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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翟云霆 2016-09-08 随着本土/港独派和民主自决派年轻议员进入新一届立法会，主导香港政治抗争运动30年的“民主”、“普选”主题，或将逐渐让位于试图重新界定陆港关系的本土及“自决”议题。 香港立法会选举于9月4日落下帷幕。此次选举，投票人数超过220万，投票率为58%，超过2012年的53.5%，与登记选民数（378万）同创历史新高；超级区议会有198万人投票，投票率达57%；功能组别也有17万人投票，投票率为74%。从各自所获席位数量看，建制与非建制间的整体大格局未变；而从未来运作形势看，新一届立法会将体现出“新”、“碎”、“激”三大特点。“新”指的是首次当选的议员数量较多。在35个地区直选席位和5个超级区议会席位中，共有16人是第一次当选，其中本土系3人，民主自决系3人，传统泛民和传统建制派则各有5人。泛民与建制的“新人”基本还是会根据各自团体协调行动，其决策可预测性较高。而本土及自决系6名新议员，一是其政治主张较新，如何推动才能见效尚不清楚；二是政党间联系较新，与其它派系如何博弈有待观察；三是各自派系内部合作较新，是否能形成一致诉求需要磨合；四是自身团队较新，如何保证运作顺畅还需磨练。“碎”指的是不但传统泛民、建制已面临碎片化的挑战，即使新兴的本土或自决派系，亦可能会因各种原因不断分裂及重整。如热血公民、普罗政治学苑在竞选过程中，已与青年新政爆出不合，热血新任领导郑松泰更公开指责梁颂恒、游惠祯年轻气盛，毫无顾忌地影响了最后一次参加立法会选举的黄毓民；同时，热血更是早早就将泛民视为“敌人”，并斥责朱凯迪、刘小丽等为“左胶”；而罗冠聪也已在选后表示，未必会参与泛民的统一协调。一个更加“碎片化”的立法会已是意料中事，在此情况下，大量政府政策或将难以推行，立法会“瘫痪”状态可期。“激”指的是随着本土和民主自决力量进入议会，议会内部激进化情绪将更浓厚，议会外部激进化行动也可能会更频繁。自决派的朱凯迪已经表示将参与“拉布”，本土派梁颂恒甚至称将冲击主席台。从对投票情况的分析看，求变、求新的选民正是由于对传统泛民温和的做法不满，因而将希望寄托在上述新兴力量更激进的主张和行动上。如果获选的新议员无法兑现参选时的承诺，他们也将被选民抛弃。在选票的压力之下，提出激进主张的新议员以激进方式表达诉求或展开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早已习惯“拉布”策略的激进泛民议员梁国雄、陈志全成功连任，新一届立法会上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激烈的言语甚至动作上的对抗行为。对于近半年来一直引人关注的本土及“港独”问题，激进本土组织热血公民、普罗政治学苑参选立法会受挫后，其对外围港独组织学生动源的支持会否发生变化？一举拿下两个立法会席位、但与热普及泛民都有矛盾的青年新政将在立法会内将采取何种策略推进其“港独”主张？我们认为，要对香港整体激进思潮及“港独”情况有较为全面且客观的掌握，还需要进行大量细致和科学的研究，才可作出合理推测及判断。回顾香港本土主义社会运动十年来的发展轨迹，“港独”已达此波运动中激进诉求的顶峰。展望立法会选举结束后的香港政局，未来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至少包括两点：一是这一波本土社运对香港年青人的影响较为明显，独立思潮在年青人中如果泛滥，将会影响至少一代人；二是与激进本土/“港独”主张有所区别、行动方式较为温和、但同样主张香港前途由港人自己决定的左翼“民主自决”思潮，因其天生符合港人温和、保守的习惯，符合本地青年多年所接受的英美政治理念，其对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力，甚至会比“港独“思潮更甚。至此，随着本土/港独派和民主自决派年轻议员进入新一届立法会，主导香港政治抗争运动30年的“民主”、“普选”主题，将逐渐让位于试图重新界定陆港关系的“自决”主题；当政治制度方面的对抗因政改之窗被关闭而失去感召力之时，身份/族群认同方面的抗争将补充成为新的动力。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翟云霆 2016-05-16 香港立法会选举及新一届特首换届的日子临近；加上2014年“占中”以来，香港政党分裂重整，激进本土与港独主张纷纷兴起，显示出香港在诸多领域，都正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不难理解香港各界对张德江委员长的视察行程的高度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于明日抵港，开启三天的视察行程。张德江将于18日出席特区政府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分别与行政会议成员以及立法会各党派代表见面。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于9月举行；新一届特首换届将在2017年3月进行；加上2014年“占中”以来，香港政党的分裂重整，激进本土与港独主张的兴起，以及经济发展中的压力，无一不显示出香港在政治、经济及社会诸多领域，都正面临自回归以来的巨大挑战。也正因此，香港各界对张德江委员长的视察行程高度关注。作为此行的核心安排，张德江将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说，香港各界普遍期待，中央如能就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将对本港处于下行期的经济态势有所提振。“一带一路”是十八大以来国家所提出的最重要战略之一，其意义不仅是一般解读中所提到的产业、商贸上的“走出去”，同时还带有“更全面开放”的深刻内涵。与80年代以降在自家门口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形式的“开放”不同，此次开放，是逐渐成长壮大的国企、民企走出国门，直接进入海外市场，在当地政治条件、经济环境、法律要求和文化习俗的背景下，与该国及当地其它外资进行竞争。这对中国企业及其员工，乃至中国政府驻外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等，都有更高的要求。“开放”精神一直是香港持续发展、达致繁荣的基石。对于早已熟悉海外市场和国际化竞争的港企、港人来说，“更全面开放”思路下“一带一路”所可能带来的机遇不容忽视。不过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香港的开放传统正遭到部分激进政治团体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些反建制或宣扬独立的团体排斥“国家认同”，并漠视与内地有关的发展机会。根据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的民调数据，在1998至2009年间，“香港人和中国人认同大致朝相反方向、相对平稳地发展，香港人认同的比例辗转下降，中国人认同则缓慢攀升”。然而自2010年以来，“香港人和中国人认同的发展方向同时逆转，香港人认同的比例急升，中国人认同则骤降，两者差距大幅扩大。