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07-29 香港的房屋政策充满着悖论。有人认为，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好之一，证据就是香港有近一半住宅由公共部门提供。而有人认为，香港的房屋政策是香港所有社会政策中最糟糕的一环。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而垄断的地产商又反对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利益的改革举措。而更重要的是，香港中产阶层的投资行为或多或少与房屋有关，因此，房地产市场的任何重要改革都可能引发社会分化以及政治争执。今日内地的房屋政策有部分直接引用香港的经验，基于内地人口众多、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因此，利弊可能都会放大。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有助于内地解决房屋政策问题。   香港的房屋政策充满着悖论。有人认为，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好之一，证据就是香港有近一半住宅由公共部门提供。而有人认为，香港的房屋政策是香港所有社会政策中最糟糕的一环。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而垄断的地产商又反对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利益的改革举措。而更重要的是，香港中产阶层的投资行为或多或少与房屋有关，因此，房地产市场的任何重要改革都可能引发社会分化以及政治争执。今日内地的房屋政策有部分直接引用香港的经验，基于内地人口众多、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因此，利弊可能都会放大。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有助于内地解决房屋政策问题。 政府责任与自由市场 香港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之一，其政府对于自身职责的界定极为谨慎。2006年10月，著名经济学者Milton Friedma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批评香港，称香港的“积极不干预”已名存实亡，这是香港的“悲哀”。其后，特首曾荫权专门回应此文，称香港的立场仍然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香港政府的工作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港府虽然进取但会以捍卫市场经济为基本前提。 人们批评香港放弃自由市场的最大理据就是公共房屋制度。政府提供大量的公共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公共资源补贴了特定人群，而不是所有居民；另一方面公屋建设从某种程度上挤出了私人屋宇发展的空间。 1972年，香港公布了“10年建屋计划”。这个公共建屋计划一方面为香港市民提供廉价住宅，另一方面也为企业界分忧，原因在于，居民的住房已由政府解决，工人的工资就可以相对低一些，企业的成本也就降低了。10年建屋计划”总共解决了150万居民的住房问题。期间，香港的经济也突飞猛进。 与公屋相比，居屋（居者有其屋计划)是一种用公共资金进行补贴的住宅类型。在这个计划内，合资格内人士可以从政府处购得比市场低30%至40%的住宅。但是这类住宅的出售受到一定的限制。在1990年代中期，政府又推出“夹心阶层住屋”计划，这主要是满足那些收入已超出申请公屋、居屋条件的人群。 从表一可以看出，现在47.8%的香港居民居住在公屋及居屋内。这个比例虽然比前几年低一些，大体上一半左右人口居住公屋和居屋内。香港公屋的人均面积大约是12.4平方米，而十年前大约是9.8平方米。因此，住房条件也在改善当中。                  表一  香港住房类型分布     年份 1998 2003 2008 公屋及居屋 49.4% 49.5%...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卫儿 2010-06-22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5.16立法会补选后第三天, 向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下战书”, 邀请她于6月17日单独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但条件为不设现场观众席, 不设现场提问环节。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5.16立法会补选后第三天, 向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下战书”, 邀请她于6月17日单独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但条件为不设现场观众席, 不设现场提问环节。曾荫权的这封信顿时在香港搅翻了天，一边是余若薇手持特首来信, 难掩心中兴奋召开记者会向特首隔空讲条件, 要求增加公众席和现场提问; 另一边, 正密锣紧鼓准备与中央政府驻港最高机构中联办, 以及特区政府就香港2012年政改方案沟通的民主党和其他温和泛民人士不禁无名火起: 放着立场温和, 主张沟通者不理论, 却找来在5.16创历史新低投票率的所谓“公投”运动的发言人, 对政府方案持死硬反对立场的余若薇做辩论对手, 全城目光一下子从关注温和民主派如何与特区政府和中央沟通, 转到电视辩论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振洲 2010-06-22 最近，香港社会最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被称为“八十后”青年人的示威和游行。青年人“斗争”的激烈程度，让整个社会震惊，却也让人困惑：是什么让年轻人有如此强烈的斗争动机？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的五月风暴，当时的参与者都是被称为” ”富裕与教育的产物”的年轻人。   最近，香港社会最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被称为“八十后”青年人的示威和游行。青年人“斗争”的激烈程度，让整个社会震惊，却也让人困惑：是什么让年轻人有如此强烈的斗争动机？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的五月风暴，当时的参与者都是被称为” ”富裕与教育的产物”的年轻人。 