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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军事透明化对外有助于加强军事互信，减少不必要的猜忌和摩擦，对内则有助于推进我国军事力量的改革和发展。军事透明化不应再成为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一个借口，而应该成为我国表达和平意愿、展示大国自信的平台和窗口。 美国国防部不久前公布了2010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报告称，美国对中国军事透明度不足感到担忧。此言一出，立刻在网上引起热议，许多网友指责这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又一体现。然而，在全世界追求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军事透明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军方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从公布年度国防预算到军方将领的频繁出访，中国军队都展示出走向世界的坚定与自信，因此军事透明化不应再成为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一个借口，而应该成为我国表达和平意愿、展示大国自信的平台和窗口。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至少可以从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来看待军事透明化对于我国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对外角度来看，军事透明化有助于我国加强对外军事互信，减少不必要的猜忌和摩擦。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军事不透明的原因是要隐藏实力。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的前提假设错了。它预设的前提是战争一触即发，所以我们要隐藏实力以期在战争开始后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所以中国军队的作用恰恰在于通过展示自身军力来表达和平的善意，同时也可以震慑潜在对手，维护周边稳定。此外，从近期各大军事展会上中国的踊跃参展可以看出，中国也希望在国际市场上全力推销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因此，军事透明化不仅有利于我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还能帮助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挣些外汇，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从对内角度来看，军事透明化对于推进我国军事力量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度中国对外公布的国防费预算为5321.15亿元，对于这5000多个亿究竟怎么个用法，别说外国人，就连我们中国老百姓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没办法对中国军方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评价。如果我们的军费投入比别人少，资金使用效率又不一定比别人高，那么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又从何谈起呢？ 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向美国学习。美国2010年军费预算高达7000多亿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军队用钱大手大脚。事实上，美国军方很多武器项目的研发都是由民间中小企业来完成的，而且这些项目的初始研发费用一般来说都是由企业自己承担。只有当企业拿出较为成熟的研发项目并被美国军方看中，美国政府才会拨付一定的款项支持企业的继续研发。美国最新的“混沌”超机动无人平台的研发过程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来自民间、极富创意的项目在一个公开而透明的平台上相互竞争，择优劣汰，美国军方在受到监督的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由市场的创新与活力，以最低的成本完成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 同时，由于军事透明度高，美军几乎所有项目的招标、实施都受到外界的监督和审核，稍不注意就遭到舆论、议会的批评指责。也正是由于这些批评指责，美国军方才会中规中矩、精打细算，果断下马“科曼奇”武装侦察直升机、“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等一批耗资巨大同时不符合新时代背景的项目，而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无人机、防雷车、个人防护装备等迫切需要的、与士兵生命息息相关的项目中。这样就能够促使美军与时俱进，避免一些无谓的浪费。 国内这方面的工作似乎远远不够。近期，国内某军事杂志在对比大陆和台湾的轮式装甲车时有这样一段评价：台湾的轮式装甲车不仅要面临底盘裂痕的技术问题，还要通过低效率的官僚系统与冗长采购程序的折腾，真正形成战斗力还需时日，而大陆的新式轮式战车已经装备了快速反应部队，各种衍生型也会陆续问世。这段话看似说明大陆的装备采购效率更高。但仔细想一想，台湾的轮式战车之所以“处境艰难”恰恰是因为其整个采购程序都暴露在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整个项目在研发费用、技术缺陷、单车造价、后勤维修等方面不断受到各方的批评质疑。反观大陆，别说是整个项目的研发程序和费用，就连单车造价外界都一无所知。 因此，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实现中国军事透明化对于中国军队来说都是只赚不赔的。     ■杨一星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09-25 政治版块的移动，社会改革的启动，两地融合的提速，香港未来变化可能呈现的新局已经若隐若现。传统的管治思维、发展模式或许需要一次范式转移，香港应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宏观的高度来审视香港的未来发展，用全新的战略思维来推进香港经济结构的重整与公平和谐社会的构建，从而稳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中秋节前夕，菲律宾政府通过中国驻菲大使馆正式向中方递交了“823香港游客马尼拉遇袭惨剧”的调查报告。港府通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收到这份报告后，随即发表五点声明予以回应。翻开报纸，思绪仿佛被扯回惨剧当天，被重新拉入电视直播的场景之中……惨剧发生后，在过去近一个月时间里，香港人集体展现出来的关爱、团结、坚强，无不令人动容、感叹。尤其是8月29日的八万人大游行，黑衣素服，默默无言哀悼死者，平和理性展现港人愤慨。而这次游行，给我们观察香港时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口，因为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第一次“不分党派、不分阶层”的大游行，是“民心一致”的第一次。 立法会新一年的会期尚未展开，香港的时政新闻缺少焦点，在淡季中沉浮，整个社会仿佛在凝神等待新施政报告的公布。但是从看似平淡无奇的时局中，我们似能找到香港局势未来发展变化的一些脉络…… 政治版块移动 从去年底到今年６月，从公民党与社民连结盟推动所谓的“五区总辞”闹剧，到2012政改方案得到超过2／3立法会议员支持而获得通过，香港政治形势的发展可以说是波诡云谲，峰回路转。政改方案得以通过，令香港的民主进程向前迈进一步，为下一步的本地立法以及理性讨论普选路线图等政制问题打下基础，同时避免了政局出现动荡，舒缓了港府的压力，减少了社会的戾气，更压缩了激进势力进一步壮大的空间。 政改方案的通过是历史性的，民主党积极与中央政府沟通同样是历史性的。民主党的转变，特别是学者在推动制定改良方案和对话中发挥积极、良性作用，代表着理性声音在香港社会的逐渐上升，“破冰之旅”可视之为香港社会精英对中国崛起、国力日隆的正面回应。