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6-08-08 蔡英文就职演说以擦边球方式暂时解除地动山摇的危机,两岸继续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届时农渔业是否再度被拿来祭旗、两岸农渔业要如何可持续合作发展，受到农渔民高度关注。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陆舍弃诸多有力筹码，选择农渔产品施压，直接受害的是基层农渔民，实非明智之举。从长远角度看，应该让两岸农渔产贸易回归到市场机制，由市场供需来决定，不必如虱目鱼契作般硬性而为。陆方无需刻意对台让利，也不宜再透过新买办、财团、政治团体等企图影响农渔民选票。 继陆客来台人数锐减后，有关岛内生产的虱目鱼、石斑鱼、甲鱼蛋、菠萝等输陆重要农渔产品，坊间在5·20前也陆续传出不利新闻，让农渔民忐忑不安。尽管大陆官方未出面证实，但是想传达的讯息却非常明显。蔡英文总统5·20就职演说避开与大陆对决，以擦边球方式（“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1992年会谈达成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满足陆方部分期待，暂时解除地动山摇的危机，继续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只是一篇文告并没有实质约束力，还是要看实际行动，因此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察言观行”期，随时可能擦出火花。届时农渔业是否再度被拿来祭旗、两岸农渔业要如何可持续合作发展，受到农渔民高度关注。遗憾的是岛内外媒体都把焦点放在政治意涵的解读上，忽略农渔民作为两岸博弈棋子的心酸与无奈。让利的利与弊在马英九执政期间，两岸农业交流及贸易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基础，尤其是两岸ECFA协议签订后，18项农渔产品列入早收列表，进口关税调降为零并简化通关流程，让输陆农渔产品更具优势；加上马政府的政策性支持，积极鼓励台湾农渔产品大量输往大陆，使得对大陆的农产贸易从逆差转为顺差（超过一亿美元）。不过，两岸合力创造的红利多落入有门路的少数财团、大买办、大贸易商、假农民团体口袋，辛苦从事一线生产的农民的生计并未获得显著改善。多数台湾民众对大陆官方所谓的让利其实是无感的，甚至被反对党操作成是岛内农产价格飙涨的主因，引发消费者反感，最终造成在野党的全面执政。陆方应该面对现实，深入检讨对台湾民意掌握的偏误，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要所托非人，如何正确掌握台湾民意以及民进党宣传术，可视为大陆官方对台政策中需要用心检讨的课题。如今岛内政权轮替，国民党被赶下台，民进党全面执政，国民党已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为避免民进党的蔡“总统”走向台独之路，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陆舍弃诸多有力筹码，选择农渔产品施压，直接受害的是基层农渔民，实非明智之举，毕竟农渔产品不是台湾经济和外汇的主要来源，政客以农渔民为尊也只是选举口号，影响有限。未来若继续采取限缩台湾农渔产品输陆政策，或设下种种非关税障碍（如加强进口农渔产品检验检疫、延长通关流程、奖励在地优先、扶持台湾品种生产、缩减石斑鱼直航口岸等），财团、买办因资金雄厚、政商关系良好，可以轻易转为经营其它生意或采更低价收购维持利润，影响有限，而农渔民则因资金、技术、设施等限制，无法立即转做其它作物，只能转为内销。在岛内消费量有限的情况下，价格自然大幅下跌，进而影响到农渔民收益，反不利“两岸一家亲”的推动，也会导致两岸距离越拉越远。正确选择是改弦更张，深耕台湾，不要再以大陆思维来看台湾。 回归市场机制虽然台湾农产品对大陆依赖远胜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需求（两岸经济筹码已向大陆倾斜），两岸农渔产品还是有互利互补之处，无须过度解读。从长远角度看，应该让两岸农渔产贸易回归到市场机制，由市场供需来决定，不必如虱目鱼契作般硬性而为。陆方无需刻意对台让利，也不宜再透过新买办、财团、政治团体等企图影响农渔民选票（多数台湾人不买单）。对于受到大陆消费者欢迎或需要从国外进口的农渔产品，基于平等互惠原则可以考虑将台湾纳入主要采购地区；平时则透过现代信息网络建立台湾农户信息及互动平台，并采取契作模式，同时加强对两岸重要农渔产品育种及病害防治研究（可以到台湾申请知识产权），一旦台湾农渔产品发生严重滞销或重大疫情，陆方无论想稳定货源还是伸出援手，都能筛选对象，避免重蹈覆辙。 台湾方面虽然淡化大陆市场的重要性，并强调会协助农渔民开拓其它更好的国际市场，避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只是这需要缜密的规划调查、时间、专业人力及庞大经费等，非一蹴可成。事实上，大陆对台湾农产品需求远低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市场的依赖；何况日本、欧美等先进国家虽然对高质量农渔产品需求大，售价也较高，但是来源多元，对于进口农渔产品的检验及规范相对繁复且各不相同，新政府要与国际接轨恐怕又是空话。目前国内农渔产品多数生产出来再找消费市场，并未针对特定之目标市场采取专区生产模式（从品种、种苗、生产过程、采收、物流、运输等均遵守该目标国规定），且未深入进行当地消费者偏好与相关产品竞争力等研究分析，尤其东南亚地区也是全球农渔产品的生产重镇及创汇主要来源，短期内想要找到足够大的替代市场谈何容易，农渔民不要再盲目跟随政府脚步（无论蓝绿，西进或南向）；何况大陆已经是全球重要农渔产品消费大国（2015年大陆农产品进口金额高达1,159.2亿美元），台湾更没有舍近求远甚至自我放弃的道理。当务之急还是先求固本再徐图开疆辟土。而有了5·20前的震撼，面对两岸可能的纷扰，短期内农渔民可采保守生产对策，不要盲目增产并做好产品质量及安全管控，不要存有大陆让利的迷思；长期则须调整生产结构，提高生产技能并运用互联网寻求全球农渔产品高端消费的买家，避免再陷入“跟风”和“单一市场”风险。 追求良性竞争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台湾农渔业无论在品种、技术、经验、制度、研发等方面都是大陆极力学习的对象，来台参访农渔村进行学习、取经的大陆官员、学者、企业络绎不绝。只是不到十年光景，大陆官方透过政策优惠有计划化地引进国外及台湾人才、先进技术、资金、设备等到当地投资经营农渔业相关产业，有效带动当地的农渔业生产技术及经营效能，正逐渐拉近与台湾差距，部分种类如吴郭鱼、欧洲鳗、石斑鱼、紫菜、对虾、鲍鱼等更超越台湾在国际市场获得佳评，抢走不少台湾原有的市占率。近日大陆养殖之龙虎斑凭借价格低、质量好、成长快速等优势打趴台湾青斑就是一大警讯，大陆农渔业科技水平已经不在台湾之下，凭借科技、外交与规模经济优势可以和台湾在南向市场做有利竞争，台湾官员不能再夜郎自大。“龟兔赛跑”的寓言故事在两岸农渔业竞赛中真实上演，可惜台湾领导阶层还沉醉在台湾农渔业NO.1的历史岁月中没有觉醒，这才是台湾农渔业最深层的危机。遗憾的是新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认知，继续延用旧的官僚与思维（报喜不报忧、做一汤匙却讲成一畚箕、追求捕捞量世界第一的迷失等）。未来大陆政府对台策略若抛开让利，改为采取精兵策略，挑选具外销潜力品项生产的前1﹪业者，从教育、选种、生产管理、病害防治、药物使用、上市前检验检疫、分级包装到出口运输采取一条龙模式，全程给予严格管控，并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进口管制规范、消费状况、潜力、消费者偏好、需求数量等等，同时借助与这些国家签定之自由贸易协议取得零或低关税优惠，将会较与多数国家尚未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台湾产品更具出口竞争优势，这对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的蔡总统及其执政团队会是一大挑战。目前大陆由于务农人数高达数亿，在耕地质量、教育、技术、设施、经验等方面水平不一，滥用化肥、农药、药物、激素等情况也相当普遍，为此大陆官方下定整顿决心，颁布史上最严格食安法，纳入网络平台与保健食品管理，并强调源头管理的重要，短期间或许无法全面确保所有上市农产品的食用安全，摆脱“黑心食品王国”的污名，但是若采取专区生产方式，先对出口农产品做全面管控则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台湾官员不要老是把“药检”视为防御大陆农产品输台的马其诺防线，小心阴沟里翻船。 农渔产贸易非两岸经济的重要贡献方（台湾出口到大陆农渔产品总额仅为50.7亿美元），却因缘际会成为两岸政治交锋的棋子，双方有得有失。两岸纷纷扰扰波及农渔产品的出口，让台湾农渔民惶惶不可终日却也莫可奈何，自古以来农民始终落于社会底层难以翻身。目前财团、富贾对政府的影响力远胜于农渔民，这也是大陆拿农渔业施压无法奏效的原因之一。两岸合则两利，衷心期盼农渔业能早日跳脱两岸博弈棋局，回归到正常的市场机制并维持良性互动，此乃两岸人民之福！
台湾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气虹 2016-06-29 尽管“绿大于蓝”已成岛内政治版图的基本现实，但蔡英文体认到还有更多比“法理台独”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因此即使台独基本教义派蠢蠢欲动，台湾缺乏“独立”的条件和生命力这个事实不容否认。蔡英文是一名理性、务实、可预期的政治对手，大陆可考虑通过两岸经贸交流协助蔡英文当局改善岛内经济，同时北京政府有必要检讨对“中华民国”的历史定位及“一中各表”的立场，在“一个国家内部事务”上更尊重2,300万人对“中华民国”的情感认同。无论民进党是否借“中华民国”的外壳包装“台独”的实质内涵，大陆方面大可以创建于1912年的中华民国法统套住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作为“台湾与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的最佳注脚。 5月20日，台湾地区新领导人蔡英文发表了就职演说，宣示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重申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的历史事实，在既有政治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虽然在“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的根本性问题上，蔡英文态度依然模糊，但应该看到她与传统民进党人在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其模糊立场正试图在各方压力下寻求平衡点。