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丁元竹 2014-03-24 本届政府把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加快编织好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特别是强调“补短板”、“兜底线”的政策，不仅为新时期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表明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我国社会建设涉及内容广泛，其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重中之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做了方方面面的总部署，改革议程可谓千头万绪。无论今年的改革从何处着手，为人民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为受改革影响的人群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是其他各项改革得以展开和推进的重要前提，是平衡好发展、改革与稳定关系的重要基础。因此，本届政府把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加快编织好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特别是强调“补短板”、“兜底线”的政策，不仅为新时期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表明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近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不过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包括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明显滞后等。 本届政府把“补短板”、“兜底线”，摆在工作的重要议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快棚户区改造、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开展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建立疾病救助指导性的意见等。可以说是工作细致，有条不紊。2013年6月２６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过去５年大规模改造棚户区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今后五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１０００万户，其中２０１３年改造３０４万户，逐步将非集中成片城市棚户区统一纳入改造范围。2013年7月1日起，江苏、四川和辽宁三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18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人们热议的、各地正在探索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２.6亿和每年新增１０００多万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努力补好内地社会保障体系的短板 这里所谓的“短板”，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内容。中共十八大报告要求，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十八大报告的要求相比，当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诸多需要完善的方面。 首先，把基本社会保障的差异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努力实现城乡、地区、部门，甚至个体之间的差异协调与统一。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体制，学者们称其为“碎片化”的体制。其实，这样的体制，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有，要在短期内把它们统一起来确实不容易。我国的重要问题一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不高，农民医疗费用负担还比较重。由于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部分地区财政补助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存在一定困难。二是基本养老保险碎片化严重，存在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的体制机制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待遇水平不高，差异较大。三是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的形式，积累制与个人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每个人的收入又不尽相同。政府需要进一步积极探索各类保险在征缴、发放等方面的统一和协调问题；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提高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确保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 第二，努力减轻养老金支出面临的压力。当前的问题主要也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老龄化压力越来越大。到2012年底，内地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1.94亿人，估计2013年已超过2亿人。在老龄人口中，失智失能的老年人2012年已经到3600万，估计2013年达到3750万人。二是截止到2012年底，内地社会基本养老制度覆盖人口大约2.6亿人，其中有l.9亿缴费人口，7000万人为领取养老金的人，这就是说，3个人上缴工资的28%来支付1个人的养老金。养老金的支出和可持续问题比较紧张，这种态势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三是内地养老金存在缺口：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和部分统筹账户挪用个人账户资金，出现“空账”现象。针对这些问题，要加强养老金的监管，寻求多元途径，包括市场手段，实现养老保险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和保值增值。 第三，继续探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努力打破双轨制。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条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金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然而实际上，这两个群体一直不尽缴费义务，而且退休后替代系数也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也是社会舆论多年批评的话题。改革“养老金”双轨制实际上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触动利益格局，“割自己的肉”。下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一直悬而未决，各地开始试点的公务员聘任制也许会成为一个突破口。政府要尽快解决建立公务员职业年金，通过配套改革解决“养老金”双轨制问题。 第四，进一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09年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群众反映对新医改成效感受不明显的原因有二：一是城市大医院看病还比较难、比较贵；二是医保水平还比较低，与群众需求有差距。在总结三年多的改革经验基础上，政府需要努力解决好四个问题。一是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在继续巩固参保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缴费水平，开发更多险种类型。二是巩固基层医改成果。完善核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常性支出和购买村医服务支出等基本支出的体制和机制，鼓励和支持专业人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从基层和面向居民出发，加强基层的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不搞上下一般粗的管理体制机制。要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必须解决地方财力不足问题。三是积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规范采购程序，完善网上采购药品制度，通过新农合网络结算系统建立村卫生室药品数据库。明确补偿政策，加强村医管理，努力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四是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医院法人治理运行机制，立足于公众利益、政府意愿和医院科学发展，来开展决策，推行绩效考核，突出市属医院的公益性质。以惠民便民为目标，推动服务模式创新。努力实现医保、医疗、医药的“三医联动”。 第五，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截止到２０１２年底，全国社会基金资产总额已破万亿，达到１１０６０．３７亿，创近三年新高。保住救命钱，到底有多少招数？2012年６月１８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当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核查五项社会保险待遇享受情况９０４１万人，查出７万人冒领社保待遇１１８０７万元，比２０１１年多出１万多人，冒领数额超过亿元，令人震惊。看管好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刻不容缓。 第六，解决个别企业和就业人员不缴纳社保基金或者变相少缴问题。由于认识水平问题和出于短期利益考虑，个别企业和就业人员不缴纳社保基金或者变相少缴，导致一系列劳动纠纷。有数据显示，70%的劳动争议案件都涉及社会保险，以单位未缴或少缴社会保险引起劳动者要求补偿损失的占全部社会保险争议的60%以上。根据社会保险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努力发挥好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作用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内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是存在诸多漏洞，当前应当主要围绕人民群众最直接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实现全覆盖，充分发挥其兜底作用。这里所谓的“兜底”主要是指全覆盖、保基本，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努力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这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基本要求。第一，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是指居民应当不分城乡、不分地区享有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的基本权利、并能够机会均等和结果平等。换句话说，就基本权利而言，政府应当通过法律强制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就机会均等而言，在企业经营困难和个人发生特殊情况下，国家通过补助或减免税等方式，确保企业和个人社会保险的连续性；就结果平等而言，国家通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形式确保那些缺乏社会保险的群体享受基本生活。