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频 2009-03-05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其国际形象的塑造也变得日益迫切。怎样让世界认识中国？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形象？国际社会怎样与中国互动，中国又怎样与世界互动？所有这些，除了中国本身的表现外，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西方媒体怎样报导中国。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其国际形象的塑造也变得日益迫切。怎样让世界认识中国？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形象？国际社会怎样与中国互动，中国又怎样与世界互动？所有这些，除了中国本身的表现外，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西方媒体怎样报导中国。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媒体有没有准确地报导中国？怎样让西方媒体更多面地反映中国的变化？对于一个正努力成为国际主流文明一员的国家而言，攸关国家战略利益；对于正努力与中国良性互动的国际社会而言，攸关世界和平与发展。 然而，对媒体的本质，对媒体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中国和国际社会似乎仍认识不足。一方面，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发展和某些决策，仍然是源于刻板印象（stereotype），基于陈旧的记忆和固有的观念以及所谓的听证游说 ，表面上冠冕堂皇，实质上轻率、傲慢而且片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官方对待西方媒体有先天的制度障碍和心理障碍，正是将记者们隔离在真相之外，更增大了中国形象被扭曲的变数。 主观上检讨“妖魔化中国”背后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有些部门和官员对西方媒体有着相当程度的敌意和恐惧。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的西方驻北京记者们，反而更具“逆反”的冲动，也更愿意冒险去挑战新事物，要寻找“这个帝国苏醒的希望”。 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学生、知识分子，甚至部分民众，对西方民主有着浪漫的期待。星火在冰冻未开的大地上忽灭忽燃，很多中国人自己都很陌生的名字，却是西方媒体中的中国明星；民主墙、学潮演讲、民办刊物，成了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兴奋点。一九八九年，街头运动终于达到了一个顶峰，与今天中国各地众多的群体性事件一样，成了他们关心和报道的焦点，也成了他们了解中国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西方驻北京的记者们大多并没有很敏感地注意到，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目光仍停留在那些所谓的民主斗士，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放大他们的一言一行，西方记者们相信“苏东波”的效应终将在中国出现。 中国其实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轨道。人们不再将空泛的民主字眼挂在嘴边，而是将可及的民生诉求攥在手上。举国上下投入到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大潮中，民众对经济发展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被前所未有地激活，一个活力无穷、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国家出现了。 西方媒体竟然比西方的资本家更迟钝地感受到这一点。其原因，当然不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作者所诠释的那样。相反，某些官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西方记者的“阶级斗争”观念和“警惕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在西方记者和中国之间建造了一条阻隔相互了解的鸿沟，无法让他们看到一个多姿多彩、正在进步发展中的中国。当然，也就无法达到官方所希望看到的中国的正面形象。 如果说，这个时期的中国被西方记者们“妖魔化”，其责任很大程度上要在极左和僵化的源头上找原因，要检讨我们某些部门和某些官员的思维和做法。 软杀：给中国戴高帽子 新世纪将临，一批批新的西方记者到了中国。他们比其前任们享受了更多的采访自由，他们睁大了眼晴，试图将这个国家很多方面的巨变告诉他们的读者。 每一天，在西方最重要的媒体上，很难不出现关于中国的报导和文章：《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来自中国的报导常常占据头版重要的位置，而且洋洋洒洒；而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上，有关中国的故事，也常常成了封面主题。 其间当然也有冷嘲热讽，但是言论多出自只用脑子不用眼睛、永远自视正确的专栏作家，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当然不可能捕捉到中国真正的主流发展与相关的新闻焦点，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常常只从预设的立场来解读中国，给中国打分。 如果说，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是一种“硬杀”，那么，近些年来对中国的一些夸大其词的评价和报道，则是某种程度的“软杀”。这些年，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常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报道，一顶又一顶貌似金光闪闪的高帽子，戴到了中国人头上，让向来很在乎外人评价的中国自己都感到了不自在——尤其是那些了解中国国情，又了解西方真实状况的人，知道对中国发展的过高评价，不仅不符合实际，也对中国没什么好处：不仅可能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催化西方战略制订者们头脑中的“中国威胁论”。更关键的是，中国还没有达到承担大国责任的国际能力，国家的体制还在完善之中，经济结构还很不合理，并且非常脆弱。而在西方记者一个劲“褒扬”中国的长篇大论中，中国的软肋也被一览无余。 媒体的原罪：片面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西方记者对中国报导的这种变化？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报导为什么总是出现偏差？前一个问题大家容易说出原因，因为西方记者对中国报导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变化；但后一个问题，涉及的因素更多一些。 ——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记者来自一个文化、制度本质不同的国家，对事物的认识标准自然不同。但这种标准并非来自西方国家官方的指令，而出自他们从小形成的基本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其实也是中国人所向往的“普世价值“，就连中国官方也不公开否定，不过出自西方记者的笔下，并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变化，就显得有些傲慢和居高临下。 ——西方受众的局限。西方记者报导的受众，是他们本国的读者或观众。虽然他们受过新闻专业的训练，但他们抵达北京时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当他们快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时候，又到了他们被调离的日子。他们的编辑部更希望他们的笔下能有新鲜感，而不是有专家的深度。西方大众媒体的支柱是西方读者市场，大众对记者报导的要求是通俗性，尤其是对他们本来就兴趣缺缺的外国事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9-03-05 自从一九八零年十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廿一届大会通过著名的《麦克布莱德报告》以来，该报告所揭橥的新闻资讯多元的主张，就开始进入了人类的日程表。这一报告的主题：“一个世界，多种声音”，（Many Voices, One World）也因而成了人们的期盼。 中国如何加入资讯新秩序？ 自从一九八零年十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廿一届大会通过著名的《麦克布莱德报告》以来，该报告所揭橥的新闻资讯多元的主张，就开始进入了人类的日程表。这一报告的主题：“一个世界，多种声音”，（Many Voices, One World）也因而成了人们的期盼。 不过，多元的概念言之容易，实质上却多为困难。多元从来就是以现实的权力为基础，而这种权力又多为军事权力、金钱权力、政治权力、媒体权力，甚至更抽象的话语权力被少数人或国家所霸占；至于弱者只好沦为无声失语的状态。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曾说过：“最大的垄断，乃是垄断了一切意见。”即是对媒体及附带话语权被垄断所做的最大控诉。今天的世界，全球所接收的新闻、信息、意见，至少七成以上都是垄断者所生产，它是一种单边主义，它透过信息与意见的生产而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与认知。这种权力当然成了现实权力的辅弼。 自从《麦克布莱德报告》公布后，尽管媒体与资讯多元主义的声浪渐增，但随着CNN在一九八零以迄九零年代的快速扩张以及网际网路的发达，这种垄断其实更为强化。于是，全球遂出现了新闻秩序上的两大突破：一是一九九六年阿拉伯世界“半岛有线电视网”（al-Jazeera）的设立；二是二零零六年“法兰西廿四小时电视网”（France 24）的成立。这两个电视网之目的，都是要打破美国CNN和英国BBC的垄断。前者所达成的主要目标乃是让阿拉伯世界可以生产出自己的新闻而摆脱被故意的扭曲；后者则是向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观。 首先就阿拉伯人的“半岛”而言，它由波湾小国卡达尔的年轻大公阿尔沙尼所支持创办。他一九九五年六月以流血政变的方式废除了他保守父亲的权位，将卡达尔带往开放的方向，并决定成立一个在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视网。这个电视网的总部设在卡达尔的首府多哈。一九九六年四月，英国BBC因为报导沙特阿拉伯的斩首惩罚及沙国异议份子的新闻而被认为是恶意颠覆，于是沙国遂将BBC驱逐，而卡达尔遂将BBC内阿拉伯藉的编辑、记者以及技术人员全部接收，这乃是“半岛”能够高度专业的原因。卡达尔由于仍是王侯制的公国，因此“半岛电视台”主张在不造成动乱下的尽量开放以及在此原则下最大的新闻自由。