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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红梅 2013-01-17 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殷切劝导下，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有减无增，不过，他们已经承诺的资助资金倒是并不吝啬，这张“大饼”越画越大。 减排目标：发达国家空洞化“京都协议书” “化石奖”又颁给了美国！每天傍晚颁发的“化石奖”成了多哈气候大会的一道风景。由民间环境组织组成的“气候行动网络”评出的“化石奖”，颁发给那些减排不力的国家，目的是向气候谈判中的阻碍者施压，使他们早日承担应有的责任，共同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美国在多哈气候大会上多次被授予“化石奖”,其劣迹包括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回避减排义务、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反应冷淡等等。 然而，在气候谈判上，美国并不孤立。它有一批号称“伞形集团”的小兄弟，即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从地图上看，他们的分布很像一把撑开的“伞”，所以把他们叫做“伞形集团”。 谈判中，“伞形集团”各国都在跟着它们的“老大”美国跑，纷纷表示不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谈判首日，“伞形集团”国家集体领得“化石奖”。 欧盟虽然也一贯把美国奉为“老大哥”，但是，在气候问题上，它们希望重新坐回“老大”这把金交椅。一是欧盟想借气候表现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二是欧盟在低碳技术方面全球领先；三是欧洲人们的环保意识等都很先进。因此，在过去的20年里，欧盟一直高举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旗。但是，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在多哈会议上的表现不佳。金融危机之后，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吃饭问题迫在眉睫，各国不愿意因为气候变化问题而影响本国的经济状况。因此，在提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欧盟承担怎样的减排义务时，欧盟一改往日“雄心勃勃”的姿态，低调、低调、再低调。 美国、“伞形集团”中的主要国家、欧盟，看上去他们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各不相同，有往“天”上拉的，如欧盟；有往“水”下拽的，如美国；有在“地面”上扯的，如“伞形集团”中的那些小兄弟，但是实质上，它们的用心完全是一致的，就是让《京都议定书》这辆车不可能再往前开，让《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资金支持：发达国家口惠而实不至 在多哈，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气愤地说，他们并未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掺了水，“快速启动资金”是玩数字游戏，“绿色气候基金”无人认捐。 每年谈判的焦点，除了减排目标，就是资金支持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发展新能源、开展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还要应对气候灾害，资金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之前会每年拨款1000亿美元作为“绿色气候基金”。在2010-2012年期间拨付首笔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以帮助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新西兰等国在多哈声称，这笔钱已有320亿美元到位。这个数字由于透明度不足、重复计算严重、以低息贷款形式发放等，被指责存在着大量的水分。 发达国家不愿掏钱，发展中国家钱不好要。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要发达国家拿出更多的钱，谈判难度可想而知。在谈判各执一方的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到会呼吁，美国和欧盟应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到带头作用。发达国家有资源、有技术，而气候变化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引起的，他们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殷切劝导下，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有减无增，不过，他们已经承诺的资助资金倒是并不吝啬，这张“大饼”越画越大。 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三 相关链接：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一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二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四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五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3-01-15 中国在西部不仅要稳，更要拓，但拓并不是西进。中国可尝试通过将巴基斯坦、印度吸纳入上海合作组织，以打通西北、西南间联系，整体上加强中国西部稳定。中国应审慎南进，充分考虑每个举措对相关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并对随之而来的局势变迁进行战略预判。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战略界关于战略抉择的大辩论更趋激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代表人物王缉思认为中国应该西进，进行战略再平衡，而军方将领杨毅、罗援等则主张南进。 笔者认为西进和南进的观点均有待商榷。 先说西进的观点。自美国施行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中美在东亚地区竞争确实加剧，但是否出现零和格局？