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毛泽东外交战略改变世界格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出奇制胜地实现了两个180度的战略大转变。第一个是与苏联从结盟到分裂对抗的大转变，第二个是与美国从敌人到友好的大转变。 在为时二十年的这两个战略大转变中，中国是个贫弱的大国，实力与美苏相比相差甚远。但毛泽东既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调动千军万马的武装力量，只是从客观形势中看到了一种他可以用来调遣各种力量使之为中国所用的可能性，就计上心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巧妙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搅得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出现力量重新改组、阵线重新划分的大变化。 请想一想，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万人集会上向全世界发表“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强烈声明，反美决心比天还高。然而1971年6月，基辛格就瞒过整个世界悄悄地到北京来见毛泽东了。这令人头晕目眩的180度大转弯，前后不过一年时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做得顺理成章，一下子把整个地球翻转过来。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只有1938年斯大林为了推迟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把这股祸水先引向英法，由苏德两国外长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才能和毛泽东这个战略大玩家的谋略相比。 毛泽东的博大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基辛格每次与毛泽东谈话，毛一谈就是海阔天空，把话题拉到无边无际的时空中来，使听者摸不到头脑。基辛格跟毛泽东谈到核战争时，毛说：“我们也许会损失三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也许别人觉得这是战争狂人的呓语，但毛泽东确实是从绵延几千年历史、纵横几千里国土的角度，从人类历史长河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谁要是想跟中国打仗，听到毛泽东这种惊人之言，还能不打退堂鼓吗？！ 毛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从中国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名垂史册的帝王将相与文人墨客中吸取了精华。他既是一个大国元首，同时又是一位徜徉宇宙的行者和穿越历史的巨人。正因如此，基辛格才借用柏拉图名著“理想国”中“内圣外王”的概念，给毛泽东戴上“哲学王”的桂冠。除了毛泽东以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元首配得上这样的称呼呢？ 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国关系与中国的大国外交中，人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胆识与谋略的高超。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力与美国相比远为弱小的时候，他就敢于下定决心派出志愿军赴朝与美国决一死战。在西方看来，这无异以卵击石，结果这一战反而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稳定了新中国的江山。 20世纪50年代末，当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后，毛泽东就抓住机会攻击苏联领导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社会主义，揭开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大论战。其目的是要把苏共领导人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削弱莫斯科对国际共运与世界局势的影响力。 其实从今天来看，当时中国加在苏联头上的种种罪名是言过其实，站不住脚的。比如说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想从西方“魔鬼借贷款”，苏共领导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苏联实行的是假共产主义，等等，都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实际上，苏联无论从政治到经济并未完全演变为资本主义，苏共领导人并未掌握国家资本或拥有大量私人财产。从“九评”的写作过程来看，当时批驳莫斯科的宣传高调，完全是由人民日报社、中央党校与中宣部选拔出来的一批书生搭成写作班子，在中组部招待所里书生论政，从“诗经”里寻找引语，挖空心思制造各种罪名来讽刺苏共。 实际上，今天中国大规模吸收外资，广泛采取资本主义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做法，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联。然而毛泽东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只要能够羞辱与否定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就不惜为之。 现在还难以断定，毛泽东那种做法，是否意味着当时背后就隐藏着要想跟西方和美国打交道的目的，以恶化中苏关系作为后来实行中美和解的铺垫。因为作为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他不可能长期采取两个拳头一起打、既反苏又反美的方针，而势必要以拉一个打一个的行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共产国际批评过中共，斯大林过去只看重王明（他在莫斯科居留很长时间，取了个俄文名字叫波波维奇）而对毛相当冷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去莫斯科朝见国际共运的首脑斯大林，发现苏方在双方会谈席上对他标明的称呼竟然是“毛泽东先生”（俄语发音为格斯巴金）而非“毛泽东同志”（俄语发音为达瓦利什）。当时传闻斯大林把毛称为“红皮白心萝卜”，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者。由于苏方的故意怠慢，毛泽东在莫斯科坐了很久冷板凳之后，斯大林才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会见，让毛觉得蒙羞。 毛泽东似乎从来也没有表现出对苏联的浓厚兴趣和对苏共领导人的个人热情，包括斯大林在内。他甚至对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很瞧不起。而毛对美国的兴趣，却很清楚地表现在他和两位美国记者，即斯诺与安娜•路易斯特朗融洽相处的亲密关系中。毛泽东每次接见重要国宾，只用一只手与对方握手。但在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时，却以双手与对方握手，以示尊重和亲切。另外，毛也知道，当年美国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思与后来当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对于中共都曾有过积极的评价。毛写《别了，司徒雷登》与“一边倒”的文章，隐含着向莫斯科示好，以便在开国之初争取苏联援助的动机。 另一方面，从没有听说过毛对学俄语有过什么兴趣。然而他却一直兴致勃勃地坚持学习英语，每次外出巡访视察时，总要带上英文字典，在专列上兴致勃勃地学单词，而且在会见西方贵宾时偶尔说上一两个英语单字。由于他的湖南口音分不清Li 与 Ni 的区别，就习惯性地用汉字来注解英文字的读法。斯诺出版《西行漫记》之后赠给他一本书，毛泽东看不懂英文内容，但回给斯诺一封便函，里面写着“三块肉给你马吃”几个中文字。斯诺看了莫名其妙，琢磨了半天才明白这几个字是用中文来读英语的汉字，“Thank (三块) you（肉）very（喂你）much（马吃）”。这和旧上海洋经浜英语把英文Thank you...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中美共治世界的处方不现实 现在，历史的浪潮已经把中国推到位居世界老二的大国强权地位。 回想百年之前，经过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的屈辱之后，大清帝国名存实亡，中华民族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境地。多少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盼望有朝一日重振乾坤，复兴中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晚清维新改革派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期盼中国将来能“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在世上享有“指挥顾盼之尊容”。并且相信有朝一日中国会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麟爪飞扬”。 虽然这种称霸世界的美梦并不值得提倡，但历经一个多世纪艰难困苦与风云激荡之后，中国终于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提升到了世界大国的最前列。