的。与上海相比,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时效、规管、法制、人才、资讯和资金、开放度和国际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此外,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和金融保障的需求,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快速提高,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应对全球化激烈竞争的需要,以及世界金融海啸之后,国际金融秩序调整所产生的历史机遇,所有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国家必须尽快支持、培育一个真正能比肩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应该勇挑这个重担。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满怀信心、更加主动积极争取国家的理解与支持,率先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代表二十一世纪中国实力与未来发展趋势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为国家参与并赢得全球竞争服务,并为国家发展提供全面和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香港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大中华强大的产业基础作为后盾,又处在东南亚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的中心,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而且经过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建立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因此,香港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但可能,而且可以、可行。 当然,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单靠香港一个金融中心是远远不够的。从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考虑,国家同时还应该建设上海、京津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东北、西北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金融网络。 二、注重开发香港作为集聚总部经济和各种创业专才的沃土效应。不少世界级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华资大财团的全球总部,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而兴旺发达;不少勤奋智慧的创业者,也是扎根这片土地而茁壮成长。因此,总部经济应该成为香港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孕育造就了一大批在各行各业卓有建树的企业家和企业集团。特区政府可以考虑组织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有一定规模的内地企业到香港设立区域总部或国际总部,充分利用香港良好的软硬环境,共图发展。 特区政府强调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和文化及创意产业,这或许可以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另一个新的增长点。特区政府应高度关注学习、工作、生活在世界各地和祖国内地那些有一技之长或把握重要创新技术的华人知识精英,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吸引他们到香港创业。 三、注重粤港合作,打造深圳前海新区产业和人才高地。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参与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服务产业区的规划与发展,这对于香港能否在未来大珠三角的高速发展中,甚至在中国内地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占据有利位置,并摘取有关产业链的高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更与香港能否最终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息息相关。 因此,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开发,不但是粤港合作问题,更关系到香港与内地产业整合问题。从粤港合作的角度,这一合作显然是一块新的试验田,可以为深化两地合作探索出新方向和新路径,将粤港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不但符合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而且可以将其作为广东省汪洋书记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举措。 从宏观角度看,粤港共同开发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意义重大,不但可以进一步深化经济特区概念,而且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又一重要实践,他当年曾经说过可以“再造几个香港”,那么,就把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当作一个尝试。“再造几个香港”的概念当然包括引进香港先进的规管制度,这或是未来港深一体化的开始,香港可以大有作为。 事实上,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的开发,无论对于香港,或是深圳和广东,都是一个多赢的结果。比如深圳,可以在目前高新科技和资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借助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优势,提升其金融服务层次,并与香港联手成为类似美国大纽约区(Greater Metropolitan area 或 Tri-State...