是否几乎不存在你赢我也赢的双赢格局？现状并非如此。 事实上，中美在东亚地区事务方面仍存在合作空间。虽然美国近期“公开要求”韩国加入美国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并商议构筑朝鲜发射导弹前对其进行打击的“杀伤链(kill chain)体系”等强硬措施，但美国并不希望朝鲜局势失控。一旦半岛爆发冲突，如果美国介入，则将直接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如果美国不介入，其在东亚苦心经营的东亚版“北约”将立即分崩离析，围堵中国的战略目标功亏一篑。更为严重的是，韩国和日本将重新评估安全环境，尤其是日本可能会借此再次重整军备并快速研制核武器，从而导致整个东亚地区核军备竞赛公开化，成为世界战争导火索。这与美国维持东亚地区战略平衡，最大限度制衡中国的战略目标相悖。不论是出于维护周边局势稳定，还是为经济发展营造和平环境，中国都不希望朝鲜局势失控。因此，中美在维护朝鲜局势不失控有共同利益，虽然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在钓鱼岛问题上，虽然美国希望维持中日间低烈度紧张，但并不希望出现中日因此发生冲突而美国可能被迫卷入的糟糕局面。中国近期也呼吁中美加强合作，坚决遏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这显示中美在管控钓鱼岛局势进一步恶化方面有共同利益。 在西进过程中与美国加强合作并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首先，俄罗斯在中国西北邻国地区具有优势地位，美国一直试图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力，尽量压缩中俄战略活动空间。如果在该地区中美加强合作，相当于帮助美国扩大其影响力，一方面引起俄罗斯强烈不满，破坏中俄联合制衡美国大格局；另一方面也压缩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其次，中国西北邻国地区宗教冲突严重，恐怖主义势力横行，反美情绪浓重，一旦中美加强合作，难免会引火上身，令恐怖主义袭击的苗头转向中国。再次，美国正试图通过扶植印度、日本在阿富汗的影响力，来阻止中国在该国扩大影响力。中国相应加强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合作关系，借助其传统影响力尽量维护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因此，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竞争远大于合作。 对于南进观点，笔者也持异议。首先，中国西部地区安全形势严峻，既有恐怖势力、分裂势力的干扰，又有久拖不决的中印边界问题。因此，中国在西部不仅要稳，更要拓，但拓并不是西进。笔者认为，中国在西北部，可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俄罗斯的协调，稳步推进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借助经济纽带来强化、推动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尽量维护中国西北部的稳定。在西南部，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同时维持中印关系，以保持局势稳定。中国可尝试通过将巴基斯坦、印度吸纳入上海合作组织，以打通西北、西南间联系，整体上加强中国西部稳定。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喀什-中亚-南亚经济圈以及中巴铁路等都有这种战略考虑。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谨慎南进。近期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日益恶化，凸显中国海洋领土争端严峻性。因此，中国决策者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采取南进的发展战略很有必要。但中国南进以寻求建立海洋强国的愿望势必遭到美、日、俄、印等国阻扰，这是决策者需要权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中国采取强硬方式南进，美日等国必将强硬以对。中国从海洋弱国迈向海洋强国，注定并非易事。中国应审慎南进，充分考虑每个举措对相关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并对随之而来的局势变迁进行战略预判。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1-14 奥巴马日前签署“201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规定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此举旨在运用“巧实力”，抑华抚日，以低成本方式掌握东亚事务主导权。不过，奥巴马政府围绕钓鱼岛争执的东亚政策很有可能弄巧成拙。 奥巴马日前签署“201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规定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此举旨在运用“巧实力”，抑华抚日，以低成本方式掌握东亚事务主导权。 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巧实力”概念，核心在于夯实美国军事霸权和国际规范控制权，灵活投射硬实力和软实力，达到二者互为犄角、取长补短的效果。在经济力量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美国依靠军事优势、规则标准和联盟战略来谋取红利，维护自己的全球老大地位，显然符合其工商业立国的逻辑。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奥巴马政府避免单独与中国正面冲突，为日本右翼撑腰打气，鼓励日本增加国防开支、整军备武，的确属于老谋深算的选择。美国动嘴不动钱，通过对《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解释，就把东亚防务更多负担推卸给日本；同时，中日对立引发中国威胁论，刺激亚洲国家购买美制武器，能促进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扩大就业，拉动内需。 日本迅速跟随奥巴马的指挥棒起舞。路透社在元月4日援引日本媒体报道，安倍政府正考虑将年度防务费用增加2％，这样其每年国防支出会超过534亿美元。这将是日本11年来首次增加国防预算。《日本经济新闻》同日报道，安倍政府已经开始与美国探讨自卫队的新角色，准备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与美军的合作。说到底，上述两大政策的矛头就是指向中国。 在相当程度上，当前美国的东亚政策是“百年战争”后英国对欧陆均势外交战略的翻版。