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5-07-22 坚持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以最大的努力把“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落实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外交之中，淡化地缘政治博弈色彩，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旨在强化它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并试图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找到更大的立足点，拉拢更多利益一致的国家。该战略高调提出后，本地区的局势变得相当复杂，而最近中美军机在南海对峙，更使双边关系颇具火药味。中国该如何应对中美之间日益复杂的局势，考验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 中美关系框架下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发展同美国、俄国等大国的关系，尤其是美国。鉴于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角色和对亚太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与亚太诸多国家和地区打交道时，往往会“绕道华盛顿”，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纳入中美关系的大框架，这一传统做法有其合理性。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时期外交方针把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关键位置，习近平更以“远亲不如近邻”为这一政策做出了通俗的解释。2013年9月，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十八大之后，外交部长王毅连续五次到访东盟，习近平主席去年出访印尼、马来西亚后，李克强总理访问文莱、泰国、越南。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继“新型大国关系”与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最重要的外交政策。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半年来，南海地区的局势不但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渐趋紧张。菲律宾多处刁难中国，越南试图把并无争议的西沙群岛纳入“有争议的”领土范围内，美国在该议题上越来越采取进攻性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办？ 笔者认为，坚持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以最大的努力把“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落实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外交之中，淡化地缘政治博弈色彩，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 对中国崛起感受最强烈的国家，除守成大国美国之外，无疑就是我们的近邻。东盟当初成立时，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些小国家希望能联合起来，以集体的方式同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打交道。再加上领土领海纠纷等历史原因，尤其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扮演的角色，中国同“近邻”的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得到显著改善，更不可能都朝着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努力的方向发展。因此，客观冷静面对复杂的地区形势，对美国和周边国家承诺中国不谋求欧亚大陆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从而减少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怀疑和防范，这显得尤其重要。 深耕细作经济外交与公共外交 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加紧推行“重返亚洲”政策，但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十分有限。美国智库人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虽对中国有所顾虑，但历史上中国鲜有“以大欺小”的记录，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友好的。同时，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周边国家，及时提出“一带一路”等引人瞩目的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美国始终无法在这个地区找到“重返”的立足点。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等待机会，等待该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或者等待中国“犯错误”，即等到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激烈冲突，或者出现某种让中国邻邦感到极端不安的事件。到那时，美国实质性的“重返亚洲”就容易得多。日前，美国某智库就提出，经过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与中国的对峙以及中国激烈的回应后，美国“重返亚洲”、加强在南海的存在、多头并进、领导该地区的时机可能已经到来。 虽然形势咄咄逼人，迄今为止中国依然保持冷静。中国的确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与领海纠纷，但这些国家传统上都是友好国家，且以其实力并不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如果在同这些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动辄以武力威胁，反应过激，可能会促使日本成功地联合域内国家来抗衡中国，更大的可能是为美国“重返亚洲”提供了奥援，为其提供掌控东亚的立足点。这都是中国不愿意见到的。 中国不怕美国“重返亚洲”，更不会忌惮域内任何国家，但在近期若干年，和谐的周边关系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后不被美方理解，甚至波折不断，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误解。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及其对国际体系转型与国际权力转移带来的风险深怀忧虑。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体系的相互沟通与塑造。 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与美国的躁动，考验中国领导人推行睦邻友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努力。消除一些国家日益加深的对华忧虑甚至疑惧，不只是靠外交层面的工作就可以解决的，更需要深入细致的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来推动，甚至需要一些民间团体和社会智库出面安排私下沟通与运作。 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在世界尤其是亚洲周边国家眼里，早就不再是一个遭受了百年屈辱的弱国，而是一个几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中国的一言一行，包括外交部发言人铿锵之语和各大媒体不乏情绪与激愤的新闻报道，都会被世界尤其是比中国弱小的近邻仔细解读。 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海风云再起，美国急于“重返亚洲”，充斥于中国媒体的解读是：美国感受到“一带一路”战略在地缘上对其利益的严重挑战，挑拨周边小国闹事，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在美国、日本、尤其是东盟一些国家的媒体上，情绪化的话语相当类似：中国强大了，准备开始以武力改变现状，要开始欺负那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了。应该说，持这种看法的人士越来越多，这对我们防止中国威胁论蔓延、开展和平外交是相当不利的。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演讲时指出的：“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一代领导人对世界潮流，对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都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当前的外交重点之一是孤立日本，切忌四面树敌，张牙舞爪。我们不仅自己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更应该让近邻与世界理解并接受我们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立场。 中国目前需要做的事情，是要让周边国家相信中国的诚意，相信中国无意重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也无意执行与美国迂回作战的“西进”战略。除了适当规管国内媒体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处乱不惊，适应自己迅速崛起的大国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我们有领导亚洲的责任，需要制定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为域内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为地区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与周边国家深化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这是中国应对美国“重返亚洲”行动的最好策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5-07-06 政府的职能在新的形势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因此必须在深化分权的同时，改进权力集中的形式和效果，构建起良性的分权与集中关系。