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06-03 外籍流动人口尤其是“三非”人士也引发相当多的问题，有些已经引起相关部门关注，有些潜伏问题也逐渐显现。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不但会引起社会治安与稳定的问题，甚至会引发中非矛盾。对外籍“三非”人士的管理应该及早提上议事日程，并引起各级政府重视。 本文以广州为例，建议对有外籍人士滞留、居住与非法打工的城市地区加强管理。选择广州是因为广州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且是非洲、中东地区非法滞留外籍人士最集中的地区。 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首次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纳入普查范围，数据显示，常住中国的外籍人员593,832人，广东省316,138人，位居全国之首。一个城市或地区有外籍人士定居与工作，显示着该地区与国际的交往十分频繁，是其开放程度的标志。然而，随着外籍人士数量的增加，“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也大幅增加。对这些外籍“三非”人员，统计起来相当困难。据媒体评估，仅仅广州一地，常住的非洲籍人士就高达20万，其中大部分为过期居留、非法打工人士。 要看到，这些非洲籍人士到中国来，有些类似20年前中国人去欧美国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他们的存在，不但加强了中非民间交往，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有正面作用，而且繁荣了中非之间的小商品国际贸易，对中国与非洲诸国的发展都利大于弊。然而，外籍流动人口尤其是“三非”人士也引发相当多的问题，有些已经引起相关部门关注，有些潜伏问题也逐渐显现。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不但会引起社会治安与稳定的问题，甚至会引发中非矛盾。 从公安系统的统计可以明显看到，外籍人口犯罪率近年上升较快，主要涉及毒品犯罪。由于这些人士具有外籍身份，犯罪后往往牵涉较广，当地司法部门无法快速办案，无法形成威慑，使得外籍嫌犯有恃无恐。同毒品并行的就是世纪瘟疫艾滋病。由于在广州的非洲黑人部分来自于艾滋病比较猖獗的国家，“三非”群体也成为艾滋病多发人群，更有甚者，由于这些非洲人士长期定居广州，同当地居民逐渐融合，通婚与亲密交往逐日上升，艾滋病很可能由此传播到中国人身上。这类传播途径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据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透露，很多中国女性缺乏防范与保护意识，很容易成为艾滋病的受害者。这些“三非”人士还造成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不负责任的婚姻，留下一些私生子，给广州社会造成负担，让当地政府与管理部门头疼。 就现有公开的资料来看，外籍人士骚乱事件时有发生，且有上升趋势。例如，2012年6月18日发生的黑人堵塞广园西路示威事件曾引起广泛关注。这类外籍人士骚乱事件虽然规模有限，但由于涉及国际关系与外籍人士，因而倍受关注，也给中国目前以处理国内类似事件为主的治安与维稳队伍提出新的课题与挑战。外籍人士参与和发起的“骚乱”，有些不排除受到欧美等国家外籍人士骚乱的影响，甚至也不能排除境外反华势力可能借此闹事。因此可以这样说，处理不好外籍人士的“骚乱”，恐怕就不是广州一个地区的治安问题，还会涉及到中外关系与国家安全。 鉴于以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外籍“三非”人士的管理应该及早提上议事日程，并引起各级政府重视。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第一，加强立法。虽然中国对这些外籍人士的入境、居留与工作都有相关法律与规定，但同一些西方与亚洲发达国家相比，显然还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相关立法部门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法律，做到对这些人士的管理“有法可依”。在国家制定法律的同时，外国人相对集中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还应该根据各地的特点，制定相关规定。 第二，杜绝“三非”人员，要从外国人签证入手，从源头减少“三非”人员，当地管理部门要与外交、出入境、海关等部门密切配合，资源共享。各地要建立详细的外籍人士档案，对居留在本辖区内的外籍人士要有一个基本的掌控。 第三，对非法用人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对非法中介也要进行登记备案。同时，当地管理部门要与外籍人士的“组织”如商会、区域社团等建立经常性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促使他们配合各项工作。 第四，考虑在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甚至中央层面，设立对外籍人士管理的机构。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外籍人士到中国来读书、就业和寻找商机。目前中国现有的管理机构，无论从财力还是涉外能力，都不足以应付庞大的外籍人士团体。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应该重视这个现象。 我们必须看到，外籍人士尤其是“三非”人员在国内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但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中国同国际社会扩大交往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既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需要加以治理整顿，但又必须拿捏得当，不能太过严厉，阻碍了这些国家民众与中国的正常往来交流。
