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9-21 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讲过，在每个世纪或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战略思想都自诸多事件本身带来的难题中吸取灵感。换言之，决策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根据不同的现实问题来制定适当的战略，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通用法则。时代在变，若一味墨守陈规，恐无异于刻舟求剑。外部挑战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 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面临的主要外来挑战或威胁是什么。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外战略一直以邓公提出的“韬光养晦”为轴心，其依据在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尚未将战略矛头对准中国，而且中国的周边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整体来看，决策层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环境的判断基本准确到位，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20多年高速增长，“韬光养晦”的政策居功厥伟。 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和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曾有“修理”中国的冲动。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更是赤裸裸的羞辱恐吓（该事件的后遗症至今犹在，所有西方国家和大大小小的周边国家由此相信侮辱中国不会遭到强烈反击），因此部分学者和军方人士开始批评“韬光养晦”战略，呼吁决策层适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 然而，天佑中国，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被迫启动反恐战争，对外战略改为先发制人（pre-emption），全球追杀“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并在反恐旗号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中国由此幸运地获得了十年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总量一跃为全球第二位。不过，即使无暇顾及东亚，美国也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打压，稳步构筑了戴旭所称的对华“C型包围圈”。中国决策层实际上部分接受了对“韬光养晦”战略的批评，通过曝光一些杀手锏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该战略的副作用。 当然，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学界和社会舆论中持续不断地有声音号召政府推行反“遏制”战略，这些论者对国际形势的解读是美国正在设法遏制中国，而中国的周边安全正逐渐恶化。单从军事领域来看，美国的确在周边围堵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视中国为敌，对华全面实施遏制战略，因为军事和安全问题必须服从于政治上对国家利益的全盘考量，而美国在经济领域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通过金融战从中国谋求暴利）。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使美国在滥用霸权时投鼠忌器，美国学界提出“中美国”倡议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笔者通过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若无重大事变，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将转向中国，我们的外来挑战将主要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将对华推行“全面接触”战略中的强势否定性政策，力图约束中国的力量扩张。美国会继续鼓励中国符合西方规范的行为，引导中国维护美国领导的体系，但更关键的是在国际社会上侮辱、打压、排挤、孤立、削弱和管束中国，并在经济领域利用中国，将中国牢牢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构建一种准“奴隶主—奴隶”生产协作关系，确保美国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不至于崩溃。条件允许的话，美国也会毫不犹疑地施行解体中国的策略。美国长期对华封锁核心技术，打压中国民族品牌，抵制中国高端产品，通过合资收买和控制国企，并制定计划对华发动金融战争；在反恐战争基本结束以后，美国针对中国重返亚洲，策动周边国家寻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美国对华限制政策的具体表现。 钓鱼岛危机将成为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由全面接触滑向限制政策的标志。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钓鱼岛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争议和摩擦地区。日本“偷袭”钓鱼岛的行动，既是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日美共谋的产物。受制于战后秩序，日本尚未摆脱战败国地位，其军事和安全政策仍仰仗华盛顿。故此，我们可以说，钓鱼岛危机只是美国在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后对华新战略的试水。应采取“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呢？学界的共识是决策层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在所难免，其重心无疑是中美和中日关系。笔者以为，中方不能冒进，必须承认目前中日实力持平，而美国的力量远超中国的现实，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一夜之间推倒现有国际秩序，还是要顺应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coercion)和先发制人（pre-emption）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威慑是一个古老的战略概念。孙子曾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威慑战略的要义在于通过展示己方的力量，说服理性的对手，让其明白任何重大挑衅都代价高昂，得不偿失。威慑战略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不同层级和形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细化（比如分成总体威慑、局部威慑、军事威慑等）。威慑还可以和利诱(inducement)、劝阻(dissuasion)、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兼容。 威慑的效用取决于对手的配合，只有对手认可我方的威慑力量，理性地选择退让，威慑才会奏效，可见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威慑的对象。如果对手是像日本这样的非理性文化国家，那么威慑基本上是无效的。日本武士和穆斯林人肉炸弹都拒绝与人理性博弈，威慑不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这也是小布什政府选择先发制人战略打击“基地组织”的原因。 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主要指向美国。我们要树立威慑美国能够成功的信心，将其视为今后与全球独霸的相处之道。由于冷战的经历，美国的决策系统崇尚理性，深谙威慑之道，是中国可以博弈的对象。中美核战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本身，所以在核武时代对美总体威慑是能够被美国和世界各国接受的，因为这一战略使中美双方都能够理性而有效地管控核武。 