历史上的大英帝国努力维护欧陆强国对峙的局面，不允许任何一国独大，伦敦因而得以周旋于欧洲诸国之间，灵活发挥杠杆作用，主导欧洲和世界事务超过三百五十年。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单边使用武力屡屡得手，但反恐战争和肇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美国大伤元气，加之中国乘机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山姆大叔的世界警察地位眼看不保。华盛顿退而求其次，有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仲裁者”与“平衡者”，于是在亚洲离强合弱思路的出台就顺理成章。 不过，奥巴马政府围绕钓鱼岛争执的东亚政策很有可能弄巧成拙。首先，日本无疑是一个麻烦的伙伴。日本右翼其实明白自己在美国借刀杀人计中扮演的角色，他们顺势而为的原因在于，其长期目标是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国防军和拥有核武器。对美而言，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承受之重。日本恃强凌弱、反噬恩主的历史美国人岂能不察？ 其次，中国可称兵法鼻祖，在博弈中视机动和主动权为根本，不会被美国人所调动。只要北京坚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和“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 的原则，那么近期内，美国和日本不仅在钓鱼岛附近找不到解放军，恐怕还要操心后院和侧翼的利益和安全了。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后院和侧翼的概念自有新意。前者为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利益、互联网和通讯安全，后者则指反美的国际组织和民族国家。 不管西方舆论赞同与否，中国政府与军方都务必研究非对称博弈理论，并尽快贯彻与落实。一言以蔽之，此理论的实质就是避实就虚，集中局部优势兵力，攻击对手致命弱点。中国没有必要陷入当年苏联针对美国的全面对抗模式，而是要瞄准对手的软肋和死穴，发展高性价比的武器和手段，有选择性地在军事、信息、电磁、太空、经济、能源、金融等领域狙击对手。实际上，在网络攻击和反卫星武器等方面，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威慑力量。 如果北京下定决心收复钓鱼岛，那么新世纪版的大包抄大迂回战术将是良好的选择。阿桑奇领导的“维基解密”与各国政府之间力量悬殊的斗争案例，完全可以成为借鉴。 来源：2013年1月10日《联合早报》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12-27 明年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所有阶层的所得税率、个人财产、资本所得和股息税等都将提高，政府和个人都将面临财政紧缩的局面。 现在美国最知名的政治短语是“财政悬崖”，随着新年的临近，媒体和网络使用该词的频率将越来越高。今年2月29日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期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首次使用了该词汇，以形容 2013年1月1日这一特定的时间节点和美国财政的微妙关系。到这一天，从小布什政府延续至今的减税政策将到期；去年8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陷入谈判僵局，对今后十年减赤方案并没达成一致。当时约定，如到2013年元旦，仍未达共识，国会的自动减赤机制就会启动，预计十年内将削减政府开支1.2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一天来临之前，民主、共和两党必须协商出政府预算方案。不然，政府财政就会出大乱子，经济将陷入新的衰退，势必触发又一轮经济危机。伯南克11月20日公开讲话中，使用的还是“财政悬崖”一词，足见形势严峻，尽管他拒绝对此术语是否合适发表评论。 12月9日，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John Boehner），提议今后十年增税1.4万亿美元，比最初的方案减少2,000亿美元。博纳稍后提出了共和党的新提案，并认为达成协议是有希望的。他说，如果奥巴马总统反对共和党人的计划，他有义务提出新的具体计划。他的发言人也说，共和党正等待总统奥巴马批准开支削减的幅度，这是奥巴马对美国人承诺“平衡”的一部分。白宫新闻秘书杰伊•卡尼（Jay Carney）12月11日说：“总统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谈判方，他已提出了详细的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的建议”。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却不看好两党在短时间内能达成一致。 博纳没有说明他和他的团队是否正在考虑改变共和党的谈判立场。共和党一直在拒绝奥巴马明年对2％最富有美国人的增税要求。博纳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均对奥巴马削减开支的详细计划穷追猛打。麦康奈尔在参议院说，总统奥巴马似乎认为，如果他谈的都是税收，所有的报导也都关于税收，我们其余的人会奇迹般地忘记政府开支已完全失控，而他自己则是坚持收支平衡的。 “财政悬崖”的解决方案无非是增税和减赤，也就是所谓的开源和节流。共和党的原方案是，未来十年增加8,000亿美元收入，削减1.4万亿美元开支，共计2.2万亿美元；民主党的原方案是，未来十年增加1.6万亿美元收入，同时减少4,000亿美元福利开支，共计2万亿美元。虽然每一方都指责对方的方案过于模糊，但双方也一直在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共和党人对奥巴马削减开支的细节紧追不舍，奥巴马则批评共和党没有对增加政府收入给出具体措施。但是，妥协的迹象还是有的，奥巴马并没有如往常一样，批评共和党人因反对向富人增税而以大部分美国人作“人质”，也暗示愿意满足共和党人要求削减福利计划的要求。奥巴马和博纳放缓语调，称正尝试就“财政悬崖”解决方案达成一致。两院部分共和党的“反叛”议员也通过联署，敦促博纳给予总统奥巴马想要的税率，以便集中精力谈判削减政府开支事宜。 时间过得飞快，美国离“财政悬崖”已越来越近，两党不妥协的后果就是掉下去，一起完蛋。奥巴马能否“悬崖勒马”，取决于美国传统的“妥协政治”。现在看来，立场先软化的可能是共和党人，他们将不得不同意提高税率，以换取民主党人砍掉更多的联邦开支。共和党的政治资本（美国民众的信任度和支持率）正在不断下降。最新的皮尤民意调查数据表明，处理“财政悬崖”问题，民主党获得55%的肯定，38%的否定；共和党获得32%的肯定，57%的否定。所以，如果共和党再硬撑下去，以后的选票将会更少。