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0-08-06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抉择、宏观调控如何操作，事关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需要深入探讨、慎重选择、积极应对… 2009年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一年，而2010年是中国经济复杂的一年，这种复杂性已从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数据中得以体现。下半年国内外环境仍然复杂严峻，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抉择、宏观调控如何操作，事关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需要深入探讨、慎重选择、积极应对。 一、当前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 今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 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对我们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冲击，而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要作艰苦的努力。我们必须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 一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退出，如果要退出，将如何退出。如果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将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增加通胀压力；如果实施紧缩的经济政策，又可能造成经济下滑。 二是对于收入分配政策的选择。如果扩大消费、要提高消费水平，就需要增加收入、提高工资水平；而工资水平的提高，则增加企业成本，也将加大通胀压力。 三是价格改革的选择。当前中国的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资金价格严重扭曲，制约经济发展；但在通胀压力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推进价格改革，特别是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必将会进一步增加通胀压力。 四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如果继续加大楼市调控，可能伤害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使得本已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如果放弃楼市调控政策，又会使得资产泡沫泛起，人民群众不满情绪增加，失去政策公信力，失去民心民意。政策的执行必须在治疗楼市高烧的同时，又不伤及实体经济的两难之间做出抉择。 五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升值预期不断增加的压力，人民币汇率需不需要升值；如果升值，又如何应对升值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冲击。 六是外贸政策的选择。上半年中国外贸增长速度超预期反弹，然而高耗能产品出口增长过快、进口价格大幅攀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在严重困扰着外贸的发展，外贸进出口增速下半年将呈高位回落之势。外贸政策也面临着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的两难选择。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诸多“两难”问题，从深层次来看，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和收入结构分配失衡。 二、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趋势的基本判断 今年下半年，国内外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减速因素也随之增加，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是必然趋势。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西方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依然疲软；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全球各经济体大都面临着巨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被迫执行紧缩财政的计划，将导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所有这些因素，不利于我国外需的回升。从国内情况来看，受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基数抬高、库存回补趋于结束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将会放缓。与此同时，国内企业融资、汇率、用工、原材料等各方面生产经营成本在上升；而节能减排、房地产市场调控、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等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向好、优化结构的政策，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 从总体上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初步判断GDP的增速全年至少是在9%以上，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已无悬念；CPI全年可控制在3%左右，管理通胀预期效果较好。然而，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的进展不尽人意，依然任重道远。 当前，在对下半年中国经济趋势进行判断时、在进行政策抉择时需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归根结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当前更应如此。中国发展模式的目标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中国发展模式要求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主要表现为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这是政策选择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另外，无论何种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政策选择时必须坚持的另一重要原则。 其次，转变观念、辨证看待GDP与CPI的变化。一是今年GDP增速下降已成定局，实际上GDP增速下降并非不是好事，因为依赖出口和以贷款拉动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是不可持续的，高增长带来结构失衡已经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而7%-8%的平均增速可能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较为理想选择。二是对通胀压力的担忧，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5%以下的通货膨胀率是可容忍的通货膨胀率；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是可承受的，将可能是较为理想的状况。 再次，今年是难得的加快结构调整的好时机。当前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通胀压力趋缓，为加快结构调整创造了较好的宏观环境，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果断出台有利于优化结构的政策。长期以来，对于调结构的理解通常局限于产业结构，这是狭义的调结构。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涉及众多领域，显然现在进行的调结构是广义的调结构，因此，要根据轻重缓急安排调结构的顺序，从宏观层面来看较为合理的顺序依次为：收入分配结构、消费与储蓄结构、内需与外需结构、产业和区域结构。当然，调整结构不能指望短期完成，要作艰苦的努力，必须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这是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的治本之策。 三、“两难”之下的政策取向...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0-07-29 人民币汇率争论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高增长压力的严峻挑战…   今年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言论甚嚣尘上，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骤升。2010年3月15日，美国130位众议员对中国汇率政策发难，致信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敦促其针对中国的汇率政策采取行动，“通过一种由法律行动和国际压力组成的综合策略，中国有可能检讨它对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迅速履行政府在法律等方面拥有的各种资源，来保护美国企业免受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如果这些措施不成功，我们将要求政府考虑所有可以动用的工具来应对中国操纵汇率，包括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这种强压态势前所未有，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大有黑云压城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国内为数众多的专家和学者也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建议人民币汇率升值。尽管在升值的路径与操作上众说纷纭，有建议小步快行升值的、也有建议一次性大幅升值的，但人民币汇率升值似乎已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人民币汇率究竟是否低估？判断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是否合理？对这些问题分析和把握，对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选择和实施人民币汇率政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人民币汇率真的低估了吗？ 一国的汇率是由该国的基本经济状况决定的，汇率的变动也是由经济的综合情况来决定的。一国货币汇率是否合理或者是否低估，通常可通过该国国民经济运行是否正常而评估和衡量出来。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运行保持了良好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模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进口速度显著增长，无论是进口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对于出口增长而言都是如此。根据2009年的统计，从37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情况来看，其中有16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即便是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欧元区，其出口总体下降了20.3%，但对中国的出口也只下降15.3%。