热点解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敬伟 2013-05-28 李克强总理亚欧四国行具有多层意涵：一是中国新任总理首次外交“秀”；二是有助于构建新型的中印、中巴关系；三是有助深化中欧关系；四是中国和亚欧四国将签署经贸、文化、教育、金融等一揽子合作协议，彰显务实外交。 5月19日至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亚欧四国。李克强总理亚欧四国行具有多层意涵：一是中国新任总理首次外交“秀”；二是有助于构建新型的中印、中巴关系；三是有助深化中欧关系；四是中国和亚欧四国将签署经贸、文化、教育、金融等一揽子合作协议，彰显务实外交。 李克强总理作为中国的“第二把手”，自然成为全球舆论焦点。作为全球新兴战略力量，中国领导人的一举一动，必然扯动全球舆论场的兴奋点，对中国外交产生的涟漪效应进行多维度的解读与分析。 李总理此行前两站，是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印关系刚刚经过“帐篷对峙”的考验，凸显两国政府在处理边界问题上的成熟。边界问题只是两国关系的一部分，两国拥有的战略利益交集更多，因而，求同存异、消弭分歧、注重大局、合作双赢是中印两国领导人关注的共同目标。事实也证明，中印两国领导人都想走出边界问题的牵绊，使龙象关系更为契合时代脉搏和符合两国未来的战略性新设计。 李总理访巴，有助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开启中巴关系新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印巴三国存在着地缘上的大三角关系，中国总理出访印巴两国，也有助保持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 李总理访瑞，一是推进中瑞关系，更能体现中国全方位外交的色彩；二是深化中瑞关系，代表着中欧关系发展的新水平；三是中国作为瑞士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李总理访瑞可为中瑞经贸关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四是在热钱大量涌入而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全面开放的现实下，瑞士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管理经验可为中国所借鉴。 中德关系是中欧关系的基石，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笼罩欧洲的情势下，中德两国战略性的全方位合作，对德国和欧洲都有“压舱石”作用。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德关系很好地诠释了中欧关系的全面性、战略性和伙伴性。 大国外交要看实力，大国关系要谈国家利益，中国总理的亚欧四国外交之旅，当然也离不开实力和利益。不管世界承认与否，中国的实力是客观事实。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多边外交却并非基于实力的宣示，而在于实现各方的利益多赢。
姜冬梅 刘庆强 2013-05-23 经济发展与公众环境诉求之间仍存在矛盾，只有充分考虑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才能使重大项目走上不需要“闹”就能让公众拥有环境权益的正常轨道，才能不再把公众争取正当环境权益的行为简单地用“闹”这个贬义词来概括。 PX（对二甲苯）近年来成了公众心中的敏感词。虽然大多数公众对PX仍比较陌生，却视之为洪水猛兽；虽然PX是重要的化工原材料，国内多个PX项目屡屡遭到公众抵制；虽然PX属于低毒类化学物质已是世界常识，PX项目安全性仍受到公众质疑。 PX项目基本都是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拉动作用显而易见，但由于公众对PX污染的恐慌，PX项目目前可以说是处处受到抵制。厦门PX项目曾被称作是该市“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 ”，由于公众抵制而暂停建设后迁至漳州；宁波投资500亿元的PX项目是当地重大工业项目，由于受到公众抵制，当地政府选择“坚决不上”；位于昆明的中石油云南千万吨炼油项目受关注后，相关人员明确表示，上马与否会听从群众意愿。除此之外，成都、大连等地的PX项目也受到公众的抵制。 各种环境污染遍布我国各地，被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地等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公众已切身感受到环境污染的威胁。面对这些威胁，公众失去了对企业和地方环保承诺的信任，选择抵制可能有污染威胁的项目。 PX项目遭到抵制，一方面体现了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升，另一方面很可能与过去长期粗放式发展、项目决策未考虑群众利益而导致的“不信任”有关。如果公众在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中不得不戴口罩出行、不得不喝被污染过的地下水，无时不刻不在担心食品安全，那么他们面对可能产生污染威胁的PX项目，出于自我保护，很自然会持抵制态度。 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须在项目决策和实施中得到充分体现。新上项目在决策中若对公众三缄其口，只会增加公众误解，易被妖魔化。如果PX项目决策中公众知情权和决策权得到保障，事态不会如此僵化，更不会出现停建或迁址等现象。中国《环境保护法》第26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如果项目实施中忽视公众对环保措施的知情权，排污不达标、偷排或者利用深井排污等继续存在，公众环境权益继续得不到保障，公众对政府或企业环保措施的信任度将继续降低。 部分人对多个PX项目因“闹”而“停”大惑不解。其实，“闹”是公众在争取本应拥有的环境权益；如果“闹”而“不停”，项目方强拉弓、硬放箭，早晚会酿成大祸；“一闹就停”说明项目方懂得反思，有可能还环境权益于民。经济发展与公众环境诉求之间仍存在矛盾，只有充分考虑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才能使重大项目走上不需要“闹”就能让公众拥有环境权益的正常轨道，才能不再把公众争取正当环境权益的行为简单地用“闹”这个贬义词来概括。 