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罗世宏 2019-03-04 解除两岸战争风险，方能开创两岸共存共荣的和平统一前途，这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责任。台湾不应妄自菲薄，更不该害怕与大陆坐下来谈统一问题，而大陆则应该更有自信一点，只要大陆敢于朝着民主自由道路上向前一小步，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就必定能向前一大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在《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谈话，提出五点呼吁（以下简称“习五条”）：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习主席在谈话中强调，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因民族弱乱而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两岸应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在充满温情的喊话中，习近平也不忘强调，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并非针对台湾同胞。“两个不接受”和“四个必须”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罕见地在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明确以“两个不接受”和“四个必须”响应：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大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双方之间的歧异，以及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任何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监督的政治协商，都不能称作“民主协商”。最后，蔡英文更呼吁大陆“勇敢踏出民主的脚步”。双方其实大多是重申过往的说法，并没有太多新意，但“习五条”清晰传达出大陆方面解决台湾问题的急迫感，蔡英文的响应则是首度公开拒绝“九二共识”。其后，大陆国台办批评蔡英文“完全暴露顽固坚持‘两国论’的政治本质”，陆委会则直指国台办说法“只证明北京当局无法面对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更证明其欲以‘一国两制’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双方这一轮的唇枪舌剑，让两岸关系不进反退，甚至加剧了紧张和对立。蔡英文实时且强势的回应，刚好撞上第二天绿营独派大佬（彭明敏、吴澧培、李远哲和高俊明）发表要求蔡英文放弃寻求连任并交出行政权的公开信，意外地突出了蔡英文在内外交迫局势下仍然坚定维护中华民国主权的立场，这不仅让她的民意支持度瞬间暴增，也让她走出因为去年底地方选举惨败而辞任民进党主席的政治低迷局势。数日后，显得更加自信的蔡英文在与国际媒体记者的聚会中指出，台湾的核心利益是明示拒绝“一国两制”，因为“九二共识”已被北京定义为“一国两制”，不再有过往所谓“创造性模糊”的空间，并且期待台湾所有政党“不要再讲‘九二共识’”；其次是明示两岸会谈必须以“政府对政府”的形式进行，陆方不能绕过台湾民主机制，更不能藉此分化台湾内部。台湾应如何善解“习五条”？双方的口水战意义有限，在各自表述既定立场并且满足各自的内部需求之后，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恐怕是：与其无济于事地误解或负面解读“习五条”，不如善解“习五条”对两岸关系的意义，并且想方设法将两岸关系重新导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在台湾各党派政治人物对上述相关谈话的解读中，我以为马英九、韩国瑜和施明德的表态最具建设性的意义。马英九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必须清楚强调“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不能打模糊仗，因为这攸关两岸和平发展前途。不过，他也呼吁大陆媒体不要再对“一中各表”做无谓攻击，因为有“一中各表”的空间存在，两岸和平交流才得以发展。此外，马英九也再度重申他在2018年11月“马习会”三周年时抛出的“新三不”：除了不独不武外，依据宪法既有架构，不统应该调整为“不排除统一”，“统一的问题不是不能谈，但要和平的统一、民主的统一”。同样，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所谓“两个不要怀疑”的表态，也很有意义：“不要怀疑共产党必须收复台湾的决心”、“不要怀疑台湾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决心”。韩国瑜强调，这“两个不要怀疑”一直不停地碰撞、磨合、消长，怎样小心翼翼地处理其间的关系，对台湾人民是“生死大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通过脸书批评，台湾所谓口号“独派”不要一听到“一国”、“一中”就抓狂，徒显智浅量狭，还自以为是“最爱台”；他强调，两岸必须心平气和协商“一国”的制度安排，到底是联邦、邦联、国协或其它的创新形式。他呼吁两岸领导人不要一直隔空喊话，徒让后代子孙讪笑。此外，中研院院士项武忠和国史馆前馆长林满红亦分别公开撰文提出“中华邦联”构想，提议两岸应共组中华邦联，各自拥有联合国会员席位，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享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回顾台湾历史，想要当家作主的台湾意识是素朴与具有正当性的，但也从来绝对不等于台独建国意识；更进一步说，乡土爱与祖国爱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可以也应该是兼容共存的。中国崛起（或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需要以武力统一台湾自证，台湾民主与中国统一也不应该成为水火不容的对立物：大陆必须认清统一不能操之过急，武统只会造成亲痛仇快与难以弥补的永久分裂状态，以中央对地方的“招降”姿态在现今民主时代完全不可行，并且应以具体行动推进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相对而言，台湾也有责任证明其所追求的是和平统一，而非阳奉阴违地追求和平独立，甚至挟洋自重地担当美国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遏止中国崛起的马前卒。