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说，从世界其它地区看来，美国在所谓的“财政悬崖”辩论中“群龙无首”。其实我们不难从乱像中看出问题的本质,“财政悬崖”的出现和解决都和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危机有关。这个国家有如此优越的地理、自然、人口和科技条件，再怎么不济，也不至于弄得寅吃卯粮。但事实上这个金元帝国已被挖空，资源和舆论都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国库空虚，政客空谈。自由选举本是好事，却被金钱控制。那些选举资金主要来自低税率和高军费。此外，美国华尔街的贪婪和福利制度的滥用也造成财政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福布斯》杂志一位撰稿人发现一种被称为“死亡螺旋状态”的现象，美国已有11个州属于此类状态。这些州私营部门员工所交之税要供养超过本部门人数的公职人员，包括政府工作人员、领社会福利金的人员或领养老金的人员。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领取者”和“生产者”的比率已大于1。若一家软件公司拥有员工100人，它还要养活另外139个“领取者”。在这种恶性循环下，纵有金山，也被吃空。据华尔街日报测算，将医疗保险的资格年龄从65岁提高67岁，在2020年可以节省300亿美元（占当年预算赤字的2.7%），但它还是远不能抵消赤字。所以，美国财政困难之大，可以说是积重难返。 今天美国虽还未坠入“财政悬崖”，但由于解决方案没能出台，造成的不确定感和悲观气氛，已经影响企业投资和招工，进一步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极大的社会问题。目前还没有可以避免经济衰退的工具，短期和长期的“避免掉崖”政策有待制定，问题是美国那么多的利益集团能够团结一致吗？那些金主又是如何想的？奥巴马之所以赢得选举，对手的失招和言行不一帮了不少忙，多数选民没有把经济困境完全归罪于他。即使如此，“财政悬崖”会使政府财政紧缩，必然会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支出，影响经济的恢复。面对共和党人居多的众院，奥巴马任何新经济政策获得通过都非常困难。 明年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所有阶层的所得税率、个人财产、资本所得和股息税等都将提高，政府和个人都将面临财政紧缩的局面。别看美国大选时政客们口若悬河，他们描绘的愿景和实际做法永远是两码事。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者说羊毛出在羊身上，都符合今日美国现状。共和党让工薪阶级多交税，让极富有阶级少交税的路已经不通；民主党搞大政府奖懒罚勤的福利路线也走不下去了；老百姓普遍没有积蓄，一有风吹草动，就让政府救助，随着国家财政的枯竭，显然也不行了。美国现在真有许多力不从心的地方，剩下的选择不多，无非就是印钱和圈钱。第三轮量化宽松以后，就是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贬值以后，就是通货膨胀；制造热点以后，就是转移危机甚至挑起战争。只要可以救急，都可能发生。美国已经在世界各地装上许多引信，至于要点燃哪个点，还得看美国得需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山枫 2012-12-21 联合国气候大会结束一周来，碳市场对其反应却很冷淡，碳价仍在低位徘徊甚至继续下跌。单独看国际碳市场的走势，似乎完全看不出这次国际气候谈判带来任何影响，一如会前各方的预期。 原定12月7日结束的多哈气候大会，经过连夜的磋商谈判，仍未达成一致，直到当地时间8日晚间，在大家耐心快被耗尽之际，大会主席操作了一个有争议的表决程序，才最终草草通过了一揽子决议。 这些决议统称为“多哈气候之门”（Doha Climate Gateway）。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无非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确定，这似乎是稳定目前处在崩溃边缘的国际碳市场的一针强心剂。然而，大会结束一周来，碳市场对其反应却很冷淡，碳价仍在低位徘徊甚至继续下跌。单独看国际碳市场的走势，似乎完全看不出这次国际气候谈判带来任何影响，一如会前各方的预期。 回顾本次大会的谈判历程，从一开始就不被各方看好，各国代表团在为期两周的会议中似乎都毫无雄心，一路拖延到最后，基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由于各方阵营观点分歧巨大，在谈判过程中更多呈现的是各方轮流出场，秀出本方观点，很少有激烈争辩的正面交锋。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认为延续京都第二承诺期是一切后续谈判的前提；而发达国家则急于抛开“京都议定书”的束缚，试图将重点放在德班平台下新的国际约束机制的讨论上，该机制明确要求将所有国家包括在内，特别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最后通过的一揽子决议中，虽然承诺力度打了大大的折扣，但京都第二承诺期最终被确定下来；至于德班平台下新的国际协议，虽然没有实质的内容进展，但也给出了在2015年达成新的涉及所有国家有关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协议的最后期限。尽管各方对最终达成的这一揽子协议似乎都不满意，但这大概也是在目前如此巨大分歧之下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妥协了。因此，除了表示退出京都二期的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以及一直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之外，欧盟、77国集团加中国、非洲国家、小岛屿国家等主要集团先后发言表示接受“并不满意”的大会案文。 “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延续第二承诺期到2020年为止。然而进一步看，目前承诺加入第二承诺期的国家只有欧盟、澳大利亚和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总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量的15%，这显然无法解决目前碳市场亟待解决的需求不足问题。由于前东欧国家经济下滑所带来的“热空气”（hot air）问题，包括欧盟在内的所有碳配额潜在买方都在修正案的政治声明中明确表示不会再购买第一承诺期结转的配量单位，这更加剧了碳市场竞相抛售的恐慌，导致碳价在目前几见谷底的情况下仍在不断下探。 放眼全球，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碳市场的低迷并不奇怪。各国都在忙于应对本国的经济危机，全球碳市场很有可能会逐渐分化成以国家和地区为主的区域市场，而发达国家也会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碳信用作出越来越多的限制。