此逆转趋势在近两三年显得尤其强劲”。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2010年以来读者一再可以从媒体头条上读到的陆港民争故事：内地双非孕妇在港产子、香港北区学位紧缺、奶粉缺货与水客禁令、楼市“双辣招”……这些对本地居民切身利益产生直接影响的纷争，最终导致新兴政治团体的出现，在“占中”所引发的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主张激进本土乃至港独的组织纷纷出现，以警惕乃至仇视陆港交流为基本诉求。随着有关团体的激进言论、行动一次次被大篇幅报道，部分未能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港人心中，正慢慢筑起一堵有违香港开放传统之“墙”。然而，“开放”是自开埠以来香港便已拥有的深厚传统。晚清和殖民地时期，无论内地是处于战乱、意识形态挂帅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无论内地执政政府的性质如何，兼具移民城市性质的香港，皆能以开放姿态接纳海外或内地企业、民众。曾几何时，香港与深圳间的边界几近“不设防”；而在1978年内地实施改革政策后，数以百万计港商更是把握机会迅速北上，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充分享受内地开放利好的实干家。无论是它国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都已有力说明，封闭性思维是极其危险的。当内地乃至亚太区域内竞争对手正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投入、更坚定的信心，期望融入全球开放性环境争取发展机会时，激进本土及港独却与此相悖而行，仅用“颠覆传统”去形容“内心筑墙”的政治团体已不足够，长此以往，他们甚至有可能断送香港的未来。竞争环境中的机会把握不易，正如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内地建厂经商的港人，无不要担负相当的风险。也正因此，当如“一带一路”这样庞大的新战略出现时，如何做好分析与评估，如何结合自身能力与条件择时介入，都需要相当细致和专业的考量。不过，无论下一步会如何走，港人首先要做的，是应借探讨如何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重思并重申对开放传统的秉承，而非“画地为牢”、“自我筑墙”。唯有如此，才不负百多年来历代本埠精英所开拓的辉煌事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6-03-17 为什么此次选举中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笔者的浅见是，民进党的抹黑、没有能力应对网络民意、以及对青年缺乏吸引力是国民党溃败的主因。 2016年台湾大选，国民党惨败，得票之低出乎很多政论家意料之外。笔者曾听一位自美返国的政论家评论，认为国民党基本盘坚实，能够确保其立委席次无论如何都不会低于40%，而现实结果是国民党只有35席，在立委席次中只占31%。 为什么此次选举中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笔者的浅见是，民进党的抹黑、没有能力应对网络民意、以及对青年缺乏吸引力是国民党溃败的主因。 抹黑国民党一直是民进党最大工作重心。蔡英文有着深厚的学者素养，其才学足以担任一个高级智囊，但她并非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无法为台湾人民提出一个清晰的宏图大略。蔡英文在选举前是“空心菜”，因此民进党需要尽量夸大国民党的失误，将其污名化，尽量把选民的注意力从民进党转移。这不一定是蔡的决定，但无疑是民进党高层的选择。国民党若要东山再起，必须洗心革面，重新武装，同时也要很好地因应民进党层出不穷的抹黑手段。 国民党与互联网时代脱节，不了解网络民意。国民党与大量网民无法形成良性互动，网民对其支持度很弱。比如洪仲丘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民党无法妥善应对网络上的民意批评，把本党党员洪慈庸逼上梁山，走向了国民党的对立面。若要理性而专业地应对网络批评，就需要组建国民党自己的网络力量，这当然离不开青年人。 不幸的是，国民党对青年人的吸引力长期低迷。在很多青年人眼里，国民党充斥着迷宫般的既得利益格局，运作体制极其僵化。党内任何决策都离不开“大佬”的支持。“黑金政治”猖獗，贪污腐化盛行，严重损害了国民党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形象。在此次选举过程中，国民党仍是老一套，反应迟钝，跟不上新世纪的潮流，没有提出与时俱进的宣传口号，难以吸引青年选票。 国民党的局面在短期内不容乐观。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民党的确存在泡沫化、空心化的危险。这不仅表现为选举的一次次失败，而且还表现为派系势力的不断出走。2007年后台湾立委选举制度转为“大党垄断”，抑制了小党的空间及发展。这似乎给了国民党吸附小党以实现共赢的可能，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国民党一次次内斗后，党内派系不断分化流失，转而不断培育出其它异己势力。国民党第二大党的地位被取而代之，这种情形并不能完全排除。 国民党目前的要务是改革，尤其是必须彻底革新自身体制机制及用人制度，从而重拾话语权，更有力地对付民进党的各种烂招，更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生态，也才能真正赢回年青人的好感和支持。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11-25 一国两治，体制创新，即“两治共新”模式，不唯上，不唯书，植根于两岸的历史与现状，是对迄今为止两岸统一模式争论的批判性总结。它的基本理念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国统一进程尚未完成的现实，承认大陆方面由于实力原因而被大多数国家视为中国代表这一事实，承认台海两岸已经长期分治的这一历史遗留现象。在此基础上，两岸以大陆治区和台湾治区地位平等谈判，以维护与促进大陆改革开放事业为前提，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实现两岸统一。 虽然中国大陆对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反应极为低调，但这平静的背后恐怕潜藏着真正的凶险。孙子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又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北京不同寻常的克制，反而让追求和平者更加忧虑。  人们不禁要问：台海和平到底有没有希望？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两岸在统一模式上有所创新。