以德国为例，2009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多达760亿欧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美国也是如此，2009年美国出口总体下降17%，但对中国的出口仅下降0.22%。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成为欧美的主要出口市场。 这种状况与有些人所说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或大幅度低估是完全相悖的。 另外，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遭受冲击导致出口大幅下滑，充分表明中国出口受制于外需市场变化的影响，而并非由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或高估所决定。如果人民币汇率真的被低估了，必然有利于促进出口，然而危机爆发后两个月之内，中国出口从危机前的超过20%的高增长跌落至近30%的负增长。显而易见，人民币汇率并未低估。 如果用一篮子货币来衡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并非被低估了，恰恰相反，人民币汇率是被高估了。中国自2005年启动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2008年初已经超过模拟目标汇率水平并有一定的高估。而在2008年7月以后由于篮子货币中除美元外其他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模拟目标汇率相应大幅贬值，但人民币由于盯住美元而使其对美元名义汇率严重偏离其模拟目标汇率，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均大幅升值。陈学彬教授的研究表明，从汇率水平看，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水平远低于盯住一篮子货币的目标汇率水平，即相对于篮子货币基期汇率（不论是以何时为基期）整体水平，目前人民币汇率被高估，而非低估，因此，并不存在人民币升值问题。如果人民币在2008年以来不是改为盯住美元，而是继续盯住（或者参考）一篮子货币的话，人民币对美元在2008年下半年到年底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贬值，这对于缓解世界经济危机最严重时期中国出口的大幅下降将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没有低估，从而当前人民币也就没有升值的必要。 二、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一个伪命题 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的依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及外汇占款；二是通过各种模型特别是利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来估算人民币“适当”汇率，模型数值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存在大幅低估。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者以此为人民币升值的重要论据。其实，这两种所谓的依据都属于伪命题。 1.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低估 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是导致美国产生大量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其基本逻辑是：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中国对美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美国企业出口利润的萎缩和失业的增加，进而致使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显然，这种逻辑判断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一般事理和科学道理，贸易顺差等于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一个伪命题。 （1）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关键因素在美方。 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而在于美国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中美贸易地位不对等问题，在中美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主要由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组成，中国处于贸易结构的低端，虽然中国有较多的贸易收支盈余，但获得的利润却很少；而美国则处于中美贸易结构的高端，其出口的主要是高附加值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美国不仅赚取了较多的利润，也使得美国消费者能够消费到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尽管中国希望进口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试图改善贸易顺差的状况，但始终未果。长期以来，美国为限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设置了重重贸易壁垒，反而倒打一耙，指责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这与客观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又如美国国内的低储蓄率问题、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顺差。 在中国贸易顺差中大约80%-90%是加工贸易产生的顺差，而外商投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的最大经营主体并创造这部分顺差。随着全球经济分工深化与资源优化，全球制造商将其劳动密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通过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经过加工装配将制成品销往美国或他国，进口商品总价值与出口制成品总价值之间理所当然存在着差额。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相当一部分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顺差，随着加工贸易的转移而转变成为中国对美国的顺差，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失衡的延续。实际上，中国国内经济即国内企业主导的部分并不存在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可以认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那些对美国出口的公司和美国的一些公司如今迁移到中国生产。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只不过是产业全球化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大趋势下的附带结果，并不说明人民币汇率是被低估的。 （3）中美两国贸易统计方法存在差异。 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两国贸易统计方法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美方使用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大大高估了对华贸易逆差。这种高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进出口使用不同统计标准，进口货值被高估，而出口货值则被低估；二是由于美方未考虑增值因素，将通过第三方中国商品对美转口全部算做从中国的进口，而与此同时又将美国商品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忽略不计，对华贸易逆差被进一步夸大；三是美方在统计对华贸易逆差时只计算商品贸易，而不包含服务贸易；四是许多中国商品是通过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地区的，但美方将这部分转口计入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树超 2010-06-22 纵观世界历史，新兴大国同衰退大国之间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在远古和中古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各大帝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此消彼长，尚可相安无事。但是近现代以来，随着交通、信息日渐便利，地球日渐缩小，大国的势力范围却不断扩大，因此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纵观世界历史，新兴大国同衰退大国之间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在远古和中古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各大帝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此消彼长，尚可相安无事。但是近现代以来，随着交通、信息日渐便利，地球日渐缩小，大国的势力范围却不断扩大，因此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中美关系更是如此：一个在迅速崛起，拥有五千年历史却被称为“新兴经济体”；另一个在渐次衰落，建国仅二百年却已执世界经济牛耳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此外，两国由于政治制度以及历史文化之不同，在许多问题上都各执己见，明争暗斗，尤其在两国关系最为密切和复杂的经贸领域更是如此。 步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双雄争霸战越来越扣人心弦，简直要比好莱坞的史诗巨制还要惊心动魄。如果非要借好莱坞的视角来“戏说”的话，那么或可借喻于两部近期热映大戏：《驯龙记》和《诸神之战》。为何非要两部？中美经贸关系波诡云谲，一部大片难以尽收其盛况，此其一也；中美对其经贸关系各自见仁见智，一部影片难以同时反映双方立场，此其二也。 首先来看《驯龙记》。中国人认为，龙是神圣高贵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从不轻易现身，而一旦出现必为祥瑞之兆，因此传统上来说，华人对龙的本能反应是崇敬和膜拜。但是，西方自古以来对龙的看法就恰恰相反。在他们眼中，龙是一种邪恶、残暴的不祥之物，常常如《驯龙记》开场一幕所展现的一样成群结队对无辜的村民进行攻击。因此，在西方诸多神话中，对作恶多端的龙只有两种处置方法：不是猎杀就是降伏，而除掉恶龙则往往是英雄扬名立万必不可少的功业之一。在圣经《启示录》中，更明确指出龙即为魔鬼撒旦，并预言代表正义一方的天使同代表邪恶一方的巨龙将会有一场决定人类千年命运的恶战。 同样，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看来，自称为“龙的传人”的中国人非但不信仰他们的上帝，而且还崇拜西方人心目中这么邪恶的生物，必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因如此，尽管中国现今与西方诸国同样是号称“经济联合国”的世贸组织的一员，但是西方并未真正将中国视为他们的同类，对中国挥舞起经济制裁和贸易壁垒的大棒时从不手软。恰恰相反，由于中国与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更使西方在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手段时，不但没有负罪感，更有一种“替天行道”的道德优越感，从而往往无所不用其极。 在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身上，这种道德优越感就更是表露无遗。无论是在中国入世之前还是之后，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于中国指手画脚时从来都是一副自以为是的姿态，仿佛自己就是圣经中的天使长米迦勒，高举诸如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等大旗，来完成驯服中国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的神圣使命。 