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罗世宏 2019-03-04 解除两岸战争风险，方能开创两岸共存共荣的和平统一前途，这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责任。台湾不应妄自菲薄，更不该害怕与大陆坐下来谈统一问题，而大陆则应该更有自信一点，只要大陆敢于朝着民主自由道路上向前一小步，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就必定能向前一大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在《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谈话，提出五点呼吁（以下简称“习五条”）：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习主席在谈话中强调，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因民族弱乱而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两岸应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在充满温情的喊话中，习近平也不忘强调，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并非针对台湾同胞。“两个不接受”和“四个必须”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罕见地在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明确以“两个不接受”和“四个必须”响应：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大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双方之间的歧异，以及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任何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监督的政治协商，都不能称作“民主协商”。最后，蔡英文更呼吁大陆“勇敢踏出民主的脚步”。双方其实大多是重申过往的说法，并没有太多新意，但“习五条”清晰传达出大陆方面解决台湾问题的急迫感，蔡英文的响应则是首度公开拒绝“九二共识”。其后，大陆国台办批评蔡英文“完全暴露顽固坚持‘两国论’的政治本质”，陆委会则直指国台办说法“只证明北京当局无法面对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更证明其欲以‘一国两制’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双方这一轮的唇枪舌剑，让两岸关系不进反退，甚至加剧了紧张和对立。蔡英文实时且强势的回应，刚好撞上第二天绿营独派大佬（彭明敏、吴澧培、李远哲和高俊明）发表要求蔡英文放弃寻求连任并交出行政权的公开信，意外地突出了蔡英文在内外交迫局势下仍然坚定维护中华民国主权的立场，这不仅让她的民意支持度瞬间暴增，也让她走出因为去年底地方选举惨败而辞任民进党主席的政治低迷局势。数日后，显得更加自信的蔡英文在与国际媒体记者的聚会中指出，台湾的核心利益是明示拒绝“一国两制”，因为“九二共识”已被北京定义为“一国两制”，不再有过往所谓“创造性模糊”的空间，并且期待台湾所有政党“不要再讲‘九二共识’”；其次是明示两岸会谈必须以“政府对政府”的形式进行，陆方不能绕过台湾民主机制，更不能藉此分化台湾内部。台湾应如何善解“习五条”？双方的口水战意义有限，在各自表述既定立场并且满足各自的内部需求之后，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恐怕是：与其无济于事地误解或负面解读“习五条”，不如善解“习五条”对两岸关系的意义，并且想方设法将两岸关系重新导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在台湾各党派政治人物对上述相关谈话的解读中，我以为马英九、韩国瑜和施明德的表态最具建设性的意义。马英九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必须清楚强调“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不能打模糊仗，因为这攸关两岸和平发展前途。不过，他也呼吁大陆媒体不要再对“一中各表”做无谓攻击，因为有“一中各表”的空间存在，两岸和平交流才得以发展。此外，马英九也再度重申他在2018年11月“马习会”三周年时抛出的“新三不”：除了不独不武外，依据宪法既有架构，不统应该调整为“不排除统一”，“统一的问题不是不能谈，但要和平的统一、民主的统一”。同样，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所谓“两个不要怀疑”的表态，也很有意义：“不要怀疑共产党必须收复台湾的决心”、“不要怀疑台湾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决心”。韩国瑜强调，这“两个不要怀疑”一直不停地碰撞、磨合、消长，怎样小心翼翼地处理其间的关系，对台湾人民是“生死大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通过脸书批评，台湾所谓口号“独派”不要一听到“一国”、“一中”就抓狂，徒显智浅量狭，还自以为是“最爱台”；他强调，两岸必须心平气和协商“一国”的制度安排，到底是联邦、邦联、国协或其它的创新形式。他呼吁两岸领导人不要一直隔空喊话，徒让后代子孙讪笑。此外，中研院院士项武忠和国史馆前馆长林满红亦分别公开撰文提出“中华邦联”构想，提议两岸应共组中华邦联，各自拥有联合国会员席位，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享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回顾台湾历史，想要当家作主的台湾意识是素朴与具有正当性的，但也从来绝对不等于台独建国意识；更进一步说，乡土爱与祖国爱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可以也应该是兼容共存的。中国崛起（或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需要以武力统一台湾自证，台湾民主与中国统一也不应该成为水火不容的对立物：大陆必须认清统一不能操之过急，武统只会造成亲痛仇快与难以弥补的永久分裂状态，以中央对地方的“招降”姿态在现今民主时代完全不可行，并且应以具体行动推进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相对而言，台湾也有责任证明其所追求的是和平统一，而非阳奉阴违地追求和平独立，甚至挟洋自重地担当美国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遏止中国崛起的马前卒。和平统一，两岸都有责任两岸分治70年来，各自承担了百多年来的民族苦难，没有谁比谁更不悲情，也没有谁比两岸同胞更应看见与理解双方的艰辛。更进一步说，此刻是两岸兄弟最不需要对立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的时代，毕竟双方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未曾取得的傲人成就：台湾打破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宿命论”或“素质论”，而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同样惊人，但两岸却在这个历史转折当中渐行渐远，心灵距离难以弥合，甚至仍有可能意外地走上兄弟相残、家国崩析的最坏道路，这岂非人间最大的憾事与怪事！最后，虽然双方都有责任，但大陆毫无疑问是两岸和平统一前景的主导力量。到目前为止，大陆祭出的所谓经济“让利”或“穷台”手段，其实都未能对症下药，也无法真正解开两岸始终无法展开和平统一协商的死结。摆在眼前的现实是，政治问题无法用经济手段解决，最终还是必须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无论如何，大陆应该与台湾坐下来谈，启动签订两岸和平协议的协商。除非两岸真诚面对彼此，否则统独只不过是假议题：解除两岸战争风险，方能开创两岸共存共荣的和平统一前途，这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责任。台湾不应妄自菲薄，更不该害怕与大陆坐下来谈统一问题，而应该在协商中有耐性地推动大陆民主化，最终实现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统中有独、独中有统”的理想境界；而大陆则应该更有自信一点，毕竟完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法理台独，只是台湾极少数人的主观追求（依政大选举研究中心过去25年来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尽快独立”的人最多不超过7.8%，最低则为3.1%），而且客观上也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只要大陆敢于朝着民主自由道路上向前一小步，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就必定能向前一大步。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9-01-21 自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开始，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没停过，给出的主要理由是平衡两岸军力失衡。然而，旧招新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打“台湾牌”来处理当前本已复杂的中美关系。可以说，美台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国对台军售。 美国联邦参议院于12月19日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主张定期对台军售，该法案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几成定局。