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新的一年，政府要继续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形成改革发展的合力。然而，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继续放权，还要构建适应多元利益格局的集中统筹机制，使分权与集中同步推进，相互促进，将市场社会的活力与中国的制度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下放权力和集中权力同步进行 十八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决策者对于新形势下权力关系的调整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更为切实的举措。高层以放权来激发改革，以集中来深化改革，实现二者的同步推进。 下放权力集中体现为大幅度、高频率的“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内容丰富，不单单是解除对企业和社会的行政约束，还包含着赋权给企业、社会和地方政府。比如在工商登记上将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就是对企业给予更大信任，推动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既体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也支持了专业化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壮大，起到了分担政府职能，提高社会自治的作用。 将更多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是这次“简政放权”值得持续关注的亮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直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但是地方多被简单理解为省级，忽视了地方的多层次性，造成权力下放的“中梗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层次也不一样，要使地方政府更有力有效、就近就便进行经济社会管理，中央就要把相应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放给省一级的，省里要接好管好；放给市县的，省一级要及时下放，不截留，不梗阻，市县一级也要接好管好。除了行政审批权外，立法权和资金使用自主权也在向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下放。这些举措有助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权责关系。 在下放权力的同时，权力集中的统筹功能在实现机制和效果上也在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总书记亲自负责多个具有统筹、指导、推动、督促功能的领导小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并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充分发挥了党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 二是发挥好现有制度机制的协调统筹功能。一方面通过部级联席会议的方式推动跨部门的改革举措，另一方面落实具有统筹功能的部门职权。比如在立法方面，为了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三是构建新的体制机制，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难点热点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 分权与集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集中权力，都是对现有权力配置格局的调整和改变，涉及到具体层级、部门的利益。李克强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不是剪指甲而是割腕。目前，下放权力和集中权力过程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对于如此激烈的权力配置调整，一些官员认识不统一，产生观望等待心理。客观地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构建了一套基于政绩竞争的激励机制，官员队伍也形成了相应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取得更多显性的成绩，也能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有为才能有位”，“有位”就有更大的权力行使自主空间。将权力下放给市场、社会以及下级，既是削弱自己掌握的权力，也改变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推动各项工作的方式。这些新的变化无论在速度还是幅度上超出了一些官员的心理预期和行为调整能力，滋生了观望、等待、不作为的情绪和心态。 第二，权力下放存在“最先一公里”问题。尽管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国家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还带有深刻的计划经济体制痕迹，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被具体化、明显化，造成了各类管治权力的分散化、碎片化，典型的就是食品卫生领域的“九龙治水”现象。这种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的部门化格局造成了“简政放权”初期的不系统、不协调、不同步问题。 第三，权力下放中的“最后一公里”。之所以下放权力，是因为地方政府可以就近就便管理和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和市场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不过，权力下放到最后的环节，往往会产生阻滞，或者是地方由于多轮的机构改革，没有了明确的承接主体，或者是地方部门条件有限、能力不足，难以行使好下放的权力，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四，权力集中过程中的党政关系。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党的统筹协调功能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但在“党政分开”原则并没有明确定论的情况下，对新时期党政关系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并造成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无所适从状态。 第五，权力集中的监督制约。李克强总理在修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亲自加上了“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一句，充分体现了对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决心。中国并不缺少权力集中的传统和土壤，而且很容易就实现，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着力在理论和制度上平衡好分权和集中的关系 分权和集中是国家治理必须解决的一对关系，对于中国这个正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政府的职能在新的形势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因此必须在深化分权的同时，改进权力集中的形式和效果，构建起良性的分权与集中关系，以下几点应优先关注: 首先，要做好理论创新工作。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不仅得到自我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也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分权与集中是各国都面临的普遍问题，在中国应当有符合国情、论证充分的理论解释，这样才能为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和方向。 其次，要重视权力下放中的能力建设。权力下放不能一放了事，必须接得住、管得好，这就需要加强市场、社会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等的能力建设。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因为它们是国家职能向经济社会生活延伸的末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东宾 2015-05-28 土地金融创新组合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土地经营权为支点，撬动农民各类资产和农村物权的金融权能，促进资产变资本，让金融创新惠及更多农户。组合模式下，制度创新与机制设计更加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等权能，为破解农村金融有效抵押品不足难题打开新的政策空间。2014年11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三权分置”为核心的第二次土地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就此做了32字的总结：“三权分置、确权登记、有序流转、适度规模、家庭基础、农民自愿、农地农用、鼓励种粮。”这些重大改革将推动土地金融进入农村金融创新的主流领域。然而实践中发现，“就土地论土地”的金融创新还不足以有效支撑金融需求，现实要求结合其它农村物权以及增信方式，形成组合模式，开展基于农村土地的综合性金融创新。  组合模式诸领域 （一）产业链组合。土地金融要探索产业化链上下游间的纵向组合模式，对产业化程度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供应链金融服务。可按照这一思路，采取新型经营主体为农户提供担保、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反担保的方式，将土地金融与供应链金融有机结合。 （二）经营主体组合。