中国应该看到，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七年里中国所参与的其实仅仅只是国际碳市场的一小部分——“京都议定书”三种灵活机制之一的清洁发展机制（CDM）。CDM作为碳市场的供应链前端，即使项目业主的主动性再高，也难以形成真正的碳市场，因为需求端的建立至关重要。CDM执行理事会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段茂盛在此次多哈谈判一次边会中强调，目前CDM的问题并不在于供应过度，而在需求不足。 短期来看，京都第二承诺期的确定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CDM项目有一定的利好，但是长远来看，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势必行不通。尤其在德班平台确立的未来新的国际协议下，中国很难再避免承担减排义务，因此在现有的过渡阶段，在国内开展的一些自愿市场试点应当是有益的尝试。在多哈会议期间，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等国内几大环境气候交易所也都参与了很多相关边会的讨论，按照中国政府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设想，大有跃跃一试的雄心。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艰难的国际谈判仍将继续，尤其在2015年之前的这段时间，对参与碳市场的各方是一段极具挑战的不确定期。如何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国际市场以及刚刚起步的国内市场中找到平衡，则是在未来碳市场保有立足之地的关键。（作者为联合国气候大会NGO观察员） 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二 相关链接：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一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三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四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五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2-14 朝鲜射星事件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恐怕更为深远，东亚局势为之一变，各国新政府不得不展开危机外交，并酝酿战略回应和调整，而美国也将被迫重新审视其亚洲“再平衡”战略。 朝鲜在12月12日使用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轰动国际社会，东亚局势亦为之一变，美国无疑成为最大输家。 朝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发射时间完全出乎美、日、韩等国意料之外。朝鲜本来宣布将于12月10日至22日期间发射卫星，但在10日突然表示行动推迟。就在火箭升空前几个小时，还有美国官员坚称朝鲜遇到技术难题，非数周不能解决。韩国军方在11日仍声称，卫星资料显示朝方已从发射台上拆卸火箭。在12日记者会上，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更是坦承政府基于不实情报作出误判。美、日、韩在朝鲜射星事件中反应迟钝，再次凸显其情报工作质量低下，而之前美方更是屡屡错算中国歼20隐形机、歼31隐形机、歼15舰载机、“辽宁号”航母、东风-41导弹等装备的发展进度，其情报人员的无能或者骄狂昭然若揭。 平壤不顾外界压力，执意发射卫星，其主观动机还是源自内政考量。除了纪念金正日辞世一周年之外，年轻领袖金正恩力图以此来树立威信，打造自己的民族英雄形象，在军队中培植自己的团队。对权威体制而言，领袖的个人魅力有利于其合法性的建构，有利于获得官僚和公民的认同甚至忠诚，以及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 然而，客观上朝鲜射星事件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恐怕更为深远，无疑会诱发和衍生东亚的不稳定因素。目前亚太多国正值高层权力重组之际，美国奥巴马新近获得连任，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刚刚履新，而日本和韩国即将大选。强调“先军政治”的朝鲜在战略武器上获得重大突破，各国新政府不得不展开危机外交，并酝酿战略回应和调整。 美国外交富于弹性，重视区分轻重缓急，及时处理切身威胁。就中美博弈而言，双方此番交手，美国被击中要害，明显处于下风。华盛顿不愿与北京正面冲突，唆使仆从国骚扰中国颇有时日，而今战场侧翼遭受打击，自然被迫重新审视其亚洲“再平衡”战略。南海和东海的冲突关乎全球格局，但并不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现在风云突变，华盛顿侧身发现，朝鲜的确有潜力迅速获得以核武攻击北美大陆的手段。 朝鲜目前使用液态燃料火箭，也似乎尚未掌握核武小型化和精确制导技术，但问题在于美、日、韩情报部门频频出错，他们也不能确定朝鲜到底有无实战用弹道导弹与核武能力。2011年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谈到，军方担心朝鲜五年内能以洲际导弹打击北美大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美国决策者应对本土安全风险的常态思维。 美国乐见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侵蚀中方利益，然其底线是东亚乱而不战，毕竟美国在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美元国际储备和结算地位、美元国债、生产制造、国际贸易等方面迫切需要中国的奥援。鉴于中美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依存，也基于保卫本土的需要，美国权衡利弊，将被迫与中国台下交易，可能选择不支持菲越南海领土主张并在钓鱼岛问题上约束日本的政策。 美国的噩梦还在于朝鲜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朝鲜不仅有意志与华盛顿直接针锋相对，而且更有决心培养和支持其它反美力量，特别是中东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从而借此分散来自美国的压力。伊朗与朝鲜过去在导弹技术上的合作就是典型注脚。 为防止事态恶化，美国将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中国。朝鲜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不会事事听从中方的指挥，但环顾宇内，由于地缘、体制和价值观的因素，唯有中国能强烈影响平壤的外交和安全决策过程。 