笔者以为，不囿于政治学和国际法理论的束缚，不拘泥于政治人物意见的具体细节，从经验主义出发，以“一国两治，体制共新”，即“两治共新”模式来实现两岸统一，不失为良策。  在详细论述这一模式之前，笔者先厘清并简单分析一下政界和学界的其它主要设想。目前，各方提出的主张不下百种。除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之外，较具代表性的还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蒋经国的“一国良制”，连战的“民主统一论”，陶百川的“中华共同体”，陈立夫的“文化统一论”，马彬的“中华邦联”，彭明敏的“一中一台”，严家其的“联邦制中国”，陆铿的“中华联邦”等等。如果粗略归类，可以分为“一国两制”、“邦联制”、“联邦制”和“一国一制”四大类别。  一国两制的局限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创造。邓小平不为马克思主义教条所困扰，也不为当时开始流行的西方理论所诱惑，秉持经验主义态度，大胆试验，边摸索边总结。基于同样的哲学态度，邓小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国两制”模式。它结合了单一制与复合制国家权力结构的优点，对港澳而言，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制度安排。大陆收回港澳的成功，是对邓小平远见卓识的最好注脚。  然而，把“一国两制”应用于当前的台海，存在两个非常大的局限性。第一，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一国两制”中的“制”是着眼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划分。在目前大陆的混合经济体制已成雏形的情况下，这一描述显得落后于现实。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早已突破了邓小平头脑中的意识形态框架。第二，“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理所当然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而言，有盛气凌人之嫌。从邓小平的角度看，国民党作为其手下败将，能够从“一国两制”中获得诸多优厚待遇，已经是大大受惠于中共之恩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岸谈判中的主体地位根本不容讨论。邓小平是创立新中国的元老，他的这一立场情有可原，问题是台湾对他的“慷慨”决不会心存感激。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事实上的代表，大陆可以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内收回港澳，因为英、葡两国对大陆的这一地位不加质疑。然而，台湾作为中国事实上的一个治区，根本不承认大陆治区对中国的代表权。大陆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地位，使两岸和谈始终无法重新开启。  “一国两制”模式中的经验主义取向是可取的，但其意识形态的分析方式，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体地位的单方面界定，已经成为两岸和谈的障碍。  邦联、联邦与一国一制  邦联制为许多台湾政治家和学者所主张。邦联是多个主权国家的松散联合体。历史上最典型的个案是独立后十余年内的美国。邦联各成员国享有实质性的独立外交与国防权力，拥有不同的宪法或基本法，拥有各自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全权。邦联没有司法终审权和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台湾方面之所以热衷于邦联制，是因为它坚持了所谓两岸对等，促进民主的原则，照顾了台湾一向要求的尊严，也满足了两岸实现民族统一的共同心理。  然而，邦联制不可能被大陆所接受。根据此一安排，台湾成为一个国际法承认的独立国家。它固然维护了两岸和平，促进了双边交流，认同了民族统一，但在现行国际法框架内，几乎是背书了台湾的民族国家身份，使其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联合国。这根本就是分裂中国，笔者坚决反对这一模式。  联邦制为一些身居海外的大陆学人所认同。联邦是由多个无主权地位的政治实体组成的国家。联邦成员拥有各自不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也可拥有不与联邦宪法相抵触的基本法。联邦则有耸立于各成员立法权之上的共同宪法，拥有最高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拥有司法终审权，也拥有独立的国防与外交权力。联邦成员不可以单方面退出国家。“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实际上享有的权力远大于一个联邦成员，因为邓小平允许台湾拥有自己的军队，享有司法终审权。  先要实现经济自由  联邦制的安排，一则不会被台湾真正接受，二则会产生溢出效应，使大陆本已存在的西藏和新疆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在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当中，大陆的当务之急是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从整体上迅速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具有足够的中央财力以后，建立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为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所以，大陆近期内不可能把中央权力过度让与地方，以免损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在这一问题上，胡鞍钢等学者的看法是正确的。笔者以为，以联邦制实现两岸统一，会妨碍中华民族的复兴，并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混乱甚至解体，因此不应付诸实施。  “一国一制”为一些国民党人士所倡导。它主张在大陆快速推进民主化以后实现两岸统一。这一设想愿望是好的，但不太符合大陆实情。在自由和民主之间，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民主只是诸多维护政治自由的形式之一。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司法的相对独立，实现对共产党权力的制衡，而不是多党制与普选。