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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05-20 打击网络谣言，规范新闻发布是必要的，但在允许发出某种涉及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与外交等大事件时，对一些网站吸引眼球的一些做法，也应该有必要的和适当的规定与监管。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尤其是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这十年，中国媒体的形式变得多样化，言论空间也有了长足的扩展。如今，互联网媒体尤其是新浪、腾讯等几大门户网站的新闻，已经取代传统纸媒成了百姓尤其是年轻人获取新闻与信息的主要渠道。不过，对这些媒体的监管尙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地方。 笔者是从国内一些新闻网站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时讲话的报道发现一些端倪的，例如三月份习近平主席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的录像，因为不太长，笔者从头看到尾。观察习主席的讲话，我发现在阐述中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发展时，他都能以平和、内敛与真诚的语气表达出来波澜不惊却很有说服力的观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当我在国内门户网站浏览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选取了习总讲话的某段话或者某个意思做标题的新闻报道，给笔者完全另外一种印象。这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翻看了国内几个大网站播发的第一篇有关习总在法国、德国的演讲报道，同时找到了两场演讲的录像，这一对照，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习总欧洲行途中的讲话重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中国奉行和平发展道路，崛起中的中国将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强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第二，强调了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甚至“韬光养晦”绝不是权宜之计；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持续，顶层设计的“路线图”已经有了；第四，不搞事，但也不怕事，“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总还以通俗而很有说服力的句型强调：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但如果把国内几大门户网站对讲话的报道（而不是转发全文）拿出来对照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内官方发布的新闻往往强调的是习总讲话中比较“强硬的部分”，尤其喜欢以比较强硬的句子作为新闻标题，也会把一些看似“威胁”的语句放进导读。从新闻吸引读者眼球的角度说，这也不是不可以，毕竟新闻报道并没有篡改习总讲话。但是，舍弃讲话中的重点不报，或者一笔带过，而用标题、提示与文章的大段来强调某些吸引人的部分，通篇新闻读下来，就同亲自看录像听习总的讲话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与效果。 如果说一些受监管不严的网媒对习总的讲话还不敢过于包装与改头换面，那么它们对一些中外关系与中国周边热点的报道就有些“肆无忌惮”了。打开各大网络新闻网站，几乎大部分的官媒在高呼现在强大了不用再“韬光养晦”；与邻居国家的一点小小渔业纠纷，也都能毫无例外地上到头版头条，为民族主义“打鸡血”，充斥电视台国际节目的就是要给周边国家一些教训；原本没有变成热点的的领土纠纷，在新闻的炒作下，也突然变得炙手可热。 凡此种种，让看过这些新闻的人，都无法相信中国是一个誓言和平发展的国家。网络新闻当初可能只是为了吸引多一些读者点击，可就笔者的观察，已经有意无意之中误导了读者，也部分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给中国的外交制造了一些麻烦。 事实上，中国网络媒体这种“标题党”与选取讲话与某事件中部分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做法在西方新闻界也普遍流行的，曾经在西方两党政治与选举文化种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就笔者观察，由于西方国家读者的政治素质较高，加上多年的媒体忽悠读者也习以为常，目前在西方靠“标题党”等可能会增加点击率，但对读者的看法与价值观念已无法产生太大的改变。不过，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很多网络新闻的读者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他们处于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看新闻、接受信息都比较随意，不求甚解，也因此很容易受到上面说的这类新闻的误导。 打击网络谣言，规范新闻发布是必要的，但在允许发出某种涉及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与外交等大事件时，对一些网站吸引眼球的一些做法，也应该有必要的和适当的规定与监管，不能一味强调国际（尤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宣扬一种悲情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对最高领导人的话也断章取义。为此笔者建议在国安委统筹下，外交部门成立相关同网络媒体打交道的机构，负责此项工作。同时，在报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时，不宜为了吸引读者而由各网站自行拟定标题，并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全文播发领导人的讲话。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05-16 治堵、道路交通的管理，是一个要多方调研，长远计划，坚持治理的过程，体现一个城市市民的素质，也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广州面临如此考验，积极探索出治理的办法，将有益于全国多个城市的交通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市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的堵车现象日益严重，就拿广州来说，一年更比一年堵。本文以广州为例，简论城市交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拥堵问题提出治理建议。 统计数据显示，广州每天堵塞超过400宗，导致GDP损失达7%。有媒体称，民调显示，近些年，不少中产白领选择离开广州，回乡或选择到二线城市生活，与广州常年的交通堵塞，出行不便大有关系。交通堵塞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根本治理，势必影响广州市民的“幸福感”，也将对广州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加快新型城镇化、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落实“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发展理念，这些都给广州交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广州城市交通堵塞问题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而愈加凸显，据调查造成广州交通堵塞的主要原因有三。 1、    汽车保有量激增，高峰时间快速道饱和 我们从广州市政法机关获取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广州市汽车保有量已突破250万辆。2007年8月15日，广州市第100万辆上牌的汽车诞生，广州进入百万汽车时代。6年后，汽车保有量突破250万辆，增长1.5倍。对比全国的汽车保有量增长数据，广州并不算增长特别快。