从坚决不参加“五区总辞”闹剧到坚持与中央政府对话、沟通，民主党的政策转向，标志着温和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的分道扬镳。香港的政治生态由此改写，从传统的建制派对反对派“四六开”，正在向建制派、温和反对派、激进反对派的“四三三”转变，政治版块开始移动。 此次通过的政改方案中，焦点在于2012年立法会选举新增的五席“超级区议员”。后年的立法会选举共新增十个席位，其中五席地区直选，另外五个功能组别席位先由民选区议员提名，再交全港300多万登记选民投票产生。后者正是香港政坛在后政改时期所热议的“超级区议员”，其出现必将改变区议会整体生态：选举议题从过去关注街坊福利等社区事务转向全港性、政治性事务，参选人从过去植根社区、服务社区的社区精英转向拥有全港知名度的城中政治明星，过去不关心、不参与的中产阶层或会更为积极地在区议会选举中投票。可以预见，“超级区议员”的出现，势必令香港2011年的下一届区议会选举形势前所未有之激烈。目前立法会各个政党陆续就选举方案提出意见，也有部分政治明星透出有意参选的风向，显示“超级区议员”的选举开始迈向倒数。 2012年的特首选举同样惹人关注。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每届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现任特首曾荫权五年任期已过三年且不能连任，2012年7月1日第四任特首将正式登场，距离新旧特首交棒的时间已不足两年。特首曾荫权近日在一场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会上，主动回应社会上有关言论，强调不做“看守政府”，不做“五分之三”的特首。对于港府在“积极处理有迫切性的民生问题”方面的作为，社会舆论拭目以待。但是，不可否认，随着行政长官选举的日益邻近，社会各界会更越来越关注特首参选人的施政纲领，从政坛到传媒都难免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社会改革起步 后政改时期，港府的施政重心正转向“迫切性的民生问题”。曾荫权就即将发表的新施政报告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港府未来重点解决房屋、养老和扶贫三大范畴社会问题。在特首的政策宣示下，近期以来，香港各界正围绕着房屋、扶贫政策的取向展开讨论。香港的社会改革排入日程表，显示港府正着手破解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洗礼之后，香港经济维持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加上过去多年，港府均以民生为虑，屡屡“派糖”纾缓民困。按照传统管治智慧，社会矛盾理当日益缓和，但是香港民间社会抗争活动依旧不断，“八十后”在反高铁事件中的表现更让社会震惊，港府施政举步维艰，动辄得咎。是市民未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被阻断？ 统计显示，香港回归以来，GDP增长了约四成，但市民个人收入中位数却由10500港元下降至9500港元，反映绝大部分基层市民未能分享社会经济增长的成果。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一项最新调查显示，1976年至1990年间出生的“第四代香港人”受访者中，逾9 成在过去5年没有获得工作职位的晋升，仅有5.6%称有过职位晋升的向上社会流动。 “仇富”或许并非香港社会的真命题，但是贫富差距太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怨气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容当政者轻视。坚尼系数高达零点五三，显示贫富悬殊日趋严重。而香港自身传统的地产创富发展模式下，政府收入过于依靠卖地，地产商影响力无远弗届，渗透社会各个角落，楼价日高，矛盾日生，令“官商勾结”的指责大行其道，日复一日地出现在报端。 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无法解决经济转型问题，带香港走出困境，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环境保护、文化保育等一系列挑战。过去依靠行政手段来“派糖”，收效有限，无助凝聚民心，无助缓解矛盾。香港要真正解决社会民生问题，须有系统的新思维，转变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同时在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要以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来弥补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失灵之处，就房屋、医疗、福利、教育、退休保障等各个社会政策上展开长远规划，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这意味香港的发展必然从突显效率到重视公平，从创富向均富转变，社会政策进一步向基层市民倾斜，覆盖面更广。有观察家将这一转变概括为“香港向左转”。 香港实施社会改革，不仅需要化解、缓和社会阶层之间过往种种矛盾，更要直面当前复杂的经济局势。一方面，美国继续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热钱流入进一步推高楼股两市，虚火上升；另一方面通胀压力越来越大，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愈见艰难，各项开支“涨”声又起，怨气载道。如是局面，对港府的管治智慧更是考验。 经济融合提速 在完成相关程序之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9月12日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迈入互利双赢、合作发展的“ECFA时代”。大中华经济圈正加快整合成型，置身其间，香港的机遇与挑战同在。 放眼东亚，年初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启动，如今ECFA生效，而韩国方面正要求加快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一个以中国内地为核心的东亚自由经贸区正在加快整合。北望神州，广西开发北部湾经济区面向东盟，福建的“海西”概念获得台商响应……在前三十年开放的基础上，中国新一轮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消除外商在“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疑虑，让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而这轮开放更带动内需市场的启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动力。毋庸置疑，香港必须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来谋求自身的转型、发展与突破。 香港是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纳入国家发展大局，今年是内地“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十二五”规划将在明年启动，其中香港如何定位，如何把握机遇，如何配合国家发展，颇令各界关注。 粤港合作的升级深化当是题中应有之义。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化后，似乎慢慢淡出了媒体的焦点，其实两地之间的合作始终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粤港合作，不再满足于个别领域的互利双赢，而在寻求一种具备战略高度的宏观的整合。粤港两地今年4月签订《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以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宏观政策转化为有利两地发展的具体措施。两地还正致力争取把框架协议中有关粤港合作的政策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9月16日在广州举行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双方就《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落实安排达成共识，广东省长黄华华与曾荫权均亲自出席。...