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贡钦 2009-11-02 近几个月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个纪律部队纷纷提出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要求,在香港各界闹得沸沸扬扬,令特区政府和市民感到十分担忧。   近几个月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个纪律部队纷纷提出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要求,在香港各界闹得沸沸扬扬,令特区政府和市民感到十分担忧。 最早是香港警察要上街示威游行,诉求更改薪酬制度,最后被特首曾荫权以警察世家出身的温情劝说,和警务处长表示将亲自向政府争取落实职系架构、检讨报告及加入追溯期的承诺化解,暂停上街游行。 接着,香港入境处、消防、海关、惩教署及飞行服务队等五个纪律部队的工会逾200人集会,要求政府划一纪律部队的薪酬及工时。 然而,香港各纪律部队的诉求不尽相同: 警队要求设立独立薪酬检讨机制,意味着继续扩大与其它纪律部队在薪酬待遇方面的距离。其它纪律部队则要求与警队看齐,因为警队的入职条件比其它部队高,其薪酬历来比其它纪律部队要好。 香港惩教署要求减工时,消防处则要求增加危险津贴,而薪酬待遇一直略逊于其它纪律部队的入境处认为,基于工作危险性及复杂性提高,工作性质已与海关、惩教署、消防处等部队无异,因此,同样要求待遇看齐。 有关增薪诉求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 2009年以来,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香港特区政府为了表示政府和高级公务员与市民共渡时艰,决定高级公务员减薪5.38%,中、低级公务员冻薪。 在此情形下,纪律部队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诉求不具有正当性。身为政府雇员的纪律部队,逆势提出加薪和增福利的要求,与雇主分庭抗礼,挑战政府的管治权威和公信力,同时更不顾纳税人的感受,在职业道德和市民感受上倍受质疑,缺乏正当性。 在工作强度、通胀水平、同行标准等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纪律部队增加薪酬和改善福利待遇的诉求,也缺少合理性。根据统计,香港纪律部队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在世界同行中应该属较好的,且受到香港有关法律的保证。 从回归前的港英政府到回归后的特区政府,都实行“高薪养廉”的公务员薪酬政策,《香港基本法》第一百条中也有相应条款,规定回归后特区政府可留用在港英政府任职的公务员,“其年资予以保留,薪金、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来标准”。而纪律部队作为香港公务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法律保证了香港纪律部队成员较社会其它行业拥有优渥的薪酬待遇。 港府公共开支大部份用于公务员福利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香港政府公共开支中70%是公务员开支,占GDP的14%,而同期美、英、德、澳、加、卢森堡、丹麦、以色列等高收入国家,其公务员开支仅占政府公共开支的22%,为GDP的8.9%;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巴拿马、匈牙利等中收入国家的公务员,其开支占政府公共开支更只有12.2%,占GDP的比例2.9%;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低收入国家的公务员开支占政府公共开支的20.3%,占GDP的5.6%。 通过比较得出结论,香港政府的公共开支七成用于公务员,并且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事务局2009年6月30日的统计数字显示,香港现有公务员155378人,其中警务处、入境处、消防处、海关、惩教署有59727人,占公务员总数的38%。因此,香港纪律部队是政府公共开支最大的受惠团体。 既然如此,香港警察为何仍不满意、不满足?难道要将香港政府的公共开支七成用于公务员,提高到八成、九成?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私人机构大量裁员和减薪、全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之时,香港警察为何要用执法者的公权力挟持整个社会,以满足自己的利益?为何香港其它的纪律部队也如此跟风,推波助澜,遥相呼应,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香港的公务员是社会的精英,更是市民的公仆,主人能长期忍受公仆的过高要求吗? 香港警队的警力充裕度较高、工作强度适当 况且,人数庞大的香港纪律部队,与香港七百万人口的比例相比,数量算是较多的,工作强度也是大家心知肚明。以纪律部队中的警队为例进行剖析,其它纪律部队可能也是大同小异。 通过分析各国和地区的警察与人口比例,可以了解到警力的充裕度和工作强度,即一般来说,警力充裕度与工作强度成反比。根据中国公安部网站和香港特区政府网站的数据显示: 香港有警察3.2万人,警察与人口比例为4.5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09-11-02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9月20日举行,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本届产生的立法议员为29人,其中7人由行政长官委任,10人经间接选举选出,而12人则透过直接选举选出。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9月20日举行,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本届产生的立法议员为29人,其中7人由行政长官委任,10人经间接选举选出,而12人则透过直接选举选出。 澳门立法会选举的历史背景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 (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这种“中国主权、葡国管理”的统治方式,被历史学家称之“澳门模式”(Macau Formula)。 一八二二年之后,“市政议会”的立法权力逐渐被葡萄牙皇帝直接派遣的澳门总督及其咨询机构“立法会”所蚕食和取代。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群葡国年轻军官组成的革命组织“武装部队运动”(Armed Force Movement),在数小时内发动了一次不流血政变,推翻了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沙总统(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所建立,并由卡丹奴总统(Marcello Caetano)所继承的独裁政权。