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1-03-20 民间资本已成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源泉。国务院“新36条”及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都鼓励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对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与制约、金融业与民间资本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选择、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三、金融业与民间资本的发展 国务院“新36条”的公布，表明民间资本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民间资本将获得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务院“新36条”强调要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要把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在国务院“新36条”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很多，我们认为应当把金融业作为民间资本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1.民间资本发展与金融支持 毫无疑问，民间资本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对此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的共识。 宁波市人民政府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8月28日发布）明确提出要鼓励民营企业投资金融产业。“鼓励民营企业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制重组。鼓励民间资本依照有关规定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设立信用担保公司或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打造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 这段话里最后一句很重要：“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打造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这表明宁波市政府很有战略眼光，因为它已经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落实国务院“新36条”了，并且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要提供金融支持，要打造一个富有活力和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这个观点值得赞赏。当前，国内至少有五六十个城市提出要建立金融中心甚至国际金融中心，而宁波市政府没有从表面上提出搞一个什么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而是实实在在的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本地的经济发展的含义当然包括民间资本，因为浙江主要是民营经济。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打造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这个提法非常符合实际，也是独辟蹊径。这就表明，宁波市政府看到了并且把握了民间资本发展和金融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最重要是在金融、民间资本的发展需要解决金融问题。高尚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也认为发展民间投资要解决的政策性障碍主要是在金融方面，存在着几个矛盾：第一，民间资本越来越多，但是投资的渠道、出路不多，甚至找不到出路。第二，中小企业、微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急需资金但是得不到贷款，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往往不缺钱但很容易拿到贷款，然后去搞房地产、进入股市，甚至推高了资产价格。高尚全还对民间资本为什么不能办中小企业银行或者是私人银行提出了质疑，有人说是因为涉及到金融安全所以不能办。例如粮食安全非常重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是不是我们只能办国营农场才能保障粮食安全了。 显然，这种思维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认为，金融业也是如此，只有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业并且发展壮大，才可能从根本上来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因此，发展民间资本的突破口就在金融。 从浙江的具体情况来看，“其实浙江并不缺钱，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缺资金，求钱若渴；另一方面是民间资金没地方投。如何把浙江民间资金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对接起来，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把民间资本和企业融资这座‘桥梁’架构好，将会给浙江众多中小企业注入新的资本活力”。 显而易见，这是对民间资本中小企业发展与金融之间关系的形象比喻，金融是一个桥梁。我们之所以把金融机构叫做金融中介，就是因为金融中介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 2.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 尽管前面已列举了许多关于民间资本发展与金融支持方面的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国务院“新36条”只是一个大体框架性、纲领性的文件，其更多还停留在政策表面；也有人怀疑，国务院“新36条”是否真能改变民营资本过去的处境，迎来一个自由投资、真正享受国民待遇的新格局呢？也有人认为，国务院“新36条”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认为全国两会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恐怕对民间资本而言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总之，当前对国务院“新36条”仍存在着有不同的看法，至少存在着一些怀疑。 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五年后再次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对照两个36条，我们认为，此次突破最大的方面就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这一政策的突破将解决民营企业长期存在的融资难问题，也为民间资本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非公36条”中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在加强立法、规范准入、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和合作性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可以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 “新36条”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特别强调“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落实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政策，简化中小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审核程序。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业务实行与村镇银行同等的财政补贴政策。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完善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参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显而易见，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五年前的“非公36条”其政策的确是非常简单、非常原则；而“新36条”比起“非公36条”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大政方针非常明确。 “新36条”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如果我们将“新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一段话做了一个梳理，就会发现在这段话里面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就是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第二提供了优惠政策。 关于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在加强有效监管、促进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 (2)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 (3)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1-03-20 民间资本已成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源泉。国务院“新36条”及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都鼓励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对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与制约、金融业与民间资本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选择、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四、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取向 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取向，我们认为至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而且每个方面都应当加快。 1.加快制定更为细致的“新36条”配套措施 要加快制定落实“新36条”的具体实施办法，例如准入门槛、出资比例等。2010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个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已经把40项具体工作分解落实到20多个部委，可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会有一系列的细化配套措施要出台。 2.加快实施促进民间投资的金融改革 推进金融业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给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在社区金融、微小金融层面有更多的运作空间，应当鼓励大、中型金融机构从这一领域退出。由于信息不对称、银企信贷交易成本、信贷政策制约、资产质量压力等多种原因，导致银行特别是大中型商业银行不愿或不能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小企业提供大量的贷款，民间资本融资难已成为民间资本贷款难，因此寄希望于通过大、中型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来有效解决民间资本发展中的融资困境的难度很大。