国家必须保障所有居民享有基础教育和社会救助。根据制度设计，国家在基本教育机构建设、社会救助经办和社会保障经办方面要确保各个地区和城乡配置标准大致相当的设施、设备和人员，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第二，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核心就是确保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各类社会群体有支付社会保险的财政能力，标准是保证基本生活。就预防性社会保障，诸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而言，要确保每个有能力建立自己账户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建立这样的帐户，雇主、个人和国家都要尽到各自的责任。在预防性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的责任就是要确保个人、雇主必须依法建立积累式的个人帐户，必要时，政府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例如，最近一些年来各地进行的“公共卫生服务券”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均等化的价值取向。第三，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服务体系建设应当实现均等化，即不分城乡和地区建立标准大致相当的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大致相等的设备和人员。国家以资助或免除保险缴费等方式来确保所有社会成员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人人享有。 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一是社会救助领域先实现城乡之间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各群体之间的统筹，然后推进到社会保险领域，最后再扩展到社会福利领域。要积极研究解决非户籍人口享受社会救助待遇的问题。建立合理有效的制度，有条件和分步骤地将他们纳入居住地的社会救助体系。当前首先要积极研究如何将农民工等外来人口适度地有规则地纳入到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当中。顺应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形势，修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重新界定城乡低保对象准入条件势在必行。二是完善财政体制和筹资机制。在属地管理基础上，中央和省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专项调剂资金制度，用于补助中西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救助资金的不足。加快转移支付制度与方法、手段的改革，逐步采用“因素法”为基础的转移支付办法。在转移支付的结构安排上，要根据各地区人口、经济、财力和支出标准等综合因素，科学测算社会救助“标准支出”和地区财政“标准收入”，依据客观指标，设置转移支付救助项目和指标，确定标准支出规模。三是分类施保。分类施保对象的界定，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依据重病、重残、多子女上学、孤老、单亲等明确可靠的特征或尺度，进行更科学细致的甄别，要适当照顾收入一般但医疗、教育支出巨大的低保家庭。四是围绕不同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的需求差异，改进和完善救助方式。力保实现救助对象和救助病种两个“全覆盖”：即开展日常医疗救助, 对老弱病残的人员给予必要的医疗保障；以及改革大病医疗救助，对需住院治疗的救助对象给予及时救助。 再次，加快建设与老龄化需要相适应的保险制度和服务体系。当前，我国老龄化加速，未来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医学进步会把许多致命的疾病变成慢性病，病人的弥留时间会大大延长，老龄人口的医疗支出会大大增加，如何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非常重要。一是关注农村人群。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需求的差异，分别对待城市养老和农村养老。要着力解决农村80岁以上老人的补贴问题，在此基础上启动养老服务。二是关注失能人群，按照国际惯例对失能老人分等级管理。三是关注高龄人群，要特别关注80岁以上高龄人群、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人群，以及失去亲人的老人。四是积极谋划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五是着手规划和试点内地护理保险制度。从建立长期护理体系入手，规划和试点护理保险，必要时先动用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4-02-26 深改小组需要研究和发展适合于中国现状、有助于实现中央和地方双赢的制度化机制。这不仅会解决中国的诸多公共治理问题，也会给全世界的央地政府间关系贡献实践知识。 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首次以副组长身份公开亮相。之前，海外媒体和智库的研究焦点集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许多人忽略了对深改小组的透彻分析。从当前深改小组的人事架构来看，规格不凡，3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任副组长。如此高规格的机构有望在今后数年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发挥重要的统领作用。深改小组工作重点 从深改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的6个专项小组来看，今后其工作重点将集中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民主法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党的建设、纪律检查体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深改小组是国家体改委的翻版，可能会弱化国家发改委的职能。事实上，体改委仅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而当前的深改小组直属于中共中央，因此规格不可相提并论。深改小组的架构和人士安排表明，中央决心全力推进改革，确保改革成功。 从改革的内容来看，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是重要议题。自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一直奉行先发展经济、后治理污染的策略，虽然不断有专家提出警告，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政府才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放弃将经济增长作为第一施政目标的政策。不过，调整这些政策的难度大得超乎想象。经济增长和GDP的累积与许多施政目标相关，如果政府要改善公共服务，公共财力的增强是基础，因此经济发展仍然至关重要。近年来，维护稳定成为地方施政的重中之重，而维护稳定的经费又不完全由中央政府提供，因此地方政府仍然需要通过快速发展经济来确保地方财力充足。2013年的雾霾问题为各级政府的施政策略敲响警钟，如何理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这将是深改小组需要迫切研究落实的问题。 民主法制建设也同样重要。虽然中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但不少地方政府对民主法制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迄今为止，许多人仍然认为法治就是法律越多越好，只要有法可依就靠近法治一步。事实上，民主法制建设与其他改革是互为关联的。比如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制常常成为政府压制市场的手段；政府施政吸收民意不足的话，法制就会成为治民的手段。赋权予民、对政府官员和统治精英的限权是法治的核心，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些课题至今突破甚少。 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党的建设制度和纪律检查体制也与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紧密挂钩，一环套一环。令人忧虑的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各方足够的重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与出路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接受《福布斯》（Forbes）杂志采访时，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作出如下评论: 报告对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有重要的意义，许多地方领导人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增进地方利益，而中央政府正在透过各项改革来达致央地关系的平衡。 就经济体制、生态文明与央地关系而言，中央政府的权威需要加强。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生态文明虽然也列入政策议程，不过，两者相比较而言，经济发展还是摆在首位。笔者曾经留意中央考核任命一些省长时中央组织部门的评语，往往是某某同志经济工作扎实有效，因此担任省长比较合适等等，组织部门极少推介某干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政绩。在此时期，中央和地方利益仍然比较一致。自21世纪初，生态问题越发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央政府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不能牺牲环境，而此时的央地关系开始变得更为复杂。可以说，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强调环境的重要性，21世纪的头十年，是地方政府牺牲环境来大力发展经济的十年。地方政府普遍全力推动招商引资，污染企业只要能创造产值，地方领导也照单接收。厦门因为民众反对PX项目而发生游行时，人们才知道号称全国最美丽城市的厦门也要引入高污染企业。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提出的“腾笼换鸟”虽有新意，但最终的目标仍是把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把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吸引进来，实现高附加值增长，而不是拥有一片蓝天。 央地关系与民主法制中的关联也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党的政策常常优先于法律。在浩繁如海的政策、文件中，地方政府驾轻就熟地利用有利于其施政的政策来干预地方司法的运作。中央政府越来越多的政策往往给地方政府提供很多抓权手段，地方法院法官的专业化在过去十年内不进反退，司法更加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私有产权的保护、市场体制的维护，凡此种种，在地方司法环境中举步维艰。民间流行“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施政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称此现象为“差序政府信任”。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远高于中央（或联邦）政府，而中国正好是颠倒过来。由于央地关系没有法制化，政令不出中南海仍是当前中国政府施政的一大障碍。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扭曲是深改小组面临的又一难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分得的收入大幅增长，中央分成所占比例由1993年的22%跃升至1994年的55.7%，在以后若干年中一直稳居于50%以上。