此外则是它对伊斯兰国家的专制不自由也都能站在人民的立场加以批判，至于对以色列的批评更是当仁不让。因而成了泛伊斯兰最进步的电视台，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等都对该台不满。至于对美国，卡达尔尽管是美国盟邦，但对美国也批判甚力。“九一一”后“半岛”访问了阿拉伯学者专家，即有许多人指出“九一一”乃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为此，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及国安顾问赖斯都至为不满，要求删除。后来美国入侵阿富汗，企图对“半岛”封口，还特地轰炸“半岛电视台”在喀布尔的办事处。但这只让“半岛”的地位日增，“半岛”多次公开本拉登的录影带谈话，也对其声誉地位大有帮助。该台由阿尔沙尼每年支持一亿美元。 “半岛”电视台早已有“阿拉伯的CNN”之誉，它立场开明、不回避阿拉伯世界本身的问题，因而当它反对美国和以色列时更有公信力。它对凝聚泛阿拉伯感情与共识上发挥了极大作用。它在防止扭曲、平衡报导、替阿拉伯人发声等功能上贡献卓著。甫逝世不久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及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领袖萨依德（Edward W. Said）在最后的访谈录《文化与抵抗》里就如此指出：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讨论要比美国细致，意见光谱也宽得多。“半岛”电视网就是个好例子。阿拉伯世界的非国营电视台比美国的非国营电视台具批判性。美国媒体正处于历来最乱七八糟的时刻之一。在战争动员这件事情上，电视台自甘充当政府的宣传武器。” “半岛”在全球新闻秩序里，它的角色是替阿拉伯世界发声，防止被扭曲，因此在价值上它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抵抗”的形式。但“法兰西廿四小时电视网”则层次又高了一些，它要呈现给世界一种不同于美英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观的另一种法国观点。因此它是一种“另类选择”的形式。 众所周知，法国无论左右翼，都有着极强的高卢风格，它在世界上反对单边主义，在经济上反对美式资本主义而有较强的福利国家精神。尽管法国作为一个老帝国也有极强的傲慢风格，但它在各类问题上与美英不同调，对世界的多元发展确有极大的助益。 “法兰西廿四小时”由右翼希拉克总统于二零零二年初决定开办。而后随着波湾形势的变化及法国的不满，遂决定加快筹备步伐，并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六日开播，以突破CNN和BBC在西方世界里的意见垄断。到了二零零九年初，“法兰西廿四小时”又与“法国橙色电信”（Orange）合作，进入电信网路播出。迄至目前，它已有英文及法文频道，今年四月将再设阿拉伯语频道。“法兰西廿四小时”的国际新闻占百分之八十，它对重大问题将以公共论坛的方式呈现，以深入的政治文化角度提出各种“非美观点”。 而除了“法兰西廿四小时”的电视网外，法国还有一个重要的配套，那就是该台成立后三个月，立即整合多所研究机构，设立了一个全新的“巴黎经济学院”。这所学院未来之目标乃是要有350名研究员，900名学生，企图在经济学及经济思想领域建立起新的学术中心，以挑战美英哈佛、普林斯顿、伦敦政经学院之地位。该校董事会里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Amartya...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松营 2009-02-18 美国“次按”问题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近几个月来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这场危机的应对和处理，激起了经济学界和思想理论界对自由经济的反思，也从某个角度证明，只有破除对西方自由经济的新迷信，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才能在波谲云诡的惊涛骇浪中不迷失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再论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 （本人于2008年7月在“天大评论”发表了《必须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文章之后，引起了不少关注，得到许多读者尤其是网友们的肯定和支持。为了更深入地探讨问题，我再论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 美国“次按”问题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近几个月来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这场危机的应对和处理，激起了经济学界和思想理论界对自由经济的反思，也从某个角度证明，只有破除对西方自由经济的新迷信，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才能在波谲云诡的惊涛骇浪中不迷失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只有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走过的路程，才能确保我们在未来的前进道路上继续“左右逢源”而不重蹈覆辙。 一、为要彻底破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必须客观评价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成就和失误。 1、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实行计划经济政策，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对待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的历史情况，完全可以用黑格尔的哲学原理来加以解说和论证。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的统计，及至19世纪初、也就是清嘉庆期间，中国的经济实力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其生产总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之后，由于晚清朝廷的腐败无能，加上世界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经济终于江河日下，一泻千里。20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但是未能真正改变国家四分五裂、任由列强宰割的状况。国民党的民国政府虽然也有过宏愿要振兴中国，无奈自身日益腐败，并且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掠夺和破坏，更使中国病入膏肓。四年的国共内战，中国可真是雪上加霜。到1949年的中国已经是千疮百孔、体无完肤、老百姓穷苦不堪，占世界近25%人口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1%多一点，已经不是一般的“一穷二白”。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的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那种情况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还去学西方搞自由市场经济，势必使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一潭无底的混水，就会出现象民国后期的大陆那样挑着一担“金圆券”换不到一担米的情况，经济形势将更加失调，人民生活将更加困苦。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因素，当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只能选择学习社会主义苏联搞计划经济，用强硬的行政手段调控各种生产和经济流通以及社会财物分配。值得庆幸的是，当时仍然充满理想主义的执政共产党人很少有腐败现象，并且做到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才使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老百姓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当然，在这个大局势里面也有许多支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由于出现阶段性误判，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化，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又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主观意志用事，靠单一的计划经济而排拆市场经济，也犯了严重错误。 2、前30年实行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巨大经济基础积累，为后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时至今日，虽然有不少海内外书报资料在描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各样笑话，批评“公社化”、“大跃进”。但是，如果平心静气地、客观地看问题、想问题，就不难明白一个道理：既然没有万全之策，那么所采取的计划经济政策，就只能是从大处着眼、顾全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一个时期的计划经济虽然出了不少问题和差错，却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的研究，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3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当然，由于基数很小，其增长的总量不是很大，但是就其速度来说，这在当时比苏联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同期经济增长速度都高得多。就我们这代人的亲身经历，当时，虽然由于中央政府过度依赖计划和太过偏重于国家积累，使社会生活资料比较短缺，老百姓的生活质素和水平的提高比较缓慢，但国家统一，自主独立，没有大的战祸，多数人至少免除了像1949年以前那样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惨况。