为了遏制岛内“台独”的发展势头，争取两岸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目标，对蔡英文当局应该加以因势利导，使其不因经济困境而受激进台独势力裹挟，避免两岸民众在民族认同上越走越远。蔡英文的“台独”立场各界对蔡英文“台独”立场的印象，缘于1999年李登辉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理论（两国论）。1998年，由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李登辉当局决定由蔡英文召集一批国际法专家成立“强化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小组，研究如何在法理上证明“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该小组在研究后向李登辉建议停用“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个国家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等表述，并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互不隶属，“中华民国”不拥有中国大陆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也不及于台湾，未来两岸的政治谈判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2000至2008年蔡英文主导了整个陈水扁当局八年的两岸政策，甚至还在2000年6月27日纠正了陈水扁准备在“一中原则”问题上采用国民党“一中各表”之立场。2012年蔡英文竞选“总统”时，她根据民进党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提出“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次在520演说中她强调“这个国家”、“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和领土”，也都是源自“两国论”的理论脉络。2000年5月30日，蔡英文曾在“立法院”备询时强调，不能把“两国论”与“台独”等量齐观。“两国论”的提出，是为了在国际社会倾向于模糊台湾地位的时候，提醒国际社会不能无视台湾的存在，提醒对岸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进行政治对话前的准备过程。当被问到她的族群认同时，蔡英文这样回答：“我是台湾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我不否认我有中国文化因素，我也有中国人的血缘，但在政治上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如果以否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拒绝“一国两制”即是“独立的台湾”标准来看，蔡英文与李登辉、陈水扁、连战、宋楚瑜、马英九的基本立场一致。相较于民进党自1991年10月调整党纲提出通过公民投票建立“台湾共和国”的目标，或者“台独教父”史明（本名施朝晖）提倡建构“台湾民族”来对抗“中华民族”的台湾民族主义，蔡英文的“台独”立场则属于温和及隐性。换言之，如果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中间路线，“两国论”在统独政治光谱上属于中间偏绿，“台湾共和国”、“一边一国”属于深绿，“台湾民族”为墨绿；相对地，“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属于深蓝，“一中各表”则属于中间偏蓝。“绿大于蓝”成为台湾政治版图新现实2000年陈水扁“渔翁得利”，以39.3%的得票率、相对多数优势首次为民进党取得台湾地区执政权，但国民党和后来的亲民党掌握“立法院”大多数席次。陈水扁被迫宣示要当“全民总统”及采行“新中间路线”，并在两岸政策上宣示“四不一没有”（不会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今年蔡英文以56.12%的绝对优势击败朱立伦（31.04%），民进党也在“立法院”113席中斩获68席（国民党仅35席），首次实现“绿色全面执政”。根据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针对“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的民意调查，截至2015年6月，自认是“台湾人”的民众占59%（2000年只有39.6%），自认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仅33.7%（2000年时占42.5%），自认是“中国人”则只有3.3%（2000年时仍有12.1%），岛内排斥“中国人”身份的趋势十分明显。尽管“绿大于蓝”已成岛内政治版图的基本现实，绿营在动员“修宪”时占有绝对优势，但蔡英文体认到还有更多比“法理台独”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年金制度面临破产，教育体制与社会脱节，经济缺乏动能，年轻人处于低薪困境，人口急速老化，出生率低，环境污染仍严重，政府财政不乐观，人民不信任司法体系，食品安全问题，贫富差距严重，社会安全网不足。即使台独基本教义派蠢蠢欲动，但在岛内经济高度依赖大陆“输血”的形势下，台湾缺乏“独立”的条件和生命力。而与台独立场激进的“时代力量”相比，蔡英文毕竟是一名理性、务实、可预期的政治对手，大陆可考虑通过两岸经贸交流协助蔡英文当局改善岛内经济，避免台湾民众因不满经济现状而转向支持“时代力量”，给两岸关系增添变数和风险。以“中华民国”法统约束蔡英文经贸政策工具虽足以遏制“台独”势力，长期而言却不足以促进两岸统一。为了“增进同胞福祉和亲情，共同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北京政府有必要检讨对“中华民国”的历史定位及“一中各表”的立场，在“一个国家内部事务”上更尊重2,300万人对“中华民国”的情感认同。眼下台湾年轻世代所倾向的“台独”立场，不像台独基本教义派和经历“二二八”事件的老一代本省人那样敌视“中华民国”的国号，无意以“台湾共和国”取而代之。对岛内大多数人而言，“中华民国”就是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就是“国旗”。笔者认为，“中华民国”能够在两岸青年之间构成重塑“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链接（而非未来两岸进行统一谈判时的政治链接）。无论民进党是否借“中华民国”的外壳包装“台独”的实质内涵，大陆方面大可以创建于1912年的中华民国法统套住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作为“台湾与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的最佳注脚。只要中国政府坚持“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两岸未来的政治谈判终究绕不开“中华民国”的定位问题。在目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当中，有173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当局的国家只有22个。从民进党可能长期执政、台湾青年不认同中国人身份的客观现实来看，“两个中国”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一中一台”才是主要矛盾。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华民国”的定位问题上，应该展现出更大的自信心和魄力，从而吸引台湾人民回归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6-05-30 台湾青年对中国的认同已经经历了深刻变化。要想争取到台湾年轻人对两岸统一的支持，重建台湾青年对中国的认同势在必行。 台湾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影响和干扰台湾青年认同的因素是十分多元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其复杂性。然而，如果我们以一个最主要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当前台湾青年的认同会与父辈差距如此之大，那么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的角度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自1895年至今，伴随台湾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阶段，大致以每25年左右的时间形成5个主要不同世代。不同世代各自的集体历史经验塑造了不同的身份认同。第一个世代是1895年马关割台至1925年之间。台湾人民在此阶段的前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武装抗日运动，这个世代可以被称为“武装与文化抗日世代”。第二个世代是1925年至1945年期间。台湾人民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后期的共同历史，在此阶段日本将台湾作为进军东南亚的后勤基地。日本一方面在台湾加大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对台湾人民加速皇民化教育。第三个世代是1945年光复至1970年之间。在此期间台湾人民普遍经历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可以称之为“白色恐怖世代”。这一时期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国家认同开始发生激烈变化。以廖文毅及其创办的《前锋》杂志为代表，许多原先倡议“台湾自治”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台独”转变，成为其后“台独”思想的滥觞。第四个世代是1970年至1990年之间的“党外运动与民主运动世代”。