只要权力制衡原则得以真正确立，即使共产党一党执政，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也会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再者，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在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的年代，单靠公民个人而不借助国家来实施经济自由，并非是理想的选择。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威，以混合经济模式从整体上尽快实现财富增长，然后在适当时间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重行分配，从而普遍提升公民福利，促进公民经济自由，为促进政治自由奠定物质基础，这才是中国的正道。  在资本全球扩张的年代，没有财富的支撑，流于形式的选举政治并不能真正提高整体自由。打个比方，假若给予一个人逛超市的权利而不给他钞票，此人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自由。“一国一制”所能给予的，也就只是这些。  此一模式的出发点是对台海争执本质的考虑。我以为，两岸之争既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一般政治体制之争，归根结底仍然是对权力、利益和荣誉等实际资源的分配之争。任何不能使两岸公平分享这些资源的设想，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合理的选择应该是站在两岸立场中间，以经济人的态度来分割这些实实在在的资源。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这种做法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相比，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党派利益等都是次要的。  一国两治，体制创新，即“两治共新”模式，不唯上，不唯书，植根于两岸的历史与现状，是对迄今为止两岸统一模式争论的批判性总结。它的基本理念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国统一进程尚未完成的现实，承认大陆方面由于实力原因而被大多数国家视为中国代表这一事实，承认台海两岸已经长期分治的这一历史遗留现象。在此基础上，两岸以大陆治区和台湾治区地位平等谈判，以维护与促进大陆改革开放事业为前提，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实现两岸统一。  “两治共新”模式的内涵  实施这一模式要务必把握几个要点。第一，两岸都应认识到，统一的中国仍处于抽象状态。目前，一个中国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它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双方应放弃各自的国号，共同缔造一个新的大中国。大陆不能单方面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地位，因为台湾问题不属于国际法框架。大陆作为中国事实上的代表，可以国家身份与英、葡两国谈判，因为他们承认大陆的国家地位。台湾作为中国内战一方，拒绝接受大陆对中国的代表权。如果要切实推动和谈的话，大陆方面必须面对这一争议，作出必要的让步。大陆要承认自己的治权不及台湾，理解并尊重台湾关于大陆对中国代表权的异议，以宽阔的胸怀看待台湾的执拗。大陆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国共内战历史的包袱，放下“一国两制”的高姿态，应该是可能的。 ...

2015-11-13 12日下午，天大研究院在香港举行主题为“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变化趋势”的天大论坛。论坛邀请多方专家、教授，共同探讨大国关系及世界格局走向。 著名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发表主旨演讲。演讲中，阎学通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地位，全球多个区域、多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走向，最后话题引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遥遥无期”，这个重大历史节点指日可待。“互联网是蛮荒，最强玩家有权制定规则” 阎学通谈到，习主席访美时，两国达成了四十多项“共识”，但并未有成文的协议出现，并且两国在“分歧”问题上也问题一致，即“南海，网络和人权”。微妙的是，在美国看来，“网络问题”居首位，因为网络问题事关能否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世界各国、个经济体，将来不论经济、科技或是文化、教育等方面，将来战略竞争将集中于网络，甚至核武器的地位都要往后排。 阎学通提到，不论武器、商业还是文化，历史上都有过一统天下的例子，而唯有现代社会的“中枢性”平台互联网，依然是一个蛮荒时代。这意味着，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就可成为开疆扩土的第一任“霸主”。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购买力，也看到了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大国，可以对其他国家、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所施加的影响。“双十一”被电商从无到有引起购物热潮，而“光棍节”这个概念也逐渐在外国人意识里扎根，“洋学生到了双十一这天也开始觉得应该要过节买东西送礼物了，这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世界在向两极发展，世界中心向着东亚转移” 阎学通认为，虽然主流意象是提倡世界多极化发展，但在他看来，世界格局的发展正向两极化、甚至已经实现了区域内两极化发展，中美关系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 正是因为中国的贸易实力不断提高，美国又想稳住霸主地位，使得很多国家地区选择实行“双轨逆向”策略，即“贸易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随着中国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势不可挡。加之近几年的留学热点从欧洲转向东亚，这使得东亚正逐渐成为世界中心。 中国在成长起来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国际责任，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际上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外交上结交更多战略伙伴。