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支出比例稳步下降，而地方政府的支出需求上升较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市场化将提升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因此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将会更大。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对称的问题加深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也恶化了地方政府软预算的问题。许多地方官员的施政要点有二：一是招商引资，二是向中央争取资金。因此不难理解，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跑部钱进”现象越来越严重，发生在北京的资源争斗战愈演愈烈。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事权的控制逐步变弱。 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对称产生了严重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调控难问题。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卖地的收入，这是近年房地产高热不退的主要原因。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实难估计，不过，近年浙江省温州市等地的经验表明，房地产市场过热会抑制实体经济，导致稀缺资源的错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都是危害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隐患。 笔者认为，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根本在于理顺委托代理关系。深改小组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专责小组来单独处理央地关系。该小组可以由财政部和发改委的官员参与，也可适当引进外围的相关专家和公民社会代表。在许多发达国家，有专门的委员会处理央地政府间关系，比如加拿大的第一部长会议（the First Ministers Conferences）就有此功能。加拿大总理和各省、地区首长定期开会讨论联邦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德国的经验与启示 考虑到东西德差距与中国地区差异的相似性，德国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学习。与中国一样，德国联邦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政策制定，而地方政府的角色主要在于政策的执行。德国东西德各地居民也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联邦政府需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资助以促进地方政府的施政。更令人瞩目的是，原西德地区的民众还需要交纳团结税，此项税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征收，主要用于原东德地区的公共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社会综合援助等。因此，在柏林，人们会发现原东德地区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原因就在于东德地区获得此项资助。迄今为止，团结税仍然发挥作用，也成为德国央地政府间关系的一大特色。 德国央地政府间关系比较复杂，内部的利益冲突也较大。维系德国央地政府间关系的纽带除了宪法外，还有类似于加拿大第一部长会议那样的机构。德国甚至有分领域的会议（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小组）来解决专项问题，比如基础教育的服务均等化和财力支持等。 与德国相似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也在试图利用协议的关系来维系一些相互之间的合作，比如长三角的整合就是一例。长三角以上海为龙头，周边多个省份参与，提供一个均等的平台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互通。不过，制度化的央地政府间关系尚付阙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缘于毛泽东的说法，“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也就是所谓的既讲“北京话”，又讲“地方话”。不过，要实现这种双赢模式，制度化的央地对话平台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深改小组可设专项小组来处理政府间垂直和水平的关系。除了中央部委的官员参与外，地方官员也应该加入，特别是那些没有在中央任职的地方省级领导更应该被吸纳进来，阐述和捍卫地方利益。在公开的讨论中，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可能被调动起来。非官方人员和学者也应该被邀请参与讨论。一些新兴国家在设计政府间关系时，甚至邀请发达经济体的专家作为顾问。中国也不妨邀请海外一些企业家和学者参加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和规划。...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1-29 英国的治污历史发人深省，它警示我们，只有全社会动员起来，政府强力主导污染治理，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嬗变，产业结构实现升级，公众才能有效约束特殊利益集团，成功治理空气污染。 陈竺院士和王金南研究员等专家2013年底在《柳叶刀》杂志发文，评估中国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认为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而致早死人数在35万-50万人之间。事态的严重性令笔者思及造成逾万人死亡的1952年伦敦雾霾惨案。作为英国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它迫使英伦各界反思治污历史，凝聚共识，万众一心，推动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和切实执行。国人可以从英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曲折道路和伦敦雾霾公害事件引发的社会转型中汲取教训和经验。治污的艰难历程 在16和17世纪，英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是未充分燃烧的煤炭。当时由于木材价格上涨，煤炭取而代之成为居民日用燃料。到了18世纪，由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几乎所有的英国企业都以煤炭为燃料，伦敦煤炭的消耗量随着人口的增长急剧上升。 1821年英国颁布《烟尘禁止法》，规定对烟尘造成的公害可予以起诉，只是该法令将机车、锅炉等高污染源排除在外，对改善大气质量贡献甚微。其后，英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烟尘排放的地方法案，因内容空泛，终未获实效。 1853年，在帕麦斯顿的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烟尘污染控制法案》，要求工业窑炉和行驶在泰晤士河城区主要河段的蒸汽船尽量减少排放，并规定用焦炭取代煤炭，否则会被处以罚款。然而，由于警察执行不力，罚款金额极低，该法案根本没有引起责任者的重视。 1863和1874年分别制定的两部《制碱法》命运相若。法律要求企业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减少有毒有害气体排放，但排放限值要求经常被企业规避，稽查队慑于强大的资本势力，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终致条文形同虚设。　 在舆论的压力下，英国于1875年制定了《公共健康法》，许多条款涉及空气污染，不过因循章不严，落实不到位，英国的空气质量并无好转。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的各种环保技术日臻成熟，但因企业片面追求低成本，居民囿于传统的生活习惯，先进技术和替代能源无法普及。 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重建使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降低。1944年燃料和电力部设立专门咨询委员会，再次对国内燃料政策进行评估。该委员会在1946年发表研究报告，号召以无烟煤全面取代烟煤，并敦促政府强力介入。英国政府肯定了调研成果，授权伦敦和曼彻斯特市政府建立无烟区。遗憾的是，由于煤炭制造商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破坏和大量居民的反对，两大市府的努力无疾而终。 英国治理空气污染失败的教训在于，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官员的腐败和保守民众的沉默，诸多立法要么严格得无法落实，要么宽松得豁免大量责任；政府漠视环境问题，长期消极怠工；罚款数额太小，企业宁愿缴款也选择违法排污；居民排放未被纳入治理范围。 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举国震惊，各界痛定思痛，遂以全社会之力直面污染挑战。诸多因素都起到助推作用，主要包括民间的广泛动员、政府的严厉监管、社会价值观的改换、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能源技术的进步、企业与民众资源节约意识的高涨、重工业特别是重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等。民间力量的推动 在抗击空气污染的漫漫长途上，英国自发性社会团体扮演了推手角色，唤起了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早在17世纪，包括英国作家伊维林在内的一些先知们就注意到空气污染问题，猛烈抨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1843到1850年间，以麦金龙为代表的活动家们领导的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促成了多部防止企业污染空气的立法。 1842年，罗奇戴尔市的牧师建立民间团体“曼彻斯特消除烟尘联合会”；1877年，希尔姐妹创办“凯尔会社”，为建设“人民美丽的家园”而四处奔走；1882年，伦敦“治理烟雾委员会”在伦敦郊外举办“减少烟雾展览”，其轰动效应彰显了环保先驱们对提高空气质量的渴求。 自20世纪初开始，民间的公民精神与环保意识在治理空气污染运动中更是起到导向性作用。1929年，在查尔斯•甘迪的领导下，“英国减少烟雾协会”成立。该协会呼吁在全国各地设立无烟区，倡导节能保温建筑设计，推广使用无烟燃料。尽管由于煤炭生产商作梗，协会努力功亏一篑，但其建议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这其实是英国空气污染治理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为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提供了具体措施。 如今，英国的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保护国际、地球之友、绿色和平之类的国际组织外，地方和社区性环保组织多如牛毛。英国思想家吉登斯据此现象把环保权利与职责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主张已成为不列颠各界共识。政府强力干预 英国政府历史上的不作为长期为人诟病，但在1952年以后，唐宁街对利益集团展开凌厉攻势，把法律条文变成刚性约束。如今，英国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实行铁腕政策，各种空气监测信息均向公众开放，对特殊利益集团构成巨大压力。英国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机构索取相关环保数据，从而对社区所在的企业严格监督。如果企业稍有疏失，公民就可将其告上法庭，主流媒体也会配合政府为选民撑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机动车尾气取代煤烟成为不列颠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英国政府坚决强制推行了无铅汽油政策。