这个世代普遍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和保钓运动，以及此后以“美丽岛事件”为代表的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的老兵返乡探亲运动和蒋经国宣布解严，最后在1990年爆发“野百合学运”之后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第五个世代是从1990年到今天。台湾在过去25年中经历了政党二度轮替以及李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教育”，从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到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以及蔡英文的“台湾共识”，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今天35岁以下的台湾青年以及“太阳花学运”的学生领袖和群众都成长于本世代。认同的不同层次与发展阶段一般来讲，大家在两岸语境中所说的“身份认同”，大多混合了“国家认同”、“政府认同”与“民族认同”。按照四种认同所涵盖范围的不同程度，我们大致可以由大而小排序为“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府认同”。台湾有许多人的四种层次认同差距甚大，例如“极端台独”的民众可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是“台湾国”，而“中华民国”只是当前有效统治台湾地区的政府并非国家，因此这种人的国家认同是“台湾国”，政府认同是“中华民国政府”，其民族认同可能是自己新创立的“台湾民族”，其身份认同仅只是“台湾人”，最多可能还会认为自己是“华人”。身份认同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认同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启蒙、学习、反思、内化、固化”等不同阶段，分别对应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步入社会等不同年龄时期。个体身份认同的启蒙阶段主要是于小学时期在家庭和学校形成，很多启蒙记忆对个体将来的身份认同形塑会产生重要作用。学习和反思阶段主要是在初中与高中时期，在这个阶段学校中的历史、地理、语文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身份认同具有最大的影响作用。到了大学时期，学生已逐渐发展出独立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如果在此阶段外在环境和个人学习所接受的各种社会信息与中小学时期相同，那么自我内化的过程将会得到放大和强化；反之，如果所接受到的各种社会信息对其过去形成的身份认同有所冲击，那么个体有可能会重新反思、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当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时，其身份认同逐渐自我固化，此时大部分的个体再接受到不一样的社会讯息也很难再撼动已经固化的身份认同。这种认识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在多年的两岸交流之后，许多25乃至3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并没有因为交流而改变自己原有的认同。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的策略当前两岸关系的重要课题之一是重塑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中国认同”包含了三个层次的三种概念，分别是对整体“中国”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公认的身份认同传统路径包括家庭父母、同侪朋友、寻根问祖和媒体宣传等。除此之外，笔者提出重建台湾青年身份认同的若干其它路径选择。一、学校师长。综观青年成长的各个阶段，对学生影响最为关键的便是学校教育。一般而言，台湾学生在学校场域活动的时间至少有16年，如此学校教育对个体身份认同影响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因此，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应从“校长老师”和“学校教育”作为切入点与突破口。二、文本阅读。文本阅读不仅仅限于教科书，也包括各种课外读物和报章杂志。一个熟读中国历史、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的台湾人，一般而言也会认同自己是个中国人；即便他再如何不喜欢大陆，也一定会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种文本阅读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其影响层次包括了理性与感性，对个体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深刻长远。三、红利分配。面对当前台湾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局面，大陆惠台政策被许多中间商或是特定行业所垄断，未来势必需要打破这种格局，使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与实利普惠到台湾的基层百姓当中。当台湾青年自己的家庭享受到两岸和平的红利之后，自然也能感受到两岸和平发展的益处。四、政治参与。破解由于历史和现实发展所造成的认同困境，还有一种大胆做法便是为年满20岁以上的台湾公民提供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整个中国”政治事务的机会，并使其制度化和长期化，推动全体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塑造对“整个中国”的政治认同。如果大陆官方单方面或是通过两岸协商达成历史性的政治共识，哪怕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突破，比如在大陆的联合国代表团当中有固定的台湾籍成员，或者在大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当中的台湾代表和委员由台湾民众推派，再或者开放大陆部分省、市、县政府或事业单位部门的副手乃至一把手给台湾政治人才担任，相信这些做法都会大幅提高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对大陆乃至“整个中国”的认同。只要我们在秉持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的认识基础上，突破既有现实的思维定式和框架限制，未尝不可采取一些令大家跌破眼镜、具有创造性智慧和政治勇气的做法，大幅增进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从而促使两岸早日共同解决遗留多年的历史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6-05-20 民进党新政府上台后，两岸关系可能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功能与机制的探索，其实符合民进党维持现状的主张，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构筑民进党与中共的互动甚至互信。我们期望民进党接受大陆方面的橄榄枝，携手中共打造跨两岸机制平台。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两岸政治关系“合情合理安排”，而去年11月的“习马会”就落实了这一精神，表现了两岸的政治智慧和创新气魄。民进党将于今年5月20日重新上台执政，大陆向台湾释出善意，愿意在“九二共识”前提下，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做出合情合理安排。这显然是马英九时代两岸和平交流与合作的延续。所谓两岸政治关系的“合情合理安排”，其内涵可以分别从三方面来解析。首先，“合情”即指两岸双方皆能接受，也就是寻找双方立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同时也要求彼此对自身原有主张的妥协。其次，“合理”即符合法理和原则，一方面符合两岸现行的宪政法理与法律框架，符合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法理事实和原则，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巩固、增进两岸政治互信。最后，“安排”即指在两岸尚未统一前、针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不同阶段对具体议题和事务的各种机制化和制度化处理，这种“安排”既非两岸和平统一的终极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特性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特性可以从争议、时序、谈判与功能四个角度来分别解析。首先，从两岸双方的争议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具有敏感性和复杂性。敏感性是指有关两岸政治定位、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各项议题，在两岸之间及台湾内部社会仍然存在重大分歧，特别在“两岸主权定位”与“中华民国地位”问题上，无不牵动着两岸各方的政治敏感神经。复杂性是指由于岛内政局的变化不定、两岸及岛内民意认知的落差以及国际势力的干扰，使得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系统性的政治工程。其次，从两岸关系发展的时序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具有过渡性和阶段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将存在局限性。过渡性是指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并非两岸和平统一的终极政治安排与模式。阶段性则是指两岸和平发展时期将会随着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形成不同的进程阶段。