奥巴马外贸新政 如果拿美国的新总统奥巴马同其前任小布什相比较的话，尽管小布什在诸如伊战、反恐等议题上采取鹰派态度而为人所诟病，但是单就经贸政策来说，小布什对中国大体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而从奥巴马主政一年多的记录来看，这个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经贸领域却比小布什要好战得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奥巴马在经贸问题上的极端立场由来已久。当初他不惮以新科参议员之身问鼎白宫，为吸引选票，就借“求变”（change）为口号，对共和党政府内政外交各项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大肆抨击。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形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糟糕透顶”，并一度声称要同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重新谈判一个“不只是有利于华尔街的精英们，而且更有利于街坊大妈们” (not just be good for Wall Street, but should also be good...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0-05-18 2007年，学术生涯横跨英美的牛津及哈佛学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及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率先提出“中美国”（Chimerica）这个概念后，无论同意或反对，“中美国”这种提法显然已受到人们相当的注意。   ——当前中美关系的严峻挑战 2007年，学术生涯横跨英美的牛津及哈佛学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及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率先提出“中美国”（Chimerica）这个概念后，无论同意或反对，“中美国”这种提法显然已受到人们相当的注意。 一个人会设定出一个概念，当然并非凭空的遐想，而是有他的理据甚至别有怀抱，它会显露在它文章的文本间。由佛格森2008年所著的《货币崛起》以及延续他的逻辑，由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于2009年所出版的《超融合》，我们已能体会到，他们之所以提出“中美国”这种说法，其实是寓有“借古鉴今”的用意，那就是昔有英德，今日的中美会不会步向它的“后尘”？佛格森指出：一百年前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里，许多投资人也认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和欧陆最蓬勃的工业经济体之间有着类似的共生关系，那个经济体是德国。当年也跟今天的情形一样，共生与对立只有一线之隔。他指出，百年前人们不认为英德会起冲突，直到冲突出现，人们才发现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都被故意忽略了。而今天中美关系会不会恶化到引发全球化的瓦解呢？看似不可能，但却不能掉以轻心。他甚至指出，“中美国”这个字与希腊神话里狮羊龙“三不像怪兽”（Chimaera）相似，一不小心即会这个变成那个。例如美国指控中国贸易不公平竞争及操纵人民币汇率已有好一段时间，但从2007年8月起，美国调降利率到接近零，并让美元贬值，它其实就是一种美国版的“美元操纵”。由于指控中国已成了一种必要的惯性，纵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这种指控也不会停止。 佛格森教授除了在《货币崛起》中以英德为鉴，对当今的中美关系表示忧虑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他在2010年三及四月号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专文，对美国这个帝国的衰落提出警告。其中有一段提及美国目前的财政危机，他指出： 多数帝国的衰落都与财政危机有关，亦即税收与支出之间出现严重失衡，且不足以偿还公共债务。目前美国债务急速增加，2009年已超过1.4兆美元，约为GDP的11.2%，为六十年来最大的赤字，2010年的债务也不会太少。公共债务在未来十年将大增一倍，由2008年的5.8兆美元，增至2019年的14.3兆。在同一时段里，债息支出将由联邦税入的8%增至17%。以上这些数字皆属恶兆，但在政治实体的问题上，人们的认知才更重要。帝国的危机上，权利的实质支撑并不那么重要，对未来权利的期望值才更关键。上述财政数字不会侵蚀美国的实力，但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美国有能力度过任何危机的信心却会减弱。现在全球仍希望美国能够像丘吉尔的名言所说，尽管另外的方法已经用尽，美国仍应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美国赤字已极严重，到了2080年，将到可怕的比例。尽管为时尚远，但美国已需堵住这财政的破洞。 佛格森以悬挂在“纽约历史学会”由19世纪美国画家柯尔（Thomas Cole）所绘的五幅“帝国的历程”为例，替美国的帝国没落发出警告。他指出，美国赤字债务日益严重，它将在某个时刻，因为人心的预期效果而出现债息及通膨的巨幅升高而造成灾难。帝国的没落从来就不是个渐变的过程，而是情况恶化而突然出现巨变。而不幸的是美国这列危险的列车并没有刹车装置，甚至还是由盲人在驾驶! 综合上述佛格森教授的观点，必须指出的是，“中美国”这样的提法，一则是一种期望，另则是一种警告。中美双方有互利共生的一面，但也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如果不能发挥互利共生的特性，在这个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缺乏良好规范的时刻，任意将贸易和汇率问题政治化，只会造成对立面的扩大。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债务持续升高，以美元贬值为手段的通货膨胀输出日益严重，并有籍着美元贬值来稀释它的庞大旧债之含意。这其实只会让美元危机趋于恶化，如何堵住财政破洞，已成了美国迫切的课题。 卡拉贝尔在《超融合》里，接续了前述佛格森的观点，指出对“中美国”双方，更多的是针对美国而言，应该注意昔日英德两国对立和两败俱伤的历史经验。卡拉贝尔认为，眼前的道路提供至少两种可能：不是美国和相当范围内的欧洲和中国携手合作，将此种制度再加琢磨和发展俾同蒙其利；就是重拾昔日二元论的观点，把“他们”的长进一律视为“我们”的没落。就美国而言，若是选择接纳美中依存关系，那么我们就很可能躲过当前种种挑战，维持现有繁荣，甚至在未来数十年更上层楼。这固然意味着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相对改变，但权衡得失，利益仍然远大于成本。 卡拉贝尔在书中所提出的，其实是一种“大合作”与“大对话”的新思维模式。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纵使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也不是美国的末日，对美国的活力和角色也不会有太大的破坏。因此他认为双方在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已需做重大的调整。例如过去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驻军的帝国，对中国有许多挑衅式的围堵习惯。这种帝国积习显然已应改变。个人认为，卡拉贝尔的主张里强调中美双方必须理解到，两国合作最需要的是要去开辟许多“超主权事务”的对话与磋商。 在其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即非常具急迫性：中美两国都在自己的围墙内制定经济政策，虽然时有磋商，但仍然将利率、币值和预算等事务视为不容侵犯的主权。但是，在一个中国外汇存底有许多是以美元资产方式持有和美国预算靠中国信贷融通的世界里，在一个两国资金流通塑造国内收支平衡的世界里，双方若能以协调来决定政策，也许更为可行。中美双方目前是有个对话机制，但这跟美国联储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共同决定利率大不相同，现在看来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两个经济体系合流的结果，可能很快就得这么做了。 在此，以较大篇幅讨论佛格森及卡拉贝尔两人的“中美国”观念，乃是就眼前的客观事实而论，中国的崛起已无法被否认，但中国崛起后它与美国的关系，却与百年前的英德，六十年前的美苏相同，都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期。在英美的意识形态里有着强烈的善恶二元论本质，它源远流长，开始于宗教改革时代新教逐渐在英国取得支配地位，并持续到殖民扩张主义和工业革命。视东方为野蛮专制落后的所谓“东方主义”从此在英美被建造完成，它合理化了帝国干涉主义。近年来动辄以人权自由为理由来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法，乃是它有“道德勇气”的证明。而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两党皆然。在民主党方面其实更强，这也是民主党有较强以道德为名的扩张色彩的原因，就以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例，他即有传统民主党道德主义的色彩。他的道德主义用于内政，可以推动出“健保改革方案”这种重大的改变，实在应予称赞，但这种道德主义用于国际社会，他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宣称，“美国人不甘居于第二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坎伯宣称美国要成为亚太地区的在地强权而非“过客”，这些谈话都使人捏把冷汗。 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估计今年在经济规模上即可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估计最快到2020年即可赶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处于这样的时刻，人们切莫志得意满，反而应当更警惕到，这才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刻，因为过去那些“疑中”、“歧中”、“畏中”、“反中”的情绪，反而容易在这样的时刻迸发。因为当今全球的资讯、贸易及货币秩序并不稳定，所有上述的情绪必会籍着这些秩序的改变而排山倒海而来。个人一向有种悲观的态度，那就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后造成大衰退，除非主要国家反躬自省并忍受付出代价，否则衰退危机必不可能解决，而会走往终极战争解决这种人们最不愿看到的模式。30年代大萧条的解决绝非凯因斯或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经济。人们会以英德经验为戒，希望中美关系切莫不幸地走向历史的旧路，其实有其用心良苦之处。 目前世界形势紧急，尤其是中美关系更为脆弱，由于美国乃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表，而西方传统上即有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传统。这种传统早已内化为思想史上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环，它由西方人歧视与敌视邻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而后逐步将范围扩大到包括了中国的东方。在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里，他们认为东方是专制的，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之手，个人生命财产自由无保障，集体性超过了个人性等。对于已习惯于西方说辞的我们，在概念上很难一下子给予否定，但这种说辞究竟有多精确则实在可堪讨论。...