到90年代初，研究表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等污染物极为有害，因此自1993年始，政府强制所有境内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治理污染的国家战略，规定企业界、交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携手减少八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时至今日，企业界已经几乎无力抗衡政府、公众和媒体在环保事项上的压力。 2000年以后，伦敦市政府着手研究环保组织提出的空气中PM2.5问题。鉴于城区80%空气污染量源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市府于2003年推出交通拥堵费，并逐年提高征收额度，限制私家车入城，由此获得的收入完全用于改善公交系统。此举大幅提升了公交车的可靠性，市民出行时间缩短了14％。所有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都必须严格遵守，即使是傲慢的美国大使馆也不能豁免。尽管超富阶层从中阻挠，迄今为止该举措仍有效运作，深受普通市民的欢迎。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排放已受一系列立法比较松散的监管，但这些法案都没有涵盖居民排放，因为政党害怕失去民众的选票。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公众意识到空气污染的重大危害，居民排放的监管终于得到舆论和民众的支持，一些游说团体亦趁机影响议会，迫使政客顺应民众价值观的改变。社会意识的转变最终促成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社会的公民、企业和机构都承担起维护和改善大气质量的责任。 英国环保史料表明，少数地方城市并未严格执行1956年出台的清洁空气法案，可空气质量也大为进步。比如，切斯特市根本没有执行该法案，但污染程度也大幅下降；在约克市，无烟区的设立直到1970年才启动，到1990年该项工作也未完成，然而上世纪60年代是约克空气质量改进最大的时期。事实上，进一步研究显示，主要原因在于当地居民选择了更环保的生活方式。 英国家庭现在基本上都拥有汽车，但大多数人平时上班都使用发达的公交，只有周末度假或者去超市采购时才会驾车。在伦敦，由于汽油价格、拥堵费和停车费持续高企，驾车进伦敦城开销高昂，市民逐渐喜爱上公交的方便和经济。一些伦敦市民的生活方式更出现革命迹象，崇尚驾驶电动车、混合动力车，或者步行、骑自行车，甚至完全放弃购买私家车。 环保意识形塑了伦敦人的绿色生活方式。伦敦的公共绿地面积接近2万公顷，公园、私家花园等软质地在全市总面积占比超过60%。严格的城建管理制度保护了绿地，限制了高楼的膨胀，把众多人口分散到郊区的卫星城，这样伦敦城不至于过度拥挤，空气质量的维护更有保障。产业结构转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欧树军 2014-01-24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理论创新，也具有沟通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深远意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理论创新，既适应了在复杂的国内外新形势下建设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需求，也具有沟通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深远意义。 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古人云：三十而立，每30年可以视为一个大周期，我们暂且称前30年为革命时代，后35年为改革时代，未来30年将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新时代。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时代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时代探索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习近平所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使命就在于继往开来、承前启后，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各方面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双重涵义，既是国家治理意义上的基础性制度，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建构一个好政府，实现善治；也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是无关紧要的修饰，是大仁政与小仁政有机结合的现代王道，也是共产党自承天命为人民谋福祉的道义正当性源泉。因此，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定型化的根本保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重在“能力”而非“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重在“能力”而非“治理”。冷战结束以来，治理概念变得日益复杂起来，融入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因素，各种与治理相关的说法纷至沓来，大致可以分为社会性的治理和政治性的治理两大类。社会性的治理概念包括“自组织治理”、“社会-政治治理”、“自我治理”、“沟通式治理”、“社会参与治理过程的新型治理”、“共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制度性治理”、“协调性治理”、“混合治理”、“公共治理”、“地方治理”和“最小政府治理”；政治性的治理概念包括“合作型治理”、“新公共管理型治理”、“良治”、“社会控制型治理”、“国际秩序治理”和“治理能力”。 “政治性治理”的核心是指国家为社会、政治为经济、政府为市场、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指引政治方向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一个有权有效的中央政府把自己的意志和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制度能力，说到底也就是国家能力。1993年以来，围绕国家能力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辩论，并由此分成了不同的思想阵营。在反对国家能力这个提法的人看来，中国是个“极权国家”、“威权国家”，要想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必须从削弱中国政府的公共权威入手，怎么还能讲什么加强国家能力呢？ 提倡国家能力的学者总结了美国建国以来和苏联解体前后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在美国建国者看来，美国宪法的首要使命是建构一个有权有效的中央政府，其次才是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设计人管理人的政府，最大的难处就在于：你必须使治人者先具备控制被治者的能力；然后使治人者有责任控制他们自己。”而“所谓权力，无非就是办事得以奏效的能力。所谓能力，无非是善于运用手段，达到目的。” 两百多年来，美国政界始终秉持建国者的真知灼见，不断提升国家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其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总统的君主化，不仅在宪法上长期保留君主化的可能性（二战后才有了任期限制），也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向总统集权。二十多年来，苏联解体的教训首先就在于国家能力一泻千里的丧失，解体前在西方的隐蔽冷战战略攻势下自毁长城，各方面极尽削弱、摧毁公共权威之能事，造成苏联的解体以及解体后政府权威的全面溃散，连强势的普金最近也不得不承认，至少还需要二十年才能让俄罗斯从一个三流国家重新变成一流大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十大基础性治理能力 根据现代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国家治理体系大致由十种基础性治理能力组成，分别是： 一、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强制能力； 二、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 三、培育和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教化能力； 四、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协调的统领能力； 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再分配能力； 六、调控和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规管能力； 七、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需求制度化的吸纳能力； 八、协调不同的利益，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整合能力； 九、适应环境变化，调整制度，回应挑战的学习-适应能力； 十、在数据与人、物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的认证能力。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这些基本治理能力的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以此将国家的行政、制度、法律直接贯彻到国民和企业个体。与治理能力相对应的政策范畴和建议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所指出的，我们在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它们分布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领域，这里仅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3-12-16 三中全会的《公报》与《决定》，围绕着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框架，在多年房地产调控以后，首次直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众多深层次的和根本性的问题，给中国房地产市场吹入一股新风。 2004年以来，飞涨的房价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2010年4月起，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以限贷和限购为代表的严厉的地产调控政策。作为楼市调控“撒手锏”的“限购令”是颇有争议的。很多研究表明，限购令对住房交易量在开始一段时间影响很大，但随后政策影响开始减小并变得不再显著。而对于人们最为关心的住房价格这个核心问题，限贷和限购的作用也是值得商榷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在2011年底才正式地显示出下跌的趋势（之前基本都处于胶着状态）。进入2013年以来，全国楼市涨声一片，特别是以北京为首的一线城市呈现出加速上涨的态势。今年8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20个，持平的城市有14个，而上涨的城市却有36个。房价上涨城市个数超越半数，这让仅“见效”不到一年的调控政策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房价调控为何“越调越高”？   进入年底，全国多个城市出现较明显的回暖情况，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楼市反弹的担忧。最近数据显示，今年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环比有65个城市的新房价格仍然在上涨，而同比则仅有温州下降，其余69个城市都在上升。面对这样的房价形势，“环比涨幅收窄”这一解读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行政性的管制措施应该只是暂时的，但这个调控却有长期化的趋势，而长期采取限购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相悖。原中国建设部总经济师兼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家瑾认为调控当中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这在解决了阶段性问题的同时，也引起供应量阶段性的下降，反而导致了供求矛盾激化。