威慑成功的关键在于高度影响对手的决策过程，这也与孙子“攻心为上”的原则相合。军事实力仅仅是总体威慑战略的部件之一，而成功地让对手在决策时意识到危险更为重要。中国必须让美方了解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信中国高层有先发制人、发动局部战争甚至使用核武的决心；同时让美方相信如果他们放弃军事对抗，就一定会在经济和其它方面得到奖励。 在军事威慑领域，中国军队要相应地建立分级灵活反应机制，在巩固二炮和陆军强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海空军实力，提高指挥数据链质量，加强联合作战能力，细分军种功能，并训练更多的特种部队，向美国政府表明解放军无惧总体战，擅长局部小规模战争和高科技条件下的特种战争。中国要继续适时亮出部分杀手锏装备，以防止美国对解放军战斗力产生不正确的预期。 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要瞄准美国的软肋。除了其债务经济，美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惧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在伊拉克、伊朗、朝鲜、基地组织等问题上已经显露无遗。中国可以借此化乱为兵，有放有收，增加反击美国军事威胁的筹码。 若要维护总体威慑的效能，中方在传播中就不能自我贬低，不能任由对手藐视自己的威慑力量，包括国家、军队和民族品牌的声誉，因为它们都是强大的威慑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取得国际价值链上高端环节的主导权，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会得到改善，对手也比较容易放弃他们的野心，毕竟依赖中国技术的高端武器或威慑物对中国的威胁会大打折扣。中国应加快构建对日优势 中国需要在“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大框架中来处理钓鱼岛危机后的中日关系，以对日劝阻、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来配合对美威慑。 源于日本的非理性文化，日本领导人更愿意赌博，并不太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福祉。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对日本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影响极其有限。日本政权频繁的更换更是加大了威慑战略影响其政治运作的难度。 中国不能从理性层面去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但可以从“合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和推断日本的政策走向。比如说，现在日本债务缠身，迫切需要中国市场的支援，可其政客依然挑起钓鱼岛争端。在理性的人看来，这是不合逻辑的错误行为；但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讲，这又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日本人清楚地知道，在中日竞争中，时间不在日本一边，所以大量日本人倾向于铤而走险，支持政府在中国实力将起未起之时，最充分地扩大日本的利益且使其合法化，并积极寻求瓦解中国的办法。...
热点解读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9-15 在成立葡语国家与地区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基础上，澳门应积极开展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往来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和完善人民币的回流机制，这将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人民银行于8月6日批准澳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为葡语系国家银行同业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把服务范围扩大至港澳及东盟以外地区。此次中央批准澳门拓宽人民币清算服务至葡语国家与地区，不仅令澳门企业与葡语系国家及拉美地区资金往来更加便利，也为澳门金融行业带来更多机遇。 近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额实现了高速增长，澳门正好在此时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与葡语国家的贸易更畅通。澳门作为“中葡服务平台”可发挥特区的制度优势，拓展与葡语国家的金融业务。葡语国家与地区的企业，使用人民币取代美元进行结算可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这也有利于中葡地区的贸易往来。 为葡语国家与地区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可为澳门带来多个机遇。澳门可搭建内地与葡语国家之间的金融交流合作桥梁，打造“中葡商贸合作”的金融服务平台。澳门也可通过对葡语国家的积极宣传推广人民币的使用，在信息互通、交流培训等方面进行合作。此外，澳门可联动中银集团在巴西、葡萄牙和安哥拉等地的分支机构，共同合作，为葡语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澳门进一步扩大跨境人民币的结算范围，可使其商业机构在内地和葡语国家找到更多的贸易伙伴。 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下，澳门可发挥葡语文化的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中国与葡语国家及地区间的人民币清算中心。澳门设立葡语国家人民币中心也可以进一步巩固人民币作为重要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澳门具有处理各类人民币业务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也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因此，澳门直接服务葡语国家和地区，降低有关企业的商易结算与投资成本，是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安排的。 在成立葡语国家与地区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基础上，澳门应积极开展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往来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和完善人民币的回流机制，这将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此外，澳门特区政府也应考虑设立人民币、港币、澳门币三种货币的交易结算平台，使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汇款、贷款、多种货币清算能同时进行。澳门还可进一步成立人民币、港币、澳门币三种货币的交易结算中心，并推出更多人民币产品及其它衍生金融产品，从而把澳门发展成为另一个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金融中心。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8-27 “恶意做空”行为如危害到国家安全，可构成触犯新国安法的罪行。根据新国安法第18条，国家在必要时，可采取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7月1日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新国安法）。新国安法较1993年订立的旧国安法涉及的范围更广，除原有的防范、制止和惩治叛国、分裂国家、煽动颠覆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行外，还新增条款关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安全。新国安法第18条对金融安全作出规定：“国家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建设，防范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至此，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已正式成为国家安全的监管范围。 