二战后二十年间的法国，如同经历了七十年代后二、三十年间高速发展的香港社会，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在消费文化的笼罩下，人们格守“闷声发大财”的原则，把自身价值与经济紧密地挂钩，因此也被称为“沉默的一代”。然而，沉默许久之后的渲泄却显得更为可怕。1968年的三月，一场悄然的对抗先是在大学涌起，起因是学生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到了五月份，涌上巴黎街头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事情远没有就此停止，接着，罢课罢工浪潮席卷了法国多个省份。虽然戴高乐总统用解散国会重新大选的办法暂时渡过了危机，但社会上已经留下了深刻的裂痕。次年戴高乐总统的辞职也可以视为六八年风暴的余波。 这场风暴的诱因幷非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青年人反叛的是技术官僚社会，而目的则是带领人们走向更为真实而具体的民主。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形式常常则是反叛、愤怒、批判和对抗。不单单法国，上个世纪60年代整个西方发达社会都出现了相类似的青年运动，比如美国的反越战示威、意大利和西德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等。 如果对比欧美二战后到70年代之间和香港社会最近二三十年的社会发展，除去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相似，另一个给社会结构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就是高等教育上的发展。大学，由传统的精英模式（指毛入学率低于15%）逐步向大众化阶段过渡，这带给普通民众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这意味着，是过去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即社会阶级较低的群体，有了更多机会进入大学。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法国大学生的人数增长了3.6倍，其中，从1963年到1968短短五年间，人数就增长了2.2倍。 在所谓的大学“博雅塔”生活了数年后，这些年轻人幻想着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实现个人价值，也促进社会和整个人类的变革。但是毕业之后，等待他们的则是失落、就业困难、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差距。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内部也悄然发生着另一个变化，即大学不得不由博雅学府逐演变成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场所。但这种过度是强迫性的，在过程中带来了很多至今都未能解决的危机。传统的博雅学科，比如文学、哲学、历史受到挑战，这表现在受欢迎程度和资源配置上。相反，过去很多实用性、技术性的学科有机会进入了大学，幷且成为社会的新“宠儿”，比如商学。大学一面承载着传统的使命，追求真理和德行；另一面却再也不能独善其身，必须融入到物质化的现实世界。 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福利。这使得更多的普通民众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但有趣的是，高等教育却并没有像公营系统的医疗一样，一步步走向全民免费。相反，政府越来越将高等教育推给市场和社会。这是因为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另一个考虑是经济因素，政府试图向通过高等教育这个杠杆以继续巩固社会的繁荣。像许多经济实体一样，大学也要考虑起效益问题。但是高等教育的扩招最初是由政府的单边行为所引起：因为人们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所以在政府的支援下增加了大学供应。如同增加了货币供给而产生通货膨胀，当青年人把青春、期盼和学费与大学/社会/政府交换之后，在供给增加后，大学生在求职难度、薪金水平和未来在职场的发展上升空间等方面，都与他们原来的预期产生了很大落差。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失落和不满——对政府、也对这个社会。 换句话说，当高等教育被供求双方都看成是一种投资之后，政府单方面的增加供给，减低了原有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在过去二十年，香港的高等教育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多间学院升格为大学，以及后来副学士学位的学生大大增加，香港的大学生亦不再是“天之骄子”。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越来越集中和依赖于金融和地产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使得香港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变差，年轻人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怨气越来越大。所谓的八十后问题，虽然表面上最容易被观察到的是世代冲突，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价值和生活信念上的冲突，实际则是一种民众和政府在社会交易过程中的失衡。 八十后这个词语本来自中国大陆，特指计划生育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有人会问，中国大陆与香港基本同时经历了高等教育扩招，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八十后则没有出现与社会的公开对抗？这是因为：其一、大陆仍有自己一套在政府管理下的价值观念；其二、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上升空间仍然巨大，还有很多“闷声发大财”的机会。 未来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再回到精英教育的阶段，相反，未来它会朝向更为普及化发展——事实上，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早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换句话说，随着供给量的进一步增加，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供给契约会趋于平衡，对投资回报的看法也会相一致。