天大研究院 2010-04-26 2010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点击进入习近平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自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创立时起，东道主中国通常都会在这一场合发表对世界和亚洲经济形势的看法，宣示中国的主张。   2010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点击进入习近平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自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创立时起，东道主中国通常都会在这一场合发表对世界和亚洲经济形势的看法，宣示中国的主张。习近平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的阐述反映了中国最高层面向未来的理念和举措，引起外界普遍关注。 中国和亚洲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习在演讲中指出，亚洲已“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为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而首先走出危机阴影，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和亚洲经济实际已经摆脱危机，开始进入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但危机引起的国际环境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也使中国和亚洲区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2010年初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逐步得到肯定，一连串的国际性会议对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贸易平衡、金融监管、低碳经济、国际债务进行了多边和双边协调，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各国在上述问题的认识和行动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对经济的进一步复苏，特别是下一轮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在华尔街式的金融创新失败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的动力和模式受到普遍关注。世界各国要求中国、美国、欧盟几大经济体对经济复苏和增长负起更大责任的呼声强烈。 在中国率先走出危机阴影的带动下，亚洲经济正处于新的活跃期，但同时，以加工业为主和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结构，也令亚洲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存在隐忧。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出现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对内重新发展某些传统产业的趋势，再加上国际资源价格始终在高位徘徊，都为亚洲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 习近平特别指出，“亚洲要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必须注重完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亚洲特色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一论断不仅阐明了区内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对区内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和道路做出了判断。这符合中国通常认为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理念，而这一理念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想。 继续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对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的阐述中，习近平特别引用了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对发展模式的论述。（点击进入胡锦涛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胡锦涛着重指出，各国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和“一成不变”的道路和模式。习近平在这里引用胡锦涛这一重要论点，除了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外，也可认为是对外界有关经济发展模式争论的一个郑重回应。 2009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出现一股抨击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由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其发展模式受到普遍的关注和赞扬。但多少有些出乎外界预料的是，中国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刻意宣传本身的成功，向其他国家推广“中国模式”，而更多地强调了各国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借鉴。普遍的分析认为，一是中国不愿意在此问题上被“捧杀”或“妒杀”；另一方面，中国最高领导已冷静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融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应对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一些问题是过去30年没有遇到过的。事实证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和对形势做出冷静判断是明智和正确的，这使中国赢得了尊重。外界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和判断通常并不准确，这或失之于对中国国情，特别是文化背景了解不深，或失之于过于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其实，中国自上而下早已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具有自主、独特和与时俱进的品格。这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而不会因为任何外部的压力和诱惑做出改变。 中国也无意就发展模式问题进行争论，强调一心一意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会去否定其他模式，也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并且特别不希望将发展模式问题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韬光养晦”策略的体现，也是“不争论”的国际版。 在发展模式问题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坚持具有自身特色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要与时俱进，要符合时代潮流。他指出，为了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要求，中国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这已经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在演讲中，习以更加开放的口吻强调，“中国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是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这一宣示不仅与本届年会的主题：“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高度吻合，而且凸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习近平使用“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用语，相信有一定的针对性。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传媒质疑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个别国家甚至使用了“中国骑劫了会议”的攻击性语言，将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取得预期成果”的责任归罪于中国。习近平“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话不仅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自主节能减排，履行国际义务的承诺，也暗含了对一些国家言行不一，在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中附加条件、刁难他国做法的批评，显示中国的承诺和决心是算数的，但同时也是自主的，用不着跟美欧的要求而起舞。 从2008年会到2010年会，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模式选择上的理念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这对于外界观察中国经济的走向和政策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毋庸讳言，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间，走这条道路经常会遇到国内来自左和右的干扰，那么在后危机时期，走这条道路将会更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特别是美欧方面的压力和围堵。美欧对一个在价值观和发展道路上有着重大区别的经济体，始终会抱有高度的戒心，不会放弃其遏制战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交错的复杂背景下，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就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进行论述，强调中国仍将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正处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也具有启发和鼓舞的作用。 绿色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重要的官方文件中，较少使用绿色发展这一用语。因为在当今世界“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包含了太多的含义，甚至相当政治化的解读。习近平的演讲题目，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并列，一方面，显示出中共高层在这一问题上取态相当开放，以方便各与会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另一方面，可能也包含了中国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即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志，而且应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动力。 习近平在肯定中国30年来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坦承“环境和资源对发展的瓶颈制约也日益突出”。 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力显著增强。但改革与发展的代价和教训也是明显的，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增长方式粗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资源消耗过大，这与加工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较低有关；二是对环境和资源的损害较大。经过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原有发展模式的局限甚至弊病日益突出。