此外，正因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过渡性和阶段性，使其必然将存在局限性，亦即两岸政治关系安排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万灵丹和解毒妙药，并非两岸政治关系安排达成后两岸关系发展便能高枕无忧。再次，从两岸政治谈判的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既具有共识性也有妥协性，同时也需符合对等性。两岸政治关系安排是通过两岸政治谈判与协商而产生，从谈判结果而言其必定会体现两岸双方的共识，但也一定会展现出谈判过程中双方各自的妥协。同时，考虑到台湾方面的接受程度以及照顾台湾人民的尊严，两岸政治关系安排也需要体现对等互惠的特性。最后，从深化两岸和平发展并为两岸和平统一做准备的功能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则具有机制性、规范性和可塑性。机制性与规范性是指通过机制化或制度化方式，运用文本协议与法律规范确立某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具体安排，发挥其既能巩固政治互信亦能增进政治互信的功能。可塑性是指每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应该保留其生长的水平空间与垂直空间，既为同一个阶段的其它政治安排提供延伸与外溢的机会，也为新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预留升级与转型的可能。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原则合情合理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应同时牢牢把握法理原则、方法原则与情感原则等三组原则。第一，就法理原则而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必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一个中国框架”，不能“分裂整个中国”，不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情况。任何违反上述法理原则的方案不可能成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谈判结果，因此在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均需共同维护上述法理原则。两岸双方均不应要求对方承认自身的政治符号，而应以“一中同表”的方式来表述“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至于对“中国”内涵的解释则应秉弃过去“各自表述”的方式，而是由两岸当局经由政治谈判共同表述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中国”。第二，就方法原则而论，建议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谈判可以采取“议题化”、“阶段化”、“共识化”三者综合运用的方法，既求同存异也化异求同，并保持灵活、开放、包容和务实的态度。议题化是指将两岸双方具有重大分歧的政治问题设定为谈判议题而非谈判前提，并将议题予以分割，将敏感的政治议题转化为法律性和技术性的问题从而降低其敏感度，并通过积累共识而逐步解决。阶段化与共识化的方法在过去两岸谈判过程中已行之有效，但某些政治人物对两岸政治谈判始终预设一些无助于开展谈判的前提，人为制造障碍。两岸双方有必要发挥先谈起来的精神。第三，就情感原则而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应兼顾两岸人民各自的情感认同，既体现两岸人民同为中华民族生命共同体的认同，也照顾到台湾人民因历史因素对其特有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认同。正所谓“以大事小者仁，以小事大者智”，若轻视了海峡两岸整体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大陆人民殷切期盼振兴中华的旺盛意志，是为不智；同理，若忽视了台湾人民的特殊情感、认同与尊严，包括自甲午战争马关割台后50年日本殖民统治以降、历经国民政府迁台后的戒严高压统治、上世纪70年代退出联合国、以及至今台湾未能完全享有和大陆同胞同为中国人的国际尊严与国际活动空间等众多交杂的“悲情”心理，则可谓不仁。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两岸关系发展至今，既有的经贸机制与“两会机制”固然有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但其功能仅止于处里事务性协商，并无法解决两岸政治问题，而且在两岸事务合作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上，也无法跟上两岸社会的迫切需求。因此，两岸和平发展与两岸政治互信的继续深化有必要增添新的动力机制。两岸可以融合双方公权力与社会力，建立“跨两岸机制平台”，实行两岸共同治理模式，共同组建“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作为新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3.0模式”，它不仅能加大两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也为两岸最高领导人的定期会晤问题予以解套，并为两岸政治关系未来各项具体安排的延伸、外溢、升级与转型搭建平台与培育土壤。“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可以采取双主席制，由两岸最高领导人共同担任主席，并由两岸共同推荐公部门代表与私部门社会贤达担任委员。该委员会可以再下设多个分支委员会，并由两岸公部门中相关业务主管负责人共同担任分支委员会的双主任委员，同时再推荐两岸公部门及私部门在该业务领域有造诣的人士担任委员。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及下设各分支委员会应定期举行会议，也可以视业务或实际情况需要增开会议，会议地点应在两岸四地其中任一地方而非外国领土，会议场合必须是非国际性场合的跨两岸场合。两岸双方可以在此机制平台上，逐步解决重大政治难点如两岸政治关系定位问题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等问题，两岸和平协议、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也可以在此机制平台上展开研拟，两岸行政、立法与军事等公权力部门的负责人也可以在此机制平台上展开常态性的对话与业务合作。以上述方式开展的跨两岸机制平台，遵守了一个中国框架原则与两岸对等互惠原则，既不分裂整个中国的国家主权，又淡化了两岸对主权、治权和各自政治符号的重大分歧，并充分照顾到台湾人民的尊严与感受，因此是一个符合两岸和平发展新阶段所需的两岸政治关系合情合理安排。这种操作方式是在两岸双方尚未解决主权与政治符号争议之前，以“两岸”此一中性概念作为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具体应用。此外，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不仅可以处理两岸和平发展阶段的议题，也可以在两岸和平统一过渡阶段探讨两岸和平统一的模式。两岸最终可以运用此一平台共同商议设计一个跨两岸宪章，建立一个在两岸既有宪政法律体系之上的跨两岸“一中屋顶”。民进党新政府上台后，两岸关系可能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功能与机制的探索，其实符合民进党维持现状的主张，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构筑民进党与中共的互动甚至互信。我们期望民进党接受大陆方面的橄榄枝，携手中共打造跨两岸机制平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6-05-04 国民党的施政多年来偏重企业和财团，忽略农民权益，在经贸谈判中老是拿农业当交换筹码，让农民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才会让中南部农村成为民进党的大票仓。马政府施政虽然在两岸交流、观光旅游、贸易上有所进展，但是所创造出的两岸红利却被批评为少数财团、官二代、买办等垄断，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并未享受到好处，反而导致过度倾陆的质疑。 2016年台湾大选中，民进党以摧枯拉朽之势袭卷选票，赢得总统及国会过半席次，获得全面执政地位，国民党则遭遇史上最惨烈的败选，显见人民对于现状有多么愤怒，也再度验证了民心的向背。国民党败在自己手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国民党大败，除了马英九及其执政团队8年执政不得民心外，国民党在选举过程中犯下一连串错误，也是重要原因，包括朱立伦迟迟不表态、中途换柱风波、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的军宅风波、不分区立委名单不符社会期望、党产为人所诟病、无法掌握民意方向、周子瑜事件的应对失策等等，完全是败在自己手里，怪不得别人。国民党未来是否能浴火重生，问题不在于民进党的作为，端看国民党能否痛定思痛，重新找回与人民的连结，蓄积能让民众感动的能量。国民党一向自认为经济、两岸事务是其强项，但是在马英九8年主政下，岛内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贫富差距扩大、财政恶化、物价高涨、薪资偏低，许多经济政策因为官员的一意孤行和不懂与外界沟通，最终一事无成，例如自由经济示范区设置议而不决，而将农业加值纳入确有不妥，引来强烈批评，理应暂时搁置，先推动其它没有争议部分而不是僵在那里不动让后来者居上（如大陆的上海自贸试验区早在2013年9月即挂牌运作），却把过错推给在野党，这让民众看不下去；同样在货贸谈判中有关大陆830项农产品解禁争议，早应该采用有原则地部分开放而非全面解禁来化解争端，却又宣称在马总统任内绝不开放大陆830项农产品进口，导致自绑手脚自废武功，让两岸货贸谈判空转无法达成。国民党的施政多年来偏重企业和财团，忽略农民权益，在经贸谈判中老是拿农业当交换筹码，让农民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才会让中南部农村成为民进党的大票仓。事实上，农村并非铁板一块，大陆在经过多种尝试后，选择透过与农户直接契作方式，协助将其农产品以溢价外销至大陆，确实发挥若干效果，农民多给予正面评价，虽然在合作对象、合作方式、采购时机、采购种类数量等方面都还有值得检讨和改进之处。