而留给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反思是，如果要把大学的传统使命和务实联系在一起，学校必须要有明确的理念和机制帮助学生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而不是让学生一点点去接受理想与现实两个世界，一步步走向妥协和无奈，又或者产生对抗。这需要社会和学校给予学生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 香港社会在70、80年代经济腾飞时候也有自己的价值观，积极乐观、吃苦耐劳、创新拼搏的精神。但是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大学除了教授课业知识之外，是否有充分的准备告诉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积极的公民，怎样作为贡献社会的一份子？作为“八十后”的年轻人，不应当只是要求社会和政府来理解自己，也而应当用跟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参与和改变这个社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狄 旸 2010-06-22 2010年5月16日香港举行立法会补选投票。次日凌晨公布结果是，在登记的约340万选民中，共57.9万名选民投票，投票率为17.1%。五个选区当选人得票分别为：九龙东公民党的梁家杰得82,066票，得票率92.52%；港岛区公民党的陈淑庄得103,564票，得票率92.7%；新界西社民联的陈伟业得109,609票，得票率89.25%；九龙西社民联的黄毓民得60,395票，得票率70.36%；新界东社民联的梁国雄得108,927票，得票率79.95%。这五位当选者都是五区总辞运动泛民主派辞职议员。由于建制派抵制了此次补选，因此在没有实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五位议员均不出意料地重返立法会。   2010年5月16日香港举行立法会补选投票。次日凌晨公布结果是，在登记的约340万选民中，共57.9万名选民投票，投票率为17.1%。五个选区当选人得票分别为：九龙东公民党的梁家杰得82,066票，得票率92.52%；港岛区公民党的陈淑庄得103,564票，得票率92.7%；新界西社民联的陈伟业得109,609票，得票率89.25%；九龙西社民联的黄毓民得60,395票，得票率70.36%；新界东社民联的梁国雄得108,927票，得票率79.95%。这五位当选者都是五区总辞运动泛民主派辞职议员。由于建制派抵制了此次补选，因此在没有实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五位议员均不出意料地重返立法会。 总体看来，投票结果说明此次补选各大阵营基本上是“各唱各戏”。第一，五位辞职议员得票率高并不奇怪。抵制五区总辞的建制派并没有派出候选人；泛民阵营内部的民主党也不支持变相公投的做法，因此没有候选人派出。也就是说有实力与社民联和公民党竞争的人选并没有参与补选。这就使得五位辞职议员在各自选区中占有绝对优势，从而自然以高得票率当选。 第二，根据以往立法会选举经验分析，社民联和公民党在此次补选中基本成功获得了自己应该获得的票数。虽然此前五区总辞联合委员会给自己定的目标是50%的投票率，而实际投票率只有17.1%，看似远远没有达到之前的目标。但是，此前50%票率的目标只是社民联和公民党鼓舞士气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手段。因为历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基本在45%到55%之间浮动。这些选举都是在建制派、民主党共同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此次共投建制派和泛民阵营内部的民主党都明确表态，不支持五区总辞，不主张自己的支持者进行投票。在这种情况下，社民联和公民党基本没可能动员到一半的选民。 从几位原辞职议员的得票情况看来，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自己阵营中的支援票。以2008年立法会选举为例，公民党加社民联在各选区的票数分别为：香港岛92,802票；九龙西54,812票；九龙东67,964票；新界西60,092票；新界东84,702票。对比上述五位侯选人此次补选得票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五位候选人均得到超过2008年立法会选举该区两党得票总数。这说明，不但支持公民党和社民联的选民互相转票，两党还争取到了新的选票。这些新争取的选票主要来自是泛民内部选民的转票，也有可能有一小部分来自新的支持者，尤其是此次登记成为选民的年轻人。由此看来，公民党和社民联基本实现了对已有支持者的动员。已有支持者会因为此次动员更加明晰自己的政治立场，强化对两党的支持。此外，两党还以激进的民主路线争取到了一批新的支持者。虽然17.1% 的投票率远不能算作“全民动员”，但无疑两党在巩固基本盘的基础上，成功吸纳了一批新的支持者。为今后的选举，扩大了支持他们的选民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社民联和公民党，这次补选是有所收获的。 第三，建制派的反动员也基本成功。2010年2月，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和工联会都宣布不会参加补选。这正式标志着建制派全面杯葛补选。从补选结果分析，虽然公民党和社民联的得票超过以往基本盘票数，但是这其中更大可能是泛民内部转票和新支持者使然。很大程度上，建制派基本盘回应了民建联和工联会的呼吁，没有投票，或没有将票投给社民联和公民党。 虽然此次补选由社民联和公民党两党一手造成，但补选都各大政党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选举后的香港政治局势。首先，此次补选结果对泛民主派的基本盘结构有很大影响。泛民派以“全民公投”为口号，希望通过在全部选区尽心的补选达到变相普选的结果。这种全民总动员的动机为补选蒙上了激进和极端的社会运动色彩。这种色彩与社民联一贯激进的形象相吻合，因而此次补选对社民联的基本盘没有明显影响。 其次，这次补选对公民党的影响不可小觑。2006年成立的公民党的主要领导成员以大律师为主，一向以温和、理性的形象出现在选民面前。公民党的成立填补了泛民阵营集中代表高级知识阶层的空白。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性上，泛民的基本盘更加完整。2000年左右，民主党发生分裂。陈伟业等部分激进民主派退出民主党，自立门派。