以当前局势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天大研究院于2005年由天大集团创始人方文权在香港创立，是一家公益性战略研究智库，依托香港国际化优势，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平台。 原文载于亚太日报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10-22 最新动向表明中国的反腐工作将强化顶层设计，并进一步走上制度化轨道，逐步形成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可持续的综合治理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1日进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明确提出要以上率下，政治局成员都要以身作则，为全党做好示范。此外，日前媒体报道称，最 高决策层正在酝酿制定高级领导人行为准则规范。最新动向表明中国的反腐工作将强化顶层设计，并进一步走上制度化轨道，逐步形成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可持续 的综合治理体系。 腐败招数，不一而足，行贿受贿、任人唯亲、欺诈造假、以权骗贷、以权入股、侵吞国资、不正当垄断等皆归其类。中长期来看，腐败严重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催生社会溃败效应。周郭徐令案显示官僚体系已被腐蚀得千疮百孔，贪腐无疑成为中华民族当前的首敌。官僚不直接创造财富，由纳税人养活，理应效忠国家、服务社会，只可惜官场败类的作为、常识同情理背道而驰。 腐败是国民经济的癌症，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负面影响，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贪腐分子不但窃取国家和大众的财富，而且破坏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 力。由于腐败破坏市场经济的内外环境，腐败猖獗的国家不能常态化规范运行，无法像廉洁经济体那样实现充分繁荣。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腐败冲击了市场经 济良性运行必需的公平、法治和效率原则。 腐败对行政体系产生长久的损害，降低经济运转效率，因为贪官总是倾向于通过增设审批环节来扩大权力，创造更多寻租机会。腐败不利于营造健康的商业环 境，带来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因为贪官会设法规避或曲解规则而获利。腐败可能降低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腐败既增加外商投资的成本，又破坏商业规则，推高盈利的不确定性。腐败增加消费者购物的负担，因为企业会把行贿款项作为经营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腐败抑制中产阶层的创业欲望，因为企业家卑躬屈膝地向官僚行贿，这种负面示范会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对创业望而却步。贪官非法提供减免税优惠，甚至以吸引或留住资本为名，为不法商人逃税提供保护伞，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 腐败炮制出大量劣质基础设施。如果企业与贪官私相授受，那么得到建造合同的企业会不经竞争而获得垄断地位，工程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再适用，这不仅会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还会使企业受到高额利润的诱惑而偷工减料，降低工程的标准，因此大批低劣基础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贪官热衷于上马方便自己寻租的大型项目，马不停蹄地批准新基建，维修工作总是退居次要地位，这正是现有基础设施不断恶化的源头。 腐败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通过招标选择供应商是实现价格和质量最佳组合的途径，可以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腐败的经济体，往往是无资格中标的公司 取得合同，这导致资源被效率低下的企业占用。公共采购中的腐败不仅导致财政支出的滥用甚至浪费，而且还引发以次充好、鸠占鹊巢的乱象。 为追求寻租机会，大批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醉心国考，争当公务员“食利族”，而不是加入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由于财富和商业机会被腐败官员和不法商人 垄断，因此财富长期在权贵圈子积累，社会中下层、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无法获得公平竞争的平台，怨气冲天。官僚腐败抑制了慈善组织的成立与发展，阻碍了社会资金向弱势群体的转移。捐助机构与个人期望其援助能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被官僚挪用或贪污。 腐败侵蚀政权的合法性。腐败在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造成机会不平等，公众看在眼里，会丧失对公共机构和政治治理的信任，并对法治和民主化进程产生疑虑。基层政权的腐败，更是直接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削弱公众对政权机构、民主发展的信心，以及中共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腐败不论数额大小，都向公众表明，只要有权有势，规则就不需要遵守，这已经开始摧毁中国社会的法治基础和对执政党的认同。 最近的股灾集中暴露了中国的金融腐败特别是证券腐败积淀。金融机构集中度高，涉及面广，行业腐败基本属于重特大案件，涉案寄生虫往往一夜暴富，获利高达天文数字，社会危害和民愤极大。中国证券界监守自盗、设租圈钱、官商共谋、造假上市、内幕交易、地下经营、以权入股、假名持股、违规代持、提前套现等作奸犯科行为几成家常便饭，巨额资金来历不明，市场充当腐败家族的白手套，官僚及其家属空手套白狼。金融业需要尽快落实专业、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众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当然，最大的腐败是通过经济收买获得政治支持。社会转型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分化，产生了全新的社会结构，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压力增大，使官僚阶层产生裂 痕。