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6-07 与其冒着不可估计的风险一次过集体处理，不如以发展眼光进行全盘规划，全盘考虑法律、社会、文化、经济、行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趁机发展新界，营造“全胜”的社会效果，避开“全输”的政治风险。 新界僭建的问题看似简单：非法建筑，依法当拆，依法办事，谁说不可，谁抗拒更会罪上加罪。可是，如果实事求是去了解僭建的问题，便会发现一点也不简单。倘若雷厉风行地强硬执法，不但会挖出法律的疮疤，更会掀起整个新界的政治风暴、社会对抗、文化冲突，恶化贫富矛盾。对于僭建问题，不单要从法律的角度去了解，更要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角度去了解，这样才能全方位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 僭建问题不单发生在新界，也发生在港九，多达八十万个案，且不分阶层，上至特首高官，下至低下阶层；而且问题由来已久，这本身便已证明不存在即时的安全考虑，即使有也属少数，以个案处理则不成问题。因此，与其冒着不可估计的风险一次过集体处理，不如以发展眼光进行全盘规划，全盘考虑法律、社会、文化、经济、行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趁机发展新界，营造“全胜”的社会效果，避开“全输”的政治风险。这是解决僭建问题应有的处理态度与对策。 以下且从法律、政治、社会和文化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僭建问题。 新界享有立法区别对待 第一，从法律观点来看僭建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要点是：由港英租借新界开始，所有有关新界的法例便与港岛、九龙（简称“港九”）有别。这个区别的法源来自新界的租借与港九的割让有所不同。尽管清之后的中国政府都不承认港九新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但是英帝国在占有三地后的“收地”工作却有不同的做法。他们在港九没收土地，自恃理直气壮，强硬执行，碰到的人民反抗也不足以阻止全面收地工作，土地收编为“皇家地”后列为“永久地契”的法定地位，当作“商品”来出售。而在新界取得租借条约后，其收地却遭遇激烈的人民反抗，尤其在人口众多的村落如大埔、十八乡、元朗、屯门等。中国传统地权虽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但皇帝不会把土地当作“商品”买卖，人民有使用权与转换使用权，但要向皇帝交税。当人民已把这个中国传统奉为金科玉律，其抗争意志也就与港九不同。何况新界民众都感到理直气壮：世间哪有租客抢占主人土地的道理？！力争的结果，港英殖民地官员碍于法律上必须尊重租地条约与割让条约有别，也考虑到如果抗争持续下去，会犯众怒而引来更多内地民众声援，只好同意从租借日开始便已在各村落定居的民众可沿袭其村地与村屋不受“收地”影响。因此，新界“原居民”及其村屋和农地的传统风俗习惯都得以延续至今。 因此，就法律观点来看，新界“原居民”从租借条约的第一天开始，便存在着诸多法律区别对待。例如土地拥有年期，港九属“永久地”的999年，新界只有99年；新界“原居民”享有土葬、丁地、丁屋等传统权益，而港九地区居民却没有。总体传统权益享有的情况也就造成了今天广大新界土地上的“原居民”在法律对待方面有别于港九地区的居民。 1997年主权回归，政权移交后的宪政发展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准，新界“原居民”的传统应有权益也得到承认，并相应地制定了《基本法》第四十条。该条文如下：“‘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保护”。必须留意的是第四十条置于《基本法》第三章，这一章列明是有关“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了居住权，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把世界标准的人权与民主自由权利都包括在内。可见第四十条在这第三章出现不是意外，而是属于世界公认的应有的人权标准。既然是新界的“原居民”，而“原居民”的应有条件是有其一定的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其生态环境，除非“原居民”主动放弃这一切，否则政府有责任要加以保护。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洲、新西兰。既然《基本法》把“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列为其中条文，这便非一般立法或行政可任意加以架空的。 根据1961年的房屋规范条例，有关僭建与否便有市区和新界两个不同条文，前者为第123条，后者为第121条。后者列明，新界村屋标准规定为三层，符合政府安全条例的还可“改建或加建”。这条规定是新界特有的。可见今天来看僭建问题，不能不顾及新界的历史传统及其立法区别对待的实施。表面看来，安全问题不分城乡，但涉及屋宇的安全考虑，市区高楼大厦与乡村低层屋宇相比，安全系数比较差别极大。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乡村的屋宇政府过去少管，城市却抓得很严的原因。过去百年不管、少管，现在却以安全问题一网打尽，如此不顾历史与环境条件，是执法的“极端主义”。 遍地政治烽火如何扑灭 第二，以政治的角度来看僭建问题。 除了原居民的丁屋“改建”与“加建”问题外，还有更多的木屋与“柜屋”（货柜箱改装成屋子）遍及整个新界。若要处理所有僭建，必然会引爆巨大的政治风暴，以政府处理大型抗争的记录来判断，能否胜任大有疑问。尤其是涉及民众保卫家园的抗争，其力度远胜一般的政治抗争。 类似的抗争事件可参考近期发生的“菜园村抗争事件”。菜园村因为修建高铁而须拆除，涉及人家不过五十来户，但因居民要求觅地重建的“迁村”赔偿谈判引发社会关注。关注人群有一般同情者，有环保人士，有关注弱势的社运组织，更有见缝插针的政客，当然还有责无旁贷的乡议局及其所代表的整个新界“原居民”，大家一窝蜂地都起来声援菜园村的抗争。在立法会通过高铁预算案的当天，会内有“泛民”议员齐齐反对此案，会外更有三千多群众陪同村民包围立法会，群情激奋到企图突破警卫线冲入立法会，几酿成暴动。 值得深思的是，“菜园村”事件不过是五十来户人家的问题，但是参与抗争的人群却来自各个阶层、各个政党、各个社会组织，抗争的宣传手法更是别出心裁，十七名学生由村内跪行到中环的请愿行动，更是全港轰动一时。 若真要强行集体一次性把新界所有的僭建清除掉，那真是会把港九新界全城陷入“烽火”的政治抗争。“菜园村”这一堂政治课，特区政府官员还没有从中汲取教训，他们更缺乏政治警觉性，去体会经过“菜园村”一役，已有多少有心修理政府的势力正蓄势待发。“菜园村”事件显示，原本视新界村民为保守亲中势力的泛民主派政党及其支持者，却在转瞬间体认到，原来广大村民也可被发动起来加入他们的政治行列。 除非政府能更好地处理僭建问题，避免“菜园村”事件重演，否则香港的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两大对立政治板块会引发巨大移动。一向是听从乡议局领导与支持建制派政党和工联会的广大村民，包括“原居民”与居民，将会有不下百万人参与政治抗争，全方位在新界夺权，到时二十七个乡、六百多条村的双村长选举势必会有反建制派打着“护村爱民”的旗号加入选举。他们一鼓作气，把乡议局的亲建制派议员扫地出门，是预料中事！ “菜园村”事件最后得以成功迁村，还是得益于乡议局议员上下一心的调停，包括亲自为村民觅地、索偿、临时安顿每户人家在新村地上，让他们仍可就地做点小耕作以安民心。这不过是五十户人家，乡议局与政府还勉为其难，若是将六百多条村全都卷入抗争风暴，遍地烽火，何以扑灭？ 总之，从政治角度去考虑，新界僭建问题不可以简单当作非法事件去处理，应从整体新界发展规划把僭建问题化解。谁愿意去住木屋或者动辄加建、重建其家园？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们绝对会心甘情愿放弃长期以来的居住环境条件。建构让新界村民心仪的新家园不是不可能，主要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港英官员持敌视态度待之，村民自然还以颜色。1997年主权回归后，官员思维依然故我，何曾以体惜村民的心思去规划乡村的发展？政府要与村民展开双赢的对话，唯有好好与新界乡议局展开调停工作。过去港英时代基于与村民沟通的政治需要，从无到有成立了乡议局，但是近年来政府与乡议局有疏于沟通的趋势，僭建问题之所以闹到全城沸沸扬扬，乡议局已感无奈！这点值得特区政府深思！ 新界社会结构已然变化 第三，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僭建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5-25 对于新一届香港政府来说，要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解决香港地产价格过高，对经济结构、民生乃至社会稳定的影响；二是如何让国家的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仅能帮助香港的商界，而且能惠及香港的市民大众，同时让香港更加有效地利用好中国崛起的这个东风。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外界有不少人担心香港在回归后能否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当时的普遍看法是，要保持香港繁荣稳定，首先要稳住香港的商界和公务员队伍。回归近十五年来的历史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得以成功实施，香港继续得以保持繁荣稳定。但与此同时，香港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和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不能仅仅依靠维护商界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还需要一个有魄力的特区政府领导团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妥善处理香港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并在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2012年4月，胡锦涛在接见新当选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时候，特别指出梁振英的“稳中求变”的竞选政纲和政策主张符合香港大多数人的期望。温家宝在近年也多次指出，香港要切实解决深层次矛盾。这说明中央领导人已经明确表明，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解决香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矛盾。 