因此，公民党成立之后的泛民阵营基本盘的光谱分布为：社民联为激进派、民主党为中间派、公民党为温和派。但是这种分布在五区总辞运动发起之后有明显变化。从2009年1月社民联提出五区总辞方案开始，公民党一步步从温和走向激进。到2010年5月17日立法会补选结果揭晓，公民党已经在五区总辞持续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变成泛民阵营内部与社民联为伍的激进政党。在5.16补选之后的泛民光谱上，基本可以认为公民党已经与民主党对调了位置，民主党成为泛民内部比公民党更加温和的政党。这种形象变化使得公民党的基本盘也随之发生变化。公民党也许会因此流失以前的温和票，但同时也会争取一部分新的激进票。从此次投票结果看来，流失票与新争取的激进票基本持平。虽然流失与新增票数在数量上看似持平，这两种票在未来选举中的权重是不一样的。由于大专生2012力挺五区总辞，使得很多以前对选举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出来投票。据统计，此次年轻人投票率占24%左右，高于其他年龄组别投票率。而2008年立法会选举中，年轻人的投票率仅为14%左右。且此前历次选举年轻人投票率基本均低于平均投票率。这些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平均教育程度较高，很有可能成为之后公民党和社民联等激进民主派的后生力量和主要拥趸。相比之下，流失的温和票多为年龄较大的选民。这些选民在未来选举的总体权重上肯定无法与年轻人相比。因此，公民党实际上得大于失。 对于社民联与公民党的联盟来讲，投票率与得票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掀起一场争取普选的社会运动。对于社会运动来讲，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因为所有的动员都发生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无论结果是否令人满意、是输还是赢，只要社会运动本身唤起了人们对期望议题的关注，动员起了希望动员的人，就已经达到了运动的目的。此次补选正是如此。社民联和公民党的最大成果恐怕就是唤起了香港一部分年轻人的激进热情。大专生2012便是旨在参与“公投运动”而临时组成的学生组织。该组织在立法会五个选区分别派出一位成员参与补选。这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是，“公投运动”不会因个别选区只有一位候选人而失败。在建制派杯葛下，公社党曾忧虑其已辞职的立法会议员会因无竞争对手而自动当选，令个别选区的选民无法投票表态。大专生2012的参选正好消除公社党的忧虑。事后看来，若然大专生2012不派代表参选，九龙东的梁家杰便会自动当选。 二是，年青人被动员起来。大专生2012通过网络、校园、分享会等宣传「公投运动」，并以筹款、组织义工团支援运动。其动员过程虽然不足以扭转社会的主流意见，但是却培育及增加了年青人对政治的兴趣和关心，并让他们进而了解到可以通过投票表达意见。结果，大专生2012派出的五位候选人结果获得36,226选票，估计其大部份支持者应为年青人。是次投票的年青人因为在选举里体现到自己的权利得到实践，将很大机会在往后的选举继续投票，成为反对派的长期支持者。从这个角度看，支持者多为中高年纪的建制派不参与补选，虽然可减低投票率，但是却让公社党在动员过程中吸收年轻的支持者。公社党与年青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为往后的政治动员提供网络基础。 民主党在此次补选中的形象也有较大变化。这不仅是因为公民党自动走向极端，把民主党挤向相对温和。民主党本身也积极主动地走向温和。可以看出，五区总辞方案出台之初，社民联和公民党还是把民主党看成一家人的，不仅是一家人，还将民运历史最长的民主党看成五区总辞的主力。2009年7月，在社民联推出的方案中，辞职议员并不是现在公民党两人，社民联三人的格局，而是民主党两人，公民党和社民联各一人，其他泛民再派一人。虽然民主党也不情愿地拟定了本党参与辞职的议员，但对补选抱保守态度，认为仍可以研究。此后社民联和公民党越走越极端，民主党最终于2009年12月决定杯葛补选。在决定不参选之后，2010年1月，民主党立即采取新措施，携街工、教协、民协、职工盟和民主动力等十一个团体组成“终极普选联盟”（普选联），主张以温和谈判的方式商定2017和2020年的普选方案。民主党宁愿邀请十一个小团体，也不邀请社民联和公民党加入普选连。这标志着民主党在实现普选的方式上正式与社民联和公民党决裂。虽然如李柱铭等民主党内部分激进议员仍以个人身份支持五区总辞，但民主党在整体上的温和形象已经基本奠定。民主党的形象转变会使一部分之前支持公民党的温和票流进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同时也可以认为，以前的激进票会流失。得失几何目前仍不明朗。但因为民主党在立法会的席位多通过在基层工作的区议员获得，而这部分选票与区议员长期在基层工作品质有直接关系，比较稳定，不会因为政党形象的变更而发生明显变化。因而可以认为民主党这这部分基本盘不会发生剧烈变化。 对于建制派来讲，虽然建制派成功杯葛了补选，成功动员自己的基本盘不投票，由此大幅度拉下补选的投票率。但是这种成功十分有限和被动。首先因为此次五区总辞中沸沸扬扬、大张旗鼓搞动员的是社民联和公民党。建制派只是对社民联和公民党的举动进行被动反应。这种被动动员最多只能确保自己的基本盘不倒戈，不被社民联和公民党动员，并不会为建制派带来新的支持者。其次，建制派基本盘一直存在年龄结构老化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隐患将越来越明显。而此次补选，社民联和公民党动员到了新的年轻力量。这将建制派置于不利地位。虽然建制派自己的票仓并没有在此次补选中有明显变化，但是年轻力量注入激进民主派的现象，是建制派未来应该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特区政府从始至终都是五区总辞的强烈反对者。在表明变相公投违反基本法的基本立场之后，特区政府只按照一般立法会补选的程式进行操作，并低调处理补选事务，对社民联和公民党采取冷漠态度。此外，特首在补选前两天宣布不会参加投票。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率。但重要的不在于特区政府的态度拉低了投票率，重要意义体现在特区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本身。在补选之前，特区政府提出了2012政改方案，增加了功能组别的民主成分，并将于6月23日进行立法会表决。这都证明特区政府对香港民主进程的态度与社民联和公民党等激进民主派大相径庭。补选结束后，社民联和公民党以此次投票的57万人继续推进全民动员进程，向特区政府喊话，要求特区政府正视香港57万人的民主诉求。在这种情况下，特首于5月19日早向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下了“战书”，邀请五区总辞总发言人余若薇于6月17日进行直播电视辩论。