相较之下，马政府施政虽然在两岸交流、观光旅游、贸易上有所进展，但是所创造出的两岸红利却被批评为少数财团、官二代、买办等垄断，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并未享受到好处，反而导致过度倾陆的质疑。对此马总统只会拿出一堆冷冰冰的数据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而民众对此完全无感。选举前夕，弱女子周子瑜被迫道歉的画面透过网络强力放送，挑动台湾人深沉的群体自尊，催出大量反陆选票，让原本告急的国民党选情更是雪上加霜，执政党岂有不败的道理。国民党高层若不能深刻反省，还藉此发动夺权斗争，那么国民党必遭民众唾弃，而且离泡沫化的日子不远矣！ 民进党政府面临挑战此次总统暨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摒弃过去坚持的台湾意识，改以维持现状创造模糊空间，不与大陆对撞；在内政上则充分掌握民众想改变的心态，凡事以民意为依归，最终大获全胜，全面执政。民进党若不能记取国民党完全执政却毫无作为的教训，新的执政团队也向财团靠拢，知法犯法（如为财团强征农地、兴建豪华农舍、农地非农用、土地集体炒作等），那么民意如流水，很快民进党也会再度尝到被民众唾弃的命运。新政府在两岸、经贸、内政、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挑战将迎面而来，已经没有太多模糊空间，特别是选前受到关注的两岸农产贸易、开放含瘦肉精美国猪肉、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核心技术外流等争议并不会随选举结束而止息，而这些都涉及此次全面绿化的东部、南部地区农民的生计，将成为民众检验新执政团队能力与诚信的重要指标，也可以作为了解台湾未来棋局变动的参考。一、货贸谈判已经接近尾声，民众相当关心结果的利弊得失，特别是有关大陆830项农产品解禁争议。马政府主张部分开放而非全面解禁，开放原则为台湾本地没有生产而需大量进口者，且开放不影响台湾农民种植还可换取具体利益者，并将以工业品所获利益支持农业发展，此举遭到亲绿学者与农运团体反对。未来新政府的态度究竟是同意马政府做法，还是继续维持禁止进口的现状？还是另有对策？二、实施农（渔）业补贴造成市场扭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财政负担、资源枯竭等缺失，久为各界所批评。去年底召开的第十届WTO部长级会议终于决定在2018年前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大陆也在修改现行农业补贴方式并于去年宣布取消渔船用油补贴。台湾现行政策与WTO规范相违背的农（渔）业补贴包括：稻谷保价收购、肥料价差补贴、机材价格补贴、电费补贴、渔船用油补贴等，不仅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也妨碍农业建设、科技研发结构调整。新政府想要顺利加入FTA、RECP和TPP，就必须对过时和不当的农（渔）业政策、经费和农（渔）业补贴进行大幅度改革，而此举势将影响到农民生计，恐引发农村躁动，这对新政府执政能力会是一大考验。三、大陆是全球各经济体都不敢忽视的消费市场，这些年两岸在和平稳定基础上，农产贸易快速成长，大陆不但超越日本跃居台湾农产品出口的首位，也使得台湾对大陆的农产贸易从逆差转为顺差（超过一亿美元），岛内许多农产品也以大陆为主要消费市场。由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得两岸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台湾业者即绷紧神经深怕受到波及。尽管民进党在选前强调会积极拓展农产品国际市场，分散单一（大陆）市场风险，但是以目前岛内生产之农产品质量来看，并非所有农产品都可以符合先进国家的需求，短期内想有显著成效相当困难。四、随着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环境变迁、饮食习性转变、贸易自由化以及农村实际状况（农业高龄化、大量缺工、农业所得偏低等），台湾还需要保留多少农地以及农业用水才能满足未来民生需求以及农地资源有效利用，这应该是新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根本，也是未来订定“农业基本法”的重要内涵，但因涉及多方利益纠葛，始终未有定论。五、关于选前一度沦为两党攻防焦点的含“莱克多巴安”美国猪肉进口议题，蔡英文主席虽然以言之过早、绝对会确保猪农权益的表态，暂时过关，如今民进党执政后对于是否为加入TPP而否开放含“莱克多巴安”美猪及其它国家猪肉已经无可回避，必须诚实面对。岛内养猪为内需型产业，主要属小规模家庭式经营，约七成养猪户仍采用传统养殖方式，猪肉的成本居高不下，难以和大量具低生产成本的美猪竞争，且台湾仍名列口蹄疫疫区，猪肉无法出口。因此，新执政团队想要信守承诺，让猪农能无惧外国猪肉竞争并确保消费者食用安全，将是一大考验。六、蔡英文选前承诺会让农业从弱势转为强势产业，不用怕国外农产品竞争。问题是传统农业（包括渔业）基本上属于3D（辛苦、危险与肮脏）产业，不仅工时长、工作辛苦、收入偏低、经常遭遇到天灾风险，致使愿意投入农业生产行列的年轻人不多，渔业更是需要依靠外籍渔工才能出海捕鱼。目前台湾同时存在农业1.0、2.0、3.0、4.0，所得差距大；固然有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者，但这毕竟只占少数，多数农民收入在全岛各行业年平均所得线之下，多数需依赖政府各项补助过活，如何兑现承诺将考验新政府的执政能力。激情过后必须回归现实，岛内经济、民生、国防、财政等问题重重，新政府接棒后各项挑战才刚刚开始。除了慎选人才，避免在镜子里找人外，如何像GPS般引导人民，而不是让民粹牵着鼻子走，将关系到新政府的施政效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新政府施政能否赢得民心，我们相信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贤参 2016-03-17 检视蔡英文从拥抱“台独党纲”，经过“维持现状”论，到现在的“九二历史事实”或“既有政治基础”之演变过程可知，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论述，展现出理性与务实的一面。 2016年1月16日台湾大选 结果揭晓，国民党遭遇空前惨败。在总统选举方面，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获得31.04%选票，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为56.12%。立法委员选举方面，国民 党获得区域选票38.7%（20席）、不分区选票26.9%（11席）、原住民4席，共35席；民进党成绩分别为45.1%选票（49席）、44.1% （18席）、1席，共68席（+1席无党籍）；时代力量党获得5席（3+2），亲民党3席不分区（＋１席无党籍）。仰仗李登辉余荫生存的台联党失去席次， 由时代力量党取代其激进台独角色。此次大选，民进党不但在总统选举方面，以超过308万票之差大胜国民党，也获得立法院稳定半数席次，取得完全执政地位。由于蔡英文是李登辉“两国论”的幕后 推手，其台独意识形态毋庸争辩。大选前，面对民进党内部“冻结台独党纲”争辩，蔡英文表态称，“台独党纲”是民进党创党时期的目标，也是这代民进党人及台 湾人民的追求与理想，更强调“随着台湾的民主化，我们建构了深厚的‘台湾意识’，这个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已经变成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 在竞选期间，蔡英文虽然抛出“维持现状”说，但刻意模糊其定义，绝口不提“九二共识”。因此，民进党完全执政为今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不确定因素。台湾政治出现蓝绿板块挪移？有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此次选举结果预示台湾政治结构已变为“绿大蓝小”，甚至可能步上日本“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局面。不过，此种观点忽视了本次选举投票 率大幅下降为66.27%新低的因素。本文认为，台湾选民“蓝大于绿”结构，并无太大改变，只因为民进党赢得多数中间选民支持，再加上国民党失去基本盘支撑，才会导致后者空前惨败的结果。在马英九连任的2012年选举，不愿意支持民进党的中间选民，以不投票表达对马英九政绩不佳的无言抗议，投票率从2008年76.33%略降为 74.38%；至于本次大选，又比2012年大幅减少8.11%选民，被认为多属对马英九与国民党失望、却又不愿意支持蔡英文的“蓝军”。因为，蔡英文以 “维持现状”隐藏其台独路线，成功翻转忧虑蔡英文独派路线却又不愿意投给国民党的中间选民支持。换言之，近百万蓝军要教训马英九执政不符期待，再加上国民 党菁英惧战于先、“换柱”于后的做法，大量蓝军不愿意出面投票，以致出现蓝绿板块挪移的表象。其次，把本次蔡英文得票与2008年马英九得票，以及与2012年蔡本身得票相比较，亦可印证蓝绿板块并未挪移的推论。本次蔡英文获得6,894,744票 （56.12%），比同样是政权轮替的2008年马英九7,659,014（58.45%），减少764,270票（-2.33%）；比2012年蔡自身 6,093,578票（45.63%），增加801,166票（+10.49%）。相对于此，朱立伦3,813,365票（31.04%），比2012年 马英九6,891,139票（51.6%）减少3,077,774票（-20.56%）。换言之，大多数中间选民选择蔡英文，才导致绿营胜选；朱立伦的惨 败，源自于未能获得多数中间选民支持、部分蓝军投给宋楚瑜（157万余票）以及近百万蓝军不投票所致，蓝营基本盘并未受到根本性动摇。此外，与同样是绿营 获得空前胜利的2014年县市长选票相比较，在绿营执政县市中，蔡英文所获选票只在桃园、新竹、嘉义有增加，其它县市都下滑。其中，减少超过2万票者，有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因此，本次大选结果，并不是民进党受到万民拥戴，而是国民党被原支持选民抛弃所致。因此，只要国民党能够做出回应多数民意需求的 改革，仍然有机会夺回执政地位，不至于沦为小党或“新党化”。两岸和平发展路线遭遇挑战？如同前述，在2016年大选前，面对党内“冻结台独党纲”争议，蔡英文提出台湾年轻世代“天然独”论，坚持继续拥抱“台独党纲”。在大选活动起跑后，蔡英文 提出模糊的“维持现状”论，以争取中间选民支持，并回避“九二共识”问题。