防范金融风险属国家安全 回归后一年，香港于1998年也曾遇到金融风暴的挑战。在有“金融强盗”之称的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等一帮国际炒家持续做空下，香港的汇市和股市暴跌，对香港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破坏。当时，索罗斯预先于1998年上半年开始囤积港币并推高港股。在6至7月间，他又在期指市场建立大量恒指空仓。8月5、6日，索罗斯等抛售400多亿港币；8月7日，索罗斯等在股市大肆砸盘，恒指大跌。8月14日，香港政府携巨资正式投入股市和期指市场交易，甚至向多家香港券商发出指示，不惜成本地吸纳恒指蓝筹，并逐步将8月期指抬高。索罗斯等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打压指数，而港府则死守股市，不惜代价将所有卖单全收，27日的交易额达200亿港元。最后，香港政府动用外汇基金约100多亿美元，迫使索罗斯离场。索罗斯的恶意做空不是即兴的，而是有精心部署的金融掠夺行动。在97亚洲金融风暴时，索罗斯曾领头对港股发动攻势，最后香港政府需入市干预，才导致他巨亏离场。 2015年7月8日，中国和香港股市出现大跌市。据香港传媒引述外电消息指，著名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曾现身香港的办公室。有市场人士揣测，近期A-H股出现大幅调整，与包括索罗斯在内的海外基金有关。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安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国家安全机制正式开始运作，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念”，并表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把国家安全视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国家安全并不是单纯的战争与政治问题，而是以核心价值为灵魂的一套复杂系统，核心价值包括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等，这些共同构成了最大化的国家利益。按照这个观念，金融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子系统，也贯穿于“总体安全”的各个层面。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所面对的金融风险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下，防范全球性金融系统风险和管理将愈加重要。 由于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乃至国家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各国政府及国际上的金融监管机构，都在制订金融风险管理的法规和指引，以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度量和防范。因此，在金融危机发生前，金融风险管理是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新国安法提出，负责国家安全的机关理应担当金融安全卫士。如中国金融市场受境外势力的扰乱，金融市场发生大幅波动时，可动用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应付，以维持国家的金融安全。 7月8日股灾以“做空”为主导 “做空”就是指投资者如看淡某只股票时，可以支付利息从经纪手中先行借入特定数量的股票，并在市场沽售，待股价下跌时，再以低价购回股票并归还予经纪，从中赚取差价。2015年7月8日星期三下午，内地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不少机构投资者和券商都有参与“做空”。当日股市大跌，3大期指沪深300、上证50及中证500午后更全部跌停。港股当日也曾一度大跌逾2,100点，收市时跌1,459点，是历来第四大跌幅。数据显示，内地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在结算前，普遍维持200亿至300亿元人民币水平。 与此同时，在新加坡买卖的A50期货合约，在同期则成交大增，并维持400亿至500亿元人民币水平，新加坡期货市场变相成为A股的外围赌场。有中资券商的策略师指出，买卖新加坡A50期货主要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一般的散户，因此，新加坡A50期货的大量未平仓盘，反映机构活跃的投机活动。有鉴于内地股市在连番做空的情况下暴跌至股灾，不仅多个中央级部委联合倾力救市，甚至公安部亦出动调查股市狂泻是否有人“恶意做空”。 “恶意做空”涉触犯国安法 在7月10日，中证监新闻公告，解释“恶意做空”是指跨期卖空期指的行为。公告指出，“恶意做空”行为导致近期A股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对内地金融秩序已经造成了破坏。 “恶意做空”行为其实已危害到国家安全，可构成触犯新国安法的罪行。根据新国安法第18条，国家在必要时，可采取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凡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件，在境内一般会交由国内安全保卫来负责，因此出动公安调查“恶意做空”是适当的做法。有报导指，公安部将查股民6月以来所有成交纪录。而在公安部在发出警示后仍“恶意做空”的，可能会成为调查对象。公安部进驻中证监调查“恶意做空”消息一出，当日沪综指迅速回升。 据内地的官方媒体报导，此次中国股市“恶意做空”可能包括以下四大力量： 第一支做空力量是境外机构。一些跨国投行做空，以影响中国境内金融市场。他们一般会散布中国银行坏帐危机、地方债务危机、房地产危机等，甚至炒作执政危机。 第二支做空力量是内部投机力量。按常理说，做空都是市场行为，但动辄散布谣言，称“今天是散户最后一次逃生机会”，并把这些说法作为正式通知发给客户，还开通快速通道，应属于明显的操纵行为。这些机构还进行期现市场联合操纵。当其集中力量以这种非法方式做空时，就属于恶意做空。 第三支力量是一部分跟风的中小机构。这类机构并无投资主见，对国家宏观形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研究甚少，其投资原则就是“跟庄家”，听凭“小道消息”作判断，对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 第四支力量是在境内配合、跟随外部做空者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特征是以“完全彻底的市场化”为大旗，对金融监管当局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都做负面解读，一律以美国标准来定是非。他们的作用就是搅乱舆论。这支力量也是谣言的主要发源地。 “恶意做空”或涉操纵市场 除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外，公安部也可以操纵证券罪进行侦查。有上海资深律师表示，所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是指以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为目的，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与他人串通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自买自卖期货合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交易量、交易价格，制造证券、期货市场假相，诱导或者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扰乱证券、期货市场秩序的行为。 目前A股市场出现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已侵害了国家证券、期货管理制度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虽然《证券法》并没有定义何谓“恶意做空”，但如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则可能涉嫌价格操控。...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7-23 “恶意做空”行为如危害到国家安全，可构成触犯新国安法的罪行。