2010-09-15 澳洲工党以76比74险夺组阁权，组成“弱势”政府。一个在议会中处处需要争取小党与独立议员票的政府，在处理中澳关系上会处于守成的状态，难有大作为，更不用说做出果断决定，提升与加深中澳关系。 澳大利亚8月21日大选结果悬而未决，在众议院150席位中，执政党工党获得72席，反对党获得73席，都未得到过半议席，出现70年来首次的“悬浮议会”局面。两个多星期来，工党与反对党展开对小党与独立议席的争夺，工党最终以76比74险夺组阁权。虽然澳洲选民对于这种靠几个小党与独立议员最终选定政府的做法不以为然，但游戏规则如此，大局已定，接下来三年，澳大利亚将由这个险胜的政府掌舵。 澳洲新当选的政府对未来中澳关系有什么影响？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按说，在中澳关系上，工党政府不大可能会摒弃陆克文的政策，而且，即便反对党上台，两国关系也不一定会有逆转。可是，一个“弱势”政府，一个在议会中处处需要争取小党与独立议员票的政府，在外交关系上，一定会遇到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可以从西方国家在对华政策上的“反对党”现象透视。 我们知道，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美国、澳洲为甚）中一直有一种政治势力，顽固坚持冷战遗留下来的“政治正确”，试图把中国摆上前苏联的位置，继续冷战思维，“中国威胁论”由此而生。然而，中国不是苏联，国际形势也大大变化，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进步，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最近两次分别肇端于东南亚与美国的经济危机，更是需要中国来“搭救”，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与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上离不开中国，可在政治上却又始终与中国保持距离的现象。西方对华政策的这两种分裂角色在各国执政经验中随处可见，而更多的则反映在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政治角力中。 我们看到美国和澳洲的大选中，在野的一方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执政党对北京政府“过于软弱”，例如参选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嘲讽老布什“拥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可他上台后，却和北京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接下来轮到参选的小布什对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进行无情抨击……然而，竞选时的攻击归攻击，任何党派执政后，都不得不面临同中国打交道的现实选择。迄今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澳洲等西方国家，对这个难题的解决都如出一辙：注重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尤其在经贸往来、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上。然而，在政治与军事上，却多有掣肘。对于执政的政党来说，只有在需要安抚民意，或者准备新的选战时，才会自己跳出来给对华关系制造点麻烦。 在野的反对党则刚好相反。由于他们在对华关系上不处于主导地位，而又需要在选民中造成他们和执政党有所区别的印象，所以，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即便不是选举年，西方的在野党也常常拿中国问题攻击执政党，为执政党处理对华关系制造麻烦。这种现象在美国与澳洲的民主政体中，都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个强势的政府对于在野反对党的质疑与刁难，往往可以化解，甚至可以不管不顾，我行我素。特别是在澳洲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下，政府是由掌握议会多数议席的政党组阁的，有争议的外交政策一般也可以强行通过。但是，这种情况在澳洲这届“弱势政府”中不大可能出现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澳洲的“弱势政府”在处理中澳关系上将会处于守成的状态，难有大作为，更不用说做出果断决定，提升与加深中澳关系。专门同政府“唱反调”的反对党，将会利用70年难逢的“弱势政府”局面，在外交政策上找茬，制造一些障碍与困难。熟知澳洲政治运作的澳洲学者提醒，未来几年，澳洲的院外集团和各种利益集团将会异常活跃，在中澳关系方面，藏独、疆独等势力可能会通过对反对党的游说而对在其他事务（国内重大事务）上需要反对党合作的执政党造成压力，迫使其作出妥协。这些就是澳洲“弱势政府”对中澳关系有可能产生的影响。值得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穆骏

2010-09-15 日方擅自将钓鱼岛撞船事件纳入其国内法律程序，并非大脑发热的莽撞行为，乃是处心积虑所致，显示其正迫不及待地为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制造所谓的法理依据。 钓鱼岛再起波澜，这次激起的浪花比以往要更加猛烈。 9月7日，中国一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水域，先后与日本两巡逻船相撞。10日，日本那霸地方检察厅石垣支部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石垣简易法院当天批准检方拘留詹其雄10天至本月19日。石垣海上保安部还认为，中国渔船在日本领海内进行了非法作业，具有违反《外国人渔业管制法》的嫌疑。该海上保安部并向渔船上的14名中国船员进行调查询问。根据新华社最新消息，14名中国渔民已在13日获释并乘包机回国，但詹其雄船长仍然在押。 日本一改昔日仅对驶入钓鱼岛海域的非日本船只进行驱离的做法，此次公然扣留中国渔船，并运用其国内法对中国船员进行判罚，这是公然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域完整，完全冲破了中国官方宣称的忍耐底线。该事件从爆发开始，中国外交抗议不断升级，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副外长、外长、国务委员，中国官方的表态及召见日本驻华大使的规格不断升级，让中国民间看到官方少见的强硬作风。