总之，新上项目时，应以造福于民和满足群众对美好环境的期望为目标，而非仅仅考虑经济利益的获得；项目决策中，应对公众坦诚不公，而非忽视公众的知情权；项目实施中，应以绿色发展为途径，而非以污染为代价获得利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3-05-15 一个正在努力走向繁荣和稳定的马来西亚，其政治和经济进程不可能缺少占人口约四分之一的第二大族群华人族群的支持与参与。在新的政局下，马来西亚社会应该考虑架设新的华人权益保障通道，使华人的正当权益在新的政治框架下有一个制度化的沟通和保障平台。 马来西亚史上最激烈的大选日前揭晓，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国阵”）以133席对反对党联盟人民联盟（“民联”）89席，以简单多数获胜，延续其56年来的辉煌，继续执掌中央政府。 本次朝野对决中，华人选民表现出超高的参与热情，并且反风劲吹，抛弃原本的代言人马华公会，华人票纷纷涌向在野党，尤其是民联的民主行动党，显现华人对上一届政府的不满情绪和求变的社会心理。 选举结果显示，代表马来人利益的巫统，进一步巩固了对马来人族群的代表性，长期以来由巫统主导的执政联盟更呈现出了巫统独大的态势。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的华人，将可能在中央政府内阁组成中缺席，造成内阁部长皆为马来人的格局。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朝野状态似已形成，这不仅是执政联盟国阵将面临的新课题，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族群面对的问题。族群利益如何被代表、如何被反映，华人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如何获得更为公平的待遇，民族和解如何推动，将是摆在马来西亚朝野双方面前的重大难题。 一个正在努力走向繁荣和稳定的马来西亚，其政治和经济进程不可能缺少占人口约四分之一的第二大族群华人族群的支持与参与。是激化族群矛盾还是注重国民团结，是继续争取华人支持还是进一步边缘化华人社会？马来西亚新政府未来五年必须作出正确抉择，首要任务是要重建各族群的国民对政府的信任。 面对国阵马华公会的华人族群代表性降低，马来西亚社会应当架设新的华人权益保障通道，使华人的正当权益在新的政治框架下有一个制度化的沟通和保障平台。否则，如果华人权益无法在体制内得到回应，下一届大选的反风可能会越来越剧烈，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可能会受到冲击，引发族群对立和冲突，这应当是大马朝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3-05-14 印度此次罕见地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交涉，既显示出印度对华政策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出印度有意试探中国新领导层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 中印边界近期发生的对峙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印度此次罕见地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交涉，既显示出印度对华政策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出印度有意试探中国新领导层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 此次边界对峙事件发生于4月15日并持续数日，但双方都未采取进一步的过激措施，显示双方始终保持克制，事件最终也通过外交渠道得以解决。 印度国内此前曾屡次爆出中国军队越境“入侵”印度的新闻，发出激烈反华言论的多是军方将领或议员，但此次对峙事件发生后，印度外交部向中国驻印大使提出官方交涉。笔者认为，这是印度对华外交决策中合作与竞争两条路线较量的结果。 这正是印度对华政策的困境。笔者此前指出，印度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有选择的合作与不破裂的竞争。印度国内始终存在一股反华势力，希望印度靠拢美国、疏远中国，印度媒体也常出现反华言论。曾有学者研究印度外交决策模式后指出，印度媒体对于印度外交政策的倾向具有一定导向作用。因此，印度媒体的反华言论必然会影响一些政治领导者以及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也必然会反映对华政策上。 印度此次放大边界对峙事件有其更为深层的考虑：一则可以逼迫中国新领导层正视中印边界问题，凸显边界问题的重要性，尝试改变中国目前冷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取态；二则可以趁此机会试探中国新领导层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为今后双方讨论边界问题做好充足准备；三则，中印边界谈判会议即将举行，借助此次边界对峙事件逼迫中国更加积极地与印度进行谈判，甚至最终接受印度提出的边界小范围调整政策（中国不接受这种方案）。印方可能判断认为，在目前周边局势欠稳、国内诸多难题亟待解决的形势下，中国将不得不在边界问题上与印度寻求合作，并有可能在谈判中采取妥协立场。 中印边界尚未划定，只是存在一条实际控制线，且双方实际控制地区有交错重叠的地方，巡逻过程中出现对峙情况很普遍。因此，中国尝试与印度建立对话机制以管控双方的误判风险，如中印两国在2012年1月1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中国还尝试提出一套加强中印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方法，试图通过加强边界地区人员、机构的合作来维持边界现状，并尽可能淡化边界地区的敌对情绪，为今后边界问题的解决奠定合作基础。