这场民主革命被称为“石竹花革命”。 “石竹花革命”后,葡萄牙积极推行“非殖民化”政策,让所有前葡国殖民地(包括安哥拉、莫三鼻给、圣多美及普林西比、佛得角群岛、澳门、东帝汶)次第独立。但是,由于澳门的情势特殊,只是“葡萄牙(暂时)管理的(中国)领土”,在中国政府婉拒葡萄牙马上交还澳门之后,葡萄牙里斯本当局便在一九七六年制订,一九八二年修改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在葡萄牙管治之下的澳门地区,由一适合其特别情况的组织章程所管治。”(O territorio...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呙中校 2009-09-29 最近有两则消息颇让香港舆论关注。一是粤港合作第12次联系会议在香港举行,除了要加快推进港珠澳大桥、广深港客运专线、港深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提出建立粤港澳联合创新区,把深圳前海作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显示粤港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二是北京学者程洁在Hong Kong Journal的一篇文章引起香港强烈反响。   最近有两则消息颇让香港舆论关注。一是粤港合作第12次联系会议在香港举行,除了要加快推进港珠澳大桥、广深港客运专线、港深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提出建立粤港澳联合创新区,把深圳前海作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显示粤港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二是北京学者程洁在Hong Kong Journal的一篇文章引起香港强烈反响。 程洁的文章似乎是为澄清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的香港“两支管治队伍”之说而写,但也提到中央自2003年七一游行之后,改变“河水不犯井水”的对港态度,从之前的偏向“两制”,转向为更注重“一国”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争取主动权,成为中央的目标,在香港事务上主动出击,把控局面。虽然有人认为“河水犯井水”早已是事实,但还是引起香港舆论哗然。泛民议员指出,文章反映以“一国为主”的政策已在破坏“两制”的实施,若不尽快争取双普选,一国两制等于自掘坟墓,最终“玩死香港”。网友认为,这是“代中央宣告一国两制玩完”。 现在,北京对港政策在经济上是能软则软,极力推动两地融合,其中尤以粤港合作最为突出;政治上则越来越显得强势主动。政治方针与经济措施幷举,软硬兼施,效果不是没有,但也不时激起香港社会反弹,引起广泛争论。 对北京来说,常以香港的民调“是否认同是中国人”、“是否以中国为荣”等指标判断香港人是否爱国。这些指标通常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是这能否说明香港回归十二年后香港人对国家的心态呢?实际的情况非常微妙,从香港的功利主义传统来看,一些“爱国”的香港人很可能是顺势而为,因此表面上的民调数据还不错,但是在实际政治行动上香港人心里想的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香港人可以说,他们的确爱国,爱的是乡土意涵上的中国(country)和文化观念上的中国(nation),但不一定爱政治概念上的中国(state)。然而,即使从乡土、文化等社会层面来看,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依然明显存在,即使是目前深度合作的粤港也是如此。因此,尽管中港两地经济社会有高密度和频度的交流交往,但隔阂的存在让香港人对内地的成见潜移默化,并在各个层面表现出来。 据香港的一项调查,有高达七成的香港居民没去过广东以外的内地省份,对内地的了解当然就只限于媒体的有限报道。而去过的又多是跟着旅行团去旅游,对内地的印象自然是走马观花。对于香港的年长者来说,所获信息有限,对内地的观感也多来自媒体的那些报道。而年轻人虽然经常往返深港,但多数人还认为深圳只是香港的后花园而已,可以便宜地去K歌、跳舞、买东西。我曾与香港的大学生进行交流,我告诉他们:深圳已经是全国第四大经济城市,深圳的科技产业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把香港甩得老远,深圳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准、收入水平已经赶上香港。他们都不敢置信。我就说,这些东西,其实香港的媒体都有报道,只是很零碎很简单的,不会引起香港人注意,香港人平时也不喜欢看这些报道。香港人对近在身边的深圳的认识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 当然,香港朋友中也有对内地认识比较深的。他们经常北上做生意,谈业务,“去了内地才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市场规模之巨”。内地市场潜力的巨大无疑是吸引他们前去的因素之一。他们不但熟悉内地的商业规则、官场运作,也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及风景名胜。但是,在遵纪守法的环境氛围中成长出来的香港人,始终是看不惯内地有关贪污腐败、法治不彰等负面东西,虽然自己有时要去适应这种文化。以香港人在珠三角的出口加工厂为例,货物要出入境就要与海关打交道,内地海关的贪污普遍,官僚作风盛行,没钱就没法开路,海关人员几乎就是大爷,谁都得小心扮孙子。内地的海关差不多是最腐败的政府部门,其他部门如工商、税务可能好一点,但是你也要好好侍候。因此,在内地经商的香港人虽然获取了相当的经济利益,但是与内地官僚交往的屈辱感是难以消除的。对于这些“内地通”来说,也许正是他们了解内地的缘故,在内心深处还是回避内地,而更愿意以“香港人”的身份出现。 另外,对于这些跨境管理者来说,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们是不愿意频繁跨境到珠三角工作。香港学者潘毅、黄洪在一个跨境空间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跨境管理者“讨厌过境,但对他而言,边境突显了地位、金钱和权力。他非常清楚只有跨越边境他才有机会做总裁。他也很享受在中国大陆的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常常到高尔夫球会活动,每晚都在最昂贵的食肆吃晚餐。”他们不与本地人交朋友,也就是说根本未融入当地社区。 不仅管理阶层如此,到深圳定居的香港工薪阶层也极少与当地社区发生联系。