土地金融要促进农业经营主体的横向组合，做活“联保”、“互保”的实现形式，进一步激活土地经营权的担保权能。目前的联保大多是以三户或五户为单位，采用信用联保方式，很容易出现信用风险“传染”，形成集体连片违约，实际效果很不理想。可探索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组成标的资产池，凭此进行农户“联保”、“互保”，与已有的信用联保方式相结合，实现额度增信。 （三）农村物权组合。土地金融要推动各类型农村物权之间的组合。许多地方单就土地论土地，忽略了实际田间设施投入，以“裸地”核定贷款额度，自然脱离了产业与生产实际。很多地区的创新试点已经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单权抵押”延伸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草场权、滩涂养殖权等，“多权合一”的组合创新时机已经相对成熟。 （四）涉农政策组合。土地金融要探索与涉农补贴、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涉农政策之间的组合模式。近期，中国农业银行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意见》，就是银行金融创新与政府财政政策组合的范例。农业银行出台的《意见》针对整体性金融支持与金融创新安排，政府出台的政策更多地代表着财政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产业扶贫已成为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重要政策抓手，但仍有部分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农户难以承担个人自筹部分，需要金融机构支持。在此情况下，可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涉农（扶贫）补贴”模式，既可解决低收入农户的缺额资金需求，又可以提高扶贫精准性，从而让更多农民享受到优惠政策。 （五）农业保险组合。土地金融创新还要特别注重发挥保险的作用，探索“金融+保险”组合模式。可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保单”组合模式，发挥“金融+保险”协同作用，有效防范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等。 再造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组合模式可产生协同效应，但复杂性随之提高，这就要求风险甄别、风险管理与防范措施的配套建设。当前的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已经落后于实践发展，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户的信用风险悖论问题，即农民勤劳踏实，信用风险反而高，这是因为只要第一还款来源产生问题，即归入农民的信用风险。这样一来，所有风险最终表现为农户的信用风险。 根据当前“三农”实际，可探索建设依“责任主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原则的风险管理体系，一旦发生风险，依风险类别对应不同的主体责任次序。若发生自然风险，则保险公司的保单赔付为第一责任；对于经营风险，农户为第一责任人；因农户信息不准确导致信用风险时，承担担保责任的新型经营主体承担第一责任。这样的原则下，风险不是被简单地归并到农民身上，而是分解厘清风险来源与特点，并与不同的责任主体相对应。 具体而言，自然风险与保险机构保单对应，补贴到位风险与政府机构对应，信用风险与新型经营主体对应，经营风险与农户对应，市场风险与订单对应等等，组合模式涉及的各主体依市场角色各自对应不同的风险处置责任。这样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保单及时赔付，政策补贴及时到位，市场订单按合约执行，帮助农民综合管理各类风险。 政策建议 组合模式的核心在于以土地经营权为支点，撬动农民各类资产和农村物权的金融权能，促进资产变资本，让金融创新惠及更多农户。组合模式下，制度创新与机制设计更加重要，应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一）承包权与经营权之间建立风险防火墙。新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原则是“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后，金融权能进入“经营权”权利束，这意味着土地金融创新应限定在“经营权”范畴，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金融创新，首要原则是金融风险不能转嫁或波及到“承包权”。这样的金融创新才符合“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政策要求。 （二）土地金融创新应放入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范畴考量。与土地制度改革相对应，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众所周知，家庭经营农户生产技术强、诚信程度高但抗风险能力相对薄弱，是农村金融“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群体，因而也是农村普惠金融建设指向的主要对象。 （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要促进各主体的平等诚信。基于“风险类别与责任主体相匹配”原则的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有利于形成产业链上的“风险和利益”共同体，并且可以真正更有效地分解出农户的信用风险，从而更有利于保护位于产业链末端的普通农户，因而这种创新机制将导向更加公平合理的农村金融体系。 （四）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金融创新开始进入大型金融机构的视野，成为农村金融创新的主要领域之一。今年8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成为全国第一家在总行层面推行该类型贷款的大型商业银行。 （五）发挥好“一平台、一基金”的作用。各地的试点中普遍构建了“一平台、一基金”作为保障措施，即土地融资服务平台（政策性担保平台）和财政出资建立的风险补偿基金。商业性担保职能侧重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性担保职能侧重家庭经营农户和普通农户，风险补偿基金则侧重中低收入农户特别是困难农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景烈 2015-05-19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应该在维持高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两年来的经济下滑如果长期延续，后果将是工业凋敝，收入增长放缓，就业不稳，中国将重蹈拉美化覆辙。 本月中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经济大势，保持调控定力，坚持底线思维，按照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为充分领会此次会议显示的方向性信息，我们有必要了解两年多来经济政策的走向，深入辨析目前流行的舆论意见，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中央经济政策呈现执中特点 从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的经济决策总体上带有折中主义或谨慎的特点。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到2014年5月28日，决策层同时又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下面两个方面，这一特点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国企改革谨慎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当时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并没有如何避免国资流失的相应内容。不过几个月后，习近平在2014年的“两会”上强调不许出现国资流失的情况。他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国资委对于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比较谨慎，没有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而是要求先试点再推广。2014年7月中旬，国资委正式宣布选择六家央企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决定》提到了国企领导人的股权激励方案，因为涉及到国资流失，国资委在这方面至今也没有出台具体细则，媒体报道说该细则可能会在2015年初出台。 其二，在“降速提质”方面，官方也比较谨慎。现在官方提出的“新常态”，就是折中主义的典型表述，一面说赞同降低速度，由高速换档到中高速，容忍“阵痛”，但一面又强调不能降得太多太快。 2013年6月底，央行未按惯例放钱，令银行措手不及，出现了一次“钱荒”，一时间人心惶惶。好在政府停止了不作为，出手“稳增长”，令2013年避开了危机的爆发。尽管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在2013年7、8月份爆发，但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成功地制造了弥漫朝野的“危机舆论”，对官方的经济决策的方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问题是当危机确实逼近时，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2013年上半年经济下滑较严重，让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运行发挥自动调节作用的思路有所调整，政府更为重视宏观调控，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4年上半年经济下滑更为明显，依靠改革红利来拉动经济的思路也有所丰富，政府重新拿出传统办法，通过大幅提高铁路、农田水利、港口、城市基建等领域的投资来拉动经济。 今年增速跌破7.5%已成定局。一个解释是，降低速度是必需的，有利于产业升级及结构调整。从历史来看，速度下降质量却提升、速度下降就业却上升、速度下降收入却上升的情况，其它国家成功的案例不多。 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企图在速度下降之时仍能提升质量、提高就业和提高收入，难度较大。其一，在放权与扩大私企投资领域的刺激之下，私企的投资并没有明显上升。企业要投资，就必须有利润可赚，经济形势预期就要上升，现在经济下滑严重，利润空间压缩，加大投资的动力不足。其二，创业也是如此，经济形势好，才有钱可赚，大家才敢投资创业；形势若不好，创业成功率就低，甚至不敢创业。