和平统一，两岸都有责任两岸分治70年来，各自承担了百多年来的民族苦难，没有谁比谁更不悲情，也没有谁比两岸同胞更应看见与理解双方的艰辛。更进一步说，此刻是两岸兄弟最不需要对立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的时代，毕竟双方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未曾取得的傲人成就：台湾打破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宿命论”或“素质论”，而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同样惊人，但两岸却在这个历史转折当中渐行渐远，心灵距离难以弥合，甚至仍有可能意外地走上兄弟相残、家国崩析的最坏道路，这岂非人间最大的憾事与怪事！最后，虽然双方都有责任，但大陆毫无疑问是两岸和平统一前景的主导力量。到目前为止，大陆祭出的所谓经济“让利”或“穷台”手段，其实都未能对症下药，也无法真正解开两岸始终无法展开和平统一协商的死结。摆在眼前的现实是，政治问题无法用经济手段解决，最终还是必须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无论如何，大陆应该与台湾坐下来谈，启动签订两岸和平协议的协商。除非两岸真诚面对彼此，否则统独只不过是假议题：解除两岸战争风险，方能开创两岸共存共荣的和平统一前途，这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责任。台湾不应妄自菲薄，更不该害怕与大陆坐下来谈统一问题，而应该在协商中有耐性地推动大陆民主化，最终实现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统中有独、独中有统”的理想境界；而大陆则应该更有自信一点，毕竟完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法理台独，只是台湾极少数人的主观追求（依政大选举研究中心过去25年来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尽快独立”的人最多不超过7.8%，最低则为3.1%），而且客观上也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只要大陆敢于朝着民主自由道路上向前一小步，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就必定能向前一大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9-02-26 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 2018年中国GDP增速6.6%，为28年新低，但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地位进一步巩固，彰显了内需消费对中美贸易摩擦与投资结构性缺陷的重要弥补作用。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强调“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之外，还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忽视内需消费是结构性短板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投资和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且资金、外需、技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较高。进入中高速增长常态化阶段后，一些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在改革中逐渐浮现。当我们需要内需增长稳定经济增长时，逐渐发现内需存在短板问题，消费在平滑经济增长波动、应对外部需求冲击、宏观经济供求再平衡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彰显。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启动内需消费，对冲外需对产能供给的冲击，这应该放在重要且紧急的位置。内需消费不振的国际因素其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长期存在，只是被经济较快增长的光环所覆盖。这一冰山的浮出与中国当前及长期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存在较大的关联。特朗普上台后，WTO规则遭遇的挑战加大，中美贸易冲突凸显，中国大陆出口条件迅速恶化，影响企业对经济增长及营商环境的信心或预期。再往前追溯，分享WTO边际红利和出口环境舒适区的转折点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可能只是步入了尾声阶段或正酝酿新一波危机。美国在反思内政的同时，把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归咎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众所周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采用“超常规”手段如量化宽松（QE），试图应对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引发了其它形式的社会经济类危机，如中产阶级的反抗、民粹主义抬头、欧洲债务问题等等，解决全球社会经济再平衡问题更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中国大陆在加入WTO后，更加深入地参与并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但在全球产业链中总体上长期处于低端位置，中国就业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在次贷危机国际合作中，中国推出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计划，衍生了产能过剩、脱实向虚等供给侧结构失衡问题，更是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消费人群数量极为有限。在寻找新动能和增长点，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时，新出现的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问题，更是将消费问题推上社会关注的焦点。内需消费不振的国内因素政府和社会已普遍注意到了许多相关因素。