但广州市交通工作小组发布的《广州交通发展白皮书》，公布了广州道路容量的“家底”：十个区道路面积仅能容165万辆车出行、中心城区仅能同时容纳100万辆车出行。由此可见，广州交通的“家底”并不厚实。 2012年7月，广州市政府推出中小客车限购政策，但城区的交通堵塞问题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改善，目前城区内高峰期几乎所有快速道都处于饱和状态，平均运行速度仅为40公里/小时。主干道高峰期间平均车速为22公里/小时。 2、    市区交通堵塞黑点遍布全市各主干道 从交警部门公布的98个拥堵点中，金沙洲大桥、罗冲围路口、内环路增槎放射线金沙洲出口得票名列前三，成为市民心中最堵的路段。从公布的拥堵路段得票情况来看，主要分布在越秀、天河、白云区三个区以及内环路，其中天河区有7个得票前20的路段，成为全市拥堵点最为密集的区域，越秀区有5个，白云区有3个，内环路也有3个，剩下的海珠有1个，荔湾有1个，而黄埔区则没有进入前20的堵点。 3、    中心城区房价高涨将在市区中心工作的中产挤出城市边缘 目前，广州的主要商业贸易活动中心仍然以越秀、天河、白云这三个区为主，而这三个区近年的房价不断上涨。房价的上涨导致大部分中产选择在郊区置业，外来打工者选择往郊区租房。因此，市民的出行中心聚集明显。在番禺区的各大楼盘就聚集了大批日间赶往市区工作，晚上回到郊区休息的人群，因为交通的不便利（地铁三号线一直是广州最为拥挤的一条线路），加上小汽车价格越来越便宜，维修、保养等费用下跌，市区停车费相对比较低，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都选择购买小汽车出行代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个堵塞交通黑点中，大部分分布在与中心城区的交接处。 除了以上3个主要原因外，广州拥堵的原因还包括道路设计与疏导措施不合理，交通导引标志不清晰，新手司机驾车技术对交通规则的理解不够，以及交通不文明等行为。 分析了道路堵塞的原因，结合国内外城市治堵的经验，我们对广州城区的交通管理与改善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大力发展包括地铁、公交车在内的公共交通，进一步落实公交优先政策，让市民愿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国家交通部在《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决定在“十二五”期间组织开展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目的是通过实施科学的规划调控、线网优化、设施建设、信息服务等措施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的吸引力，从源头上调控城市交通需求总量和出行结构，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广州早在2011年的《交通发展年度报告》中就明确了“大枢纽”、“大轨道”、“大道路”的未来交通发展趋势。在《广州市综合交通规划》中也明确了“公交都市”的理念。广州市政府近些年在发展公共交通工具方面是投下了很多资源的，包括建设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通道，地铁的新线路的开通与延长，还有公交价格的优惠等等。不过面对急速膨胀的人口与迅速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的投入仍显不足。例如出名拥挤的地铁三号线，由原来的三节车厢增加到六节，翻了一倍，但还是不能满足住在华南番禺各个社区，工作在天河这边的打工一族出行，上下班高峰期的拥挤情况还是没有舒缓。...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5-09 无论美国如何修正其对华对俄政策，都难以改变美国外交战略“大不列颠化”的大趋势，今后的国际格局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的崛起​​。 克里米亚入俄之后，乌克兰不出所料地走向内战，近日来冲突日趋白热化，战线由东乌克兰延伸至西南部重镇敖德萨。此前，奥巴马在亚洲再平衡之旅中宣布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并与菲律宾签订《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剑指中国，以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维护美国霸权的威望，重获盟邦的信任。中国可能会顺势深化与俄准同盟，与日本“智争软战”，与美国灵活周旋，迫使美国在东亚和欧洲两线“作战”，首尾不得兼顾。乌克兰的战略地位 乌克兰地处麦金德所言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也是亨廷顿所讲基督教与东正教文明“断裂带”，直接关乎西方与俄罗斯博弈的胜负。华约解体后，北约将对俄防御前沿推到捷克、匈牙利一线，而乌克兰若倒向西方阵营，北约就有机会将乌克兰、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连成一片，建立第二道防线。布热津斯基曾言，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无法成为帝国。北约一直觊觎乌克兰，视其为防止俄罗斯沙文主义复活的安全屏障，妄图将其锤炼成遏制俄罗斯的门栓。 东乌克兰是俄罗斯文明发祥地，恰如河南、陕西等中原腹地之于中国。若北约将东乌克兰纳入囊中，“大俄罗斯”的传承即正式断裂，这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的结果，克里米亚入俄也不能平息他们的屈辱感。 鉴于北约和俄罗斯都强烈希望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欧洲均势而言，理想的状况是乌克兰仿效冷战时期的芬兰，在东西方地缘冲突中坚守中立，以此求得自己的独立生存和发展。然而，乌克兰缺乏理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国内亲俄亲美势力互不妥协，各自绑架国家利益，今年终于在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败于街头政治后，陷入分裂境地。美国对外战略出现“大不列颠化”迹象 英国和美国在霸权转移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英帝国主动转型成为英联邦，在全球范围内有序撤退，成功地将前殖民地变成盟邦，并分而治之。 1839年英国通过《达勒姆报告》，允许帝​​国内的移民型殖民地逐步获得自治权，​​​​于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等先后取得自治领地位。 1931年伦敦颁布《威斯敏斯特法令》，确认自治领不仅内政完全自由独立，而且在外交上与英国平起平坐，这标志着英联邦的诞生。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一落千丈，唐宁街被迫同意非移民型殖民地独立，同时争取这些新独立国家留在英联邦内，以英国的“软实力”影响和控制新兴民族国家。在英国有秩序的收缩过程中，伦敦坚定不移地将维持英美特殊关系视为对外关系的基石，支持美国在英联邦国家扩大势力范围，追求两国互赢，并通过价值观、国际规范、国际组织和同盟关系来制约美国。 美国的对外战略正走在类似的道路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抛弃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推崇“巧实力”外交，改战略扩张为战略收缩，鼓励盟邦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大力推动价值观外交。面对国际权力日趋分散的国际现实，奥巴马政府允许它国分享部分权利，主张美国不再追求单极霸权，转而为世界提供战略性领导，充当国际行动的召集者而非全球事务的统治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部分原因在于鼓励他重视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作用，推行多边外交，谋求大国之间的合作。 由于经济复苏缓慢，财政压力空前，奥巴马无力继续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白宫在3月初向国会提交了2015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报告，下一个财政年度总国防开支为6230亿美元，其中基础国防经费为4956亿美元，低于2014财年，而最受瞩目的计划则是宣布陆军编制人数由911事件后的57万人降至44-45万人，裁至70余年来最小规模。 