穆 骏 2013-05-07 法治社会重视程序与证据，既做到了“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同时却对所有案子都一视同仁地重视，根据法律程序对一些疑难大案穷追不舍，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日前撰文表示，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这是西方法治的一个重要精神，虽然经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西方的法治精神、死板的程序正义、严格的取证、用证据说话，以及对嫌疑犯人权看似过度的保护，确实让错判越来越难以发生。 应该说，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是与这个理念相悖的，经常用运动方式执法，动辄实施“严打”，务求速战速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法副院长的讲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表明我们近百年来在引进西方“法律”之后，也逐渐接受一些西方“法治”思想与精神。 法治社会重视程序与证据，既做到了“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同时却对所有案子都一视同仁地重视，根据法律程序对一些疑难大案穷追不舍，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证据充足，很难有凶手逃脱法网；即便证据不足，无法定罪，民众通过司法程序和媒体曝光了解到全过程，也都心服口服。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近期再度引起网民关注的清华大学投毒案。1994年清华大学学生朱令被人投毒致残，此案最后不了了之，被怀疑投毒的孙维则早已移民美国。不久前复旦大学投毒案发生后，朱令案被重新翻出，但旋即在网络上遭到封杀，更让网友疑虑重重。在法治社会，司法机构如果放弃一宗案件的起诉，如果不能交代清楚是证据不足还是程序错误，难免会让民众猜测与“疑犯”的政治背景有关，怀疑权力介入司法。 据传超过十万网友跑到美国白宫网站“请愿”，朱令案才露出转机。听此消息，真是哭笑不得，甚觉悲哀。为什么人家一闹到美国，就引起重视？公平正义难道要到国外去寻求？ 几年前曾有海外团体透露一条为那些在国内上访无门民众申冤的捷径：到联合国总部门前“上访”，到白宫门前“抗议”。笔者当时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后来听说，这些团体策划的那些到联合国上访的案子几乎都解决了。据说，这些团体甚至由此得出灵感：那些无法出国的申冤者只要出点钱，他们就会雇佣当地“人员”去联合国“值班”，轮流上访。 司法领域的“挟洋自重”当然不仅如此。有外国驻华记者告诉笔者，部分外国人在中国遭到不公正的司法对待，但奇怪的是还有所区别：对待持外国护照的蓝眼睛黄头发的白人、黑人或者黄皮肤的日本人，咱们基本是讲“法治”的，该走的程序还是走，没有证据大多会及时放人；可是对付那些持外国护照的华人，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目前在押的外国人多数是他们。 执法时有国籍之分，这合乎常理，可为什么有人却按照肤色来划分等级，这不是种族主义是什么？但这是一种奇怪的种族主义，别人的种族主义都是针对外族，我们却偏偏歧视同胞！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5-02 中国目前的政策调整不能把大规模战争作为实际的选项，要备战不能忘战，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切准备就绪，但最好引而不发，示而不用。除了国际关系本身的维度，推动内政改革亦是对美外交的重要支点。 41年前，毛泽东为维护国家利益，舍正用奇，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确立事实上的联美抗苏战略，而尼克松返美前与中方签署的《上海公报》声明“双方把双边贸易看做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从而启动两国其后逐步扩大的经贸交往。中国外交的此一战略调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使中国成为冷战中地缘政治角力的最大赢家。 “入世”后中国综合国力以加速度增长，一跃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是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投票权比例从2.77%提升到4.42%，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也从3.65%提高到6.07%。对外贸易更是爆发性增长。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并成为欧盟、俄罗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中国出现跨越式发展的时候，美国却爆发了深重的金融危机，相对于中、印、俄和巴西等新兴国家，霸权明显衰落。然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使美国政府难于轻易切割双边关系，遏制政策更是无法落实，这也是美国学界提出“中美国”倡议的现实背景。中国在博弈中处明显弱势 由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方面的冲突，中美两国仍然处于非敌非友状态，而奥巴马政府在反恐战争趋于尾声的时候，将军事和外交重心转向亚太，决意“重返亚洲”。 前国务卿希拉里更是要求中国停止扮演“崛起中的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角色，不再借此“两头占便宜”，并对中国发出六项质问，要求中方实实在在地表明其崛起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美国的战略调整正在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利益。那么，中国政府到底会如何应对呢？ 笔者对当前中美关系基本面的判断是，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但肯定是中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仍然拥有国际结构霸权，牢牢掌控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利润环节，在国际金融、国际组织、国际法的制定和价值观传播等领域和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有实力推迟中国崛起的时间;美国国内有一股庞大的力量主张在中国全方位崛起之前，先发制人，防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霸权国家。 国际关系的历史证明，以武力挑战霸权国家的冲动大多不成功，而霸权国家的衰落主要基于自身的原因，并非直接源于第二或第三强国的武力挑战。