对于新一届香港政府来说，要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解决香港地产价格过高，对经济结构、民生乃至社会稳定的影响；二是如何让国家的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仅能帮助香港的商界，而且能惠及香港的市民大众，同时让香港更加有效地利用好中国崛起的这个东风，改变“西方国家经济一打喷嚏，香港就感冒”的被动局面。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的努力和中央政府的有效支持。 善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香港房地产市场近年来价格不断上涨，以致社会上对“地产霸权”的批评不绝于耳。但这个矛盾的根子是香港政府过往缺乏长远和清晰的土地供应和房屋政策。对香港这个土地面积相对狭小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土地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重大问题。 香港政府过去也做过不少努力，试图让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成效不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过高的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对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初期利润率可能不太高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很不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更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而更愿意以周期较短的“钱生钱”的模式来进行地产炒卖。其结果是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以及主要面对大陆游客的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适合在这种高地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同时，住房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消费品和投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基本的民生需求。一旦这种基本的民生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很容易激发很多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 对香港大多数市民来说，住房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这也成为划分他们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随着房屋价格快速上涨，住房很容易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香港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能力购房置业，他们就无法享受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好处，反而成为高房价的受害者。尤其是“八十后”无力置业的年轻人，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转变为反政府的行动，并容易在政治上为香港反对派政治团体说利用。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保证加快公屋（廉租房）和居屋（经济适用房）的兴建所需要的土地之外，还必须保证私人楼宇市场的土地的稳定供应。而在人多地少的香港要解决好土地的长期供应问题，关键是如何有效利用香港有限的土地资源。 回归前，港英政府采取以维港的港岛、九龙两侧填海为核心的土地开发策略，主要基于两项地缘政治的考虑：一、维港两岸才是“自己”割让得来的土地，九龙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区只是防范北方来客的缓冲区；二、维港填海所得是“处女地”，任由处置，毋须陷入在新界收地时的利益纠葛。但在公众环境保护意识高涨的今天，在维港两岸填海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因此新一届政府必须思考新的土地来源。 与港岛和九龙市区高密度的发展不同，新界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就低了很多。港英政府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新界实施“丁屋政策”，规定年满18岁，父系源自新界认可乡村居民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可申请一次在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最高3层的丁屋，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目前丁屋用地占据了约2000 公顷的乡郊居住地的相当部分。“丁屋政策”保护了香港“原居民”的利益，但对于寸土寸金的香港来说，这样低密度、缺乏规划的丁屋发展模式，对新界土地的开发利用造成很大的浪费。 另外新界还有大量半开发、半废弃的农地，即所谓的“棕土”地带。其中约655 公顷，是获城规会临时许可的露天货柜堆场、危险品存放场或货车停放场，再加上约125 公顷的非法堆放区，已使新界不少地区变成环境恶劣、土地利用效率极低的废料场。 新界“丁屋”和“棕土”的发展模式，与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同，对香港宝贵的土地资源也是一种浪费。但与此同时，新界“原居民”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护，这也是在《基本法》中明文规定的。因此，可以考虑把允许新界原居民兴建丁屋的模式，改为给予他们“丁权”，即授予他们特定的购房证券，凭此证券可以取得政府兴建的房屋或用于购买私人市场的楼宇。政府可以逐步收回丁屋的土地，重新规划发展。同时，政府可以收购“棕土”地带，使其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和开发。 必须注意到，新界“原居民”与特区政府之间一直存有一些矛盾，而新界“原居民”又是传统的爱国力量，中央政府也很重视他们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单靠特区政府和新界“原居民”之间的协商，很难轻易达成双方都接受的改革方案。中央政府必须居中协调，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才能达成大家都接受、又有利于香港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开拓本地消费型服务业 国家这些年给予了香港很多支持政策，包括自由行、两地更紧密的经贸安排（CEPA）、将香港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等等。这些政策对香港经济的促进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政策相对来说，对香港商界的帮助比较大，而普通香港市民则未必能非常直接感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好处。而且由于特区政府没有做好相应规划，由自由行和内地孕妇来港产子而引起的一些社会矛盾，对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政策，最终目的是要让全体香港市民都能够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香港方面在发展经济之外，还应同样正视分配问题。回归以来，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科技网络泡沫破灭、沙士病疫以至全球金融海啸等危机，但是在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受惠于自由行、CEPA等政策，香港经济仍然有显著的发展。根据统计处的资料，由1997年至2011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8.5%。...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4-10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3月25日举行的香港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梁振英以689票当选。这次香港特首选举，虽然是沿用过去由选举委员会来选举特首的办法，也不是第一次有多个候选人竞争的特首选举，但却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从此次选举对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影响、政治板块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特首选举模式的启示这三方面做一个较深入的分析。 特首选举成败系于理念之争 这次选举中的两名建制派候选人，最终是梁振英战胜了唐英年，这结果固然与两者的个人能力、在选举中的策略与表现以及受负面消息影响的程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两人在如何处理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上差别有重要的关系。 香港在过去的十多年克服了不少困难和外围的冲击，经济有所增长。但整体而言，经济增长的表现显著逊于周边地区。香港2009年失去作为中国生产总值最大城市的地位，而且经济规模在未来数年内将被中国内地多个城市超越。预计四五年后，香港经济规模可能降至中国城市的第七或第八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等城市之后。香港人均生产总值也将在10-15年内被这些城市超过。即使与同为成熟经济体的美国相比，香港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也较为逊色。1997年，香港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1%，2010年只有1.5%。 而在经济增长表现的后面，是香港经济结构单一、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流动性减少和社会各阶层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香港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经济发展过分依赖金融和地产这些波动较大的行业。