美国此前对俄节制实际上就是奥巴马外交战略“大不列颠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俄罗斯经济和军事的相对弱势，奥巴马选择对俄安抚政策，试图缩短双方利益鸿沟，从而移师西太平洋，以主要精力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同时，奥巴马挟超级大国之声​​​​威，拒绝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的芬兰化，力图以价值观外交来同化和拉拢乌克兰等国，鼓励前苏联地区国家政治多元化、安全北约化，借此遏制俄罗斯恢复昨日荣光的雄心。此乃当前乌克兰乱局的肇因之一。在政治强人普京看来，奥巴马如此作为，实因美国实力下降，无法在东亚和欧洲两线进取，更缺乏意志在欧洲与俄军事角逐，这无疑坚定了普京攻势战略的信心。历史无数次证明，软弱就要挨打，实力不足而主动地过分示弱往往会刺激对手冲锋陷阵。奥巴马的应对 俄乌冲突让华盛顿的全球安全战略骑虎难下。 3月1日俄罗斯议会授权普京动武，华盛顿对此毫无军事准备，左右为难。奥巴马当天与普京通话，只能虚张声势，批评俄方违反国际法，侵犯了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威胁将采取一些无关痛痒的制裁行动，以此回应媒体和共和党人的压力。由于外交政策的失败，奥巴马已经被许多保守派人士讥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奥巴马对俄乌冲突最初的反应与其个人对国际格局的固有看法一脉相承，而乌克兰巨变有可能成为其“巧实力”外交的滑铁卢，迫使他改弦易辙。乌克兰局势与当年的阿富汗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处。当年苏军入侵阿富汗，颠覆美苏在中东的均势，标榜人权外交的卡特政府不得已只好改向，由理想主义回到现实主义，转而强调扩大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实力。欧洲和中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远甚于亚太。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巩固其传统的南下战略通道，标志着俄罗斯卷土重来，再拾前苏联的势力范围，重新威胁美国在东欧、南欧和中东的核心利益。华盛顿唯有重新扩大在欧洲和中东的军力，阻止俄罗斯的扩张，才能重建均势，避免其超级大国地位迅速坍塌。因此，面对陷于内战的乌克兰，奥巴马恐怕要萧规曹随，采取类似于卡特政府后期那样的对俄强势政策。 华盛顿不会因乌克兰而在前苏联地区与俄罗斯短兵相接，但奥巴马恐部分师法里根的“新灵活反应战略”，重振北约在欧洲的威慑力量，强化对俄军事优势，以针锋相对的压制姿态和灵活多变的手法对付普京的扩张政策。奥巴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承认大国之间的冲突，承认美国军备必须加强。壮大军力，重点威慑，恐为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和中东不可替代的选择。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曾投书《纽约时报》，主张奥巴马不要与俄罗斯对抗，仍要集中资源遏制中国的崛起​​。米氏登高一呼，附和者甚众，代表了奥巴马决策团队部分人的想法。然而，此举实际上难以落地执行，并不可持续。米氏向来被视为反犹知识分子，其对俄绥靖路线损害犹太资本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安全。在犹太人口中居多数的中东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一直对强调群体意识和平均主义、排斥功利主义和重商理念的东正教怀有戒心，警惕“第三罗马”莫斯科的再次扩张。在数次阿以战争中，俄罗斯人都站在以色列的敌人一边。奥巴马在乌克兰的克制已经导致乌克兰反犹情绪高涨，一位拉比在基辅被刺身亡，而哈尔科夫犹太裔市长克纳斯遇袭受重伤，仍在以色列接受治疗。犹太拉比们既指责普京纵容了针对犹太人的袭击行为，也批评奥巴马的软弱。在下次美国大选中，犹太资本恐会主动发力，极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要么共和党上台，要么民主党倒向对俄强势外交政策。中国的选择 笔者对乌克兰乱局的判断是，俄罗斯将巩固合并克里米亚的战果，依靠地缘优势，强化其在东乌克兰的影响，牢牢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东乌克兰各州高度自治、独立建国都是可能的走向，甚至也不能排除俄罗斯在未来吞并东乌克兰这一前景。作为核大国，美俄不会直接兵戎相见，但双方的情报人员和特种部队都会卷入乌克兰内战，代理人战争会愈演愈烈，直至彻底撕裂乌克兰。 由于欧盟是俄罗斯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华盛顿制裁俄罗斯的关键是赢得欧盟的支持。不过，欧盟国家近30%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天然气几乎完全依赖东方邻国，欧洲国家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的能源供应方，因此，俄罗斯可以通过能源武器左右欧洲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制裁无疑会招致俄罗斯的能源讹诈。华盛顿许诺通过北美页岩气的开发来降低欧盟对俄能源的依赖，只怕是画饼充饥，远水解不了近渴。鉴于中国仍然是欧美的武器禁运对象，我们有理由拒绝加入任何对俄制裁行动。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者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现金，后者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技术，欧美对俄经济制裁只会将中俄距离拉得更近。 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本质是开出空头支票，借刀杀人，怂恿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当炮灰，方便美国纵横捭阖，“巧​​​​妙”地保存实力。不过，俄乌冲突让美国政界和学界公开质疑该战略的可行性。著名中美关系专家、曾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的卜大年（Dan Blumenthal）认为，亚洲再平衡战略存在逻辑缺陷，它认定中东和南亚的战事即将走向尾声，反恐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美俄关系在“重启”后处于稳定状态，不幸的是这些假设其实都不成立。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亚太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认为，亚洲再平衡战略将美国的“纸老虎”本性公诸天下，鼓励了普京对乌克兰的野心。...

《南华早报》中文网 2014-04-03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一年多来，他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众多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的作为，在党内外、体制内外、海内外有目共睹,可以用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展露能力、彰显魅力这“四个力”来概括。 【编按】全世界的分析人士和中国观察者无疑都会仔细研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份被称之为最具勃勃雄心的全面改革计划，几乎覆盖了当今中国社会可触及的所有领域的重大问题。报告由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年多的习近平亲自主持起草，官方媒体将其称之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改革宣言。 这份自1949年以来几乎最重要的改革计划在去年十一月披露后，各界热议如潮，改革细节有的日渐清晰，有的则仍待观察。在前不久的大陆“两会”期间，《南华早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施芝鸿先生，请他以一名知情者的身份，来详细解读这份改革方案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的执政理念。 施芝鸿先生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与改革史上极具盛名的“皇甫平”系列政治评论文章的写作。這一系列对推进中国上一轮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问：您跟习近平总书记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能谈谈他的作风和平时接触的感受么？ 