我住的小区一度有三分之一的香港人买房居住,其中不少是工薪阶层,如货柜车司机、厨师等。不少香港人娶的还是内地太太,但是他们与社区里的内地人鲜有交流。深圳是内地新兴的移民城市,各地人在社区中都可以很快熟识,但香港人是例外。这里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知识背景、文化认同的差异还很大。因此,即使跨境居住、生活,即使与内地人结婚生子,跨境的香港人始终不愿融入当地社区和社会,潘毅、黄洪的报告指出,“大陆社会充满着诸如腐化、欺诈、罪行、交通混乱等问题”,让这些人抗拒任何与大陆人共享文化特质的想法。 内地人在香港的情况又如何呢?一般认为,香港是个移民社会,对于新移民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回归十几年的情况似乎幷非如此。内地新移民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通过单程证来港的内地人士,这些人一般是低收入者,主要集中于深水埗、天水围、元朗及屯门,不少家庭月均收入仅6500元,如果香港经济不景气则更加困难。香港政府的租屋政策以及就业政策,使这些地区成为香港社会的贫困区,家庭问题丛生,悲剧不断。最典型的是天水围,已经成为香港的“悲情市镇”:全区27万人口中,不少是内地新移民,是香港最多失业人口,最多低收入贫困人士,最多单亲家庭的社区。不管怎么说,这些新移民与香港社会的融合是相当失败的。 另一种是内地赴港读书、工作人士。拿单程证赴港人士是越来越少,但是这些赴港就读、就业的越来越多,这也符合香港人口年轻化、高端化的政策要求。但是这部分人也感到很难融入香港人的圈子。在港就读的内地学生更是为此困惑,他们不怕语言不通,不怕能力不行,但就是难与香港同学交朋友。毕业后留港工作的氛围也让内地生感到孤独。据7月27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内地毕业生小胡所在公司的饭堂可谓泾渭分明,内地人、香港人各坐各的约定俗成的地盘。此外,香港本地人有时也会抱团欺生。这条“分界线”还隐藏于内地人和香港人的工作习惯中。小胡觉得两地人的沟通方式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笔者与内地生交流来看,这种情况确实普遍,是内地生自身交往方式问题?还是背后的文化隔阂、相互竞争问题? 无论是拿单程证的,还是双程证的新移民,来香港后总会有一段艰难的适应期。在香港的内地新移民、内地学生也因为不了解香港的文化习俗而经常陷入尴尬,甚至为此触犯香港的法律。对此,有人认为在语言问题上,内地来港学生都能很快掌握粤语,而且有不少就是广东长大、说广东话的学生,他们在香港与内地同学交往都很好,但是与香港本地同学始终隔着一层。 香港回归多年来,两地之间的交流虽然频繁,但为什么做不到水乳相融?甚至只是水和油的掺和,虽然没有什么冲突,但始终泾渭分明。这是我在香港深圳之间奔波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香港移民文化特质的丧失。文化背景的差异即如前述,香港人心底里难以认同内地的文化特质、社会习惯等,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早已步入发达地区之列,怎么能去认同一个他们认为“政治腐败、道德败落”的社会呢?而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逐渐形成本地化意识,“香港人”的身份得到确立,但移民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却在逐渐丧失。 文化上的认同与价值观念上的沟通是合作与融合的基础。不管北京为掌控香港局势而主动出击、参与香港事务,还是在经济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都需要深入了解和认识香港人与内地在思想深处的隔阂和差异,需要通过文化层面的深入交流与沟通来达到相互的认同,这样才有可能有真正的融合。...
天大研究院特约评论员 谭志强 2009-09-24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在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 「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澳门立法会选举的背景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在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 「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这种「中国主权、葡国管理」的统治方式,被历史家称之「澳门模式」(Macau Formula)。 一八二二年之后,「市政议会」的立法权力逐渐被葡萄牙皇帝直接派遣的澳门总督及其咨询机构「立法会」所蚕食和取代。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群葡国年轻军官组成的革命组织「武装部队运动」(Armed Force Movement),在数小时内发动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沙总统(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所建立,并由卡丹奴总统(Marcello...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卫儿 2009-09-02 不久前, 香港驻京记者到成都采访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开庭审讯新闻, 被当地公安以 “有人举报藏有违禁品”的莫须有指控扣在酒店房间不准出门达七小时,并在拒绝出示警证和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房间搜查。事件在香港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了一条比谭作人案更大的新闻,而成都公安的处理手法更遭诟病,被媒体批评是“执法犯法”、“生安白造”,损害了公安的形象,更给国家形象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不久前, 香港驻京记者到成都采访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开庭审讯新闻, 被当地公安以 “有人举报藏有违禁品”的莫须有指控扣在酒店房间不准出门达七小时,并在拒绝出示警证和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房间搜查。