这种破天荒的举动有两种直接效应。余若薇在电视萤幕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这清晰显示了公民党和社民联认为特首的请战是五区总辞的胜利。特首点明和余若薇单挑，无疑肯定了余若薇作为5.16之后激进民主派盟首的地位，也进一步明晰了激进民主派的范围。此效应有利于公民党与社民联。但是，请战者不可能无备而来。此次辩论是特区政府给自己提供的向选民解释政改方案的好机会。但显然，这场即将进行的论辩是把双刃剑。双方皆有胜出的机会。若特首胜出，则会大消五区总辞气焰，甚至令其功亏一篑；若余若薇胜出，便会进一步巩固五区总辞的成果。目前，公民党一方已经将6.17辩论定为“新民主运动第二波”，很明显已经将这场辩论预设为五区总辞之后的第二场全民动员，气焰甚烈。 与此同时还值得关注的是，以民主党为首的普选连将与中联办官员见面。这个具有破冰意义的信号说明了中央对泛民内部不同派别的态度。面对激进民主与协商普选两条路径，中央宁愿接受与温和民主派见面。在这个意义上，社民联和公民党的五区总辞反倒成全了民主党。 综上，5.16立法会补选是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在立法会补选的全过程中，香港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公民党和社民联结盟为全民动员、直接普选的激进民主派；以民主党为首的普选联成为希望在同中央谈判的基础上实现终极普选温和民主派；以民建联、工联会为中坚力量的建制派与以往变化不大，仍旧是支持特区政府和中央的派别。此次补选使泛民内部发生原则性分裂。以后泛民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整合，仍有待观察。而接下来，关于香港未来政治制度的安排，将成为香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角逐的主战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田明 2010-04-13 最近, 香港电视圈热闹非常, 发生在两家免费电视台 “无线电视” 及 “亚视电视”的新闻, 比任何一出电视肥皂剧更吸引港人的目光。这边厢长期积弱的亚洲电视出现了一位 “红色”准大股东 —- 全国政协委员王征。 长袖善舞的王征更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 拉来五大国企包括中国人寿、招商银行、中国海外建设、以及北京银行为亚视 “站台”, 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一时间, 香港人不但看傻了眼, 更对王征这位新一代 “红色资本家”入股亚视另眼相看。 最近, 香港电视圈热闹非常, 发生在两家免费电视台 “无线电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贡钦 2010-04-13 2010年春节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了2010/11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新预算案用减薪俸税、免差饷、增综援、公屋免租等十招纾困措施，向香港市民“派糖”。刚派过或收过春节“利是”的香港人，又沉浸在瓜分这200亿元“大蛋糕”的亦喜亦忧之中，计算着谁分多些谁分少点，虽不能皆大欢喜，但有好过无。多数市民的关注点是，我能在新预算中分得多少实惠，而不管这是政府多赚来的钱，还是借来的钱。   2010年春节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了2010/11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 新预算案用减薪俸税、免差饷、增综援、公屋免租等十招纾困措施，向香港市民“派糖”。刚派过或收过春节“利是”的香港人，又沉浸在瓜分这200亿元“大蛋糕”的亦喜亦忧之中，计算着谁分多些谁分少点，虽不能皆大欢喜，但有好过无。多数市民的关注点是，我能在新预算中分得多少实惠，而不管这是政府多赚来的钱，还是借来的钱。 可以预计，新预算案由于较多照顾到中低层市民的眼前利益，能够在立法会中获得通过，几乎没有议员敢为此得罪民众。然而，这是一份违反基本法的财政预算案。 新预算案违反基本法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这一法条从字面上可理解为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的准则是量入为出，也就是以收定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搞赤字财政。第二层意思是：政府开支的增加幅度不应超过同期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的幅度。这两层意思是回归前港英政府卓有成效的理财原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回归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保持繁荣稳定的重要保证。 新预算案在“派糖”200亿元的同时，做出了252亿元赤字的财政预算，“寅吃卯粮”。这表明，新预算案违反了“量入为出为原则”和“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的基本法条文。 新预算案中制订2010/11财政年度的政府总开支为3172亿元，比上年度增加8.9%，而香港2009年GDP比上年下降了2.7%，虽然香港政府预计2010年GDP增幅为4-5%，在经济发展下降之时，政府总开支大增，“打肿脸充胖子”。新预算案明显违背了基本法规定的政府支出“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的条文。 事实表明，香港特区政府的新财政预算案是赤字预算，明显违反了基本法第107条的规定。几年前,现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开说：“我认为应该在下年度继续采取赤字预算，以确保经济稳固复苏。” 令人费解的是，当香港政府违法施政之时，香港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视而不见；香港的民主派和建制派也无动于衷；北京的中央政府更没有任何反应。大家都没把基本法第107条当回事。 13年财政预算案中10年是赤字预算 1997年回归后的13个财政年度里，至少10个财政预算案是赤字财政预算，累计财赤2845亿港元。因此，构成违反基本法第107条规定的具体事实如下： 1999/00年度365亿元赤字，2000/01年度62亿元赤字，2001/02年度30亿元赤字，2002/03年度452亿元赤字，2003/04年度679亿元赤字，2004/05年度426亿元赤字，2005/06年度105亿元赤字，2008/09年度75亿元赤字，2009/10年度399亿元赤字，2010/11年度252亿元赤字。