答：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一年多来，他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众多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的作为，在党内外、体制内外、海内外是有目共睹的。对此，我想用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展露能力、彰显魅力这“四个力”来概括。 先说“顶住压力、保持定力”。习主政一年多来，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国际国内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光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够大的了。同时，还面临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但是，面对压力，他能坚决顶住压力、始终保持定力，这很不容易，证明他是一个久经考验、举重若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从中国陕北农村最基层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做起，然后经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历练，成为了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有一个很高的政治定力，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再说“展露能力、彰显魅力”。在习走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之前，美国友好人士库恩博士曾要求我用自己的语言解读一下习近平。我对他说，根据我近6个年头的近距离接触，我深感，这是一位有很强历史使命感、很高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人。关于这一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库恩博士对我说，你一年前跟我说的对习的感觉，我现在也感受到了。是啊。不仅是库恩，全党全国人民也同样感受到了。习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确实展露了他稳健厚重、务实笃行的领导才能，也展现了他集廉政、勤政、优政为一身的领导作风，以及“人情味”和“辣味”兼备的领导风格。他的每一篇重要讲话，每一项重大决策，所抓的每一项工作，都展露了很独到很独特的统合力、领导力。 一个在和平建设时期走上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的人，最为难得的是他和毛泽东、邓小平一样，都有很强的个人魅力。主政一年多来，他的一言一行，常常会引来互联网上网友们发自内心的热烈议论和点赞评论。无论是去庆丰包子铺吃一次包子，还是到北京南锣鼓巷看望街坊邻居；无论是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庄园会晤，还是到索契参加冬奥会时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也无论是一身戎装踏雪看望边防部队将士，还是新年致辞时把自己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一览无遗地展示给全国电视观众，都让人们看到他有一种让老百姓信赖、喜爱、着迷的个人魅力。而这种魅力，说到底来自他对人民的热爱，来自他“把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来自他总是“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幸福着人民的幸福”。 这就是我对他的“四个力”的评价：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展露能力、彰显魅力。 此外，我还有“四个进”的概括。 一是思想上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人，他勤思好学，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墨守陈规，对新事物的接受非常快。他说过：“我们不仅要赶上时代，而且要勇于引领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 二是发展上稳中求进。他不盲目追求发展的高速度、不搞大跃进式的急行军，也不以GDP论英雄，而是把稳中求进和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结合起来，善于集小胜为大胜、聚量变为质变，这是一种很稳慎、很管用的领导方法。 三是作风上断然改进。他一上任就提出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大张旗鼓整治“四风”，卓有成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倡导在全党开展自上而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身体力行、立改立行，对中国官场沿袭多年的积弊作了力度空前的清理和改进。 四是改革上锐意奋进。他强调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之道。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是一个坚持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和改革路线的人。他担任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就走出京城去重走邓小平当年视察南方之路，并且专程到深圳莲花公园去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他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我注意到，当时有媒体解读说，“习近平名如其人，他是在学习走近邓小平。” 以上这四个方面表明，习近平在思想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发展上是一个稳中求进的人，作风上是一个断然改进的人，改革上是一个锐意奋进的人。 我还有“四个气”的概括。 一是很接地气。有学者评论说，习的身上有浓厚的泥土味。我认为，这个泥土味就是很接地气，即在他处江湖之远、扎根中国西部农村最基层时，所积累的来自陕北高原、延安革命圣地的深厚泥土气。他说过：“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延安精神是我的魂。”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深厚的泥土味，在他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居庙堂之高时，仍然被保持着。他总是用那种最接地气的方式讲话、作报告，大家感到，他在类似“邻家大哥”那样平实的讲话中，总能透彻地说中很多问题的要害、点到问题的穴位。 二是很有底气。他和我服务过的老首长曾庆红一样，生长在一个跟着毛主席“打天下、坐江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家庭，长期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严格家风的熏陶。习踏上工作岗位后在中国东、中、西部多个地方、各个层次领导岗位上经受了长期磨练，其中仅在福建就历练了近18年。再加上他自己的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及时总结，使他对担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工作显得成竹在胸、根基深厚、底气十足。 三是给中国官场带来一股清风正气。通过颁布八项规定、整治四风、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等持续不断的雷霆整风、重拳反腐，有效发挥了震慑力，切实增强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四是各项决策大长老百姓志气。人们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历史担当、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各项决策中，强烈感受到我们党中兴有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望，极大提振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精气神和正能量。 