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8-06-28 特朗普为何会贸然启动此次贸易“实战”呢？特朗普想借此达到什么目的？中美贸易战会如何演化？中国又将如何应对？ 自特朗普6月15日公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工业产品加征25%关税的清单之后，中美贸易战的“枪声”便再度响起。考虑到中美两国高层此前就贸易争端进行的紧急磋商及达成的相关共识，特朗普此次的“回马枪”确实让外界始料未及。那么，特朗普为何会贸然启动此次贸易“实战”呢？特朗普想借此达到什么目的？中美贸易战会如何演化？中国又将如何应对？特朗普的“算盘”目前，对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缘由主要解释有以下几种：一、特朗普需要应对国内压力，为中期选举铺路。事实上，早在竞选之初，特朗普就一再扬言要对华启动贸易战，但入主白宫初期并未真正启动这一影响广泛的贸易战。因此，特朗普确实面临反对者对其不履行竞选诺言的指责，并进而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特朗普也在推特上指出自己面临中期选举压力，并将此归结为其开启对华贸易战的原因之一。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无限夸大国内压力对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所起的作用。换言之，至少国内压力并不是特朗普采取对华贸易制裁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特朗普宣布此轮对华贸易制裁之前，共和党的选情是极为乐观的。简言之，特朗普选择在此时开启对华贸易战只是巩固了共和党的选举优势，而非决定共和党选情的生死存亡之举。此外，如果特朗普真主要是出于缓解国内压力的考虑，那他为何对中兴“手下留情”？难道特朗普就不怕此举招致国内更大的反对？二、特朗普需要通过对华贸易战来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具体而言，特朗普希望通过减少对华进口、增加对华出口来平衡美国对华贸易。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希望通过此举来促使制造业回流，从而增加国内就业。尽管特朗普确实屡次将这些因素归结为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主要原因，然而实际上，这也不能算是特朗普开启对华贸易战的决定性因素。即便特朗普对中国商品进行限制，也只是减少了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同时，由于中国的反制措施，美国对华出口额也会同步减少。因此，总体来看，特朗普对华贸易制裁除了让中美贸易总额下降之外，并不能实质性地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通过限制进口中国商品来推动国内制造业复兴以及增加就业就更不现实了。一则，特朗普拟定的制裁清单并不包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比如电视机等。因此，美国国内相关产业不可能得到发展机会。二则，美国国内高昂的土地和人工成本都使得美国复兴制造业变得困难。此外，据称在特朗普开会讨论对华贸易制裁时，财政部长努姆钦持反对意见。而此前也正是在努姆钦的推动下，中美就贸易纠纷达成一些初步共识。由此可见，从美国经济部门的视角来看，其并不主张对华贸易制裁，也深知对华贸易战无法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三、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从特朗普此前的表态以及其出台的制裁清单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及科技产品是此次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主要“对象”。此外，特朗普也一再表示“国家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压力是迫使其作出对华制裁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在特朗普开会讨论是否对华进行贸易制裁时，除了财长反对之外，其它部门负责人都表示支持。综合来看，尽管美国开启此次贸易战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阻止中国挑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从这个层面来看，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就不太乐观了。毕竟，延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贸易战则充当了美国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因此，美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终结对华贸易战。另外，考虑到中国的对等反击措施，美国也有可能会升级对华贸易制裁规模。中国的应对由于美国开启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因此中美贸易战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所以，中国首先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其次，中国也需要从舆论引导、法律诉求、外交反击等多个领域沉着应对。在舆论引导方面，中国对内需要防止国内反美情绪借助美国对华贸易战无限攀升；对外则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将美国塑造成破坏自由贸易，鼓吹保护主义的始作俑者。事实上，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就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这是特朗普一系列对华敌对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这种高涨的反美情绪不仅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也会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形成一定的制约。具体到中美贸易纠纷中，尽管中国对等反制措施是必要的，并且需要得到国内民意的支持，但中国也需要保留对话谈判空间，以避免双输局面的出现。因此，中国应该合理控制国内舆论对中美贸易战的渲染性报道，并以此尽量平衡国内反美情绪，使其既成为中国反抗美国贸易制裁的舆论基础，又不至于阻碍中美贸易谈判。对外宣传方面，中国既需要借助地区及国际性组织来谴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需要联合欧盟及新兴市场国家来共同抵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应继续寻求在WTO框架内对美国的对华贸易制裁提起法律诉讼，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同时给美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针对美国对华出口商品启动反倾销调查。中国还需要充分利用中美已经建立的多种双边接触渠道就贸易问题进行及时谈判。毕竟，在贸易纠纷演变成贸易战之前，中美仍然存在谈判空间。即便中美已经正式打响贸易战，双方仍需要保持接触，以避免贸易战失控。在美国最为关注的高科技发展及技术转让问题上，中国一方面需要作出承诺性安排，以减轻美国的担忧；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树立自主发展的信念，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在增加美国进口以及扩大市场准入方面，中国仍然需要持开放立场。最后，中国应继续积极促进各种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加紧推动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2.0版，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谈判，从而持续扩展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减轻来自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压力。总体而言，美国对华贸易战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并聚焦于高科技领域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舆论引导、法律诉求以及外交接触等方面积极行动，最大限度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中国更需要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加自身在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顺利实现自身崛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8-06-25 从根本上看，美国经济短期内无法实现实质性转强，因此美国会持续在经贸、政治等各种议题上增加与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摩擦，以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美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工资收入增加和财政赤字减少等目标，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4月4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启动“301调查”，涵盖1,300多项中国商品，涉及加税金额500亿美元。紧接着又宣布，鉴于中国的对抗态度，美国将考虑再针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税。4月16日，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发出禁售令。几天后美国政府又宣布了一系列法规，限制中国对美国科技产业的投资。这些行动可谓是紧锣密鼓，令人目不暇接。有分析认为，本次摩擦主要受几大因素影响：特朗普“通俄门”调查使其民意支持率创历史新低；今年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前景堪忧；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再创高位等。虽然以上解释均有道理，但若从美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出发，梳理“特朗普时期”美国发展战略产生的根源，笔者认为从根本上看，美国经济短期内无法实现实质性转强，因此美国会持续在经贸、政治等各种议题上增加与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摩擦，以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美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工资收入增加和财政赤字减少等目标，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经济与特朗普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在特朗普上任前，美国经济始终未能摆脱“次贷危机”的阴影。