其后，面对各方追问，蔡英文抛出在“既有政治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的观点，并解 释其内涵包括：第一，19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以及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第二，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第三，两岸过去20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第四，台湾的民主原则以及普遍民意。检视其内涵，蔡英文虽然没有使用“九二共识”一词，但是，实质内涵并无太大差异。此外，蔡英文也强调，将建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金石 2015-09-08 洪秀柱成为党的提名人所面临的政治情境，除了民进党独派势力的强大挑战之外，还有不可轻忽的来自党内潜伏的第五纵队的内部掣肘，继续成为洪秀柱迈向领导人之路的拦路虎。 洪秀柱终于突破国民党党内重重艰难险阻，成为国民党2016年年初台湾大选之党内提名人选。尽管洪秀柱总算不负众望脱颖而出，但在她面前仍然横亘着党内外恶劣政治形势堆累的万仞高山。洪秀柱成为党的提名人所面临的政治情境，除了民进党独派势力的强大挑战之外，还有不可轻忽的来自党内潜伏的第五纵队的内部掣肘，继续成为洪秀柱迈向领导人之路的拦路虎。萧墙之内，祸患未已，而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洪秀柱犹无法安心应战，内外煎逼，这是她在选战中迥异于前面几位党内提名人之处。 洪秀柱面对的台湾选举大气候 先从岛内现今之现象面深入观察。洪秀柱的出线，乐观而言，表明国民党党内基本群众仍未溃散，深蓝系统即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党的基本力量，仍然是捍卫国民党的核心力量。虽然这股核心力量随着岁月消蚀，快速地物故人非，其人数比例与抗争力度都大不如前，但不可讳言洪秀柱所依凭者，主要便是国民党党内仍有革命情怀的这批忠贞同志。深蓝群众不忍心见到党魂涣散，不忍心见到两蒋带到台湾的这个党毁于一旦，因而自动朝洪秀柱靠拢，形成一种哀兵姿态，这是岛内蓝营现今之主旋律。 其次，在李登辉玩弄权术、篡位乱政的那20年间，他在国民党内扶植卵翼了大批蓝皮绿骨的异党尾巴分子，他们从灵魂深处篡夺霸占了党部和民意机构。李登辉因国民党在2000年丧失政权，被迫仓皇下台，然而，国民党虽然历经连战、吴伯雄、马英九三任党主席主政，一定程度扭转了李登辉严重亲美媚日的台独路线，但各任党主席始终姑息养奸，一味曲意优容，倡言和平共存，未作任何割除毒瘤之处置。李登辉在国民党灵魂深处钉下的夺魂钉，未被有效拔除，致使这批异党分子，仍能以九变孤狸之媚功，在党内继续灵魂附体，进而逐步壮大，并晋阶为百毒不侵的东方不败神魔之身。这批党内的堕落分子，除了李登辉在位时有意豢养蓄势之外，他们更利用两岸开放的大好形势，披着蓝党的外衣，在两岸之间优游自在，大捞油水，形成国民党党内一股势力庞大的腐败堕落集团。为了攫取巨大的两岸经贸利益，他们表面上依附于国民党，骨子里仍是李登辉的忠狗，更是民进党的侧翼同盟。 独派势力继续盘踞、潜伏、腐蚀国民党，此乃岛内国民党内部的第二个现象面，也是泛蓝阵营除了严峻的岛内政治环境外，最无法于短时间内根治的党组织结构性内忧。 再者，台湾自1949年以来，以迄蒋经国先生去世十年后，直至1990年代中期，岛内政治版图可以说都是蓝大于绿的格局。然而，这样的政治生态变了，因为李登辉刻意在蓝营内部胡搞瞎整，刻意分化，阴谋切割，并且从调整小中大学生教科书内容着手，根本瓦解国民党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苦心经营、深耕台湾四十年之根基，亟欲从人民的国族认同着手，根本颠覆两位蒋先生在台湾苦心擘划之民族精神复兴计划，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之恶政，歌颂日本据台五十年之所谓“功绩”，反过头来全盘否定晚清经营台湾之贡献，全盘否定两蒋建设台湾之经济奇迹，将今日台湾之经济建设全归诸日本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之赐。李登辉加上陈水扁的24年“类皇民化”教育改革，使得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国族认同发生根本变化，导致了青年认知错乱，导致了台湾今日社会舆论的滥情理盲，更导致了今日台湾趋向绿大于蓝、趋向独大于统的政治版图。 台湾现今形势的根本肇因 上述三个主要客观形势与现象，便是洪秀柱面对的台湾选举大气候。何以致此？笔者尝试归纳了几个重点因素，来说明形塑台湾现今社经与政治形势的根本肇因。 首先最大的原因，莫过于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国民党主政者对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该有的属性及本质普遍缺乏正确而务实的认识。例如马英九任党主席之后，便毫无主见地听从一小撮留学美国异党分子的论调，谓“应该把国民党改造成像民进党那样，或者像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那样的选举机器”。这批亲美分子是否被美国收买、影响是另一个话题，现姑且不论，但在这些党内亲美分子的积极主导之下，过去那个兼具孙中山特色、两蒋特色、列宁特色、兼以揉杂了中国社会民情特色的中国国民党，竟演变堕落成一个既不像西方选举机器式的资本主义政党，更不像孙中山肇建的那个一心一意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为职志的传统国民党，反而趋近于形象类似于民进党那样的草莽粗野的台湾乡俚政党，成为了画虎不成反类犬、一个四不像的畸型台湾本土怪党。 这个畸型政党既无唤醒民众、重振革命的激情，更遑论有过去两蒋时代心系祖国河山、犹望有朝一日跃马中原的雄心壮志。他们只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低头计数掉落地上的稻穗，而忘记了那些零星稻穗已无异于祖辈留下的最后家底，殊不知吃完了这些米粒，国民党便再无隔夜之粮了! 犹记得马英九得大位之后，笔者曾经再三公开疾呼，国民党掌握台湾岛内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性。然而上自马英九，下至马政权的相关主管官僚，全部置若罔闻。举例言之，二二八事变历史公案问题，1945年之后，国府规复台岛，固然在施政上有若干缺失，但不论陈仪也好，魏道明也罢，乃至之后的陈诚，他们基本上是好官僚，无论是个人修为与政治处置，都没有大问题发生。真正有问题的是那批出头闹事的所谓本土仕绅、知识精英，他们中有大批心存异志、残留有日本帝国主义皇民思想的政治投机分子。所谓二二八事变之屠戮，不论是受难人数，或者影响范围，基本上都被台独分子刻意夸大渲染、恶意扭曲，更遑论该事变背后还有美日帝国主义教唆挑拨的复杂因素。针对此事件，马英九不但不懂得根据有凭有据之官方庞大档案，制作说帖，从文字和口头上详加驳斥、反击，竟然只知一股脑赔礼道歉、赔款、割地，好像坐实了国民党或者蒋介石的罪行。国民党大可光明正大地告诉世人，二二八事变政府本诸执行公权力镇暴之事是有，肆意屠杀之事绝无！不知如此史实俱在之事有何难以启齿之处？放弃历史话语权，是马英九政府最大的致命伤，也是马先生最对不起国民党两蒋先烈先贤的地方。 今日台湾趋向绿大于蓝、趋向独大于统的政治逆变现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马英九执政后，未能扩大政府参与，不能真正放大心胸，招贤举才，包容大度。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野无抑郁之士”，“朝无幸进之徒”。可惜的是，马英九执政这七、八年来，台湾的政治生态却被孙先生不幸言中。台湾过去这七、八年来，在野到处是“抑郁之士”，庙堂之上随处可见“幸进之徒”。宋楚瑜的变色龙性格固然颇不足取，但是，国民党坐令类似宋楚瑜这种有才干却也可能“败事有余”的政治人物，随处流窜，最后甚至演变成兄弟阋墙之争，宁不哀哉？ 马英九执政以来第三个失民心的地方，是他缺乏具体可见之建树。兹举一例证之。大陆高铁与高速公路之建设，令全世界为之艳羡不已。高铁与高速路，台湾早已有之，台湾岛虽然仅只36,000平方公里，但岛内交通路网仍嫌不足与不便，若能在高铁高速的主干道之间，再建设岛内各城市之间的城际捷运系统，买不起都会区高房价住房的青年人，就可以在大都会区外围的卫星城市购买廉价房定居。马英九执政八年间从未在投资公共基建方面动脑筋，徒然背负“无能”之骂名，徒然失去青年选民之支持，他又能怪谁？然而，国民党如果再失去政权，马英九的骂名将被镌刻于历史的墓志铭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亮 2015-08-27 在台湾拒绝平潭合作、主导自经区失败之后，大陆已经把平潭实验区进一步扩大成福建自贸区，台湾经贸筹码不增反减，陷入更难以操之在我的被动局面。 2014年12月，大陆国务院继上海自贸区之后，进一步在广东、天津、福建再设3个自贸区，其中福建自贸区包括厦门、平潭、福州，总面积与扩容后的上海自贸区以及广东、天津自贸区相当。此举对台湾产生重大冲击，格外引人关注。 自贸区建设大陆后发先至 大陆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袁建良表示，与上海、江苏、广东相比，福建对外资的吸引力还不够大。福建自贸区需要扬长避短，吸引更多台资入闽，并引领福建民营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先行区，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带繁荣发展。 2014年9月，福州早已仿效上海自贸区，率先实施“先进区、后报关”、“区内自行运输”、“保税展示交易”、“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等海关监管制度。11月2日，福州更进一步成立大陆唯一的海产品交易所“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同时推动两岸金融协作机制。台湾拓墣产业研究所所长张光平表示，未来两岸可借由福建自贸区加大在航运物流、金融服务、商贸服务、文化产业等领域合作，先行先试，着手对接。 2014年1月至11月，福建省新设台资企业就有389户，同比增长75.22％，占同期全省外商投资企业新增数的43.75％。福建实有台资企业继续保持大陆第三位，累计注册资本在大陆排名第二，全省台资企业户数占外商投资法人企业实有总数的22.77％，接近大陆平均水平的3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岸对接自贸区的规划本来由台湾先提出构想，但大陆却后发先至，台湾自贸区反而因为朝野僵持陷入停顿。2013年8月，台湾提出“自由经济示范区”计划，推出智慧运筹、金融服务、国际医疗、农业增值及产业合作等五项优先示范领域，但直到今天，仍然无法通过立法院审议。反观大陆却后来居上，2013年9月推出比台湾更多元项目的上海自贸区，如今已经累积创新经验，进一步在2014年12月推出福建自贸区。 