中国是个大国，治理这个大国很难；全面深化改革，要破除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冲破部门权力掣肘，要攻这样的坚，就需要克很多的难，有些甚至是老大难。但这一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老大难、老大难，选好老大就不难。”对于正在日益走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走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而言，选好一把手、也就是选好船老大，就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行驶得更加平稳一些。对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来说，选好一个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群众信得过的德才兼备的主要领导人，同样也很关键。毛泽东说得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是决定的因素”，这永远是至理名言。...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3-20 中国应在中立的大原则下，支持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进攻态势。此举有围魏救赵的效果，将迫使华盛顿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减轻在西太平洋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乌克兰局势的快速演变让华盛顿外交政策遭受重创。奥巴马政府自上台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日趋分散，自身经济无力维持庞大军费的现实，改战略扩张为战略收缩。美国无力在东亚和欧洲两线进取，所以一度对俄节制，重返亚太，以主要精力应对中国崛起的冲击。 美国本来试图以价值观外交同化拉拢乌克兰等国，鼓励前苏联地区国家政治多元化、安全北约化，借此遏制俄罗斯。但如今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将直接威胁美国在东欧、南欧和中东的核心利益。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会严重失去安全感，恐不断要求北约和美国加强保护力量。莫斯科若退出《中导条约》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华盛顿只好重新部署核力量、预警系统、空天防御，需额外付出巨大军费开支。而且若长期制裁俄罗斯，经济援助乌克兰，美国也会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 乌克兰局势与当年的阿富汗战争颇有几分相似。当年苏军入侵阿富汗，颠覆美苏在中东的均势，标榜人权外交的卡特政府只好改向，扩大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实力。欧洲对美国的重要性更甚于中东，因此，克里米亚入俄后，美俄虽不会直接兵戎相见，但华盛顿将不得不重振美国在欧洲的威慑力量，对俄采取强硬政策，以此重建均势，避免其超级大国地位迅速坍塌。 而美国若“重返欧洲”，被迫对俄采取强硬政策，中国就有机会迎来一个短暂的外交战略机遇期。面临重组中的世界战略棋局，中国应对的出发点在于消解华盛顿咄咄逼人的“重返亚太”战略，为和平崛起赢得更多时间。因此，中国应在中立的大原则下，支持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进攻态势。此举有围魏救赵的效果，将迫使华盛顿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减轻在西太平洋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乌克兰危机后，中国最好冷静旁观美俄作对。华盛顿忙于处理其他地区冲突，对中国崛起是难得的理想局面。中国可积极诱导冲突，转移美国对华军事投放和注意力；同时，中国可扶弱抑强，对俄挑战美国霸权施以援手。这也是中俄准同盟的内在逻辑。中国对斯诺登事件的处理，已体现出决策者对此的认知。 美国将战略枢轴转向欧洲、减少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后，有可能更多怂恿日本在华周边制造麻烦，但不愿意看到中日关系全面破裂。中国政府将赢得更多时间改革内政、发展经济，为最终解决中日之急争夯实基础。 在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之间，中国外交有第三种选择“辩理交利”，即多出声音、放枪炮，谋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巩固经济相互依存，在既有国际体系下追求自身利益。 来源：2014年3月20日《环球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12-23 防空识别区推出之际，恰逢开罗会议召开70周年，中国再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权威，为国际社会评判中日之争供应法源依据。 美国副总统拜登此次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拜登的会谈中，重申了中方此举的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予以尊重。双方超越分歧，同意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深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因美、日、澳等国对东海防空识别区不适而引起的东亚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11月23日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日军机试探性、低姿态地闯入，北京的出招比较谨慎与克制，反华舆论随即借题发挥，大肆渲染，极力贬低中方的监管和处置能力。某些媒体故意歪曲防空识别区本意，唯恐中方不扣响扳机。 其实，防空识别区与领空不是同一概念，绝非禁飞区，也异于国际民航组织划定的飞航情报区。它指的是一国基于空防需要单方划定的预警空域，目的在于为本国武装力量迅速发现、识别、监视、管制甚至强制处置进入区内的飞行器。它只是公共空域的识别区和警戒区，一国武装力量可以通过沟通和技术手段查证各种飞行器，允许无害通过，以合适方式处置恶意航行和接近领空的不明飞行物。中国军机没有必要动辄紧急起飞，动辄伴飞拦截。对手夸张的反应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北京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有关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国际法并不完备，是否以及如何建立防空识别区基本上由各国自由裁量。上世纪50年代，为防御前苏联的战略轰炸机，美国联手加拿大创立北美防空识别区。迄今为止，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设立防空识别区。中国政府划设防空识别区符合现行国际规则和惯例。契合“辩理交利”思路 北京设立防空识别区契合“辩理交利”的外交政策思路。笔者2005年6月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主张告别“韬光养晦”，选择“辩理交利”的外交政策。“‘辩理’就是通过国际规则保护自己，通过国际公关说服他国，构建和维护国家利益；‘交利’就是通过多边和双边磋商营造共同利益，追求利益均沾。‘辩理交利’本质上是理性地在国际现状下大胆作为。” “辩理交利”鼓励中国全力避免直接与霸权国家美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提倡采用费边战术，避其锋芒，缓步渐进，不断与其周旋骚扰，适时发动小规模信息化“非接触”消耗战。 就“辩理”而言，北京胆略过人的动作凸显了中国的法理和道德高地。防空识别区的设立，都是“单方”行为，现行国际法不反对任何国家设立空识区。美国的官方政策是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那么它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中方将其空域纳入空识区之内。泰国、韩国、越南、菲律宾等小国都有防空识别区，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为何必须放弃自己的核心安全利益？ 