由于过去几年，香港政府未能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和房屋的供应，办公室和住宅的供应都出现不足。高地价和高租金的经济环境不但令营商成本上升，而且抑制了投资实业及创业的积极性。同时，住房价格一路上升令依靠工薪收入而又不符合申请公屋资格的年轻人怨声载道，但在高价位时买入房子的部分中产阶级，又害怕楼价下跌，令他们成为“负资产”人士。在这种利益矛盾之下，香港政府举步维艰。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由1997年至2010年，香港人均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3.5%。然而，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所有市民都受惠。同一段时间内，属社会最上层10%的家庭人均住户收入上升了64.7%，但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10%的家庭却下跌了22.2%。相当一部分市民无法感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得益，结果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分歧扩大，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唐梁的特首之争，后面反映了两种如何处理经济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之争。唐英年出身爱国工商世家，但本身并不是强势风格的领导人，而且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大地产商、几大商会以及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部分工商界的功能组别议员和若干金融界的人士。因此他的政策倾向是在维护稳定和现有政府政策取向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政策进行微调，达到缓和大财团、中产阶级和基层民众之间矛盾的目的。 而梁振英虽然也是来自商界，但他出身基层，白手起家，较有主见，而且作风硬朗。他在参选前数年间，就香港的土地与房屋问题、经济结构以及财富分配和贫困问题，撰写过逾十万字的文章。他积极主张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同时要改革土地和房屋政策，解决低收入者的贫困问题。加上得到民建联、工联会等与基层联系较密切政团的支持，树立他关心基层，力求以新思维、新作风为香港带来改变的形象。 在数个月的竞选期内，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始终高于唐英年，并在大部分时间里领先20个百分点以上，这反映了香港大部分市民“求变”的心态多于“求稳”的心态，希望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带领香港解决解决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唐英年在竞选后期，也在政纲中推出多项惠民主张，甚至提出了比梁振英更为大胆的房屋和扶贫政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和背后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的形象，却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这次特首换届还是特区政府成立十五年来第一次实质政权交接。梁振英与政府公务员系统之间能否顺利配合，也成为梁振英想推出的政策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和收到成效的重要因素。如果两者之间配合不好，难免导致如回归初期董建华“空降”成为首任行政长官后，与高级公务员之间磨合出现很大问题，以致很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自由党走向牵动政治板块变化 在过去的十五年，香港政治的两大阵营非常鲜明。反对政府的“泛民主派”与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各就各位，前者旗帜鲜明的反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后者则有民建联、自由党，以及众多功能组别议员团结一致，为特区政府的立法和政策护航。由于建制派未曾受到重大的利益矛盾冲击，并在立法会占有多数议席，董建华和曾荫权时代，政府提出的政策，虽然有时会遭受批评，但绝大部分都能在立法会顺利过关。 可是从过去的经验看，一旦自由党临阵倒戈，投入“敌营”，会导致政府在立法会失去多数支持，举步维艰。2003年《基本法》23条在香港本地立法的失败，就说明这一点。而这次选举造成的建制派分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自由党和部分无党派的功能组别议员，是唐英年的主要支持者，即使在选举进入最后关头，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不回归传统建制阵营，而是寄希望于选举“流产”。 尤其是手上握有不少功能组别议席的自由党，高调反梁，在梁振英当选后，该党主席刘健仪还表示“痛心”。并在随后的几日里，批评梁振英的说辞几乎和反对派议员的讲法一致。可见该党“不支持梁”的态度，选后还会至少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梁振英的管治难度不只要与自由党和解，还要取得各财团巨头的信任；但他的政纲基调是扶持中下阶层，改革土地、房屋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争取贫富双赢，无疑要考验梁振英的智慧和能力。 如果梁振英和建制一方选择“放弃”自由党，无疑会利用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来重新洗牌。自由党一向在地区直选中成绩平平，如果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和其他建制派独立议员不和自由党在选举中协调和妥协的话，该党很难在地区直选中突围而出，很可能和上届一样出现无一人在地区直选中当选的结果。 至于功能组别组中的自由党议员和个别高调反梁的独立议员，因为在业界有一定的网络和人脉支持，议席并不会轻易被抢走。但如果这些人继续高调指责中央干预香港选举和批评下一届政府，难免与建制阵营出现摩擦，甚至支持他们的工商企业和财团也会和他们保持距离。 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和各界一致鼓励香港工商界积极参政，但从自称为商界代表的自由党的选举成绩和政治表现来看，并不大理想。虽然自由党一直未能有效凝聚商界的共同利益，也未能得到市民普遍认同，可是自由党连这种象征性的代表也告消失时，将会造成另一个问题。民建联或新民党所代表的阶层不同，不可能在短期内填补自由党所代表板块的空缺。上述的政治板块挪动，也是下届特区政府所要面对的问题。 建议调整未来特首选举模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利 2012-03-30 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 近期香港发生的几件大事，包括反内地孕妇赴港产子、D&G时装店禁止港人拍照，每次都触动很多港人的情绪，部分人走上街头示威。这些事件反映了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让人莫不感到忧心。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对于陈云这个所谓追求香港自治的主张，必须加以警愓。 “城邦论”三大危害 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观点，主要见于其撰写的《香港城邦论》一书。该书的大意是香港自清割让予英国后，便与中国各走各路，渐行渐远。而中国最大的不幸是给中共统治，香港九七前还有英国人作缓冲，化解一些来自大陆的影响。但九七后特区政府已起不到缓冲作用，中共会利用单程证、个人游等政策吞噬香港。香港应该自我反省，团结起来，不与中国这一“外邦”为伍，才能保卫香港这个城邦。《香港城邦论》自去年十二月出版以来，短短三个月之内已经印刷两版。在网上，也有许多陈云的粉丝热情撰文支援，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综观陈云“香港自治城邦论”理论，有三大危害委实值得关注。 其一，不断丑化内地，间接阻挠香港与内地融合。陈云不断在书中指责中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无时无刻都在想怎样才能摧毁香港的“自治”地位，又在经济上不断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取代香港“自给自足”的优势。同时，陈云也不断妖魔化内地人，指责他们“哑忍暴虐”，不推翻中共政权，可见大陆全民都有病。表面上，陈云是在批评内地政府和民众，但实际上却是暗中鼓吹港人不要与中国大陆融合。 其二，美化英国统治。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书里几乎完全回避了港英政府对港人的压迫，以及英殖时期的种种问题。譬如，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里，香港数以百万计的低层工人每天工作十多小时，赚着最微薄的工资，面对通胀加价而又几乎无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草根阶层过着艰困生活，然而在《城邦论》书里却对此只字不提。相反，陈云仅仅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良好印象，来称赞港英政府为香港带来了民主、法治、教育、经济增长、基础建设等等。 三，强调香港本地意识。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中指出，香港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全归因于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五十余年。他认为，香港本身经过英殖政府的培育，已经是人间乐土，她是“东方专制主义沙漠中的欧式绿洲”。因此，香港必须建立本土意识，必须像一个“城邦”那样搞“自治”。这个自治就是脱离中国的政治体制，变成一个与中国互不干涉的自治城市。两地应只剩下一个“互助”的利害关系，一方面让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服务、财务管理之地，另一方面维持香港的经济自主性。他声称，香港对大陆的贡献极大，是大陆害怕失去香港，而不是香港害怕失去大陆。 “隐性港独”等待时机 陈云通过上述三大被扭曲的观念，确立了“邪恶”的内地人与“善良”的香港人的族群对立。表面上，陈云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追求香港自治而不是独立，但实质上，他只不过是借城邦和国家的分别来混淆视听，这一做法更容易吸引支持者。