我们认为，在农村金融部分领域，在社区金融、微小金融层面应当是国退民进，因为在这些领域，大中型金融机构没有力量或无暇顾及，应当把这一领域交给民间投资。 3.加快构建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在构建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过程中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其中设立新兴金融机构依然是一个重点。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完善，将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例如：设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设立新型金融机构，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鼓励商业银行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推进信贷服务创新，发挥创业板市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发展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方式，大力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完善财产抵押制度和贷款抵押物认定办法，缓解小企业贷款抵押不足的矛盾。要鼓励金融机构发展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托融资、租赁融资、债券融资，以及以信托和租赁为基础的理财产品。 4.加快构建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健全和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可减少信贷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将有助于解决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R].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0-5-13.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R].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5-2-19. [3]高尚全.大力发展民间资本[N].中华工商时报,2010-7-21. [4]李子彬.2009中国中小企业蓝皮书[M].企业管理出版社，2009. [5]罗宇凡等.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公平竞争”如何实现?[N].人民日报,2010-3-8. [6]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国改革开放30年民营经济发展数据[G].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 [7]吴家曦.2008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报告[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0-10-28.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2011-02-09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国际格局因之而变。 【编者按】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国际格局因之而变。 求因以治本。要正确应对经济危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刘吉先生《论经济危机》一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重新认识了经济危机，深刻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本质：“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的本质不应再认定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规律，而是市场经济‘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 刘吉认为，当代经济危机是当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发生的。他总结了当代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平、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和化劣为优。正是由于在经济长期繁荣期中出现了一系列反市场行为，才引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出现，“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问题，而是各种反市场因素综合积累的结果”。因此，他明确指出，认识了这一规律，我们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当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重现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的尊严，坚决清除一切反市场的行为后果，以迎接危机后新的经济高涨。 为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深层次原因，刘吉建立了与之相应的新资本观。他更深刻反思当代经济学的作用，建议必须自觉、认真、系统建设战略经济学和球观经济学，以使未来的市场经济成为高频低幅式的波动，避免较大的“危机式”冲击。 “危机出智慧”。刘吉以战略思想家的智慧和使命感，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当代经济危机的本质，总结市场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客观规律，厘清了众多认识上的偏差和谬误，这不仅是对当代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更是对人类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的重要贡献。 论经济危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过去我们是从书本上认识经济危机，这次“次贷危机”让我们亲历了一次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有的专家还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超过了当年的“大萧条”。现在全世界都在应对经济危机，各国各有对策，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要正确应对经济危机必先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请允许我发表一家之言。 一、重新认识经济危机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像魔鬼一样呼唤出空前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了不公平的社会剥削。由于资产阶级剥削造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加之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了许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于是出现大量“倾倒的牛奶”、“愤怒的葡萄”，结果形成了资本主义每隔11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次危机比一次严重，打击着资本主义经济一次又一次衰落，直至资本主义灭亡。无论从既往客观事实看，或者从理论逻辑看，这一结论都是令人信服的。斯大林曾断言：1929年“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面总危机的开端。然而，后来历史的进程并非如此。经济危机依然存在，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每次危机都可列出巨大的各种经济损失，可是，每次经济危机后迎来的是经济新的高潮，一次比一次更加高涨，历史总的趋势是经济在一系列低谷高峰中不断增长。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常讲的一句话：“事物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见图1）是：近一个多世纪美国经济穿越波浪式前进的是近乎一个指数曲线，1945年后更快速上升。即使1929年“大萧条”也只是偏离这一增长总趋势的一个小小的波谷，使美国成为并至今仍是世界最富强的霸主。欧洲经济发展曲线也是大致如此。   图1— 美国和西欧一百年的经济增长 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有各种商业周期理论，集大成者是著名的熊彼特理论。他不仅归纳了前人关于商业周期的研究，计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60年）、朱格拉周期（10年）和基钦短周期（40个月），难能可贵的是，他特别关注了科学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然而，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并没有与科技创新严格对应的明确年月的周期律。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重新思考的案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经济危机。 生产无政府状态无疑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人们在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决策中都存在“买涨不买落”的心理预期，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发达的初期更为突显。随着市场经济法制的完善，随着企业经济规模化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是大型和超大型企业有计划生产，配置了社会主要资源；另一方面是社会调控能力（包括市场信息及时传播、各种信息研究和咨询机构服务、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律等）不断加强；加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生产无政府的盲目状态已大大减少。资本主义社会中两极分化现象也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逐步变成相对贫困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教育普及化，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脑力劳动者逐渐成为社会主体，从而他们作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中产阶级”成为分配主体。经济发达国家蓝领工人人数降至10%以下，并且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许多蓝领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队伍。所有这些表明，分配两极化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已大大削弱淡出了。 那么，当代经济危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它的本质和意义？无可回避，当代经济危机是在当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发生的。因此，首先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简明的历史考察与准确概括。 