就“交利”而言，北京拿捏到位的棋招对中国与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未造成任何损害。在与拜登会谈时，习近平强调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推进器，敦促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期望第二十四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成功召开，并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中国正在建设18个自贸区，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进程亦未受东海空防争执的影响。通过横跨东西的周边自贸平台和辐射各洲的全球自贸网络，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智勇双全的决策 中国领导人此次推出东海防空识别区可谓智勇双全。所谓“智”，首要表现就是采用蚕食做法，步步为营，慢节奏小范围进取，巧妙地把握了“有所作为”的度，既避免了战争，又一改过去被动忍让的局面。设立防空识别区属于有限攻势，完全符合现有国际规则和惯例，不足以引发即便是小规模的战争。中方明显自我节制，不曾侵犯它国权益，亦未妨碍无害航行。与此同时，北京划设防空识别区，为解放军提供足够的预警时间，显著提升了国家空防能力。 “智”也体现在领导人决策的审时度势和运筹得当。北京的判断是，在西方经济总体萎靡不振的时期，美国的选民肯定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这将给西方社会的福祉带来灾难性影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可鼎力支持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西方的政客对此心领神会，卡梅伦首相亲率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代表团访华即是明证。此外，中国海空军实力的迅猛增长也让华盛顿理解发动战争只会自取其辱。毋庸置疑，对手终究会接受北京提出的条件和规则，解放军的战力确保东海识别区必然成为“既定事实”。 在识别区横空出世之时，中国机智地高调纪念《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重申钓鱼岛主权。两桩事件的“巧合”产生极大的公关效应，促使西方媒体和政客郑重面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文件规定的二战后东亚秩序。在1972年的中日建交《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该条款的内容是：“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对战败国日本领土的处置权，既符合国际法，又已被日本政府认可。 所谓“勇”，就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利用国际规则，大胆反击日本的挑衅，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号，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北京最关键的举措是把钓鱼岛置于防空识别区覆盖之下，并与日本空识区大面积重合。领导人的态度不言而喻，核心利益不容置喙，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和平崛起”，但不会逆来顺受，拒绝“跪叩崛起”。 在国防部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当天，解放军出动两架大型侦察机在区内进行了首次空中巡逻。11月29日，辽宁舰航母战斗群挥师三亚，剑指南海，扼制东北亚国家石油运输通道。12月初，东海舰队海航部队数十架先进战机在识别区展开争夺制空权演习。中方言出必行，秀出肌肉，无畏地展示了维护国家领土领空安全的决心、勇气和坚定意志。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意义 设立空识区最直接的益处是阻止日美对华监视活动。长期以来，日美视东海为其后院，肆无忌惮地监控解放军的动向和装备更新进展。日本自卫队的P3C反潜巡逻机、E2C预警机、E-767预警机定期巡航东海，而美军的EP3电子侦察机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更是靠近中国领空收集情报。日美的恶意偷窥和挑衅行为严重损害中国的空防海防安全。设立识别区为中方反制频频现身东海空域的美日军机提供了法理依据，前推防线，为解放军提供了战术预警和反应纵深。 设立空识区洞烛未来，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北京有理有节，促使华盛顿重新考虑其多年主导的东亚安全机制，迫其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解放军获得区域制空权，把领空防线外推，更有效地保卫发达繁荣的沿海经济带；在合适的时机，北京可能设立南海空识区，扼制东北亚国家的海上运输要道。此次风波被全球媒体广为报道，中国借此对外宣示了钓鱼岛主权和相应的海洋经济利益；时日恰逢开罗会议召开70周年，中国再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权威，为国际社会评判中日之争供应了法源依据。后续动作的原则 作为中美对弈大棋局的转折点，北京无疑会有后续动作跟进。在笔者看来，其主要原则应在于坚守阵地、灵活执行、对美微松、对日持紧。 首先，区别对待美日，狠挫日本锐气。1958年金门炮战时，美国军舰为国民党军运输船和军舰护航，中央军委指示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今对付美日同盟可以如法炮制。对日本的军机要果断及时拦截，强化识别区的可信度，展示领导人的意志力，但是对美机的处置尺度可以放宽。东邻军国主义势力绝对不是一小撮，日本社会已总体右倾，国人切忌对其抱有幻想。 其次，手握筹码，逼日谈判。日本的和平宪法是二战后东亚秩序的基石，不允其拥有远程导弹和航母等重量级装备。中国仍需携手美国、韩国等战胜国，敦促日本谨守和平宪法，约束其猖獗的军国主义汹势，从而为解放军赢得更多战备时间。基于此前提，中美把日本控制在二战后法理体系内，共同构筑东海危机管理机制。如果东京坐上谈判桌，实际上就承认了钓鱼岛的争议性，自为其重大挫败。 再次，保持克制，不打第一枪，继续采用蚕食方式进取。解放军在判明威胁达到一定程度时，会相机出动军机予以识别处置，但仍须保持淡定，不急不躁，按照自己的线路图行事，因为在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时间显然在中方一边。十余年之后，鉴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在东亚恐会退避三舍，而面对非理性的东瀛政客，北京将获得居高临下的战略位势。 一言以蔽之，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彰显了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的转变，标志着“韬光养晦”时代的正式终结。与东京和华盛顿的冲突只是成长中的烦恼，不会驱使中国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因为中国梦的理想目标是国家和平崛起，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奉行“辩理交利”政策，秉持费边战术，全面夯实核武和海空军威慑力量，运用法理斗争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权益，这当然是中国外交的全新气象。我们不得不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喝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潘国平 2013-12-09 《美日安保条约》严重违反《开罗宣言》，美日通过缔结双边协定，逃避国际义务，根本没有法律效力。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分别在重庆、华盛顿、伦敦公布了《开罗宣言》。值此《开罗宣言》70周 年之际，敦促日本全面履行《开罗宣言》的义务，劝告美国政府停止一切支持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复活行动，自动解除《美日安保条约》，履行《开罗宣言》的义务 十分必要和迫切。 《开罗宣言》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谈精神为基础，由美方代表草拟，经中、美、英三方代表认真讨论，三国首脑 同意，并征得斯大林的肯定，公布于世，表达了同盟国打击并惩罚侵略者、维护国际正义的共同政治意愿。其合理性、正义性和有效性无庸置疑，完全具有国际法效 力，具有约束中、美、俄罗斯、英四方以及日本政府的效力。 