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机遇，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又好又快”发展最重要的选择。 一般来讲，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会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降低增长的速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保护资源和环境，又能有效解决增长和就业问题，尤为困难。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能否将发展的约束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能否使发展动力的主体与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相统一。许多国家的发展模式并不成功，或者是因为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或者是作为改革主体的人民，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实惠，改革的热情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各种社会矛盾难以调和。 习近平在演讲中对此做出了框架性的阐述，提出通过六个方面的努力，做到以“绿色发展”为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概括来讲就是，在结构调整和产业改造中贯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原则；通过科技支撑、自主创新实现将约束力向发展动力的转化，破解发展难题；在对外关系上，开放合作，和平共赢；在社会发展与改革中，达到以人为本，富裕和谐，不断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010-04-26 博鳌论坛成立近十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由亚洲国家发起的国际组织。博鳌论坛不仅在亚洲国家之间地位重要，而且是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表达声音的重要舞台。中国海南省的博鳌作为论坛总部驻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份量。因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博鳌年会上的演讲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博鳌论坛的讲台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非正式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 ——习近平副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的解读 博鳌论坛成立近十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由亚洲国家发起的国际组织。博鳌论坛不仅在亚洲国家之间地位重要，而且是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表达声音的重要舞台。中国海南省的博鳌作为论坛总部驻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份量。因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博鳌年会上的演讲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博鳌论坛的讲台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非正式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 在2010年博鳌论坛上，最受瞩目就是习近平副主席的主旨演讲。中国在博鳌论坛参与国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演讲也顺理成章成为各国了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对外关系新方向的窗口。此次论坛，习副主席的主旨演讲不但继承了胡锦涛主席关于发展模式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富有深远意义的创新方略。 习近平副主席继承了胡锦涛主席的论述精神 习近平副主席在2010年博鳌论坛的主旨演讲继承了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的主旨演讲的论述精神。习副主席开篇便指出，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真知。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就必须与时俱进，真正做到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习副主席认为，胡主席的这一论述具有前瞻眼光，其深刻涵义正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益显现出来。习副主席进而强调了新形势下新的发展要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在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突出，不但成功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而且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要保持良性发展势头，必须完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绿色复兴之路。 为了完善发展模式，习副主席明确了绿色复兴之路的核心，即科学发展。这是对胡锦涛主席“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进一步继承和拓展。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讲话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演讲中，习副主席将胡主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落实到中国的发展策略上，并点明“科学发展”的内涵。习副主席指出，科学发展就是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就是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在此基础上，习副主席进一步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应如何走科学发展之路。习副主席认为，在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是要用科学的理念、开放的策略、统筹的方法、共赢的途径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习副主席指明，国际社会倡导的绿色发展和中国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因为两者都有共同的价值核心，即科学发展。习副主席以“可续发展”为灵魂，将绿色复兴的国际共识和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机结合起来，可谓是在对胡主席继承基础上的创举。 因此，习副主席继承了胡主席关于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原则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得出中国应该“顺应新形势，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这种继承与总结是习副主席在此次博鳌论坛演讲的起点。在继承胡主席的基础上，习副主席进一步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理念。 展望未来：习副主席富有深意的创新理念 第一，中国应考虑完善过去的发展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表明中国可以参考国际经验，但国际经验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人民要求进行改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表明即便是中国过去曾经走过的发展模式也应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习副主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达9.8%，如此高速的增长已经载入人类史册，并成为中国辉煌的标志。但是短时间内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是明显的。高速发展给环境和资源所带来的负担有可能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是中国过去发展之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应该正视的新形势。习副主席这种对发展模式的论述表明了其正视“改变”的态度。“改变”并不是因为过去的方法不好，没有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证明了我们过去的道路走得很成功。“改变”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的发展之路必然会产生顺应形势的相应变化，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发展。 现在的国际新形势是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发展为环境和有限资源带来了极大负担。因此必须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和资源。由此，习副主席强调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实行战略性调整。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习副主席指出，中国应采取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发展自身不能过度开掘可再生资源，不能掠夺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资源和环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或再生速度十分缓慢的资源，因而为资源和环境带来过重负担的发展不能被视为可持续发展。只有对环境友好，并节约使用有限资源，中国才能彻底摒弃粗放式发展方式，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在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值背后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近年来，各地纷纷开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化项目。这些项目的上马随即带来汽车、住宅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热，各种泡沫频起。行业间的互带效应直接导致能源供应出现问题，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相继亮起红灯。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消耗的水泥占世界总量的50%、钢铁占34%，煤炭占31%、氧化铝占25%、电力占13%。如此高比例的能源消耗量却只产出世界4%的GDP总量。这种高投入、高浪费、高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制造社会民生问题，也使得经济虚热、环境报警。这种怪圈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环境、资源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习副主席认为这种增长方式必须进行转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做出以下调整。 