与以前支持“港独”人士不同，陈云的香港自治主张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支撑。 陈云深知，以香港目前条件没有独立的本钱，最多能发展出一种模糊的香港人身份和有限自主意识，故他刻意不追求独立，暂时只要求港人认识香港的光辉历史，建立一个全香港人自豪的港人身份共同体。陈云还提出多条具体的原则，指出香港可以如何走向“自治”，包括双普选、货币自主、保障本土资源等等。 然而陈云此举只是在等待时机。这种“隐性港独”的主张和“台独”极为类似。过去几年，台湾民进党也是先在岛内鼓吹台湾主体意识，待台湾人民形成“台湾人”身份后，再推动台湾脱离中国大陆而独立。 正面论述亟待加强 综观陈云所谓“香港自治城邦论”的很多论点，其理据支撑实际上并无说服力。他只是透过修辞的包装，放大一些固有的印象，并藉此鼓动人们的情绪，令港人接受他的观点。譬如，每个人口众多的地方都总会有人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随街大小便、为求暴利而不顾人命，内地有，香港也有，欧美国家也有。但是，凭此就说大陆人全都是混蛋，明显是以偏概全。更何况，把资源被分薄、楼价飙升、物价高涨、都市面貌变迁等任何“负面”东西都归咎于内地人，也是不正确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特区政府政策出了偏差。中央政府应针对这些误解，邀请知名学者在香港报章上加以分析，并力陈内地与香港两地融合的种种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及其支持者多为香港社会保守的右翼分子。香港社会主流舆论并不认同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即使如梁国雄这种反对派人士也不支持。有关部门可考虑，联合部分香港反对派团体，一起批判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是在挑拨群族矛盾。 当然，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主张受到某些港人欢迎，其背后也有一定的原因。在目前全球经济萎缩的大环境下，与内地经济整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香港只要把握内地机遇，肯定会受惠于中国经济。不过，近年香港结合粤港优势，力求转型升级的同时，许多中央的惠港政策都不到位，无法让香港年轻人感受到不了好处，这才给了陈云一个丑化大陆、分化两地的空间。长远而言，两地政府应想方法解决香港年轻人出路问题。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港澳观察》2012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3-30 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港英政府于1951年在两地边界的香港一侧设立了28平方公里的边界禁区，当时的目的是减缓日趋严重的非法入境问题。香港的普通居民，要进入边界禁区的人士也须获得香港警方签发的边界禁区通行证。时至今日，该地区处于尚未开发状态，多为林地、农地、荒地，村落散布，人迹罕至，与边界另一侧的深圳市中心地区高楼林立，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块连绵2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差不多等于整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比香港岛已开发地区面积还要大，而且紧贴着中国内地。但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战略价值一直未受到重视。近年来，社会上逐渐有开放边界禁区的呼声。港府决定，从2012年2月15日起，分阶段逐渐开放边界禁区。但是，目前港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战略价值，只是把它当做香港的远郊区来规划，开放一些土地给村民自建房屋（即“丁屋”），以及做一些低密度的“乡村式开发”。 建议实施特殊签证政策 然而从珠三角整体发展看，这块地区正好是港深都市圈的中心地区，又由于历史原因保持了相对的完整性。随着“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内地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央政府应该和特区政府协作，将此块具有特殊价值的区域定位为香港“边界特别发展区”，并在此特定区域内对内地居民实行特殊的出入境政策。 具体操作上，这个地区由香港特区政府管辖，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政策。即凡持有效内地居民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无须向相关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前办理赴港签注，但须在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的同时出示内地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即到即签，便可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内逗留不超过七天。申请“落地签注”的次数不限，但若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有合理怀疑，可拒绝申请者入境。内地居民如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以外的香港其他区域，则须办理正常手续的赴港签注。 有助创造新经济增长点 在充份尊重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村民权益下，“边界特别发展区”可重点发展香港的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医疗、教育、仓储服务、零售消费等，为香港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发展为香港提供自由行、CEPA以外的“一国两制”新合作模式，将香港的制度优势与内地庞大的市场结合，有利香港开拓内地市场。 港澳自由行从2003年推出后，内地访港旅客激增。由于商务签注对企业的纳税额有较高限制，不少中小型企业人员都通过自由行方式进入香港。虽然有关方式已较过去方便，但是，来往频繁、要求及时会面的商务旅客受到自由行签注办理时间、停留限制等影响，未能充份利用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的优势。至于CEPA方面，只是让被承认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可以在内地自由开展业务，但是内地有业务洽谈需求的人士及专业人士仍须办理签注才能进入香港。因此，CEPA只是促进了人流的单向流动，这大大局限了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发展的机会。 另外，CEPA虽然为中港合作提供了实质的政策支持，扫除了部份香港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在一些制度和法规上还存在限制。例如，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未及时出台、地方官员对新措施认识不足、两地专业服务行业在体制及规管方面有差异以致出现对接问题，以及申请手续繁复需时等，被人称为“大门开，小门未开”。同时，CEPA虽然认可部份香港的专业资格，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向内地扩张。 以医生为例，医生需要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以长期跟踪病人情况，建立良性互动的医患关系，并不适合频繁往返中港两地。因此，一旦医生到内地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内地作为长期的固定工作场所，这意味着他们难以为香港直接服务。香港培养医生的成本十分昂贵，如果由香港纳税人出资培养的医生向内地流动，则会造成香港自身的人才流失。“边界特别发展区”正好为香港医生在继续服务香港居民的情况下发展内地市场。内地居民可以因应需要决定留港治疗时间，其家属也可以不用办理赴港签注陪同来港。 近期，由于内地大量孕妇来香港产子，造成香港医院产房紧缺，引起香港本地市民的一些不安。如果能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发展妇产科设施，可以让服务内地居民的妇产科服务和服务普通香港市民的妇产科服务相对分开，减少互相之间因资源争夺而引起的紧张关系。而且，“边界特别发展区”面积超过相当于30个铜锣湾，正好满足兴建医院、专科诊所、医生宿舍等大量的土地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港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协助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并支持了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但是，随着珠三角城市的迅速发展，不少港资厂商开始尝试将“店”和“厂”同时设置在珠三角地区。2009年，广东省积极推行“腾笼换鸟”的政策下，深圳前海发展的议题持续升温。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通过设立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的“边界特别发展区”，突破自由行和CEPA的局限，建立香港的“前海”，为香港经济创造新的动力。 改变城市功能布局失衡 与此同时，“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改变香港目前城市功能布局失衡的状况。今日的香港，一提起金融活动，大家会即时想起中环；一提起购物热点，大家会即时想起铜锣湾、旺角；一提起文化设施，大家会即时想起尖沙咀、红墈；讽刺的是，一提起香港的伦常惨剧，大家会即时想到天水围、元朗。印象的强烈反差，与香港城市功能布局的失衡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港英政府将香港的商业、贸易、办公、文化娱乐的城市功能集中在香港岛北部和九龙半岛南端。无论是香港的政府总部，表演场地如文化艺术中心、红墈体育馆，以至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都分布在维港两岸。至于新界方面，港英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和舒缓市区的人口压力，吸收英国政府建立新市镇的经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新界兴建了多个新市镇，包括荃湾、沙田、屯门、大埔、粉岭／上水、元朗、将军澳、天水围。