从分配的角度看，首先，随着市场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入发展，企业利润增长压力挤占员工工资增长空间，这一现象可能长期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缓解与激化交替现象。其次，税收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上升，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税负上升，制约了企业工资成本、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税收增幅同步。从社会民生的角度看，社保费率的上升和征缴规范力度加大，给企业和居民都增加了财务压力。劳动人口呈负增长，影响企业用工成本控制，人口抚养比上升，增加家庭总体负担。从房地产的角度看，高房价消耗了一度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居民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按揭，导致这几年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家庭还本付息支出增速高于家庭收入增速，对家庭消费形成排挤效应。综合施策，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解决内需问题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精神，需要以终为始、关注结果的行动原则。即使出台的措施短时间内会占用较多的政策资源，如果长期看能取得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着手推进落实。税收改革是助力消费振兴效用最大的一把钥匙。大幅度减税降费，持续提高企业和居民的可分配收入份额，改革消费税制，大幅降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税率，这样才能大力激活内需消费。规范全国房地产管理政策，让全国居民有稳定的预期，避免出现房地产泡沫。以稳定房价为长期目的，分城施策，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淡化管控思维，清理短期调控政策，加强政府房屋租赁服务，同时处理好短期政策手段和居民长期预期之间平衡。大胆放宽城市居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可将农村宅基地流转建设作为切入点和重要抓手，发展农村养老、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在确保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大涉及民生产品的进口力度，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和升级迭代，提高居民消费质量。与此同时，改善和优化民生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环境，对一些境内外价格倒挂的商品，创造政策条件比如减少或取消出口退税，鼓励相关企业更多转向境内销售。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9-01-31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迄今为止，国家的主要工作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而高速经济发展在社会领域引发了大量日趋严重的矛盾，个权、法治、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均发生恶性事件。民众对政府侵权、资本滥权、司法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社保匮乏、医疗教育市场化等现象强烈不满，导致社会紧张加剧。改革开放船到中流，需要国家及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独特的中国道路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明显区别于西方模式。如果从西方发展理论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它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中最特殊的个案之一，西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社会确实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普遍现象，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法治化、科技发展、教育普及、贫富差距加大、资本阶层势力膨胀、个人身份危机等等，但也出现许多明显的独特现象，比如一党执政的巩固、国有企业的壮大、混合经济的成功、监察权的扩张、民权被暂时压缩等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僭越等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则完全避免了。从中国自身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与清末洋务运动存在诸多可比之处。最大的差别在于，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清末改革与民国发展都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力，导致外敌不断入侵，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国家陷入全面抗日战争，因此救亡图存成为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中华民族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时机。中共稳定执政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在经历了30年的探索之后，中国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力，打破束缚思想的桎梏，扫除阻遏发展的障碍，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它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惟有春秋战国时期可与之媲美。改革开放前40年聚焦于经济改革，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社会各界达成共识，未来顺利深化社会改革，中国可能成长为一个活力焕发、创新精神洋溢的社会。