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不过，在以前很长的时间，对于围绕钓鱼岛事件的话题，中国扮演的角色，有点像一个老是被人揍，也老是对揍自己的敌人咬牙切齿，但是老是仅仅止于咬牙切齿而已。到头来一直是自己鼻青脸肿，敌人却安然无恙，甚至得寸进尺。 但是，中国官方此次不仅在措辞上更严厉，并且开始将自己的抗议落实到行动上。事发后，中国外交部不仅三天四次约见日本驻华大使要求日方无条件放人，并且宣布决定推迟原定于9月中旬举行的第二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谈判，推迟全国人大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 以往针对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公然挑战，中国官方一贯是采取 “君子动口不动手”做法。但是，这次显然不同。据报道，中国已派渔政船赴钓鱼岛海域，维护该海域的渔业生产秩序，保护中国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从往年中国官方不允许民间渔船随便开赴钓鱼岛海域，到今天派渔政船前往，说明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先发制人、积极还击、在合适的时候敢于“亮剑”。 中国积极应对这起事件，在事关中国主权问题上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妥协和让步。但同时，从政府到民间，还要保持高度清醒，透过这起事件看清日本强占钓鱼岛的阴谋本质，冷静应对。 对于进入钓鱼岛邻近海域作业的非日本船只，日方过去仅采取驱离的方式，但是这次一改传统做法，居然以妨碍执行公务为由公然对中国船员批准实行扣押乃至拘留，公然将日本国内法适用于钓鱼岛，这就等同于日本将其日本国法律强加于北京市民身上一样。日方擅自将这宗事件纳入其国内法律程序，并非大脑发热的莽撞行为，乃是处心积虑所致，显示其正迫不及待地为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制造所谓的法理依据。换言之，日本对于钓鱼岛的处置方式，正由过去的低调控制过渡到如今的公然强占，这个动向尤其值得国人警惕。 钓鱼岛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是全球华人共同的历史期待。但是，钓鱼岛问题不能孤立来看，而应该置于东亚地区大国博弈的战略大格局下审视。近年来，日本明显在不断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和警戒,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然是系统工程，其背景是日本必须面对一个崛起之势不能阻挡的中国。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站在中国长远发展战略来看，当务之急仍是提升综合国力。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仍难望日本之项背，而中国更需要利用和平环境加快发展。在中美日三国战略博弈的大格局下，在坚持中国长远发展战略之下，如何妥善处理好此次撞船事件，考验中国政府的智慧和能力。 由于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由来已久。对于钓鱼岛问题，民间时有不惜一战之声，此次撞船事件，无疑会进一步激起民间的反日情绪。对民间情绪进行合理引导，让民众以一种文明的方式直面日本，也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课题。 面对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的官方与民间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刘春龙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祚来 2010-09-07 博客有博客的社会责任，网络管理者也应该有网络管理者的责任。博客文章既是个人、网站的文化资源，也是国家、人类的文化资源。我们希望删除博客应该有责任程序，应该有备案，有说法，应该与博客博主有交流对话，有问题说问题，不能临门一脚，直接就致博客于死地。 删贴是文化调控还是权力意志？ 七月上中旬搜狐大开杀戒，一下子近百名知名博客全部变成了一片未知的森林。我在搜狐开博客已近五年，有近千篇博客文章，悉数被外星人“劫持”。当博主们向搜狐网讨要说法时，公开回答是无可奉告，私下或许有人告诉你，“上面”通知，要删除这些博客，我们没有办法。 近年来，网络问政成为政府与百姓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多次与网友交流，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期还召集网友，研讨广东文化发展与转型。种种迹象显示，国家领导人在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网络，用对话的方式与网友坦诚交流，网络已然成为主流媒体，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与利用。 就博客而言，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利用开博客方式，来发表自己意见，既有建言献策，又与广大公众交流，甚至征集提案。近日北京市公安局让公安干警开微博，以便于与微友交流，获取信息，利用当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资源。现在为什么还会有动辄电话通知，不分青红皂白地封杀博主的博客，不留只言片语，这样的惨烈结局，一句解释也没有，文已至此，人何以堪。成千篇文章，加上网友的回复跟贴，悄无声息地被消隐了。 著名维权律师刘晓原先生想借助法律来维护自己博客权益，但状纸递上去了，结果是不受理。为什么不受理呢？无从告之。一个社会不能借助法律来主持公义，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它一方面培养公民忍气吞声，成为顺民，另一方面，使某些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制约，为所欲为。古代的焚书还会留下纸灰烟尘，现在删除网络文字，却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有关方面”拥有了对文化与信息的无限裁量权，谁来制约这样的权力？这样的权势一家做大，它的后果会是什么？