首先，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习副主席指出，要大力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对此，中国已经做出了切实举措。中国从2007年开始主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大批污染严重的小火电、小煤矿、炼钢、水泥、造纸、化工和印染企业。2009年，中国继续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并承诺到2020年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些实在的作为和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展现了未来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和有计划的稳步行动。 其次，要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机制。在习副主席对“科学发展”的诠释中，要破解发展难题，唯有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中国目前的发展难题就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同时加重了环境和资源的负担。如何解决这个两难困境，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习副主席为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科技含量高”的道路。习副主席一再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单纯治理高污染，高浪费的企业，虽然能减少对环境污染的程度，但是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唯有推动创新科技发展，增加生产技术中的科技含量，才能既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同时又保障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科技创新机制的促进下，中国才能建设习副主席所指出的“生态文明”家园。 再次，习副主席特别点明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发展。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两次金融危机，特别是最近一次国际金融海啸更加明示了开拓、培育国内市场，和拉动内需的重要性。此次金融海啸对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冲击比较大。有着“世界工厂”称号的珠三角产业集群走的是“三来一补”，出口加工路线，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当金融海啸袭来，国外市场紧缩，供应链断裂，致使珠三角地区厂家订单骤然减少，因而导致其经济效益受损，甚至破产。这警示我们，只有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才能确保中国能够平稳应对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 第三，应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其工业化道路密切相关。健康的工业化道路必须处理好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习副主席在演讲中诚恳而客观地点出中国的当前国情：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正出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的部分城市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整体上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习副主席一语中的地点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也就是说发展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虽然发展不能以环境和掠夺资源为代价，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遏制发展。习副主席认为中国要走两全的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指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 健康的工业化道路也要处理好建设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对此，习副主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做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工作。这具体应分两方面进行。首先，应消除贫困，实现平衡发展。虽然这是习副主席对全亚洲国家提出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也适用于中国现状。中国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并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解决这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是发展的首要问题，不能出现发展速度快，人民生活水平上不去的现象。其次，大力培养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习副主席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创新人才的成批涌现。因而，培育人才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素质，深远看来发展的速度也会受到人才优质程度的影响。因而，习副主席十分强调要大力培育人才，健全各尽所能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得由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同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 第四，以人为本，深化全民环保教育。“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习副主席所倡导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发展兼顾环境和资源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习副主席特别重视科教兴国战略，强调观念要从小习得，并在整个社会营造保护环境的观念。习副主席指出，我们要以极其认真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对待环境与历史问题。要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就要将这种观念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才是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深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此外，只有这观念深深植根整个社会，国人才能转变消费模式，逐渐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从而实现生产与生活一致的价值观念。 第五，走高度务实的发展路线。习副主席强调中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说到做到、知行合一。在演讲中，习副主席列举了中国过去在绿色发展上已经做出的成绩和努力。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关于一系列国际条约的最早签署国。中国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早通过《21世纪议程》、最早制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还将能耗具体指标编进五年一度的规划，并已经做出相当成果。习副主席表示，虽然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严峻，但中国仍以最大决心和积极性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公共行动。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都会在国际各国的注视下按部就班完成。列举一系列成就和指标并非仅仅表示中国的决心，更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展现大国风范，不仅要表姿态，还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习副主席的这种务实作风是贯穿演讲前后的。这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特点，更预示着他的创新风格。实干与用事实说话不仅是他对待节能减排议题的看法，更是他对国家发展模式的整体态度。 综上所述，习近平副主席在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继承了胡锦涛主席的“发展模式顺应形势变化”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富有深意的创新思维。习副主席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应产生理念上的变革，要从重视发展速度转为重视发展质量，走绿色复兴之路。中国要彻底改变以往粗放的增长方式，从高增长、高浪费的方式转变为绿色环保、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发展模式。同时实现科教兴国，大力培育人才，提高全民在环境保护上的素质，全民营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系统、全面、深刻论述创新发展模式。因此，习近平副主席的演讲可谓是中国的发展由重绝对值转向重质量、重环保、重素质的拐点，是开启中国新型发展之路的宣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永辉 2010-03-22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印之间的摩擦显著增加，媒体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在同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在逐渐熟悉和适应了与作为现有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发达的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规则之后，如何处理与未来世界的主要玩家之一，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印之间的摩擦显著增加，媒体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在同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在逐渐熟悉和适应了与作为现有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发达的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规则之后，如何处理与未来世界的主要玩家之一，同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新兴大国的印度的关系，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也将关乎中国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印度的崛起，人们对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新兴大国日益关注，兴趣日增，对中印关系重要性的认知也有所深化。但总的来说，与现实相比，我们对印度的了解还相对滞后，对印度的崛起及其影响，对中印关系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新挑战，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在实际应对上，也缺乏新的思路和对策。