更加重要的是共和国经过前30年的艰苦奋斗，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能够有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积累了许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和知识，为以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如果没有这么一点家底和基础，没有当时那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立国立世，美、英、日、法等西方强国能同你平等建交，能让你平安打开国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如果原来没有一定的硬件和软件基础，没有为资本创造高额利润的必要基本条件，外商能把自己宝贵的金钱大量地投进中国大陆？ 事实还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现代经济成就，都有一段辛酸史和痛苦积累过程。没有“羊吃人”阶段的积累，就不会有后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没有对黑人、黄种人的大批“卖猪仔”残酷剥削，就不会有后来强大的美国。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同样是历史积累出来的，而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赐与，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讲，没有前30年的经济积累，就没有中国后30年的发展和今天的经济实力。不可否认，这中间，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着广大的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牺牲，流了多少血汗，走了多少弯路、吃了多少大亏！尤其是在实行“剪刀差”的计划经济年代，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为了今天强大的中国付出了多大牺牲，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发展中，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过计划性，更没有放弃过计划调控手段。从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而在经济体制方面，一直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摸着石头过河”，相当一段时间还是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作为重要补充。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说的是“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提倡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却从没有排拆计划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之后，才正式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江泽民作序、马洪主编，1993年10月出版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仍然多处强调“宏观调控是政府重要的经济职能。”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这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指导思想上还是实践形式上，都与西方过去所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差别。它既要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更离不开政府的计划和调控职能的发挥。中国的每五年为期的经济发展计划一直保持了自己的连续性——现在是中国的第11个计划发展期，统称“十一五规划”。正是因为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的经济模式，保持了自己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才能使中国免遭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风瀑的袭击，在这一次从美国刮起的金融海啸中又没有受到更严重的灾害，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克服经济严重危机、恢复正常经济秩序的中坚力量。 4、破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并不是也不可能走回头路、再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世界上再周全的计划，也有不周全的地方；再强力的调控也会有控制不到的死角。实践已经证明，单一的计划经济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病。而且由于国家制度和体制上存在的不足和弊病，使官僚主义的命令和控制不断滋长和发展，结果就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就不可能尊重经济规律，就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单一的计划经济，甚至是造成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前30年的教训同样是十分深刻和沉痛的。 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又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各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做决定。但是，任何国家或地区想要做到社会经济能够快速、持续、健康地发展，决不能只有计划、没有市场，或者只有市场、没有计划。违背计划与市场兼容并相结合这个客观规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要走弯路、邪路，就会乱折腾，都不会有好结果。 当今世界，就算是最愚蠢的国家或民族，也不可能再回头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破除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并不是要排拆市场经济，而是要消除对市场经济盲目相信、盲目崇拜、入了迷的思想意识和做法。 1、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双重性及其产生的严重副作用，趋利避害。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踏入迷信市场经济的歧途，1929年开始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差点要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老命。但是，有一些历史的健忘者总是把前车之鉴抛之脑后。这些人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批判单一计划经济的弊病之后，不是一般的“矫枉过正”，而是飘飘然地又重新踏上迷信市场经济的歧途。在他们的眼里，市场是救世主，是拯救一切落后经济、化解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经济，而不见政治、文化，经济决定一切，政治和文化只是服从。 这一次如惊雷般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使所有善良的人有所醒悟。通过2007年到2008年这一波及全世界的金融海啸，人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自由市场经济里面隐藏着那么多的陷阱，存在着多么严重的缺陷和弊病。 事实是，对利率的疯狂追求和永无止境的贪婪，促使华尔街的斗士们没有约束地、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包括向还贷能力差的人进行“次级房贷”，并“再创新”将其证券化。《华尔街冲击波》这样描写：“2005年下半年开始，放贷的标准明显下降，甚至还接受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在2006年，近40%的高利率住房贷款涉及背驮式贷款或再次按揭。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在制度许可和支持之下，美国的各个大大小小银行为了自由竞争，各出奇招，只要放到贷款，获得高额利润，就不怕说假话、做假账。另一方面，由于超前的自由消费，美国人几乎都把“信用卡”当作提款机，不少中下阶层的美国人没有节制地刷卡消费，“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自己银行的账户是否有存款，也不管是否还得起。多年前，美国有一位经济观察家安迪森?维金就写了一本书叫《美元的坠落》，对美国经济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进行认真、深刻地分析，指出建立在“债务驱动经济”的美国存在着许多严重危机。安迪森当时就十分中肯地指出：“有些人的确需要放弃这种思维：因为我们是美国，所以我们的经济就一定比其他国家更强大。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高投资率，而是让人难以容忍的低储藏率。美国是一个在消费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在生产的国家。”他还引用了与凯恩斯同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的话发出警告：“如果资本流只能带来超过生产能力的消费，那么，这个经济已经走上了毁灭的道路。”他认为：“对美国人来说，任何经济衰退都是一场灾难性的打击，都会让大多数美国人如梦方醒，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美元泡沫之外的其他两个泡沫——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无妨设想一下它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震荡和混乱。”但是，美国有关政府部门却对金融机构奇形怪状的“创新”听之任之，视而不管，体现了“市场的自由”。结果，各种金融泡沫终于全部破裂。2008年9月15日，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雷诺兄弟破产、美林银行被卖，其他的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银行也都岌岌可危。“金融海啸”因美国而起，美国受到危害也最惨重，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或大或小也都受到拖累和祸害。美国政府不得不对向来标榜和推崇的自由经济进行反动，首先对救市方案做出计划并采取严酷的应急措施。其他国家也不得不纷纷采取各种行政干预、调控手段，出手救市。