按原先的设计理念，新市镇主要承担工业和居住功能。 新市镇吸引了不少市民搬离市区，对改善市区的居住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令新市镇未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予当地居民。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工业渐渐北移，新市镇的工业发展停滞，加上港英政府无意在新界建立城市副中心，在设立新市镇的同时并无将部份市中心的功能相应迁入，所以局限了新市镇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这令不少新市镇的居民需要跨区工作。2006年，新界高达41.0%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香港岛和九龙工作；九龙约有36.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香港岛工作；香港岛则只有21.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九龙工作。 跨区工作不止给上下班时间的维港两岸带来更严重的交通挤塞问题，还给居民带来了更多车费支出、乘车时间和精神负担，减低工作意欲。更大问题是，全港十八区中，香港最北部的元朗区和北区的居民教育程度较低，区内单亲家庭、领取综援家庭、新来港人士较多，远离市区的客观因素更增添其寻找工作的难度。无论在失业率、无业家庭比例以至入息低于平均综援金额的家庭比例，两区的数字都居全港十八区的前列位置。当中元朗区天水围的自杀率更是全港最高，不时发生伦常惨剧，被指为“悲情城市”。 另外，香港可发展的平地不多，大多集中在新界的元朗、粉岭。回归前，港英政府为了持续发展维港两岸，大多以填海的方式增加土地供应。自1842年至现在，香港累计填海土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约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但是，踏入二十一世纪，填海发展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一方面，维港两岸浅海地带的面积不断减少，填海成本上涨；另一方面，香港人的环保意识增强，保护海港协会成功在回归前推动立法局通过《保护海港条例》，更成为环保团体反对政府填海计划的利器。所以，填海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将香港的优势服务业与内地的庞大市场结合。长远而言，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边界特别发展区”成为香港城市副中心的意义在于根本地改变香港的城市功能布局，为新界注入更大的经济活力。更多中产人士因为参与城市副中心的经济活动而迁入，带动区内消费，为元朗区和北区的低学历和低技术的基层劳工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元朗区、北区以至新界的居民可以不用远赴香港岛和九龙工作，香港岛北端、九龙半岛南端的交通挤塞问题亦可得到舒缓。香港亦可在填海以外，开拓发展用地，应付经济发展需要。可以说，建立“边界特别发展区”作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不止为香港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有助舒缓新界的社会、民生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资深研究员 刘兆佳 2012-03-08 在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寻求与东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多层次关系方面，香港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以强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软实力”，抗衡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 1. 未来国际格局变化呈现将对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六个特点：第一，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长期阴霾下，金融和贸易全球化倒退，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第二，世界经济重心向东移动，特别是向东亚地区移动。第三，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经济活动在区域内进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持续不断。第四，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且是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第五，基于历史、文化、民族等原因，东亚区域合作存在着不少的困难。一些困难例如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利益矛盾和纷争会不时爆发，干扰区域合作进程。第六，绝不会让中国主导东亚事务的美国越来越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是通过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另一方面则不断引发和激化那些国家与中国的争端，鼓励个别国家与中国争夺利益，力图扩大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质言之，美国就是不单要遏制中国崛起，同时要为中国制造内部不稳定因素，以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促使中国“和平演变”。 2. 这些复杂深刻的矛盾相互交织无疑对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构成重大挑战。而中国东亚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如何在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构建更多利益共同点，借以减少彼此的矛盾所造成的伤害，以对冲美国的分化战略，进一步增加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使东亚的发展更能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服务。 3. 香港位处东亚地区的战略要冲，和东亚国家有着密切的金融、贸易、交通、运输、文化、社会、家族和人脉联系。更重要的是香港与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的关系十分紧密。随着东亚地区内部经贸往来的急速增长，彼此之间的交往会更为广泛。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对香港印象良好，没有什么疑虑，普遍盼望跟香港建立更密切的来往。 4. 在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寻求与东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多层次关系方面，香港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以强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软实力”，抗衡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概括而言，香港可以在以下12个方面有助于国家。一是国家可以借助香港与东亚国家发展更密切的经贸合作、可以通过香港让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货币之一，从而推动本地区的经济整合；二是让香港成为东亚地区举足轻重的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三是利用香港在东亚的枢纽地位加快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四是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对东亚地区投资、购买自然资源或并购外国企业；五是内地企业与香港企业联手对东亚地区“走出去”；六是通过香港促进内地非政府组织与东亚地区非官方组织的互动和合作；七是强化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与东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从而增加东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好感；八是通过与香港的合作在东亚地区以适当的方式弘扬中华文化；九是以香港为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各种合作机构的基地；十是争取一些大型东亚企业以香港为地区总部开展与内地的业务往来；十一是国家与香港一起开展一些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比如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慈善公益、扶贫纾困、教育文化）的活动；十二是借助一些有能力的港人向东亚国家的人民宣扬中国，为国家说好话。 5. 为了让香港更好地为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服务，中央政府应该大力协助香港以某种身份加入东亚地区的多边组织。目前尤其重要的是东盟+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在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签署的双边协定中，可以考虑给予香港某种参与的机会。中央也可以更多地在香港举办一些涉及到东亚地区的国际会议。 6. 当然，要更好地发挥配合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策略的独特作用，香港尤其是特区政府也有大量工作要做。香港社会各方面要充分认识东亚地区在香港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要适度改变过去“重西轻亚”的心态，加强对东亚地区的认识和研究，大力培训和引进熟悉东亚地区的人才和组织。香港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侨界组织和在东亚地区有影响力的人士需要增加同东亚地区的联系；香港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和专业培训机构可以加强向东亚地区招生；香港的证券交易所应该更好地作为东亚地区企业的融资平台。 