在社会改革过程中，中共仍然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崭新道路。中国特有的体制让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迅速扩张的交通网络将广大的偏僻乡村融入市场化、城市化大潮中，迅速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结构，城市的生产关系被重新建构。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快速网络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现象。移动互联网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上交流和交易，加快了经济要素和各种信息的流动，既促进了市场的扩张，又重新形塑了传统的价值观。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不同于西方中产的属性。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收入增长、教育普及、新媒体传播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个权的维护，约束了政府权力的行使，抵制了少数资本家的横行霸道。村民选举对农民工起到教育作用，让其增强了权利意识。然而，以儒学为基础的古代科举制在现代中国被重新建构，尊师重教和勤奋学习的传统被发扬光大，以诗文或八股取士的传统则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专业才能和学术贡献分配政治和经济资源，在相信按劳分配的同时，按才分配被中国中产阶级普遍尊重。他们倾向于通过增长才能而不是激进政治革命来改善生活环境。改革开放伴生的社会问题独特的发展道路产生了独特的社会问题，伴生了大量社会丑恶现象。官员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工被制度性打压，隐性失业严重，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社会治安恶化，黑恶势力猖獗等是各界经常诟病的问题。若干看似并非社会问题的现象特别引人瞩目。首先，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核心技术；第二，西方意识形态入侵，造成社会成员在价值观上的混乱和困扰；第三，金融资本通过赌场一样的股市收割韭菜，导致分配不公和广泛争议。其实，它们在本质上还是由中国的社会政策缺陷造成的。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政策困境，呼唤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改革。快速工业化催生了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及其子女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教育和社会条件。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后，生活不稳定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包括失业、减薪、子女就学难、突发疾病、工伤事故、丧失工作能力、无法享受退休金等等。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快速增加，既有的城市功能无法满足其要求，阶层分化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显性化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不稳定，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自身积极作为，缓解社会紧张。民企地位是近期引起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基本上否定了西方政治学中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的理论，经济自由化巩固而不是削弱了中共的权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以同国有企业合资为主，国企的力量被壮大，压缩了民企的空间。虽然民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投标、融资等事项上，待遇远不如国有企业。我们不能把改革开放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政策，而应当视其为社会范式的转换。改革开放由不同的行为者推动，包括政府、农民、工人、学生、学者、个体户、民企、国企、家庭、社会组织等。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影响了国家、社会、社区的变迁。这种变迁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现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态，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因此，改革开放的下一步需要挖掘所有社会成员的潜力，找到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激发社会活力，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新动能。重新认识福利政策任何社会改革，既要考虑国家的财政能力，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也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是政策落地的文化土壤，而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则是政府决策必须考虑的社会基础。“均贫富”的思想在中华大地根深蒂固，中国的先辈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投入了极大关注。中共前领袖毛泽东对平等矢志不渝的追求，更是强化了中华文化中的财富平等思想。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高度重视财富平等，通过各种政治和社会方案确保民众经济平等，以求政权长治久安。这是中国任何一股政治力量都必须慎重对待的政治现实以及可利用的资源。民族国家的成员既是公民，更是同胞。民族国家的责任之一是帮助同胞、照顾老幼病弱，因为这是民族国家的道义基础。民族国家除了维护秩序外，还有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义务。