谢家瑾认为任何与增加有效供给方向和目标相悖的房地产政策出台都应该慎之又慎。 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纵观近几年来的房地产市场，“越调越高”成了一种广为诟病的政策魔咒。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制定政策时对房地产部门和国民经济中其他部门之间的交互联系缺乏通盘考虑或考虑得不足。其实不难看出，被称为“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措施的限贷和限购这两项政策，其实都针对的是住房需求。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的均衡价格和数量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所以调控板子全打在需求方上，难免偏颇。 根据西南财大去年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1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已经超过1套，为1.22套。这一数值比2010年中金公司发布的数据0.74套住房相比有大幅提高。那么，我国住房市场的需求为何如此强劲呢？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相关情况。从国土面积来看，中美国土面积差不多，美国适宜耕作的面积高达90％，平原面积在70％以上；我国平原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2%，丘陵和山地众多。从人口来看，美国人口3亿，中国13亿。从城市化进程来看，美国早已完成城市化，中国还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楼市的新增需求大。不过，中国一线城市房价超过纽约伦敦，但收入不及发达国家1/10。以上几个“基本面”上的比较显然难以完全解释中美房价的差异。其实，这里面还有两个隐藏的特殊原因。首先，美国人口分布更均匀，不像中国一样在大城市这么集中。其次，根据美联储的统计，2010年美国家庭的总资产37.9%属于金融资产，62.1%属于非金融资产。中国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在家庭总资产中，金融资产仅仅只占8.76%，而非金融资产占91.24%。 显然，投资渠道的匮乏是中国住房需求旺盛的重要原因。钱存银行里则很难跑赢CPI，贬值风险大；炒股不靠谱，80%的人亏损，2012年A股表现全球垫底，美股屡创新高，A股则还在2000点附近纠结；买黄金以往是稳当的，但今年以来黄金屡屡走低，“中国大妈抄底黄金”结果惨被套牢，而且黄金的走势依然看跌；买各种理财产品纷繁芜杂，也容易亏损；自己创业艰难，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生存困难等等……综合来看，投资不动产仍然是相对最靠谱的选择。投资需求伴随着轰轰烈烈进行中的城市化进程，最终促成了国内高房价的现状。调控方向从需求转向供给 刚刚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及60项改革措施，然而和房地产调控直接相关的条款并不多。有人解读为政府即将放松房地产调控，媒体报道甚至有地产中介以这个为噱头鼓吹客户抓紧买房，不然就要涨价了。这种解读显然是没有看懂《决定》。三中全会的《公报》与《决定》，围绕着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框架，在多年房地产调控以后，首次直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众多深层次的和根本性的问题，给中国房地产市场吹入一股新风。应该怎么读懂《决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所表达出的深刻含义并理解房地产调控市场走向呢？ 首先，治水宜疏不宜堵。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投资渠道的匮乏是中国住房需求旺盛的重要原因。那么，怎么疏通这个投资渠道的问题，而让社会资金不要一个劲地往房地产行业跑呢？三中全会《公报》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以前所提的“基础性作用”。纵观三中全会的《决定》，可谓浓墨重彩地在强调和突出“市场化”，为社会资本的投资渠道指路。我们可以预见，随着以民营资本为代表的社会非公有制资本的投资路子越来越多，可进入并盈利的行业越来越广，必然带来居民投资渠道的扩宽，这将在根本上减少住房的投资性需求，从而科学地抑制住房需求，比行政性质的调控要有效率得多。 其次，税收调节从长期来看将显著影响房地产行业。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房地产税并不是一个税种，而是一个体系，包括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等。“土地财政”是和中国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一个广为诟病的症结。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来获取收入是一锤子买卖，也容易造成短视后果，而地价的快速上涨和房价的上涨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毕竟土地和住房是面粉和面包的关系。通过推行房产税等房地产税，不仅可以通过增加住房的持有成本对需求进行市场化调节，也可以把地方政府的优化行为从短期引导向长期。 第三，三中全会《决定》所体现出的房地产调控从需求转向供给的标志之一，就是关于土地改革的各项措施。土地是房地产的根本。《决定》指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虽然宅基地不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但以工业、商业、综合等性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仍然将大大增加土地的总体供应规模，虽然不能进行商品房开发，但可以进行工业、旅游、养老等类型的项目建设。这对于当前我国大力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有何作用呢？笔者认为，这样的农地入市将对新型城镇化提供决定性的支撑作用。新型城镇化绝不是简单地把农民变成市民，而是要彻底转变其工作和生活方式，其中最核心的要点就是提供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而前面提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不仅能增加土地供应，也会通过工业、旅游、养老等类型项目的开发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为城镇化后的原农民新市民就近解决就业问题。以公共资源保障低收入人群 最后，政府将把更多目光投向抓保障房的建设，而逐渐放开对商品房的调控。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了建立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并规范和完善住房供应的“双轨制”与住房公积金制度。这项改革，一方面是把住房保障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成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之一；另一方面，也是要从融资手段上完善住房保障建设资金的不足。所谓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即是对低收入家庭保障其基本的住房需求，以廉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为主；对中等收入家庭以限价房、旧城区改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住房为主要改善渠道；而对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则主要通过市场调节。可以看出，住房保障制度是与《公告》和《决定》体现出的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精神相辅相成的：政府的努力方向（也是公共资源的投放方向）是保障低收入人群有最基本的住房可住，而其他的交给市场来决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3-12-13 劳动教养已废，“劳教思维”更当消除。废止劳动教养不易，扭转“劳教思维”可能更难。对此，我们要十分清醒。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顺时应势，决定废止劳动教养，是具体展现法治思维、践行法治方式的重要举措。“废止”而不是“改革”或“完善”劳动教养，体现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全面深入推进改革的真正勇气和决心。 20多年来，劳动教养制度及其实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许多人呼吁完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劳动教养制度直接与相继制定、颁行的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相悖，与多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冲突，更与加强实施宪法、落实宪法的人权保护要求格格不入。据以决定作出劳动教养的实体违法事实弹性极大，劳动教养决定和执行程序极不规范，劳动教养的惩罚性极强，对违法实施劳动教养很难制约，使得劳动教养成为众矢之的。 尤其近几年，当某些劳动教养的决定和执行机关以近乎张狂的姿态，恣意把劳动教养强加给一些良善公民，强加给一些为了维护自己或亲属合法权益而奔走呼号、“给政府找麻烦”、被一些地方领导视为“不稳定因素（分子）”的普通民众、弱势人物的时候，废止劳动教养就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而是基本人心和政治道义的需要了。废止劳动教养不只表明当政者明智，更表明当政者的内心道义感知、体认与社会公众的道义期待相一致。所谓得民心，此即一个侧面。 劳动教养已废，“劳教思维”更当消除。废止劳动教养不易，扭转“劳教思维”可能更难。对此，我们要十分清醒。“劳教思维”浸染甚深 “劳教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反法治的行政管理、社会控制思维。多年来“劳教思维”流播甚广，浸染甚深，毒害甚烈，纠正甚苦。 当有关领导者、有关政府部门认为采用法律依据更充分、合法性更强、更有利于被执法者保护其权益的方式执法，会给执法者造成“诸多不便”的时候，就选择采用或者威胁采用诸如劳动教养等合法性不足或不合法的执法方式，强制有关公民接受执法者的要求，停止有关违法或者合法行为，否则给予劳动教养等惩罚，这类领导思维、管理思维和执法办案思维就是“劳教思维”。 “劳教思维”的实质就是，为了方便行政管理、社会控制，及时制止有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控制不尽合法、合理的维权行动，或者压制合法、合理的维权行为，终结“缠访”、“闹访”、“造谣”和“诽谤”等行为，预防、控制或解决“群体性事件”，强化“维稳”效果，不顾法治要求，不依法治方式，动辄想到的就是采取没有法律依据、法律依据不足甚而违法的手段，规避相关法律规定，规避基本的正当法律程序，规避法律和公民权利对执法权的制约，以长官意志、部门意志替代法制，以“打（击）”“压（制）”、“惩（罚）”、“堵（堵言、堵心、堵路截访）”、“冷（漠）”、“（生）硬”、“（蛮）横”、“（粗）野”的思维惯性，而非以“热心为民，文明执法”、“心系群众，体恤民情”和“尊崇法治，保障人权”的理念，去处置各种违法行为及违法者，去打压合法行为及守法、维权公民。 “劳教思维”的主要内容或表现形式是：高度重视一切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不法行为或合法行为，不仅对它们一概不放过，而且尤其重视收集、“挖掘”“不稳定”因素、信息，特别是“不稳定”人员及其活动情况；对敏感人员、敏感信息和敏感行为、敏感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高度紧张；严厉对付有违长官意志、部门意志、“危及”领导者个人或部门“声誉”的批评言语；“闹访”、“缠访”、“诽谤”和“造谣”等行为及相关人员成为“劳教思维”的重点关照对象；对那些显然不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人员，对那些最多可能构成治安违法行为的人员，对有些根本没有违法行为、只是“触犯、得罪”了有关领导或部门的人员，在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责任的时候，或者这些领导、部门不愿意通过刑事司法程序或行政处罚程序予以处置的时候，劳动教养不仅成为这些领导、部门的首选，而且几乎是必选；在他们的思维和观念中，劳动教养手段有不少“先天优势”，例如，第一，用起来特别“方便”，决定程序简便，执行简便，完全就是一个部门自己说了算；第二，不会受到“掣肘”，尽管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它们几乎不会制约劳动教养决定的作出和执行；第三，劳动教养比治安处罚厉害，比刑事拘留“快捷”，“有把握”，何况，某机关在劳动教养、治安处罚和刑事拘留三者之间完全可以自由使用，交互使用，等等。 “劳教思维”的确已经成为一些领导干部、一些政府机关、部门的思维方式，“用好劳动教养”成为一些领导干部、一些机关、部门解决社会纠纷、消除矛盾的“南无经”，“送去劳教”成为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的口头禅，对一些不管应该或不应该劳动教养的人都实施劳动教养，成为一些领导和部门对付违法者、维权者或异己者的惯用手法。“劳教思维”加深社会矛盾 “劳教思维”具有复杂性，它是“维稳思维”的一个亚种。“维稳思维”简略地说，就是非法定、专门的社会纠纷裁判机关居于纠纷解决、矛盾化解的主导地位，削弱或排斥正当的司法程序和法律适用，常常不重视基本事实、偏离法律、有违法治，注重个别对待的政策，综合、交互利用劳动教养、截访堵访和花钱息访等手段，兼用“打压堵”与“利诱（许以利益而息访）”多种方式，控制社会、维持稳定的思维和心理。 我们非常清晰地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各项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基础条件之一。任何理性的人士都不会否定，更不会反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依法维护社会稳定、公共秩序，也是维护和发展个人自由的条件，不安全的社会、动荡不宁的环境，无益于整个社会和每个公民。因此，我们不会一般地、笼统地反对维稳，不会抽象地反对有关维护稳定的法律和政策，不会泛泛地反对维护稳定的认识和思维。 但是，作为特异的社会管理和控制方式的“维稳”，以及与之相应的“维稳思维”，则弊害丛生。有鉴于此，并为了对抗、纠正和消除“维稳”和“维稳思维”，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的要求。 暂且撇开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维稳思维”不说，单就“劳教思维”而言，其危害性显而易见。第一，它助长一些人、一些部门以“方便权力行使”为核心的权力观、法律观。劳动教养制度漏洞最多最大，他们就避开行政处罚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适用，多多利用劳动教养措施，只要权力能够充分、及时行使，就可以毫不顾及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第二，它助长一些人、一些部门以“管住管服民众”为理念的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不听招呼是吗？”“对我不满是吗？”“我就这么处理你，还不服是吗？”“你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治不了你是吗？”“送进劳教所去！”权力呈现出无比的淫威，执法者及其执法手段显示出无比的粗暴、蒙昧（比野蛮更野蛮），连起码的文明都说不上，更不要说其“人民性”、“正当性”、“公正性”等等了；第三，它助长一些人、一些部门充分利用不合理甚而不合法的“法律”、政策规定，强制推行一己之意志，对法律或政策漏洞肆意投机的观念和行为；第四，它虽然确有一些抑制违法的效果，但它助长了一些人和部门对许多守法者、甚而正当维权者的侵害，加剧了社会矛盾，加深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的沟壑，是在挖掘党和政府执政根基，损害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第五，它加剧了人们对宪法，对行政处罚法、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不信任，进一步破坏了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因为，面对一些人、一些部门恶迹昭著地滥用劳动教养措施，我们几乎长时间束手无策。警惕“劳教思维”借尸还魂 劳教思维必须扭转，逐步摈弃。但是，扭转“劳教思维”会很艰苦。 “劳教思维”不只是个别人、个别部门的思维，它是许多领导干部、执法者的思维，是一些执法部门的思维方式，“走捷径”，“便宜行使权力”，尽量不受法律制约，极力摆脱公民权利的制约，尽量钻透法律、政策疏漏而为我所用，这是流行深广的思维、观念和执法方式。 “劳教思维”在劳教废止后，难免会“移转”到其他法律、政策的理解、适用上。因为，一些法律规定本身就具有类似劳动教养的一些特性，其弹性之大，“口袋之深”，很适合“劳教思维”移居其所，比如，现在有不少人担心，劳教思维会借着刑法上的“口袋罪”等而还魂。 不过，无论有多困难，都要全力以赴地扭转、消除“劳教思维”，直至其再难生存和延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3-12-11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将其置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加以审视，会看得更为清晰。 在国内外各界眼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无疑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亮点之一。就海外媒体报道来看，大致有两种评价：一种强调这个新机构有利于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安全问题上更好地沟通，因为双方都有类似机构。实际上，这个观点去年就在一些海外学者中流行，今天这种判断成为现实，也许会让他们对于中国的制度建设有新的认识。第二种评价强调这个新机构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家安全认识的深化，有助于协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职能部门，整合信息，统一行动，提高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评论认为，此举符合全球趋势，因为许多大国都有类似机构，也说明中国在制度建设中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需要 毫无疑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将其置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加以审视，会看得更为清晰。 首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阶段。高风险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深受物质困乏的威胁，而是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对于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安全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于风险的感知和判断更有自主性，风险意识大大加强。就风险本身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增多，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日益紧密，已经深刻而全面地影响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比如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让普通中国人必须适应进入公共场所时的严格安检、街道上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以及各种演练演习。比如流行疾病由于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迅速蔓延，对于属地化管理的组织方式以及管理机构的应对能力提出严峻挑战。显然，如何为生活富裕后流动性更大的人口提供更高水平的安全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基本乃至首要问题。 其次，中国发展面对的国内国际情况日益复杂。各种不安全因素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紧密而频繁互动的过程中，不仅形式不断翻新，突发性、连锁性增强，而且后果的意外化、放大化可能也在增大，国内问题的国际化、国际问题的国内化越来越常见。在这种情况下，既需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不断调节和改善各种不安全因素赖以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也要不断增强应对措施的针对性，构建协调动员国内外资源的安全管理制度机制。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不断凸显。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面对的新国情。在这种国情条件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更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地位，通过制度机制创新，打破部门分割，整合各种力量，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提高制度合力。从维护社会稳定到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家和社会安全，是执政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艰巨任务，也为发挥整体制度优势提供了新的场合。 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具有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双重意义。在理念方面，决策者对于国家安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影响社会安全的多种因素（比如公共安全、信息安全）都纳入到国家安全的考虑范围，解决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政权安全与社会安全之间的脱节，深化了对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社会安全作为国家政权安全基础的地位更加突出，战略性更加显著。 在制度方面，领导小组一直是执政党对一些重要领域或重要问题进行集中领导，协调行动的制度，富有中国特色，具有工作机制灵活、高效、保密等特点。为应对国家安全，2000年9月，执政党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相关多个部门的一把手参与其中。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架构，但可以相信这个新机构比领导小组协调能力更强、常规化运行更规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委员会设计，也会为其他重要领域领导体制的改革完善提供参考。 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专门对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解释。他说，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国安会”有效运行的六要素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新的机构，要有效运行还需要解决诸多具体问题。其中六个基本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如何定义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关注的安全问题应该比《国家安全法》规定的范围更宽，比社会稳定涉及的问题范围更窄。在目前条件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在平衡对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同时，优先考虑非传统安全，因为后者种类庞杂、变化较大，跨领域、跨部门特点突出；应该在平衡对待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同时，优先处理内部安全问题，因为后者的发生过程更复杂，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影响更直接；应该在平衡对待各类安全问题的同时，优先处理热点突出问题，因为后者更受社会各界关注，产生的影响更明显。 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对国家安全工作进行集中统一领导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职能。