本文旨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和粗浅的认识。 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与潜质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并且正在成为国际新秩序中新的权力中心和主要玩家之一。 首先，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有11.66亿人，其中中产阶级即达3亿，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这一人口规模本身就决定了印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而且，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印度的人口相对年轻，这意味着印度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同时承担更少的养老等社会负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红利。从发展的角度看，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 年12月15日公布的报告，按照中印两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印度人口到2025年将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位。尽管对其复杂的影响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也很难完全说得清楚，但对渴望成为世界大国的印度来说，这一前景无疑将强化其意志，增强其信心。 其次，印度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经济大国，2008年的GDP达到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为3.39万亿美元，为世界第四。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经济已经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除1992年和2001年外，印度经济增长率均高于5%，其中2003财年甚至高达8.3%。在IT领域，软件出口更以30%的年增长率上升，印度IT业面向海外市场的外包合同也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在所有新兴大国中，其出色表现仅次于中国。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玩家。 在本轮世界金融危机中，印度经济也表现出很强的抗危机能力，展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美国《商业周刊》去年年底评论说，印度2009年第三季度7.9%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生动地说明了印度形象的改变，从一个满是大象、耍蛇人的国家变为一个“IT业发电站”和崛起的经济大国。不无争议但也不容忽视的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尽管印度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小得多，发展速度也低于中国，但其经济效率却比中国高，也更具有可持续性。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有望在四年后超过中国。而就总体实力来说，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就将成为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第三，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印度的军事力量很难准确评估，但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其一，军兵种齐全，军队规模居世界前列。目前，印度包括陆海空军及其他部队在内，总兵力达137万人，居世界第三位。印度自称其军事实力“陆军世界第三，空军世界第五，海军世界第六。” 印度还宣布组建空军航空航天司令部，统一管理军方所有天基平台，包括航天发射基地、各种通信、侦察、监视卫星等。 其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在空军方面，除了已经装备的包括苏-30型战斗机和去年5月接受的第一架空中预警机（它使印度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空中预警机的国家）在内的各式先进战机外，印度还在积极寻求与其他大国合作开发下一代战机。2007年11月，俄印两国政府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将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并为两国空军生产各250架第5代战斗机。在海军方面，去年7月26日，印度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预计到今年年底，印度自主研制的4万吨级航母也将下水。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制造过4万吨级以上的航母。 印度还有一支攻击力极强的战略核力量，尤其是导弹部队更是发展迅速。印度已经成功试射了3500公里射程的“烈火-III”， 研制了一种由潜艇发射的超音速导弹，是“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改进型。迄今只有美、法、俄这样的发达国家具有这一能力。据悉，目前正在研制一种射程达1万公里的“舒尔亚”洲际弹道导弹。印度还成功试射了地对空拦截导弹，有专家甚至声称，印度的导弹拦截系统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爱国者-3”型导弹防御系统。新年伊始的1月3日，印度军方最高科研机构“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负责人高调宣布今后将加快发展反卫星武器，保卫印度太空安全。他还表示，这将是印度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将于2014年达到“总体上成熟的水平”。另据美国《防务新闻》2010年1月5日报道，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一名科学家近日宣布，将于今年3月发射的高分辨率间谍卫星，其分辨率将仅次于美国的快鸟卫星（Quikbird）而居世界第二位。在印度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其国际合作水平较高，除了俄罗斯和以色列这些传统的合作者之外，其与美国的合作也在迅速加强。去年7月20日，印度与美国签署了《终端用户监督协议》，印度从此可以向美国购买高技术武器，包括最先进的导弹、战机和战舰等。 其三，完整并迅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体系，包括39个大型国防企业以及8个科研机构，有能力自行研制生产多种现代化兵器——从普通弹药和射击武器到中程弹道导弹和核弹。 印度目前还算不上一个军事大国，但其成为军事大国的决心和潜力，以及建设军事大国的速度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小视的。据报道，印度已经计划未来5年内斥资1500亿美元升级其现有的军事能力，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从上面已经提到的种种举措来看，这一计划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去年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专题报告，称印度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军事大国转变为全球性军事强国。有分析家更指出，照这样发展下去，印度或许在20年内将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第四，日益提高的战略地位。从传统的地缘战略角度看，印度就一直是欧亚大陆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无论是对麦金德的内新月地带而言，还是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中，其半陆半海的地理位置加之其巨大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当代地缘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则将印度看作是欧亚大陆5大地缘战略棋手之一。 进入21世纪，由于印度洋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印度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印度洋的崛起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从海权的角度看，印度洋掌握着“锁住世界的五把钥匙”中的三把（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好望角），是全球海洋霸权的关键。当年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此。更重要的是，印度洋在21世纪的大国博弈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印度洋已经成为世界能源和贸易的主要国际航道，占据了世界集装箱运输量的整整一半，同时，70%的石油产品从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时需要经过印度洋。而随着亚洲的崛起，印度洋的这一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枢纽的中亚的出海通道，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也日趋重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中亚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在2008年一次会议上说，印度洋的入口“将会决定未来中亚的政治格局”，而中亚的政治格局则将影响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格局。因此，印度洋被看作是21世纪世界斗争的焦点。 作为本地区最重要的大国，印度一直将印度洋看作自己的内湖，宣称“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并通过大力加强自己在印度洋的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全球战略地位。为此，印度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着力打造一个印度洋防务体系，以增强对印度洋地区的控制。印度已经在从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到马达加斯加等许多国家建立了监听站等军事设施。印度洋上一些本不受重视的小岛也已纷纷被列入战略视野。同时，印度还试图建立某种战略协作体系，打造所谓印度洋上的小北约。 第五，强大的软实力。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世界五大古文明中硕果仅 存的两个之一，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持久而广泛。林语堂说，从历史上看，“印度在宗教和想象文学方面是中国的老师，在三角学、二次方程式、语法、语言学、《一千零一夜》、动物寓言、象棋以及哲学方面是世界的老师。”