有论者认为，朝鲜发射卫星的技术危及中国利益。只是从逻辑上来讲，它根本用不着挥舞洲际导弹来讹诈中国。相信中国决策者自能把握中美博弈的大局，不被美、日、韩情报部门和西方媒体所离间。还有观点认为，朝鲜此举会刺激日本公开推翻战后体制，组建国防军。但此论忽视的现实在于，即使朝鲜不发射卫星，日本也会寻找借口扩充其军事力量。短期看来，美国尚无勇气放虎归山，估计会安抚日本，深化美日军事合作，共同发展更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迫于情势，在东亚自我克制，这将为中国在南海收复失土提供机会。一旦中东出现重大事变，比如叙利亚爆发国际性战争，美国和以色列深度卷入，解放军就可以乘机在南海动手，不容美国抽身介入，速战速决。届时周边小国经济依赖中国而安全仰仗美国的迷思，可以休矣。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2-06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诸多问题，但如果深究每一个问题，都同“腐败”分不开。反腐败已经成为体制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肩上最重的担子。 在中国大陆一些研究机构与媒体的民意测验与测评中，反腐几乎都是广大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历届中国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与党的会议，反腐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焦点。可见，反腐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从1992年到2012年的二十年间，“腐败可能引致亡党亡国”的类似语句，反复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与讲话中。无论从语气上还是出现频率上，都可看出，反腐早就成为中国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我们也看到，虽然中国执政者反腐决心与日俱增，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但腐败势头依然没有扭转，在某些领域，权力寻租反而愈演愈烈。有研究人员从国际各大媒体与Google 搜索数据发现，过去二十年，因腐败而被查出与依法惩办的中国高级官员数量超过了全球所有国家加起来被惩处的腐败官员数量总和。每隔几年，就会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官员因自己或家属的贪污腐败而落马。更令人担忧的是，腐败已经渐渐“常态化”与“制度化”，一种堪称“腐败文化”的腐朽没落的东西逐步成形。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中，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再次提到腐败可能导致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笔者认为，腐败所造成的更严重恶果，恐怕是对社会的危害，对国民人心的侵蚀，对人性的扭曲。这种危害恐怕持续更久，造成的破坏也更加难以恢复。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腐败不除，不但难以抵达目的地，很可能让经济发展前功尽弃，中国再次回到原点。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南巡以后的二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不但是世界各国都承认并羡慕的，也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切切实实感受到的。然而，为何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开放的异议声不断？相当数量民众的幸福感反而有所降低？社会焦虑有增无减，移民浪潮有增无减？群众包括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所选择的道路忧心忡忡，缺乏自信呢？笔者认为，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而隐藏在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背后的始作俑者，却是腐败。 中国并不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相比香港地区，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也相对较小。更何况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有其地理、人口与历史的客观原因。然而，由于贪污腐败与权力寻租日益普遍并常态化，扩大了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使得民众越来越坚信，特权、权力寻租与贪污腐败是贫富差距的最大甚至唯一的原因。 从长远来讲，中国今后出现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被相当一部分民众转移到对贪污腐败的不满与愤怒上来，这是对和谐社会最大的潜在威胁。回看近年来中国各地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小规模突发事件，几乎全部由地方官员与利益集团的腐败而引发。仅仅由此，我们几乎就可以得出结论：维稳的关键在于遏制贪污腐败的蔓延，防止腐败对老百姓的侵害。当贪污腐败得到有效遏制，中国民众也才能理性地看待由于历史与现实而造成的贫富差距。 社会不公背后的那只最大“黑手”，同样是腐败。笔者曾在与亲朋好友及网友交谈中，多次貌似随意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和人打官司，你首先要去做的是什么？令人惊讶的是，问了二十位，几乎都回答：“赶紧找人啊！”没有“人”该怎么办？通过关系或者熟人去找“人”——这个“人”就是公检法内部的人，或者能够影响公检法的那些有点权势的人。笔者并不认为公检法真的如此腐败，也不认为“找人”真能影响中国所有地方的司法公正。可是，这种调查得出的结果几乎都是如此一致，不能不让人心寒，让人痛心。民众对权、钱侵蚀法律，法律面前不能做到人人平等的愤恨，使得他们毫不犹豫地甚至不顾事实地一致认为，腐败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也是唯一原因。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腐败不除，公正谈何容易？ 腐败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最主要原因，腐败也正在侵蚀中国社会与人心。