这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这是划时代的世界大变化。 试看今日之域中，美国在走下坡路，欧洲日趋老化，两者困于债务沉重一蹶不振，“同处于一条下沉的船上”（英国《金融时报》语）；长期以来稳居世界经济第二位的日本，在经济连续十年徘徊后又遭地震、海啸与核泄漏的三重灾难，国力几经削弱；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土与人口锐减，经济难以兴旺，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出卖丰富资源，民心低落，承认俄国丧失了充当超级强权资格；印度虽然奋力发展经济有所成效，但远不足以扮演世界大国角色。借用“青梅煮酒论英雄”故事中曹操试探刘备的说法，“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如今双雄并立于世者，唯龙之传人与山姆大叔耳。在形势大大改观了的这个世界上，中国又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该如何处理它和世界的关系呢？ 早在1994年7月31日，笔者在纽约《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上发表的《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与挑战》一文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曾经在这么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上，有过这么众多密集的人口，在几十年时间而不是一两个世纪内从贫困走向富裕而进入现代化的轨道。” “中国的腾飞将不是燕雀高翔，而是鲲鹏展翅，扶摇直上十万八千里。如果世界将近五分之一人口在经济上翻身过来，从不发达国家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中国的变化就不能不对整个世界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久将来，中国很可能在经济上把所有国家抛在后面，而在总体实力上向唯一能够与之匹敌的美国靠近，成为下一个世纪的两个世界超级强国之一”。 “如果历史发展真的走到这一步，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将来奉行什么样对外政策，追求什么样的目的，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为它的利益服务”。 文章还说，“当中国从四两变为千斤时，它不但会增强反对别人的力量，而且也有可能成为被别人反对的力量。因为，在别的大国或小国看来，中国强大存在的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 这些在17年前对中国有所展望和预测的话，意味着笔者比西方世界更早提出了中国发展可能给世界带来后果的话题。但是中国人民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并非梁启超所说的是为了“主盟地球”以享“顾盼尊荣”之美梦。中国能够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用一两个世纪来实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这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回想过去，二三十年之前，有谁会料到中国忽然间会超越欧洲、日本位居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又有谁那么早就预先确定要在国力强盛之后去威胁别人呢？ 作为美国头号谋臣策士与“中国通”，基辛格在他新著《论中国》里抛出来的，就是为美国出谋划策，向中国进行劝诱求援和如何建构未来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新思维与新对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抬高对中国的评价：中国自力更生的伟大工程已取得成功，“中国正在赶上西方社会”。“四十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会发展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全球性国家”，而现在，中国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中国现在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债主”，“10到20年内还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第二，要求中国慷慨解囊：中国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阻止了全球经济的下滑。“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对促进美国经济振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务，以及其他一些债务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复苏。” 第三，加强合作，防止对抗：“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可能令双方在将来发生冲突。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再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双方需要“从本国需要出发，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并通过调整两国的关系来尽可能减少冲突。” 第四，共治世界，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推行胡锦涛计划：美国与其试图“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引领亚洲，或者为了意识形态的圣战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集团，不如同中国合作，建设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债权人，也正站在和美国1947年同样的历史地位”。“中国为何不能由G20支持提出‘胡锦涛计划’（Hujintao Plan）替代‘马歇尔计划’解决全球体系严峻形势呢？”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对中国确实怀有一种超越种族和制度差异的深情。几十年来，即使在美国反华情绪最激烈的时候，他总以平衡和淡定的眼光来看中国，从未参与反对中国的喧嚣。 基辛格在新著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高度肯定，表现出一个学者的严肃、真诚与客观态度，值得人们肯定。他对中国发展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关切，也确实反映了今天美国朝野对美国本身与中国未来的隐忧。作为一个眼光深远的历史学家，基辛格从历来大国兴衰中看到了力量对比变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然而，基辛格想借他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来出面要求中国为美国慷慨解囊，说明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看到了美国走向衰退的危机而无力重振旗鼓，却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不足与困难。中国GDP总量虽已高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仍然落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之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成就辉煌，但西部地区与偏远乡村的落后面貌尚未根本改观；中国成为世界奢侈消费品的主要市场引起举世瞩目，但这只反映了少数权贵社会高等华人的生活水平，中国大多数人口还处在仅可糊口的低工资水平，“蜗居”和“蚁民”现象触目惊心。中国的经济基础与总体发展程度仍然远远不及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必须首先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后，然后才能抽出余力帮助别人。...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制约 寻求世界经济在重振增长中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这是由于各国政府大规模实施刺激经济政策的结果，因而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脆弱的和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催生了以低碳为代表的绿色革命，为世界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毫无疑问，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战略中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绿色金融，又称为低碳金融、环境金融或可持续金融，是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绿色金融旨在使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绿色金融的兴起 绿色金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赤道原则”的推出。