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弱势领导往往贪图捷径，通过财富来收买政治精英，达成一种不道德的共识，赢得官僚的效忠，巩固朋党联盟。这种施政模式短期有效，但在一个人情社会里会迅速产生塌方式腐败，有可能致使政权更迭，江山失序。 中共的合法性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腐败同其格格不入。高层领导人强调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昭示反腐由纪律威慑、法制防范到机制杜绝的路径。高层垂范的要求和高级领导人行为准则规范的研讨，彰显中共正切实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政策，表明中共已切实将反腐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中国的反腐只会再迎高潮，绝不会半途而废。 （作者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美国哈佛燕京学者，现为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

天大研究院 2015-10-06 在中国政府应对TPP的策略之中，可考虑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率先加入。香港若快马加鞭，尽快申请并成功加入TPP，那么就可以成为中国与TPP成员国的贸易桥梁，从而大幅减轻TPP对中国外贸乃至中国经济的负面效果，延续中国出口增长的势头。中国和香港互惠双赢的局面得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15年10月5日，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12个谈判国在美国亚特兰大达成基本协议。一个规模占全球经济40%的巨大自贸区将横空出世，并有可能改写世界经济格局。 TPP成员既有超级大国美国，也包含相当数量的其它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还有不少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秘鲁、马来西亚、越南等。TPP成员国在资源和技术领域高度互补，能形成广泛、有效、互惠的合作。TPP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关税和破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它还对成员国内部更加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相关法律制度作出了方向性的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直言，TPP意在不让中国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 TPP协定涉及大量高标准条款，包括禁止各种商品和服务贸易门槛、禁止操纵货币利率与兑换、禁止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要求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等。TPP协定的内容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情、发展道路、发展阶段不合拍。如考虑申请加入TPP，中国必会面临痛苦的权衡与取舍。 TPP对中国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根据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理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减少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由此激发和加强成员国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而自由贸易区以外的国家有可能因不享有自贸区赋予的更优惠的贸易环境和条件，在竞争力上逊于自贸区成员国，从而损失与成员国的贸易额。纵观TPP成员国，如美国、日本、越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等都与中国有着数额巨大的国际贸易，TPP有可能令中国原本富有竞争力的外贸产品黯然失色。这对中国长期以来维持的外贸顺差、外汇储备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利影响，而当一个国家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受压时，它的货币会承受贬值压力。TPP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谓不广泛、不深远。 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增多已经可以预见，中国自然不会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事实上，中国政府对类似情境并不陌生。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之时，所面临的也是类似的形势：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大都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彼此之间贸易享有极低关税和一系列优惠条件。为增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将当时的英属香港作为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大量的中国制造产品借由香港出口，从而得以避开对中国设置的高关税和种种贸易壁垒。相对应的，外国企业的资金和产品，也经由香港进入广袤的中国市场。现如今，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托基本法，基本继承了英治时期的竞争力：与美元挂钩的可兑换货币、依托港元建立的自由流通资本体系、与全世界自由畅通的互联网、完善的劳工权益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等。凡此种种，无不符合TPP的规定和精神。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政府应对TPP的策略之中，可考虑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率先加入。