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本法在香港实施后的13年里，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基本上是赤字财政预算。香港政府高官的辩解是：“短期出现财政赤字并不违反《基本法》。从宏观的经济角度而言，在中期内维持平衡预算，是一项审慎而合理的要求。反之，如要求我们每一财政年度均必须达致收支平衡，则未免僵化而有悖常理。” 香港特区政府在13个财政年度里的政府财政预算案竟有10个是赤字预算，赤字预算占77%的重大比重。如果这些都不构成违反《基本法》第107条的事实，如果这些违法施政的行为都得不到纠正和惩戒，那只能是拿《基本法》为摆设的贡品或照人不照己的手电筒，这是对香港法制的极大反讽。 负责任的政府慎用赤字预算 赤字财政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凯恩斯认为，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应该扩大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增长。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中，美国依照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成功实现经济复苏并迅速崛起。 赤字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运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项短期政策。在短期内，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财政赤字可扩大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回升。 然而，赤字财政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刺激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有可能是用进一步加深未来的生产过剩的办法来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刺激消费，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负担，有可能引发财政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木清 2010-03-16 香港“八十后”抗高铁运动折射出很多问题，其一是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如浮萍，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与建制对立的群体。   香港“八十后”抗高铁运动折射出很多问题，其一是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如浮萍，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与建制对立的群体。 同国内一样，在过去十几年，香港其实亦是靠GDP的增长来掩盖其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失业率下降使社会的不满情绪稍为被压抑。但相当部分人的实质工资其实长期处在负增长状态；高楼价则以牺牲普罗大众及新生代的利益为代价。这等于是在香港地下埋藏两座火药库。 我曾经一再指出，在中国经济领域全面市场化后，香港的前景变得很不确定，有可能会变得比以前更好，也有可能进入慢性萎缩状态，最终烟没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如何它的发展轨迹都是和以前大不相同的。过去的十多年，香港的战略方向并不明确，仅是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被动的获得一些好处，以此作为香港社会的养分。香港也有既得利益阶层，例如地产商、大型零售商、金融企业，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实质一直在沉降，例如，普罗工薪阶层的工资加幅奇低，部分工作岗位的工资标准，比十几年前甚至大幅下降，这是因为在中国特别是华南的民营企业崛起后，香港的相同行业并未能像中国经济领域全面市场化之前那样，依然保持“鹤立鸡群”的地位。当你无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那么只好在成本方面增加竞争力，而人力资源成本的压缩首当其冲。这意味着，我们如果仍然不能建构一个新香港的战略体系，那么香港也许依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好处，但整体的下降态势会被确定，尤其是未能转型增值的行业，未能转型增值的工薪阶层。他们将成为被损害、被牺牲的群体。 楼价则已成为香港普罗家庭及新生代难以翻越的一座大山。由于香港是一个自由的金融中心，很容易汇聚游资，因此一旦中国或全球的银根宽松，楼价便很容易被炒起。尤其是近月，大陆的楼市热潮都正回落，而全球“退市”的传闻亦此起彼落，但香港的楼价丝毫不受影响，最近在元朗市镇边缘开售的一个高密度楼盘，竟然卖到5000元一平方尺（54000元一平方米），在两、三年前，这肯定是超出想像的。也即是说，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如果至今仍未置业，那么不要说在市区买一套房子了，就算跑到五、六十公里开外的卫星城市去买，也未必能负担得起。而无异是另一颗计算炸弹，最终此间的中产阶段、新生代、普罗大众会问：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究竟都被谁摘取了？ 作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香港核心地段的高地价高楼价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不能以自由市场为档箭牌，无视它对大部分市民的伤害。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人民“安居乐业”都应该放在首位，比“繁荣昌盛”更重要。如果说政府用有形之手去推倒楼价是对自由经济的摧残，那么政府至少应作出“宏观调控”。例如将香港的房屋市场划分为三大层次：高端的、纯粹的商品化市场；低端的市民安居市场；以及照顾草根阶层的公屋市场。