正如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其三，对小微企业最大的帮助，是经济繁荣、保持高增长率以及较低的利率。降低经济速度，让企业陷入困难，也就很难为中小企业解困；制造钱荒，让银行放贷困难，同时维持高利率，不仅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也不堪重负，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也就很难得到缓解。 总的来看，经济调整是痛苦的事，这种痛苦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尽量缩短持续时间。 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亟待厘清的几个问题 就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时候，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度GDP数字显示，美国经济7至9月份以5%的年增速增长。个别美国经济学家盼望美国高速增长，跑到中国来却说低增长是好事情。中国决策者对各种理论说法需要抱有必要的怀疑，并根据现状做审慎分析。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亟需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作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一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包括质量），这是近年来经济工作实践所证明的。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应该在维持高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企图在低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难度较大。两年来的经济下滑如果长期延续，后果将是工业凋敝，收入增长放缓，就业不稳，中国将重蹈拉美化覆辙。 第二，不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可能导致经济休克。对这一点，不仅政府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认识，中国知识界也没能将这一问题争辩得太清楚，因此不能苛责政府。在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定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紧跟着就指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可见，“稳增长”与“调结构”被视为相对立的两个目标。 “调结构”这个筐，什么都能装。不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并不是好的调结构；更具体而言，调结构应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标准，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调结构，都不是好的调结构。比如，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为方向的调结构，实际上未必一定是产业升级，也可能是产业降级，因为第三产业未必比工业高端，否则美国政府近年来也不至于试图推动部分制造业的复兴。对我国经济工作来说，最为可取且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是促进稳增长的调结构。 第三，国企改革的几个理论误区有待澄清。近期，一些主张私有化的学者再次纷纷抱怨一年来国企改革陷入了僵局。例如，“现在国企改革很难，阻力来自于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体。”又如，“在过去一年，产生了强大的改革阻力……改革陷入了进展迟缓的僵局。”这些学者的抱怨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两会”上的警告，“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并非无的放矢。 关于国企改革，运动式的私有化是错误的，既无经济合理性，也无政治合理性；国企去行政化、党管干部变为职业经理人制、股权激励等所谓改革措施，未必有利于优化企业管理，也未必有利于政府对资源的掌控。这些问题都亟待梳理和澄清。 （本文原载于2014年12月《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5-05-11 在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过程中，要深入研究和遵循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规律，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应中国国际定位和国内期待的话语权建设途径。 国家间竞争是全方位的，当前话语权的竞争日益突出。话语权不仅是表达的权力，还是国际事务中引领舆论、设定议程、构建共识的能力。与物质层面的权力相比，话语权具有柔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点。然而，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具政治和文化独特性的国家，要掌握国际话语权，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APEC会议的成功尝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表明了最高决策者对于国际话语权的高度重视。在一系列举措中，最近刚结束的APEC会议无疑是中国综合运用国际话语权的一次成功探索，全面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充分发挥会议主办国的优势，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丰富国际社会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和选择。据统计，在APEC成员经济体提出的100多项合作倡议中，其中50多项是中方提出的，并且得到了各方支持。 第二，依托中国的发展成就，为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办法。许多国际热点难点问题受制于各方观念或利益的冲突、资源的限制，难以解决，中国提供的方法不仅超越意识形态，而且愿意先行先试，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积极推动互联互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拿出400亿美元创建丝路基金。 第三，创造性地将全球性问题与中国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关注的主要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引领国际社会关注、分享中国经验。比如，中国在会议上首次倡导开展全球价值链、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这些新领域的合作；发表《北京反腐败宣言》，积极倡导反腐败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平台，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自己所做的探索努力和取得的经验。 第四，通过这次会议，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在体育赛会之外的组织协调能力，尤其是组织和引导国际政治经济会议、推动多边谈判方面的能力，显示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国际维度。 国际话语权建设正反侧重点 本次会议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外交遗产，值得进一步分析总结。就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而言，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要树立全球意识。国际话语权不是针对个别国家的，而是面向整个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处于激烈分化和变化时期，多元化和力量重组趋势明显。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依然掌握着话语权优势，但是西方社会内部也在发生着分化，欧洲国家与美国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话语权更加重视，并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乃至冲突。因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变化，不能只关注西方社会，尤其是不能只考虑美国的接受和认可，还要综合权衡国际社会中不同利益方的关注点，通过提出创造性方案，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在打造国际共识中发挥主动作用。 其次，要处理好国家主导的话语与社会表达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有强烈的国家主导色彩，有助于提高话语权建设的一致性，并在短时间内形成集中表达的效果，提高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不过，国家主导的话语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与国际社会的接受习惯不匹配，二是话语表达形式程式化过强，难以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活力。因此，要在发挥国家主导话语体系建设优势的同时，还要为国内社会力量参与国际事务创造条件和机会，实现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的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奏响和音。要做到这点，一方面要改进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建设，从社会创造的鲜活话语中汲取营养，缩小国家与社会在话语表达上的差距，消弭二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在双边、多边外交中，搭建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平台和机制，增强中国社会的话语权。 