2003年6月，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等10家国际领先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所谓“赤道原则”，即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建立的一套自愿性指南，以保证金融机构在其项目融资业务中充分考虑到社会和环境问题。“赤道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项目融资中审慎考虑环境和社会风险，强调环境、社会与企业发展和谐统一，推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目标从早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新阶段发展。 “赤道原则”推出三年后，实行该原则的金融机构已经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实行“赤道原则”的银行被称之为“赤道银行”。率先实行“赤道原则”的“赤道银行”已经成为推动商业银行管理模式和公司治理理念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先行者。 近年来，“绿色保险”，“绿色资本市场”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和业务，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十分迅速。展望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潜力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既包括支持传统钢铁、有色金属、建筑等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改造，也包括推动多晶硅、智能电网、碳存储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支持低碳能源的开发使用，随着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石化能源储量的逐渐趋于枯竭，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2008年世界各国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达到1150亿美元，预计到2012年将达到4500亿美元。三是支持低碳技术的运用。四是开展碳金融交易，预计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商品交易市场。 2、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金融对于环境问题的介入导致了绿色金融的产生，不仅促进和鼓励节能环保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又会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予以经济惩罚和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从而导致新一轮的绿色革命。尽管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刚刚起步，但其重要性日益显著。 （1）碳市场的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碳金融领域，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非附件I国家，在2012年之前不需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但中国可以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项目开发。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目前碳金融业务主要是CDM项目的投融资、核证减排单位(CER)的交易以及相关的金融活动，此外还包括企业和个人为实现自身“碳中和” 而参与自愿减排市场的自愿减排单位(VER)的交易。中国的碳市场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市场规模巨大。中国CDM项目的市场规模巨大，是CDM市场最大的供给者。中国国家发改委早在2005年就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主要的着力点仍然是CDM项目。据世界银行统计，从2005年开始到2009年中国在CDM市场份额按提供的减排量计算均超过50%，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见图1）。截至到2010年5月，经过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理事会(EB)注册的CDM项目总数为2477，其中中国的项目高达1011个，占40.82%，而占比位居第二的印度仅为22.20%。从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单位来看，全球已核证3.9亿吨CO2当量，中国占了总量的61.28%，高达2.39亿吨，是印度的近6倍。 其次，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配额交易市场尚未成型，自愿减排刚刚起步。2009年8月5日，国内自愿碳减排的第一单交易正式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以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完成了中国排放权交易机构在中国的首例碳金融尝试。与此同时，上海和天津的环境交易所均已开始建立自愿减排的碳交易机制。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启动了上海世界博览会自愿减排交易平台构建，允许各国参观者通过平台来支付购买自己行程中的碳排放，实现自愿减排，从而达到宣传环保以及碳中和的目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起“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按照企业“自愿设计规则、自愿确定目标、自愿参与交易”的原则，招募20家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大型排放类企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测量、报告、核实（MRV）体系，减排和交易体系等。   图1 全球CDM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World Bank,...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二、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紧迫性   所谓绿色金融体系，简言之，就是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具体而言，是指金融体系从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做出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重要的机制创新。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能源环境问题也迫使中国必须改变“粗放式”发展模式，走绿色经济之路。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能源消耗量持续增长，年均增速高达8.2%。根据国际能源署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展望，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以超过3%的速度递增；到2015年，中国将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能源消耗量将大约占全球总量的1/4左右（参见图3）。   图3  中国能源消耗量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能源署（IEA） 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由于中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国际能源署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60.18亿吨，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20.7%（参见表2）。预计到2030年，中国由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将总排放量将高达到106.6亿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左右。 表2  主要国家CO2排放占世界比重 项    目 中国 美国 欧盟 俄罗斯 日本...