作为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国家，中国明智的做法是避免与霸权国家美国发生直接的双边军事冲突，建立有利于双方回旋的缓冲带，基于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在外交、经贸、法律、文化和互联网等非军事领域大胆博弈，谋求中国的利益。 美国虽身处霸权旁落的担忧之中，但其实力仍然远超中国，对华骚扰政策的选项颇多，在台海、西藏、南海、钓鱼岛、朝鲜半岛、中印边界、国债、汇率、人权、异见人士等问题上都可兴风作浪，一波一波地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然而，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可撬动的支点并不多，只有中俄准同盟、上合组织、美国国债、人民币境外结算等看起来稍具力度，中方显然处于弱势。 迄今为止，中国外交忍让的功夫做得十分出色，避免了与美国的正面军事冲突，但是在非军事领域为国家谋求更大利益方面仍有可提高的空间。中国的GDP崇拜确实在数量上迅速提高了国家的财富，可是其弊端也十分明显，最典型的就是核心技术和品牌的缺失，无法控制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工业领域长期推行的市场换技术政策，虽然帮助国企获取了巨额利润，但除了高铁项目，其它领域基本上没有换来什么核心技术。在国际法领域，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条条框框，无法根据自己的利益创议国际法规。至于价值观领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根本得不到话语权，只能事事采取防守姿态。中方应加大对美威慑力度 近年来，中国在反恐和反海盗等方面注入了更多的资源，应该说这改善了海外对中国的价值认知。不过，中国外交在国际移民、国际就业、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等方面的投入依然薄弱。因为中国的“块头”太大，而崛起的速度又太快，所以国际社会对来自中国的大量移民、就业机会向中国的转移、老牌企业被中资收购、中国工业化对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中国巨无霸经济对国际资源的吞噬等几乎一夜之间出现的现象没有良好的心理准备。中国需要应用大量人力和财力进行相应的外交和公关运作，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和国民营造一个友善的国际社会环境。 现在西方客观上拥有金融服务、核心技术、行业标准、高端品牌、环保与安全法规等结构性寻租特权，并借此牢牢控制其在价值链高端环节上的比较优势。世界权力的转移其实就是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所有权的转移。霸权寻租结构在特定时期基本上是固化的。发达国家在金融、研发和营销话语权方面具有优势，强调这些环节创造价值的能力，确保其有限供给与高度需求的地位，并无意主动作出调整。新兴国家若要提升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并改变其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高度依赖的话，除了诉诸老式的战争或谍报手段之外，就是依靠自主研发甚至技术创新，就是依靠在经济危机期间对高端技术和品牌的收购，获得这些环节的定价权。不过，达成此一变化需要时间，而中国在短期内尚难于打破此种结构化的状态。 鉴于当前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笔者以为，除了针对以上诸原因进行技术层面的调整之外，在战略层面，中方仍要继续顺应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全面接触与交往，同时灵活加大对美威慑力度，但要保持引弓不发的状态。在中美博弈的新阶段，中国外交政策要绵里藏针，蓄势整盘，争取获得主动权，逐渐以小碎步推动国际格局朝有益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所谓蓄势，主要指的是增加技术与军事实力(因为发展经济业已成为中国各阶层的共识，无需多言)，建立有效的军事与技术威慑，争取让美国及其盟国知难而退。中国不要理睬西方的聒噪，应继续大力发展军工尖端技术，在核武器、洲际导弹、核潜艇、隐形飞机、航空母舰、太空武器等领域开辟新边疆，这样既可以为民用企业提供技术储备，又可以震慑竞争对手。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偶尔也需展示一下少数杀手锏，让美军不敢轻举妄动。 所谓整盘，在金融领域指的是主力机构通过运作，控制个股的价格，从而创造足够的利润空间，在此指的是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和手段，主动出击，为国家利益的提升营造空间。无为而治在全球化的时代是行不通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敢于把经济当做武器来使用，可以对侵犯中国利益的中小国家，比如菲律宾、越南等国实行经济制裁;也可以对西方个别跨国企业以潜规则进行商业打击。中国是一个导弹与核大国，根本不用担心又一次鸦片战争。不能忘战但要“引而不发” 同时，中国要适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中东战略，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支持阿拉伯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元霸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中东石油，如果中东产油国家不再以美元作为储备和结算货币，那么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基本不保，因此，美国的国策是必须维持中东冲突甚至临战状态，防止中东实现永久和平。试想如果出现欧元一样的泛阿货币，美元霸权当如何自处？在中东挑战美国利益并不会给中国的美元储备带来多少损失，一则美国肯定会与中国做交易，在其它方面做出让步;二则由于这一调整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中国的美元储备可以从容解套。 中国目前的政策调整不能把大规模战争作为实际的选项，要备战不能忘战，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切准备就绪，但最好引而不发，示而不用。