就算这样，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人敢断定“金融海啸”何日能止息。 沉痛的教训终使自由经济“万能”的符咒不揭自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哲学、史学、文学界都不能不对以往的社会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进行认真检讨，重新思考。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认为：“全球要重新理解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要重新思考中央银行的作用。危机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 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由于有了计划和市场相结的经验，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也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更没有完全与世界市场接轨，所以所受到的冲击和损失相对要小一些。但是，中国也不能沾沾自喜、夜郎自大。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既犯了不少错误又有伟大成绩一样，后30年既有伟大成绩也出了一些差错、存在许多缺点。市场经济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也给中国的经济留下了许许多多缺陷，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甚至整个社会进行严重腐蚀，给中国社会留下许许多多隐患。更何况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年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念以及自私自利的政策和行为，给地球村人的生存和发展埋下了许多随时爆炸的炸弹。为了振兴中华，中国需要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可以说前途仍然十分艰难。因此只有趋利避害，才可能使中国既不走回头路，也才不会被迫上邪路。...

——从基辛格的“创意外交”到陆克文反思“华盛顿共识”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09-02-18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以巨大的破坏力扫荡着各行各业，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源头，各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进行研究和探索，并对有关经济理论和现行国际秩序进行反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月中旬撰文，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已经与目前的政治体系脱节。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以巨大的破坏力扫荡着各行各业，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源头，各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进行研究和探索，并对有关经济理论和现行国际秩序进行反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月中旬撰文，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已经与目前的政治体系脱节。他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否则世界将陷入混乱。而根据他构想的这个国际新秩序蓝图，中美两国将建立命运共同体关系，太平洋两边的两个大国，将成为世界进步与繁荣、和平与稳定的中流砥柱。 就在基辛格勾画国际政经新秩序蓝图的同时，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也在二月份（提前出版）的澳大利亚《月刊》（The Monthly）发表长文，认为目前全球出现的经济危机，恰恰是新桃换旧符的机会，是世界改朝换代的开始，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次次巨大的危机震撼，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旧的道统（orthodoxy）被推翻，另一个新的道统出现”，因为旧道统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的元凶？ 陆克文要迎接的新时代，实际上与基辛格所呼吁的国际新秩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在这种转折的过程中，其背后的意义通常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回顾的时候，只有从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才能看得清楚”。作为西方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陆克文批评主导西方资本主义将近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neo-liberalism）,正是目前人类面临的这场全球性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但它却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过去将近三十年经济理论的道统（economic orthodoxy），所以现在已经是到了告别这个“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特殊商标”的时候了。 事实上，无论是基辛格对世界目前政经体制的批判，或是陆克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涉及的都是政治经济学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常识问题，即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将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的上层建筑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而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终于导致了混乱。如基辛格所言，这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几乎是在同时出现，史无前例，“毕竟政经密不可分，但在过去几年经济荣景的时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架构之间已经被一道鸿沟悄然隔离”。 近三十年来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强调自由市场机制作用，主张减少对于商业行为和财产权的管制。在对外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以政治手段，即利用经济、外交压力或是军事介入来打开国外市场，并支持透过国际组织或有关条约，对其他国家施加多边政治压力。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恰逢美国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年代，生不逢时，相当一段时间未能得志。但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恰是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中国改革开放也在这个时候拉开序幕，开始了市场化进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与这个时期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各取所需，并为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突飞猛进作出巨大贡献），在全球一片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从那时开始一直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并且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 陆克文间接批评“华盛顿共识”？ 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基本原则简单而言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因此，无论是西方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物。 但是现在，新自由主义却面临千夫所指，被认为是目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作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陆克文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开批判，不但是对这一学说的反思，更是对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公然挑战。 陆克文说，仅仅十八个月，这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了75年来对全球经济稳定最大的破坏，是现代史上一次最大的调节机制失败，不但在金融市场，而且在实体经济领域，政府财政方面带来了巨大损害。短短时间内，全球的资产市场，已经从最高峰时的总值，至今损失了大约32万亿美元，相当于西方七大工业国（G7）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信贷市场几乎枯竭，其增长率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困难的阶段，发达国家将遭遇60年来第一次的经济萎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失业人口，将剧升到800万人。而国际劳工组织则预测，发展中国家因金融与经济危机，将再新增一亿的贫困人口。与此同时，危机给各国政府带来的债务和成本，将达到破纪录的高峰，波及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显现。仅美国政府2009年的赤字，将高达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2.5%；而实际使用和拨备的银行担保金和准备金，估计将逾13万亿美元，超过了近百年来美国用于其所参与的历次战争费用总和。 