根据新国安法第18条，国家在必要时，可采取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7月1日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新国安法）。新国安法较1993年订立的旧国安法涉及的范围更广，除原有的防范、制止和惩治叛国、分裂国家、煽动颠覆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行外，还新增条款关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安全。新国安法第18条对金融安全作出规定：“国家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建设，防范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至此，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已正式成为国家安全的监管范围。 防范金融风险属国家安全 回归后一年，香港于1998年也曾遇到金融风暴的挑战。在有“金融强盗”之称的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等一帮国际炒家持续做空下，香港的汇市和股市暴跌，对香港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破坏。当时，索罗斯预先于1998年上半年开始囤积港币并推高港股。在6至7月间，他又在期指市场建立大量恒指空仓。8月5、6日，索罗斯等抛售400多亿港币；8月7日，索罗斯等在股市大肆砸盘，恒指大跌。8月14日，香港政府携巨资正式投入股市和期指市场交易，甚至向多家香港券商发出指示，不惜成本地吸纳恒指蓝筹，并逐步将8月期指抬高。索罗斯等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打压指数，而港府则死守股市，不惜代价将所有卖单全收，27日的交易额达200亿港元。最后，香港政府动用外汇基金约100多亿美元，迫使索罗斯离场。索罗斯的恶意做空不是即兴的，而是有精心部署的金融掠夺行动。在97亚洲金融风暴时，索罗斯曾领头对港股发动攻势，最后香港政府需入市干预，才导致他巨亏离场。 2015年7月8日，中国和香港股市出现大跌市。据香港传媒引述外电消息指，著名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曾现身香港的办公室。有市场人士揣测，近期A-H股出现大幅调整，与包括索罗斯在内的海外基金有关。 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安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国家安全机制正式开始运作，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念”，并表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把国家安全视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国家安全并不是单纯的战争与政治问题，而是以核心价值为灵魂的一套复杂系统，核心价值包括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等，这些共同构成了最大化的国家利益。按照这个观念，金融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子系统，也贯穿于“总体安全”的各个层面。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所面对的金融风险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下，防范全球性金融系统风险和管理将愈加重要。 由于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乃至国家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各国政府及国际上的金融监管机构，都在制订金融风险管理的法规和指引，以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度量和防范。因此，在金融危机发生前，金融风险管理是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新国安法提出，负责国家安全的机关理应担当金融安全卫士。如中国金融市场受境外势力的扰乱，金融市场发生大幅波动时，可动用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应付，以维持国家的金融安全。 7月8日股灾以“做空”为主导 “做空”就是指投资者如看淡某只股票时，可以支付利息从经纪手中先行借入特定数量的股票，并在市场沽售，待股价下跌时，再以低价购回股票并归还予经纪，从中赚取差价。2015年7月8日星期三下午，内地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不少机构投资者和券商都有参与“做空”。当日股市大跌，3大期指沪深300、上证50及中证500午后更全部跌停。港股当日也曾一度大跌逾2,100点，收市时跌1,459点，是历来第四大跌幅。数据显示，内地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在结算前，普遍维持200亿至300亿元人民币水平。 与此同时，在新加坡买卖的A50期货合约，在同期则成交大增，并维持400亿至500亿元人民币水平，新加坡期货市场变相成为A股的外围赌场。有中资券商的策略师指出，买卖新加坡A50期货主要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一般的散户，因此，新加坡A50期货的大量未平仓盘，反映机构活跃的投机活动。有鉴于内地股市在连番做空的情况下暴跌至股灾，不仅多个中央级部委联合倾力救市，甚至公安部亦出动调查股市狂泻是否有人“恶意做空”。 “恶意做空”涉触犯国安法 在7月10日，中证监新闻公告，解释“恶意做空”是指跨期卖空期指的行为。公告指出，“恶意做空”行为导致近期A股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对内地金融秩序已经造成了破坏。 “恶意做空”行为其实已危害到国家安全，可构成触犯新国安法的罪行。根据新国安法第18条，国家在必要时，可采取防范金融风险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凡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件，在境内一般会交由国内安全保卫来负责，因此出动公安调查“恶意做空”是适当的做法。有报导指，公安部将查股民6月以来所有成交纪录。而在公安部在发出警示后仍“恶意做空”的，可能会成为调查对象。公安部进驻中证监调查“恶意做空”消息一出，当日沪综指迅速回升。 据内地的官方媒体报导，此次中国股市“恶意做空”可能包括以下四大力量： 第一支做空力量是境外机构。一些跨国投行做空，以影响中国境内金融市场。他们一般会散布中国银行坏帐危机、地方债务危机、房地产危机等，甚至炒作执政危机。 第二支做空力量是内部投机力量。按常理说，做空都是市场行为，但动辄散布谣言，称“今天是散户最后一次逃生机会”，并把这些说法作为正式通知发给客户，还开通快速通道，应属于明显的操纵行为。这些机构还进行期现市场联合操纵。当其集中力量以这种非法方式做空时，就属于恶意做空。 第三支力量是一部分跟风的中小机构。这类机构并无投资主见，对国家宏观形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研究甚少，其投资原则就是“跟庄家”，听凭“小道消息”作判断，对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 第四支力量是在境内配合、跟随外部做空者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特征是以“完全彻底的市场化”为大旗，对金融监管当局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都做负面解读，一律以美国标准来定是非。他们的作用就是搅乱舆论。这支力量也是谣言的主要发源地。 “恶意做空”或涉操纵市场 除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外，公安部也可以操纵证券罪进行侦查。有上海资深律师表示，所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是指以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为目的，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与他人串通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自买自卖期货合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交易量、交易价格，制造证券、期货市场假相，诱导或者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扰乱证券、期货市场秩序的行为。 