香港若快马加鞭，尽快申请并成功加入TPP，那么就可以成为中国与TPP成员国的贸易桥梁，从而大幅减轻TPP对中国外贸乃至中国经济的负面效果，延续中国出口增长的势头。中国和香港互惠双赢的局面得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30多年。长远来看，中国的竞争力依然强劲，与世界的经济相互依存性经过长期构建已经相当牢固。中国经济的形势和政策，对世界经济和市场都有巨大影响，反之亦然。这样紧密的经贸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也不应弱化。然而在短期的曲折和起伏已不可避免的情势下，香港可以在中美经济博弈中发挥缓冲作用，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一起，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再释独特能量。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5-10-05 习主席在联合国的讲话，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明确阐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短短数语，既说清楚了中国的价值理念，又明示了中国人追求的“共同价值”同一些人士用来诟病中国的“普世价值”之区别。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此话一出，各界议论纷纷，支持拥护者占了绝大多数，但也有少数网友对此处的“共同价值”与早前曾在国内引起诸多议论的“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不太理解。   其实，中国多位前国家领导人在提到“普世价值”包含的那些词语时，使用的也是“共同价值”这个概念。譬如，仅2007年一年里，前总理温家宝就多次提到类似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虽然外界大多揭示总理说的就是“普世价值”，但这些领导人的表述方法毕竟还是“共同追求的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呢？ 笔者认为这两个提法的差异是巨大的。这两个词语所揭示的语义差别、寓含的时态以及实现途径都有很大的差别。“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也可译为“宇宙价值”甚至“宇宙真理”，不但高、大、上，而且词义本身就超越时间和空间，给人以自古如此且万古长青的感觉。在当今的语境下，如果一定要给这个词找一个主语，那肯定是当今西方，甚至是坐在西方世界金字塔顶端的美国。也就是说，来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必须是世界各国依存与归顺的价值观，标准和判断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 可以商榷的是，从长远来讲，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无可非议的，但被西方强势话语把持的“普世价值”显然留下了很多无法自圆其说之处，且给当今世界造成了很多混乱。例如200年前美国黑人还是奴隶的时代，当时的“自由”与现在奥巴马做总统时的“自由”哪一个更加“普世”？那么，美国今天的“自由”同明天可能出现的“自由”相比，又如何界定“普世”呢？这并不是较劲，而是想说明，在当今存在200个国家与更多民族的地球上，一旦超强势国家认定某种价值理念为“普世”的时候，大同世界貌似迟早会实现，但也有可能灾难会离我们更近。 习近平主席使用的“共同价值”（common value）则有所不同。它的“主语”所指清楚，是那些共同追求特定价值理念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虽然价值是共同的且得到普遍认可，但“共同追求”本身也隐含着在追求过程中有先有后，追求到的价值也因为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两点恰恰是“普世价值”这个比较霸道的说法里没有包含的寓意。 英文里有这个差别，中文里“共同”和“普世”同样有这样的差异。“普世”似乎透露出第三者的霸道感觉，“共同”则让人感到了行动主体的意愿和努力；“普世”是不管你认不认同，都一定要强加给你，而“共同”则很明显带着你已经接受并愿意追求的意思。 有人也许会说，既然都“普世”了而且也是“共同”的，为什么还不能霸道一些，整齐划一呢？这就牵扯到每个国家和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所处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如果用“普世”而不考虑到各国具体的情况，很可能就“欲速则不达”，甚至弄巧成拙，好事变坏事。 而历史也证明，很多西方国家在“普世”的话语体系下，犯下了不少残暴蹂躏他国主权的罪行。世界上各个国家对“共同价值”理念的接触、接受时间，理解与接受程度绝对是不一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绝大多数还不能接受这些价值理念时，你可能需要等到他们“共同认可”的时候，才能真正践行那些“共同”的价值理念；也只有当一种理念被民众“共同认可”的时候，这个价值才能被普及。否则，你可能得用枪炮和武力迫使他们接受你认为的“普世”价值观。实际上，历史上就曾多次出现一些西方国家用飞机大炮去推广“普世价值”的先例。 这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更倾向使用“共同价值”而不是“普世价值”的主要原因。“普世价值”是外界强加的，但“共同价值”则是中国人在中共领导下经过多年摸索而一步一步认同且开始追求与践行的，绝不是西方国家最早用枪炮、稍后用商品、晚近又用文化与价值观念来“强加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在未来某一天实现了当今“目标远未完成”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也一定是靠中国人自己探索与努力得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不是美国试图推广与强加的。   认清“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异同，对我们践行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意义。可是，我们总能见到一些言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但没有说清“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异同，反而故意极端地把两者对立起来。