《开罗宣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彻底铲除军国主义。 《开罗宣言》规定：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 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二。台湾及其附属钓鱼岛归还中国。 《开罗宣言》规定，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1951年《美日安保条约》签定，美国单方解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义务，并结为军事同盟，赤露露地背弃《开罗宣言》的义务。《开罗宣言》是具 有条约性质的国际文件，经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进一步确认，并发展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现于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等条款，任何国家不能单方擅 自变更解除，否则，将构成违反国际条约的不法行为。《美日安保条约》严重违反《开罗宣言》，美日通过缔结双边协定，逃避国际义务，根本没有法律效力。 美国政府声称《美日安保条约》覆盖钓鱼岛，更是荒谬。《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显然 包括台湾岛的附属岛屿钓鱼岛。毫无疑问，作为缔约国，美国应该遵守开罗宣言，尊重中国对于钓鱼岛的领土主权。《美日安保条约》的防御范围覆盖钓鱼岛是明目 张胆地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此外，美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缔结双边或多边军事同盟，滥用集体自卫权，危及联合国集体安全的体制，《美日安保条约》也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 中国是《开罗宣言》的倡导发起国，也是《开罗宣言》的当事国。中国在抗战时期，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军队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11-22 社会转型过渡期最稳妥的选择，应是强干弱枝，中央集权，地方放权，建设完善的法制，树立法律而不是领导者个人的权威，从而扩大社会自由，筑造发达的公民社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标志着习近平版本的改革大业正式开启，其历史意义可媲美揭开邓小平时代帷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内容涵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党建等诸多领域，既阐释了一般性原则，又提供了具体的细节和明确的时间表，勾勒出国家中期改革的路线图。文件奧妙之处在于，它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实现高度平衡，为国家制度未来进一步转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模板。 笔者相信个体的主要权利是不能被国家和政府干预或剥夺的，所以不认同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追求安全和建立秩序的方法，但赞成他有关自由与政体的观点。他认为自由与政治体制没有必然关系，不能以一国是否采纳民主体制来确定公民是否享有自由，然而自由的获得和保护必需健全且执行良好的法制，不论什么政体，只要法律能够被尊重、遵守与施行，人们就可以自由地工作与生活，个体的权利就不会受到其他主体的侵害。在霍布斯看来，基于个体授权的国家就是捍卫法律权威并保证法律实施的暴力机器，其目的在于对内谋求和平，对外抵御外侮，终结人人各自为战的自然状态。这其实就是对英国君主制下民主社会合法性作出的精彩说明。 循此逻辑，若要兼顾自由与秩序，最重要的原则是个体、企业、市场、社会、政府和国家等主体都按照法律设定清晰而合理的边界。对这些主体行动界线的划定，关键之一是针对政客和公务员的管治安排。根据人身平等的原则，为政府行为划线要求尽量减少政治决策的利益关联，因为所涉利益越大，贪腐的动力就越强，政客就越敢于侵犯个体的权利；也要求尽量削弱政府掌管的权力，缩减公权寻租的机会，从源头上消除孕育贪官的温床。各主体间边界的稳定取决于它得到主体特别是公民个体在价值上的高度认同。理想的状况是，个体之间形成普遍的政治共识，确定政府和国家的责任、企业和个体的权利；个体自愿认同主流价值观，能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并约束自身行为。从主体间边界的角度来看，《决定》突出了自由与秩序的比例协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就给国家界定的责任而言， 它必须为其他主体提供公共物品，维护公民个体的人身平等，保护个体和家庭的安全与权益，保障个体和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并提高生活水平。俄罗斯在1992年实行的休克疗法引发社会混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一度失职，拒绝承担这些基本责任。《决定》重申了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声明国家会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这意在让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更有力地维护个体权益、社会治安以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决定》给公民、企业和社会开辟出更大的自由空间。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 ，“单独”夫妇可生二胎 ，农民承包经营权和住房财产权流转  ，中小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开，教育差别制度被取消等措施，赋予公民更广泛的权利；以国有资本概念取代国有资产，允许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银行，推出更多高质量的自贸区，变股票发行核准制为注册制等举措，扩展了民营企业的权益，减削了公权寻租的机会；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等计划，摆正了政府和社会关系，能有效激发社会的活力。 在经济领域，《决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对企业的限制大幅度放宽。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制定负面清单；把工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加快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农村土地流转等政策，再次提升了企业和消费者的自由度，有利于尽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这种经济上的自由既是达到政治自由必需的条件，本身也是自由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在锐意促进和发展自由的同时，《决定》也有力规范和强化国家的秩序。其实，中国民众对秩序的重建期待已久。过去一段时间，国家出现维稳扩大化倾向，政府过度使用强制力量，过度干预个体的私域，结果经济繁荣背后暗流涌动，社会价值观分裂，公民抗争趋于激烈，有些地区甚至上演政治和社会危机。显而易见的是，部分公民的服从消极被动，并非源于内心的信赖和认同，因此暗中违法乱纪现象猖獗，在严重政治腐败尚难以治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信任缺乏，戾气弥漫，走向溃败。不当维稳措施也造成此前对外政策的游移不定，对国家利益造成长久的伤害。战后日本的崛起，包括借越战机会重占琉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内乱，而如今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不久之前中国内政的失序也脱不了干系。 《决定》重点致力于建立和落实法律的权威，使法治不再流于空谈。此举有可能成为习近平与邓小平改革方略的分水岭，中国有望摆脱以领导者个人威信为基础的新权威主义，从而通过打造法律权威来建构社会秩序。 文件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意在逐渐取消地方和部门草拟法规权，强化人大的独立立法权。