投资者对实体经济缺乏信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印出的钞票大都进入了股市、债市和房市，农业和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逐年下滑，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比重则快速上升，造成了虚拟经济的繁荣。虽然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分析师认为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提速，但仔细分析美国经济状况，可以发现美国作为内向型经济，消费需求占经济规模的70%以上，内需不足会抑制美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之下，失业率飙升，工资增速回落，虽然在随后的经济复苏中，失业率大幅回落，几乎恢复到2008年之前最好状况，但工资增速却持续低迷。工薪水平与美国经济增速迟迟不能回归到历史轨迹，这对美国经济影响显著。根据IMF的研究，2008年之后，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仅为历史水平的一半，甚至低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相伴产生的现象是，就业市场增加的岗位很多集中在服务业、非全职工作等低端岗位上。反映在社会结构上则为美国中产阶级财富持续缩水，底层民众生活状况更加艰难，而最富有阶层占有的财富却不断增加。日益分化乃至撕裂的美国社会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基础。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政府规模与开支无限制扩大，政府部门和委员会机构日渐庞大。这些无效部门会进一步导致越位监管的增加。与此现象相关的浪费、低效、腐败、过度监管等问题伤害了美国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同时，美联储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债务，美国的主权债务已经超过了21.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106%，是美国自“大萧条”后最高的债务水平。从2018年3月起，美国财政部动辄推出“周度规模最大国债拍卖”等融资手段，推动10年期基准美债收益率冲破3%关口，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屡屡刷新10年高位。短期融资需求旺盛，又令美国长短端国债收益率差逐渐收窄，收益率曲线倒挂，引发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如上所述，美国经济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等较多问题，难以依靠自身经济提速实现各项经济数据的改善。美国经济想要实现强劲复苏并非易事。旧有的世界秩序已无法帮助美国主导世界经济、改变经济结构失衡和扭转社会撕裂。相反，在现有全球化规则下，中国和欧盟挑战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不断让美国发现其霸权影响力日渐衰退。因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家策略应运而生。只有“去全球化”、“制造业回流”、“美国优先”、遏制其它国家的挑战，才有可能提升美国劳动生产率，改善美国工资收入和减少财政赤字，实现美国的复苏和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中国“大国崛起”的思考2017年12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体现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策略，将中国列为美国当前面临的三大对抗力量之一，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力量、影响与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大国崛起会引发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但当代国际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得霸权战争打不起来，全球利伯维尔场和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战争没有必要，贸易战将会代替军事冲突。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美国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正是霸权国遏制崛起国的体现。中国的应对策略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借鉴历史上美国对英国的策略。从美国历史来看，南北战争后美英之间争端不断。美国历届政府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竭力避免与英国霸权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美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仲裁外交”战略，有效化解了巴拿马地峡问题和巴拿马运河通行税纠纷，英美关系从麻烦不断中逐步缓和下来。在长期的磨合过程中，英美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超越友谊和同盟的“特殊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应该尝试更具创造性的合作，建立一种新的沟通解决机制，尤其是一种新型“权力共同体”国际治理机制，以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要求和发展。其次，学习美国历史经验，继续集中全力发展经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持续优化经济结构。通过发展核心技术、行业标准、高端品牌，促进制造业发展和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巩固和提升中国劳动生产率优势，完善社会法律环境，吸引高技术企业直接投资，也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公平的生存和竞争环境。让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配合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良性运转的发动机，并且以此提升工资水平和扩大国内消费能力。再次，发挥中华文化的柔性力量，继续紧密联系已有盟友，增强其它国家对中国“大国崛起”的认同感。现在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以自身利益为最高目标，强迫其它国家接受，甚至对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惜动用武力，必将失道寡助。3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协议，70多个国家公开宣称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还与中国逐渐展开各个项目的合作。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的中国发展经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共识。“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为中国“大国崛起”提供了硬件支持。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如果远方的人不顺服我们，我们就应该整修自己的礼乐教化，透过文化与道德的力量感化他们。“大国崛起”还需要其它国家愿意追随中国，钦慕其价值观，学习其发展历程，或渴望达到与其相同的繁荣与开放程度。孟子也提出“仁人无敌于天下”“仁者无敌”，中华文化中深入人心、感召天下的“仁道”，要远远超过军事、政治等硬实力，是一种“无敌于天下”的巨大力量。最后，中国“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而打造全球价值链必须遵守本国以及经营所在国的法规。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既要讲实力，也要讲方式，在磨合中适应国际规则，提升企业合规管理，从而游刃有余地在国际市场中参与竞争与合作，这涉及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规范和企业经营管理思维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8-05-2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实践方略和制度架构三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已经塑形于世。这是一个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顶层设计，是一个迈向未来、积极作为的顶层设计。 回顾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深思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决定，领悟今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历览习近平各次重要讲话，及至细观日前全文公开的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实践已经清晰展现，这些思想和实践向制度和法治的转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实践方略和制度架构三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已经塑形于世。这是一个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顶层设计，是一个迈向未来、积极作为的顶层设计。新顶层设计的主体内容新顶层设计的主体内容就是“一套思想理论体系”、“一套实践方略”及“一套政治法律和政策体制”。“一套思想理论体系”，指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构成的承前启后、贯通一体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套思想体系，扎根于中国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坚守民族特色和自信，继承和弘扬中共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精神，尊重并重视吸收各国各民族优秀思想文化，始终秉持科学、发展、革命与自我革命、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自觉遵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遵从人、自然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一套实践方略”或者“行动策略”，即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宣传，牢牢掌握思想舆论和意识形态主动权、话语权。