自1979年美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开始，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没停过，给出的主要理由是平衡两岸军力失衡。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旧招新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打“台湾牌”来处理当前本已复杂的中美关系。可以说，美台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国对台军售。美对台军售成为政治问题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国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同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仍不断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最近10年，美对台军售呈现出新的态势，武器数量越来越多，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交易额度越来越大。美对台军售已不单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成为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平衡两岸军力是个伪命题。近年来，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突飞猛进，取得长足发展，两岸军力早已失衡。台湾军事实力已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台湾不仅军费无法与大陆相比拟，还存在兵员严重不足、武器装备等作战平台与大陆有代差、战斗力下降明显等诸多问题，而且台湾军事装备严重依赖外来军售，自给能力低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美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大力输血，台湾军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与大陆达到平衡。首先，台湾受到其经济发展迟缓的掣肘，没有财力大量采购高精尖装备；其次，美国高精尖等先进的武器系统和作战平台对台同样也会受制于美国国内出口限制的要求，对台出口也会有所保留；再者，新的武器系统和作战平台售台后，台湾军事人员需要有一定的训练时长，因此，形成战斗力还有一定的时差。美国对台定位与军售有非常明确的指向。美国认为，台湾是有助于美国与中国博弈的“棋子”，而不是平等互惠的“友邦”，更不是有共同战略利益关系的“盟友”。当前美“印太战略”偏重在军事上与台湾保持合作关系，军售自然成为最佳而且有效的途径。从一些对台政策的修订上看，比如允许美台高层级官员互访、美台军舰互访、军售“常态化”，美国既有强化台湾军事实力以对抗中国大陆的考量，又有平衡中国对美贸易逆差的作用，可谓完全符合特朗普政府“一箭双雕”的战略考虑。旧招新用美对台军售向“短频快”常态化方向发展。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才半年多时，就批准了第一批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年后，也就是2018年9月24日，特朗普政府批准了第二批价值3.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在台湾派出地区防务主管部门高级别官员赴美国马里兰州参加“美台防务工业会议”后，“美台商业协会”主席鲁伯特·哈蒙德·钱伯斯表示，预计美国还将在今年年底前批准另一轮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两年时间内，就有三轮对台军售，可谓时间之短，频率之快。在可预见的未来，即特朗普这一任期剩下的两年内，美国还会有更多的对台军售。此外，对台军售实行专案处理，走“快速审批”路子向常态化发展。过去几十年来，美对台军售模式是台湾提出购买意愿与要求，美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尤其要照顾到中国大陆的感受，要么拖后处理，要么掐头去尾，打包一起审批通过部分军售。而最近一次则是走个别审查的通道，实行“快速审批”，正如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所讲的那样，美对台军售改变“打包审批”模式，就是要朝着更常态化的军售关系发展。蓄意踩“红线”，打中国痛点。美国最近一次的对台军售额度是3.3亿美元，金额同以往相比，不算太大，但在中美关系趋冷、中美贸易摩擦有升级趋势之时，特朗普政府抛出对台军售，并且当作个案来处理，弦外之音非比寻常。特朗普就任以来，一直威胁要废除“一个中国”政策，而这项政策是3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基石。如果说在中美贸易摩擦尚未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或者说未能取得重要进展之际，美国把军售作为一种手段，意欲在外交、军事等方面全方位扩大与中国的对抗，这是蓄意踩“一个中国”这条“红线”，使目前中美之争的态势更明朗化。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涉及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选择中国核心利益这个痛点来打，就是要逼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就范，为进一步逼迫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取得的少许话语权方面作出让步，抑制中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的实施与发展，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扼杀在萌芽状态。美着力打造“印太战略”的台湾支点。面对当前中美关系新形势，美国决定向台湾军售，只会进一步激化紧张的中美关系，使其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存在把贸易摩擦扩大为军事冲突的潜在风险。特朗普政府有意提升台湾的存在感，进一步提高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度。特朗普颇具挑衅性地加强与台湾的外交与军事联系，把台湾作为美国侵蚀和包围中国的战略区块链中的一部分，主要是为其“印太战略”服务，为中美军事冲突做准备。正如美国军方所声称，美国战机、战舰抵近中国大陆训练、巡航是其在印太地区逐步强化军力的一部分。台湾军事能力呈下降趋势，很难支撑美国“印太战略”需求，这也正是美国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武装台湾的重要理由。未雨绸缪 应对台海新动向要明确认识中美关系趋冷可能加剧台海局势动荡。近期，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就中国问题发表长篇大论，并在APEC会议上对中国再次表达强硬立场。中美两国元首虽在G20峰会期间就中美贸易问题达成90天暂停加征关税的共识，然而随后美国授意加拿大抓捕了华为CFO孟晚舟，给中美解决贸易问题谈判带来不确定因素。目前，中美正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中美双方均希望谈判能取得进展，但会不会取得一定成果，符合双方利益和要求，还有待观察。虽然中方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如恢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等，但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很难消除，中美出现的裂痕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中美关系回到从前的可能性非常小。中美关系趋冷势必会影响到台海局势。当前，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已尘埃落定，“绿地变成了蓝天”，对执政的民进党冲击较大，影响到了其台湾2020大选布局，如果选情不利于倾向“台独”的民进党，那么“台独”势力很有可能会利用中美关系趋冷、美国又特别需要台湾这颗“棋子”的时机，摇旗呐喊“台独”，为其选情造势，推进真“独立”，从而加剧台海局势动荡。最近，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后，又拿出所谓的新“九二共识”来试水，仍然没有改变真“台独”的实质意图，中国大陆对此要有非常明确的认知，做好各种应对预案。要做好美军在台海地区直接参战的充分准备。当前，台海局势复杂程度不亚于1996年的台海危机。从历史文献和各种研究台湾问题的资料来看，过去中国大陆“武统”考虑的重点都放在解除岛内的“台军”抵抗上，避免与美军有直接或正面的军事冲突，在美军干预前就解除岛内“台军武装”。然而，如今美国政府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在外交和军事上拉近与台湾的合作，美台高级别官员实现互访，美台军舰实现互访、互停。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台海地区现状出现大的变数的可能性非常大，解放军在台海地区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系数较高，因此中国军方应做好各方面的作战方案。要避免美台战略需求重叠。从目前的美台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态势来判断，再放眼两年后的2020，我们会发现，2020年将会有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虽然前者在2020年1月，后者在2020年11月，但为选举而战存在着某种时间上的交叉，期间可能会冒出军售、军事合作等问题。美国重塑对台军售整个程序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对美台都有利的方向，小军售藏着大问题。中国应避免美台在战略需求上出现某种程度的重叠，不给他们机会，避免美台里应外合，形成统一战线。要防止台海局势出现溢出效应。台海局势一旦出现溢出效应，很容易与东北亚问题、钓鱼岛争端、南中国海问题等搅混在一起，使中国腹背受敌，多点触发，造成战略被动。