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正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在这一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绿色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一个符合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所构成的综合体，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也应由这五大部分所组成。 1、健全绿色金融制度 绿色金融制度是国家用法律形式确立的绿色金融体系结构，涉及绿色金融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由一系列制度构成，体现为有关的国家成文法和非成文法，政府法规、规章、条例，以及行业公约，约定俗成的惯例等。 制度借鉴和制度移植是建立和完善制度的重要方式,但鉴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不同，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产业转型，在制度层面上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不应拘泥于国际标准和体制，应当更关注于本国的区域和产业特征，制度构建注重本土化和自主化，而不是简单的镜像和借鉴。构建中国绿色金融制度的基本思路应以尊重国际公约为前提，在中国金融体系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下，借鉴发达国家相关规则和标准来建立和健全。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开展的具体实施制度及绿色金融监管制度。 首先，关于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构建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是制定绿色金融业务实施细则及确立监管制度的前提和依据，主要包括总量控制计划的确立和排放权合法性的确认。总量控制为环境容量的使用设定上限，明确了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为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提供了可能。当前虽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中国暂不承担强制减排的责任，只需在排放强度上加以控制，但是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国，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将与日俱增，同时基于发展国内绿色金融市场的考虑，必须设立有关总量控制具体实施的统一法规以及从法律上确认排放权，将其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纳入企业的产权范围。 其次，关于绿色金融业务具体实施制度。应包括完善碳交易市场交易制度以及制定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业务操作细则。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定位为一个涵盖项目市场、自愿减排市场和配额交易市场的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所以碳排放交易制度内容也旨在逐步规范这三个市场的行为主体、客体及相关交易活动。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的业务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环保总局在2007年、2008年先后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初步建立了绿色信贷、保险和证券领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在操作层面，还有一些规则需要完善。 再次，关于绿色金融监管制度。绿色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对中国现有的监管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市场化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很大程度要依赖政府的有效监督和必要的行政干预，否则具体交易制度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前，国家发改委联合环境保护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系列关于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办法都属于监管制度中的行政规章制度，随着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逐级递进及绿色金融业务的逐步深入，后续的规章制度将会逐一研究制定，监管制度也将逐渐趋于完善。 2、发展绿色金融市场 绿色金融市场,是指为保护环境(包括水、大气、森林、土壤等)或考虑环保因素而进行的投融资活动所形成的市场，其显著特点是绿色投融资的场所。当前国际绿色金融市场主要指的是在“京都机制”下形成的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碳信用工具交易的碳金融市场，包括项目市场、自愿减排市场和配额交易市场。另外，根据市场功能分类，还可以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根据市场组织形式，也可以分为场内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 未来中国发展绿色金融市场将以发展碳交易市场为先导。由于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碳市场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总量控制不现实等因素，因此未来碳市场试点将会在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开展。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将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从目前国际碳交易发展格局来看，以配额市场为主、项目交易为辅。自愿减排市场占全球碳交易市场的比重很小，例如其交易量只占国际碳交易的2.9%、交易额仅占0.6%。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该市场的需求得到了稳固的提升，显示出了迅速上扬的吸引力，前景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亚洲和北美地区。 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在2020年以前不会作出强制减排承诺,所以短期内仍以CDM项目为侧重点，同时发展自愿减排场内和场外交易市场；长期应逐步发展碳配额交易市场，可以过渡性的从单强制再到双强制，先试点交易，再全面推广。 除组织形式外，市场构建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为交易机制的探索，除服务于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京都三机制”外， 许多国家都结合本国国情进行了有益尝试。截至目前，全球主要的碳交易平台如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英国的排放权交易体系（ETG）、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以及澳洲新南威尔士交易体系（NSW）交易机制都不尽相同，但相同之处都是立足于各自境内的减排需求及发展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独立的、本土化的交易机制是开拓本国的碳金融市场的关键，需要强调的是，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必拘泥于国际市场机制和标准，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设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绿色金融交易机制。 3、创新绿色金融工具 绿色金融工具，是指在绿色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是用来证明贷者与借者之间融通资金余缺的书面证明，其最基本要素为支付的金额与支付的条件。按传统金融工具原生和衍生的分类，绿色金融工具也可以分为原生类绿色金融工具和衍生类绿色金融工具两大类。当前绿色金融市场上，原生类绿色金融工具主要包括碳信用和碳现货，由此派生出的衍生类绿色金融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和结构性产品等。衍生类绿色金融工具的价值取决于相关的原生类绿色金融工具的价格，其主要功能不在于调剂资金的余缺和直接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是管理与原生绿色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暴露。 国际市场绿色金融工具创新方兴未艾，世界银于1999年推出首款针对CDM的原型碳基金之后，各种类型的基金层出不穷，按发行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世界银行型基金、国家主权基金、政府多边合作型基金、金融机构设立的盈利型基金、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碳基金和私募碳基金等；为应对碳金融项目的巨额资金需求和规避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碳担保和碳保理等金融产品应运而生。 