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理政内容，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守融传统与现代、道德与法律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朝着构建“和平、和谐、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全面部署未来30年以至更长久时期的建设任务和方略，坚持党领导一切工作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和保障、改善民生，坚持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这套方略的保障和动力。“一套政治法律和政策体制”，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实践的主要内容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党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修改宪法、制定《监察法》等，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指导思想体系，把这些思想、实践和制度探索转化为清楚、明确、稳定的宪法、法律规范和政策，推动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变革，并且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和制度的继续探索、变革、创新及发展，提供宪法和法律根据。政治法律和政策架构是重点一、明确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政；完善立法体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推进依法行政，推进综合执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改革司法体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等。二、确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制度，使中国《宪法》与中共《党章》之间协调一致。这个政治和法律架构，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总结自身历史经验和其它国家共产党执政失利教训的产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和保证。中共十八大以后，稳步确立习近平在党和国家的核心地位。中共十九大和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坚定确认习近平的党的核心、国家掌舵人、军队统帅和人民领袖地位。现在，这个政治格局显然已经超越特定个人的意义，它是一个“成功不必在我”的宪法制度，是宪法对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的“主心骨”地位的确认和维护。三、以“革命”的精神和方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定一脉相承，具有三个鲜明特征：改革的全面性和全局性、改革的深入性和细致性、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这次改革，涉及了党、政、军、民（人民团体）、群（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社会组织，是全方位的机构改革，不再只是“行政机构改革”；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从机关到部门及内设机构，从“编制（体制）内”到“编制（体制）外”，都统筹谋划，细致操作；改革既要破除各部门、系统之间职权职责的不合理分割和壁垒，也要优化不同机关、部门和体系之间的联系、协作和配合，从而构建新型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治理及工作体系。四、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部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机关，不仅推动反腐全覆盖，而且推动反腐法治化、长效化和专业化。五、坚持“一国两制”，落实宪法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两个“基本法”，把维护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推进祖国统一，实现完全统一；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开放互利共赢，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家、地区和全球安全，实现创新、包容和互惠，促进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顶层设计面对中国、面向世界。面对中国，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谋中国的发展，催发中国人民新的奋斗激情，带给中国人民新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面向世界，就是把中共的战略意图和策略方案坦诚公布于世，让世人了解、理解中国的执政党和人民的理想信念、行动纲领和宗旨目标。面对中国，就是中国人自己要坚毅、沉稳地迈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不指望、不依赖他国来办好自己的事情，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奋勇前行；面向世界，就是把中国的建设、发展，以及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与其它国家和民族对建设、发展和幸福生活的愿望、期待和追求融汇起来，在彼此之间架起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法律等桥梁，避免误判，消除阻隔，携手共进，和平共荣。理解这个新顶层设计，要明确五个观念。这五个观念是：新顶层设计不单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更是在中国和世界都进入新时代、出现新格局、面临新任务、承担新使命的国情、世情之下酝酿和提出的，因此，“为了中国，适应世界”，是这个新顶层设计活的灵魂；新顶层设计不谋求中国独大、超强，而谋求首先办好自己的事，并努力为人类的共同福祉做贡献，坚持合作而不对抗，互利共赢而非肥一己之私，携手和平建设，反对霸权、欺凌和侵夺，以此作为基本价值准则和手段；新顶层设计不只是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意志和蓝图，更是规划了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道路和策略；新顶层设计及其依托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仍然在深入探索、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和制度形态，远未进入“完成时”，达到“完整态”，而是仍然处于“进行时”和“完善中”，习近平及其领导的执政党和人民大众，还在不断进行着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这个新顶层设计是为避免走“老路”、“邪路”和弯路、错路而开出的新路和正路。路子对了，就要毫不动摇、一往无前地坚定、沉稳地走下去，直到胜利的终点。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8-05-21 特朗普当前的对华博弈原则：以多面进攻、漫天要价、极限施压为手段，同时在跨领域的多议题上与对手博弈，随后回转妥协，暗度陈仓，从而在核心利益上达成目标。面对特朗普这种超限战式打法，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去消解。 今年3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朝鲜、台湾、南海、贸易等问题上对华全面出击，试图在中国全面崛起之前半渡而击，摧毁中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特朗普当前的对华措施，集中体现了他在著作《交易的艺术》中阐释的博弈原则：以多面进攻、漫天要价、极限施压为手段，同时在跨领域的多议题上与对手博弈，随后回转妥协，暗度陈仓，从而在核心利益上达成目标。面对特朗普这种超限战式打法，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去消解。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沃尔兹认为，国际关系的演变动力来自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的首要考虑是生存，而暴力是维护其生存的最重要权力因素。在他看来，国际冲突最终要靠军事力量的使用或威慑来解决，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体系结构，即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之间实力的分配。基于逻辑演绎和科学分析，沃尔兹认为两极体系最为稳定。前苏联解体后，国际体系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极结构。虽然中国国力急剧上升，但美国一直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9·11”事件后，美国受到伊斯兰恐怖组织这一非传统国际行为体的挑战，中美之间尚能展开合作。然而，在“伊斯兰国”被基本击垮后，美国为确保单极霸权地位，开始一步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更是变本加厉，演变到目前通过贸易战、科技战来狙击崛起的中国，瓦解中国对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能力，防止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有些学者曾经提出中美分治全球的G2 或者P2 模式，希望以此来稳定国际秩序。然而，在稳定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第一”之间，特朗普选择了后者，让世界与G2 或者P2 失之交臂。由于中国还没有实力成为与美国对等的一极，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会持续动荡，国际秩序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美国内部的阶级冲突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制度建设与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严重脱节，完全忽视了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英国的脱欧运动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实际上是两国劳动阶层反抗资本、反抗建制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下，英美的制造业大量转向劳动力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英国中西部和美国中北部等传统工业地区被掏空，劳动者失去工作，收入无法增长。