常常有人对比中外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或者高铁），权力寻租与腐败造成的高成本与质量问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尤其是高成本而造成的质量问题。但相比于这类腐败案件对整个社会规则与道德水准的破坏，恐怕还算是可以控制，也不那么严重。 例如，中美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都需要招标公司承建。美国按照达标标准选择，中国可能按照哪位与领导关系亲近、哪位请客送礼到位来选择。从结果来看，两条高速公路可能都能够如期建好，如果那位请客送礼的中国承包商不是那么贪得无厌，甚至还有一定“良心”与“责任心”，不去偷工减料，中美两条高速公路很可能一样好用与耐用。可见问题不一定出在经济发展与发展质量问题上，而是这种腐败模式对人心与人性的腐蚀，对中国整体道德观念与法治的侵害。有权有势者的腐败，让民众不再认为遵纪守法与勤奋努力是发财致富的条件，而是靠歪门邪道、溜须拍马、走后门，大家都去走邪路，这个社会能好吗？这个国家能好吗？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诸多问题，但如果深究每一个问题，都同“腐败”分不开。当越来越多的民众说到上法庭就要找关系，想起经济发展就联想到裙带关系与不正之风，谈起贫富不均就想到利益集团与贪污腐败，法治一定会遭到侵蚀，社会规则一定会遭到破坏，道德水平注定会滑落，社会公正自然就成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一定要靠发展与坚持不懈地改革开放来解决，但如果对腐败问题掉以轻心，以为单单靠发展就能解决腐败问题，那就可能出现前后三任总书记所警示的，腐败最终导致亡党亡国。 反腐败已经成为体制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肩上最重的担子。那么，如何反腐败？习总书记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笔者认为是一针见血的。 如果说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腐败，那么要消除腐败只能在执政者自己身上找根源。制度反腐是亟待加强的一个方面。从近期传出的“表哥”干部到动辄几十套房产、上亿财产来历不明的党政干部来看，本届政府尽快实施“阳光法案”将会大幅消除干部腐败，重新树立党在人民中的威望。公务人员财产“阳光法案”，是反腐败利器。政府公务人员在就任前公示个人财产状况，已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是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2007年1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任伊始即公布自己和夫人的财产状况，成为第一位根据联合国相关规定对外界公布财产状况的联合国秘书长。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了“阳光法案”。 早在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秘书长王汉斌提出：“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这是现存文字纪录中最早关于财产申报制度的。1988年，国务院监察部会同法制局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是，直到1995年，财产申报制度才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后来一直到2006年，各种有关财产申报制度仍在完善之中。这些制度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一直在试点之中，顾虑较多；二是实行层级较低，没有从高层入手，而是由高层负责督促中低层执行；三是基本处于内部进行中，没有对外公开，缺乏外部监督与制约。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失去了整整二十年实施“阳光法案”的机会。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党政官员收入大幅增加，其中灰色收入也相应增加。客观地说，现在实行“阳光法案”要比二十年前困难更大，阻力更多。纵观各国实行“阳光法案”的历史，也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应该是积极进取，而不是消极等待。今天实行“阳光法案”要比五年后、十年后容易很多。相比而言，如何实施符合中国国情与特色的“阳光法案”并不是很难决定的，难的是高层下定决心，一定要实行“阳光法案”，遏制腐败蔓延。 毫无疑问，“阳光法案”实施的最大困难在于利益集团的阻扰。不过，从最近包括俞正声、汪洋、张春贤等多位执政党高级官员公开对“阳光法案”表态来看，已经讨论多年并在内部实行了申报制，民众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的“阳光法案”有可能被提上全面实行的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1988年，现任总书记习近平还在任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时就告诫干部：“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习近平上任后强调“打铁还须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更让民众对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和广度充满期待。民众对新任总书记与领导班子的期待，足以让他们克服利益集团设置的任何障碍。可见，目前推行“阳光法案”可谓天时地利，利益集团恐怕也无法阻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2-06 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蒙古靠近美国和西欧列强，加入有实力和影响的地区性安全组织，正符合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教导。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中，被分裂主义势力绑架的外蒙勾结沙俄及其后的苏联，由自治而逐步走向建国独立，并于1946年1月获得中华民国的正式承认。这段历史是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心中永远的伤痛。基于此背景，有论者对蒙古国日前加入欧安会的举动过分解读，属情理之中，但实有杯弓蛇影之嫌。 欧安会是冷战的产物，其初衷在于为东西两大阵营提供一个加强沟通的平台。不同于北约组织，欧安会只是一个军事和政治协商机构，不受任何军事协定约束，称欧安会为一家来去自由的俱乐部并不为过。即便如此，由于蒙古孤悬东北亚，入会一事也颇费周折。 作为欧安会重要成员，俄罗斯对蒙古投靠欧安会早有异议。