民族国家不是权贵的私器，而要服务于所有合法公民的利益，要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年人和老人。工业化产生的劳动者贫困状况，不仅危害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和谐，更对民族团结与融合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确保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消解其后顾之忧，解决其生活的基本问题。福利政策可以规避社会动乱，维护社会安定，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加强公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福利政策实施方面有许多挫折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欧洲各界逐渐在对弱势群体提供国家救助上形成共识，最终各国通过立法建立起政府救济、社会保险、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直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福利国家较好地维护了社会公正，提高了中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现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平衡，确立了合理分配财富的制度，规定工人的劳动时间，建立了强大的工会，把国家救助与劳动者自助相结合，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紧张程度。福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纵容不劳而获者现象，因此被批评为“养懒汉政策”。然而，经过改革的福利政策可以是一种生产要素，意味着福利政策并不一定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左右为难。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要求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发展生产性福利模式，它的主要特征在于，福利着眼于未来人力资源投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校长吉登斯总结了生产性福利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尽可能地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仅仅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支援。这种生产性福利政策有利于让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具有可持续性，让产业保持竞争力，其操作的核心在于激活人力资本，减少非生产性、非就业福利支出。北欧国家在21世纪的实践证明，福利不仅仅是社会保护措施，更是有效的社会投资。北欧福利国家已经从保护性福利模式向生产性福利供应模式过渡，其成功的经验是提供优质的免费教育，为国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企业提供高技能、高生产率的劳动力。北欧国家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更是赢得了各界的共同支持。解放活力，以社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发生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渐进务实，循环往复，不断积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获得核心技术。这需要解放社会活力，让有才能的年轻人、具备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有机会在市场上获得成长空间。社会制度创新的难度显然不亚于中共建政和改革开放，但益处良多，不仅能维护社会稳定，降低治国理政成本，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成功的社会转型，可以为经济生产提供自由流动的优质劳动力。社会改革的内容和结构，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自由流动、活力张扬、勇于创新、素质领先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培养个性化、思想新锐、拥有先进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为科技、文创、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各行各业供应优秀且富于创新能力的人才。就当前而言，国家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放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改革突破。首先是教育改革。教育要面向企业，面向前沿科技的发展，面向未来社会的转型，经过培训的学生走向社会后，才能高效工作，富于创造力。美国打压中兴、华为等企业，让世人明白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痛苦。中国经济若要掌握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就必须尽快获得自主研发能力，而这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来支撑。当前的教育制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对核心技术、创新知识、高端制造与服务的需求要求教育系统与时俱进，提供善用知识、富有创意、灵活变通的劳动者。中国现在急缺的是拥有创意和创造能力的人才。面对21世纪的挑战，教育系统应建立一个连贯而灵活的架构，适应各种改变，照顾学生和学校的不同需求，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天赋的人员随时可以进入学校接受培训，以多元化的课室、教学方法、评估模式，针对学生的特质，提供个性化终身学习服务。其次是民企平权。