7. 就特区政府而言，香港与东亚国家的官方交往必须增强。政府应在这些国家多派驻办事处和人员。高层政府官员可多率领经贸和文化代表团到这些国家访问，同时多邀请一些东亚国家的官员和有影响力人士到香港参观访问。驻港的东亚国家外交人员与港府的联系应该更加密切。政府也可以成立一些促进香港与东亚国家民间合作的委员会和机构以促进合作的制度化和经常化。政府有需要在政策上和财政上支持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加强与东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交往。 《港澳观察》2012年1月期  相关链接： 提升香港在国家东南亚战略中的价值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子熙 2012-02-15 美国财团大举投资澳门，客观上肯定也会对澳门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带来一定的影响。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澳门应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规范各方势力，以及落实产业多元化，借此限制博彩业对政治影响。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十二周年。从宏观的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回归后澳门其中一大转变，就是对外关系由以前是葡萄牙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变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由此，澳门问题也很自然地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影响中国的一个筹码。探讨及了解美国政府对澳门关注的动向，不但可以预估美国对澳门的影响，也可间接看出美国对华外交动向。 澳美贸易风波的背后 回归前，澳门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本身并无外交权，西方国家如美国也甚少利用澳门问题与中国打交道。严格来说，只有回归前夕的澳美纺织制衣业贸易纠纷，或多或少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外交斗争。 澳门的纺织制衣业自二次大战后兴起，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澳门依靠配额的出口加工业的发展模式却屡屡受到挑战，尤其是1998年美国海关对澳门输美的成衣突然实施新的产地来源证规定，顿时令澳门的纺织制衣业出口失去竞争优势。此事对澳门震动很大。经过澳门政府与美方近一个月的接触与谈判，双方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澳门政府作出让步，配合美方来澳门检查工厂，澳美贸易风波才告一段落。 澳门输美的纺织品长期以来确实存在将内地工厂生产的货品当成澳门制造的产品来出口的现象，这点澳门与美国都是心照不宣的。但所谓非法转运的问题，在其它许多地方如香港、台湾和越南等地都存在。澳门输往美国的纺织品只占美国成衣进口比例的少数，对美国成衣市场来说，影响实在太小。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向澳门开刀，一方面因为当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政府意图向国内作出交代；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对当时即将举行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施加影响。综观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美国强权政治的产物。这也是美国首次利用澳门问题向中国施压。 澳门在1999年回归祖国后，由于经济转型，许多制造业都转移去了劳工成本廉宜的珠三角地区，曾经是澳门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制衣业，重要性也日益下降，难以再成为中美之间的外交事件。反而，随着澳门2001年开放赌权，美国和澳门的经贸关系变得极为重要，博彩行业开始成为中美外交的新焦点。 美国对澳影响日深 据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杨苏棣今年5月20日出席美国商会一个公开活动时透露，目前美国在澳门直接投资近100亿美元，在外来投资者当中，仅次于香港。美国商会澳门分会现有会员超过100人，居住在澳门的美国公民人数则有4000多人。通过这些简单的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得出三点看法。 第一，美国政府对澳门的兴趣越来越大。首先，美国一向关心国民在海外的利益。澳门引进美资集团后，许多美国人到澳门打工。既然现时居住在澳门的美国公民人数较澳门回归前激增了两倍至4000多人，美国政府加大对澳门地区的关注，实属正常。这情况和英国相若。目前大约有1000名英国居民在澳门，英国外交官员每个月大概要去澳门两次，定期和居住在当地的英国公民交流，了解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再向澳门政府反映。其次，美国商会的澳门分会发展迅速，现有会员超过100人。当中的金沙和永利集团均是美国上市公司，对美国社会有一定影响力，这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关注澳门事务。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香港的美领馆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前去澳门，与澳门政府及商界人士会面。对澳工作一直由在香港的总领事馆负责，但美国政府早前也曾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在澳门设立领事馆。 第二，美国势力对澳门的影响越来越大。澳门自然资源贫乏、内部市场狭小，这些因素制约着澳门经济的发展，也导致澳门经济对外依赖性极高。目前澳门博彩业已形成美国资本和本地资本两分天下。在新批出的六块赌牌中，有两块半是属于美国资本。美资企业为上万澳门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但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方说，美资博企的员工大幅度上升。在2008年上半年，外资赌场雇用的员工人数占澳门博彩业从业人员总数的60%。在金融风暴袭击下，目前美资博企员工仍然约占一半，对澳门的就业市场影响极大。 第三，美国势力开始影响澳门事务。澳门有不少人对美国资本的进入忧心忡忡，担心美国财团实力雄厚，将来会操纵澳门的赌业市场，甚至进一步影响澳门的政治和特区政府的管治权，甚至影响澳门“一国两制”的实施。这些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以古巴为例，古巴在1959年革命前，美国资本和黑帮操控夏湾拿的博彩与旅游业，结果便是古巴的政治主导权逐渐被侵蚀。近年美资博企在澳门发展迅速，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也必然会提高话语权。如《亚洲时报》2009年报道，美资永利集团曾不惜以拖延投资，向澳门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澳门制定和修改几项法律，其中一项是修改赌场借贷条例，为“赌场借贷”立法，使赌场借贷合法化。此举实质上就是干预澳门政府内部施政。 维护美国在澳利益 自回归祖国后，澳门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中央政府已决定根据澳门的独特角色，把澳门建成一个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汇的平台。换言之，澳门在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角色将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澳门成为中外尤其是中美外交博弈战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美国借澳门汇业银行涉嫌朝鲜洗黑钱活动，对中国经济领域方面进行了一次声誉威胁，澳门几乎出现一场金融危机。这一次试探性的行动，也让中国有机会认识美国影响澳门的新变化。所以，了解美国关注澳门哪些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十分重要。 目前澳门发展和美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基于回归后的“一国两制”政治架构。美国政府则根据2001年美国国会颁布的《美国澳门政策法案》，承认澳门在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领域有高度的自主权；美国政府有责任支持澳门的持续经济繁荣，以及支持和维护美国在澳门的经济利益。 不难想象，基于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对澳门事务的最大关注仍是希望与澳门政府确保所有外国投资得到公平、透明的对待。2010年，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杨苏棣曾多次到澳门与三家美资博彩企业高层会面，并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会面，就“赌场设施的建造和赌场营运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展开对话。杨苏棣认为，因为美国公司在澳门有巨大投资，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澳门政府必须保障美资博彩企业赌场酒店及管理赌场酒店的人力资源，必须解决澳门劳工政策的某些问题。杨苏棣这番言论，是要澳门政府看到美国政府坚定支持美国在澳门的博彩企业。我们可以大胆预测，美国政府未来仍会继续就保证投资者权利的议题向澳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施压，以维持美国博彩企业在澳门的利益。 其次，作为世界上的民主大国，美国一直十分关注澳门的民主发展。据“维基解密”披露，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在2009年和2010年的外交电文中，都有提及澳门当时的政治情况，形容民主在澳门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早年美国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也曾对澳门特区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价，指责澳门“最明显的是限制公民改变政府现状的能力”。