英美工业区域的经济衰退使得劳动者失去对美好生活的信心，造成文化颓废和社区解体，最终形成大规模社会危机与运动。为缓和阶级冲突，特朗普努力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本土，收紧移民政策，同时筹措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让美国劳动者重新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并试图建立与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口号，从根本上看是更加内倾的政策诉求。事实上，特朗普的执政也更多地聚焦于经济、就业以及移民等备受中产阶级关注的民生议题。问题在于，特朗普不可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根治美国资本主义危机。主流派经济学家向来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模式视为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近几年来围绕中产阶层反抗、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之类问题的社会运动和学术辩论，把主流经济学的软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长期来看，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因此财富加速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有生命力。特朗普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把矛头指向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带一路”倡议、在 5G网络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等发展，都让美国感到极大的威胁。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现实，在无法解决内部阶级矛盾的时候，力图用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来赢得选民的认同和支持。 网红企业家总统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总统，极其擅长商业和政治交易。作为企业家，特朗普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丛林世界，其生存法则是开拓、冒险、伪装、灵活、创新，所以他敢于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敢于破除陈规，奉行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特朗普自诩为交易高手，善于运用谋略掩盖真实意图，根据国家和自身利益理性行事。他致力于利益优先、美国优先，所以即使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他都愿意坐下来与对手磋商。大多数企业家不顽固，手腕灵活，凡事都可以简化为生意，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判和交易，从而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特朗普力排众议，决定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参演过影视作品，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忠实的推特用户。作为“网红”，特朗普自恋、善变和反正统，具有与众不同的表演型人格。特朗普以自我为中心，哗众取宠，刻意迎合中产阶级对建制传统的反感，乐于把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第一位“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网络影响力。在处理内政和外交事务时，特朗普行事发言经常出人意表，不按常理出牌，不受传统规范的约束。极端、善变、情绪化的表达实质上是特朗普打造“网红”形象的一种精心算计，意在获得更多关注，赢得中产粉丝的支持，最后创造自己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一些为搏眼球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公知并无太大差别。强烈的军人情结特朗普幼年桀骜不驯，父母将他送往私立寄宿中学纽约军事学院就读，这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朗普最崇拜的人物包括美国名将巴顿和麦克阿瑟。虽然特朗普没有正式的从军经历，甚至有逃避兵役的嫌疑，但他在自传中表示，他一直坚信自己曾是军队的一分子。就读军校本身就是一种非传统的教育经历。特朗普适应了军校的严格训练，发挥出体育天分，磨砺了争强好胜的性格，学业成绩优良，多次受到嘉奖。军校塑造了特朗普独立、刚强、坚持的性格，培养了他高度的适应能力以及与众不同的领袖才能。特朗普经常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中学的军事训练。大量军人在特朗普内阁担任要职。特朗普喜欢重用军人，因为军人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崇拜威权，善用强力，执行力强，习惯于服从命令，比较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在他目前的团队里面，国务卿蓬佩奥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在军队服役5年；国防部长马蒂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白宫幕僚长凯利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曾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内政部长津凯为美国海军退役中校；能源部长佩里曾是美国空军资深老兵；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上世纪60年代曾在美军服役。已经离任的官员中，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曾为美国陆军中将，前白宫高级顾问兼首席战略专家班农曾在美国海军任职。军人情结强化了特朗普独断专行的决策风格。许多内阁成员都是从推特上才知道总统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在用人方面，内阁成员只要持有不同意见，就免不了被特朗普炒鱿鱼的命运。前国务卿蒂勒森被解职，实际上表明特朗普不需要决策者，只需要忠实的执行人。这种乾纲独断的作风，避免了官僚的繁文缛节和议而不决的惰性，提高了决策效率，但是决策过程军事化大大增加了政策输出的风险。中国的对策以准同盟抵消美国单极霸权的影响。两极体系固然是稳定的，但目前世界距离两极体系仍然非常遥远。中国弥补的办法是建构“准两极体系”，通过联合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来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从而制衡美国的权力，同时弱化美国与友邦的同盟体系。基于这一考虑，中国需要强化与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保持与朝鲜、伊朗、古巴、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的密切合作关系，并善用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暂时缓和与日本因领土争端而产生的紧张对立关系，重启东亚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以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回应美国劳动者的诉求。皮凯蒂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是准确的，中产阶级的贫困会长期困扰世界各国。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阶层的财富不降反升，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则大幅缩水。当代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者，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资本的全面反抗。中国在21世纪有条件发展出“新时代综合理论”，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中国传统墨儒法道等学说融为一炉，回应世界范围内劳动者的利益诉求，既可以巩固自身政权合法性，又可以提升中国对美国社会的话语影响力。在中美互怼中，中方宜借鉴太极拳原理，以慢打快，以稳打快，以巧打快。面对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中方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庸人俗吏误导，开启与美国的所谓“新冷战”，而是要稳住阵脚，努力维护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大局，深化对美开放，遵循“曲则全，枉则直”的古训，准备适当妥协，同时不能无原则退让，坚持斗而不破，据理力争，巧妙地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影响美国大型跨国企业对华意见，分化其阵营，为我所用。针对特朗普的军人行事风格，中方在安全问题上必须以实力建立信用，既要保持与美国军方的良好沟通，又要强化包括核武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能力，掌握大国重器以及关键的核心技术，从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持久安全的获得必须以发达的高质量经济为后盾，所以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带一路”倡议、5G网络、金融技术、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中方可以迂回应对，但终究不能在核心利益上让步，因为这关系到中方占领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能力。美国的强大来源于其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只有通过创新特别是掌握核心技术来获得发展动力。中兴事件于此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月 2018-03-12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会自然得出结论：台湾仍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任何关联台湾问题的事件，无不折射出那个时段的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美关系问题，1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当然也不例外。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会自然得出结论：台湾仍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内容就是台湾问题。