远亲不如近邻，中国更应该发展和巩固好睦邻友好政策。当前，日本需要中国多于中国需要日本，中国应趁热打铁，巩固好对日关系，避免钓鱼岛争端成为中国亟需处理的新爆发点。中国应继续增进与东盟国家的交往，稳住南中国海的局势。中国需要集中精力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避免台海局势现状失控，防止事态扩大与延伸到其它热点问题上。眉毛胡子一把抓，容易焦头烂额，往往也是最大的风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9-01-15 台湾选举结果揭晓，虽然民进党企图打统独、悲情、建设、蓝绿对决、中共恐吓等各种牌来争取胜选，效果却远不如预期。很显然经济议题超越了政治，先顾好肚子才是当前台湾人民最想要的。民众希望政府能改善两岸关系，力拼让全民有感的经济，而不是照顾少数富人。 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揭晓，在县市长中国民党拿下15席，全面执政的民进党由2014年的13席大幅缩减为6席，惨败收场。尽管蔡英文选前曾卖力辅选，也开出大量基建支票，但选举结果表明人民给蔡英文的期中考打了不及格的分数。综观此次选举，虽然执政的民进党企图打统独、悲情、建设、蓝绿对决、中共恐吓等各种牌来争取胜选，效果却远不如预期。很显然经济议题超越了政治，先顾好肚子才是当前台湾人民最想要的。民众希望蔡政府能改善两岸关系，力拼让全民有感的经济，而不是照顾少数富人。农业成为执政党败选关键台湾农业总产值虽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但因涉及民生、物价、食安、健康、粮食安全等，农业议题（如蔬果价格低迷、产销经常性失衡、黑心食品频传、农产外销开拓不力、为经贸牺牲农业等）成为选战热门话题。农渔业素人在政论节目上直白、率真的表现，让民众了解到农渔业实情，凸显了蔡政府对农业的无心与无能。农政高官的诸多不当言论，加上蔡政府不顾外界观感，瞎挺“高薪实习生”吴音宁、硬拔韩国瑜的鸭霸作为，更起了推波助澜之效，不仅让韩国瑜得以在高雄刮起旋风，所掀起的“韩流”更让民进党在传统绿营票仓失去优势。即便在台南、屏东、嘉义地区，民进党也赢得相当惊险。以高雄选举为例，韩国瑜以一个“卖菜郎”的外地人身份，在被民进党视为禁脔的高雄，以15万票的差距击败拥有执政优势且强调在地深耕多年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究其原因，除了韩个人魅力外，他所提出“货卖得出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的简明口号，深深打动了许多农渔民和底层选民的心。加上他在北农任总经理时的表现获得许多农民肯定，令民众对他有所期待，愿意给他机会，所以原属民进党铁票的农渔业乡镇如旗山、美浓、冈山、永安、小港、前镇、弥陀、湖内、芦竹等28个行政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由绿转蓝。在高雄执政长达20年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只在旗津、林园、桥头、茄萣、田寮等10个行政区取得优势。高雄农产品相继发生产销严重失衡，使农民苦不堪言，而主管部会农委会则是外行领导内行，还硬拗，让农民很不满意，这与北漂议题一同成为变天主因。在素有“农业首都”之称且为蔬菜主要产区的云林，此次县长宝座竞争由张丽善与李进勇再度对垒，张家在地方长期经营，拥有固定的支持者，却也背负派系包袱，而民进党在云林亦拥有广大支持者。只是这两年来岛内菜价低迷，甚至不敷成本，加以蒜头争议，让农民很受伤。尽管前县长苏治芬与李进勇在选前上演和解戏码，但民众观感不一，戏剧张力有限。尤其选前张丽善和云林女婿韩国瑜在云林合体造势，举办“全国农渔民齐发声”活动，强调当选后成立农渔产品销售联盟，让农渔产品产销平衡，以此获得农渔民的支持，最终助张丽善胜选，绿地变蓝天。至于被民进党视为“民主圣地”的宜兰，虽然蔡英文十度亲征宜兰，卖力辅选，不仅大开选举支票，更强调宜兰为“民主圣地”，不能输，但她无视前两位同党籍县长对于农地政策截然不同的做法（包括课税、非农地农用管制、放宽农舍兴建等），背离爱乡土的初衷，不仅扰民，也让宜兰选民对现在的民进党失去信任。加上党内派系斗争，终于让勤于耕耘基层、与人为善的林姿妙脱颖而出。“民主圣地”失守，对民进党是一大震动。属后山的台东县，由于国民党分裂，原本被民进党视为最有可能由蓝转绿的地区。民进党的候选人刘棹豪个人条件不差，也积极耕耘地方，但当地农民忧心辛苦种植的水果（如菠萝、释迦、红龙果等）因两岸关系恶化而无法顺利外销到大陆，造成生计上的困难。尽管蔡英文大力助选，选前更透过农委会、农会协助，将台东种植的释迦试销到美国、日本等地区，企图安抚农民，但效果不佳，导致台东市及15乡镇皆输，终无力翻盘。此次选举，执政的民进党在许多农业县如云林、彰化、宜兰、花莲、台东落败，透露出农渔民对当前施政的不满，身为农业主管部会的农委会主委、副主委竟然没人主动请辞，负起责任，让民众观感更差。 农渔民由绿转蓝非偶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渔民由绿转蓝也非一夕间的冲动。这些年岛内农产品产销失衡严重，蔡政府施政不当，损害农渔民利益。官员们先是否认产销失衡，并斥之为假新闻；若有人出面向媒体或在野政治人物陈情，则赶紧起底看是不是“假农民”，借此大做文章，企图转移焦点，最好还能找个代罪羔羊。只是有无产销失衡，价格低不低迷，农民才是当事人，他们感受最深，而蔡政府的做法，更助燃了农民怒火。蔡政府为避免受制于大陆市场，上任后力推新南向政策，并给予诸多优惠，结果惨不忍睹。2018年1—10月，台湾菠萝出口到新加坡仅164吨，泰国为7.5吨；芒果出口到新加坡仅240吨，马来西亚为15.9吨，而原先政府宣称会外销迪拜120吨香蕉，到10月底为止只出口了28.8吨。由此看出，台湾农民根本很难在新南向政策中获利。蔡英文大力扶持的台农发公司，号称是农业的“国家队”，要带领农民打“国际杯”，交出来的成绩同样惨不忍睹，还被质疑与民争利。近来蔡政府为了创造有利条件加入区域经贸组织，竟然主动将台湾升级为发达国家，不再争取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此举形同撤守关防（价格是消费者的重要考虑，进口零关税将大幅降低台湾农产品的竞争力），引发更大反弹。近3,000名来自屏东、高雄、宜兰苏澳的渔民（特别是中小型渔船船主），放弃出海捕鱼赚钱的机会，辛苦北上，向政府表达应调整罚款、强力护渔、让渔业规管独立于劳基法等要求，引发政府官员一阵紧张。民进党在摸不清头脑的情况下，竟反过来指责该活动系遭政治操弄，并批评该活动发起人是报关业者，没有渔业界的龙头出面，造成渔民更大的反弹。常言道，水退了就知道谁穿或没穿裤子，同样的选举结果也让外界明白谁较照顾农民，谁较得农民的心。维持两岸关系和谐，让台湾农渔产品可以顺利销往中国大陆，这是多数农民的共同心声。“立政之本存乎农”，面对选举大挫败，蔡英文理应迅速响应农渔民要求，并重组农业治理团队，不要再政治酬庸，以此来重拾农渔民对政府的信心。遗憾的是，选后蔡英文虽然提到“败选的责任应该由我一肩扛起”，却只动党务不动政务，让行政院长赖清德和“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继续留任，引发外界强烈批评声浪，认为她没有真正反省，连自家人都说她无法向社会交代。民众要的是蔡针对政策方面的调整，而不是继续蛮干，至于辞不辞民进党党主席，民众根本不在乎。蔡英文已经错失第一时间向民众虚心检讨的机会，离连任之路越来越远。未来台湾政局面临的困境为帮助农渔民，选后高雄市长韩国瑜兑现承诺，成立“两岸工作小组”，并认同“九二共识”，未来会在友善、开放、不预设立场的前提下与中国大陆进行经贸沟通，希望帮助农渔业搭建起贸易关系，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也获得彰化、云林、南投、台东等新上任属蓝营县市长的支持。此举势将给继续由民进党执政的屏东、台南、嘉义带来极大压力，民进党若不回应民意，继续破坏两岸关系，将更不利2020大选。犹记得蔡英文曾说过，如果政府听不见民意，民众可以拍桌子。如今面对农渔民透过选票所表达出的对当前农渔业施政的不满，蔡若继续装聋作哑，让施政不佳的部会官员赖着不走或换汤不换药，不深刻反省并做出全面改革，缓和两岸关系，让农民有所感，那么到2020年台湾大选，执政党将迎来更大的农渔民海啸袭击。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吊诡的是，民进党大败是败在蔡英文专断独裁，执政不佳（包括一例一休、年金改革、两岸关系恶化、空气污染严重、农渔产销失衡、政治酬庸等等），让多数选民反感；反观积弱的国民党大胜，却是因为多数民众讨厌民进党，要给蔡英文教训，而并非认同国民党的理念。因此，要应对来自选民的压力，选后两党都面临改革挑战。两党内部也存在世代交替以及派系恶斗的难题，谁能尽快改革成功，并获得民众肯定，谁就能主导未来台湾的政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8-12-03 在外部力量有意分化统派以及统派内部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台湾统派长期难以实现团结整合。因此，如何实现台湾统派的大团结与大联合，组建广泛的统派选举联盟，是岛内“反独促统”的重中之重。 台湾统运的兴衰一直与台湾统派的团结和分裂有关，统派团结则统运蓬勃，统派分裂则统运艰难。在外部力量有意分化统派以及统派内部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台湾统派长期难以实现团结整合，使得统派政党和团体的力量过于分散，在台湾选举中难以有效取得政治席位，因而导致20多年来台湾民意光谱中“台独”和“独台”两大板块均大于“统一”。没有强有力的“促统”力量便难以有效“反独”，这是岛内“反独促统”进程至今仍十分艰难的结构性因素。因此，如何实现台湾统派的大团结与大联合，组建广泛的统派选举联盟，是岛内“反独促统”的重中之重。碎片化的台湾统派多年来，台湾统派整合程度一直较低，除了松散的活动合作、大型集会的共同动员之外，在政党与选举方面几乎没有成熟的整合机制。究其原因，除了美国和台湾绿营的长期打压与分裂举措之外，台湾统派内部“左、中、右”不同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各个统派政党和团体之间历史遗留的矛盾，都是使统派整合变得困难重重的原因。统派力量碎片化的格局，直接导致统派在台湾政治舞台上长期被边缘化。尤其在台湾立委选举制度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以来，区域立委选举逐渐走向两大党对决，一般小党很难在区域立委选举中胜出，再加上所有政党只有获得5%以上的政党票才能取得不分区立委席次，这大幅增加了小党取得政治席次的困难。新的障碍和门槛使得台湾的中小政党普遍走向泡沫化，严重压缩统派政党的生存空间。在过去20多年间，属于右统的新党曾经是台湾统派中最具有选举政治能量的政党。