种种迹象，都反映出澳门的政制发展议题一向是美国政府的另一项关注重点。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今年11月公布新年度施政报告时首次明确提出，是否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规定的行政长官、立法会产生办法，将是明年施政重点之一。紧随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已收到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释法信函，12月或会有答案。换言之，澳门特区的政制改革将有望于明年“起锚”。澳门政制如何向前走、如何加大民主成份，将成为未来一年澳门社会的争论点。估计美国政府也会对这议题加倍留意并在适当时候“发声”。 值得注意地是，澳门将于2013年举行第五届立法会选举。2009年美资博企遭遇金融海啸，无暇参与立法会选举。然而，2013年立法会选举正值博彩经营权即将到期，美资博企极有可能参与选举，以提高其在澳门政坛的影响力，进而提高对澳门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和确保他们在澳门的利益。即使美资不派人参选立法会，也有可能资助一些人参选，届时同样可以在立法会发挥影响力。这样美资集团就可以提高对澳门政府的“叫价能力”。 关注澳门社会事务 除了上述两大议题，我们还应注意到，美国对澳门一些社会事务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主要包括遏制金融犯罪和打击贩卖人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2-10 香港社会当前正在讨论是否增建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的问题。但即使一切顺利，香港机场按计划于2022年起三条跑道同时运作，到2030年前后又将面临跑道容量饱和的问题。与大珠三角其他机场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分工，是香港机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 香港社会当前正在讨论是否增建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的问题。但即使一切顺利，香港机场按计划于2022年起三条跑道同时运作，到2030年前后又将面临跑道容量饱和的问题。考虑经济成本和环境保育的因素，香港机场再扩建第四条跑道的机会不是很大。与大珠三角其他机场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分工，是香港机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 面积仅两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半北京市的面积)的大珠三角地区，目前有七个民用机场，包括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珠海五个国际机场和惠州、佛山两个国内机场。由于这个地区空域资源紧张，空域管理又处于分割状态，各个机场之间缺少良性互动和协调，被称为处于“战国七雄”的混战状态。 目前，大珠三角五个国际机场的沟通机制是定期召开的大珠三角五大机场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机制虽然就多项提议进行探讨，但属于论坛性质，实质合作进展不大。大珠三角机场之间缺乏实质性合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这些机场分属“一国两制”下的三个不同行政区，行政管理权上的差异令合作不易进行；第二个是各个机场之间的利益和目标不同，增加了合作的难度。要解决这些困难，需要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三地机场合作的可能与障碍 大珠三角七个机场中，由于惠州和佛山机场规模较小，因此能否合作主要取决于五个国际机场。这五大机场中，香港机场与广州机场进行实质性合作分工的难度最大。首先，广州机场与香港机场距离最远，往来不便。其次，中国民用航空局将广州机场定位为中国三大门户复合型枢纽机场之一，另外两个门户枢纽机场分别是北京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意味着广州机场在未来发展规划、前景和功能定位上都与香港机场较相似，互补性较小，两大机场未来合作空间不大。 珠海机场和广州机场相比，与香港机场的直线距离略短一些，而且港珠澳大桥会将珠海机场与香港机场相连。但珠海机场地处珠海市西端，即使港珠澳大桥建成，香港机场与珠海机场之间的车程需要1个小时左右，远多于到澳门机场的时间。而且香港机场虽然已经接手珠海机场的经营管理，但珠海机场在客货运上与香港机场没有实质联动。 澳门机场距离香港机场比较近。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在即，若大桥实行方便的出入境政策，澳门机场与香港机场之间车程将缩短至约20分钟，大大提高了两机场往来的便捷程度。澳门机场过去主要依靠海峡两岸的转机旅客和货物，在两岸三通实现后，澳门机场的客货流量急剧下降。如果能将部分香港的客货空运分流到澳门进行，对提升澳门机场的使用量有很大帮助。此外，澳门机场目前廉价航空发展迅速，在业务结构上与香港机场互补程度较高。 深圳机场距香港机场只有37公里，而且两地已开始研究修建连接两机场的西部快速铁路，并已列入“十二五”规划中。如果该项目得以实施，深圳机场到香港机场的旅行时间将缩短至20分钟内。此外，深圳机场目前以经营国内航线为主，与以经营国际航线为主的香港机场在业务合作上空间较大。 从技术角度出发，香港与深圳及澳门机场合作存在较大的可能性。但这里面还存在一些重大障碍，需要中央直接协调。 一直以来，香港机场希望同深圳机场以股权合并的方式合作，并成为控股股东。深圳机场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因而对港方期望的合作模式持不同意见，对香港机管局作为控股方有所保留。两者在合作模式上的意见不一致，成为香港与深圳机场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 对于澳门机场，目前香港和澳门政府都没有主动提出合作意愿。虽然澳门机场连年亏损，但博彩业令澳门政府保持较高财政盈余，澳门当局没有财政压力，因而对于香港机场合作没有迫切需求。此外，澳门机场股权结构复杂，要协调利益比较困难，这都是香港同澳门机场合作时需考虑的问题。 由于受航权所限，国泰和港龙等香港的航空公司不可能到深圳或澳门机场经营往来其他城市的航线。尤其是在构想的港深机场分工模式中，如果香港机场主攻国际航线，把飞往内地城市航线的市场交给深圳机场，这就意味着以香港为基地的、经营香港与内地城市航线的航空公司不得不淡出大部份往来内地城市的航线。这是以香港为基地的、经营香港与内地城市航线的航空公司不愿意见到的。 由于香港机场与深圳机场、澳门机场合作存在困难，需要中央政府协助。只有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将香港机场与深圳、澳门机场的合作分别纳入大珠三角有关合作框架中，才能尽快展开与两机场实质合作项目的商议讨论。 三方面推动港深机场合作 根据现实情况，香港与深圳机场的合作可以分别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由中央政府召集香港和深圳机场管理当局会商，寻求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商业合作模式。早于2001年，香港机管局已建议大珠三角内五大机场必须进一步融合，发挥各自优势。当时香港机管局与深圳机场洽谈合作，包括股权互换等。然而，由于双方对合作方式认知上的差异，令港深机场的合作未有重大进展。如果港深机场的合作要进一步推动，需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民航总局以及广东、深圳地方政府共同参与，推动有关合作的谈判，并进一步加快落实港深西部快速轨道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二是香港与深圳在洽商基础上为两地互设异地航站楼提供便利。目前两机场互设便利性转运服务，主要用于旅客接驳目的，尚未有异地旅客登机服务。例如现时旅客飞抵深圳机场，可以在有关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及领取登机证，但是仍需自行携带行李到香港机场转机。建议未来逐步扩展异地服务范围，如增设行李托运、免费穿梭巴士等异地登机服务。这些措施为乘客提供更多便利，奠定两地机场未来合作的基础。 三是研究以香港为基地的航空公司获取从深圳往来内地其他机场的航权的可能性。要取得这方面突破，需要中央政府授权，通过CEPA（内地和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安排）协议来进行。香港特区政府可在与中央政府有关部委讨论，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推进航空领域CEPA的签订，搭建香港同内地在航空业上的合作框架协定，在深圳向香港的航空公司开放内地市场的航权。 筹谋港澳机场战略合作 香港机场与澳门机场的合作，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蒯辙元 马建波 2012-01-05 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已严重影响港府的施政管理，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港府管治弱势现象必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应尽快加强从观念到机制的全方位应对改革。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以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治方针政策，香港成为中国重要的行政特区。即：在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主权范围内，实行两种社会和经济制度，中国大陆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香港作为中国的行政特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安排的设计框架内，主权与治权应是高度和有机统一的整体，治权从属于主权。这从香港领土主权回归后的国家驻军安排就可理解。因此，对香港特区而言，“一国”是实行“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重要前提，只有尊重和维护一个中国的主权意识和中心地位，才能更好地实施“两制”和“港人治港”，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即是体现中国行政特区的特殊行政制度安排，标志着国家赋予回归后的港人真正当家做主的权利，港人将以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真正实现对香港特区的行政管理，实施以“行政主导”为原则的社会、经济与民生的管理。 