目前A股市场出现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已侵害了国家证券、期货管理制度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虽然《证券法》并没有定义何谓“恶意做空”，但如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则可能涉嫌价格操控。...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6-25 横琴自贸区可与澳门政府加强合作，共建横琴金融商贸平台，成立人民币、港币、澳门币三种货币的交易结算平台，以及跨境贸易、融资结算平台。 一、横琴将设“人民币离岸在岸结算中心” 据报道，6月23日在港举行的横琴投资推介会上，横琴管委会负责人表示，横琴将设“人民币离岸在岸结算中心”，其主要目的是配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并拓宽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投资的渠道。在巩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的同时，横琴希望打造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次中心。 二、横琴重点发展离岸金融业务 2009年8月，国务院批准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化》，明确把横琴建设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的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并且将推进金融改革，建设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横琴重点发展离岸金融，为港澳和国际自由贸易提供配套服务。横琴金融区的发展定位为CEPA框架下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拓展港澳金融业发展空间的新平台；促进珠江口西岸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先行区和鼓励金融业务创新的示范区。横琴将大力支持和鼓励中外资股权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集聚，并希望成为全国首个将金融创新政策细化落实的地区。 据了解，目前全国首个知识产权运营特色试点平台——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建设工作已正式启动；横琴稀贵商品交易中心已挂牌运作；持牌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财务公司、货币兑换、资产管理公司等已达50家；多家银行横琴支行获准升格为二级分行或正筹备将横琴支行升级为二级支行。此外，首家澳门地区银行——澳门国际银行2014年1月24日落户横琴，首家香港地区银行——东亚银行也即将进驻。据统计，2014年，横琴新区办理跨境人民币同业存款业务总额超470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达139亿元，同比增长5.8倍。在账户管理制度创新方面，人民币基本结算账户审批业务也在全国率先下放横琴新区内银行试行办理。 横琴管委会将推出多项措施，包括降低公司注册门坎、取消或放宽港澳投资者的股权比例限制等，以吸引港澳企业。横琴还将设立港澳管理机制，衔接港澳的服务业标准，促进三地服务业人员的资格互认。 随着“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加速，横琴将以香港经验为借鉴，发展人民币离岸结算业务中心，并积极推动区内展开人民币双向融资业务的跨境业务。 三、横琴自贸区发展金融的优势 1. 地区位置优势 横琴是珠海市146个海岛中最大的岛，面积86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的3倍。2004年，为适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要求，广东省提出将横琴设立为泛珠三角横琴经济合作区；2005年9月，为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广东省编制了《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2009年5月，广东省政府再次将修编后的《规划》上报国家发改委。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把横琴建设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的粤港澳紧密合作示范区。2009年8月14日，国务院批准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 横琴新区作为全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与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比较起来，最大的特点是区位优势，即在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有别于其他新区的，就是“三个有利于”。 1. 有利于构建港珠澳紧密合作的新载体； 2. 有利于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和维护港澳地区的长期繁荣稳定； 3. 有利于共建珠澳国际都会区，这是横琴开发的重要意义所在。...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6-10 缅甸将治理国家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一体化，在西方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这其实为北京提供了左右其内政与外交政策更强大的杠杆。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是缅甸政府在其民族国家建构的新阶段必需的依靠，这正是北京促使缅甸落实联邦制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资本。 【编者按：本文提纲挈领地梳理了近70年来缅甸国家建设的轨迹，并对中国应如何维护自己在缅利益提出建议。文章虽首发于2013年3月9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但其对中国外交策略的建议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还暗合中联部此次邀请昂山素季访华的思路。特此略作修改，以飨读者。】 近年来，除了继续改善对美关系之外，缅甸也在计划加强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系，争取借助外资来发展缅甸经济。缅甸的外交转折波及中国西南边境安全、中缅油气管道建设以及中国企业在缅巨额投资，北京必须及时调整对缅政策，但切莫草木皆兵，自乱阵脚。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而缅甸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建设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只有厘清缅甸民族国家建构的脉络，中国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其外交政策的演变，从而作出合适的应对。 民族国家是一个能独立自主地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教育、文化等事务的政治行为主体，其合法性在于它能维护特定领土上认同感一致民族的利益。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民族则是主要基于种族区分的文化实体，两者在地缘上的重合形成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 民族国家成员的认同感既可来源于已在的共同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传统因素，也可来源于新兴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推动的同化举措。后者成功的经典案例是法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在百年战争之后，法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王室努力通过政治高压制造同质单一的民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兰西民族是法国国家政权炮制出来的，这与民族主义思潮孕育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大相径庭。 