《决定》要求“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此举将使地方司法一步一步地获得相对独立地位，不受地方政府的管辖。 通过司法改革，政府计划将诸多权利交还给个体、企业和社会，变更政治运行的方式，远离随意的人治，拥抱清晰的法治，这样个体和企业可以真正通过司法体系来维护自己的自由权利，必要时要求政府停止非法侵权。 《决定》宣布废除在中国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劳教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劳教决定不经法院审判，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法治原则。在实践中劳教被广泛、严重滥用，破坏了法治统一，带有深深的旧时代烙印。废除劳教制度无疑能维护宪法的权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也更清楚地拓展个体权利的范围。 《决定》在机构改革方面最大的动作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最高领导人有意通过设立这两大要害部门，搭建围绕权力核心的统一管治结构，直接主导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社会管理等事务。这种设计能集中分散在各部门的权力，统筹协调，全面推进。国安委集中政治权力，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内维护社会治安与稳定，从而保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能有序推进各领域改革，顺利落实各项改革目标和任务，把更多权益交给个体、企业和社会。国安委将为深化改革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崭新的顶层领导机制可以破解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有效压制地方政府和各部门各行业对改革的反抗。两大机构可以直接干预原属于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事务，高效、系统地推进改革。那些握有行政审批大权的部委，独霸一方、寄生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垄断资源和市场的央企，部分沦为地方利益家丁的公检法机关，依附于权力部门的事业单位，军队文工团等势力，敌视改革、挑衅中央绝非空穴来风。因此，在法律权威下一定程度的集权有利于秩序重建，目的在于削减官僚政客拥有的权力，向个体、企业和社会让渡更多的权益。 目前中国的政治腐败触目惊心。如果官僚政客的权利扩张无法受到有效遏制和惩罚，那么他们势必肆无忌惮地破坏改革所需的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更有甚者，部分官僚和国企高管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出卖同胞和国家利益以牟取私利。故此，通过强干弱枝，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削减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权利，把本该属于个体、企业和社会的权利归还原主，实乃合理而又具操作性的选择。 笔者不认为一人一票就能保障公民个体的自由。如果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党政权力和市场自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公权亦可随时侵犯公民个体的私域。斯诺登泄露的美国国安局监听丑闻就是臭名昭著的例子。只有切实保障私域的正当范围和自治，才能防止公权偏离法律规范的轨道，防止公权被政客滥用。即使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若个体没有相当的私域权力，个体不得不事事听命于民主产生的公权，自由也将不复存在。自由的要义在于，个体的权利由个体当家做主，而不是允许一人一票选出的公权来侵犯自身。...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3-10-29 汲取前苏联的教训绝不能仅仅止于此。比改革失败这个教训更深刻、更惨痛，也更应该汲取的，是前苏联执政党本身的问题——脱离群众、搞特权、不能以民为本。 22年前，曾经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它的教训十分深刻，值得我们思考与总结。最近国内多个省市组织领导干部观看纪录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展现了中国执政者居安思危、戒骄戒躁的作风。虽然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前苏联无法企及的成就，且同前苏联从各方面比，都没有太大的相同之处，但作为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曾经的世界第二强国，前苏联崩溃的教训，还是值得中国认真思考与对待的。 笔者认为，要汲取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一定要从两方面入手，不能偏废。 首先，我们要汲取前苏联在改革路径选择、政经改革先后顺序，以及休克疗法等与改革速度相关方面的教训。这些教训是宝贵的，中国政府与执政党在过去30多年，基本上都避免了前苏联在改革中曾犯下的错误。 毛泽东周恩来时期开始实行有利于中国的务实外交政策，避免因意识形态对抗而影响国家利益与民众生活，毛周主导上世纪70年代同美国握手言和。邓小平继承这一政策，上台后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老一代领导人这一做法，已经把中国同一个劲儿地与西方打冷战、在价值理念上搞对立的前苏联拉开了距离。 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确立了十年一任的集体接班制，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是同前苏联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改革之路。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则进一步在执政理念上与国际接轨，用“三个代表”改进、丰富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并在外交上成功地避免了走上前苏联结党营私最终自己却被孤立的老路。胡锦涛上任后，关注社会、关心弱势，废除农业税，在全国弱势群体中推行福利与医保制度，更是在广大老百姓尤其是农村地区、弱势群体中赢得支持。如今，刚接任不久的习近平决心清查党内腐败分子，大踏步融入世界格局并担负起大国责任……这些都是完全不同于前苏联改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 所以说，在改革方面，中国执政党不但汲取了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而且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的榜样。然而，汲取前苏联的教训绝不能仅仅止于此。笔者认为，比改革失败这个教训更深刻、更惨痛，也更应该汲取的，是前苏联执政党本身的问题——脱离群众、搞特权、不能以民为本。 以前苏联当时的国力与实力，绝对不会是因为一个人的改革政策失败，或者某股所谓“敌对势力”就可以搞垮的。如果苏共不是脱离人民，背离了当初建国时对人民追求自由与当家做主的政治承诺；如果苏共时期不搞特权——仅仅莫斯科地区就设立了100多个供各级苏共官员享用的特供商店；如果前苏联是为了保护国人不受外国飞机坦克的侵害而扩军备战，而不是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剥夺宪法赋予国民的种种权利而穷兵黩武；如果执政者注重民生，而不是把大把的钱都花在与美国的武器竞争上，前苏联不可能那么轻易就“亡党亡国”。 笔者认为，这方面的教训往往要比前一个更值得我们汲取。除了改革政策的失败（中国几代领导人已经走了一条同前苏联改革不同的道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执政党本身存在的问题，才是最终导致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总结他国的经验和教训，是必须要做的，但由于涉及到前苏联“亡党亡国”后出现的15个独立国家（原15个加盟共和国）——其中不乏同中国有极好关系的俄国、中亚五国，这就需要我们在总结教训时，不宜出现过多的情绪性词汇，以免影响中国与这15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