集中统一领导可以具体分为：重大决策；协调各方；评估监督三种功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领导机关，不是执行机构，要管宏观、管综合，不能陷入具体安全问题的处理之中，那样也会干扰职能部门的正常运行。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发挥好制订国家安全战略、作出重大决定、汇总判断各方信息、协调集体行动、调配人员资源、评估政策执行、督促决策执行等基本职能，为各职能部门的正确行动提供指南、原则和支持。 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成单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成单位应该主要来自党、政、军三个系统。党的部门包括中宣部、统战部、中联部等，政府部门包括发改委、民委、工信部、国防部、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交通部、民政部、环保部、国新办、海洋局、宗教局、国家信访局、国土资源部，军队系统有武警、总参和总政。参与部门确定的依据是这些部门与传统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相关度和密切度。各参与部门的主要领导，或者负责相关业务的领导代表部门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 四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现有其他安全问题的集中领导机构的关系。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取代现有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那么它与“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央军委、中央政法委等机构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这些机构分工不同，但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最高领导机构，其他机构应该在其统一指导和协调下行动。 五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机制。国家安全委员会设主席，主任委员和委员。主席由国家主席兼任，主任委员由政治局委员担任，各参与单位的代表为委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建立定期会商议事制度，决策民主集中制度，执行协调配合制度等。应该设立日常工作机构，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服务，并负责落实委员会的决定。 六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机构，要制订相应的法律来明确其地位。在立法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国家主席令的形式来宣布成立，并制订内部议事规则等相关法规。 要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加以设计和完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基本理论研究、国家安全的制度建设和实践应对研究，以及其他国家相应机构的研究，既要明确和深化国家安全的理论基础，也要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机制，使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制度创新能够更好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有效地与现有体制机制实现结合。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11-20 笼络东南亚国家，瓦解奥巴马的亚太战略，是维护中美关系的好棋，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赢得更多时间。可以说，习李东南亚之行是在合适的时间推出了合适的政策。 东南亚外交舞台十月份精彩纷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成为大戏主角。奥巴马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被迫临阵取消行程；习近平在印尼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概念，深受东南亚国家欢迎。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无疑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大挫折，将产生深刻的地缘政治影响。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宣布将中国与印尼和马来西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积极推动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主动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号召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完善中国—东盟防长会议机制，构造区域安全合作框架。最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习近平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李克强总理随后出席东亚峰会，并对文莱、泰国、越南进行正式访问。中泰在能源、海洋、投资等领域达成协议，并确定以“大米换高铁”的模式，推动地区内互联互通建设；中越同意成立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努力创新思维，破解南海这一两国关系中唯一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全面升级与东盟关系   习李东南亚外交新政展现出中国东南亚战略的新轮廓，概言之，通过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倡议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从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提升中国与东盟关系。 中国已与东盟建成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目前中国与东盟年贸易额已高达4000多亿美元，相互累计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外资来源地。然而，中国与东盟至今尚未实现自贸区框架下全面贸易与投资开放，有鉴于此，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访问中都主张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中国在东南亚增加投资创造条件，为双方经济与贸易扩展提供更多机会，从而使双方都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 此种安排与二战后美国协助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如出一辙。该计划的核心在于通过振兴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来培育和建设自己的投资渠道和出口市场。因为经济结构失衡，外储过剩、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出口增速下降已成中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地缘和文化相近的优势，东南亚理所当然地是中国商品和资本输出的桥头堡，有利于中国资本、经贸和制造业突围。东盟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的地位仅次于港澳台，在此打造新版马歇尔计划，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 习李宣布中国将协助东南亚国家建设高铁等基础设施，这是两位领导人此次出访的重头戏之一。高铁出口不仅能促进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还有助于加强双方基础设施方面的金融和技术合作，推动泛亚铁路建设，促进区域内互联互通，大大改善东南亚半岛的客运、货运和物流状况。 习近平10月3日提出中国愿与东盟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显示中方决定升级与东盟的关系，扩大双边政治与安全合作，用法律形式巩固和平，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的疑虑。李克强在随后的访问中跟进，就深化双方政治、安全、经贸、互联互通、海上合作、社会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阐述立场和看法，其首要议题之一就是探讨《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李克强代表中国再倡“新安全观”，赞同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坦诚对话，争取凝聚政治共识，赢得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信任，从而为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排除障碍。 中国与东盟曾多次呼吁增强政治互信，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难以落地生根。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动议，标志着中国决意制度化与东盟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关系。这一进程的顺利推进，将有助于体现中国和东盟共同致力于维护包括南海在内的地区和平稳定的信心和意志。 基于此精神，中国宣布分别与印尼和马来西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印尼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要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联合反击恐怖主义活动、共同维护海上安全、推进国防工业领域的交流等。在马来西亚，习近平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包括增加两军交流、深化执法合作、联合反恐、联手打击跨境犯罪等，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高度。 迈向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过程更多呈现的是渐变而非突变。中国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新安全观”，并以此指导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印尼和马来西亚起初对中国的主张回应谨慎，基本上是看一步走一步，缓慢推动与中国的防务关系。2014年，印尼将邀请所有东盟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对话伙伴举办联合海上演习，这显示东盟国家如今增强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安全信任。建立互信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水到渠成。奥巴马缺席峰会警示东盟   奥巴马上任之初，对童年生活地印尼引以为豪，声称他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在希拉里推波助澜之下，奥巴马出台重返亚洲政策，图谋借此限制中国在亚太的势力增长。受此驱动，美国渴望能与东南亚国家巩固和扩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包括传统友邦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也包括新朋友印尼和马来西亚，甚至包括宿敌越南。确有国家一度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寄予厚望，试图依靠美国来抵抗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冲击。