面对如此严重局面，陆克文认为，华尔街的危机实际上已经扩散，从金融危机变为总体的经济危机、就业危机，很多国家已经发展成社会危机并转化为政治危机，甚至已经给地缘政治带来了长远的影响，削弱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未来的战略影响力。 所以，这次世界性的危机，不但在有关的监管、调节机制方面需要检讨，而且也是“知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陆克文呼吁深入检讨过去三十年来主导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道统地位，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目前已经不合时宜。 陆克文提倡社会民主主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启正 2009-02-12 中国由1980年开始的多个经济特区和新区建设，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程中极有特色的创新。上海浦东开发是这个大战略中具重要意义的一步妙棋，在国家改革开放的路线图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指标作用和现实示范意义，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举世公认。 中国由1980年开始的多个经济特区和新区建设，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程中极有特色的创新。上海浦东开发是这个大战略中具重要意义的一步妙棋，在国家改革开放的路线图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指标作用和现实示范意义，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但浦东开发最重要的收获，其实还应包括其制度创新和管理理念在内的一系列“软成果”。在经过十八年的沉淀和验证之后，现在已有可能对这一系列“软成果”进行总结性的回顾和理性的提升。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一个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东的扩展过程。这个过程中，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基础等是重要的因素，而各经济特区、新区依照中央赋予它们的特殊政策，大胆实践创新，率先进行改革，与世界经济更密切的融合，取得初始的宝贵经验，包括运作方法、法规和政策调整、人才制度等等，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中国经济特区、新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其制度创新和建设成果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可。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1996年4月率该国多位部长较仔细地考察了上海浦东新区之后表示，“你们的决策是英明的，规划是周密的，办法是聪明的”，就是很具代表性的国际评价。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更将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使之成为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案例和观察窗口之一。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看，浦东的开发建设，尤其是涉及社会体制的改革，事实上是一个摸石头过河的试验，边认识，边实践，既要谨慎又要大胆。但当初的思路和做法是否正确，需要一个过程的确认，需要经过多年的时间考验，才能够做出结论。现在，在积累了大量的事实，并经过多年的检验之后，我们可以认为，浦东的经验是可取的，其开发出来的那些“软成果”，对于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是有借鉴意义的。 上海浦东开发是在深圳特区建设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开始的。当时的现实状况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理所当然地需要几个有资格够条件面向国际的金融、贸易和经济都会城市，它们可以与世界进行经济对话，与世界其他大城市互动甚至是竞争。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但在当时让它担当这样的角色，无论是硬件和软件，实力尤嫌不足。而通过开发浦东，就是意在振兴上海，使之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城市之列，并发挥其强大的能力为国家经济服务，进而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改革开放，推动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再进一步辐射到周边的内陆省份。 这就是浦东开发最重要的战略“软成果”，实现了以点带面，壮大上海，带动周边的战略效果，是经济学理论“点轴开发模式”的典型案例，这些年来长三角经济的腾飞，证明了这样的模式和我们的浦东模式是正确且成功的。 浦东经过18年的开发，其城市化面积由初始的40平方公里，上升到现在的200平方公里。浦东新区形成的经济规模，按不变价，即扣除通胀因素，相当于1990年一个半上海的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比当时的上海更加合理，包含了大比例的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些浦东开发的“硬成果”已经被国内外所肯定。 浦东新区的发展中还取得了丰硕的，不宜用数字描述的一系列“软成果”。如果这些“软成果”能被提炼和总结，一定会为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宝贵的经验。 这些软成果是浦东新区的开发者们在浦东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跨国合作、人才培养、政府职能改革等方面，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成型的一些思路和经验。比如针对浦东的项目开发，他们认为不应只是单纯的项目开发，“而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他们认为浦东的发展应该有世界眼光和全局思维，要“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他们认为浦东开发的优先顺序，应该是“法规和规划先行”，先奠定软设施的基础；他们在确定项目孰先孰后时，认为“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先行”；“市区的形态开发服从于经济社会的功能开发”；“在开发中不仅吸纳世界的资金和技术，更注意吸纳世界的智慧”；“不是仅顾及城区的开发，而是与外部的联动开发——与长江三角洲联动、与浦西联动”；“严格按城市规划使用土地，‘惜土如金’”；“要实现精兵简政，必须先‘简政’而后‘精兵’”以及“廉政勤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等等。这些“软成果”当然还包括了一整套具体的实施细则。 这些年来，浦东实际上还在不断发展当中，毕竟它还只是一个“新区”，还在继续探索，这些“软成果”也在与时俱进。因此，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在总结肯定浦东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要检讨、审视并发现其中的不完善之处，追求完美，追求卓越，抓住机遇，贯彻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部署，促进浦东新区经济社会和人的进一步全面发展。这是浦东新区新一轮创业的机会，人们都对此有热情的期盼和祝福。 （赵启正先生是上海市前副市长、浦东新区第一任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聂皖生 2009-01-21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在这场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其实，金融衍生产品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底是好东西或是坏东西？是智慧还是骗术？见仁见智。但关于这样的金融产品，我们很多人事实上并不陌生，由金融衍生产品给中国企业所带来的灾难更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些灾难的产生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没有正确的管理和评价风险。   正确认识和了解金融衍生产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在这场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其实，金融衍生产品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底是好东西或是坏东西？是智慧还是骗术？见仁见智。但关于这样的金融产品，我们很多人事实上并不陌生，由金融衍生产品给中国企业所带来的灾难更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些灾难的产生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没有正确的管理和评价风险。   吃一堑，为什么不能长一智？   也许我们还记得，2004年12月1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总计亏损5.5亿美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之严重资不抵债，已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求是》杂志曾发表调查报告，盛赞中国航油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报告称，公司的成功并无特殊的背景和机遇，完全是靠自己艰苦奋斗取得的。同时，国资委也表示，中国航油是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的一个成功典范。那么是什么导致其巨亏呢？据正式公布的新加坡普华永道会计公司针对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石油期权巨额亏损事件做出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对油价走势的错误判断、没有按照行业标准评估期权组合价值、没有针对期权交易的风险管理规定、董事会特别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尽职等是导致中航油巨亏的主要原因。   