电话执法或电话行政，一方面是权力者不自信，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自我怀疑，担心会受到社会的批评，或受到法律的惩治与将来的追责，也就是害怕行使的权力行为被问责；另一方面，它是行政权力的虚妄膨胀，因为只有电话通知，才可以有自己权力想象的空间，既可以不担责，又可以有相当大的个人意志。至于受害者是网站与网络作者个人，他不考虑，对他来说，“政治正确”可能自己的完胜法宝。 作家韩寒说，有一种逻辑叫中国逻辑。中国逻辑源于一种传统思维，就是如果追求稳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言论，使每一个人的步调一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它追求的是某一种胜利。 总是有主流声音倡导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复兴，其实正在网络上得以实现。自从有网络以来，它实现了人类的伟大梦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文化作品，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得到免费的文化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地网络上交流对话。网络向人们提供的，是怎样的一幅文化盛世景象？现在的情形是，冷不丁地会有人给搜狐或其它网站打一通电话，网站编辑们就只能俯首听命于这则电话，不讲原则，不讲信义，对博主的文章一删了之。别人的心血成果，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全当是文化垃圾。 一个不懂得尊重文化创造、没有人文良知的文化管理者，怎么可能使国家民族文化获得伟大复兴？ 有罪推论与删贴规范 2007年12月，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召开会议，主要是评议博客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次评议对博客群体的主流予以肯定，而对少数博客传播有害信息、故意制造事端、侵犯他人权益则予以特别关注与谴责。针对这次会议，我在《新京报》上发表了题为《博客不良行为源于责权利缺失》时评文章。我认为，应该针对博客进行立法，严格明确博客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博客的权利是一旦在博客网络注册，博客网络就得负责保证其发表的作品不被删除。如果其作品内容违法，必须出具网站的律师函，正式通知删除相关文章，并将相关文章保存退回作者，作者有通过法律途径申诉的权利。至于传播淫秽信息的作者，完全可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曝光。只要网络管理部门严格检查，及时与司法机关合作，这种明显违法的网络行为将会很快得到遏制。发布虚假信息只要给相关网民造成损失，亦可通过网络管理部门，追究相关网站与虚假信息发布者的法律责任；如果他发布的虚假信息没有给社会与个人造成损害，就没有构成实质性犯罪，不必处罚。 权力意志在经济社会里总难免会变形或异化、腐化。譬如微博客开通与关闭，直接影响着网站的影响力，也就直接影响着网站的市场价值，对这一家网络宽松，对那一家网站严苛，它的结果天壤之别，现在网络空间与纸媒空间不一致，已造成纸媒体的被弱化，如果在网站对待上又一手重一手轻，势必影响网站的公平竞争。 有关部门禁止网络言论深入讨论与追问，祭出的杀手锏是禁止炒作。炒作是个贬义词，指过度热议某件事，使其被无意义地无限放大，但由谁来定这个度呢？一位相关官员公开对网站博客主编说，自己不会拿乌纱帽来放宽对网络的限制。这样的心态其实是一种权力焦虑，担心博客自由度放宽，会有上级领导不满，从而影响自己仕途升迁。这样必然导致宁可从严，决不宽松。一层层的从严心理，就会封杀删贴令频出，纸媒与网媒每天都能拉出一个封杀清单来。 禁言的危害我们是看得见的。譬如三鹿奶粉事件，既有网络追问，亦有受害者家属的追诉。但有关部门因为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既打压受害家属的申诉，又对媒体追访进行限制。现在呢，数以万吨的被封禁的奶粉却又出现在西北市场，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热点与焦点。如果当时有媒体追问其下落，有网友更多的参与维权，对相关责任人与管理部门有更多的批评与监督，相信有毒奶粉流入市场的可能性会大为减少。 网络管理只有底线原则与后纠方式。底线原则，一是个人言论不能犯法律底线，不能侵犯他人名誉权、伤害他人信仰，不能泄漏国家秘密，二是不能超出社会伦理底线，譬如网上恶骂与过于血腥残酷的图片等等。其次是后纠方式，如果某种言论造成社会动荡，或伤害了某些群体，应该由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来申诉，网络管理部门不能假想出某种言论是有害的或可能会造成恶劣影响，只能通过后纠法治，使言论符合社会法律与道德精神。 博客责任与对博客的责任对等 博客有博客的社会责任，网络管理者也应该有网络管理者的责任。博客文章既是个人、网站的文化资源，也是国家、人类的文化资源。我们希望删除博客应该有责任程序，应该有备案，有说法，应该与博客博主有交流对话，有问题说问题，不能临门一脚，直接就致博客于死地。这种方式除了造成众多网络创作者不满有政府管理者，造成人们禁言惮语，还会有其它意义吗？ 我们期待网站与网络管理者，对网民与网络负责，没有责任的权力，最易被滥用，甚至导致权力腐败。此前就有网络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力，帮助他人打压对手，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如果网管部门总是通过电话执法来管理网络，它既离法治社会公开公正透明很远，却离暗箱操作与腐败更近。 这里，我们不妨参考借鉴其它国家的网络管理经验与方式。 根据新加坡广播管理局互联网络内容指导原则的规定，网上不能包括以下一些信息：危及公共安全和国家防卫的内容；动摇公众对执法部门信心的内容；惊动或误导部分或全体公众的内容；引起人们痛恨和蔑视政府、激发对政府不满的内容；影响种族和宗教和谐的内容；对种族或宗教团体进行抹黑和讥讽的内容。2005年10月，新加坡首次对两名在博客中发表种族煽动性言论的年轻男子判刑，旨在警告网上言论自由也有限度。 英国的网络管理工作主要由半官方组织“网络观察基金会”负责，既有立法保障，又有行业自律，政府亦有指导责任。他们与由50家网络服务提供商组成的联盟组织、英国城市警察署和内政部等共同签署了《“安全网络：分级、检举、责任”协议》。这家基金会据此制定的网络内容管理措施为：对外开设热线，接待公众投诉、设立内容分级和过滤系统，让用户自行选择需要的网络内容。除法律明文禁止的不良内容外，该基金会主张对其余内容分类标注，让用户自行决定是否要浏览。...