当前，发达国家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主要围绕碳减排权开发了一系列衍生交易工具，其金融创新形式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见表4）。...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四、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步骤 毋庸置疑，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哥本哈根大会未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减排协议，2010年底召开的坎昆气候峰会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12年之后国际减排局势很不明朗，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值得关注的是，未来碳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气候法案的制定，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也有很大可能会限制核证减排单位(CER)及ERU的交易，而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承担国际减排压力和环境社会责任的同时，更要注重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因此，中国发展绿色金融、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应当根据国际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统筹加以考虑、循序渐进分阶段进行。具体可以划分为探索期、过渡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1、探索期（2010-2012年） 2010-2012年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探索期。之所以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探索期，主要是从中国“十二五”经济发展目标以及绿色金融发展阶段考虑，同时也基于2012年之后国际减排目标和合作机制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十二五”规划的初期，调整经济结构与实现经济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如何发展绿色金融来支持绿色发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探索绿色金融的“中国路径”，例如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另一方面，由于京都议定书约定的履约阶段是截止到2012年，而哥本哈根会议并未就2012年之后的减排目标和国际减排合作机制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在减排义务上国际社会是否还继续遵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清洁发展机制(CDM)机制是否会存在或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国际碳金融市场上CDM项目最大供给方，在后京都时代的谈判中，必须探索如何实现CDM项目的平稳过渡，在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前提下，寻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问题上的利益平衡点和新的合作机制。 （1）探索期的制度建设 首先，应明确排放权的合法性，推行有偿使用环境资源的理念。可在现有的法律，如宪法、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对排放权的专章规定。 其次，完善CDM市场交易制度。在2005年《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彻底解决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发展存在的制约，如法律风险和履约风险较大、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成功率低、交易程序复杂、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机制尚未建立等问题。 再次，推出自愿减排市场制度。国家发改委自2009年起就着手组织专家研究制定有关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的暂行办法，目前该办法已基本成熟并有可能推出。 （2）探索期的市场构建 在探索期阶段，市场建设方面应以CDM项目为侧重点，兼具发展场外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首先，巩固中国作为CDM项目最有潜力供给方的优势地位。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核证减排单位(CER)供应国，但却不是CER的定价方，甚至发展程度要落后于同是新型工业国的印度。借鉴印度在CDM市场的发展经验，中国CDM市场建设可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不再仅仅局限于大企业圈子，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推动力。 其次，发展场外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探索适合中国市场的交易机制。这一阶段自愿减排的交易方式以场外交易为主，各地环境交易所发挥中介和结算的功能，政府可以在理念上加以推广，在政策上予以激励，鼓励个人与企业参与自愿减排实现自身“碳中和”。 （3）探索期的工具创新 探索期阶段可着重发展一级市场的原生交易工具，包括原始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的核证减排单位(CER)产品及原始自愿减排单位(VER)市场的VER产品，这主要基于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体布局考虑。此外，由于金融机构积极转型，参与到绿色金融领域，应鼓励其推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碳证券、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以CER或CER收益权为质押的贷款、碳交易保险、碳排放权交付保证等产品和服务。 （4）探索期的中介机构培育 首先，设立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此类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由政府或政府机构出资创立、参股、保证或扶持，专门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政策性融资，其优惠性主要体现在贷款的可得性、贷款的低利率和贷款的期限长，必要时甚至可提供补贴等。 其次，实现银行金融机构的绿色转型。在信贷投放中，高度重视调整信贷结构：重点支持环境保护重点类工程、新能源开发或利用项目、节能重点工程、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等符合绿色信贷条件的项目；严格控制对“两高一资”(即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行业的贷款投放,严格控制对产能过剩行业及潜在过剩行业的贷款。另外，要突破传统的地产抵押信贷思路，探索以节能减排效益的权利质押模式。在中国交易所尚未建立完善的登记制度之前，核证减排单位(CER)收益权的质押行为很难以法律的形式要件确定下来，因此可以尝试“选择权贷款”的方式。基于未来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广阔前景，商业银行应积极拓展其绿色金融中介业务，如排放权保理、经纪、担保、信用增级等一站式绿色金融服务模式。 再次，鼓励专业性中介机构积极参与绿色金融业务。绿色金融业务，特别是CDM项目链条长、关系复杂，在项目创立、项目建设、交易等多个环节需要中介机构的服务，如项目谈判需要咨询机构的指导、项目评估需要有评估机构的参与，项目融资需要担保机构的介入，合同的订立需要法律机构的协助等。专业性的中介机构参与到绿色金融运作之中，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项目风险，促进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 2、过渡期（2013-2020年） 2013年全球将进入“后京都时代”，主流观点认为2020年之前中国不可能作出强制减排承诺，另外据碳点（Point...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29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占领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健全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五、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政策取向 绿色金融不是一个单一利润导向的金融，它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经济学上所说的正的外部性相关联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绿色金融的主导因素应该是政策。