参与福建自贸区规划案的厦门大学台研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红更直言，面对两岸ECFA进展触礁的现实，凡是货贸与服贸推不动的，都可以拿到福建自贸区进行局部先行先试。据报导，福建省已向国务院上报3,520个项目清单，预计将投入高达7兆元人民币资金，希望能让福建GDP从目前台湾的三分之二，在4年之后的2018年一举超过台湾。 自贸区产生磁吸效应 眼看两岸自贸区此消彼长，2014年12月17日，台湾《工商时报》推出“正视福建自贸区的磁吸效应”社论，指出台湾不断陷入内斗内耗，“这种情势如果无法扭转，一旦福建自贸区正式启动，大陆的磁吸效应，恐怕就要像吸星大法，让台湾彻底空洞化了！”现在福建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台湾恐怕将面临新一波的产业、资金、人才外流危机！ 早在2012年2月14日，马英九连任才一个月，大陆国务院即发布“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3月7日，习近平看望福建代表团时，特别强调“要认真抓好平潭规划的对接落实，加大对平潭开发建设的宣传力度，发挥平潭在两岸交流、对外开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打造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载体，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新贡献。”大陆恐怕没想到，最后一段提到“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正好刺伤了马政府最敏感的政治神经。 福建平潭计划未来5年投入2,500亿元人民币，首度标举“五大共同”（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两岸合作模式，被视为开创两岸新局的新平台。福建省长苏树林表示，将在平潭划出部分区域，交由台湾县市或机构开发，锁定石化、面板、LED、金融等产业。未来5年内自贸区将引进1,000名台湾人，今年招募400人，年薪20至60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20名领导职务，包括管委会副主委、区管委办公室副主任、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区交通与建设局副局长等。 福建平潭实验区并非突然发生，在大陆国务院批准之前，已经讨论多年，台湾民间也有不少人参与。由于两岸经贸发展迅速，马政府对平潭计划又从未表示明确反对，台商自然也认为两岸早有默契，甚至认为该区将效仿深圳特区或浦东开发，因此视其为新一波地产开发的空前机会。 影响所及，国民党执政的新竹县市更抓紧机会，勇当急先锋。新竹县长邱镜淳和联电荣誉董事长宣明智2012年1月召开记者会，呼吁促成新竹-平潭直航。新竹市长许明财2011年更赴平潭考察，2012年又率队去台中港务分公司参访，也希望其参与平潭直航，吸引陆客到新竹登岸，新竹县市曾乍现一股平潭热。 台湾执政者的困局 出乎意外的是，马政府突然在2012年3月喊卡，阻挠平潭实验区的发展。其主因有三：首先是平潭标举两岸“五大共同”，其中“共同规划”涉及两岸政府共同决策，“共同经营”涉及两岸政府共同治理，二者都超出两岸经贸范围，加上习近平又把平潭计划联结到“推动和平统一大业”，因而使马政府警觉到平潭实验区很可能演变成“一国两制示范区”。 其次，马政府设定的发展战略，是在中美两大国之间求取平衡，因此在两岸签署ECFA之后，下一目标是重启TIFA（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平台，尽速与美国洽签FTA。在2012年3月15日韩美FTA生效后，马政府更把洽签台美FTA视为最高战略目标。然而，启动两岸平潭合作开发，势将加快两岸整合，使台湾发展战略更加失衡，偏向大陆。 最后，马政府正在规划自由经济示范区，目标也在争取大陆台商回台，与平潭实验区产生明显竞争。马政府效能不彰，始终无法化解朝野争议，为了不使台商过早流向福建，马政府只好对平潭先下痛手。 马政府把平潭计划上纲到“一国两制”，当时的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立刻提出反驳，表示“平潭实验区是经济项目，不是政治项目。‘五大共同’只是一个设想，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充实及完善，未必是两岸公权力之间的合作，而是愿意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境外有识之士进行合作。”不过，大陆具有突破性的两岸合作思维，马政府始终无法接受。 遗憾的是，马政府2012年3月拒绝大陆提议的福建平潭两岸合作，随后在2013年提出“自由经济示范区”替代方案，但它又因朝野对立无法通过，后来更受到2014年3月至4月学生反服贸运动冲击，导致两岸经贸的进一步开放陷入全面停摆。 如今峰回路转，在台湾拒绝平潭合作、主导自经区失败之后，大陆已经把平潭实验区进一步扩大成福建自贸区，台湾经贸筹码不增反减，陷入更难以操之在我的被动局面。面对方兴未艾的福建自贸区，台湾从主动优势退化到被动困局，不禁让人感到无限唏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文晓 2015-08-27 两岸应加强在海洋事务问题上的沟通，以最大限度争取两岸共同利益为导向，以解决涉外海洋法律问题为契机，探索出一条建构合情合理政治关系的新路径，从而更好地维护两岸海洋权益。 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已成为人类的共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指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除了加强理论基础与社会实践外，同样需要完善的海洋法制为其保驾护航。台湾地区四面环海，在海洋法律与管理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对海峡两岸海洋法律制度加以比较进而取长补短，改正大陆海洋法制的缺失环节，对实现海洋强国之梦具有重大意义。 海洋立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立法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海洋法律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涉及内容包括海洋权益、资源开发、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和海域使用等诸多方面，目前国家级的海洋法律、法规和规章有110多个，为管理海洋和发展海洋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虽然海洋法律法规众多，但没有形成完整的海洋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洋综合管理工作的开展。 台湾地区自1998年1月21日公布施行《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法》及《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礁层法》以来，制定大量法规以促进渔业管理和环境保护，如2002年《海洋污染环境处理办法》、2008年《渔业法》、2010年《渔业法施行细则》以及自1991年就已开始草拟的《海岸法》等。 我国大陆的法律在广泛度、完整度以及综合性管理的发展上相较于台湾地区有较大优势，但是台湾地区关于“海岸法”立法的尝试是值得中国大陆借鉴的。海岸地区处于海洋与陆地交接的带状区域，兼具海陆生态体系的双重特性，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极具生态敏感性。然而我国海岸带普遍存在环境污染严重、海岸侵蚀加剧、自然灾害频发、开发利用秩序混乱等现象，对我国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然而，我国对海岸地区的管理仍只是散布在各部门法或地方性法规中，没有一部专门规制海岸地区的综合性法律。这一切都表明，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海岸线绵长的海岸国家来说，海岸立法是十分必要和现实的。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共同缺失一部整合性的《海洋法》来处理和应对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海洋问题。尽管就政治因素、立法基础等各方面而言，制定《海洋基本法》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客观形势时不我待，因此就现阶段而言，可考虑将围绕海洋所发生的国家间关系、行政关系、刑事关系和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纳入一部整体“海洋法”，并在这一体系下，经由学界、媒体、民众广泛参与及充分讨论，形成有关《海洋基本法》立法内容的共识，再以此共识为基础，推动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 海洋执法 在海洋执法方面，我国海洋执法主要机构包括海监、海事、海关、缉私、渔政、公安、边防等部门，各自负责其管辖事项内海洋执法。2013年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将分散在海监、渔政、海关、海事、公安、边防等多个部门海洋执法权进行整合而重新组建中国海洋局，隶属于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接受公安部业务指导。 虽然中国海警的成立为整合和加强海洋执法力量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海警局的整合处于起步阶段，各执法部门并未真正融合统一，在对外执法领域通常采取联合执法，对内执法时仍保持原来的工作模式。相关制度未明确授予中国海警刑事执法权也影响相关执法活动的开展。此外，海军在我国海洋执法中机制缺位，地位未明。 台湾地区负责海上执法的机构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由其统领处理海洋法律事务。根据台湾地区《海岸巡防法》的规定，其主要职能为负责海岸管制与安全维护、交通工具的安全检查、走私情报的收集处理以及维护海上交通秩序、海上救难、渔业巡护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 台湾地区综合海上执法体制更符合综合性海洋管理的需要，在执法层面上有较突出的优势。