2010-08-30 “罗彩霞”事件曝光之后，2009年6月教育部下发清查要求，结果一系列冒名上大学事件被揭露出来。一所在校生3万多人的高校，今年6月被清退假学生的人数超过300 人，这真是令人震惊的比例。（南方都市报6月30日） 事实上，大多数假学生并没有像“罗彩霞”事件那样存在明确受害方。没有受害方，没有人检举，于是平安无事，哪怕校方和老师心知肚明。甚至可以下定论，所有冒名读书案中，都有校方或者教师在配合，否则很难想象那些差一两百分的冒名学生，能够与正常考取的学生一起完成学业。即便学生家庭有能力冒名顶替，若无高校教师配合，无力完成学业，领取毕业证有难度，那么冒名读书不仅要花钱，还存在浪费三四年时间的风险，这个风险比走后门的花费更能阻遏家长们的违法动机。且不说，还有冒名学生被校方发现之后清退，甚至惹官非的风险。假如没有校方配合，家长想都不敢想。 教育部只是发通知“要求”校方清退冒名学生，好像全是学生和家长的错，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校方主动将已发录取通知、但学生未来报到的空缺名额交给某些“经纪人”向社会兜售，这几乎成为半公开的产业链，明码标价。相关高校不但不是被动的受害方，反而是最大受益人，一纸轻飘飘的“要求”不太可能将该产业斩草除根。 目前冒名学生发现较多的高校，多为二三类本科和民营高校。一方面考取学生弃读现象比较多，提供了较多冒名顶替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类学校毕业生的目标雇主只看文凭，不在乎学校声誉。不在乎学校声誉的雇主以公营机构为主。 假如雇主在乎学校声誉的话，学校就给那些不合格的学生发放毕业证时就会谨慎，否则不合格毕业生给雇主留下的负面印象将会拖累整个学校的声誉。学校在雇主心目中的地位，与毕业生就业形势息息相关，就业形势会反过来影响生源质量。生源是高校的原材料，如果原材料质量低劣，必然影响到产品——毕业生的质量，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学校越办越差。这种压力，迫使学校在录取的时候，对考生精挑细选。 唯有雇主不在乎学校声誉，学校才敢于滥发毕业证。教育部对大学录取这一端还能够管一管，对大学毕业那一端根本无能为力，因为专业太多，无法统一考核。学校懈于把守毕业关，于是，只要蒙混过了录取那一关，几乎等于文凭到手。因此，只要存在一个庞大的只看文凭、不计较雇员素质的雇主机构，就会催生一大批录取冒名学生的高校，靠教育部一己之力，根本无力监督。 更何况，教育部又有什么动力监督高校呢？     ■余以为

2010-08-30 2010年8月20—2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考察深圳，他寄语深圳“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并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此次高度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似乎意味着中央开始重新重视起深圳改革试验田的地位。 事实上，自2003年起，温家宝已经8次到深圳考察、调研，多次提到深圳要在“特”、“新”上下功夫，要敢闯敢干，在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众多领域探索新路。但这毕竟只是讲话，不是国务院正式文件，早已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和勇气的深圳地方政府历来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应景逢迎，过后不了了之。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显然仅非国务院所能决定的大事，温家宝也只能表达个人心愿，而无法将其落到实处。深圳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由此进入一个只有多次高喊“狼来了”的怪圈。 温家宝本次深圳的呼吁，将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从逻辑上上升到国家前途的高度，的确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但汪洋、王荣是否能够具体跟进，却不得而知。人们知道，自汪洋大喊深圳刹车之后，正全力以通过集中民意的方式来突破阻力、推动广东省的各领域改革，但缺乏“从制度上解决权力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问题的措施，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擅长经济的王荣似乎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十分谨慎，主政深圳一年以来从未在这方面置一词。于是，深圳是否能在温家宝总理的呼吁下，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重新担起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责任，依然是个难解的迷局。 自1979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动向不是看上海、北京，而是看深圳。尽管深圳早已“特区不特”，但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非任何一地可比。 首先，深圳有30年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成功经验。自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几乎全都由深圳先行先试，再逐渐向全国推广。30年来，深圳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可靠的实践保障。 其次，经过30年的发展，深圳已经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成长为一座初具规模的、人口超过1400万的现代大都市，相对于全国更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超过1万美元的人均GDP实力、有着强大出口能力的高度外向型经济结构，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样板。尤其是在08年以来的金融海啸中，深圳保持双位数以上经济持续增长的骄人表现，更是让全国上下对这座城市充满信心。到今天，“深圳制造”、“深圳模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号召力，成为深圳企业向内地扩张的群体品牌利器。 除此以外，由于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历史地位与长期实践，这座远离北京、临近香港的城市具备推行任何改革开放政策的群体心理基础和公民社会基础，将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最低成本试验区。在未来很长的时间段里，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变动、大改革，基本上都应该从深圳开始。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外贸环境的恶化，迫使中央政府开始向内生市场寻求经济发展的动力。但由于体制因素所限，每年数万亿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及银行贷款额度，并不能充分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繁荣，反倒更有“国进民退”、私营企业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市场活力进一步萎缩的不良效果。经济丧失快速发展的动力，社会问题就逐渐凸显出来，于是，重新找到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以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成为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 小范围摸索实验、成功之后大面积推广，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模式。从南方五个经济特区开始，到开放更多经济开发区，到陆续布局天津滨海、上海浦东以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成渝经济区三个不同功能的改革试验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依此有序展开。从目前来看，尽管中国自身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得以让整体经济形成一个自运行系统，但因私营经济的单薄以及市场制度的欠缺，这个自运行系统难以独立完成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保八”目标任务。