中航油(新加坡)在这场腥风血雨中其实从一开始就种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其从事的期权交易所面临的风险敞口是巨大的。就期权买方而言，由于风险一次性锁定，最大损失不过是业已付出的期权费，但收益却可能很大(在看跌期权中)甚至是无限量(在看涨期权中)。相反，对于期权卖方收益被一次确定了，最大收益限于收取买方的期权费，然而其承担的损失却可能很大(在看跌期权中)，以致无限量(在看涨期权中)。至于在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等方面期权合约与期货合约大致相似，只是期权风险可能还会涉及更多的法律风险与难度更大的操作风险。中航油(新加坡)却恰恰选择了风险最大的做空期权。   期权交易本身的高风险性使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中航油暴露在市场风险极高的国际衍生交易市场中。国际上，期权的卖方一般是具有很强市场判断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大型商业银行和证券机构，而中航油(新加坡)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由于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从事的是场外期权交易(即OTC交易)，交易双方都必须承担比交易所衍生品交易更大的信用风险，然而中航油(新加坡)的交易对手却是在信息收集和分析技术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机构交易者，其必然会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垄断地位来获利，几乎将信用风险全部转嫁到中航油(新加坡)身上。加上中航油所雇用的交易员竟全是外籍交易员，机密全部暴露，营运风险加剧，在这种强势对手面前，公司无疑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同时导致了公司严重违规操作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风险，因为其从事的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当时明令禁止的。中航油的期权交易远远超过远期套期保值的需要，属于纯粹的博弈投机行为。   如果中航油的巨亏能给后来者一点经验倒也值得，问题是吃一堑并没有长一智。   2008年，一部分中国企业的命运竟前所未有地与国际市场捆绑在了一起。当金融海啸真的降临，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微小变化，就足以让我们的这些企业感受剧烈动荡，国际衍生品市场的影响力犹如蝴蝶效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拨弄着我们脆弱的神经。   几乎是一夜之间，损失突然爆发了出来，投资国际衍生品使一大批企业深受其害。中信泰富、深南电、国航、东航……一大批中国企业正在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买单，在为不成熟的套保理念买单，一些企业也许只是缴纳了昂贵的学费，而另一些企业却已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毫无疑问，深南电与高盛的对赌事件已经成了经典案例。深南电原本是一家效益稳定、运营情况良好的电力公司，但是在与高盛的子公司杰润公司对赌之后，深南电如今已是风雨飘摇。深南电2008年10月21日公告称,该公司在3月12日与美国高盛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杰润（新加坡）私营公司签订的期权合约，这一合约未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也未及时披露。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8-12-30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已全面升级，成为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综合各种因素之后的研究都显示，金融系统缺乏监管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教训又一次给中国金融系统发出警示，因此，为了保障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必须尽快提高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监管。   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未来趋势与建议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已全面升级，成为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综合各种因素之后的研究都显示，金融系统缺乏监管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教训又一次给中国金融系统发出警示，因此，为了保障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必须尽快提高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监管。与此同时，还必须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和健全稽核体系，防范海外并购风险，并加快推进金融对内开放，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和解决外资参股问题。 强化金融监管实行对等开放原则 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不仅是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中国建构有效金融监管体制的目标。现阶段中国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制，要保障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协调配合。不仅需要加强对金融企业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同时也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监管。为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仅需要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依法监管，而且还必须强化金融监管手段，采取先进的监控和检查技术手段，对重大金融活动和交易行为实行严密监测，提高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效率。 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重要启示。不仅要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以防其海外风险敞口过大，还必须加强对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速度。目前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与之相反，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却非常缓慢。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考虑国外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金融机构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速度。 其次，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采取各种措施尽力遏制跨国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要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使竞争处于规范化和法制化之中。 加强风险控制建立稽核体系 风险控制是金融的核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从宏观层次来看，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从微观层次来看，风险控制能力代表着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因此，中国必须有效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特别要防止出现大的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日益增加，风险表现形式日趋复杂。演变成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就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系统无法有效控制其风险敞口，是引发和放大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成因之一。导致风险敞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一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部门存在草率承销和欺诈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漏洞。二是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实践中存在缺陷，放松了对市场流动性、融资流动性、集中性风险、名誉风险以及表外风险敞口的评估和管理。三是投资者尽职调查流于形式、过于轻率，突出表现为机械性地过分依赖信用评级机构。四是对次贷担保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CDO）风险评估的失真和失误。五是金融机构进行的公众披露有时未能说明其表内外风险敞口。六是存在着众多的扭曲激励，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之前的资本框架鼓励银行将低风险资产证券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低资金成本的工具来支持高风险资产的证券化。 又如金融机构管理人员薪酬模式忽视长期风险，相当于鼓励过度冒险。以上风险没有受到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的充分监督。中国金融机构要引以为戒，要加快完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和内控机制，建立健全问责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稽核体系。 