一段时间之内，美国似乎已通过其在亚洲的“同路人”将中国团团围住，而中国也有论者认定其再平衡战略本质上就是遏制政策的翻版。 事与愿违的是，就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第一年，钟摆好像又回到原点。美国忙于处理内部的政党争执、财政问题以及外部的中东乱局，无力阻挡东亚向传统秩序的回归。后”阿拉伯之春”时代让美国的中东和亚洲政策备受批评。从开罗到大马士革、从阿富汗到伊朗、从以色列到沙特，美国四处救火，疲于奔命。政府关门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虚弱（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美国强大的证明：政府部分停摆，而天下照样太平），但债务上限争拗清楚地表明美国缺乏资源来应对东亚的分化组合。 小布什曾故意不出席关键的东盟会议，而奥巴马素来对参加东盟峰会抱以热忱，今年无法现身东盟峰会，确属事出有因。在内政与外交之间，美国无疑须优先处理前者。就奥巴马而言，只有避免债务违约，摆脱利益集团讹诈，他才能腾出手来执行其亚太战略。共和党内茶党势力坐大，意味着孤立主义卷土重来，这使美国的国际信誉大打折扣。 奥巴马的缺席让东盟国家明白，指望美国来平衡中国恐属虚妄；美国的债务上限争拗，也让东南亚国家理解了中国资本和市场的重要性。可以预估的是，东盟将更加依靠规则来经营成员国关系，并要求外部力量遵守包括《东盟宪章》在内的区域规范；东盟也会更多地依靠自身力量在中美之间坚守中立，巩固内部团结，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从而抵消中美竞争在亚太的负面影响。中国如何成功投射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未来发展将面临三方面的挑战：犹存的信任赤字、未解决的领土纠纷、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干扰。身为大国，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不能放弃原则，但是必须进退有据，从容不迫，展现足够的灵活和耐心，这样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 习李在访问中展示出大国胸襟和极大的灵活性。他们没有让消极因素主导中国和东盟关系，而是聚焦在双方能取得共识的领域，比如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南海议题上，中方致力于缓解南海紧张局势，号召共同开发海洋资源，诉诸外交手段来解决领土纠纷。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中方表示既要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拿核心利益做交易，又承诺继续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务实合作，增进互信和共识，排除干扰，循序渐进，最后制定符合本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准则。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开放签署，鼓励所有愿意遵守其规则的区域外国家加入，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一般都有条文规定缔约方不得参加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要求不与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规定缔约一方不得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缔约另一方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鉴于东盟国家既有的开放合作安全模式，它们需要时间和智慧去消化中国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倡议，特别是其中有关第三方的条款。...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旭东 2013-11-15 全方位的改革竞速是中美日三国竞争的核心领域，只有在这场改革中取得领先，才能将自身建设成为富有雄厚实力的地区性主导国家，力图推行的区域政治经济发展战略也才能被区域内各国广泛接受和认同，并付诸实施。 受困于国内预算谈判的政治泥沼，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取消了年度东亚峰会之行，这也是他第三次因为国内政治因素放弃对东亚国家的访问。 美国学界观点分歧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究竟因政府停摆和债务危机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和冲击？此次峰会是否会成为东亚地区发展轨迹的分水岭？在美国国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 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欧世林（Michael Auslin）认为，奥巴马取消访问行程无关大碍。在他看来，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力量依然在东亚稳定存在，中国同东盟部分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也未见改善，而且亚洲国家已经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深信不疑，更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可以体谅奥巴马总统不能与会的政治不便，加上东亚峰会尽是些形式大于内容的秀场，成果寥寥，不去也罢。 奥巴马的共和党对手则批评奥巴马善于承诺和订立远大目标，却往往迟于付诸行动，更缺乏有效战略举措，甚至对其冠以“口惠而实不至”的名号。在他们看来，即使美国大力调整全球军事部署，中国也在不断缩小同美国的国防力量差距；奥巴马至今未能同东亚国家签署任何一项新的双边自贸协定；拟议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被要求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协议，恐怕不大现实。总体而言，没有任何实质的经济与外交成就同美国作为常在性亚太主导大国的地位相称。这一点奥巴马的作为甚至不及小布什，毕竟后者任内同韩国签署了自贸协定，还与中国建立了至今仍发挥举足轻重影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由此观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似有“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之感，始终缺少令人信服的标志性成果。 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当前对其在亚洲所处地位和推行战略的困惑：一方面对自身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及影响，自信中带有隐忧；另一方面对东亚地区整体发展的局面，不满但略感无所适从。美国面临四大挑战   尽管推行近四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重要环节不可轻易否定，但是美国显然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首先，从综合实力对比上看，绝大多数机构均预测中美两国的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几年间快速接近，甚至中国将完成对美国的反超。根据购买力平价，1980年美国对全球GDP贡献比例达25%，而中国只有2.2%；到2017年，美国这一比例将下滑到17.6%，而中国则会上升至1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最早于2016年同美国经济总量持平。而按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预测，中国将于2030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其次，从军事实力对比上看，尽管美国将维持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地位，但与中国的差距将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中国的国防科技不断发展将对美国构成压力，而国防开支削减将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化与运用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在未来十年间，美国将削减1.2万亿美元军费开支，这将影响12万名士兵、三艘航母编队以及近三分之一战斗机的服役。与之相对，根据兰德公司测算，到2025年，中国的军事开支将达到1850亿美元（按照2001年美元标准计算），大约相当于美国2003年国防开支的五分之三。2003年到2025年期间，中国国防采购和研发方面的支出预计将增加一倍。 第三，从美元的国际地位来看，虽然美元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值和交易结算货币短期之内不会发生改变，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忧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引发美国国债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日益严重的冲击，努力寻找美元以外的投资保值手段并鼓励双边本币贸易结算。可以说，自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金本位解体以来，没有哪一任美国政府如同奥巴马政府一样对美元的国际地位造成如此严重的损伤，而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失去了美元霸权的支撑，美国的财政和金融体系都必将遭遇史无前例的冲击。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质疑。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作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在此番预算和债务上限谈判中充分暴露其弊端，美国国会两党充分利用民主制度的种种漏洞，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和全体选民利益之上，使得美国政治运作陷入了“锁死状态”。这无疑令美国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也使美国在国际上推广其信奉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时缺少足够的信服力。 上述挑战给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对此，有学者不无调侃地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注定不受欢迎，只是作为一项负责任的明智战略，其本身也应该是平衡的。 中美日三国改革竞速   笔者认为，目前东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正处在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中国、美国及其盟友日本都在历史上一段时间主导过这一进程的演进，这三个国家也将对未来该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多种竞争性的东亚一体化发展路径。学术界常用否定式语句强调国际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缺少中美等主要大国的参与便没有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但更应该强调的是，有中美等大国的参与，国际合作也未必应运而生。在推进东亚政治和经济进程方面，中美两国更多面对的是“重合利益”而非“共同利益”，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决定了中美未来是更多以竞争方式还是更多以合作方式来实现利益。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倡导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日本倡导的“价值观同盟”和美国倡导的“亚太再平衡”可被视为三种竞争性的亚太地区政经进程发展路径。究竟哪种战略将成为东亚地区未来的主导战略？笔者认为这取决于三方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