任何关联台湾问题的事件，无不折射出那个时段的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美关系问题，1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当然也不例外。“快三步”探底中国红线2016年12月，美国通过“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美台军事交流”列入法案，提升了美台军事交流的层级，不仅突破了美台现役军人交往的级别和美台军售规模，而且突破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美台现役军官互访限制。2017年12月12日，特朗普签署美国“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美台军舰互访”列入其中。从现役人员的交流到作战平台的互访，美台“军事同盟关系”往前挪了一大步。2018年1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初衷不仅是实现双方现役军人、武器装备及作战平台互访等等，而且是实现包括最高层级即决策层的互访和交流。从上到下，囊括美台所有人员的互访、交流，简直就是两个“国家”间正常的外交活动。从放开双方现役军人互访到作战平台的互访，再到通过法案实现美台各种级别的官方互访，都是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的，是典型的“快三步”。密集抛出涉台议案，步步都是冲着中国的红线而来，一步比一步尺度大，一步比一步更激进，突破中美关系底线，意欲废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非常危险的态势。美国国会频繁出现涉台问题的根源1. 美国国会“台湾游说团”的推动。美国国会“台湾游说团”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蒋介石聘请的顾问就是美国知名公关企业莱特公司。“台湾游说团”是美国重要的院外利益集团，曾经长期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2000年3月10日，美国30位众议员联名提出“支持台湾民主选举决议案”。同年11月4日，多名众议员直接参与“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全美展开的示威活动，抗议美国限制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的做法。2018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和众议院全部议席都将更换。议员们为了竞选连任，对台湾的政治捐款兴趣浓厚，特别是众议员每两年就改选一次，所以随时都在募捐。在台湾当局的“银弹”攻势下，台湾议题就会经常出现在美国议员的议案中。2. 台湾执政当局急于扭转不利形势。岛内在遭遇“外交”低谷以后，各项政策又推行不力，民众对执政当局的支持度持续下降。根据台湾1月28至30日的民调，对蔡英文的不满意度高达60.3%，再创新高。因此，民进党迫切需要一些力挺台湾执政当局的事件发生，来提升其在民众中的威望。民进党认为，如果能得到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认可”，建立近乎“国与国”的关系，就一定能保住其执政地位。所以，台湾执政当局不惜血本，套近与美国的关系，以求扭转当前的颓势，推进其“台独”政治“抱负”。3. 美国自身的战略需求。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后，亚太战略迟迟没有定论，甚至连负责亚太事务的外交人员也长时间空缺。这不是说美国要放弃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让渡或部分让渡其在亚太地区的权力，只是在“美国优先”的战略语境下，美国改变或暂时改变在亚太的战略方向，区分轻重缓急，略有不同。“台湾旅行法”正是在这种战略态势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制衡中国的手段，也是美国当前战略需求的现实体现。我们从美国近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及特朗普的国情咨文等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再加上当前中美的贸易摩擦，这些足以反映出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那种担忧与扭曲的心态。中美对“台湾旅行法”的反应1. 特朗普的选择将决定美国对华战略方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采用众议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版本，于2月9日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议案。数周之内，参议院将就“台湾旅行法”进行表决。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旅行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大，并且与众议院是同一版本，届时国会将提交一个统一的版本直接送白宫由总统签署，因此，特朗普的对台态度是决定“台湾旅行法”能否成行的关键。当前很多学者对特朗普的认识存在误区，习惯性地把他看成一位商人，而不是美国总统。恰恰相反，我们认识特朗普首先要看到他是美国总统，其次才是曾经身为商人。他一直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目标，只不过其决策过程当中带有商人的方式方法。“美国优先”优先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的是美国生死攸关利益与次要利益的次序，优先的是美国战略方向的先后顺序。前“一二步”涉台提案都夹带在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特朗普不便行使否决权，“快三步”的第三个涉台提案是独立的法案，特朗普容易对其行使否决权。正如美国戴维森学院教授任雪莉所言，特朗普政府在对台政策上需要的是一致性和可预见性。如果特朗普真的失去理性，签署这个法案，那么整个中美关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难题，美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其利益必将受到牵连和打击，陷入困境。2. 中国要沉着面对“台湾旅行法”。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台湾旅行法”一旦成为法律，即使特朗普政府不去实实在在地履行，它所带来的影响及危害跟“与台湾关系法”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台湾旅行法”最终通过，那就意味着美台交往正式官方化，意味着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在美国参议院未表决的数周内，该对美国国会谴责的要谴责，该对特朗普政府施压的要施压，重点要放在做特朗普本人工作上面，同时要做其执政团队成员的工作。此外，中国应做好“台湾旅行法”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的各种预案。如果美台高级别官员实现互访和交流，不仅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被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也将被严重冲击，势必会在台海地区酿成高强度的对抗，地动山摇就成为可能。中国对此要有最坏的打算，要做最充足的准备。未雨绸缪 顺势而为1. 中国应把握好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美国一直强调不希望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台湾旅行法”一旦通过，美台官方交往将公开化，美台官方关系的形成是美国对台海现状的打破，这也为中国大陆统一台湾提供了良机。况且，台湾问题不能再无限期拖下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不能让台湾问题始终成为他国制衡中国的“法宝”，并且要在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做最成功的事。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不在最好的时期把握住统一台湾的机会，就有可能失之交臂，再去创造机会，那就难上加难了。2. “武统”要成为优先选项。现在看来，解决台湾问题靠等是等不来的，和平统一台湾的愿景恐难实现，多有变数。因此，要考虑把“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变换为“武力统一台湾”作为优先选项。当然，“武统”要考虑到美国等国家军事干预的问题。美国总体实力强，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台湾紧挨中国大陆，中国与美国相比，有先天的地缘优势，即使距离台湾最近的日、韩基地美军干预，以目前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能够有效压制美军的干预，美军在台海地区的优势不再那么明显。更何况，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坚守统一台湾的底线，中国会不惜战争成本。3. 成本与代价会让美国做出理性的选择。当前应该说是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美国冒险为“台独”背书，与中国展开一场对抗，代价未免太大。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派出了航母战斗群为台湾打气，但最终抵挡不住各种压力，考虑到成本与代价而主动选择撤离。如今，美国国力相对不济，而中国已今非昔比。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军事现代化的投入，形成了反介入战略。此时，美国再来干预台海局势，恐怕成本更大，付出的代价更多。“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重振美国的理想、使美国变得更强大的愿望，恐怕难以为继。美国是一个崇尚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实用主义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做事所遵从的首要原则。中国要提高美国介入的成本与代价，让其明白干预可能导致自身利益严重受损或其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促其权衡利弊，最终做出理性的选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8-02-08 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有所下移，但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提升，政策的重心建议更加关注改善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提升新兴经济产业发展等方向。 新时代大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将呈现五大结构性变化，包括经济再平衡、大众消费时代、走向福利国家、大都市化、追求国际影响力，这些变化将对2018年的经济增长和政策改革产生具体的影响。去年中国经济增长超预期，除了内在增长动能有所企稳外，政策刺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有所下移，但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提升，政策的重心建议更加关注改善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提升新兴经济产业发展等方向。