中国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但这并不妨碍国企和民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拥有平等的机会，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现在国有企业得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照顾，而民企融资在多方面受到限制。在市场准入方面，应该敞开大门，允许民企特别是中、小、创民企低门槛进入市场。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就需要优化社会经济结构，拓展新的经济领域，创新商业模式。在这些新兴领域里，依赖垄断、靠行政命令生存的国企，并没有太强竞争力。只要国家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地位，民营企业便可以充分发挥生存能力强、灵活性强的优势，在市场化竞争领域里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国家就更有活力和实力与美国竞争。第三是户籍改革。农民一直是改变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力量。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陶尼基于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中的重要性，曾提前十余年准确预言中共在大陆的胜利。现在即便是最偏远的中国乡村，也已经通过互联网与城市和市场零距离相联，加上身处城市的农民工传回家乡的信息，中国的农村已经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少数在城市成功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开办工厂或商店，为家乡带来了资金、经验和技术，也带来高涨的个权意识。他们反复追问：美好生活的机会向外国人开放，向城市居民开放，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向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农民开放呢？类似于南非历史上种族隔离政策的中国户籍制度，在现代化洪流冲击下，已经难以为继。第四是国籍改革。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迫切需要吸引大量高科技、高素质人才为国服务。当前中国大量人才滞留海外，而僵硬的国籍政策妨碍了他们与国内的交流。许多海外人才忠于祖国，始终不放弃中国护照，却被剥夺了内地户口，无法获得二代身份证，他们在内地交流和生活的权利被限制。目前的绿卡制度，给绿卡持有人以基本“等国民待遇”，本意是吸引原籍中国的高层次留学人员与海外华人、外国人才，不过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社会改革有助于我们巩固民族凝聚力，培养国家认同，建构中华命运共同体。站起来，让中国人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富起来，让中国人付出了环境破坏和贫富分化的代价。要真正实现强起来的目标，我们必须培育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以钢铁般的意志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社会改革，激活国民活力，建成更强大的民族国家，给每一位努力工作的同胞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文章原载於《多维CN》第42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9-01-28 以往新市镇式的发展模式已不能应付今天香港的规划困局，“明日大屿”不应仅增加房屋供应，政府应将其视为第二个市中心。参考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香港可考虑将非金融功能由香港岛转移到“明日大屿”，并以此建立香港的第二中心。 “明日大屿”计划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经过一年多的执政，特首的这份报告提出了更多实质政策。而在诸多政策中，被称为“明日大屿”计划的有关在大屿山东部填海1,700公顷的长远建议，应该是最多人讨论也是引来最多争议的政策。虽然该计划的名称中只提及“大屿”，但除了大屿山北岸外，这个计划还涉及中部水域交椅洲和喜灵洲的人工岛，以及屯门沿海地带。施政报告中，“明日大屿”列在土地供应一项中，显而易见是有关增加土地供应的政策。当然，整个计划中能够提供最多土地的是人工岛。有关在香港中部水域填海的建议，其实在2011年至2012年的优化土地供应策略中已有提及，当时政府提出六种不同的增加土地供应的方法，包括︰更改土地用途、收地、发展岩洞、重用前石矿场、填海以及重建。不过，以上六种方法，只有发展岩洞及填海能够提供新的土地。可惜岩洞的土地发展有太多限制，更多是收纳厌恶性设施，以腾空现有土地，惟有填海才是最有效提供可用土地予政府的方法。由于在维港以外填海限制较少，因此当时政府就提出建设人工岛的建议并积极着手研究。土地只是硬件，重点是面对这个长达30年的提案，政府究竟准备如何规划这一大片土地，为香港未来发展做准备。在施政报告中，特首提出五项方针：首先是建立26至40万个住宅单位作房屋用途；其次是兴建新的运输走廊，以道路及铁路连接屯门、北大屿山、人工岛及港岛北；第三是在人工岛建立核心商业区；第四是保育南大屿；最后是将大屿山欣澳地段发展成为休闲和娱乐枢纽。香港第二市中心设想传统的发展方法，是发展个别地区为新市镇，纾缓市中心过分拥挤的问题，然后尽量提供一个自给自足的环境，使当区居民可以方便地在区内生活。在“明日大屿”方案中，除了人工岛的房屋计划外，亦有预先规划运输系统，配合大湾区及新界西的双门户地位，另外亦有提议在此建设新的商业中心区，以期促进整体经济。虽然这些提案对香港的整体规划而言是新的建议，但笔者认为它们仍未能改善香港固有的布局问题，笔者希望政府应趁“明日大屿”的机会，重新为香港规划，将“明日大屿”建设为香港的第二个市中心。香港岛成为香港的中心，显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当时英国首先占领的是香港岛，然后是九龙半岛，最后才租借新界地区。因为这个次序，英国人最先在香港岛发展，也因为这个发展时差，香港岛成为了香港的中心。在这之后，香港人口渐多，港英政府为了纾缓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就在新界发展新市镇以解决问题。新市镇发展的前提是自给自足，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亦包括市民可以在区内就业。因此很多新市镇起步时都有工业村，包括大埔、屯门等地，居民不用离家太远即可找到工作。可惜这种情况在工厂大量北移后已改变，导致新界工作机会不足，很多新界居民都要跨区就业，从新界来往港岛或九龙成为他们的日常行程，也给香港的公共交通运输带来巨大压力。除了交通之外，医疗资源亦出现区域间的巨大落差。