新党成立之初便在1995年的立委选举中取得13%的得票率和21个席次，1998年也有7.1%的得票率和11个席次，几度成为台湾第三大党。然而随着亲民党的崛起，新党在各届立委选举中快速泡沫化。2001年得票率剧降至2.6%，当选席次仅剩1个；2004年得票率仅剩0.12%，维持1个当选席次。在台湾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后，新党在2008、2012、2016年的立委选举中政党票的得票率分别为3.95%、1.74%、4.18%，均未达到5%的门槛，无法取得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形成自2008年以后便再无一个统派小政党能够立足于立法院的困境。可见统派政党只有通过组建选举联盟，集中选票方能一举突破5%的政党票门槛。民进党二次乱政下民心思变台湾民意绿化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到2016年大选期间达到最高峰，但是民进党在二次上台执政后，完全无心于经济发展，只是将精力放在政治清算和自肥上，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全面崩坏，台湾经济螺旋式下沉，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青年和基层百姓对未来失去希望。反观中国大陆，多年来励精图治，虽然面临外部压力，但经济与科技仍然高速蓬勃发展，大陆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薪资平均水平和增长幅度已超过台湾。两岸相较之下，大陆对台湾的磁吸力快速扩大，形成台湾各年龄层、各行业领域全面西进大陆的新浪潮。从此前的年金改革、劳基法修订等强渡关山的做法，再到今年8月台湾南部各县市大面积水灾以及台湾旅客滞留日本关西机场等一系列事件，民进党所作所为完全暴露出执政者的傲慢，丝毫不将百姓的生存和需求放在心里，蔡英文坐在“云豹”车上视察水灾地区的视频和照片更是通过互联网和媒体传遍全台。在民心思变下，台湾“统独”民意的结构开始松动翻转。綜合比岛内多家民调数据十分明确地显示两年来已出现“统升独降”的趋势，有别于1997至2016年期间维持了20年的“统降独升”趋势，这代表统派力量壮大发展的民意土壤基础正在逐渐形成。此外，多家民调也显示，无特定政党倾向的无色选民已经超过半数民众，传统上蓝绿两大党垄断台湾政治板块的格局也正在解构，代表未来选举中很可能会有半数选民将选票投给非两大党的无党籍人士，或者其它中小政党或政党联盟，这为过去长期不见容于蓝绿两大党的台湾统派抢进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平等结盟扩大统派选举战果由于台湾统派长期在主流政治外碎片化、边缘化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台湾其它小党的发展经验。台湾小党在选举期间的合作主要有两种模式可供台湾统派参考，其一是亲民党与民国党的合作模式，其二是绿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模式，两者差别在于是否公推大选候选人，以及是否共同登记一张政党票。亲民党与民国党在2016年选举中联合推出大选的正副候选人，分别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民国党主席徐欣莹担任，但两党在政党票方面仍然各自登记。该合作模式的结果是，双方在大选中共获得12.83%的选票，同时亲民党取得6.52%的政党票，而民国党则只获得1.62%的政党票，民国党无法超越5%门槛取得不分区席次，而亲民党的得票率与其全盛时期也相距甚远。绿党与社会民主党在2016年选举中联合组成“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简称为“绿社盟”，共同登记为一张政党票，但双方仍然保留各自政党的运作机制。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集中选票在同一张政党票，争取超过5%的不分区席次门槛。虽然绿社盟在2016年选举中仅获得2.52%的政党票，但作为两个原本几无政治影响力的小党，首次联合登记参选便取得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亲民党与民国党的政治结盟，在2016年大选中共获得12.83%的得票率，但两党不分区政党票合计则只有8.14%，两者相差达4.69%，这部分选民采取了分开投票，大选支持宋楚瑜和徐欣莹，但是政党票并未投给亲民党或民国党。倘若在该次选举中，亲民党与民国党共同登记一张政党票，或许政党票的得票率还能进一步提高，从而增加两党联盟在立法部门的席次。统派政党在2016年选举中也出现类似情况，新党和中华统一促进党分别获得4.18%和0.46%的政党票得票率，均未能达到5%的门槛。倘若当年选举中，全台所有统派政党和统派团体全部登记为一张政党票，台湾统派便有机会超过5%的政党票门槛，一举进入立法院。至于地方县市议员选举的难度则更高，需要长期在地经营与大笔选举经费，即便能够选上几席议员，也无法牵动全台“统独”结构的大局。因此，鉴于台湾统派政党和政治团体边缘化、分散化、泡沫化的基本生态，台湾统派需要参考借鉴“绿社盟模式”，针对2020年立委选举，在2019年组成跨政党和跨团体的统派选举联盟，各个政党和团体平时继续维持各自的独立运作，在选举期间则以双旗帜进行活动，一面旗帜属于自己政党或团体，另一面旗帜则属于统派选举联盟。考虑到统派当前的特殊生态，彼此平等结盟并且采取主席团和轮值主席机制，更加有助于扩大落实联合范围。其后通过媒体文宣广泛号召所有支持统一的政党、团体和民众，在立委政党票上全部投给统派选举联盟，集中选票以争取超过5%的不分区政党票门槛，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战果，争取获得10%以上的得票率，进而取得更多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在立法院组建统派联盟的跨党派联合党团，使整个统派联盟能够在“台独”和“独台”两大板块之外，形成台湾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总结而言，组建一个针对2020年立委不分区政党票的跨党统派选举联盟，既有扭转民意结构的必要性，也有具体操作的可行性，同时还有时间上的紧迫性，需要所有统派政党和团体以国家民族统一为重，与各个友党友会平等结盟。也唯有统派选举联盟进入立法院组成党团，在两岸当前如此严峻、复杂、恶劣的情势下，和平统一的几率才能重新提高，如此则统派幸甚，台湾幸甚，两岸幸甚。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8-11-15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一些过度反应，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最近显得尤为吸引眼球。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一些过度反应，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最近显得尤为吸引眼球。岛内的认知台湾岛内对其“国际空间”问题的认知，各种观点和说法都有，可谓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国际空间”是一种必需品。对台湾当局而言，不论是谁担任地区领导人，都认为“邦交国”的数目是衡量其“国际空间”的重要指标，数量的增减意味着台湾对外工作成绩的好与差。因此，不论是李登辉的“务实外交”，还是陈水扁的“金元外交”，还是马英九的“外交休兵”，亦或是蔡英文的“踏实外交”，都追求一定数量的“邦交国”，能参加国际组织及相关活动，让台湾在国际上有能见度。他们一致认为，台湾的“现状”理应具有独立的对外交往与交流，是台湾的一种必需品。其次，“国际空间”外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承认“九二共识”，固邦；二是不承认“九二共识”，拓邦。第一种主要是马英九主政时期的做法。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提出“不统、不独、不武”，两岸关系总体缓和，且与大陆“先经后政”的政策相契合，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马当局提出并施行“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的新理念，与大陆达成一定程度上的默契，旨在维护现有的“邦交国”，在不拓展其“邦交国”基础上，寻求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第二种主要是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主政时的做法。他们对台湾“国际空间”设置了前提和方向，那就是“台独”。他们认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不是应该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应该“扩大参与”、拓展“邦交国”的问题。台湾只要拓展了“国际空间”，也就意味着制造了“两岸不可能统一”的国际事实。国际社会的反应第一，台湾“邦交国”的离心现象。目前，台湾“邦交国”仅存17个，这些国家当中，除了梵蒂冈属于发达国家，其余全是发展中国家或未开发国家，且大多是岛国。这些国家不仅小，而且经济落后，他们不仅仅需要“金元”，更需要全面发展。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日益密切，往往是台湾的10倍、20倍之多，台湾根本不可能在这方面跟大陆竞争，况且台湾近年来经济萧条，不可同日而语，难以支撑起越来越高的“外交预算”。2018年，台湾机密预算是17.2亿新台币，是2017年机密预算的4倍，仅巩固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经费就达5.8亿新台币。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贸易往来日趋密切，双方自然需要通过正式的外交关系来进行巩固和深化，如果中国大陆再稍加一些优惠政策，将对这些岛国产生一种极大的现实吸引力，这是这些台湾“邦交国”离心的真正原因。第二，西方国家对台湾“国际空间”的现实考量。近来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反应比较大的要数美国和欧盟。9月7日，美国召回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三国大使，了解三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事项，并要求两名即将出任驻中美洲国家的大使敦促该国与台湾维持现有关系。