第三，要重视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治国理政经验的系统总结，加以“普世化”。中国近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我们的改革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其中的许多经验，也具有普适性，可供其它国家参考借鉴。例如，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中国在包括APEC会议在内的多个重要场合，倡议大力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并得到广泛赞同和实质化落实的原因。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就是一个可以“普世化”的经验。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将“中国特色”极端化为“中国例外论”，给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套上枷锁，并把自己疏离甚至对立于国际社会。只有系统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将其抽象化、理论化，才能使对国际社会的说服，从简单地举例子提升到理性思考对话的层次。 第四，要善于利用多边机制。中国是一个边界邻国众多的大国，并且长期以来坚持不结盟的外交立场。双边外交是中国解决许多国际问题的主要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必须看到，随着许多问题涉及多个国家，多边外交活动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多边外交活动除了要依靠现有的国际组织之外，还需要不断搭建新的多边交流平台，创建新的国际组织。在这点上，大部分国家实际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充分利用自己经济实力的提升，加强与各国联系的紧密度，我们将有更大的作为空间。APEC会议、G20峰会落户中国就说明了这点。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利用多边机制，来协调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在多边关系中团结和凝聚更多的力量，通过有效解决国际热点难点问题，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第五，要重视国际话语权的文本支撑。增强话语权也是一种文化建设，需要加强中国文化产品对外翻译和传播的工作。目前进行的国家对外传播工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翻译成果形式多样，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了媒介和载体，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对外翻译缺乏统筹规划，内容和语种的配置不平衡，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重视不够；二是重要官方文件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文本，而一些文件的翻译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制约了中国国际形象透明度的提升，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政策和治理方式的全面理解。 在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过程中，应该警惕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用“内宣”的思维来思考、规划和评价对外传播。执政党积累了丰富的对内宣传经验，并且掌握着大量的渠道和机制，也容易发动宣传动员，形成一致的舆论局面，但是在对外传播时候，切忌过度强调一致性、正式化、单向性以及高频率，应该有更强的受众意识、分众传播意识和互动意识。二是追求政绩的思维。话语权建设不同于经济工作，需要财政的投入，也需要时间的积累，不能急躁冒进，搞“大跃进”、“形象工程”，那样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但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要深入研究和遵循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规律，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适应中国国际定位和国内期待的话语权建设途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5-05-05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和政策，其目的都是要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和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的四个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案。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和政策，其目的都是要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和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的四个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案。 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速？ 判断当前经济增长是高于还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我们无法准确地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所以只能用间接方法进行判断，也就是根据物价和就业情况进行判断。如果经济中存在通缩压力、就业情况恶化，说明经济中存在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和其它资源，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此时的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 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看，目前通缩风险持续加大，PPI从2012年初至今，连续同比负增长，近期有所恶化；CPI也在大幅走低，我们预计CPI同比增长将从去年的2%进一步下滑到1.4%。CPI趋势性下行降低通货膨胀预期。2014年以来，CPI当月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2.5%持续下行至12月的1.5%，CPI愈趋强烈的下行趋势对通缩预期形成正反馈，不利于2015年CPI回归正常区间。PMI就业指数走势偏弱，从2012年至今，就业指数连续低于50以下，处于收缩区间，说明就业在恶化。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背后主要的拖累在于疲软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2015年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净出口也会随着海外经济持续复苏而好转，但房地产投资将继续拖累经济增速，预计2015年GDP增长7.3%。 未来几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以保持在7-7.5%左右。针对市场上关于未来几年中国潜在增长将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的预测，笔者并不认同。结合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中间过渡期大致在3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从2008年开始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下降趋势，至今已经6年多了，我们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即未来几年经济增长可能保持在7-7.5%左右。中长期看，中国仍将维持相当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我国有效的劳动力供给（25-64岁人口）在2025年前难以见到明显回落，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增长，劳动者的素质在提高。此外，改革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体制改革的红利是巨大的，潜在增长有望提高。从必要性来看，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增长空间很大。因此，不必对未来增长过于悲观。 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提高经济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改善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2）提高经济的创新能力，让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3）发展绿色GDP的任务特别迫切。有统计称，2005年至2013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0%，但是这种计算方法有问题，因为其分子是实物量，而分子是包含价格因素的名义量，如果把分母用去掉价格因素的实际GDP计算，那么同期中国单位GDP能耗反而上升了5%，说明中国的能耗在恶化，而不是改善，这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是一致的。 改革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关键。在改革方面，习近平主席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改革的决心是成功的前提。我们注意到，当前市场对改革仍然存有怀疑，部分观点似是而非，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1）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衰退，改革难以改变经济增长下滑趋势；2）改革更复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像飞机的某个零部件坏了之后，把坏掉的部分修好飞机就可以起飞，中国经济必须全面大修；3）改革阻力很大，不好推进。