二、当代市场经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1-07 无论是处理经济的再平衡，还是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无论是与腐败做斗争，还是重建中国的价值体系；无论是解决环境污染和人口再生产的具体问题，还是应对政府治理的危机，未来十年，这些挑战中国将如何一一予以妥善解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代要有，在国力昌盛、民众富裕的承平时代更要有。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最可宝贵的意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既要抓住后危机时期的发展机遇，又指出必须要有忧患意识。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余年。在历史的长河中，30余年的光明只是一个瞬间，但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不短。这30余年改革开放，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广度、深度而言，算得上是中国5000年来未有之变局，大体来说，这30余年基本风平浪静。当然这得益于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能够顺势而为，调整自己的治理方式，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而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也创造了转型国家时间最长的增长期，并为执政党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积累了雄厚的财力。 2010年上半年，当其他国家还在为如何使经济走出危机绞尽脑汁时，中国经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成就。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就是在若干年后赶超美国，也并不意外。可以说，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国力最为强盛的时候，堪与盛唐媲美。但愈是在这样的时候，愈要谦虚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不仅国民在此种表面的强盛中不知不觉变得自大起来，而且，事实上，无论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在后危机时期将面临着比以前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30余年改革和发展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到了一个总爆发的临界点上。就国内来说，如果未来10年，不妥善处理和解决好以下几大问题，后果堪忧。 挑战之一：实现经济再平衡 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再平衡问题，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再平衡任务。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的，如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国民所得不多，致使对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内需多年都启动不了。 世人都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式是所谓粗放式发展，即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人权优势，来谋取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具体地说，是GDP的高增长。如果说，在改革的初、中期，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而对一个资本高度稀缺和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吸引外资和技术，就必须用优惠的条件，包括压缩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时，还把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成问题了。而现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体制的惯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非但没有缩小甚至还有加强；多年高速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经济结构的固化；工会力量的弱小；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展缓慢；以及外部需求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等体制、结构条件依旧。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中国这种粗放式发展逼入了绝境，难以为继。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经济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从过去的几年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的过度消费能够维持，那么这种增长模式就能够维持，然而危机恰恰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尽管今年以来，随着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危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恢复，中国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长，但有了危机的教训，表明这种外需是随时可中断的，因此，也告诉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上。因为我们看到，在后危机时期，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推行保护主义，美国最近又通过了有关中国汇率的法案，人民币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对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可以说，后危机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主导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各种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纷纷出台，而它们大部分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中国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它使得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在外在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得不进行被动式平衡。 从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这种被动式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投资替代外需，二是以政府代替市场，三是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四是延缓要素领域的改革，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公用事业、汇率等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环节，但为了保增长，这些领域的改革或被推迟，或又反复。虽然这种被动式平衡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它也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更危险的是，它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能量更大。 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注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权衡”好经济发展中当前矛盾和长期问题，保持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增长；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让社会个体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成果；以及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友好等方面。 实际上，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任务，然而，如今“十一五”即将过去，发展方式依然如故。现在外部形势已经变化，假如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没有取得进展，或进展不大，那么，不排除或者注定会像此次金融危机，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来再平衡世界经济一样，以同样的破坏力度甚至更大的破坏性来强制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如此，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悲剧。 挑战之二：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分化是经济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阶层对抗的大问题。 贫富分化首先表现为收入问题，除此外，它还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公共服务的分享以及机会的均等与否等所造成的贫和富的两极分化。由于收入分配在各种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把收入分配等同于资源分配。狭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工资性收入，广义的收入分配指的是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取得的货币或非货币收入，包括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在过去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平。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 相比而言，中国在收入分配的不公上只会有过之。无论各种统计均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收入或贫富差距正日益拉大，已从过去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社会。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一个调查统计，目前全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在2009年6月召开的政协常委会上，也透露出了一个数据，他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中国的收入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的悬殊上，而是表现为全方位的，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世界银行在前些年出版的一部名为“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的报告中警告，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各省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4.74，比1999年的4.37高出近0.4个点数。事实上，上述数据已远远落后于现实。