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包括资金、法律法规、人才培养、机构设施建设等方面。从近期来看，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需要重点把握两个方面，即优化宏观政策环境与构造和完善微观基础。 1、优化宏观政策环境 （1）完善激励机制 绿色金融具有政策性强、参与度高和涉及面广的特点，发展绿色金融业务兼有短期拉动经济增长和长期促进经济转型的双重社会功效，有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相应的投资、税收和信贷导向等激励机制，引导个人、企业、金融机构抓住发展绿色金融带来的新机遇，拓展相关绿色金融业务，如低碳项目投融资、开展绿色信贷、建立绿色基金、发行绿色金融债券，以及开发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等。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政策激励的最重要方面是政策性资金的介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金的作用，引导外资、商业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如政府出钱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碳基金）支持绿色经济项目投融资等。此外，财政政策在税收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2010年底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课题组完成的“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专题建议“十二五”期间征收碳税，促使企业将生产经营过程考虑环境和社会成本，推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还可以通过降低绿色金融项目的有关税率、适当延长免税期，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收入进行税收优惠等措施来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其次，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采取在绿色金融项目贷款额度内适当减免存款准备金要求，加大项目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降低绿色金融项目的贷款资本金要求，延长还款期等差异化的监管措施来引导社会资本向绿色金融领域聚集。 再次，在投资政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方面有诸多成功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政策激励，包括让利、让税以及汇率优惠等政策。新时期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也应该重视外资的作用，因为伴随着资金的进入，先进的经营理念、技术、全球营销网络、管理等各种优势资源也将随之而入。2009和2010年的气候峰会都凸显出一个谈判的焦点，即在气候问题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随着谈判的进一步推进，国际社会逐步在资金的来源，出资的方式以及受益国的分配等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所以中国应当尽快完善对于跨国绿色投资准入、待遇和保护的政策并予以适当的政策优惠，鼓励发达国家投资中国低碳环保项目以及相关的金融业务。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可以考虑将跨境绿色资本自由流动列为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目标，鼓励外国投资者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以资金或低碳技术入股。 （2）健全法律法规 目前中国国内有关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绿色金融参与主体权利的保护和义务的约束缺乏必要适用准则，绿色金融业务展开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操作规范。这种状况加大了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抑制了潜在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就中国自愿减排市场建设的问题，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存在许多制度不规范的问题，如减排量核证机构没有资质认定，信息披露平台尚未建立，各交易所委托不同的核证机构，采用不同的核证标准等。也有学者指出，虽然中国目前有中环联合认证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等第三方认证机构，但各方使用的评价标准并不一样。因此，政府有关部委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应加大协调力度，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操作办法，确保中国绿色金融业务的规范发展。国家发改委从2009年起就着手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该办法的推出将对中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3）构建交易平台 通过环境产权交易所、能源交易所等碳交易平台的建立，为碳排放权的供需双方搭建沟通和议价的场所，有利于市场的整合和价格的最终发现。2008年中国先后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三家较大的交易所；2009年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武汉、杭州和昆明等几家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各地掀起了一股建立交易所热潮。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在构建交易平台方面还缺乏整体规划。为此，国家需要统筹安排，依托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构建中国碳交易市场网络，推进交易所制度的完善，促进参与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为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奠定基础。 （4）探索市场交易规则 中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上缺乏定价权和话语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碳交易规则和标准的缺失，参与碳交易市场只能依赖于发达国家制定规则和标准进行。立足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内绿色金融市场，中国必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规则，建立符合中国开展绿色金融交易的具体的、细致的、统一的交易规则。来自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以及美国芝加哥交易所（CCX）的经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北京环境交易所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峰会上高调推出要探索建立中国首个自愿减排的标准——“熊猫标准”，在狭义上确立减排量检测标准和原则，在广义上规定了流程、评定机构、规则限定等。虽然2010年“熊猫标准”并未真正运用于中国自愿减排交易，这与中国由政府主导的自愿减排市场建立有很大关系，熊猫标准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必将为未来中国绿色金融市场交易规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构造和完善微观经济基础 （1）健全完善组织架构 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不仅对于其拓宽利润来源、提高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其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的决策管理层要在战略上重视绿色金融业务，要健全组织架构，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为绿色金融提供全方位的业务服务。 