大国崛起大多会伴随战争，但是中国当前还是要坚持慎战原则，而且确保不战则已、一战必胜。在隐形飞机、航空母舰等先进装备具备实战能力之前中方还是要保持低姿态。当然，一些外科手术似的稳赢不输的小摩擦是完全不用回避的。 除了国际关系本身的维度，推动内政改革亦是对美外交的重要支点。实现依法治国，杜绝极左或极右思潮主导国家政策，中美关系才能在未来长期处于正常轨道。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大有裨益，但这必须是一种对内尊重个人权利、推动民主发展，对外维护民族权益、杜绝利益输送的理性民族主义。内政的改善还有助于中国创造出普世的新理念、制度和文化等公共产品。迄今为止，中国发展世界性软实力的措施收效甚微，自己的文化体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都还无法形塑国际社会价值。在笔者看来，超越西方的代议制，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时代，融合儒家尚贤的思想，建立中国特色民主，恐怕是最好的方向。 来源：2013年5月2日 环球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4-25 中方应以中俄准同盟为后盾，对美实施顺应、接触与威慑战略，接受美国社会制度设计的优秀之处，须要继续扩大与美国的全面交往，勉力获得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另一方面，在经济、技术、军事、安全等领域，中国务必尽快完成威慑力量的构建，迫使美方放弃敌意和战争企图。 国际关系界著名学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造访中国人民大学，在被问及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还没有结盟的时候，他回答说，面对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中俄结盟的可能性非常高，只是他尚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习近平此次访俄，与普京签署新的《中俄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到准同盟的层次，这似乎证明了沃尔兹判断的准确以及其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的力量。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安全是民族国家的首要目标，国际权力结构决定国家对外结盟行为，国家倾向于和实力较弱的一方结盟来对抗优势竞争者。在沃尔兹看来，这正是中俄终成盟友的基本逻辑。他认为，由于民族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本性，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结盟状态会因权力结构的演变而重新调整，均势能自动发生，单级霸权不会长期存在。 不过，笔者的浅见是，中俄准同盟的出现其实并非仅仅源于美国独大这一国际政治结构，更重要的因素是奥巴马政府对华对俄的攻击性政策以及中俄两国对彼此的认知。美国其实是中俄准同盟的奠基人。华盛顿在亚太地区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行动，直接威胁到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土、安全、独特价值观等核心利益。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特别是其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的凌厉攻势，令对百年屈辱史记忆犹新的中国人侧目，被视为霸权主义。在新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双方宣称“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其实已经画龙点睛，直指华盛顿亚太政策的要害。 俄罗斯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一个调整过程，由世界性大国转变为地区性大国，由欧洲国家变成欧亚国家。1991 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将自己的身份确定为西方国家，在对外战略上认同欧美阵营。然而，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欧美并没有接纳倒向西方的俄罗斯，反而乘机通过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的安全空间，并为其口惠而实不至的经济援助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使俄罗斯几乎丧失了经济独立性。从1996年开始，莫斯科痛定思痛，重拾历史上的俄罗斯“救世主义”即“特殊使命论”，逆转外交被动局面，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外交平衡，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普京掌权之后，作为对美国排俄浪潮的回应，俄罗斯加快国家认同转变并逐步将其定型，与坚持走独特发展道路的中国在国家认同上产生交集。中国目前仍属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地区性大国，拥有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主张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双方的共性使北京和莫斯科对世界秩序、外交战略以及诸多国际冲突的看法都比较接近，这成为中俄关系持续升温以及双方建立政治互信的牢固基础。 面对中俄靠拢的趋势，华盛顿不仅没有检讨和反思自己的亚太战略，反而还在台湾、西藏、南海、钓鱼岛等问题上采取了与北京针锋相对的立场，从而把北京一步步推向莫斯科。