应该说这些担心，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不改革行吗？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决心和方法。中国历次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都很难。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可以成为改革的触发器，在日子好过的时候，谁也不愿改革。习主席表明决心，“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鉴于改革难度，我们认为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事件，改革最终成功可能需要3-5年时间。虽然改革不能立竿见影，但边际上的改善是看得见的。决心有了之后，方法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对改革持有信心。 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操作？ 在各项宏观政策中，因货币政策灵活性较高，在本轮金融危机后，被各个国家广泛运用，其中美国和日本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显著，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强劲复苏，日本经济已经走出多年的通缩状态。从我国情况看，最新的宏观经济数据继续显示，经济增长动能弱，通胀压力小，货币增速放缓，现行货币政策成效不大。中国的政策利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来说，调整缓慢且变动频率低。由于政策利率调整得不及时与不充分，在历史上多次引发经济过热、过冷和通胀率的大幅波动。 央行的无风险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的过程，受制于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种监管政策的影响。金融改革刚刚起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仍未被完全清理，这些均抑制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加之非标监管加强，表外融资大幅萎缩，实体经济主要靠银行信贷渠道融资，而无风险利率又几乎没有下降，银行的贷款利率和放贷标准升高，加重了企业部门的财务负担。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大概在90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按照7%的加权贷款利率简单计算，每年企业支付的利息成本在6万亿元以上，负担很重。因此，在新的、更高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建立以前，央行要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的功能，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直接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空间巨大，中国平均19%的法定存准率是全球之冠。中国央行从2003年开始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应对外汇储备推动的基础货币高速增长。提高法定存准率可以降低货币乘数，对冲外汇占款的大幅增加。现在形势已经逆转，今年前9个月，央行外汇资产增加不足8,000亿元，去年同期是1.7万亿元。尤其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外汇资产是净减少的，这意味着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下行压力凸显，因此形势需要央行反向操作，即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货币乘数，对冲央行外汇资产的下降。 是否应该用人民币贬值来“稳增长”？笔者认为，采取人民币汇率贬值政策是不明智的。首先，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总需求偏弱的格局下，中国出口份额在全球占比仍不断攀升，外贸顺差已经高达几千亿美元，此时再用“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汇率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出口以支撑本国经济，将会加大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其次，其它国家汇率可能跟进人民币的贬值，从而使人民币的有效贬值非常有限。最后，汇率大幅贬值，可能触发资本流出，增加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另外，在中国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也需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配合，如果汇率大幅贬值有损持币者信心。 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对中国有什么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略，通过该战略实现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意义巨大。从宏观层面来讲，互联互通亚洲区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行业层面看，国内四类产业将会受益，具体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产业、新兴产业和资源消耗型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主要含括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中亚国家、东盟十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里兰卡等28个国家和地区。该区域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共有38.2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3.6%，人口超过或接近1亿的国家有7个；2013年GDP总规模超过22.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0.2%，高于美国的22.4%和欧盟的23.2%。预计未来10年该区域将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全球新增需求的50-60%将来自该地区。 亚洲区内贸易比重有上升潜力，中国的影响力将稳步提高。2012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只有55.3%，低于欧盟的59.2%。虽然亚洲区域外贸易额比欧盟高出7.4%，但区域内贸易却比欧盟低8.3%。因此，随着未来互联互通亚洲区从全球制造业中心向消费中心的转型，区域内贸易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鉴于当前亚洲区各国平均1/6的贸易额来自中国，中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影响力有望持续提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凯 2015-04-21 以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言行看，他一定有根本改变和长期影响中国的革命性思想出台，这个思想的精髓必然是确保中国的体制长期稳定。 近期，大家都在关注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本文希望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这绝不是习近平标志性的思想理论高峰，而只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阶段性总结。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求真务实，不拘泥于各种意识形态标签，只要有利于强国富民就全力推进。在“文革”刚刚结束的背景下，这显得尤其伟大和适时。 “四个全面”讲的是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手段。结合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言行，笔者认为“四个全面”不是“习近平理论”的标志，习近平必然会提出超越前人的、影响深远的、具有明显习氏风格的思想理论。 “四个全面”不是习执政的标志性理论 “四个全面”推出的时机、节奏、规格，都不符合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性理论出台的常规。 据新华社消息，习总书记2014年12月中旬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在此前的11月初，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这是“三个全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三个全面”扩展为“四个全面”，说明该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 201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开始分别以“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让全面小康激荡中国”、“改革让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法治让国家治理迈向新境”、“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为题，连续发表五篇评论员文章，将“四个全面”明确为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总结称：两年多来，从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自此，全球媒体才如梦初醒，纷纷连篇累牍报道、分析、解读“四个全面”，而且调门越来越高。