该国代表指出，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在地理上只针对北美和东至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地区，以及原属前苏联的五个中亚国家。除此而外，欧安会现有军控协议也并不覆盖东北亚。蒙古入会，倘其它小国争相效尤，最初的赫尔辛基协议框架恐不堪重负。试想若同处欧亚大陆的阿富汗或伊拉克提出申请，欧安会当何以处之？ 目前看来，蒙古成为欧安组织成员乃各取所需。不属国际博弈主力的欧安会可借此收人望，拓疆土，彰显了自身的价值，在全球外交舞台的地位大为提升，也更淡化了跨大西洋的色彩，终于坐实其欧亚组织的身份。蒙古则欣见其“第三邻国”外交谋划再下一城，让中俄日美刮目相看，加大其国际运作的砝码。 欧安会秉持功能主义政策，这无疑有助于蒙古政府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长期以来，欧安会成员国在边界管理、军控、反恐、警察、移民、教育、选举等领域相互交流与合作，积累了大量经验和专门知识。对蒙古而言，这显然是一个低成本的学习管道。 这一外交动作的背后，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小国的利益计算。蒙古夹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蒙古靠近美国和西欧列强，加入有实力和影响的地区性安全组织，正符合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教导。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以承天应民为旗号，席卷全球各地，颇有顺之者昌、逆之则亡的声势。大国企图以此减小全球治理的成本，而小国则冀望借此约束大国，故而推波助澜，乐见其成。欧洲小国成为最早的弄潮儿，积极推广国际规范，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拓展外交空间，保护并扩大自己的权益。那些在西方受训的蒙古政客们自然清楚其间奥妙，有意狐假虎威，借力打力，以小博大，升级为指点中俄的玩家。此前乌兰巴托市长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即是明证之一。 迄今为止，俄罗斯新闻界的反应比较尴尬，许多论者把矛头指向美国。俄罗斯之声中文网指出：“华盛顿曾对蒙古的申请大搞院外活动，为了欧安组织成员国能够尽快审视其申请，美国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蒙古是上合组织观察员，俄罗斯是否会视其为美国在上合的特洛伊木马呢？ 鉴于奥巴马所谓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自然明白美国的算盘，但并未就此与其正面冲突。漠北曾是中国历朝百战之地，那里的风吹草动都难逃解放军的法眼。只不过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北京自有足够的信心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化解蒙古的躁动。 当年的元朝，其兴也勃，其亡也速，原因在于蒙古民族缺乏软实力，容易受到外来价值观的左右。蒙古加入欧安会传递的最强烈信号是，当今的中国软实力已处于谷底，对曾经的附属国毫无吸引力。长此以往，周边小国恐怕会完全拥抱所谓的“国际规范”，配合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政策，挟西规以令中华，执政党将不胜其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2-11-30 多哈谈判一开幕，发达国家即联合扮出“无心恋战”的可怜相。中国和基础四国应看到，发达国家默契配合，正采取欲扬先抑、用“可怜”换取国际社会同情的谈判策略。 联合国气候大会，即近年如火如荼进行的国际气候谈判，11月26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如期拉开帷幕。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团、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观察团和数千名记者云集海湾，将共同关注决定人类前途的国际气候公约问题。 序幕刚刚拉开，尚未短兵相接，却在国际媒体上呈现“无心恋战”的场面。 11月26日路透社报道指出“欧债危机使欧盟无力主导气候谈判”。其主要证据来自欧盟气候行动专员赫泽高的三次受挫：一、力图保持欧洲在全球气候谈判先导地位的努力在国内外受挫；二、碳排放立法的努力受到部分欧盟成员国、重工业游说团体以及欧盟执委支持者的瓦解；三、屈服于国际压力而暂停航空税。赫泽高低调出场，是否真的一改欧盟的国际气候谈判主帅地位？ 其次，“桑迪”过后的美国，毫无振奋精神做出减排承诺的决心，多哈的开幕序曲难寻美国痛改前非的迹象。要么否认气候变化、要么把阻碍减排的舆论引向中国和印度这些发展中大国，仍是美国国内舆论的一贯态度。 此外，加拿大、日本紧跟美国，游离到《京都议定书》之外。德班协议签订次日，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不仅不打算承担《京都》二期减排任务，《京都》一期没完成的“家庭作业”也拒绝完成。日本由于福岛核电站问题，《京都》一期减排任务难以完成，干脆也不再承担二期任务。而他们却也像美国一样振振有辞，不忘将阻碍减排的责任推给中国。 “伞形集团”的小兄弟澳大利亚倒是有些与众不同，开幕当天即提交参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条件和目标。“小兄弟”打算承担的减排义务大小暂且不表，完成任务的先决条件是“到2015年，德班平台要持续进展，达成包括所有国家减排承诺的协议”。引申一下，如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仍然坚持公约现有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没有承担法定的减排义务，就不能怪“小兄弟”不完成京都二期的“作业”了。 虽然多哈谈判一开幕，发达国家即联合扮出“无心恋战”的可怜相，但是中国和基础四国应该看到，发达国家之间的默契配合，说明他们正采取欲扬先抑、用“可怜”换取国际社会同情的谈判策略。中方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根本战略，放缓进攻节奏，注意谈判艺术，沉着冷静应对，同时高度提防发达国家联手施压，对华形成包抄围攻之势。 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一 相关链接：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二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三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四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