事件在香港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了一条比谭作人案更大的新闻,而成都公安的处理手法更遭诟病,被媒体批评是“执法犯法”、“生安白造”,损害了公安的形象,更给国家形象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西方通过港媒了解中国政经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香港不但是国家招商引资的窗口,而且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更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橱窗。而香港传媒就在这中间扮演非常独特的角色。事实上,这些年来香港传媒影响的受众,不单是香港广大的市民,更包括世界各国官方驻港机构和记者,他们透过香港媒体了解中国,报道中国,观察跟踪中国政经社会的变化。因此,香港媒体对中国内地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起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影响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国的观察和判断。 多年来,美国、欧洲和日本重要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台、电台和通讯社等,他们派驻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记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香港的媒体寻找新闻线索,然后再跟踪采访。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及其所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刊驻北京和上海的记者,都会时不时南下香港,向香港一些主流媒体记者了解和交流对中国政经情况的分析和判断。 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重要国家驻香港总领事馆,更在香港聘用众多当地雇员,成立专门机构,每天将香港媒体重要的报道和文章翻译成英文、法文和日文等本国语言,及时掌握港媒有关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最新发展,报回各自国内的有关部门和机构,作为各自政府判断中国内地和香港政经发展的决策参考。 因此,这些年来,香港媒体发现和报道的中国内地正面和负面人物,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从“著名的学者和专家”等意见领袖,到诸如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等风云人物,也理所当然为欧美日等国家政府和媒体所熟悉。并在之后的相互作用下,发展成了一个个更大的新闻事件,“捧红了”一个个的新闻人物,也在某种程度了影响了中国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外交关系。 所以,香港媒体对中国内地的有关新闻报道,不但影响香港民众对内地的观瞻和看法,而且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善待港记,巧待港媒,杜绝简单粗暴等不文明、不规范行为,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处理好与香港媒体的关系。 正确处理与香港传媒的关系 但长期以来,在一种惯性思维的指导下,内地一些地方和机构却未能处理好与香港媒体的关系,把与香港媒体当成一种敌对关系或敏感关系,使得与香港媒体和香港记者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也使得香港媒体觉得采访中国新闻太沉重。 多年来,“采访中国新闻会不会有危险”? 这个问题因而经常不时令一众常到中国内地采访的香港记者或哑然, 或叹息。虽然他们认为,回到内地,回到自己的国家采访,...
2009-08-07 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再度陷入弱势,被指摘有多项“失误”,包括被指在一些政治问题的表述上不当,近年推出新政策时经常“朝令夕改”,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力以及在雷曼事件上政府不作为等。这些指责及其香港经济后继乏力、方向不明确、前景不明朗,以及失业率攀升,民怨上扬等,都极大影响了曾荫权的施政,香港政局开始进入后曾荫权时代。   香港特首曾荫权最近再度陷入弱势,被指摘有多项“失误”,包括被指在一些政治问题的表述上不当,近年推出新政策时经常“朝令夕改”,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力以及在雷曼事件上政府不作为等。这些指责及其香港经济后继乏力、方向不明确、前景不明朗,以及失业率攀升,民怨上扬等,都极大影响了曾荫权的施政,香港政局开始进入后曾荫权时代。 下届特首选举关乎香港的未来选择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并没有问题,他认为香港人在有些历史事件上应该向前看,只是在表述上缺乏了应有的智慧和技巧。至于雷曼事件所折射的,亦只是政府管治的弱势而已,同政府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没有很大的关系。雷曼债券的投资者,除目不识丁的老人与家庭主妇外,大部分都应自负一定的责任,不能全赖推介机构及政府。 近两年来香港的反对派及民间团体动不动就将矛头指向政府(最近升级为倒曾),其实问题的本质便是曾荫权政府的管治弱势,即当民间及舆论认为曾荫权不能带领香港走出困局,甚至连“强政励治”也未能兑现后,便开始对他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攻击。 曾荫权当年接替董建华主政香港,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其实也有些许美中不足之处,应该只是当时危机处理之下的权宜之计,尤其从长远来看,也留下了一些可以检讨的空间。 香港回归前,中央选择董建华作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在“兵棋推演”的层面大致是正确的。商人治港,强化了香港的经济城市角色,而该商人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且在本地虽有利益瓜葛,但却没有盘根错节。只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其实并不具有掌控香港所需的管治能力和政治智慧,尤其是危机处理技巧,且与中央的期待有相当的距离。当然,董建华的挫折与施政的一些失误,与香港在回归后,旋即遇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而香港公务员体系对首届政府的施政亦未能有效配合也是重要原因。 由于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对政府有效管治的基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曾荫权取代董建华成了香港政治最新的棋局,回归公务员治港的管治模式。 