港府管治弱势之因 然而遗憾的是，香港回归近15年来，虽然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下，顺利完成政权的平稳过渡和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真正实现了领土主权与治权的回归。但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真正回归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有学者表示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约需25年的时间）。 今天的香港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殖民意识毒化深远，西方反华敌对势力活动猖狂，香港社会反对势力快速发展，民众意识分化严重，国家意识和国民身份认同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立法会成员龙蛇混杂，议会政治凌驾于政府施政之上，违背“行政主导”的施政管理原则，有一股巨大的“反社会、反经济”的阻滞能量严重阻碍特区政府的施政管理，并束缚政府高官或政务官的手脚，畏首畏尾，缺乏突破创新意识和长远打算，普遍持有“打好这份工”的消极心态，对香港政制、经济、社会、民生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极为不利。 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西方反华势力布局深远。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行政架构设置“软肋”，迅速发展强化“立会”对政府的施政决策影响，鼓动发展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街头暴力民主。制度安排也预设许多伏笔和掣肘，如：在基本法谈判中利用主权大局掩盖关键的政制管理细节，“公务员薪酬机制、居港权问题、联汇制度、最低工资制、终审法院安排”等等都留下制度缺口，形成对政府施政和相关立法的制约。同时，在政府行政、公务员架构和社会各层级广布间谍眼线，极力培植代言反对势力，并持续施加政治和社会影响。例如早前“维基解密”披露有香港政客、议员秘密接触美国领馆官员，出卖内部情报，并获美国领馆点名“重点保护”。无独有偶，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巨额政治献金文件经Foxy软件外泄，掀起“黑金风云”。根据泄密资料显示：黎智英在过去6年中，一直与香港反对派过往甚密，并向民主党、公民党等组织和个人捐出政治献金高达6000万港元。更令人关注的是，各社团组织获得政治献金均高达数百万之巨，其中民主党受款达1369万港币；香港天主教区前主教陈日君受款更高达2000万港币，并大量资助予内地的地下教会，其反中乱港政治图谋欲盖弥彰；而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亦获得130万港币的政治捐款，助其竞选立法会议员。黎的身后也有西方活跃的影子，他也许只扮演了一个马前卒的角色。在是次“黑金风云”中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壹传媒动画有限公司商务总监Mark Simon，被揭露是美国政界在香港的“代理人”之一。其身为共和党香港支部主席，多年来代表黎智英向香港的反对派，以至美国政治组织持续捐出“政治献金”，反映黎智英与美国政界过从甚密，加上早前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驻港领事馆的外交机密电文中，力证包括黎智英在内的“港版四人帮”，挟洋势力在香港掀风搞雨，显示是次“黑金风云”绝非“空穴来风”。可见，回归后民主党、社民联、公民党、人民力量等香港反对派迅速滋生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黑金支援、操纵和影响有关。他们广纳专业人士和“80后”、“90后”精英，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二是，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思维局限束缚，内地政府秉持坚决不干预态度，忽视“爱国爱港、亲中挺港”力量的继续培育和发展。回归后，一些重要的“爱国爱港社团组织”（如香港特区筹委会、港事顾问、区事顾问委员会等组织，约1000多社会各界精英）完成历史使命，被迫解散。且中央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均不得干预介入香港事务，也不宜公开谈论香港管治问题。爱国爱港力量的日渐削弱与反对势力的逐渐做大形成鲜明对比，建制派“民建联”虽发展为最大社团组织，但失去社会和民间“爱国爱港”协同支持力量的依靠，已成孤军之旅，还留下“保皇派”的骂名，难以对港府施政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三是，英国政府对港英当局公务员管治团队和行政架构的设计，绸缪颇深，层级严谨，全面控制要职及核心部门。香港回归前，香港主要行政管治力量公务员团队由英政府委派港督统领，行政架构等级森严，且有严谨高效的特征。当时行政架构内各层级主要负责官员和要害职能部门长官或政务官，均由英政府在英国本土或海外训练委派。而香港本土公务员均被屏蔽于核心管理职权或职能之外，尽管香港也有训练竞升的机制和阶梯，但港人公务员也很难触及重要职位。例如：回归过渡期公务员高官陈方安生、曾荫权等都不能涉足要害职能部门和机密档案。他们与其说是“政务官”，不如说是英国人培养的“事务官”和“执行者”，真正下命令的还是英国人。因此，香港事务官们难以进行真正、系统的施政管治历练，打工者的心态根深蒂固。 四是，回归前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极为重视，因为这关乎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凡派到香港任职的公务员高官或政务官都经过海外长期系统的培训历练。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仅上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培养的全球政务官精英达3000多人，派往香港任职的有50多人。且这些到港履新的政务官在到任之前不仅在英国经受了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而且还被外放到英国在非洲等地的海外殖民政府履职历练长达10至15年之久，所以具有较强的专业管治能力和丰富的管治经验。他们在极力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同时，也能很好地平衡服务殖民地的利益，逐渐渗透殖民文化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香港回归后出现特首和政务官很难真正进入角色，习惯于执行命令，缺乏长远规划、大胆创新和强势施政的主导意识，出现管治能力薄弱等现象。 五是，受僵化思维局限，香港回归以来，内地到港发展的经济管理人才或参政议政人才难以落地生根，真正融入香港社区、社会发挥积极影响，“爱国爱港、亲中挺港”力量难以迅速发展壮大。根据香港《基本法》规定，原在港居住或外派超过7年的中资企业干部或工作人员，可以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在香港回归后，内地有关管理机构调整了管理政策，外派香港中资企业（机构）连续超过7年的公务人员，不得在港申请永久居民身份。而这些人中很多在港多年已成为各界精英和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政策的调整，不仅影响了内地管理人才在香港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巩固爱国建港、治港力量，也影响了企业业务发展的连续与稳定，还限制了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及推动香港政制循序健康发展等正面支持力量的发展壮大。 全方位壮大建港力量 由于上述诸多原因的影响，港府管治弱势现象难以根本改观。随着香港反对力量的迅速发展和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影响，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已严重影响港府的施政管理，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反高铁”，“立会补选”，“反预算案”，“港珠澳大桥环评”，冲撞特首、警员和中联办保安，及近期的“外佣居港权复核案”等等事件，都显示有西方势力和反对派刻意煽动破坏，带来许多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已给香港的管治力量敲响了警钟。因此，必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应尽快加强从观念到机制的全方位应对改革。 首先，要积极部署发展、壮大香港社会的“爱国爱港和亲中建港”力量。要恢复和发展“港事顾问、区事顾问、政经顾问”等民间社团组织，广泛吸纳各界精英和基层力量。 第二，中央政府要重视加强对香港政府管治力量的培养，应拓展思维，将“港人治港”逐渐深化为“国人治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能违背一个中国的核心利益，她既是特殊社会制度的安排，更是要促进两地经济的全面融合。建议中央政府在内地建立香港政务官和公务员训练机制，加强对香港管治团队和高官的全面系统训练。 第三，要全面推进香港教育体制改革，深化国民教育、国情教育。香港国民教育不仅应在学校全面推广，更应从公务员开始，通过开展国民教育、国情教育，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国情、发展和国际形势的认识，培养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视角，凝聚爱国爱港热情，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 第四，建议中央政府要因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有关外派人员管理政策，培养香港社会中资精英，壮大我方选举力量。随着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临近，港府正面支持力量的选票瓶颈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建议有关方面改进外派管理政策，不要搞一刀切。对于在港连续外派工作超过7年的专业精英，应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和审批机制，让他们可申请办理永久居港权，以巩固发展爱国爱港和亲中建港力量。 《港澳观察》2011年11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