核心地段、稀缺资源完全市场化，需以高昂的代价获得；中产以下的安居工程可放在新市镇 ，政府的土地供应调控楼价，香港的土地资源其实并不缺乏，郊区尚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我们需要的只是观念的转变（以广东东部沿海地带作为香港人休闲后花园），香港便可以腾出更多的土地平抑楼价。至于公屋，那纯粹是政府对弱势群体的责任。而且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公屋人均居住面积太小，可以说是不人道的，与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的国际都市形象相悖。 香港要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摆脱大地产商对本地经济的绑架是必须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0-03-16 最近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区公投”运动，其实是一项国际政治大气候与香港内部非正常政治结构相结合，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加速催化，在种种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之后的，既带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的产物，值得探究。   最近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区公投”运动，其实是一项国际政治大气候与香港内部非正常政治结构相结合，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加速催化，在种种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之后的，既带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的产物，值得探究。 这个“五区公投”运动从刚刚开始便带有组织政治精英，宣传意识形态，鼓动社会群众，以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等较激进的非议会手段去直接冲击香港特区政府，并同时向中央政府表达极度不满的基本性质。  “公民投票”（referendum）是古希腊部分民主城邦（polis,citystate）实施“直接民主”（directdemocracy）时期的一种政治决策方式，但是，当雅典等民主城邦一一被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这种只适合土地狭小、人口集中的城邦才有条件实施的民主形式，便长期地在西方消失，并在中世纪及现代逐渐被“间接民主”（indirectdemocracy）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亦即是所有各级行政长官（executive）和所有各级议会成员（parliament）均通过“普选”（universalsuffrage）方式所产生的政体所取代。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西方“代议政府”的官员在决定政策时常常不如人意，议员也多有当选之后便不再为民请命的纪录。于是，在某些西方先进国家或地区，人民便往往跳过议会，以“公民投票”的直接方式，去表现所谓的真实民意，决定是否同意或反对某些牵涉大多数人民基本利益的政策。 地少人稠的西欧国家瑞士，便以事事均可“公民投票”而名满全球。其它西欧民主国家（如是否通过欧盟的某些公约）、美国（如加州是否应该修改州宪法部分条文）、加拿大（如魁北克决定是否独立）、澳洲、纽西兰也常有“公民投票”出现，根本是如佛经所言：“见怪不怪，奇怪自败”。 换言之，“公民投票”已演变成一项世界性的政治作秀，某些政治人物则通过这样的作秀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以达到其预定的政治目的，比如香港就有这样一些政治人物，以所谓的变相“公民投票”，来达到宣扬其政治目标，推进其政治日程表的一种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政党和所谓的“政治精英”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组织、宣传和鼓动角色。 公民投票的多种不同类型 如果以政党或政治精英的控制程度来区分，“公民投票”至少可以分为自“强”至“弱”的五种类型，即：（一）无法律规范，由政府发动（例如英国）；（二）有宪法规范，由政府诠释（例如法国）；（三）有宪法规范，由法院诠释（例如爱尔兰）；（四）被民众发动，由政党主导（例如意大利）；（五）被民众发动，追求法案创制（例如美国加州）。 如果以议题的内容和性质来区分，公民投票则至少从“主权”和“公共政策”组合分为四种类型：（一）主权公投，目的在决定主权的确立或让渡（例如西欧各国是否以牺牲本身部分主权以换取加入某些欧盟公约）；（二）民主公投，在政治转型期间进行某种制度选择（例如台湾的新宪法公投）；（三）政策公投，解决某项引起严重政治僵局的重大政策问题（如瑞典是否兴建新的核能发电厂）；（四）创制公投，强调地方民众的强大力量（如美国加州是否应该修改州宪法部分条文）。 不幸的是，“公民投票”这个名词，从七年前便开始被前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利用为竞选连任的主要手段，将“公民投票”逐渐“神圣化”（糟蹋）为明知不可能达致的“台湾独立”主要途径，将“公民投票”滥用为台湾政客以“公投绑大选”的一种“拉票”手段，最后由于陈水扁和民进党的快速贪污腐败而“污名化”，堕落为台湾老百姓和国际社会的笑话。 事实的发展是，在二零零零年台湾总选举中只得到百分之三十九的选票，比连战、宋楚瑜二人总票数落后约一百六十万票的陈水扁，凭借着身为台湾最高领导人的权势，充分利用台湾的政府机器，表面上以“公民投票”作为追求“台湾独立”的工具，一方面动员支持民进党的绿营群众，一方面污蔑最初害怕公投运动会引起北京当局武力攻台的蓝营（国民党、亲民党），一方面挑衅海峡对岸的中国共产党，最后再加上两颗至今仍未能调查出真相的“神奇子弹”，惊险地以约三万票的微弱多数获胜，并在来四年之间将海峡两岸相对平和的关系破坏殆尽，直到蓝营联合推出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于二零零八年三月在台湾大选中大胜后才告暂时结束。 香港八十后世代的兴起 香港今天出现的种种政治问题，其实与中英两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和平谈判伴生的妥协有关。当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谈判双方并没有考虑到香港的长远政治发展，规划出来的政制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的非正常政治结构。 