美国认为拉美国家对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严密关注其它国家插手这一地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本就被美国视为全球竞争对手，再在美国“后院”如此活跃，美国的警惕性必然会异常加重，担心中国介入拉美后，将萨尔瓦多等国港口作为军事用途。然而，台湾始终是美国棋盘中一颗棋子，只有在其战略需要时，台湾才会被重视，并且其对台湾的支持是有限的，需要的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不是考虑台湾的利益。我们从近期美国国防部以资源有限为由拒绝美国务院提出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AIT的要求，可见一斑。欧洲议会9月21日通过了一份《欧中关系报告》，它虽对欧盟成员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参考。报告重申欧盟对台湾有意参与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O）等国际组织的一贯支持，强调台湾持续遭排除不符合欧盟利益。欧盟选择这个时机抛出涉台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要真正关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而是在中美贸易对抗之际，明示中国大陆：欧盟在贸易战上不会联中抗美。第三，国际组织务实处理“台湾参与”。参与国际组织也是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内容。国家才是构成国际组织的主体，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取得国际组织的席位，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因此，根据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会员制度和章程，即使大陆不阻止，台湾也无法参与这些国际组织。大多数国际组织也会务实地衡量“台湾参与”情况，如马英九主政时期，世卫组织根据两岸共同的认知即在“CHINA”前提下，邀请台湾参与其活动。民进党政府欲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显然不会得到邀请。然而，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会员类型多样，像会员、准会员、观察员等，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的参与留下了可灵活处理的空间。前景预判第一，只有两岸统一于“中国”，台湾“国际空间”才更广阔。李登辉、陈水扁以及蔡英文有意模糊两岸关系，他们只要“台湾”，不要“中国”，但是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源自于“中国”文明，“台独”分子巧言令色也无法撇清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马英九在主政时期提出“一中各表”，既是“中华民国”又是“中华台北”，也没有真正讲好“台湾”与“大陆”的血肉联系。其实，只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必拘泥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两岸统一于“中国（CHINA）”（中华民族自秦汉以来，虽经历不同朝代，国号各异，但唯一没改变的是对国家的认同，即“中国”），这也许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二，大陆着重限制台湾“政治空间”。台湾除了与少数国家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还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设立了代表处或办事处，参与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其对外活动已经涵盖了国际社会交往的几乎所有层面。台湾时常混淆“政治空间”与“生存空间”概念，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钻其中的空子，暗度陈仓。中国大陆应明确两者本质区别，严格限制台湾的“政治空间”，而不是“生存空间”。中国大陆若对台湾放行若干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它功能性较强的政府间组织，势必给国际社会造成更加鲜明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因此，中国大陆应想尽一切办法对其“政治空间”施行无缝压缩，而适当放行其“生存空间”。这不仅有利于争取岛内民心，让岛内民众明白台湾“国际空间”的复杂程度，也给“台独”势力划出一条清晰的政治红线。第三，“台独”势力与西方强国形成“统一战线”。未来台湾“邦交国”数量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如果台湾“邦交国”数量下降至接近于零，那么“台独”力量势必借机炒作，民众对于“邦交国”“断交”议题的关注度将会迅速提升，刺激其对大陆的不满情绪。因此，“穷寇勿追”是大陆较为稳健的应对方法。要警惕“台独”势力“狗急跳墙”，特别是当西方国家战略需求与台湾需要相契合时，台湾在其战略中的价值和作用将最大化。大陆务必防止“穷寇”与西方国家形成“统一战线”，各取所需。此时“台独”势力很容易铤而走险，走向“法理独立”，造成中国大陆在战略上的被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8-10-26 大陆此番出台居住证政策，短期看，是方便台湾同胞更好地在大陆生活，促进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长期看，是为大量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更好地参与祖国大陆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    8月上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明确指出，“台湾居民前往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申领居住证”。对长期在大陆生活和发展的台商、台生而言，这是一则重大利好消息。长期以来，由于台胞证号码仅有8位，与中国大陆身份证号码18位不同，导致台胞在搭乘火车、飞机购票、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网络APP支付以及其它事宜方面存在着诸多不便。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不仅“修复”了以上不足，给予台胞同等待遇，还实行“两证两号”模式，即“出入大陆仍然是使用台胞证，在大陆生活则使用居住证”，可见这项政策的出台是对台胞证政策的完善和补充。该政策一经公布，就立刻受到长期在大陆发展的台胞的热烈欢迎。大陆实力上升，彰显自信此番政策出台有一个两岸发展变迁的大背景，那就是大陆经历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而台湾则经历所谓“民主化”后的低速发展，两岸之间先是差距不断拉近，然后大陆不断赶超，于是，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到中国大陆投资、经商、求学、就业和生活，因此才对大陆完善相关对台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自改革开放至今40年，大陆经济迅猛腾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陆的国际实力也在不断提升，而相对而言，台湾在全中国基本盘中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过去台湾经济十分靓丽，今天则暗淡许多。1990年台湾GDP是大陆的43.8%，2016年台湾只有大陆的4.7%，2017年更降到4.2%。2017年，中国大陆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九个省已经超越台湾，下一个福建省也指日可待。可以说，两岸实力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对普通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而言，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更高的薪资待遇以及更理想的人生规划。台湾《远见》杂志今年7月31日举行32周年庆记者会，公布了与104人力银行合作的“2018台湾人才西进满意度大调查”。该调查发现大陆薪酬是台湾的1.72倍，高于去年的1.57倍；但大陆生活费已比台湾高，是台湾的1.63倍；45%的西进者对工作感到满意，44%对生活感到满意，不满意的比例皆低于10%，愿意继续留在大陆工作的更超过八成。此番中国大陆出台居住证政策展现了开放的姿态，表明中国大陆在落实对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政策，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实力上升后的强大自信。 衔接31条惠台措施，持续对台胞释放善意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以来，大陆对台政策愈发呈现出“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硬的方面，就是在两岸之间以及国际舞台上，与“台独”分裂势力和外来干涉势力做坚决的斗争，遏制“台独”的决心毫不动摇；软的方面，则是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坚持让台湾民众也能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坚持让台湾民众也参与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因此，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对台湾民众持续释放善意，是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政策方向。