1996 年，中俄两国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 年，江泽民和普京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双方建立正式的安全合作机制;2003年5月，胡锦涛访俄，两国元首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发展“睦邻友好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习普峰会后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承诺彼此优先发展与对方的关系，向天下人昭示中俄关系瓜熟蒂落，准同盟破茧而出。 华盛顿充当了中俄定盟的推手，但北京和莫斯科尚未把矛头直指美国。中俄准同盟的根本目标是捍卫两国与西方不同的发展取向，确保各自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新声明特别强调，“双方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当然，若哪个国家敢于践踏中俄权益，哪个国家自然就成为新生准同盟的靶标。 中俄关系上升到当前高度殊非易事，最大的障碍是上热下冷和政热经冷的互动状况。俄罗斯的上层具有战略远见，深明中俄关系在维护俄罗斯利益中的关键作用，但俄民众却普遍膜拜西方。现在中俄政治上的相互支持比较可靠与稳定，但双方的经贸关系一直发展滞后。2012年，中俄双边贸易额为881.6亿美元，而中美贸易额已达4846.8亿美元。据中方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对俄累计投资为44亿美元，俄罗斯对华投资10亿多美元，规模长期徘徊不前。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低下，易使双边关系滋生变数，不利于准同盟构筑深厚的社会基础。 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网在3月底发表何思文(Stephen Harner)的评论，认为习普峰会表明奥巴马政府咄咄逼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促使中俄接近，违背了美国利益。何思文严厉批评了华盛顿在亚太地区强化军事霸权和联盟的政策，甚至暗示，如果美国应对不当，那么中俄准同盟横空出世有可能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演变的重大转折。这实际上是一个微妙的信号，显示在华盛顿决策层之外，公开质疑政府对华进攻性政策的意见开始浮上水面。其实，奥巴马团队内部对此也确有不同看法。早在3月6日，右翼的《华盛顿时报》就刊登了比尔·格茨(Bill Gertz)的文章，放风称新任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都有意放弃重心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 笔者以为，华盛顿不可能完全改弦易辙，但可预卜的是，奥巴马的新团队会整饬其具体运作方式，更多地选择策反、讹诈、离间、消耗、转嫁成本等策略，更“巧妙”地运用美国的“巧实力”。美日军方计划6月份在美国本土举行夺岛演习，以应对中国夺取钓鱼岛的可能局面，显示美日同盟对华攻势战略绝非停留于纸面，这是其美好的外交辞令无法掩盖的挑衅事实。与此同时，美国会继续遵循“巧实力”思路，多做公关和沟通工作，欺骗北京，掩盖其隐性但真实的战略意图;会尽力挑拨中俄关系，特别是在低阶政治领域，煽动两国民众彼此间不满的情绪，从而弱化中俄准同盟的合力;把本来属于中国的利益许诺给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挑起亚太国家的矛盾，降低对华战略成本，用小刀片来切削中国的实力。 中俄准同盟的未来走向尚在未定之天，取决于美国的反应。中俄并不天然反美，现今都只是在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倚重美国的市场和技术，美国则求取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且也开始需要中国日益庞大的市场。只要华盛顿不采取威胁性霸权主义政策，不支持日本对华领土主张，不支持台独、藏独和疆独，那么中俄并不会走向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式同盟。北京多年进行战略宣示，昭示中国恪守“和平发展”、“和平崛起”、 “睦邻、安邻、富邻”等符合现行国际秩序的诺言，华盛顿有必要提高“情商”，读懂并正面回应其友好的战略意图。 然而，不反美并不意味着亲美。笔者主张以中俄准同盟为后盾，对美实施顺应、接触与威慑战略。中方应当接受美国社会制度设计的优秀之处，须要继续扩大与美国的全面交往，勉力获得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另一方面，在经济、技术、军事、安全等领域，中国务必尽快完成威慑力量的构建，迫使美方放弃敌意和战争企图。这种战略会在中美之间塑造一种不谈感情的“工作伙伴关系”。日前，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指出，中美要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之义正是指向以经贸关系为压舱石的“工作”关系。鉴于当今西方金融体制的失序和华盛顿在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加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崇尚不重人际关系的个体主义，美方接受此种安排实际上大有可期。...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一）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庆强 2013-04-15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投入；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靠政府补贴和施救维持一个行业；需要靠成熟的产业结构主动转向高效节能低碳的结构，而不能靠政府生拉硬扯地去调整。 太阳能是全球最丰富、最广泛、最具有开发潜力的可再生能源，由于全球能源短缺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不断显现，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中国乃至全球普遍关注，已经逐步成为开发热点。 