政策刺激推动增长超预期去年经济增长6.9%，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内生性增长的触底回升提供了支撑。我们用去掉基建地产金融三项后的经济增长来代表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该数据在2016年4季度触底后（4.4%），在2017年1季度出现超预期回升（5.2%），虽然2季度后有所回落，但也高于上年的增速。其次，受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较大的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上升。基建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步上升，对冲了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下滑。随着2、3季度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回落，基建投资对GDP的拉动回升，主要被用来稳定经济增速（2、3季度分别拉动GDP增长1.11%、1.24%）。第三，出口在上半年形成较大贡献。出口在2017年1季度和2季度拉动GDP明显，较2016年4季度边际提升0.8个百分点。计算显示，2017年净出口对增长贡献了0.5个百分点以上，边际改善了1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对此轮全球贸易复苏贡献最大，2017年上半年分别贡献全球进口和出口的20%和12%左右（美国分别贡献10%和8%左右）。第四，政策刺激在2017年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财政支出增速上升、去年国开行1.6万亿专项金融债的滞后影响、5,000多亿棚改货币化的刺激和社融的同比高增速，均意味着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比较明显。弱V型复苏自2017年下半年起，信用收缩开始加剧，可能对经济产生较大下行压力，预计2018年1季度经济见底（实际GDP增速可能跌破6.5%），但随后温和复苏，整体增长重心较2017年下移。投资：信用收缩掣肘资金来源，2018年投资增速预计先降后升。2017年以来，资金来源增速持续降低，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掣肘。资金来源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影响预计延伸到2018年1季度。随后，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政策可能会发生微调，带动投资增速从2018年2季度逐步回升，全年呈现弱V型格局，增长6.6%。首先，房地产销售增速预计降至负值，但房地产投资降幅相对温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领先房价同比约12个月，2018年2季度房价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房价预期转向悲观，将进一步影响房地产销售。如果限购政策不松动，预计2018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降至-8.5%左右；同时由于房价同比转跌，房地产销售额增速可能降至-9.0%左右。其次，基建投资为对冲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主要手段。2016年以来，基建投资与财政支出相关性增强。2018年预计财政支出同比增速维持低位，对基建投资形成负面影响。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仍可能通过扩大地方专项债、PSL等方式刺激基建。拉动基建的行业可能不再是公路、铁路等方面，而是污染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第三，制造业投资面临价格和贸易回落影响，但新兴产业可能得到政策扶持。2018年PPI同比和全球贸易改善幅度大概率回落，预计将对制造业整体投资形成拖累。从制造业投资的内部结构上看，国家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可能推升电器、机械、计算机、汽车等相关细分行业的增速表现。消费：地产链条对消费影响有限，整体消费增速预计平稳。地产销售传导至下游家电、装潢等领域的滞后期为8—12个月，地产下游家电、装潢等领域占消费比重相对不高，因此预计2017年消费受地产下滑影响相对有限。预计2018年消费增长10.0%，较2017年的10.2%下滑0.2个百分点左右。外贸：名义GDP增速回落将影响中国出口。2018年随着价格涨幅的回落，全球名义GDP增速预期回落，2017年全球贸易增速大幅回升的态势难以再现，将导致全球贸易改善幅度减弱。如果中国经济出现较明显减速，将进一步拖累全球贸易，并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同比增速。通胀：CPI同比上升，但PPI同比将显著下降。2018年CPI同比预计上升，但PPI同比预计下降。服务和基数效应将推升CPI同比升幅；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对工业品价格的支撑将边际趋弱，叠加基数效应，PPI同比大概率回落至3%以下。PPI回落幅度将大于CPI升幅，整体GDP平减指数预计下降，如果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将上升。海外：美国在减税的支持下预计维持较高增速，欧元区目前的强复苏持续性可能不大。美国减税将刺激短期经济增长。2018年，税改、基建等财政改革有望对美国经济形成支撑，整体经济增速最高预计在3%左右。逆周期政策稳健，关注长期结构问题首先，建议逆周期政策保持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偏紧，但信贷需要维持中性，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为了配合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预计货币政策短期仍保持“稳健中性”的偏紧状态。如果2018年1季度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货币政策有望转向边际宽松，可能主要通过央行向国开行发行PSL的方式来实现。预计2018年预算赤字额为2.38-2.54万亿元，预算赤字率可能为2.6-3.0%，实际财政赤字率可能进一步下降。国务院50号文、87号文和92号文的严格执行继续约束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准财政”需要发力，包括扩大地方专项债和国开行支持基建投资。其次，需要提升研发投资，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增加研发投入。2020年的目标是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5%，但目前只有2.1%。假设未来几年GDP增速在6.5%左右，未来3年需要每年增加2,000-3,000亿研发支出，预计拉动GDP增长0.24-0.36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新经济成分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依然远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但最近几年新经济对GDP的拉动作用开始上升。再次，经济再平衡的核心是提升消费率。产生“灰犀牛”的原因在于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造成实体经济的不平衡和失效。破除“灰犀牛”的最终途径是通过经济再平衡，去除产生“灰犀牛”的经济土壤。当前中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相比依然偏高，意味着整体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性仍较强。中国的国民可支配收入大幅上升，但居民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所以中国的总储蓄率大幅上升；从国际对比看，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仍远高于美国。中国居民为养老、教育、买房而储蓄。控制房地产泡沫发展，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提升消费率。近两年看，城镇化拉动房地产需求可能是个伪命题，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变化不大，但过去两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却大幅增长，说明投资投机需要比重较大。此外，政府消费需要增加支出，提供保障性需求。随着经济再平衡的进行，需要增加政府在养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通过转移支付增加社会保障，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最后，防止“明斯基时刻”的关键在于宏观稳杠杆。“明斯基时刻”更多指向金融系统。当前房价的高位止涨、2015年的股灾都与“明斯基时刻”有关。防止“明斯基时刻”有两种思路：凯恩斯刺激增长的思路与货币学派控制信用的思路。我们建议政策选择倾向于后者。建议稳杠杆分阶段进行，即转杠杆→稳杠杆→降杠杆。第一步，转杠杆，是指将债务从杠杆率较高的部门向较低的部门转移，目的是通过债务结构的优化，来降低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比如，从2017年初开始的三四线城市地产去库存，完成了从部分房地产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杠杆转移。第二步，稳杠杆，是指通过“稳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抑制住金融机构增加杠杆的冲动，并且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加大约束，来控制住整体债务增量，抑制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第三步，降杠杆，是指通过债券股、温和通胀、兼并重组等方式来减少债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8-01-05 民盟执政威望下降，执政基础减弱；缅军及其扶植的政党政治影响力上升；民地武的势力逐步被削弱。其次，缅甸主要政治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针对这些新变化，中国需要做好应对之策。 自缅甸民盟政府上台之后，缅甸政局出现一系列新态势。首先，这表现在缅甸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新变化。民盟执政威望下降，执政基础减弱；缅军及其扶植的政党政治影响力上升；民地武的势力逐步被削弱。其次，缅甸主要政治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缅北武装冲突持续，和谈尚未开启；若开邦恐怖袭击频发，规模呈扩大化趋势。主要政治力量实力对比新变化新变化主要表现为：民盟+民地武vs.缅军转变为民盟+缅军vs.民地武。民盟执政之初曾希望联合民地武共同推动和谈，但在民地武年初与缅军爆发武装冲突之后，民盟已经明显倾向于缅军立场，转而施压民地武。此外，近段时间缅甸国内安全局势不稳，尤其是恐怖主义势力在缅甸发展壮大，使得缅军的政治影响力凸显。因此，民盟不得不倚重缅军来维护国内安全。