国家发改委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截止到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4.8，如果算上隐性的各种补贴，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5。这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极限。 那么，收入差距导致的贫富扩大这种马太效应，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对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们常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来区分两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前者指的是因为顺利实现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后者指的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种矛盾大量产生并不断激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进入“黄金发展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取决于对收入差距的处理。处理得好，收入差距得以缩小，进入“黄金发展期”；处理得不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入“矛盾凸显期”。 截止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900美元，正处于这一发展的“岔路口”，是上天堂还是入地狱，看我们对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程度。首先应肯定，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控的范围，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生机，但假如差距过大，则不仅使得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不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还会产生以下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从经济层面看，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不能不说与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所导致的贫富高度不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0-12-07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在邻国眼中的形象，有了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还远远不够，软实力才是关键。一个国家凭借由政府与民间的交往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与文化特色，才能更加长久地赢得邻国的信任与尊重。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 [1] 一项研究中美日三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形象的调查显示，美国最差，日本最好，中国则居中。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遥遥领先的美国为何形象最差？曾经侵略过东南亚诸国的日本为何反而形象最好？中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迅速崛起之际，为何在周边国家中的“形象”却不如日本？这一调查结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本文从中国与东盟各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入手，分析软实力在提升国家形象与地位方面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如何发挥自己的软实力提出建议。 美国的教训和日本的启示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所获得的支持与好印象，并不一定和国家的政治影响、经济能力与军事实力成正比。中美日三国中，美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军事实力上，都遥遥领先，冷战前如此，冷战后更是一枝独秀。然而，这一调查显示，三国中形象最差的，正好也是美国。 日本形象最好这一调查结果令很多专家学者感到不解：第一，日本在二战中对东南亚诸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至今还不思悔改；第二，在中美日三国中，日本在二战后就被彻底解除了武装，只保留自卫队，令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也大大受到限制；第三，日本经济一度腾飞，但始终无法与美国相比。更有甚者，中国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恰恰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都比不上中美两国的日本，反而在东盟诸国中赢得了最好的形象。 日本是靠什么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以及抽样问卷，我们发现当地人对日本的好感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交往，包括民间社团之间的交往，以及民间对民间的慈善与捐助；二是日本商人与企业家发挥作用，他们投资东南亚，厂家遍布各地，这些日本企业不但解决了当地民众的就业，而且也把日本一些好的企业文化与精神融入商业活动中，让当地人受益；三是日本侨民与游客给当地人留下良好印象。 在调查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日本在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中，政府机构相当低调，所为相当有限。换句话说，日本主要靠民间，也就是由日本的公民社会来塑造自身形象的。这一点恰恰与中美两国在此地区的作为背道而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几乎都是以政府为主，由政府唱主角。 亚洲多数国家特别是东盟诸国都比较弱小，在历史上多次遭受到外国入侵，这令他们普遍对强国大国保持敏感戒备的心态。日本因为其二战恶行而被解除了武装，实行和平宪法，反而赢得了这些国家一定程度的信任。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这一调查结果甚至让人觉得，国家的硬实力与国际上的支持率和好形象是成反比的。事实上，美国人最强大的时候，也是在亚洲最不受欢迎的时候。东盟当初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渗透与“各个击破”。东盟成立之时受到美国的掣肘，而东盟的成功运作，对把美国赶出这个地区起到重要作用。 日本的经验和美国的教训，从正反两面揭示着同一个道理：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在邻国眼中的形象，有了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还远远不够，软实力才是关键。一个国家凭借由政府与民间的交往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与文化特色，才能更加长久地赢得邻国的信任与尊重。 中国软实力的优势与不足 近年来，通过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的努力，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也逐步确立起来在国际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尤其是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中国第一次出手帮助东南亚诸国度过金融危机，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好评。从2004年开始，中国又对印度洋海啸重灾区东南亚国家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援助。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东南亚诸国中的形象与地位。 软实力最大的内涵就是文化。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在文化方面是天然的血脉相连，这一优势是美国和日本所无法相比的。 中国周边国家大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比较认同。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在东盟6个国家设立了18所孔子学院，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帮助当地人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 海外华人华侨也是中国软实力中最值得珍惜的财富之一。东南亚诸国是海外华人华侨集中居住的地区，华人华侨虽然在历史上遭受了极大的不公，但随着东南亚国家逐渐接受尊重人权的普世价值，加上华人经济实力增强后逐渐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华人华侨在其所在国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是增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地区投资做生意，给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富裕了的中国人喜欢到东南亚地区旅游、探亲与访友，成为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民间交往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展现中国“软实力”重要媒介。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展现我国“软实力”的优势，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政府主导模式受到质疑。东南亚国家对一个强大的政府保持警戒，是不难理解的。政府的有限介入，民间的大范围投入，是日本在东南亚展现自身软实力的成功之处。而中国这些年在东南亚扩大影响的主体正是政府。就孔子学院来说，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文化交流，然而，由于是由政府主导，加上在比较弱小的国家显得比较强势，因此一度引起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抵制，被指责为“文化入侵”。 另一方面，所谓“中国威胁论”等谬论大多是西方媒体炮制出来的，为了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向世界说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中国近年大力支持国家级媒体的发展，加大外宣力度。但是，由于这一外宣行为仍由政府主导，结果反被西方媒体加以炒作，进一步损害中国形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0-12-03 中国今天面临的诸多安全挑战对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而言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要对这些挑战有充分的认识，早作准备，以便从容应对。只要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其他大国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观已发生重大变化，而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军事安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作出了明确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尽管如此，军事安全依然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之一。