最近，舆论几乎一致认定“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思想的高峰，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标志。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月26日报道称：这意味着“四个全面”不仅将成为下月“两会”上的“主旋律”话题，还可能作为习近平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被写进党章。这个结论下得太仓促了。 “四个全面”的要害是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不是平等并行的关系，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达成目标的工具；而全面从严治党，是中枢，也是“四个全面”的纲绳。 从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和王岐山等领导人的讲话来看，从严治党，主要是抓两个问题：一是要求党员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则，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落实在行动上；二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着手建立一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自我净化系统。 从严治党做好了，牢牢掌握住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听指挥、高效率的强大组织，其力量将足以惊天动地，可以实现任何目标，其它三个全面就必然有充分的保障。 习近平是开辟新时代的领袖和思想家 从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言行看，他步履坚定，目光深邃，从容不迫，胸有成竹；他不是探索、试探，摸着石头过河的姿态，而是按自己的心中宏图，一步步推进落实；他没有摇摆，没有犹疑，自信坚定非比寻常。 习近平接任最高领导人之际，中国的现实是既有发展、也有困窘：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从高官到百姓，人们共同的感叹是：腐败太猖獗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当时的中国，表面的荣光后存在巨大的隐患，如有重大突发事件引爆，局面不堪设想。现在公开披露出来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骇人听闻的作为，难道人民群众之前不知道吗？非也！他们的恶行早在民间流传甚久，积淀为心中无奈的愤怒，如果有导火索，就会被点燃。 习近平接任最高领导人后，一手反腐，一手改革，从而消除党和国家的一个个隐患，逐步化解人民心中的积怨。两年多后的今天，任何真实的民调都会反映出：人民对共产党、对中国的信心大大增强，对共产党和最高领导人的信任度、亲近度大大增加。 习近平是1949年以后，唯一一位从大队支书、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会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直辖市委书记一个台阶不落地走上最高领导人位置的领袖。不仅如此，他在平民和基层岗位上经历了“文革”、1989年政治风波、苏联解体等意义重大的事件。对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利弊，他有真切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感受和思考充分体现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讲话和举措中。 他首要的任务是确保这个党、这个国家不垮掉，不能像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一样崩溃；他要确保这个国家有力量、有未来，成为强大而美好的国度，重现甚至超越历史的荣光；他还要确保这个国家的稳定繁荣是可续的而不是阶段性的。 以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言行看，他一定有根本改变和长期影响中国的革命性思想出台，这个思想的精髓必然是确保中国的体制长期稳定。 未来作为重大标志性理论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思想，将是涉及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单纯论述经济发展的；会是涉及制度变革的，而不是单纯的理论叙述；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的，而不是去马列化的；会是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贴合中国实际、真正可操作、受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理论设计。这个重大理论出台的时间，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前后。...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田安澜 2015-03-03 习近平和这届领导人对法治、依法治国、宪法精神的讲话，其中更多的是肯定表述与正能量。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并举，使得这届领导人肩膀上的任务异常繁重与艰难，对未来持包容、开放的心态，对改革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最大的体会是，习近平以明确肯定的语气与语句从多角度、多层次谈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从反腐倡廉、端正“四风”到“中国梦”，从深化改革到“以宪执政”，从弘扬传统文化到“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我们都能在这本书中触摸到清晰的思路，看到光明的前途。这可能是这届政府执政两年来，民望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以正能量解读中国梦 笔者注意到一个不能不重视的现象，那就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媒体人在官媒和党的重要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解读这届政府新政与习近平治国理念时，更多地陷入“说不”与“否定”的窠臼里。最明显的例子可能就是对“中国梦”的解读。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梦，它是同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梦相通的。中国梦提出后，不但得到国内民众的普遍支持，也受到国外不少人士的好评。 可就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开始，我们一些学者不是从肯定的方面入手，而是率先站出来“说不”：在并没有全面理解习总书记的“中国梦”时，就连续写文要把“中国梦”同“美国梦”以及其它各国的梦做一个区别，并强调“中国梦”是国家的梦而不是个人的梦。应该说，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梦想，也有侧重面，这很正常，但看到世界大趋势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习近平说“中国梦”是同“美国梦”、“俄罗斯梦”相通的，“中国梦”同“亚太梦”是共容的。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进入到“前无古人”的阶段后，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兼而有之才能到达彼岸。我们既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也要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改革没有完成时，解放思想不能停息，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不但高瞻远瞩，而且包罗万象。如果一些理论工作者总是从“说不”、“否定”的习惯出发，势必会影响我们对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解，也束缚我们的思想，阻碍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探索。 自从一些理论工作者以自己有限的水平与封闭的思想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做出了“不是”的限定解释后，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情绪，甚至失去了当初对“中国梦”的热情。直到后来习近平亲自发声明确了什么是中国梦，以肯定与正面的语句解疑，大众才真正进一步地理解了“中国梦”。 正确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孤立的。过去多年来，每当执政者锐意改革、提出一个新概念、理念或者执政思路时，总会有相当多的所谓专家学者出来从负面作解读。所谓负面解读，就是他们不说清楚这个概念是什么，也不愿正视现代文明国家在该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不是从肯定的角度讲述，而是一上来就祭出了“不是”、“绝不”来否定这个词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的所有正面作用与正能量，在干部群众中立马把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改革，弄成了负能量，甚至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政府改革的支持，损害了领导人的形象。 “不是”与“绝不”的话语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已经达到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的地步。“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出后，各地和各级政府都得到指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忠实践行。可就笔者在基层的观察，绝大多数学习都流于表面，并没有起到作用。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人看到这24字的核心“自由、法治、民主”时，条件反射地让他们举起了“说不”和“绝不”的大旗。他们不是从正面理解什么是中国的法治、民主和自由，而是从各个方面去否定中国的自由、法治与民主是什么。弄到最后，他们把人类历史上以及目前在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概念和做法都“否定”掉。