未来香港特首应具高瞻远瞩特质 选择曾荫权在当时或许是一个解除危机的办法,是一着好棋。但时过境迁,今天的香港已有别于多年前的香港,回归十二年之后的香港,随着整个国际和周边形势的变化,其经济和政治环境这些年已悄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阶段,香港的未来特首显然应该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智慧的CEO式人物,而不是“打好这份工”的技术官僚。 这是曾荫权的历史局限性。他在就任特首后,当年亦曾因应董建华行政当局的弱势而提出了“强政励治”的口号,主观上希望打造一个强势的政府,使当局的政策能顺利施行,但由于香港的政制掣肘,以及其“内阁”缺乏因应香港新形势的智慧,还有曾荫权本身作为港英培养的技术官僚特点:长于执行而拙于决策思考,因此其短处很快便暴露无遗,并在舆论的不断攻击下再度沦为弱势,政策朝令夕改,即一项政策,甫推出便因为反对派或舆论的攻击而立即收回。更由于怕被批评为好大喜功,因此政府不敢推出系统和长远的规划。 经历了两任特首之后,香港未来领袖的选择,已成了香港未来最迫切的问题,也成了香港政商界甚至民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选择不当,将耽误未来香港的发展,而香港的耽误也意味着将为中央政府带来不断的麻烦。 目前,香港下一届特首选举虽然尚未进入热身的阶段,但有些人选已逐渐进入公众猜测的视野,他们包括唐英年、曾俊华、梁振英、曾钰成、叶刘淑儀、冯国经、陈启宗以及查史美伦等。那么,谁将是香港新一届特首的“真命天子”?舆论上有各种评论和说法,有人认为,唐英年、曾俊华与曾荫权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叶刘淑儀也不见得比他们有更多的新思维,曾钰成的标签色彩太明显,急于执政并不合适,而梁振英的民意接受程度不会太高,虽然梁正提早热身,广泛参与各阶层的活动,最近更放出风声,改变了以前曾经说过的“永不参选”的说法。但是梁振英要改变民众对他的那种“不真诚”印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尚未正式浮出水面的冯国经、陈启宗和查史美伦被认为也许比上述几位更好一些。他们的政经背景以及思维视野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肯定。比如在中港“防火墙”论调盛行的岁月,冯国经和陈启宗已意识到新香港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与大珠三角融为一体,然后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南中国以至整个国家的高速发展中摘取其价值链的高端部分,是当年香港可数的有识之士。而查史美伦的财经金融背景和国际视野则是她的强项,她曾经到内地担任中国证券会副主席的背景,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具体了解是上述相当多人无法比拟的,在本地政治方面,她作为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的经历,还有作为女性,也有她的优势,尤其能为左右两派所接受的柔软身段,都可以给她加分。 香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香港历年的七?一回归日游行都是特区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无法忽视的,这是一个以政治诉求为主,辅以各种大杂烩式诉求的行动平台。而大杂烩诉求与香港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近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整个社会创富能力停滞、弱化与七百多万市民对优质生活追求之间的矛盾,政治层面的矛盾尽管尖锐,但依然是次要的。 但话说回来,虽然说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层面的矛盾,但是在政治上,中央政府以及建制力量仍要致力化解与香港泛民反对力量之间的死结,尤其要面对二○一二和二○一七的民主化进程要求。 二○一二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如果香港的政治发展,大致上依然原地踏步,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这亦会给泛民抗争继续制造更好的舞台。 二○一二或二○一七,香港不一定实行双普选,但是可否单普选或有条件下的特首普选,而且“有条件”,宜宽不宜严,不要将泛民中人排除在候选人的门槛之外。但长远而言,“双普选” 是无法逃避的议程,而且香港的主流民意亦不大可能接受“双普选”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中央政府最终无法接受香港有朝一日出现一个象李柱铭那样的特首,那么便应从修改基本法上动脑筋,香港改行“双首长”制,将特首拆分为“政治长官”和“行政长官”两个职位,前者作为香港象征性的“港督”,负责与中央政府及国际上的联系,并在某些领域享有否决权。“政治长官”可由代表各阶层的大选举团选举产生,而“行政长官”则如某些国家(如俄罗斯、法国等)的总理,负责香港的“内政”,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这亦与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性相吻合。 “双首长”制肯定是过渡性的政治设计,但这个“过渡期”也可以是较长的。 只有政治上的死结打开或缓解,香港社会才有可能凝聚力量应对新时期中港互动所产生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咼中校 2009-08-07 近来澳门利好不断,不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而且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一个以横琴岛为中心的澳珠合作发展战略逐渐清晰。根据澳门近年确定的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澳门本土的土地资源严重缺乏,因此地处澳门与珠海之间的横琴岛成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的首选,横琴岛也被珠海方面作为经济特区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横琴岛的地位和作用倍加突出。 近来澳门利好不断,不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而且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一个以横琴岛为中心的澳珠合作发展战略逐渐清晰。