一方面，经济安全是军事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军事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本文首先概述中国面临的几个重要的安全挑战，包括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能源安全、海上交通线和领土争端，然后对近来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而令各方关注的南海问题作一重点探讨。 中国的安全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相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冷战的结束曾让中国政府一时迷茫。一方面，89风波令中国共产党深刻感受到西方的政治威胁；另一方面，中美苏大三角的结束大大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中国随后试图重新确定潜在的威胁。一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将取代前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1996年的台海危机使中国的安全观变得更为复杂，中美因台湾问题开战的可能性骤然显现。危机过后仅一个月，美日两国首脑在东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台海危机、美日联合宣言以及美日在1997年对1978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使中国进一步怀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机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美国致力于反恐战争，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矛盾，美国强势重返东亚几成定局。美国对中国的安全挑战日趋明显。 台海危机凸显台湾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对外，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美军事冲突。对内，台湾问题处理失当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和权力争斗。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摩擦不断。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售台150架F-16战机，为日后的对台军售开了先例。克林顿更是在1995年一改美国维持了16年的禁止台湾领导人赴美的政策，决定给李登辉发放赴美签证，导致台海危机。2001年，小布什政府决定售台潜艇、驱逐舰和飞机，并表示会协助台湾抵御大陆的军事进攻。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对台军售。 美国对台军售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台海的军事平衡。的确，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安全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威胁论” 随之而来。“中国威胁论”虽不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挑战，但可影响决策者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影响对华政策。从这点来说，“中国威胁论”也是中国的安全挑战。中国学者注意到，迄今已有四波“中国威胁论”。第一波发生在1992-1993年，以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一文为代表。第二波由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以伯恩斯坦和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作。第三波紧随其后，发生于1998-1999年，以《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和美国1996年竞选经费争议以及《鼠年》和《红龙崛起》为标志。第四波则最具实质性，由2005年7月19日公布的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领头，中美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2005年11月初的年度报告和美国国防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度的国防评估报告跟随，加上发表于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文章。 跟“中国威胁论”相关的是中国的能源安全挑战。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在多方面被认为是威胁，包括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端，中国与伊朗、苏丹和委瑞内拉等与西方不和的政府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中国不得不考虑其能源安全。中国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天然气主要进口国。1999年中国46%的进口原油来自中东，2001这一比例为56%，今天更达到70%左右，2015年可能上升至75%。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大都经由马六甲海峡。这里平时海盗猖獗，战时则容易被其他大国控制。阿拉伯海及印度洋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也极为重要，而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有隐患。尤其是美国在“9•11”之后在中国周边增加了军事基地，加强了其切断中国海外石油供应的能力。 能源运输只是中国对其海上交通线感到忧虑的部分原因。除原油外，海上交通线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至关重要。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外贸型经济。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猛增至25,633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挑战又与南沙群岛争端密切相关。而除了南沙群岛外，中国与印度有边界纠纷、与越南有西沙群岛之争、与日本有钓鱼岛和东海分界线问题。中国与朝鲜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中部分岛屿上也存在争端。从2009年中印边界争端升温到2010年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国的领土争端不时对中国构成安全挑战，使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面临重大考验。 对中国安全挑战的定性分析 上述安全挑战相互关联，但严重性和紧迫性不尽相同。有的属战略性挑战，短期内不会导致军事冲突，有的则可能让安全形势急速恶化。 同美国的关系属长期的战略性挑战。一些中国学者一直将美国视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而非直接威胁。楚树龙和王在邦在1999年认为，“美中近期内不至于公开以武力全面挑战我领土与主权完整。” 中美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依然不大。但是，两国的战略竞争将加剧，有限度的摩擦将更频繁。关于中美关系，本文随后会作进一步分析。 台湾问题是另一长期的安全挑战。大陆已由强调军事手段转向扩大对话和经济交流。目前看来，短期内台海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海峡两岸都以国民党重新执政为契机，扩大和深化经济关系，增信释疑。经济融合、官方对话和民间交流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轴。但是，台湾问题在今后仍将是中国重大的安全挑战，毕竟大陆不能控制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美国因素也将长期存在。 “中国威胁论”构成的挑战也是长期的。中国一直小心谨慎，试图让世人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政府甚至刻意避免使用“崛起”一词，改用和平发展。中国也在努力加入国际社会，包括支持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制。在1949-1977的28年中，中国签署了31项国际公约。而在1978-2004的26年中，中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多达236项。 中国的努力卓有成效，但是，“中国威胁论”在短期内无法消失。 保护海上交通线对中国来说是个相对紧迫的安全挑战。海上交通线一旦出现问题，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发展不仅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政府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 领土争端是中国面临的直接而紧迫的安全挑战。中国在南海有过两次军事冲突，一是1974年对南越的西沙之战，二是1988年与越南在南沙群岛的交火。领土争端与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在诸如中日领土争端和南海争端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政策难免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 在主要的领土争端中，中印争端目前相对低调。印度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媒体和民众却关注不多，中国政府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中日领土争端要敏感得多，挑战性也相应大得多。而南海问题则更具紧迫性，美国的卷入令问题更加复杂。...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0-11-15 奥巴马政府向沙特阿拉伯打包出售一揽子先进武器，此举在政治上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东政策乃至全球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军事上甚或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新时代的信号。而这一系列转变所蕴藏的意义就是力图打破中东目前的格局，开创新的战略平衡局面，以腾出更大的军事和政治能力来应付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崛起的中国和俄罗斯。 据美国广播公司9月13日报道，奥巴马政府正准备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向沙特阿拉伯打包出售一揽子先进武器的计划，涉及总额约为600亿美元。此计划如果最终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的军火出口 。 如此大宗的军火出口，出现在美军撤出伊拉克和伊朗核电站进入运行这些大事件的关口，又置身于美国战略重心可能东移的大背景下，因此显得不同寻常，在政治上这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东政策乃至全球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军事上甚或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新时代的信号。而这一系列转变所蕴藏的针对目标可以相信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引起中国的关注。 沙特空军将拥压倒性优势 此次军售所囊括的武器装备主要有84架F-15SE“沉默鹰”战斗机，加上对沙特现有的70架F-15S 进行现代化升级；70架AH-64D“长弓阿帕奇”、72架UH-60“黑鹰”直升机和36架AH-6“小鸟”直升机；以及这些飞机所需要的各类机载设备和攻击武器。美国同时向一个国家输出如此大量的武器，必然将会打破该地区原有的军力平衡，进而引发政治上的不信任和对抗，甚至导致军备竞赛。 军售清单中，最受瞩目的是F-15重型战斗机。作为美国空军的核心装备机型，其出口历来受到限制，因此至今只有沙特、日本、以色列、韩国和新加坡 有所装备。