从国际领先银行的实践经验来看，通常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架构，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提供环境信用风险的政策，提高碳排放对企业的限制，并鼓励客户考虑及利用新兴的环保技术来减少碳排放量，同时为客户提供新的以气候变化为重点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在组织架构方面，或采用集中管理的方法，也可采用分散型的治理架构。集中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架构是由三个层次组成，最上层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主席由首席执行官担任；中层为环境专责小组，负责制定银行的碳排量评估方案、与气候相关的新产品，并直接向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报告；下层是贷款、审批及相关的业务单位。采用分散型的治理架构，则是在银行层面有一个社会责任（CSR）小组，其团队分散部署在各业务部门。CSR小组在银行整体业务战略的框架下，综合协调可持续发展政策，并将银行社会责任及气候问题纳入自己的业务单位。国外先进商业银行绿色金融机构组织架构值得中国的金融机构借鉴。 （2）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绿色金融以及碳金融业务的发展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环境，与之相适应，需要熟悉环境与金融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例如，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面临项目融资技术评估，其复杂性远远高于普通贷款，要对项目的环境、技术与经济可行性做出可靠的判断，而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往往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即使是在国内市场中的技术评估服务也极度缺乏，经常迫使银行放弃项目或者以分享利润为代价与国外金融机构合作。由于缺乏绿色信贷的专门人员，对环保法律法规、政策了解不足，也制约着绿色信贷深入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8-08 总体上看，东南亚目前确实处在一个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阶段。东南亚国家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是发生类似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要么是主动改良以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 “709事件”引发新一轮博弈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2.0”（BERSIH2.0，以下简称“净选盟2.0”）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会运动联盟，包括60多个民间团体，其领导人是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前主席、知名女性社会活动家安美嘉（Dato Ambiga Sreenivasan）。2011年7月9日，由“净选盟2.0”出面发动、反对党积极配合的一场针对现政权的抗议行动在吉隆坡爆发。抗议的主题是执政党利用不公正的选举制度和不干净的选举手法，垄断国家政权达数十年。 “净选盟2.0”表示，马来西亚选举中广泛存在的不公平、不干净现象（包括漏登选民、选票邮寄不到位、竞选期过短、选区划分不公平、议席数量分配不公平、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买票、官方媒体的不公平报道等等）。本来这些情况可以在国会讨论，但国会讨论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只能走上街头。 2007年11月10日，马来西亚民众举行首次选举改革抗议集会，曾吸引4万民众走上街头，并间接导致了2008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BN，中文简称为“国阵”）在国会选举中首次失去长期据有的2/3以上的多数议席。 “净选盟2.0”与2007年那次集会的组织机构有所不同，联盟内不包含任何政党，但“709集会”中，公正党（PKR）、伊斯兰教党（PAS）、民主行动党（DAP）等主要反对党参与了此次行动。这也是马来西亚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运动（大约有两万人参加）。它的一个新特点是，全球有20多个城市如悉尼、墨尔本、香港、新加坡、台北、首尔以及欧美一些城市，也都有穿戴黄色服饰的支持者同步声援。出现在吉隆坡的“净选盟2.0”示威者携带鲜花、气球和自己的孩子，以和平方式走向预定的集会场所默迪卡体育场，警方采取了强硬的阻挠、镇压措施，逮捕了至少1600人，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反对派领导人。 马来西亚官方指责“709事件”的性质是反对党企图通过街头运动夺取政权，还指责事件中有外国势力、共产主义势力介入。早在7月2日，马来西亚内政部就宣布“净选盟2.0”是非法组织，这反而激起了“净选盟2.0”和反对党支持者的反弹，从而导致了“709事件”。 “709事件”对可能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选举有重大影响，执政、在野两大阵营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 就现政权来说，他们将不得不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例如在2011年10月的政府预算案中给出种种惠民承诺）来吸引选票，但这也有可能推高通货膨胀、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并且推迟许多为了吸引外资所必须进行的经济改革（如削减燃油补贴）。执政联盟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惠民政策，重新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则期待着现政权有更多强硬的镇压行动，以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因此他们还将推出类似的街头抗议行动并等待政府“上当”。警方对“709事件”的强硬镇压，已经使政府丢分不少。 但是现任首相纳吉布（Najib Razak）的思路是：如果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镇压，就会有更多街头示威运动出现，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影响政府的施政绩效，所以必须严厉应对。纳吉布警告反对党不要开启街头政治竞赛，因为执政党同样有能力动员大批群众在街头显示力量。 “709事件”是在纳吉布首相民望持续升高的形势下发生的，这是反对党展开逆境反击的一个手段。当然，现政府由于深重的体制惯性，在利益分配上有诸多不公平的行为，这也为反对党带来了生存空间。亲政府的巫统青年团和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等名声不佳的强硬派在“709事件”前也声称要发动对抗性示威，反而激发了反对党和其他社会运动人士的斗志。 “净选盟2.0”选定了他们的街头运动服饰颜色——黄色，和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马科斯政权时的服饰颜色一样。该组织已经呼吁民众自7月16日开始，每逢周六穿戴黄色的衣饰上街，使“709运动”延续下去。 街头运动是民主制度尚未真正落实前的社会所难以避免的阵痛，如果矛盾冲突的各方不能寻求共识、彼此互不相让，那么就可能让社会经历长期的阵痛并付出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垄断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统治集团，应当认识到这种垄断局面在新的时代里不可能长期维持，必须做出让步和改变。 “阿拉伯之春”来到了东南亚？ “709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纷纷评论说这是阿拉伯民变风潮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有“阿拉伯之春”之后是“东南亚之夏”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709事件”的主题是要求公正、干净的选举，尽管反对党阵营想上台执政的愿望已郁积很久，但显然他们不指望通过街头抗议来推翻现政权，这与阿拉伯民变风潮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反对党只是希望通过街头运动来显示力量、动员群众、揭露现政权的不公不净，从而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也就是说，“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但也不能因此说，709事件和“阿拉伯之春”没有关系。应当说，在信息时代，“阿拉伯之春”的视频、图像、文字报道传遍世界，为其他地方的民众挑战专制权威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暗示和信心，而马来西亚国情与阿拉伯国家国情中的一些类似之处，也让马反对党和对现状不满的民众产生了跟风心态。按昂山素季的说法，“阿拉伯之春”还为缅甸民众提供了斗争的灵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08-04 自从199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明年又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换届之年。