他们在十八大推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时，在领导人推崇“共同价值”时，却以曲解等方式，丑化“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不但让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的异类，也让中国不少民众对政府的一些提法感到失望，甚至让很多中外人士对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产生误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真正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习主席在联合国的讲话，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明确阐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短短数语，既说清楚了中国的价值理念，又明示了中国人追求的“共同价值”同一些人士用来诟病中国的“普世价值”之区别。当然，无论是“共同价值”还是“普世价值”，都需要脚踏实地地认真践行。我们相信，中国能够切实按照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前行。正如习主席所言，联合国成员国所共同追求的那些目标，当然也是中国人所努力追求的价值。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09-30 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成功表明，在韬光养晦和武力冒进之间，中国可以秉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策略，走出第三条道路“辩理交利”（Constructive Debate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即进一步夯实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根基，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渐进主义为方式，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建设性争论与沟通，在国际舞台敢言敢为，谋求逐步和平地修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与规范，从而建构和扩张中国的国家利益。 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及联合国总部期间，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战略沟通，在纽约向全世界重申了主权平等、合作安全、协商共赢、和而不同等国际治理概念与方法。习主席访美经合成绩斐然，在49项成果清单中，有近20项涉及经贸和金融，然而他没有刻意掩饰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而是主动摆事实，讲道理，陈明利害，以理服人，从而达到了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深化合作的目标，有力推动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在此前的南海冲突中，一架美国P-8A海神侦察机飞临永暑岛上空，中方军对其八次警告，责其离开该空域。此情此景令人将当前的中美现状喻为驯狮员和狮子之间的关系：不管双方相处得多么融洽，狮子总有可能张口咬人。 美国对华关系犹如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一样矛盾。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有时被视为专制主义者，有时被看成强硬的共产分子，而更多时候被认为是工厂里忙碌的工蜂。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价值观一无所知。然而，美国人又钟情于炎黄子孙的热情好客。 随着一些中国鸽派摇身一变为鹰派，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变得更加浑浊不清。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典型代表。他撰写了一篇评论，标题是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分崩离析》，在国际关系学界引发巨大反响。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不赞同沈大伟的观点，主张中美构造新型建设性现实主义框架，通过共同利益和目标来锚定双边关系。不过，围绕沈大伟文章引起的争论也提醒各方，美国学者远未领会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要义。 搭载CNN记者的美国侦察机在中国门前盘旋，此举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慨，中国人无法理解美国的对华安全战略为何迅速滑向了更为消极的方向。 北京对华盛顿在亚太最亲密的盟友日本深怀不满，因为东京长期亦步亦趋地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也抱怨美国对中方某些周边国家的挺助，它们蜂拥而上，抢占中国的诸多海岛。至少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公开立场。 中美完全有可能成为可信的合作伙伴，不过前提是双方都认识到新型关系的确立需要互谅互让。这意味着中美鹰派都要从善如流，自我克制，适时妥协。 中美过于接近势必为中国决策者带来麻烦，因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在于经贸。双方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但彼此的价值观格格不入。这有可能埋下诸多隐患，若历史和现实的冲突互相交织，横生枝节，这些差异会让双边关系雪上加霜。当事涉中国领土主权时，困局尤为如此。 中美结成两国集团（G2）共同领导世界这一创意，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提出，甫一问世即受到不少重量级政治人物的追捧，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鼎力支持G2提议，并首撰新词“中美国”（Chimerica）来描绘全球两个最大经济贸易体的共生性质。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中美两国加大合作的倡议背后存在不可否认的逻辑，但中美G2关系随即就被北京和华盛顿双双拒绝，两国反对者的理由几乎类似。对此的审视具有深意，这对最高决策者而言更是如此，只不过大多数人可能低估了中美领导人之间的共同特点。 如果G2不现实，那么中美两国合伙关系（P2即Partn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