缅甸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基本上属于法国模式，不过迄今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反面教材。缅甸是全球最富民族多样性的国家之一，拥有缅、掸、孟、克伦、克钦等135个民族。1947年颁布的缅甸联邦首部宪法给予少数民族各邦高度自治的权力，并在第10条规定，各邦在独立10年后都有“脱离联邦的权利”。然而，吴努、奈温、苏貌、丹瑞等大缅族主义者无视比较符合国情的1947年宪法，强行实施“一个宗教、一种语言、一个种族”的“民族建构”政策，梦想打造一个民族特性同质化的单一制国家。这是缅甸长期以来深陷内战泥潭的根源。 我们可以将缅甸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底缅甸“反法西斯组织”成立，翁山出任其军事指挥，到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正式独立；第二阶段从建国到2008年2月9日军政府宣布将举办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随后直到现在的数年时间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标志是1947年缅甸本部与各少数民族在掸邦境内彬龙（Panglong）镇上签署的《彬龙协议》。它成为缅甸联邦首部宪法的基础。在1944年8月之前，缅甸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但是其范围和影响有限，声势远不如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翁山将军周旋于英国、日本和缅甸各派势力之间，最终目标是缅甸独立建国。为达此目的，翁山决定与少数民族势力妥协，通过确保地方高度自治的联邦制来实现缅甸的领土统一。毕竟，完整的领土是民族国家成立的最基本条件。 翁山将军的建国规划触犯了英国殖民当局的利益，也异于大缅族主义者的政治蓝图，导致他在1947年7月19日被吴素派别刺杀。缅甸在其身后进入民族国家建设的第二阶段。其间的历届政府，无论军人还是文官主政，都奉行大缅族主义，采用当年法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模式，通过专制、战争和强制同化政策来制造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高压来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标志是吴努政府在1961年宣布佛教为国教，和奈温（尼温）将军在1962年政变上台后废除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力的1947年宪法，全面推行集权统治。在军政府时期，大缅族主义者唯我独尊，独断专行, 非缅族完全失去自治权，被逼上梁山，不得不诉诸武力自保。 到了第三阶段，在内外交困的危局中，军人集团的部分领袖逐步认识到，当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途径已成为国民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福利的普惠，因此，他们改弦易辙，顺应世界潮流，采用经济手段来推进民族国家建设。登盛政府的策略是以半自治的民族政策笼络少数民族势力，以半开放的外交政策赢得西方支持，从而以新模式打造一个缅族主导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缅甸当前的制度转型完全由军人利益集团主导，军人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受到法律保护。新宪法规定国防军“享有独立处理所有与军队有关事务的权力”，并声称军队要“参与和担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 在民族事务上，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限制。新宪法第261条规定省、邦行政长官由总统任命，提交省、邦议会通过，并同时规定，“在不能举证说明不符合省、邦行政长官条件的情况下，省、邦议会无权否决总统提名的人选。”更让少数民族势力深感不满的的是，总统有权对省、邦机构进行改组。 在外交领域，缅甸对西方的妥协并不是全方位的。军人集团仍然刻意打压西方支持的翁山淑枝及其领导的“民盟”势力，对与西方的安全合作持深刻的怀疑态度，对西方长期实施的武器禁运愤愤不平。 缅甸与中国拉开距离是不现实的 缅甸开始积极寻求西方的投资，但是疏离中国这个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现实的。缅甸工业化程度不高，技术十分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其产品无法迅速进入高标准的西方市场，也很难在全球其他市场和本国市场上与外国商品抗衡。缅甸最可行的方案是把经济发展重点置于融入标准较低的东盟（亚细安）区域市场，而中国目前需要转移甚至淘汰的产能其实正契合缅甸的实际需求。 再者，从欧洲历史来看，铁路、公路、电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力促进国民经济一体化和民族融合，长期奉行计划经济的缅甸政府对此心知肚明。目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业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在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杂志发布的2012年度国际承包商225强排行榜上，52家中国公司入选，共完成海外工程营业额627.08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9.89%。 对经济落后的缅甸而言，价廉质优的中国工程企业依然是首选。密松水电站停工事件提醒中国企业要加强海外公关，但它本身不会影响到中缅经济关系的大局。...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6-09 香港出现的“占领运动”和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受到泛民主派的反对，令北京对香港是否会受“外部势力”干预倍感忧心。维护国家安全是任何国家公民都应尽的义务，凡属于中国公民的香港同胞，都应维护国家安全。 全国人大于5月7日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法》草案（简称“草案”），明确提到香港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这是香港出现“占领运动”和特区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后，中央对现行《国家安全法》提出的一次重大修订。 “草案”其中有两条提及香港，包括第11条所说的“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和第36条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草案”有关条款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 一、国家安全的范畴 现行的《国家安全法》是于1993年通过的，其制定的背景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时中央有感国家政权正受到威胁，因此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国家安全法》以保护其政权的稳定性。 现行的《国家安全法》第四条只列明五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1. 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2. 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3. 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 4. 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 5. 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 新的《国家安全法》将扩大国家安全的范畴，除了包括维护国家政权、主权和领土完整外，也将下列各项纳入范畴： 1. 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第17条） 2. 