于是，二十五年前规定的“上层建筑”与今天演变成的香港“下层建筑”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香港最近几年才会天天出事，令“五区公投”有了存在理由。但是，不管如何，目前香港所搞的所谓“五区公投”并非真正的“公民投票”，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故此，才会被发动者称为“变相公投”。以类型来区别，这种“变相公投”即使被视为一种“公民投票”，那也应该属于“被民众发动，由政党主导”的“弱性公投”；或者一种对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应该在二零一二年实行“双普选”的一种“政治表态”（弱性创制公投）而已。 “五区公投”在开始的时候，包括不少香港民主派政客在内，其实都没有多少人士相信这项建议会真正成事。但这时，香港特区政府在未有充分咨询香港大多数市民意见的情况下，硬要通过经费超过六百亿港元并将终点站设在九龙尖沙咀，被认为图利以香港房地产发展商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以香港“八十后世代”为首的青年人为主力的“反高铁运动”。这项偶发性事件（反高铁运动）与“五区公投”合流之后，互相激荡，一方面使较激进的“社会民主联机”（社民连）政治实力大增，一方面使较温和的“公民党”也不得不“落迭参与”，所谓“五区公投”遂最后成事。 由于陈水扁将“公民投票”糟蹋至不堪入目的程度，令“公民投票”几乎完全失去了它本身能够有效补救“间接民主”（代议政府）缺失的正面性质，于是，台湾的“公民投票”经验，才会不但影响到部分较激进的香港民主派从政人士的思维方向，还影响到香港的亲建制力量（包括政府官员、左派智囊、新闻传媒、地产大亨等等），以为“公民投票”只有“主权公投”一种。 台湾为阻止绿营提议的公投生效，过去蓝营方面提出三项主要反对论述，此即：公投违法论、议题无效论、挑衅中国论。很不幸的是，这三项主要反对论述，相对“公民投票”的支持论述，均比较空白无力，难以说服太多绿营和中间选民，最后反而成为为绿营凝聚选票的负面“催票”工具。最近香港部分亲建制人士和新闻传媒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其实都没有跳出当年台湾蓝营的框框，论述的深度和说服力，更是远远不如，连番败北，亦在意料之中。 “社民连”和“公民党”的宣传和鼓动手法亦非常灵活，从最初的“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简化成人人上口的“五区公投”，再逐渐加上“全民起义”、“解放香港”之类的“醒目语句”，的确是很能吸引部分香港市民眼球的。亲建制的从政人士和新闻传媒，即使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对此大事批判，其实效果有限，再加上支持“五区公投”的阵营内“名咀”如云，“大炮”众多，词锋犀利，咄咄逼人。 所以，香港社会才会在一阵激烈辩论之后，即使市民明知“议题无效”（全国人大早已释法否定二零一二年举行任何普选）兼“挑衅中国”，“冒着炮火前进”的“公投五侠”（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梁家杰、陈淑庄），愈被骂人气愈高，支持“五区公投”的市民亦愈来愈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木清 2010-01-21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以文艺作品的形式传递政治信息，历史上并不罕见，也为中国内地政坛人所共知，毛泽东就亲自批判过《海瑞罢官》和《刘志丹传》，尤其对于后者，毛泽东曾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十月围城》讲的是孙中山当年以香港为背景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片断，如果单从历史角度来看，显得有点牵强，但正因如此，才不难理解影片其实另有所图。而且影片一开始，刻意安排张学友扮演的教授以香港“结志街”为背景宣扬民主，却遭朝廷杀手暗杀。以此拉开电影的序幕，其寓意非常鲜明。 影片以孙中山来香港开会，与内地代表商议举事，被清廷获悉后派杀手来暗杀他作为开始。但事实上，影片中孙中山并无正面戏份，导演刻意将他符号化，成为“民主”的象征，然后讲述香港各阶层人士为了保护这个象征，与朝廷派到香港的杀手展开生死之战，他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为了这个目标，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这当中有民主的忠实信徒，有平时浑浑噩噩的升斗市民，有本来不愿意出面支持的商贾，有原本的朝廷内应，也有表面上打压民主力量而暗里支持的建制内当权人物（也可以理解为国际力量）。这令人联想到当今香港的民主化运动，目前表面看来，只有为数不多的所谓民主派信徒在呐喊，但是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一旦被点燃，便会演变成一场有各阶层人士参与的轰轰烈烈运动，而且那些平时看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升斗市民，一旦坚定信念，明确目标，他们将不惜代价，去争取其心目中的民主，二OO三年的五十万人大游行已是一个例证。而影片似乎暗示，香港人今后可能会不惜更大的代价作出抗争。 这部电影的面世，在日渐肤浅的香港电影圈，是非常罕见的。我们不知香港的泛民主派和北京是否已经洞察这部电影所透露出的政治信息，但其实影片对两大阵营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对民主派而言，这部电影比任何的民主动员都更有感染力，民主派可以借助它激发一般市民对民主、民权理念的追求；而对于北京来说，影片暗示的问题则更值得决策者深思：北京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好像已做得非常之好，表面看来，亦化解了港人对中央的抗拒情绪，但这依然是表面的现象而不是实质，矛盾虽被暂时化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弥。影片好像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北京必须告诉香港人一个清晰且并不遥远的民主线路图，回答香港人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香港的内部事务、由香港纯粹的民意来决定。对此，《十月围城》在影片序幕中就已经表达：民主就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人民共同管理“国家”的事务。 这便是电影在商业大片的掩护下，所要表达的理念，必须引起中央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