今年2月28日，国台办等29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即“31条惠台措施”），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其中涉及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的措施12条，包括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适用与大陆企业同等政策；涉及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19条，包括台湾同胞可报名参加53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和81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等等。3月至今，大陆各个省市因地制宜地出台了各种具体的实施办法，持续推动“31条惠台措施”的不断落实。此番居住证政策的出台是大陆针对港澳台同胞的又一善意释放。对于长期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胞而言，办理居住证除了依法享有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三大权利之外，还将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基本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法律援助及大陆居住地提供的其它基本公共服务。简言之，“急台胞之所急、想台胞之所想”，“将心比心、同等对待”，中国大陆毫不吝啬地向台湾同胞开放公共资源，正在努力为台湾同胞营造一个更加舒适、更加平等、更加友善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两岸对比，高下立现“两岸本是一家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两岸应该有更高的智慧来实现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中国大陆坚持“两岸一家亲”，不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向台湾同胞释放各种善意。然而，台湾方面对大陆民众的态度以及对陆生和陆配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感到寒冷”。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交往越来越呈现出不确定性，陆客赴台人数随之不断下降。民进党不思反省，反而推动所谓“新南向政策”，不仅鼓动台企“向南看”，还妄图以东南亚的赴台旅游来替代陆客来台。近两年来，陆生赴台求学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2016年陆生来台求学曾经达到最高峰值2,136人，然而2018年仅剩下733人。究其原因，在于民进党并不愿意修改具有歧视性的“三限六不”政策（限制采认大陆优秀院校、限制陆生赴台总量、限制采认医学和关系国家安全领域的专业，不加分、不提供奖助学金、不影响招生名额、不允许校外打工、毕业后不可留台就业、不开放报考证照）。陆生赴台求学，总是感觉到各种“歧视性的限制”，如何还愿意在台湾求发展呢？同样的，民进党长期抵制陆配团体要求的“六改四”诉求（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年限从六年缩短为四年，而外国人仅需要四年而已），这反映了民进党对于大陆居民赴台的强烈“敌意”，也是民进党意识形态作祟下的“固步自封”。中国大陆对台胞的善意和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民众赴台的敌意，一热一冷，彰显了两岸攻防的基本态势，也显示了两岸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在台湾一方。“爱台湾”就应该力促两岸融合发展当前，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能到大陆求职创业，这说明了民进党在发展岛内经济方面实在无能。当局没有带给民众应有的获得感，更是以“五缺”（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六失”（当局失能、社会失序、“立法院”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台湾整体失去总体目标）不断招致民众的不满。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民众的各种限制，不仅深刻反映其心胸狭隘，更反映其已经陷入政策瓶颈，民进党若一味地使用“鸵鸟战术”将贻害台湾。当前，从“惠台31条措施”到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中国大陆的开放和自信已经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当局即使反复批评“大陆是在搞统战工作”但仍不得人心的原因。“爱台湾”并不是民进党垄断的话语权，“爱台湾”更不应该与“爱中国”相对立。“爱台湾”就应该力促两岸融合发展。大陆此番出台居住证政策，短期看，是方便台湾同胞更好地在大陆生活，促进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长期看，是为大量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更好地参与祖国大陆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风物长宜放眼量，登高望远天地宽，两岸中国人需要齐心协力，才能为台湾赢得美好的明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祖嘉 2018-08-14 台湾政府只强调美国市场，却完全忽略大陆市场。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也包括了两岸的生产链关系在内，台湾企业不太可能如同美国企业一般可以完全避免与大陆做生意。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台湾似乎应该在两岸之间保持更多的弹性，而不应该如此明显地选边站才对。 美国贸易赤字特朗普上任之后，对于美国长期以来贸易赤字非常不以为然，希望未来能够大幅减少。美国长期以来就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从2010年到现在，美国每年的贸易逆差平均都在7,000亿美元以上，而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全球只有美国能长期享有贸易逆差，因为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贸易货币，也就是所谓的关键货币(key currency)。美国利用发行货币，来交换全球的产品和资源，这也就是所谓的铸币权。不过，身为关键货币必须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币值必须保持长期稳定，这样其它国家才会愿意持有；第二，必须与其它国家有大量贸易，而且必须是长期赤字，如此才能释放出货币，供国际交易使用。美国长期利用发行美元，来与其它国家交换各种产品与资源，所以从国家整体利益来说，美国得到的好处是最多的。中美贸易战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3月宣布，将针对大陆出口到美国产品中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25%的关税。大陆则针锋相对，表示将会对美国出口到大陆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同时，为了缓解美国的压力，大陆领导人习近平4月初在博鳌会议上宣布一系列开放措施。几天后，人行行长易纲也宣布，开放银行、证券、保险等产业在大陆的持股比例及营业项目。不幸的是，中国大陆的开放政策显然无法满足美国的需求，于是5月初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到大陆进行双方第一次协商，5月中旬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赴美进行第二次协商。会后双方发表共同声明，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同意停止贸易战争、大陆同意扩大对美国汽车及农产品的采购及同意加强智财权的保护。没想到就在美国代表第三度赴陆协商前夕，特朗普发推文表示，美国仍然要对大陆500亿美元商品课税。大陆立即反制说，如果美国对大陆课税，那么以前的谈判将完全无效，双方要重新坐下来谈。同时，大陆也会对从美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提出加征关税的措施。特朗普对此更为不满，他扬言将会另外对大陆提出1,000亿美元产品的课税列表。同时，特朗普在6月中旬正式签署同意美国贸易总署(USTR)提出500亿美元产品的列表，并针对其中340亿美元商品，正式于7月6日开始加征25%的进口税。中国大陆也立即宣布针对美国出口到大陆产品中34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另外的160亿美元商品，将视美国的举动而反应。不久，特朗普又要求USTR再列出2,000亿美元大陆商品，准备加征10%的关税。同时，特朗普扬言，如果有需要他还可以再拿出另外的2,000亿美元的大陆商品课税。至此，中美贸易大战可以说是正式开打。其实从金额上来看，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大陆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为3,470亿美元，到2017年增加到3,752亿美元。因此，虽然美国要求大陆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顺差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但是如果将要求改为到2020年每年减少500亿美元呢？也即2020年中国对美国顺差会减少到2,250美元，相当于回到2015年的水平，这看起来似乎就不是那么不可能。