而沙特是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唯一拥有该机型的国家，并且早在1980年因“和平太阳”计划 就开始拥有F-15机型，目前装备总数约为225架。此次计划向沙特出口的F-15SE“沉默鹰”战斗机是对F-15E“攻击鹰”地优战斗机进行隐形化升级而来，装备了完善的电子设备和抑制雷达反射涂层，有能力进行战场电子压制，更重要的是以其1480公里的作战半径，部署在卡塔尔附近的达哈兰空军基地就有能力覆盖伊朗全境。军售计划中为沙特升级的F-15S只是经过技术降级的F-15E出口版本，升级计划能够很容易使这72架F-15S拥有F-15E的战斗力。这样一来，沙特空军以近150架F-15E系列战斗机在波斯湾乃至中东地区建立了压倒性优势。 用武装直升机压制伊朗可能用来封锁霍尔姆兹海峡的岸基反舰导弹无疑是很好的选择。70架AH-64D“长弓阿帕奇”因此令人瞩目。“长弓”实际所指的是“阿帕奇”直升机的翼顶扫描/火控雷达，它能把武装直升机的攻击能力发挥到极致。沙特原有的60架AH-64A并没有装备“长弓”雷达，此次军售也可能包括了对原有AH-64A的现代化升级。这样，总数近200架武装直升机令沙特对于敌国地面目标甚至海上目标的攻击能力将获大大提升。 和美国历来的军售相比，这次对沙特的大宗军售被赋予了很大的政治诚意。除了为获得巨额军售利润的目的之外，美国确实有意帮助沙特实现军事先进化。从此次美国出售的武器装备来看，在沙特有能力买单的条件下，美国并没有推销如F-16或F-35这些军火出口中最常见的中型战斗机，或者EF-18这种沙特从来没有装备过的机型，而是选择了可以立即交付、老瓶装新酒似的重型战斗机F-15SE。对于本来就装备同系列战斗机的沙特来说，交付后的新机可以立即进入战备，同时机务成本、训练成本和其它相应设备的升级成本将大大降低，可以说“省钱、省时、省力”。被降低的成本，可以使沙特用来购买更多其他军种的装备，而沙特也正有意购买300亿美元的海军装备 。当然不能否认，诚意的军火销售是为了换回诚意的政治支持。而奥巴马政府在这个时期所需要的政治诚意才更值得细致深入地揣摩。 从“以以制伊”到“以伊制伊” 虽然美国逐步撤离在伊拉克的作战部队，但仍保持有8个军事基地在伊拉克境内。驻阿富汗和驻伊拉克的美军加上波斯湾的美国第五舰队仍然保持着对伊朗军事打击和占领能力的优势。以目前伊朗的军事力量，想要抵挡集结在波斯湾上的美国航母空袭是几乎不可能的，更何况如果美国只计划摧毁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只需进行几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因此，如果仅仅是为了遏制伊朗的核武器发展，对沙特如此大规模军售的战略举动就显得十分没有必要。 当沙特拥有了F-15SE这种具有雷达隐形性能的攻击战斗机后，意味着沙特也将拥有对伊朗乃至海湾地区任何国家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能力，所遇到的抵抗和反击能力也相当有限。因此，伊朗尚未发表任何评论，以色列却率先成为这次军售的最大反对者 。以色列的反对虽然并未阻碍奥巴马政府军售的决心，但是显然提醒了全世界，它对自身在未来国际社会和中东社会中地位变化的担忧。这种担忧也同样来源于它对美国全球战略导向发生变化所感到的不安。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逐渐结束，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逐渐变弱，美国对以色列的控制力也相对弱化。因此，撤离伊拉克后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一个新的伊斯兰代言人来平衡以色列的地区军事存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所采取的“以以制伊”策略——扶植以色列平衡伊斯兰国家，很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伊制伊”策略——以一个伊斯兰国家去平衡其他伊斯兰国家。 反思过往“以以制伊”策略所招致的很多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忌恨，经过十年反恐战争的美国，到奥巴马政府这里有可能也有必要重新制定自身对伊斯兰民族国家的政策。在宗教上，伊朗是代表伊斯兰激进思想的什叶派，而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则代表着伊斯兰保守思想的逊尼派；在民族上，伊朗是波斯人，和伊拉克的巴比伦人有着同样强烈的复国情结，沙特主要是阿拉伯人，也有着强烈的宗教和民族使命感。沙特因为伊朗有封锁霍尔姆兹海峡的能力而对伊朗有所忌惮，同时又担心将来可能作为美国的地区代表被伊朗的核导弹瞄准。美国利用这种伊斯兰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可以大搞军备竞赛乃至地区冷战，同时也缓和了自身和伊斯兰民族间积累的仇恨，为美国未来的国内和国际反恐减压。 沙特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和实际作用在这次军售中绝不容忽视。这次军售中的政治诚意极大可能蕴涵着借助沙特的影响力帮助美国重新获得伊斯兰国家认可的期待。在美国霸权的阴影下，沙特经济上的富有和政治上的无可作为也早已使得沙特成为全世界最为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沙特人的宗教使命感及优越感历来强烈，又使之成为酝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地。美国作为沙特最大的幕后支持者从不过问沙特的腐败内政、王权政治和极差的人权环境。在中东地区把这样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过分地武装起来，对美国本身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威胁。以色列对沙特的忌惮也不是没有根源的。敢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奥巴马政府此次军售的确用心良苦。 此次军售四大战略目标...

天大研究院 2010-10-05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主旨演讲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开放促发展的决心，阐述了中国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想脉络、战略重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展望未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必然呈现全新的格局，为中国的繁荣，为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于今年９月６日至９日在中国厦门举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世界投资论坛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每两年一届，旨在加强投资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国际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今届以“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吸引了近10位国家元首、30个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以及世界各国逾千名商界精英参加。在这一国际性论坛，习近平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开放促发展的决心，阐述了中国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想脉络、战略重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继续发展开放型经济不动摇 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召开之际，正值中国高调庆祝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在这个大背景下，习近平对中国开放战略的总结和宣示，其意义更显得重大而深远。 1980年8月下旬，中国率先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建立经济特区，同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成立。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决策”，更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30年来，经济特区创造了“中国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田。 9月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致辞中高度评价深圳的发展成就：“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习近平在世界投资论坛的主旨演讲与胡锦涛的讲话遥相呼应。演讲一开始他即以“充满活力”来形容今日之厦门经济特区。习指出：“厦门经济特区建立30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见证了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正确性，诠释了广泛吸引外资、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性。” 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胡锦涛和习近平先后在深圳和厦门参加公开活动，显示着在当前的改革开放攻坚阶段，中国最高层立足于经济特区，回答世界所关心的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摒除杂音，向世界发出了坚定不移的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明确信号。 胡主席在致辞中总结了深圳经济特区30年发展的宝贵经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寄语深圳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胡主席的讲话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习近平的主旨发言与胡锦涛在深圳的讲话一脉相承，更侧重于中国继续推进开放的决心。习指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这是对过去30年的经验总结。今后“中国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继续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惠民生”。这是对中国未来坚持开放的承诺。 开放是中国对世界的积极贡献 在这次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多次提到“互利共赢”这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反复强调中国过去30多年“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是互利共赢的。”谈到中国未来将拓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习也指出，是“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作出新贡献”。 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西方部分媒体上的杂音始终不断。一方面欧美跨国企业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没有放下偏见，视中国为“国际贸易的麻烦制造者”，或指责中国造成全球贸易不平衡，或指责中国抢走了欧美劳工的饭碗。特别是肇端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为代表，美国媒体和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思潮，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大量出口造成了全球贸易不平衡，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埋下祸根。 在这样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习在演讲中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互利”、“共赢”、“普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繁荣富裕，本身已是对世界经济做出的重要贡献，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事实上，正是中国经济迅速回稳和保持较快增长，拉动世界经济缓慢走向复苏。