预定将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自从199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明年又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换届之年。预定将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习近平崛起中国政坛为时不久，2000年之前还是一位县地级官员。后来相继提升为闽浙两省与上海市领导，渐令世人瞩目。2007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年10月再次被肯定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进入未来接任最高领导人的暖身阶段。总体来说，他由基层到权力顶峰的仕途前后不过十来年。由于为人厚重，作风沉稳，内外不事张扬以免显山露水，国内外公众对他的思想品格与为政之道所知甚少，尚未形成全面和深刻的印象。 尽管如此，海外学者还是从现有信息中去探索这位未来中国新君的思想风貌与施政轨迹。以笔者之见，由他的家庭背景与人生脉络来看，习近平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与众不同的三个特点 一是泥土气。习近平生长于陕北黄土地带，少年时代正逢文革浩劫。被当作“走资派”的后代送往农村插队，最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从那壮实魁梧的身材，可以测知当年他在陕北农村插队经过一番历练，决非悠闲之辈。长期的生产劳动与基层工作，使他和老乡们建立了深厚感情与亲密关系。六年之后，1975年他离开农村去清华大学时，全村农民排成长队依依惜别为他送行，传为佳话。 这一段生活经历对习近平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使这位高干子弟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感受到农民的勤奋、朴实和农民作为国家之本的重要性。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农民向来都是中国社会的脊梁骨。他们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阶段中做出重大贡献。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效，也是与中国农民的自我牺牲与贡献分不开。如果没有几亿农民工甘愿每小时只拿0.8美元微薄工资来为中国和世界生产数不尽的廉价商品，中国的巨额外汇存底从何而来?!外国跨国公司又怎能从中国捞取天文数字的超额利润?!中国农民是整个中国财富金字塔的最底层，如果这个底层稳不住的话，中国势必天下大乱。只有在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脱贫致富，受到平等对待，进入现代社会行列之后，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从来经国者，宁不念樵渔”。中国古训教导为政之道必须考虑草民的命运和需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古人为官尚且惦记着平民百姓，更何况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仆。忘记农民就是忘本。作为未来新君，习近平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是可贵的，相信他永远不会忽略中国社会最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二是沧桑感。习近平出自中共高干家庭，从小就离不开错综复杂的中共内外斗争的政治漩涡。 他父亲习仲勋是陕北老根据地领导人，当年毛泽东历经万里长征后到达陕北，就是由“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接待的。后来革命胜利，这位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也随之进京当官。但也正因为来自西北地区，不如沿海地区重要，所以习仲勋在中共党内资历虽老，却不如东北局高岗、华北局彭真与华东局陈毅那么受重用，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只占有二、三线的职位。文革之后，由于党内奸徒康生谗言诬告，习仲勋还蒙受小说《刘志丹》事件的不白之冤，尝过铁窗滋味。 习仲勋虽是内陆封闭地区高干，而且仕途命运曲折，但他在政治上却一贯表现得清醒开明，坚持党内正确立场。他在老区土改、军政统战与国家建设中曾多次反对极左路线，受过毛泽东的赞扬。后来在主政广东时，他排除极左思想干扰，为开辟和建设深圳特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更难能可贵的是，习仲勋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能发扬正气、坚持正确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受命担任党的总书记，由于厉行改革冒犯元老派的既得利益，最后被拉下马。习仲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敢于逆流而上，不惜孤军奋斗逆拂元老派心意，坚持到底捍卫胡耀邦，在中共党内树立了极为罕见的凛然正气。 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不能不受到其父与家风的熏陶，深深体会到党内斗争的复杂与残酷。这种沧桑之感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笔宝贵财富，使习会审慎对待各种矛盾与复杂局面。 第三，习近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子党。他之所以成为中共下一届接班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别于其他太子党的、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可贵政治品质。虽然不少太子党成员仰仗父辈权势热衷经商积聚财富，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令人缺乏好感，但对太子党也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很多人曾在中国政治浪涛中跟随父辈饱经忧患，也是胸怀报国之志的栋梁之材，应在国家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让明智合格的太子党参政分享权力，反倒是保持中国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对中国社会三大变化 古往今来，从储君走向新君是一个复杂而充满风险的过程，当年胡耀邦的朝浮夕沉就是例证。胡虽秉性正直、作风明快，是中共党内难得的清官。但他缺乏深思、易于冲动，妄顾客观形势莽然行动，够不上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所推行的干部年轻化政策，急于把元老派全部拉下马而触犯他们切身利益。最后重演了光绪戊戌变法的历史悲剧，反而令元老派结成死党迫使邓小平采取“先立后废”的下策。 光绪与胡耀邦的失败教训说明，即便储君转为新君，也不等于其权力巩固足以号令天下。事实证明权与谋是不可分割的，有权才能施谋，无谋则难固权。掌权之后必须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中共元老派的因素虽已从政坛消失，然而党内逐鹿天下人皆可以为王，中国的形势仍然错综复杂，潜伏着各种难以预测的复杂因素。 从当前来看，习近平必须谋划新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是中国社会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过去对党国领导唯命是从的中国草民，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发现自我价值而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不再把命运寄望于政府。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增加了个人自由的诉求而削弱了国家对人民的束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和心理上长期成为“沉默多数”的中国文化知识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渴求文化学术与艺术创作的自由，使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主管部门面临如何掌握放与收的新课题。 比如对毛泽东评价的问题，最近有的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加以激进攻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浩劫中受害深重的干部与群众的意见。而坚持保守立场的对立面则要把这种思想认识提到政治问题高度加以法律制裁，以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其实关于毛的功过是非，中共早已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决议中有所评定。但近年来民间与官方对毛泽东的分歧与争论越来越大，不可抑制。由于毛的全部事实真相不便大白于天下，即使展开争论也难以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恰当结论，所以今后领导也只能让它搁浅，对毛的问题继续采取“模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