由于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很大，因此要中国大陆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也并非不可能。比方说，大陆向波音公司订购更多的747客机，这可能就是数百亿美元的订单；再比方说，中国大陆每年汽车需求超过2,000万辆，因此只要多开放100万辆给美国，以每辆2万美元计算，就可以达到200亿美元的规模。也就是说，如果中美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应该是有机会达成某种共识的，只是我们实在不清楚特朗普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底线为何。弄清特朗普的真正意图才是决定中美贸易战争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台湾可能受到的影响及因应中美两国发生重大贸易战争时，周边国家和地区难免会受到冲击，而台湾对大陆和美国的出口分别占总出口的41%和11%，它们是台湾的两个最大出口地区和国家，因此台湾必然会受到影响。台湾对大陆出口产品中，超过七成是零组件和半成品，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加工出口到美国和其它国家。这些从中国出口的产品以电子产品为主，包括计算机和手机等等，其中鸿海、广达、华硕、英业达等电子产品最具代表性。两岸经贸关系涉及重要的生产链关系，尤其是双方产品在很多方面都有垂直整合，这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中美之间彼此增加课税，对于台商的产品可能会产生何种影响？这就要看中美双方课税项目的主要内容才能确定。台商自大陆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以电子相关产品为最大宗，而在第一阶段美国对中国加税25%的340亿美元产品中，食品、化学、纺织与汽车等行业占主要内容，这对台商的影响比较小。至于大陆对美国加税的产品则集中在农产品和汽车产品上，因此对台商的影响也较小。不过，第二阶段的160亿美元产品中，就会包含大陆出口到美国的电子产品，这对台商的影响就会很大，值得吾人特别注意；大陆对美国第二波加税产品集中在医疗设备与化工产品，这对台商的影响比较小。如果9月美国对大陆产品再扩大课税10%，增加到2,000亿美元产品，就将包括大陆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到时台商自大陆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必然也将受害。由于现阶段两岸关系不佳，而台湾政府在政治上又非常依赖美国，因此当中美双方出现贸易战争时，台湾政府不得不追随美国的脚步。比方说，当美国宣布对全球销美的钢铝产品课征25%关税时，台湾政府要求美国给予豁免，但是美国政府指出，台湾生产的钢铝产品中有很多原物料来自中国，台湾必须先处理此问题。于是台湾政府就回头要求台湾企业减少自大陆进口钢铝原料，改用台湾本土产品，以符合美国的要求。然而，台商从大陆进口钢铝原料，主要是因其价格较低，现在要求改用台湾原料，则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台湾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再者，这些从大陆进口的钢铝原料加工后，也会卖到其它国家，现在如果不从大陆进口，也同样会让这些厂商的竞争力变弱。问题是，就算台湾减少从大陆进口钢铝原材料，美国会同意让台湾豁免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可能。另外一个例子是，之前美国政府宣布未来七年之内，禁止美国企业与大陆中兴通讯有任何业务上的往来。结果台湾政府也立即跟进，要求所有台湾企业与中兴通讯进行贸易时，必须先取得国贸局的同意。台湾政府的政策与美国政策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完全是唯美国马首是瞻。问题在于，美国市场仅占台湾出口11%，而大陆市场则占41%，远远超过美国，台湾政府只强调美国市场，却完全忽略大陆市场。更重要的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也包括了两岸的生产链关系在内，台湾企业不太可能如同美国企业一般可以完全避免与大陆做生意。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台湾似乎应该在两岸之间保持更多的弹性，而不应该如此明显地选边站才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贤参 2018-08-03 在美国亚太战略架构下，安倍政权建构由“平衡”与“交往”混合而成的“避险”战略，其中“平衡”战略包括增强军力与经济等综合国力之“内部平衡”措施，以及采取以大陆为对象的合纵连横之“外部平衡”措施。 日本对台传统认知与对华避险战略1972年以降，日本对台湾政界存在国民党反日亲中、民进党反中亲日的认知。马英九执政时期，虽然揭橥“友日”方针，但由于马政府积极改善两岸关系，再加上马英九个人的保钓经历，依然被日本视为“倾中嫌日”政权。另一方面，追求“台独”的民进党，将日本视为“台独”运动的奥援而亲日，被日本视为“反中亲日”势力。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彰显对民进党的重视，在蔡英文2015年10月赴日访问时，不但责成其胞弟岸信夫在故乡山口县接待，他本人甚至还与蔡英文在东京演出不期而遇、秘密会谈的戏码。安倍此举是为确保民进党执政后的亲日政策，并且及时刹住了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逐渐倒向大陆的趋势。分析安倍政权对台政策，必须先了解其对大陆战略，以及台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大陆崛起、美国国力相对衰退之际，位于大陆周边的美国同盟友好国家都出现经济上依赖大陆、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扭曲现象。对此，美国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强化与同盟友好国家军事合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推动确保其亚太区域经贸主导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亚太战略架构下，安倍政权建构由“平衡”(balancing)与“交往”(engagement)混合而成的“避险”(hedging)战略，其中“平衡”战略包括增强军力与经济等综合国力之“内部平衡”措施，以及采取以大陆为对象的合纵连横之“外部平衡”措施。建构友好的台日关系，即是其外部平衡的一环。马政府时期两岸与日本间三角关系不少学者运用美国学者罗德明(Lowell Dittmer)的“战略三角”理论来分析台海两岸与美国的三角关系演变，其实该理论也适用于两岸与日本间三角关系。马英九执政时期推动“和中”、“友日”政策，而中日双方则因2010年9月钓鱼台海域撞船事件交恶，台湾即居于“罗曼蒂克”(Romantic)型三角关系中的最佳枢纽位置，亦即台湾与相互敌视的大陆、日本两个“侧翼”都维持亲善的关系。换言之，台湾在积极与大陆交往的同时，亦可与日本发展友好关系。日本重视台湾的主要理由，不仅在于台湾占据日本海洋运输线周边、扼制进入南海北端入口的地缘位置，而且台湾是日本重要贸易伙伴、台湾民众对日友好。从台湾方面来看，日本是台湾第三大经贸伙伴，也在美国协防台湾机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对日友好是必然选项。马英九在执政时期，积极建构台日“特殊伙伴关系”，并且与日本签署投资保障协议等20余项协议，以“堆积木”方式达到实质的自由贸易协议。对于马政府的“友日”政策，安倍亦积极予以回应，不但与马政府签署曾交涉十余年未果的《台日渔业协议》，更表态支持台湾加入TPP。与此同时，马英九以“一中各表”为内涵的“九二共识”原则，改善与大陆关系，签署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在内的20余项协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建构主管两岸事务首长互称官衔的对话与热线机制，甚至举行两岸领导人首度直接会晤的“马习会”，开创两岸关系史上最佳状态。有鉴于过去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因素、日本右翼对台湾殖民时代念念不忘的情结，以及台湾处于制约大陆发展海洋强权的第一岛链核心位置，大陆对于台日发展友好关系不免抱持戒备心态。不过，在两岸关系持续朝正面发展的情况下，大陆比较能够容忍台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这才让马政府得以在中日两边左右逢源，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中日改善关系，台湾沦为孤雏2016年1月，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与“立法院”过半席次后，日本外务省大臣岸田文雄史无前例地发表谈话表示，“台湾对我国而言，是共有基本价值观、具有紧密的经济关系与人员往来的重要伙伴与友人”，期待今后进一步深化日台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对蔡英文当选表示祝贺，并强调“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也是日本的重要伙伴”。其后，安倍派遣“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古屋圭司携带其亲笔信访台，代表自民党祝贺蔡英文当选，并表明希望深化日台信赖关系。2017年1月，安倍政权将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更派遣日本总务省副大臣赤间二郎于3月访台，创下台日断交以来访台官员级别的最高纪录。不过，蔡英文执政迄今，未能解除日本核灾区福岛等五县食品进口禁令，颇让日方失望，并且推迟“台日经济伙伴委员会”之召开，几乎搁置缔结《经济伙伴协议》(EPA)之协商。由于民进党曾反对马政府解除福岛五县食品进口禁令，如今国民党亦以牙还牙，反对开放，甚至推动“反核食公民投票”，升高福岛食品解禁的政治风险，也导致台日关系停滞不前。此外，因为蔡政府拒绝接受“九二共识”，并且推动被视为文化“台独”的“去中国化”与“去蒋化”措施，将马政府打造的两岸关系基础摧毁殆尽，让两岸关系陷入冷对抗状态。