完善内控机制严防海外并购风险 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海外发展不断提速。中资银行在海外拓展的手段除了传统的直接设立分支机构、机构延伸方式之外，也开始采用投资参股或并购方式，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中资银行拓展海外市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究竟选择何种方式，影响因素很多。从选择并购方式来看，可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可突破国外对外资银行机构设立和业务范围的监管，以原有银行为依托、开拓地区市场；节省新设银行的开办费，降低机会成本；减少新设银行跨国并购整合阶段的风险；吸收先进的银行业管理经验；拥有主动权，可根据发展战略目标自主地选择并购对象。 但是，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风险问题值得关注，其海外并购和扩张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为：一是高素质国际化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不足、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弱；二是不熟悉东道国的经济、法律运作环境和方式。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来看，中资金融机构对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对外投资风险认识不足。为此，需要特别重视加强调研分析、完善内控机制、慎重稳步推进。 掌握主动权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在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总结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最终确立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战略：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实施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把握两个方面，即慎重的态度和稳健的操作。这里所指的慎重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始终掌握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主动权。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全属于一国的主权范畴，当事国对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中国理所当然地要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做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地安排。在实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8-12-04 今年三月下旬，我就撰文批判，指出最近廿多年来，全球经济在一九八九年世银经济学家威廉斯（John Williams）所鼓吹并造成的“华盛顿共识”下，放任金融主义已取得了支配权，并使全球经济的话语权落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旗下的分析师手中。   金融债务帝国的崩坏 （编者按：此文是南方朔先生今年3月28日所写，此次发表前进行了一些编辑修改，包括根据美国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增加了一些最新的数据和资料。南方朔先生认为，华尔街今天的金融海啸以及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其实是美国双赤字财政结构和美国金融扩张主义的后果，也是金融话语权被华尔街金融寡头垄断后结出的苦果。而在世界各国深受其害之际，国际社会已必须检讨国际经济新秩序，包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G8峰会寻找应对之策。） 今年三月下旬，我就撰文批判，指出最近廿多年来，全球经济在一九八九年世银经济学家威廉斯（John Williams）所鼓吹并造成的“华盛顿共识”下，放任金融主义已取得了支配权，并使全球经济的话语权落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旗下的分析师手中。它也成了过世不久的美国元老经济学家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所说的“似是而非的通俗见解”（conventional wisdoms），那就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不加反省地认为“股市好就经济好”、“房市好就经济好”，后进国对国际资本进出愈放任，就愈会得到“对资本友善”（capital-friendly）的称赞。经济学似乎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金融投资理财学，好像只有放任自由、不加管控约束的金融，才称得上是自由市场经济，因而理所当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自由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经济学概念被严重扭曲 正因为经济的话语权已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改变，经济学的概念被如此严重扭曲，终于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次贷风暴，并在之后持续扩大，进一步变成了今天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其危害已经波及全球。而原先那种“股市好就经济好”、“房市好就经济好”的逻辑，当然也就延伸成“救金融就是救经济”、“救券商、救金融公司就是救经济”的美国政策。美国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出手接管‘房利美’和‘房贷美’；紧急提供保险业巨头AIG八百五十亿美元贷款，购进约八成股权；以及由布什行政当局提出交由美国国会通过的逾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等，就是这个美国国策的具体体现。 目前，美国的金融灾难事实上已由最开始的次按房贷蔓延到优质房贷，由投资银行蔓延到一般的商业银行。今年四月，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率先倒下；9月，成立一百五十八年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与此同时，成立九十年的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同意将该行以440亿美元卖给美国银行；硕果仅存的两家华尔街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转型为普通商业银行，宣告了在全球金融市场翻云覆雨的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从此成为历史。 随着金融海啸的蔓延，美国普通商业银行事实上已经是百孔千疮，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问题银行观察名单上的数目已经急升三成，至一百一十七间；而据估计，最终出问题的地方商业银行将达数百家之多。 金融海啸蔓延商业银行 为挽救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可以说是出尽了各种招数。今年前三个月，美国联储局即已三度大幅降息，年利率由百分之四点二五降至百分之二点二五，利息已低过预估通胀率百分之二点五，意味着美国正式进入“负利率”阶段，但效果还是不彰。我当时就指出，美国政府这种思维之目的，当然是要藉此把残余的储蓄以及进入美国的金钱全部逼到金融投资市场上。 从那时开始，美国政府财政部和联储局实际上就已经持续出重手，要将国家财政用来支撑主要券商及投资银行，包括后来先后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对此，由于经济话语权在华尔街金融寡头手中，他们对这些手法当然额手称庆。但问题在于，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有它的道德合理性，当政府大力使用公共资源援救那些把问题搞坏的金融肇事者，其道德合理性何在？当今媒体宣称“公司太大不能倒”、“次贷问题太复杂不能倒”，并以此来合理化政府的援救政策。殊不知美国政府此举其实是在饮鸠止渴，挖更大的洞来补前一个洞，洞来洞去，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 去年次贷问题初现时，即有人主张美国应对信用市场作出“健康性的紧缩”，用短痛来防止长痛。但这种意见当然不可能被华尔街金融寡头集团所接受，于是问题遂在拖延中加速恶化。而今更大的风暴已经出现。 救市措施的道德成本 今年三月时，我就指出美国政府推出上述抢救措施的道德成本包括： （一）它等于是把全球当成了“以邻为壑”的对象。它进一步地放松信用，这等于让美元更加过度供给，进一步造成美元贬值。从那时开始，美国债市股市房市皆告崩塌，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但造成商品市场预期心理以及现实汇价压力下的超涨；而美元的一再过度供给及贬势不休，也使得美国本身的资金及国际美元在一段时间内大举进入石油及各种金属粮食原物料期货投机市场。这就是说，美国已成了通胀输出的元凶。记得当时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在出席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时即明言当时的石油供需正常，油价上涨乃是美元持续贬值所造成的热钱避险投机炒作所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执行长希兰女士，也明言粮价上涨中的投机因素，美国的通膨及通膨输出，已对全球、特别是全球的穷人造成了极大伤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 2008-11-03 自2007年初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今天已经进入全面高潮，对美国以及国际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加速恶化。从现在看，虽然金融危机在多国政府的联手救助下会较快平静下来，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会继续深化，至少到明年底。 自2007年初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今天已经进入全面高潮，对美国以及国际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加速恶化。