根据澳门近年确定的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澳门本土的土地资源严重缺乏,因此地处澳门与珠海之间的横琴岛成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的首选,横琴岛也被珠海方面作为经济特区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横琴岛的地位和作用倍加突出。 回归十年来澳门经济发展稳定,加上中央在背后的强大支持,澳门方面对未来发展踌躇满志,包括对横琴岛合作开发的主导权似乎是志在必得。不过,目前澳门的乐观情绪似乎有点过头,不禁让人想起当年的珠海。八十年代初珠海与深圳差不多同时成为沿海经济特区,珠海在八十年代确定的发展目标是珠三角西岸的经济中心,大有与深圳看齐的意思。但是十几年过去后,珠海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深圳。现在,深圳已经是全国四大经济城市之一,珠海仍不过是广东的一个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还比不上东莞、佛山。 当年珠海的雄心壮志无疑来自于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相同的,深圳也有毗邻香港的优势,为什么二者后来的发展会有天壤之别呢?笔者认为,当年的“澳门概念”对于珠海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澳门陷阱”——澳门看起来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具有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但是实际上经济规模极小,而且极依赖于博彩业这一单一产业,自身发展都是“泥菩萨过江”,珠海想借澳门出海,岂不是一脚踏空? 有意思的是,二三十年后,澳门也在踏入一个“珠海陷阱”——以横琴岛为核心和灵魂的合作开发概念颠倒澳门众生,这个横琴岛概念需要珠海作为大后方强力支持,再以珠三角西岸作为发展的腹地。但珠海能在这个澳珠合作中起到何种作用,发挥多大能量?这是澳门所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大,“珠海陷阱”对澳门的风险也越大(相对而言,则是澳门在未来发展的机会成本会越高)。 具体说来,“珠海陷阱”对于澳门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珠海经济发展实力的有限以及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如前所述,珠海经济实力在广东省内连东莞、佛山都不如,仅居中游水平,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都差强人意,不过,根据《珠三角发展纲要》,珠海将与中山、江门签订紧密合作框架协议,以珠海为核心借助区域协作推动三地发展,成为珠三角三大经济区之一。另两大经济区分别是北面的广州、佛山、肇庆和东面的深圳、东莞、惠州,这两大经济区都已发展成熟,GDP总量分别达到13265亿元和12800亿元人民币,而珠海、江门及中山的GDP规模只有3680.59亿元,差距非常明显。另外,从产业结构、人才素质以及科研实力来看,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珠海、江门及中山三地中,珠海经济实力是最弱的,三地也一直各自为政,互不买帐。以澳门的实力和地位,未来也难以有效整合这一区域。 其次,发展方向的同构型导致竞争激烈。珠海、江门及中山三地产业同质,港口之间互相竞争,一度阻碍珠三角西岸的发展,现在珠海与澳门也面临这个问题。今年3月,珠海开通飞往韩国的国际航班,澳门机场就非常紧张,认为珠海机场的“国际化”需要慎重考虑。而澳门积极开疆扩土,不仅仅是博彩业、旅游业,也想搞点高端制造业,与珠海的战略也有重合——两地是一起合作进行呢?还是各立山头。 第三,就是一国两制的制度性障碍如何跨越?假如珠海、澳门在横琴岛一起合作开发,法律适用哪一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中,意识形态的障碍如何突破?试举一例,澳门人在横琴岛上进行科研、学习或经商,他能否自由浏览国外的网站?他的信息自由是否要受到内地舆论管制的限制?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珠海不但希望成为珠三角西岸发展龙头,也希望在澳珠合作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然而近年来,无论是澳珠合作还是澳珠的纷争,中央总是积极支持澳门的发展与稳定,珠海方面一直认为自己吃亏。尤其在这次澳门大学迁址横琴岛的问题上,珠海人表现得更是怨气冲天。沈宇哲的文章《横琴岛划归澳门 珠海官民恨从心中起》就生动点出了珠海无奈又愤懑的心态。沈文中“横琴岛划归澳门”的说法不准确,应是横琴岛的一小部分划归澳门大学,也就是澳门方面单独开发、单独管理;至于横琴岛的其它地方,根据国务院《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还应该是两地合作开发,不过,珠海在这个合作开发中能否如己之愿成为“平等合作主体”,却还是未知数。从这点来说,由于利益上的考虑,珠海、澳门两地的主观心态会影响到合作效果。 因此,以横琴岛为核心的先行先试合作方案为各方所看好,但主客观条件表明此一区域的合作存在先天的不足。除横琴岛的粗略框架之外,珠海与澳门也只有一个同城化的概念。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抄袭深港同城化,就其内容来看,仍也只是处于初级层面,主要是着重于基建对接、通关便利等方面,而这方面深港早已完善。 综上所述,澳门的“珠海陷阱”不仅仅是珠海太虚的问题,而且也与整个珠三角西岸的无力有关。因此,澳门与珠三角西岸的发展还是要借助于外力,依托广州和香港所在两大经济区的力量,借力而起。事实上,港珠澳大桥竣工之后,其成本效益面临考验,作为大桥的积极推动方,香港方面需要想方设法提高过桥车流量,这就意味着,香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经营珠三角西岸,小的方面说是为了提高港珠澳大桥的经济效益,大的方面说加强珠三角西岸作为经济腹地的地位,巩固香港自身在珠三角的龙头地位。从这一方面说,澳门更应审慎评估和衡量自己在珠三角西岸的地位和作用,与珠海、中山及江门一起寻求一个平等、良好的合作发展机制。