一种新的、大胆的、足以完成“保八”任务以维护执政党合法性地位的改革尝试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 这就是民间、学者领域多次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在于，能够有效建立法治环境、完善市场制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快速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产品与人才竞争力得到提升，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在另一个方面，它将改变现有的分配结构，建立更合理的国内消费市场，形成一个强大而发达的内生经济系统。 应该说，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万众瞩目于政治体制改革。到今天，所有经济政策领域的改革无一例外碰触到政治体制这一天花板，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执政党的合法性依据全系于此。 袁庚的蛇口实验，在中国只需释放部分劳动力自由即能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洪流中被淹没，于幼军的“行政三分”在没有大的经济社会背景需求下无疾而终，“大部制改革”基本上成为毫无作为的形式主义。如果说袁庚的蛇口是生不逢时，则于幼军的“行政三分”与今天“大部制改革”的命运就早已经被注定了。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中，民间的力量不足以主导社会变革，只有来自于中央的政令决策才能让社会变革以最低成本有序运行。而中央的决策往往有滞后的特性，大多数时候只有待经济社会出现强烈反弹时，突破性的改革政策才可能被制定推行。于是，无论“行政三分”还是“大部制改革”，在中央政府尚没有探知经济社会的严峻形势而做出主动变革的举动下，深圳地方政府推动的政治体制上的“先行先试”必将被传统路径依赖锁定，不了了之。 2007年末，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要解放思想，以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新路，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是继78年之后真理标准讨论、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第三次解放思想。媒体似乎嗅到了任仲夷式的改革人物重临广东的气息，大声呼吁“解放思想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恰逢全国两会期间，不少广东代表联名提出“深圳可在全国率先搞政治体制改革”。到2008年5月22日，深圳顺势在政府在线网站发布了一部《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这个纲要提出全方位的19项主要改革任务，最引人瞩目的是纲要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和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 但在此前，人们已经知道，并无尚方宝剑的汪洋已经在同年3月底调研深圳时否定了政治特区的说法，对深圳的解放思想来了一个急刹车。于是，一部曾被称为“政治体制改春雷”的改革纲要在低调再低调的状态中渐渐变得悄无声息。从发布这个纲要的征求意见稿开始，到今天已近两年半时间，纲要中提出的包括差额选举、独立法官审判制探索、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模式建立反腐机制等三年计划却基本上见不到影子了。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已经成胎死腹中的状态。 在深圳的官方，基本上没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一方面由于深圳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获得一定程度的积累，且金融海啸之下仍能保持一定的增速，社会稳定的基础较为牢固；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将涉及重大的利益重新分配问题，必然遇到势力庞大的地方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在没有来自中央的政令之前，深圳地方政府难有打破当前利益“均衡”机制的勇气。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便是王荣入主深圳之后09年9月开始实施的“大部制改革”，也无多少新意。除了被人诟病不已的多副职现象以外，据关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专家李红光称，所谓一百多项审批精简为几十项，大多为简单的合并同类项，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多少。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2008年底国务院通过《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广东省组织多场群众论坛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宣讲珠三角城市合作与产业发展，以建设“首善之区”模糊政治体制改革。深圳彻底退到改革开放的次席。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定位也于2009年被国务院重新确定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在这些大而泛的城市定位概念下，深圳的地位被进一步模糊。更让深圳尴尬的是，仅仅数月之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划定的五大中心城市，和天津、北京呈双核状态一样与广州地理位置靠近的深圳却被排除在五大中心城市之外。深圳在国家发展规划层面已经不再处于重要位置。 非常明显，即便深圳GDP排名全国第四、城市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二（《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但只要失去改革试验区的地位，即便有再大的经济成就，也必然被抛弃在中央决策的视线之外。反过来也可以说，在今天，只有中央面临国家宏观发展策略调整需要时，深圳才有机会站在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位置，重新成为世人的目光焦点，才有机会实质性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从宏观角度看，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不明朗，国内宏观经济调控总有难以为继的时间节点到来。从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虽然GDP保持11%的增速，但以6月份为例，与工业经济正相关的用电量增速回落到14.14%，这表明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民生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滕泰预计，假定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延续，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7.8%左右。这将突破国务院“保八”任务的底线。温家宝总理是否因此忧心忡忡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以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事实上，但凡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阶段，就是国民更集中精力于注意到分配公平的阶段。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在全球环境下的放缓，对于法治、廉政、机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也将爆发性增长。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自然越来越强烈。这是中国乃至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央能够在这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则温家宝总理要求深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才有可能快速落到实处。 同时，如果广东省、深圳地方政府能够预判形势，在经济不明朗的今天主动呼应温家宝总理的呼声，率先在深圳迈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亦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深圳的使命就是为国家的未来探索新路；因为，深圳已经具备一定程度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现在看的就是主政者能否在深圳特区三十而立之后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来破解深圳政改的迷局。■南云楼