鉴于目前我国海上执法力量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可在中国海警的基础上循序渐进，首先建立协调机制，加强内部各部门相互交流和信息互换，逐步实现各部门整合，并最终将海上执法纳入如台湾地区尝试之“海洋事务部”这样整合的海洋行政机关，实现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同步，进一步强化综合性海洋管理模式。 海洋管理 与海洋执法类似，我国当前涉海部门众多，具体而言，体制改革后的国家海洋局作为全国性主管海洋事务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海洋综合管理职能。其它具体的涉海事项管理则分别由渔业、矿产、交通、海事、环保、外交、科研等海洋具体部门负责，正逐步迈向整合性管理的目标。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海洋局的具体职能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例如过低的行政级别使其综合管理不能很好进行，地方上各具体部门之间同样存在分工不明、互相推诿的现象。 台湾地区过去管理海洋事务采取传统分工模式，其职能分散于十多个部、会、局属机关。近年来台湾海洋管理体制不断进行改革，逐步迈向综合管理。2012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行政院组织法》明文规定设立海洋委员会，主要负责综合海洋事务之横向协调功能，加强海洋政策之规划及落实推动，统一各级政府海洋事务步伐。 海洋综合管理是国家海洋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海洋管理的发展方向。台湾地区通过筹划设立海洋委员会作为从分散走向高度统一的过渡方案，在协调中逐步走向整合，此举值得我们借鉴。为此，我国可成立专门处理海洋事务的工作组或其它机构，由其统筹协调涉海法律事务，并对管理海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指导、答复，以实现对海洋资源立法的统一规划与管理。此外，应设立一个整合性的法律机制，如前所述即通过《海洋基本法》来为海洋工作组或委员会提供法律基础，在法律中将其职能加以规定，明确其与其它涉海职能部门的关系，并实现中央与地方在海洋事务上的权限划分。 总之，我国在海洋法律与管理各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改进完善。两岸应加强在海洋事务问题上的沟通，以最大限度争取两岸共同利益为导向，以解决涉外海洋法律问题为契机，探索出一条建构合情合理政治关系的新路径，从而更好地维护两岸海洋权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5-06-26 “一带一路”虽未将台湾纳入，但若能透过合推“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让两岸水产养殖业步向永续发展，也让民众同享优质水产品，就可以树立一个典范，有助于两岸关系更趋融洽。 两岸政策始终是台湾总统大选的焦点议题。大陆官方一再强调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什么都可谈，只是划下的这道红线，对两岸未来互动是福是祸值得深思。大多数台湾人认为，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在地2,300万人共同决定。在这样的基础上透过良性的交流互动，拉近彼此的感情，未来成为一家人亦属可能。大多数台湾人所期待的是两岸相互尊重，互利共存，而不是少数企业财团所图的让利。以往大陆与台湾接触系透过红顶商人、退休高官、过气政客等买办行为企图收买民心，殊不知这些人员在台湾民众心目中评价甚低，并无法起到预期目的，大陆官方一再误判只会让中国梦与台湾梦逐渐失之交臂。 务实交流 展现柔性国力 毋庸讳言，这些年大陆对于台湾的态度与做法过于急躁，失去平常心，反造成岛内赞成两岸统一人数的倒退（尤其是年轻族群），不过支持独立的民众也只有23.8%。大陆官方应该首先认清社会事实，且重新思考如何透过两岸正常交流，缩短彼此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即便暂不谈“一中”，对于两岸人民有利的事还是应该共同来推动，拿出泱泱大国的气度，达到近悦远服的效果。 藉此思路，大陆领导人近来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目标在于解决大陆产能过剩、稳定获取油气矿产等资源、强化国家安全及主导区域贸易等战略议题；积极打造中国与周边区域的交通网络，加大开发中西部力度，改变偏重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均衡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通过投资建厂、合作兴建基础设施等方式，希望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果实，进而化解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尽管大陆政府一再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并力图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但是在东海与南海议题上日益强势的立场增加了东南亚国家的不安。这些问题包括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与日本在钓鱼台问题上的对抗、在黄岩岛问题上的强势态度、在南海加强军事设施等，其效果是对中国倡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生负面影响。台湾内部除部分财团跃跃欲试外，“一带一路”并未引起广泛讨论，民众对此所知相当有限，遑论积极参与。 跨国合作可尝试以“水产”为先 目前大陆政府对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尚在起步阶段，合作构想及具体政策措施尚未完全成形，而企业界多热衷于基础硬件建设与对外投资贸易，未来若能透过更多柔性的跨国合作计划推动，相信可以相当程度冲淡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思的实现铺上坦途。鉴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多数属水产养殖重镇，水产出口为外汇重要来源，因此大陆不妨在此展现柔性国力，以“水产”做为跨国合作的优先对象。 水产被视为21世纪人类的最佳动物蛋白质来源及贸易程度最高的食品，全球水产品出口额高达1,360亿美元，而亚洲是全球养殖渔业发展最兴盛的地区（占世界水产养殖产量的88.3%）。90%的劳动力来自于小规模渔民和养殖户，小规模渔业对减缓贫困以及确保粮食和营养安全贡献卓著。预估到2030年，全球食用鱼近三分之二将由养殖场提供，因此亚洲地区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都将发展水产养殖列为国家重点发展项目。 中国此次所串联的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多属沿海国家，养殖渔业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比如泰国养虾、越南巴沙鱼养殖、印度尼西亚石斑鱼养殖、菲律宾虱目鱼养殖、马来西亚海水鱼养殖、印度养虾、斯里兰卡观赏鱼养殖和养虾等等，都是这些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目前养殖产业普遍面临天然种鱼短缺、鱼苗质量与来源不良、疫病丛生、控制不佳、不当使用生长激素或抗生素、周遭海域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破坏、养殖成本提高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优良的天然种鱼虾资源短缺，业者不断采用近亲繁殖造成基因劣化，所培育出来的鱼虾苗体质不佳，对环境变化和疾病抵抗力转弱，死亡率偏高。东南亚养虾业相继遭遇虾苗大量死亡事件，导致养殖业者血本无归，产业几乎崩盘。 设置“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 “掌握种源就能掌控水产世界”，种源是生物资源永续发展及育成新品种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身为全球最大水产养殖生产国（2012年生产了4,350万吨食用鱼）且在育种上有相当杰出的成果，比如成功培育出“大连一号”杂交皱纹盘鲍。该品种采取同一物种不同地理群体进行种内杂交，以中国大连皱纹盘鲍为母本，日本岩手县皱纹盘鲍当父本产生杂种优势，使得“大连一号”适温范围比中国大连皱纹盘鲍提高了2℃，从此中国鲍鱼养殖产业突破天然水温界线，拓展至福建和广东省，缓解了养殖皱纹盘鲍大规模死亡问题，令大陆鲍鱼产量占全球的80％。为了帮助沿岸国渔村经济成长，大陆有足够的实力来倡议成立“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计划”，以大陆为主体，透过融资、人才培训、水产种源交流、大数据建立等，有计划地协助周边沿岸国家进行特定经济水产种源的调查、保种以及相关技术研发，包括养殖鱼种筛选、水产保种技术、健康种苗育成与鉴定等。相信这一做法对沿海国家的渔业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帮助。 可参考台湾经验 根据“台湾物种名录”的统计，台湾已发现鱼类（包括淡水鱼与四周海域的海洋鱼类）种类达3,131种，海洋生物种类约为全球的十分之一。为保育水产生物遗传资源、维护遗传歧异度、强化相关国际竞争，台湾花费17.4亿元台币经费建立全省水产生物种源库（含特定保育种源四大支库），共保存了本土鱼、虾、贝类、藻类等近百个物种，具备相当丰富的实际经验可以提供给大陆及邻国参考。两岸政府也可以透过此一公开透明管道进行水产种源与技术交流，同时也可以让台湾的水产种源库发挥更大的功效。该跨国计划不妨由大陆与台湾先行合作确立可行运作模式，然后再推至其它地区。这样的构思同样还可以用在重要粮食作物的保种与育种合作方面。 “一带一路”虽未将台湾纳入，但是台湾拥有充沛的资金、人才、技术和经验，若能透过合推“区域经济水产种源库”，让两岸水产养殖业步向永续发展，也让民众同享优质水产品，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投资与获利，就可以树立一个典范，有助于两岸关系更趋融洽，与世界往来更加友善，其效果优于文攻武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