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第18条）...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程军 2015-06-08 已经延续超过20年的建制vs泛民的局面目前正在慢慢变化之中，政治光谱复杂化所导致的，将是市民选择的多样化。如果不希望看到香港从此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纠战之中，如何在泛民分化阶段就开始想象及重塑香港未来的政治格局，至关重要。 上周日（5月31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深圳与数十名香港立法会议员会面，就即将在立法会进行表决的政改方案进行交流。综合会后香港各界的反应，各方对方案获通过的期望值都不高。 包括港府官员在内的多名政界、学界人士近日纷纷表示，对政改方案通过不抱希望。深圳会面结束后，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即指出，他认为政改没有可能再转弯，方案通过的机会是零；周二，港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称，他认为政改获通过的机会渺茫；同一天，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亦称对政改通过感到悲观。 一旦政改方案不获通过，香港政治环境及政党博弈格局将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分析人士对此已多有论述，各方的基本共识之一，是泛民将继续分化。公民党主席、泛民饭盒会召集人梁家杰在深圳会面后也承认，“不会低估泛民在下次立法会选举中流失选票，甚至失去否决权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泛民受到的最大冲击之一，将是普通民众对其构建政治运动能力的怀疑。自90年代以来，泛民一直引领着香港的在野民主政治运动。期间虽出现过民主党的多次分裂，但因公民党等新兴力量的持续补充，泛民一系仍一直主导着与建制派抗衡、与港府乃至中央对话的地位，且有能力自下而上营造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舆论话语体系和社会氛围。 不过，一旦政改方案被否决，无论是当年的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还是民主党衰败后已与之形成并驾齐驱之势的公民党，都将面临民众的同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毕竟“双普选”是泛民一系努力了20年的目标，由于此次谈判博弈达不到最理想的结果，泛民不得不将亲自为这目标划上（至少是阶段性的）句号。换句话说，泛民自己设定的目标摆在眼前超过20年，但按照他们的策略，不但无法争取到，甚至还要“否定部分的自己”，那么民众凭什么会相信，在下一个5年、10年里，泛民提出的新目标是可行的呢？ 与由港同盟和汇点合并而成的民主党相比，由专业人士组建的公民党确实曾给香港民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党魁梁家杰更因曾与前特首曾荫权举行电视辩论而名声大噪。不过创党至今，除了在立法会议席上达致与民主党平起平坐的“地位”，公民党在策略上也没有明显的新意。那么民众同样可以追问，如果包括公民党在内的泛民一系继续采取与过往20年相似的策略，那它又为何能达致不一样的收获？网络上流传着一句据说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全天下最愚蠢的事就是，每天不断地重复做相同的事，却期待有一天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政治永远是讲究实力的游戏。泛民的尴尬之一，便在于他们一直没有实力得到最期待的，却又常常拒绝自己可以得到的。“一鸟在手胜过百鸟在林”，在坚决要保持“捆绑式”姿态的泛民身上，完全看不出他们能理解这来自西方古希腊的民间智慧。 上述质疑其实早已散见于各处，透过去年的“占中运动”和近两年每逢6月的维园—尖沙咀纪念/反纪念活动，更多冲击正清楚地显现出来：由于不相信泛民的能力，学联（与公民党关系密切）8家香港专上学院成员中的一半已经宣布退出；由于不认同泛民的策略，行动更为激进的年轻政治团体正纷纷冒起，并在“占中”和“反水客”事件中不时成为主导现场和场外舆论的主角。更应引起泛民忧心的是，在部分以“本土”为旗号的新兴政治力量背后，一整套政治运动乃至政治文化的话语体系正在被逐渐梳理、构建出来。在这套政治理念的支持下，作为“过去20年运动”的领导者（和失败者），泛民的资源遭到侵蚀已不可避免。 （从深圳会面之后的情况看，公民党在泛民内部的角色似乎越来越重要，梁家杰周日当天更代表泛民面对记者，做出表态。然而——如前所述——受其成员自身性质的限制和策略上匮乏的影响，公民党在后政改时代的走势无法令人看高一线。） 政改方案投票尚未开始，负责投票的人却纷纷表示已看到了结果，不过他们中间始终无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政改的香港将向何处去？ 有声音说，如果方案通不过，港府正好可以暂时搁置这类争议大的问题，集中精力关注经济、民生问题。不过问题是，在政改问题还未导致两方阵营最后撕裂的时候，涉及香港未来产业战略的事务都无法顺利推行。那么是出于何种假设，会让人有幻觉说政改方案不过反而可以令社会专心于经济、民生？ 举例而言，曾被坊间认为是温和泛民、有可能“被撬票”的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在深圳会面后曾表示，如果中央此次表态意味着要把政改“袋一世”，那他就会“反一世”。 而正是同一个莫议员，曾在几个月前为梁振英政府所提议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奔走呼吁，动员科技界的游说力量，企图说服在立法会“阻击”港府的泛民强硬派暂时停手，以求创新及科技局得以成立，为香港互联网和科技产业奠定重要基础。可惜，由于泛民系部分议员的“拉布”行为，创新及科技局最终未能获得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拨款。 由创新及科技局事件上不难推断，否决政改方案后，在大目标上失去方向甚至民意的泛民，很有可能会在各种小目标上频频阻挠港府，以显示自己没有放弃斗争。也正因此，香港的政局——一如刘兆佳所言——将进入一段“不稳定”时期，其间，政治力量将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并形成新的博弈格局。 由此我们建议，首先，中央政府与港府应及时了解新兴政治力量的诉求，把握其运动的特点，并建立可持续的沟通渠道。政治从来都是博弈游戏，为避免因误会而产生的“双输”或“多输”，很有必要及早形成可靠的对话渠道。 其次，泛民的分化过程值得密切关注。已经延续超过20年的建制vs泛民的局面目前正在慢慢变化之中，政治光谱复杂化所导致的，将是市民选择的多样化。不过有一点不难预测，泛民争取不到的结果，激进一系更没有机会得到，但如果不希望看到香港从此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力量纠战之中，如何在泛民分化阶段就开始想象及重塑香港未来的政治格局，至关重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香港大多数温和的市民和选民，应采取何种方式，重新思考香港过去半世纪取得辉煌成绩的成功之道，并用不仅限于政治的方式，规划和动手打造香港的将来。我们预期，作为新兴激进政治力量的对照物，民间有可能（也有需要）出现新的坚持中间路线的政治力量。这一力量既可以吸取泛民的失败经验，又可以制衡激进的呼声，对于普遍厌恶暴力和偏保守的香港市民来说，新兴中间力量将有可能成为他们在激进派之外的新选择。 过去30年里，香港从曾经的“政治冷漠却明珠闪耀东方”慢慢变成“政治燥热却始终一无所获”，其中蕴含了无数值得回味的故事。而“占中”和“政改”给香港带来的，也是自“67暴动”以来最强烈的冲击，是社会和民心的种种撕裂。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恰恰是在“67暴动”那个动荡年代之后，痛定思痛的港英政府和社会各界才能逐步达成共识，并借二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大势，走上腾飞之路。 又有谁能否认，香港此次不是站在下一个飞跃前的十字路口呢？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5-06-05 中央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显示，中央治港路线正开始变得强硬。白皮书更将“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和“特首需爱国爱港”写入其中。 5月31日中央官员在深圳与香港立法会议员会面后，明确表明政改方案不会有退让空间，人大8.31决定对香港政改长期有效，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 中央表明不让激进人士当特首，就算是选上了，中央也不会委任。