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推广带动了对光伏设备的大量需求，光伏产业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大量的光伏制造企业纷纷上马，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尚德）就是该背景下成立的光伏企业之一。 然而，光伏巨头无锡尚德于2013年3月破产重组，从辉煌到破产重组只有短短几年时间，虽然受到市场形势的影响，但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本身的因素至关重要。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在技术和生产成本上一直存在着一对矛盾，晶体硅电池光转换率高（15%-17%），但生产成本高，原料不易取得；合金薄膜电池生产成本低，但光转换率低（13%-14%）。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成本中，电池片成本约占总成本的70%。近年来各国加大了对太阳能技术的研发力度，技术水平迅速提升。光伏电池技术正朝着高效率、大面积、薄膜化发展。 新的硅切片技术已使太阳能电池硅片厚度从450微米-500微米下降到目前的160微米-180微米；改良型西门子法、新硅烷法等硅料生产新技术已被广泛使用，与传统方法相比，新硅料生产技术将硅料生产成本降低了30%-50% [1]。 同时，新一轮薄膜光伏电池的研究及产业化热潮正在兴起。目前生产1Wp光伏发电组件成本为3.8美元-4.3美元，预计2020年将下降至1美元以下 [2][3]。 太阳能转换率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是光伏发电行业追求的技术进步，但是，日新月异的技术使光伏发电生产线也随之迅速更新换代，导致新上的生产线很快成为淘汰技术，刚上的生产线很快会被淘汰。据估计到2016年，全球约有20GW现有的太阳能光伏设备需要升级或者更换 [4]。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对技术提升做出变化，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由于行业核心技术仍由发达国家掌握 [5]，面对技术提升带来的变化，中国企业处于严重的劣势地位。相关链接：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二）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三）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四）
——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二）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庆强 2013-04-15 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健康发展，需要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线投入；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靠政府补贴和施救维持一个行业；需要靠成熟的产业结构主动转向高效节能低碳的结构，而不能靠政府生拉硬扯地去调整。 在国家产业调整计划中，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进入了优先发展行列，“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的鼓励类行业中，新能源、机械、轻工、建筑和信息行业都涉及太阳能利用或相关产业 [6]。为了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政府相继给予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一系列补贴或优惠措施，如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优惠电价、通过金太阳示范工程等对太阳能利用进行补贴[7][8][9]。 许多太阳能相关企业的盈利水平根本达不到电力或制造业的同行业盈利水平，完全靠政府补贴或优惠生存。以光伏发电上网为例，虽然已经享受明显高于其他发电类型的优惠电价（1.15元/kWh或1元/kWh）[9]，但收益水平仍远不及发电行业基准收益率，即使成功获得了CDM收益，部分项目收益水平仍达不到基准水平。 大规模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的时机还没有到来，高成本低收益、相关制度不到位、建筑建设不配套等问题，仍是摆在行业面前的重重障碍，预计至少要到2020年该行业才能迎来大发展 [10][2][3]。然而，大量的优惠和补贴的诱惑，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急功近利 [5]，揠苗助长，光伏发电行业迅猛扩张。 盲目的冒进发展已造成中国光伏发电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尚德成立初期产能只有10MW/年，2008年达到1GW/年，2011年达到2.4GW/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产品制造企业。2010年10月，尚德在美国的第一家工厂建成投产。与尚德一样，过去几年中国光伏设备制造经历了井喷式的增长，2010年太阳能电池产量已达到10GW左右，是当年全球新增总装机容量的2倍[11]，2011年来自中国本地厂家和海外进口至中国的多晶硅已超过当年世界的总需求量 [12]。 但由于缺少有力的市场协调机制以及健全的创新鼓励机制，已经过剩的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扩容仍未停止，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仍要求保持光伏产业平稳较快增长 [11]，部分企业仍在扩大生产能力，而不是技术创新。相关链接：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一）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三）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忧思录（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