另一方面，今年初以降，中日关系出现回温现象，以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5月首度访日为契机，中日关系已逐渐回到正常轨道。从战略三角理论来看，现阶段的两岸与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由“罗曼蒂克”型转变为“婚姻”型，中日双方分别居于“伙伴”位置，而台湾则由枢纽转变为“孤雏”。分析与建议一、安倍在第二次组阁后，为应对大陆压缩日本在东海的防卫战略空间以及争夺东海资源，采取倾向平衡的硬避险战略；历经五年的对立僵局后，中日双方开始相互摸索改善关系途径，也因此促使日本改采倾向交往的软避险战略。换言之，今后日本对大陆避险战略倾向软或硬，取决于大陆对日是协调还是强硬而定，再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决策的不确定性，中日维持良好关系的可能性增加。二、持续改善中日关系以牵制美国，并且把日本改善对大陆关系的战术性作为，提升到避险美国的战略性层次。大陆改善与日本关系，固然有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等多层次因素，但亦是日本多方对大陆伸出橄榄枝之结果，特别是李克强访日受到安倍的高规格接待，凸显出安倍政权对改善中日关系之迫切期待。值此之际，安倍政权绝不会堂而皇之地在外交上支持蔡政府或“台独”势力。李登辉日前访问冲绳，当时亦在冲绳访问的安倍未与之会晤，即是中日双方摸索改善关系而为中方带来的额外礼物。然而，安倍表态反对“台独”的可能性不大。三、在寻求改善与大陆关系之际，日本对台关系转向谨慎。然而，日本重视台湾在其避险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台湾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不会放弃发展台日经贸合作关系。蔡政府为改善台日关系，应该会在年底选举结束后，解除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禁令。不过，在中日关系改善、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的状况下，台日关系在政治外交层面将难以突破旧框架，日本版《台湾关系法》更属海市蜃楼。另外，在经贸方面，东京日前召开第一届台日第三地市场合作委员会，意味着台日经贸合作不但将继续深化，甚至要扩大到第三地的经贸合作。四、大陆应慎思机舰绕台所引发之双刃剑效果，并且思考两岸新共识。常态性的武力示威，将为“台独”分子宣传反中提供题材。在大陆与巴拿马、多米尼加建交后，蔡英文将外交失利归咎于台湾内部不团结的发言，彰显其为反“台独”势力扣上“亲中卖台”罪名的意图。值此之际，大陆对台实施武力威吓、外交封锁，只会徒增台湾民众反感，让反“台独”势力感到困扰，更让习近平的“两岸一家亲”或者是国台办的“三党竞赛谁比较爱台湾”说法失去说服力，并且成为民进党在年底地方选举中造势的题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自创 2018-07-10 针对台湾“白色力量”的崛起，大陆不仅要有所预见，更应展现自身发展的自信，协助台湾基层民众实现安心生存及生活的目标，采取直接的面对面接触，有助于扭转台湾基层民众尤其是绿营对大陆的误解。 今年农历春节前，台湾传媒报道台大政治系李锡锟教授拟以无党籍身份与台北市长柯文哲角逐年底的台北市长选战。李锡锟被传媒问及：“是否有信心成为另外一股‘白色力量’？”他答道：“我就是‘白色力量’。”何谓“白色力量”？按台湾传媒的解读，即没有任何政党背景，而是以个人身份参选，且有机会胜出，传达大多数选民心声的代表就是“白色力量”。最早提出“白色力量”口号的政治人物，就是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外号柯P，即柯教授）。2014年2月6日，在台中以北的主要城市（尤其是台北市）皆是国民党执政的背景之下，身穿白袍的台大医院柯文哲医师，以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身份，举办了一场有关新书《白色的力量》的座谈会，柯文哲在书中提倡新文化运动，点出目前台湾最需要的就是提升每位民众的思想水平，让民众能够安心生存及生活。事实上，早在此次座谈会之前，台湾医界联盟就已经举行了一场“台湾需要白色的力量”记者会，邀请柯文哲担任代言人，而柯文哲在会中就说：“台北市长选举是一场新文化运动。”柯文哲提出的“白色力量”观念及理论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一、务实；二、创新；三、摆脱蓝（国民党）绿（民进党）斗争；四、走出统独议题的泥淖；五、跨越“蓝绿二选一”的模式。笔者以为，落实以上五项内容，让民众能够安心生存及生活，就是“白色力量”主张的新文化运动。2014年11月29日，台湾举行“九合一”选举，在蓝绿各有算计的台北市长选战中，柯文哲获得民进党的暗助，与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对垒。经过双方阵营的激烈攻防，最终的开票显示，柯文哲拿到约85.4万票（得票率57.16%），连胜文拿到约61万票（得票率40.82%），柯文哲胜出约24.4万票，赢得选举。柯文哲的“白”已经成为“蓝绿”衰落的象征。其实，柯文哲的“白色力量”不等于完全超越“蓝绿”，而是善用蓝绿的力量。在他崛起于台湾政坛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超越蓝绿”这个要求，但都未能在“蓝绿二选一”格局中胜出，迄今为止柯文哲是唯一的例外。柯文哲的竞选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试图摆脱“蓝绿斗争”的框架之外，最主要是因为“白色力量”含有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思想。有别于传统的政治人物，柯文哲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有其“柯P语言”的幽默及新鲜感，令人耳目一新，也因此深受传媒的青睐。例如，他为自己被官方调查贪污（任职台大医院时）感到不平时，在电视上说：“台湾疯了吗？国民党的林益世没贪污（未被判刑），结果是我贪污，现在加入国民党还来得及吗？”林益世曾出任马英九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拿此人开涮，让柯P的谈话显得既讽刺又好笑。柯文哲是第一位利用网络筹集并公开所有竞选经费以及支出细目的台湾政治人物，他在募款金额达到法定经费上限时，就主动关闭募款账户。在台湾，长期以来，政治人物的募款金额如果超过选举的总支出，就算没有放进自己的口袋，也是以打着自主名目的基金会形式变成未来拓展政治资源的资本。然而柯文哲却说：“经费够用就好，选举经费就像魔戒，毫无节制的花费，只会造成选举风气的败坏。”值得一提的是，柯文哲关闭募款账户的做法，颠覆了台湾选举文化的传统思维，这不仅是台湾选举史上的第一次，也成为开创新文化运动之“白色力量”的典范。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赖清德随之跟进，后来高票胜选。在此影响下，预计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将会有更多的参选人效法。柯文哲借用外力及打破传统的务实创新做法，终将促使“白色力量”推倒由“蓝绿”所共筑的高墙，“白色力量”已有壮大成“白营”的趋势。柯文哲的施政及民调支持度，迄今不坠。围绕2018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各方已开始造势，据多次民调显示，现任市长柯文哲的民调始终位居第一，气势压过各“蓝绿”参选人。今年3月31日，政治学者胡祖庆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柯文哲的“白色力量”及其“两岸一家亲”的论述，获得台湾各地超越“蓝绿”选民的拥戴，他的影响力将成为2020年“总统”大选之重要变量，他甚至有可能成为台湾的马克龙。基于以上所述，大陆应如何应对台湾政局新形势，并与这股“白色力量”打交道？笔者有如下几点意见：一、大陆要持续发展综合实力。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这表明“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两岸综合实力较量的过程，根本上取决于大陆自身发展进步。”由此可以看出，大陆已经充分认识到，两岸综合实力的较量，才是解决两岸关系的核心。二、大陆要持续争取台湾民心，包括“白色力量”。大陆提出对台“两遇”承诺，“让台湾同胞享有国民待遇，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今后对台政策应加大力度，务实争取包括“白色力量”在内的台湾民心，逐渐以对台“两遇”取代先前的“文攻武吓”政策。三、大陆要持续维持与绿营和“白营”的二轨对话。除了既有的蓝营对话平台之外，大陆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仍应扩大影响层面，例如继续开辟与绿营及“白营”的二轨对话渠道，包括两岸学界的论坛交流、两岸城市交流（如上海及台北的双城论坛）等。一旦有了互动交流，两岸就能听取对方意见，累积更多对话及沟通基础，从而有助于控制两岸的任何突发状况。四、大陆要持续落实惠台政策。大陆对台工作的方针，一向强调“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青年），但因应台湾“白色力量”的崛起，应扩大改为“一代一线”，将目标放在青年“一代”及基层“一线”，以贴近更多的台湾基层民众。针对青年“一代”，台湾《远见》杂志于今年3月14日做出一份民调，显示台湾18至29岁青年人，是大陆最新推出的“惠台31条政策”的主要受惠者，也是响应最积极的年龄层。有61.6%的受访者表示，会增加到大陆发展的意愿。这与柯文哲的新文化运动相关，因为他的“白色力量”就是要让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能享有更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机会。笔者认为，基于两岸发展新格局，大陆有必要提出新的对台论述，针对台湾的青年“一代”，务实创新的“惠台31条政策”，应是起步而已，未来仍要扩大至基层“一线”。如同“白色力量”，大陆也可以宣传“五要”：一、要务实；二、要创新；三、要摆脱只与蓝营一轨对话的格局；四、要走出只与台北进行“双城论坛”的路线；五、要跨越“蓝绿二选一”的模式。总而言之，针对台湾“白色力量”的崛起，大陆不仅要有所预见，更应展现自身发展的自信，协助台湾基层民众实现安心生存及生活的目标，采取直接的面对面接触，有助于扭转台湾基层民众尤其是绿营对大陆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