2009-07-29 6月23日下午,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向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送交了一份包括二百八十六名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的提名表,完成了参选第三届澳门特首的程序。   6月23日下午,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向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送交了一份包括二百八十六名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的提名表,完成了参选第三届澳门特首的程序。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参选人必须至少有五十名选举委员会委员联署提名(提名门坎),才能参加澳门特首选举。选举委员亦不能双重联署,而由于没有联署提名崔世安的选举委员只有十四名,远远不足提名第二位特首候选人。因此,在“等额选举”且获得绝大多数选举委员(95.33%)联署支持的形势下,除非崔世安在行政长官选举日(7月26日)发生甚么意外,否则,崔世安必然顺利出任第三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澳门是澳门,香港是香港,大大不同 研究澳门问题的一个大前提是:澳门是澳门,香港是香港,两个城市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如果将澳门发生的问题与香港发生的类似问题事事相比,那就一定会错得非常离谱。 但很可惜,即使本人在香港大小传媒多次提醒,大多数的香港人,包括记者、学者或政客,都仍然陷在“大香港、小澳门”的成见之中,对澳门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误判读”。 例如,许多香港人都不愿承认,今次的第三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之所以出现“一人报名、一人选举、一人表演”的所谓“假民主选举”场面,澳门中联办和北京中央港澳办的因素之外,某些为中央政府「出谋献策」的香港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其实也要负起极大责任的。 具体来说,澳门今次的选举情况,与2002年为保证董建华必然当选连任的第二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过程非常类似。因为,一向比较粗枝大叶,简单戆直的澳门人,根本是做梦都不可能想象出如“可操控的选委会”、“高额提名门坎”、“等额提名”、“等额选举”之类招数的。 澳门与香港特首选举情况大不相同 但是,隐藏在这种表面上的相似下面,澳门的实际情况却与香港的情况大有分别。就候选人的背景来看,和香港最大不同的是,澳门特首候选人一定会是“爱国爱澳”,中央政府必然很放心的人士。因为,在“选委会”的间接选举安排下,与中央政府抱持不同政治路线的异见分子(如民主派议员),根本不可能获得五十位选委的提名,自然亦不可能参与后面的特首竞选活动。因此,权力争夺只存在于爱国阵营里面,而非爱国阵营与民主阵营之间。 因此,如果说,当年在第二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上进行“等额选举”,目的是要把中央政府极不放心的民主派候选人排除在外,那么,第三届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出现“等额选举”,却被认为最多是“避免了”澳门本地爱国阵营的内哄。 具体来说,即是澳门目前所存在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中央政府在模仿香港模式的《澳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的种种不公平条款,将“又红又专”、“根正苗红”的其它澳门爱国阵营候选人,包括澳门区全国人大常委贺一诚,和澳门特区政府检察长何超明等排挤出局。 其实,除去现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澳门立法会议员等46名当然委员之外,今年3月23日,只有254名候选人去参加只有254个名额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包括七个界别及界别分组)选举,在“等额报名”及“等额选举”之下,全部被认定为符合法定参选资格,顺利产生300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时,本人就早已指出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组成名单结构来看,即使让选委们根据自由意志去投票,不管那一位人士出来参选挑战,政府和社会资源都非常深厚的崔世安司长,应该也会顺利当选第三届澳门特首。 香港传媒对崔世安报道不准确有敌意 由于对何厚铧政府一连串“无理拒绝”港人入境澳门所积蓄的不满,也由于澳门传媒的“自我审查”令不少澳门的真相无法如实反映,目前大多数的香港传媒对崔世安的报导,许多时候都取材自澳门最著名的两个网络讨论区。而由于网络上的信息一般都是社会中最激烈的意见表达,因此,香港传媒方面对崔世安本人的出身介绍不但不够准确,对崔世安本人的评价亦大多数充满敌意。 然而,这却非澳门内部的真正情况。因为,出身在澳门已经扎根一百多年的“崔六家族”的崔世安,不但上承父亲崔德胜和叔父崔德祺、 崔乐祺的“父荫”,在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上,也绝非只有“检察官系统”经验的何超明能及,在社会上的支持亦非何超明等其它人选所能企及。 首先指出的是,与香港及网络上的传闻相反,虽然名义上他曾经担任过一些公司的董事,但是,崔世安本人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做过商人。因为,当他自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取得公共卫生博士回到澳门之后,首先接下的是与“同善堂”(一个类似香港东华三院的澳门最庞大华人慈善组织)有关的教育机构(如镜平中学校长)和社会服务工作,然后才是出任立法会议员,最后才做了约十年的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换言之,崔世安的从政经验和社会服务经验,是远比他作为一位商人更加深厚,是一个政治人物而非商界人士。 其次,不管是政界代表的何厚铧特首,商界代表的澳门赌王何鸿燊,澳门的不少本地公务员,甚至本地以商界为首的各界精英人士,都是支持崔世安这位土生土长的“正宗澳门人”去接任澳门特首的,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凭着各种人际关系途径取得不少好处的本地既得利益阶层。 因为,大家都非常明白,崔世安当选特首一定只会“萧规曹随”,不会像马英九当选台湾领导人之后清算前领导人陈水扁一样,去清洗澳门本地既得利益分子。与此同时,何厚铧特首过去所做过的或目前仍有待完成的政策,崔世安都不太会去改变,政府和社会不可能会碰上较大规模的动荡。 崔世安当选特首有利澳门稳定 相反,如果是由何超明这位曾经侦办“欧文龙案”且“嫉恶如仇”的检察长出任特首,他几乎是必然会去清算过去十年凭着各种人际关系途径取得不少好处的本地既得利益人士,则澳门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而这自非忙着赚大钱和追求和谐社会的多数澳门人所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