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实现进口10056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2010年前7个月，中国实现进口766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7.2%，贸易顺差同比减少226亿美元。这有力的证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欧美国家以及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创造了大量需求，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劲增长动力。习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开放“也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是恰如其分的论断。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成功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与稳定。”2007年底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发布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达11.2%，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全球贡献最大的国家。”经济学家更预计，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美国。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当欧美各国以各种形式不断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或反倾销指控，中国依旧坚持开放战略，坚持发展开放型经济，并通过提供信贷支持、减免债务和关税等各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经济发展实力，以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带动他们走出经济谷底，这都显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积极贡献，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承担，也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大国责任。 给予国民待遇让外企融入中国经济 习在演讲中向广大外商投资企业承诺，中国继续从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三个方面来营造更加开放、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演讲中的两个政策宣示，令西方商界和媒体尤为瞩目。一个是“自主创新”政策“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另一个是政府采购项目“让内外资企业及其产品享受平等的待遇”。这两个政策宣示的核心，是让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享受一视同仁的平等国民待遇”。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200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95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东道国。但是，与此同时，外国商会、西方媒体近期就中国投资环境问题提出诸多批评，“抱怨越来越大”。这种现象看似矛盾，深入分析，却能从中反映出中国投资环境的进步。从改革开放之初外商的不满集中于中国基础设施等硬件的不足，到九十年代末批评转向中国的投资软环境，如今则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问题、政府采购项目意见最大。由外商的投诉、批评内容的变迁，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提升，可以看到外资企业正一步步融入中国经济。 外资企业之所以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问题、政府采购项目多有批评和怨言，其核心是外资企业能否享受“国民待遇”，能否在中国市场与内资企业平等竞争。习在演讲中对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政策宣示，标志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真正把在华外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使外资企业享受“平等国民待遇”。其目的在于让外资企业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这种融入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的。习把这一战略概括为“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同转变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加快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二战之后，不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是属于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体，依靠向欧美出口带动经济起飞。过去3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同样是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引进外资，输出商品，来参与国际分工。但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不仅需要调整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过去那种利用低廉劳工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必须改变。 因此，中国未来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把利用外资与自身的经济发展，包括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结合。和以往不同，中国未来更重视择优选资，不再是在中国沿海地区的“黄金海岸”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通过各种政策手段鼓励和引导外资，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转移。习在演讲中以“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勾勒出未来中国开放的新布局。...

天大研究院 2010-10-05 后金融危机时期，单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替代的局面，中国将切实加快“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积极、全方位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 2010年9月7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为中国未来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继续扩大对外投资、吸引优质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并一如既往扶助发展中国家指明了方向，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大国志向和责任。 为世界经济复苏做积极贡献 习近平演讲开门见山点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正经历艰难复苏，复苏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稳，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应做积极贡献，途经如下： 第一，按照通行的国际经济规则扩大市场准入。这预示着中国将在严格把关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进口贸易的限制条件，更大力度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这可能会涉及拓宽产品进口种类、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措施，从而增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对中国来说，按照国际经济规则可以为本土企业带来健康的竞争环境，通过外力促使本土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素。对国际企业来说，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有利于其争取商机，进军中国广大市场或扩大在华贸易规模。因此，一句“扩大市场准入”暗藏广阔机遇和前景。 第二，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这是第一点的自然衍生。扩大市场准入本身就是推进贸易自由化必然步骤之一。敞开国门只是贸易自由化第一步，贸易自由化的主旨是让中国更深程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逐步形成在自身生产力较高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从而减低整体贸易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扩大市场准入和贸易自由化将引导更大规模的外资进入中国。而“投资便利化”是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和吸引优质外资的保障。 第三，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如果说“扩大市场准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体现了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积极态度，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便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内生动力。这一思路与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一脉相承。后金融海啸时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应对金融海啸的临时措施，而是把握时机、进行产业升级的长远战略。因为，一旦扩大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并便利国际投资，过去主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便不能应对国际竞争。以珠三角外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群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位置，虽然产业规模大，创造就业机会多，但是经济附加值小。这种增长方式是工业化时期的必经之路，但并非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过去的亚洲四小龙、日本等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之后迅速转型，以维持经济长期发展。中国若不改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方式，则会继续处于国际生产链的低端位置，那么开放国际市场只能为本土产业带来更大冲击。因此，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本土企业科技含量，逐渐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之路，是未来中国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内生动力。 