香港政改表决在即，泛民（泛民主派）应如何自处？ 一、中央立场明确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于5月31日在深圳与香港立法会议员会面，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问题沟通，交换意见。王光亚表明： 1. 中央将坚定不移，诚心诚意地支持香港在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无论遇到多大阻力，中央政府都会为此作出最大努力。 2. 中央愿意与包括泛民主派（泛民）在内的香港各界人士就普选问题进行广泛沟通，在基本法和人大8.31决定的基础上，凝聚共识，从而共同推动香港民主依法有序发展。 3. 在实现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立法会议员角色关键。中央真诚希望全体立法会议员以香港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依归，顺应民意。李飞以法律角度分析： 1. 基本法对于行政长官普选有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8.31决定。 2. 民间提出的“白票守尾门”（当空白票过多时，选举无效）、提名委员会“公司票”改成“个人票”等方案，皆不可行。张晓明向泛民提出： 1. 有部分议员在普选法案的投票上处于“两难”境地，作出决定的关键，就看怎么权衡“利害得失”。 2. 议员在普选法案投票，应考虑香港的主流民意、议席得失、对立法会普选的关联影响、对经济民生的影响、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方面。 二、港泛民应如何自处？ 普选方案将定于6月17日提交立法会大会辩论。方案目前并无修订，将以决议案形式交予立法会表决。在辩论期间，每个议员只可作一次15分钟的发言，而且也不能提出修正案。预计方案于18日表决。...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和谊 2015-05-14 王岐山强调传统文化，是要从中寻求那些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所共有的价值理念，那些现代化的DNA。而同时，王岐山也明确强调，中国追求的现代化是要有中国特色的。 4月23日，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弗朗西斯·福山、青木昌彦、德地立人三位学者与企业家，进行了一场看似天马行空实则透露了不少这届政府重要治国理念的谈话。现摘录其中重要的几段并试作解读。王岐山：你讲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优秀的DNA要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优秀的DNA中国文化中就有。中国在多民族的遗传中有变异。中华民族更要吸收西方文化的好东西，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东西都要吸收。解读：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回归传统与本族文化的保守主义信号释放得相当明显了，这种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孔孟之道”中寻找现代文明的DNA肯定会让一些“儒宪”派焕发活力。虽然“儒宪”派前景如何目前还没人清楚，，但笔者大体认同王岐山一边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一边发掘传统文化优秀一面的提法。 王岐山提到孔子、孟子、王阳明，都是值得研究的。例如说孟子吧，我们随口可以朗诵出的一些名言，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再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儒家已然从孔子时期主要是侧重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步跨越到试图规范国家与人、人权与主权的政治领域，弘扬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实在是必要的。不过切忌沉渣泛滥，优秀不彰，反而让腐朽的东西卷土重来。 王岐山：美国搞宪法的人很聪明，首先把自己的利益确定好了，所有原罪的人释放了，后来把穷人拿进来，再慢慢地把妇女，最后把黑人拿进来，建国二百年后选举权给了黑人。现在反过来要求它国复制……美国的特点怎么复制？解读：王岐山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关于当今一些尚未转型的国家追求民主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优势是人家在河上搭好了桥，甚至把各种民主模式都开发出来了，你不用再浴血奋战发明一个（英法美三个原发民主国家都经过战争和杀戮才建立起民主制度）；劣势是你只能复制人家民主制度这个“结果”，却懒得且也无法复制它国制度那百年甚至千年的“演进过程”，而如没有这过程，也未必能有人家目前这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这就使得很多复制“结果”的国家，往往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 王岐山这点是很清醒的，一个国家——更不用说庞大如中国——追求的现代化制度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如果脱离中国的传统与文化，势必有如“走悬崖陡壁”。不过正如王岐山所说，“搞美国宪法的人很聪明”，既保护好了自己的利益，又搞定了一个稳定和谐的国家，那么，中国搞宪法的人是否也有这样的聪明才智、能助力执政者既保护好利益、又能逐步完成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呢？ 王岐山：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但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例子，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解读：岐山同志主导的“打虎拍蝇”反腐如“刮骨疗毒”，而现实中唯一一起给自己动刀子的就是这位割阑尾的俄国医生。目前中国的腐败之严重肯定已不是无关痛痒的“阑尾”，更像肿瘤，是癌症，如何给自己下这个手呢？中国文化传统里显然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腐败如果无法最终得到解决，其它的很多事情谈起来，未免也会大打折扣。不过即便如此，岐山书记此处也是对反腐艰难流露出真情。这种事情大家都清楚，如果一味信誓旦旦，恐怕反而并不是好事。王岐山：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特色。（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行……（因为）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其实中国都有，如何把其中好的东西发扬光大。（中国同世界）最基本的价值是一样的，不然我们怎么谈呢？解读：王岐山明确表示中国同世界各优秀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是一样的，这说明世界还是存在“共同的价值”，即在不同国家都适用的一些价值理念。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于王岐山的讲话，如果只是匆匆看过一遍，很多人有可能会得出“中国要退回到传统中去寻求安慰、探找未来”的观点，但实际上，王岐山强调传统文化，是要从中寻求那些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所共有的价值理念，那些现代化的DNA，而不是缩回到传统中去的对抗现代化的DNA。当然，王岐山强调中国追求的现代化也是有中国特色的，例如司法就是党领导下的。对外国专家说这话，也是明确释放出“不要再说三道四”的信号了。王岐山：我认为搞研究首先要有微观基础，有微观才能升华到宏观层面，有了大量的微观研究功底才能真正搞宏观。解读：特别选出这一句，是因为深有感触。中国目前搞研究的，包括习总号召建立新型智库，需要大量合格的研究人员，而中国的研究人员与基层实干家脱节的现象非常严重，一些参与实际工作的、掌握微观情况的人员基本不懂得研究，而研究人员又常常是从学校到研究所，对基层与微观都一知半解。看一下美国智库里挤满了从政府部门与各行各业通过“旋转门”过来的微观、宏观通吃的人才就会发现，中国今后的研究人员确实要有“仰望星空”的宏才大略，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现实经验。这句话也表明了这届政府今后用人的大致框框，就是要有理论水平，更要有基层实干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