基于此，如今缅甸内部政治力量可以大致划分为民盟与缅军走近、民盟与民地武出现裂痕、缅军与民地武互疑加深的格局。民族和解问题拖而不决民族和解问题未取得突破。首先，果敢、德昂、若开及克钦并未与政府举行正式的政治和谈；其次，缅军坚决以武力方式打击果敢等民族武装，使得缅北战火持续；再次，缅军还罕见地挑起与佤邦的对峙，显示出缅军以武力解决缅北冲突的尝试。最后，对于缅军的持续军事行动，民盟保持沉默，显示出民盟对缅军的暗中支持。民盟、军方、民地武三方各自的战略考量未变。首先，民盟希望在其执政期内尽快就民族和解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则可以增添民盟的执政威望，巩固执政基础，为民盟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加分；二则可以借此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扫除军方借民族和解拖延修宪的障碍；三则可以增强民盟与少数民族合作的意愿，壮大自身政治影响力；四则可以实现缅甸的民族团结，增强缅甸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其次，军方不希望民族和解尽快取得进展。一，尽管军方目前在与民地武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但并未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军方也并未在对民地武的军事斗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在未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军方难以迫使民地武完全接受军方制定的和谈条件，因而就难以真正与民地武和解。二，军方已经宣称只有在民族和解之后才会考虑修宪。因此，如果军方在民盟执政期被毫无保留地与民盟合作推动民族和解，那么一旦民族真正和解，军方将面临民盟的修宪压力。三，军方正是以打击民地武、维护国家统一为由来保持其政治影响力。一旦民族彻底和解，则缅军的政治影响力将大幅下降。四，军方在与民地武的长期武装斗争中形成了对少数民族强烈的排斥情绪。因此，除非民地武主动放下武器，全盘接受军方的条件，彻底臣服于军方，否则军方难以实现与民地武的真正和解。再次，民地武既希望早日实现民族和解，又对和解前景信心不足。一，随着缅军军力的不断强化以及对民地武的持续打击，民地武在与缅军的实力对比、控制范围等方面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劣势。为避免陷入被缅军逐步蚕食的不利境况，民地武希望通过联邦制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保住自己的利益。因而，民地武希望早日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然而，缅军只承认联邦精神，不同意联邦制。二，民地武与缅军互不信任，这既显著制约了民族和解进程的推进进度，又使得民地武对民族和解前景信心不足。三，民地武对民盟政府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寄予厚望，但即便如此，民盟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政党的挤压、对民地武提出的联邦制的回避都使得民地武对民盟的期待降低。综上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一，缅军在民族和解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缅北的势力不断扩大，民地武处于招架不力的劣势。因此，缅军会继续以武力包围和不间断的攻击来逐步削弱民地武的控制地盘和对抗决心。同时，缅军也会扶植其它已经归顺的民地武来夹击果敢等民族武装。二，民盟仍然会借助“21世纪彬龙会议”来推动民族和解，也会争取缅军对大会的支持，但难以取得实质效果。三，民地武的劣势还会进一步显现。这体现在其获取武器物资援助的渠道收窄、其控制的地盘收缩、其对抗的决心削弱、其领导层老化等方面。若开邦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若开邦问题虽暂时平息，但未得到根本解决，民盟目前缺乏有效应对之策。首先，若开邦的恐怖袭击分子就是在当地遭受不公平对待的穆斯林。这些穆斯林难民既无法被其它穆斯林国家接受，又无法在自己的家园稳定生活，因此只能选择恐怖袭击来进行反抗；其次，缅军反恐能力弱，加之若开高山众多，缅军难以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因此，可以预测若开邦的恐怖袭击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缅甸国内另一主要安全问题。这不仅会制约缅军在缅北的军力投放，也会对缅甸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造成严重影响。中国的应对之策针对这些新变化，中国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全力支持民盟。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宣传力度，借助民盟政府的执政威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合作项目在缅甸落地开工；协调民盟政府、缅军与果敢等民地武，继续推动果敢等民地武参与民盟召开的“21世纪彬龙会议”，坚定支持民盟和民地武政治解决民族冲突的倡议，帮助民盟形成有利于少数民族的高度自治制度安排。同时，中国既要警惕民盟借实现民族和解在少数民族地区拓展自身政治影响力、挤压少数民族政党政治影响力，又要继续支持民盟政府在若开邦问题上的立场，帮助民盟政府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指责。二，通过战略安全磋商以及常规军事交流等渠道保持与缅军的密切接触。重点加强与缅军的反恐合作，将反恐合作作为中缅军事合作的优先方向。对缅军要求中国迫使部分民地武接受缅军的和谈要求，中国不可能答应。在缅甸民族和解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中国有必要保持与民地武的联系。此外，中国不希望看到缅军完全主导缅甸民族和解进程；中国应向缅军展示中国劝说民地武参与和谈的努力，同时坚决反对缅北军事冲突，以免其对中缅边境造成安全威胁。三，加强与佤邦的联系，尤其是为佤邦完成权力过渡以及加强领导层建设提供一切必要帮助。同时，施压佤邦加强对果敢等其它缅北小规模民地武的管控，不要再出现果敢主动袭击缅军的武装冲突事件。中国应继续与民地武保持联系，提升缅北少数民族的发展能力，尤其是提升少数民族政党的影响力，但对民地武主动挑起军事冲突必须表达强烈反对立场。对民地武参与“21世纪彬龙会议”，中国应持欢迎态度，但对执意不参加大会的民地武，中国也不应勉强。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7-12-14 中国正是在深刻把握时代潮流与历史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东方智慧，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时代内涵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成功的中国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是样板，也是一种引领。中国正是在深刻把握时代潮流与历史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东方智慧，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愿景目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明确的界定，其中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也有明确的表述，即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给懵懂的世界明确了新方向。第一步，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应该由人类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治理。我们应该秉承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第二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中国愿同广大国际组织和机构及其成员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内容要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中国通过倡导与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扩大利益融合，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与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之间才能和平相处，和平发展大势才不可逆转。二、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伴随着同大国关系发展稳中有进，中国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日益巩固，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恰逢其时。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国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已经与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及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初步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率先垂范，中国的“朋友圈”在不断更新与扩大。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以强权划定地缘势力、以强权决定全球话语权、以强权制定世界秩序权等俨然成为国际政治“定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在扭转这种恶性循环，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想“天下大同”的时代表达。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韬略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未来国际体系的愿景，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的世界梦”。一、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责任与担当。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落地生根，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国一路走来取得的发展成就，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聚焦中国，试图从中国的实践中汲取经验，从中国的发展中寻找世界的未来。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将发展经验同世界各国交流、共享，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注入新动力。