从现在看，虽然金融危机在多国政府的联手救助下会较快平静下来，但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会继续深化，至少到明年底。身在危机之中，我们当然容易情绪化，也容易因噎废食进而否定金融创新、否定金融市场的发展。只不过，对中国而言，摆在面前的挑战以及针对未来的政策选择是逃避不了的，在这种时候，冷静的思考显然更有建设性、更有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就几个时下关注的问题，看看是怎么回事。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 许多评论围绕着下面这几个话题：这次危机是否意味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还是否需要发展金融或者说美国式金融？这次危机会不会终结全球化？等等。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问题，这能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肯定还会继续。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很严重，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但是，既然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都没有终结美国金融经济，反而是之后将其强化，那么，这次也不会从本质上改变其经济模式，因为这次危机主要的影响是在量的方面，而不是质的改变。所谓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包括很多内容，例如，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式不是美国专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实际上，中国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 美国在19世纪后，基本是靠消费拉动增长，其原因是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1900年前后，工业技术发展已经使人类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从那以后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要靠消费驱动经济，是因为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已足够完善，物质生产能力不再是问题，不怎么费力即能满足物质消费需求。也就是说，制约人类经济增长的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也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跟不上，消费是增长的瓶颈。 就像河北的孙大午先生在今年暑期跟笔者所讲的，他新建的自动孵鸡工厂一年能养几千万只鸡，只要有需求，他可再扩大生产能力，一年可以生产几亿只鸡，大午集团有能力透过扩大生产规模满足人民对鸡的需求。他说，增长的关键原动力是市场消费需求。 而孙先生谈到的挑战，是整个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挑战，也正是美国19世纪之后所一直面对的挑战。 那么，如何产生更多消费？或者说，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减少社会的储蓄压力、刺激人们的消费呢？这即是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还有在这些借贷金融品种的基础上将其综合打包形成证券化，以此扩大市场的融资能力并降低借贷成本，这些都是为了缓解因为个人在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高低不同问题，也为人们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类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好未来各种可能的生活需求，以减轻青年、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从而促进消费。 比如说，对于多数人，年轻时是一生中收入最少但又最需要花钱、也最能花钱的时候；年老了钱最多，可那偏偏是消费愿望、消费需求最少的时候。——这种收入随年龄而增长但消费需要随年龄而下降的矛盾，恰恰是金融交易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借贷契约实际是为了实现价值在不同时间点之间的转移配置。总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的动力。 因此，离开了金融市场，消费驱动型经济是难以生存、发展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也是后者的催化剂。所以说，不仅美国不会因这次危机而改变其模式，而且如果中国要从生产投资驱动型、出口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转型，那么，也必须走金融深化发展的路。 为什么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呢？道理很简单：除非从今以后每个人每天的食物需要、生存需要出现根本性的增加，一天不是只吃三顿饭而是十顿饭，一人不是只穿保温所需要的衣服而是天天穿100套衣服，否则，因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只能由消费驱动增长这样的进程就会出现停滞。但这样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于是只好通过金融市场来推动发展所需要的消费增长。 必须承认，过去几年，美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是走过头了，出现太多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结果造成今天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还在发生，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冲击还需要一段时期才能消化。但是，美国和全球各国都会在监管架构与法治架构上进行所需要的改革，同时，通过纠错机制改革，美国的金融化、资本化能力必然会再上一层楼。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自185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每十年左右重复一次，每次起因和形式各异，但都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让美国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更上一层楼。正是这一次次危机让美国金融经济的深化成为可能。显然，美国的金融和经济模式没有因为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从根本上改变，反而是因此得到了强化。也正因为金融市场对现代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美国一定会透过这次危机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走出危机实现新的出发。而在技术上，也会把以前没有在正式交易所交易的许多金融契约证券，通过成立新型证券交易所，让它们能正式公开挂牌交易，增加透明度，减少系统风险。  中国的应对措施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最终对美国实体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让美国和全球的金融机构付出代价，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日本的银行业都已付出代价。其次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受到冲击，消费信贷和其它信贷严重收缩，不仅美国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贷款、投资会更加谨慎，而且其他国家的机构和个人给美国提供的信贷、资本会大幅下降。因此，美国未来一两年的失业率会上升，消费需求会出现实质性下降。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将压缩美国的信贷消费，使这种经济模式在规模上下调，但不会是终结。 接管“两房”、动用政府资金解救AIG、花2500亿美元入股数家大金融公司、以及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由政府购买呆坏资产项目之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今年和明年至少多增一万亿美元，再加上伊拉克战争开支等，美国财政赤字会快速增长，需要发更多国债。这会把本来提供给民间、企业的资金转移到政府手里，压缩经济增长和民间福利的空间，而且使美元倾向于贬值，进一步打击国际投资者投向美元资产的意愿，减少美元资金的供给。 因此，从许多方面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深远，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面很广、也很深。在未来两年会削弱美国经济实力，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出现下滑。特别是因为全球经济也因此全面受到打击，对中国这种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而言，接下来的两年会面对严峻挑战。 面对外部需求很快下滑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今后必须靠国内消费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模式要转型。我们看到，次贷危机的深化恰恰发生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亦即，中国过去那种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到2007年，即使没有次贷危机，这种增长模式也差不多走到尽头， WTO“红利”已经被用完，出口市场也难以继续扩大了。在这种时候又碰上次贷危机，两者加到一起，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必要性，转型已经是没有选择，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强化国内需求增长的能力，让中国经济今后能靠国内民间消费的增长来带动。 可是，看看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在逐年下降，去年降到了35%，而其他国家都高于70%。中国居民消费显得太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