这种解读方式，让本来是这届领导人上台后最重要的施政理念在民众甚至官员中不但激不起共鸣，甚至引起了部分人士的反感。这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 肯定依宪执政 再拿习近平就宪法的多次讲话来说。不难看出，习近平对宪法的正面解读与肯定，尤其是对“依宪执政”的叙述，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有之，且越来越深入。不过一些专家学者看不到这点，每一次习近平讲述“宪法”与“依宪执政”后，总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解读”，满篇都是“不是”和“不搞”还有“绝对”：中国的宪法不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宪法，中国的依法执政也不是其它国家的依法执政等等。他们以“不是”来界定领导人的治国理念，而不是多从“是”来阐明。 中国当然不能搞西方国家的那套，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照搬其它国家的制度与做法，而且专家学者也应该畅所欲言，可如果在重要官媒与党的核心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就可能引起一些误会。借助“说不”与“绝不”，用否定的方法，把中国本身“实施宪法”的手脚紧紧束缚住。 认真阅读习近平和这届领导人对法治、依法治国、宪法精神的讲话，其中更多的是肯定表述与正能量。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并举，使得这届领导人肩膀上的任务异常繁重与艰难，对未来持包容、开放的心态，对改革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一些理论工作者没有相当的思想境界与眼光，一味从“不是”与“否定”的方面解构领导人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但无助于改革开放大业，还会损害新一届领导人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威望。这对国家不利，也是对执政党的损害。希望大家能够认真阅读、深刻理解习近平这本充满正能量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3-02 英国的治污历史发人深省，它警示我们，只有全社会动员起来，政府强力主导污染治理，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嬗变，产业结构实现升级，公众才能有效约束特殊利益集团，成功治理空气污染。 陈竺院士和王金南研究员等专家2013年底在《柳叶刀》杂志发文，评估中国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认为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而致早死人数在35万-50万人之间。事态的严重性令笔者思及造成逾万人死亡的1952年伦敦雾霾惨案。作为英国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它迫使英伦各界反思治污历史，凝聚共识，万众一心，推动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和切实执行。国人可以从英国治理空气污染的曲折道路和伦敦雾霾公害事件引发的社会转型中汲取教训和经验。治污的艰难历程 在16和17世纪，英国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是未充分燃烧的煤炭。当时由于木材价格上涨，煤炭取而代之成为居民日用燃料。到了18世纪，由于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几乎所有的英国企业都以煤炭为燃料，伦敦煤炭的消耗量随着人口的增长急剧上升。 1821年英国颁布《烟尘禁止法》，规定对烟尘造成的公害可予以起诉，只是该法令将机车、锅炉等高污染源排除在外，对改善大气质量贡献甚微。其后，英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烟尘排放的地方法案，因内容空泛，终未获实效。 1853年，在帕麦斯顿的推动下，英国议会通过《烟尘污染控制法案》，要求工业窑炉和行驶在泰晤士河城区主要河段的蒸汽船尽量减少排放，并规定用焦炭取代煤炭，否则会被处以罚款。然而，由于警察执行不力，罚款金额极低，该法案根本没有引起责任者的重视。 1863和1874年分别制定的两部《制碱法》命运相若。法律要求企业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减少有毒有害气体排放，但排放限值要求经常被企业规避，稽查队慑于强大的资本势力，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终致条文形同虚设。　 在舆论的压力下，英国于1875年制定了《公共健康法》，许多条款涉及空气污染，不过因循章不严，落实不到位，英国的空气质量并无好转。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的各种环保技术日臻成熟，但因企业片面追求低成本，居民囿于传统的生活习惯，先进技术和替代能源无法普及。 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重建使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降低。1944年燃料和电力部设立专门咨询委员会，再次对国内燃料政策进行评估。该委员会在1946年发表研究报告，号召以无烟煤全面取代烟煤，并敦促政府强力介入。英国政府肯定了调研成果，授权伦敦和曼彻斯特市政府建立无烟区。遗憾的是，由于煤炭制造商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破坏和大量居民的反对，两大市府的努力无疾而终。 英国治理空气污染失败的教训在于，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官员的腐败和保守民众的沉默，诸多立法要么严格得无法落实，要么宽松得豁免大量责任；政府漠视环境问题，长期消极怠工；罚款数额太小，企业宁愿缴款也选择违法排污；居民排放未被纳入治理范围。 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举国震惊，各界痛定思痛，遂以全社会之力直面污染挑战。诸多因素都起到助推作用，主要包括民间的广泛动员、政府的严厉监管、社会价值观的改换、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能源技术的进步、企业与民众资源节约意识的高涨、重工业特别是重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等。 民间力量的推动 在抗击空气污染的漫漫长途上，英国自发性社会团体扮演了推手角色，唤起了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早在17世纪，包括英国作家伊维林在内的一些先知们就注意到空气污染问题，猛烈抨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1843到1850年间，以麦金龙为代表的活动家们领导的环保运动风起云涌，促成了多部防止企业污染空气的立法。 1842年，罗奇戴尔市的牧师建立民间团体“曼彻斯特消除烟尘联合会”；1877年，希尔姐妹创办“凯尔会社”，为建设“人民美丽的家园”而四处奔走；1882年，伦敦“治理烟雾委员会”在伦敦郊外举办“减少烟雾展览”，其轰动效应彰显了环保先驱们对提高空气质量的渴求。 自20世纪初开始，民间的公民精神与环保意识在治理空气污染运动中更是起到导向性作用。1929年，在查尔斯•甘迪的领导下，“英国减少烟雾协会”成立。该协会呼吁在全国各地设立无烟区，倡导节能保温建筑设计，推广使用无烟燃料。尽管由于煤炭生产商作梗，协会努力功亏一篑，但其建议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这其实是英国空气污染治理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为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提供了具体措施。 如今，英国的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保护国际、地球之友、绿色和平之类的国际组织外，地方和社区性环保组织多如牛毛。英国思想家吉登斯据此现象把环保权利与职责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主张已成为不列颠各界共识。 政府强力干预 英国政府历史上的不作为长期为人诟病，但在1952年以后，唐宁街对利益集团展开凌厉攻势，把法律条文变成刚性约束。如今，英国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实行铁腕政策，各种空气监测信息均向公众开放，对特殊利益集团构成巨大压力。英国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机构索取相关环保数据，从而对社区所在的企业严格监督。如果企业稍有疏失，公民就可将其告上法庭，主流媒体也会配合政府为选民撑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机动车尾气取代煤烟成为不列颠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英国政府坚决强制推行了无铅汽油政策。到90年代初，研究表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等污染物极为有害，因此自1993年始，政府强制所有境内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治理污染的国家战略，规定企业界、交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携手减少八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时至今日，企业界已经几乎无力抗衡政府、公众和媒体在环保事项上的压力。 2000年以后，伦敦市政府着手研究环保组织提出的空气中PM2.5问题。鉴于城区80%空气污染量源于机动车尾气排放，市府于2003年推出交通拥堵费，并逐年提高征收额度，限制私家车入城，由此获得的收入完全用于改善公交系统。此举大幅提升了公交车的可靠性，市民出行时间缩短了14％。所有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都必须严格遵守，即使是傲慢的美国大使馆也不能豁免。尽管超富阶层从中阻挠，迄今为止该举措仍有效运作，深受普通市民的欢迎。 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排放已受一系列立法比较松散的监管，但这些法案都没有涵盖居民排放，因为政党害怕失去民众的选票。1952年伦敦雾霾事件后，公众意识到空气污染的重大危害，居民排放的监管终于得到舆论和民众的支持，一些游说团体亦趁机影响议会，迫使政客顺应民众价值观的改变。社会意识的转变最终促成了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社会的公民、企业和机构都承担起维护和改善大气质量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