2010-08-17 据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主持召开“我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建言献策”网民代表座谈会，现场听取网民代表意见，并在线回答网民的相关问题。短短三个小时里，汪洋与9位网民代表侃侃而谈，畅所欲言，妙语连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此相比，文化与精神生活却相对滞后，这也是人所共知。作为全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是最富的省份之一的广东，加强文化建设，适逢其时。作为广东的主帅汪洋书记，多次提出要建设文化强省的概念。但是，相对经济建设，如何建设文化强省，广东实在没有什么经验。也难怪，连一向胸有成竹的省委书记“汪帅”也转向互联网，转向“民间智囊”寻求良方。在这次近距离的交谈中，网友们各抒己见，提出了诸如如何转型、如何建设广东文化强省的好点子，汪洋一直被吸引得频频点头。有网友提出，侨民资源丰富的广东，应发挥侨乡优势，重视打造广东的华侨文化，还有的提出了保护发扬粤语的建议。省委书记汪洋都一一作答。 根据笔者的观察，虽然网友们建言献策，提出不少的好点子、好观点，但整个见面会中，真正说到点子上的还是汪洋书记。座谈会一开场，他就先“顶”了知名网友“十年砍柴”的言论——“决定文化生命力、影响力的关键因素是思想是否解放，眼界是否开阔，人是否自由。给思想以自由，给舆论以空间是建设文化强省的源头活水”。这不仅为座谈会定了调，其实也给广东建设文化强省找到了答案。 广东是文化“大”省，现在要建成文化“强”省，大和强放在一起就是“强大”，然而，笔者认为，用“强大”形容文化还有些不妥，容易让人想起西方文化强势的时候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侵入。而那个时代应该已经结束了。文化“强大”的时代结束了，那么文化的活力来源何处？是“多”——多元。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凡是“强大”有活力的文化，一定是多元的，换句话说，不允许多元的文化，也“强大”不到哪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要在文化上转型，不是政府重点培养某些文化标杆，不是加大投资发展文化事业，提高文化人的地位等等可以做到的，而是正如汪洋书记所主张的：给思想以自由，给舆论以空间。 文化不是文物，不仅仅是传统的戏曲，也不仅仅是高雅的歌剧，事实上人的精神和日常生活无处不与“文化”密不可分。诚如汪洋书记所说：“发源于广东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作为时代精神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文化代表之一。到北京感受长城故宫，到广东感受什么？到广东就来感受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个时代文化已经渗透于广东的方方面面。” 建设文化强省，切忌做面子工程，更不应该抱着抓大放小、做强做大的急功近利思想，因为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化的发展规律。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除束缚文化的枷锁，给文化创作以自由，给思想以自由，文化“强省”指日可待。■文盛  

2010-08-17 8月15日，全国为舟曲泥石流遇难的同胞默哀。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下半旗时，一些年轻人手举“风雨同‘舟’，威武不‘曲’”、“舟曲加油，中国加油”的牌子，令人肃然起敬。 8月15日，也是中国人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6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经济学家们统计出了一个数据：中国已经“打败”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8月16日，这个数字公布出来的时候，正值中国七夕“情人节”，我们看到情人节温情脉脉的问候远远压过了“中国第二”的激动，带给人今夕何夕的感慨。想一想三十年前，仅仅一个“赶美超英”的政治口号就把我们整个民族煽动得如痴如醉，激动得自相残杀……今天，我们终于打败日本，把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抛到后面了，据说离美国也只有十几年的距离，可是，我们在中国人脸上却看不到多少高兴、兴奋的表情。 这，都是些什么日子呢？怎么都挤在一起啊？岁月仿佛都被压缩了似的……前不久，中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开发能源展开合作并不顺利的消息屡屡传回国内，美韩黄海军演故意悬而未决，南海风波又起，连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几天前也传出了反对党承诺当选后就要扶持印度、遏制中国的信号…… 这样的日子，即便中国已经“世界第二”了，可中国人依然有理由不高兴。更何况，这个“全球第二”的称号来得并不容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在我们已经把英国、德国和日本都抛在后面的时候，我们舟曲的同胞却跑不过一场最古老的灾难：泥石流。 泥石流毕竟不是像地震一样无法避免的天灾（地震这样的天灾也可以用牢固的建筑来对抗），只要先期投入维护到位，泥石流是可以避免的。不要说世界各国的经验，就拿依山而建的香港岛，以前也常有小规模的山体滑坡发生，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用来改善民众生活的措施就会逐步到位，这种可以勘探与预防的灾难也就减少到最低限度。大家不妨看一下，世界上GDP排在我们后面的一百多位国家，以前大多有过这种灾难，可如今，还有几个发生过如此规模的灾难？倒是我们，经济都成”世界第二”了，而天灾人祸的规模呢，估计也成为“世界第一”了。经济强国让我们高兴，但同样的世界灾难大国，让我们高兴不起来……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现在好像只是专家学者们才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而更多普通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感觉，更不用说激情。这让我想起2008年的奥运会……1984年，我们才突破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而弹指一挥间，我们却“打败”美国和全世界，成为奥运金牌第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中国人兴奋激动了多久呢？还有多少中国人记得奥运会金牌第一的荣光？普通人更关心的是孩子们学校的体育设备，中国人体育活动空间是否增加了……与这些切身利益攸关的事相比，奥运金牌世界第一的称号显得遥远和不实际。 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不能再用“举国体制”，以那种剥夺更多中国人的资源去养活一些“抢金夺银”运动员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不能再用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来让国家变成世界强国，还是必须要“以人为本”。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我们的专家学者就不再问“中国什么时候超过美国”，而是问：我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还可以这样问：我们还付得起如此巨大的代价吗？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虎视眈眈，连我们传统的“盟友”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也对我们疑心重重，更不用说周边国家对我们说三道四——如果说这些只是“外患”，只要我们认准目标，团结一致，实在不足为虑，那么，“内忧”却显得无法克服，因为正是“内忧”让我们既看不清目标，也无法团结一致。 如果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的贫富差距、“靠山吃山因地制宜”对环境的破坏、制度滞后带来的社会不公等等是我们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不能不付出的代价，那么，当这种代价大到无法付出，却又不改变观念、改弦易辙的时候，我们最后会不会付出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恒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