第四，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居民消费。“消费”、“投资”和“出口”向来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统计显示，2009年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4.6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52.5%。中国人口超过13亿。13亿人的内需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是长远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暗示着中央政府未来或许出台一揽子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居民消费结构。目前，中央政府已经显示出调控房地产市场、改善医疗和教育基本保障的决心，未来若继续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在调整居民财富分配结构上，相关政策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五，坚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三个重要原则。“主动性”意味着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根据具体国情和发展战略作出的调整，目的是达到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而非针对特定国家双边贸易失衡，被动调整。“可控性”意味着中国会把人民币汇率调整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其中包括：（1）汇率波动幅度可控，以防止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大幅波动，从而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2）以中国自身需求为主，而非针对特定国家贸易压力或需求。“渐进性”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调整会与企业结构调整同步，以帮助企业消化人民币汇率浮动带来的影响，同时为企业产业升级带来动力和压力，以保持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总体竞争力。特别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并非单一针对美元进行调整。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贸易伙伴呈多元化态势：2010年前五个月，中国的前五位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16.3%）、美国（12.9%）、东盟（10.1%）、日本（9.4%）、香港（7.5%）。美国在其中只占12.9%。因此将人民币与单一货币挂钩，不适应贸易投资多元化需求。如此货币政策务实、稳妥，且原则坚定，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坚强后盾。 可见，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角色地位的几项举措环环向扣、缺一不可。进一步开放市场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开放型”经济必须以强大的内需市场为支撑，同时稳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动力。只有几项措施兼备，中国才能平稳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并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一己之力。 发展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此处的“开放型”经济十分引人注目。改革开放初期，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成为中国首批探索“外向型”经济的地区。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变“内向型”经济模式、探索同国际接轨经验的初步阶段。如何让中国的产品走出国门是“外向型”经济的重中之重。三十余年来，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外向型”经济逐步发展为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互动的经济形态。改革开放的硕果表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为中国引进大量外资，使中国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也在三十余年的时间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加工基地之一，使“中国制造”闻名于世。在中国资本稀缺、技术和设备发展程度低、劳动力过剩且廉价的改革开放初期，外向型经济使中国顺利加入国际生产链条，并逐步发展到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GDP贡献很大。 但是，外向型经济也有自身的缺点。由于出口加工性产业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很大。由于处于生产链末端，一旦国际需求紧缩，出口加工型经济将会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是为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珠三角思索产业升级之路。 “开放型经济”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时已经备受关注，十七大报告中两次提到开放型经济，强调“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要求“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后金融危机时期，单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替代的局面，习近平此时强调“开放型”经济，提出“把握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点”，可谓恰到时机。 “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虽然具备面向国际的开放特点，但二者有显著不同。“外向型”经济是单纯以出口为导向。“开放型”经济则积极、全方位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开放型”经济在制度安排上要实现：贸易自由、金融自由、投资自由和物流自由。 如上所述，习近平在阐释中国对世界经济做积极贡献中，指出了中国政府对自由贸易的努力方向。金融自由可以从正在展开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有所体现。物流自由可以体现在中国大力度全国范围修建高铁。在此次世界投资论坛，习近平详细论述了中国在投资自由方面将展开的一系列举措。 第一，招商引资、择优选资，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习近平指出，在“开放型”经济中，不仅引资的“量”重要，“质”更重要。持续吸引外资不仅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而且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以及国际化人才”。在资金进入中国的同时，先进的国际管理经验、技术以及优质的人才都会伴随资金进入中国。习近平同时指出，“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这意味着，大量的外资正持续进入中国市场，因而中国无需担忧外资在“量”上的供给，各种外资却需要面对在进入中国市场时的竞争。中国会“择优选资”，这也提示外资需要考量并提升自身质量、潜质才能优先进入中国市场。 第二，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传统对外投资方式重“量”，而不会太强调投资合作方式。习近平指出，将来要“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以及“培育发展中国的跨公司”，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加强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规范发展对外劳务合作，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这都是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新举措。而这种投资方式正是优质跨国外资在中国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之下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一种双向优化过程，会增强整体资产回报率。 第三，改善投资环境。这是能否成功吸引优质外资的关键所在。面对有些外资抱怨、批评中国投资环境有待改善的情况，习近平承诺中国会大力营造成熟、有保障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 在法律环境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种提法点明法治成为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也表明习近平营造公开透明法律环境的决心和魄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及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事实证明，中国在不断地完善外资法律保障，增加决策透明度、规范行政行为，及时发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准入标准、行业动态等信息。这是中国已经做的，也是未来会继续坚持的方向。 在市场环境上，习近平指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竞争。而“中国政府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是覆盖中国境内所有企业的，也是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的。”这意味着，依法在中国设立的外商将享有“国民待遇”，同本土企业在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中展开竞争。这种承诺意义非凡，也展示了中国的大国气度，习近平把对外资的“国民待遇”称为“广泛开展合作条件下的开放式创新”。而对于涉及政府资金的采购和建设项目，内外资企业在竞标上享有平等待遇。2009年数据已经证明，外资在有关机电产品的国际招标中，中标数占项目总数的55.4%。这给投资中国的外资吃了“定心丸”，有外媒甚至对中国此番大刀阔斧的承诺表示吃惊。习近平的演讲传达的信息是：中国政府正在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营建优质市场环境。 在经营环境上，保护知识产权是外资最为关注的议题。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为国家战略”。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正在用实际行动规范产权保护条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积极完善市场体系。习近平指出，2006至2010年，中国连续五年实行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中国政府在不断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动上成果显著。2008年，中国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作为指导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的方针要领。在列举既有成果的同时，习近平指出中国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加大力度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并以开放的态度，诚意邀请投资人一同监督中国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