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启正 2010-01-12 今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在此时机认真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要总结经验和面对存在的困难，以求继续保持并改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今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在此时机认真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要总结经验和面对存在的困难，以求继续保持并改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也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 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 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这些作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并不相同，由此提出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其中也有颇为“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论调，提出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其实，“北京共识”一词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国模式”一词也不是中国提出的。 因为 “模式”一词有示范（pattern）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意，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其实，我更倾向于“中国模式”其实是指“中国案例”的意思。今天所说的“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应该是概括了中国6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 我认为“中国模式”最简单的描述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它至少包括这些内容： 1、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2、 坚持结合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和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 3、 高效率的政府，高度负责地管理国内事务和恰当的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4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逐步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遵循国际规则。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从中国以“和谐”为核心的文化，从中国促进世界和谐的政策，以及从中国国力和民心看，在21世纪出现“中国霸权”只是一种想象，而绝非可能发生的事实。从世界发展的多极化方向看，也不存在产生新的霸权国家的环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邱震海 2010-01-12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这一点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亚洲地区范围内，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美两极格局对华不利 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看，双方在经贸和军力领域里既磨合又潜在竞争的态势也日益明显；美国出于各种心态，其对华的防范、警惕和遏制心理日益强化；从中国来说，各种有意无意挑战美国的心理和动作也时有所见。 从总体上说，中美之间在双边关系和全球格局中的这一态势，一方面折射了随着中国崛起，两国关系的态势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但另一方面，这种过早形成的两极格局，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从策略层面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虽然从长期看，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趋势，但在中短期的策略层面而言，人们还是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战略思考；其间最主要的是，中国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用通俗的话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和稀泥”策略。 这里需要理清的概念是，所谓的“和稀泥”策略，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在国际问题上不予表态，或是充当“老好人”，而是指中国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尽力稀释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 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的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对中国实力增强产生担忧，而在战略上过早站在美国一边，或至少在对华战略上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和协调，同时也容易过早给中国在国际责任方面的压力。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上述三种情况都已在中国面临的外交氛围中有所出现，有的甚至还相当明显。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终将影响乃至改变世界格局，其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但另一方面，中国近年由于自身定位和策略的某些偏差，也在一定上促成乃至加速了上述格局的形成，其间就包括中国有意无意间将本来“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中国高速发展现象，用“和平崛起”这一语言概念予以固定化和清晰化，同时也包括中国民间除策略层面外，在心理层面对这一格局成型的陶醉。这种陶醉自然有过去数百年历史悲情的基础，但着眼于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无论在战略还是民族文化心理成熟的层面，都是相当不明智甚至是相当危险的。 要改变或至少缓解这一现象，中国在战略层面上，有必要善用多极资源来舒缓面临的战略压力。这种善用多极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个“强国”，有机揉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美战略之中。 这些多极资源，既包括欧洲、日本，也包括印度和俄罗斯。但从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程度来看，欧洲对中国显然属于全球层面的重要关系，而日本对中国则属于地区层面的重要关系。但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其对中国善用多极资源舒缓战略压力的作用却是一样的。 准确研判中欧意识形态分歧 无论从国际现有格局还是其未来的走向而言，美中欧三足鼎立将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趋势。因此，在中美之外，如何更多研习欧洲，善用欧洲的一极，就显得极为重要。 当然，最近几年，中国与欧洲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冲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冲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背景：一、中国崛起给全体西方世界带来的深刻冲击和影响：由于西方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尤其是支撑这一走向的政治体制感到不确定性，因此才有了在价值观上与中国的磨合乃至冲突；二、中欧关系的微妙变化：在冷战后美中欧三角关系中，中欧关系原本是一组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但近年随着欧洲领导人的更迭，尤其是欧洲对华整体情绪的改变，中欧关系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起来；一个较实用主义的美国更注重意识形态的欧洲，在其对华情绪整体发生改变的基础上，对中国而言未来到底是伙伴还是潜在对手，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清楚的问题，而将在未来的中欧磨合和探索中逐渐清晰化。 以去年发生的西藏风波为例， 从表面上看，此次西藏风波发生后，蔓延在西方媒体上的是一片对中国政府的指责之声，其中甚至包括西方相当有影响力的媒体；一些欧洲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五周年之际，对美国的错误进行非常富有深度和哲理的反思，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却显示出其简单化的一面。 其间的原因，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是一些以知识阶层对主要对象的媒体，长期来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夹杂着对东方事物的不甚明了，再加上西方几百年来积淀起来的种族主义傲慢情绪。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理清：一、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其以对政府不信任为基本特征的批判主义特征；二、在数百年东西方秩序的倾斜过程中，形成了所谓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包括自由、人权、公民自决等），而这些主流价值观孤立地看，恰好又被包括冷战在内的历史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于是就更增加了西方知识界的底气；三、数百年现代化的发展和东西方秩序的倾斜，导致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一方面对西藏和非洲有着猎奇般的文化热衷乃至狂热，另一方面却又对西藏和非洲的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乃至兴趣，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又与其种族主义的傲慢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西藏问题上，只要一发生问题，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中国政府，即便风波是骚乱参与者首先采用暴力措施，即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政府同样会采取严厉的行动。同时，即便在文化认同和尊重的问题上，西方媒体长期来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基本上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 中欧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 由于欧洲特有的文化背景、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中欧之间从表面上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甚至超过与美国的冲突，但从本质上看，中欧之间却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这主要是基于对中欧双方不同国家定位的研判。对欧洲来说，大国与大国角逐时代早已过去。欧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逐渐开始融合，及至冷战之后再度转型。到了今天，欧盟及其成员国虽然已不可能而且也无意返回大国角逐的时代，同时未来的欧洲就其政治影响力而言，与中国和美国将不在同一层面之上。但欧洲由于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程度，同时欧洲经济和政治整合而导致的“欧洲合众国”现象，决定了未来的欧洲将继续以其二流的政治实力，继续发挥世界一极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