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打消了全球特别是沿线节点国家的顾虑，有利于打破国与国之间存在的藩篱，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沿线各国的利益，寻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各国的合作共赢，真正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区域合作新平台。“一带一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以全面推进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抓手，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中国军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扛起大国军队的历史担当，履行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将在国际舞台上书写维护世界和平的新篇章。军队要有信心、有能力谱写新篇章，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新贡献。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争霸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和军备竞赛。“中国军队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有效维护世界和平，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7-10-17 进入2017年，朝鲜明显加快了拥核的步伐，增加了核试与弹道导弹试射的次数，而针对朝鲜的各种制裁与军事演习活动频率也日益增多、增强。朝鲜半岛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局势紧张程度几达战争临界点。 朝核问题，久拖未决。进入2017年，朝鲜明显加快了拥核的步伐，增加了核试与弹道导弹试射的次数，而针对朝鲜的各种制裁与军事演习活动频率也日益增多、增强。朝鲜半岛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局势紧张程度几达战争临界点。面对新情况、新态势，朝鲜半岛防扩散该作何选项，值得我们深思。朝鲜半岛核扩散现状一、朝鲜核试次数频繁，相关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2017年以来，朝鲜核试次数明显增多，频率进一步加快，并且同步进行投送工具的试射。截至9月23日，朝鲜仅2017年核试与导弹发射次数就达14次。要想把核弹头安装在导弹上，通过导弹发射进行投送，发挥核武器实战威力，就必须实现核武器小型化，也就是至少应将其重量控制在1吨以内，最大直径控制在0.5米左右。9月3日，朝鲜将装载在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成功引爆；9月15日朝鲜在平壤顺安一带发射一枚导弹，该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770公里，射程约3,700公里。朝鲜核能力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世界各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其技术能力。二、“制裁战”效果不佳。1993年，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25号决议，敦促朝鲜不要退出条约并信守防扩散义务。此后，安理会相继通过第1540、1695、1718、1874、2087、2094、2270号决议，其中第2087号决议后，朝鲜宣布“9·19共同声明”将不复存在，朝鲜不再讨论半岛无核化。今年，鉴于朝鲜核试与弹道导弹活动频繁，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制裁决议，最近通过的第2375号决议，号称最严厉的制裁，规定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等。“停油”制裁以后，朝鲜于9月16日发射“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最严厉的制裁仍然未能阻挡朝鲜拥核的前进道路，制裁效果微乎其微。三、朝鲜已拥有核威慑能力。从1993年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始算起，迄今为止，朝核谈判已历经24年之久。朝鲜由弃核换安全得援助逐步发展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随着朝鲜核武能力的提升，朝鲜根本无意放弃核能力，坚称要做“负责任的拥核国”。9月3日，朝鲜氢弹试验成功，已经清楚地展示其核武研发的技术进步和成就。朝鲜未来核武能力未必如预测的那么强，但它无疑已成为具有核威慑能力的国家。半岛核问题困境及各利益相关方立场一、美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美国视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认为中国控制着朝鲜的经济命脉，要求发挥中国的地缘优势，以及历史影响力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甚至希望中国能“包揽”整个朝核问题。美再三强调“中国责任论”，目的在于营造中国“看管不严”氛围，不断给中国扣上袒护朝鲜的帽子，将朝鲜不当行为转嫁给中国。此举不仅可以进一步拉近美日、美韩同盟的距离，而且可以借机增强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通过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既可监控中国大部分地区洲际导弹的发射，又可离间中韩关系，加大对中国的牵制力量。美国作为朝鲜半岛核扩散最主要、直接的当事国之一，在解决危机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延宕朝核危机，遏制中国是实，解决问题是假，这也是半岛核扩散困境迟迟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所在。二、日韩各怀鬼胎。安倍政府刻意夸大半岛危机，多次拿半岛核扩散说事，企图借此达到其修宪目的。美国政府多次要求日本归还冷战时期滞留的核燃料钚，但日方一直以研究快中子反应炉为由强烈反对归还，拥核之心昭然若揭，其意图令人质疑。半岛核扩散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韩国，而自从朝鲜核导活动步伐加快以后，韩国国内要求加强导弹防御的声音越来越高，最终朴槿惠政府同意部署萨德系统。为应对来自外界威胁，韩国开始考虑自己的核选择。与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关系密切的国会议员李仲杰提出，“我们需要一个阶段性的发展核武器战略”、“最后阶段，我们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可见，朝鲜半岛核扩散呈蔓延之势，令人担忧。三、中国始终坚持无核和稳定两大目标。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说到底就是要保持半岛无核化和局势稳定。北京应继续向朝鲜明确中国的立场，防止朝鲜“绑架”中国，消除朝鲜试图在核问题上获得中国支持的想法。朝鲜不断核试带来的地震及核泄漏等潜在威胁，对中国而言是不可估量的。同时，北京坚持不对朝鲜盲目、过度制裁的立场，过分制裁朝鲜以及干预朝鲜内政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外交原则。朝鲜政局的动荡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会带来包括难民涌入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四、朝鲜铁心拥核是朝核问题最大的困境。2012年5月13日，朝鲜在其第十二届第五次最高人民会议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提及朝鲜是“核拥有国”，也就是所谓的“拥核宪法”。2016年5月在朝鲜劳动党七大上，金正恩表示朝鲜是“负责任的拥核国”，完全以“有核国家”身份自居，这也说明朝鲜正为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做最后冲刺。朝鲜目前到底拥有多少核材料难以准确估算，但如果当前的僵局持续，朝鲜有潜力进一步扩大核材料库存，增强其核武能力。从历史上看，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它将很难被说服以和平的方式放弃这种能力。即使朝鲜因为各种制裁或国际压力，最终被迫回到谈判桌前，朝鲜也会为弃核提出其它国家根本无法支付的价码。如果说以前朝鲜是在拥核保安全和弃核换安全之间左右摇摆，那么目前看来，朝鲜拥核的决心已经不可逆转。正如俄总统普京所说的那样：“朝鲜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这一计划。”然而，朝鲜铁心拥核将极大地破坏“核不扩散机制”，给东北亚安全格局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把地区安全带向更危险的境地。未来半岛防扩散的可能选项战争只能是次要选项。朝核问题延宕20多年未能妥善解决，说明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僵局继续，朝鲜距离获得可靠的核能力与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就为期不远了，很可能迅速拥有攻击美国本土的打击能力。因此，2017年伊始，美国政府就围绕朝鲜半岛展开频繁的军事力量部署和高密度军事演习。一方面对朝核动向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对朝鲜核试与导弹试射构成威慑。9月17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接受CBS采访时提出，若外交失败，唯有军事选项，并重申“四不”原则，意在向周边国家表明美国军事行动的目标与界限，似乎做好了开战前的准备。然而，战争手段只能作为次要选项。一是朝鲜处于大国利益交汇处，中俄绝不希望看到半岛生战生乱。二是朝鲜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由于长期处于制裁与恐吓之下，朝鲜并不会惧怕所谓的强制性政策，即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迫其就范，构成不了实质的震慑效果。三是美军自身能力不足。美国对长期封闭的朝鲜存在情报黑洞，朝鲜最具威胁的核设施及导弹部队在哪里尚未能准确掌握，一旦开战，朝鲜可能会进行核报复，美国很难承受这样的代价。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没有精准的把握，最好别捅马蜂窝。立足于“冻核”而非“弃核”。不管国际社会是否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经过频繁的核导试验，朝鲜核导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氢弹试爆成功，表明其核武已经超越了“有”还是“无”的关键层面，进入了核武库是“多”还是“少”的范畴。虽然其核武可靠性、实战性、小型化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朝鲜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有核国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拥核已不可逆转，因此解决朝鲜半岛核扩散要向防纵向扩散的方向发展，立足于核裁军，立足于“冻核”而不是“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