公立医院由医院管理局负责分配资源，但新界区的人均资源却远远比港岛及九龙区要少。私家医院方面，虽然新界区人口占全香港超过一半，但竟只有两间私家医院，而香港岛人口不到全港两成，却有六间私家医院，占全港私家医院一半之多。医疗资源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源过分集中在市中心，这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规划原因。对于新界居民而言，交通问题似乎永远也解决不了，无论建多少条公路，加多少条巴士线，交通压力仍然越来越大。医疗方面，新界人也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政府却一直无计可施。人口超过700万，却只有一个市中心，交通及医疗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两个。“明日大屿”的目光，不应限于一个新市镇又或者一个新的商贸区，这种发展模式，并不能解决香港只有一个城市中心所带来的问题。香港所需要的，是规划上的重新布局，建设第二个市中心，否则一些老旧难问题只会愈加积重难返。建立第二个市中心，这在很多大城市是很常见的做法。例如上海当年设立浦东新区就非常有先见之明，如果当初上海没有开发浦东，发展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蓬勃气势。其实不单上海，内地很多二线甚至三线城市，都有发展“新城”的做法，主因是重建旧城区成本太高，而将本来的小区拆散，也容易引起社会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发展新城则可以减低社会成本及经济成本，且让政府有机会重新规划一大片土地，而不用像重建市中心那样步步受限，收一小块地就规划一块地，重建的地区往往难以做到整体规划，反而产生更多其它社会及民生问题。推动香港第二市中心计划建议那么该如何将“明日大屿”发展成为香港的第二个中心呢？我们首先要确认的是发展第二个中心的主要目标。如上所述，将人口疏导到其它地区只是其中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将集中在现时市中心的部分功能转移到第二中心，并透过这个过程，慢慢改变各项民生资源过分集中在某区的情况。“明日大屿”的住屋固然重要，但却并非是唯一问题，香港政府及社会应该在此基础上集中研究及思考应将哪些社会功能从港岛转移至大屿及屯门。具体实施方案其实亦可参考近年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强化首都的功能。所谓首都的核心功能，即首都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四个中心，其余的功能则将会慢慢被疏解。举例来说，疏导的包括医疗卫生功能及行政事业单位，即北京的市中心不会再新增综合性医院，此外北京市的四套班子，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及市政协也已逐渐搬迁到通州，进一步纾缓了北京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当然，雄安模式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于香港，但我们亦能在当中找到值得参考的地方。香港岛作为金融及商业中心，要将这类公司搬到新中心恐怕并不容易，但一些新兴产业、政府行政部门，以及医疗功能却可以搬迁及安排到“明日大屿”。例如综合性医院，可以参考北京的做法，不再于港岛或九龙兴建综合性公立或私立医院，改为于大屿山及屯门兴建。政府亦需要下更大决心，不单要在人工岛建新的住宅，更要参考北京市政府的做法，将部分管治功能搬迁到新的中心。这些管治功能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行政、立法及司法。立法会是新建成的，搬迁的机会较小。司法部门及某些政府部门绝对可以搬到新的人工岛，这些部门可以吸引更多相关行业将公司搬到新的中心，疏导人口之余亦将部分工作机会转移到第二中心，纾缓现时港岛中心的压力。总括而言，香港今天所面临的规划问题，源自历史上以香港岛为单一中心，而这个规划到今天已满足不了香港的发展需求。除了各项民生资源过分集中在港岛，工作机会过分集中亦令到香港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出现巨大压力。以往新市镇式的发展模式已不能应付今天香港的规划困局，“明日大屿”不应仅增加房屋供应，政府应将其视为第二个市中心。参考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香港可考虑将非金融功能由香港岛转移到“明日大屿”，并以此建立香港的第二中心。只有规划并建立第二个市中心，才有机会解决民生资源及工作机会过分集中在一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明日大屿”是为配合粤港澳大湾区所提出的规划概念，现时趁这个概念仍在研究阶段，政府应将目标定得更加长远，否则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最后只是在大屿山附近建立一个新市镇，无疑将白白浪费香港发展第二中心的机会，也会错过香港解决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的机会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9-01-21 自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开始，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没停过，给出的主要理由是平衡两岸军力失衡。然而，旧招新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打“台湾牌”来处理当前本已复杂的中美关系。可以说，美台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国对台军售。 美国联邦参议院于12月19日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主张定期对台军售，该法案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几成定局。自1979年美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开始，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没停过，给出的主要理由是平衡两岸军力失衡。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旧招新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打“台湾牌”来处理当前本已复杂的中美关系。可以说，美台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国对台军售。美对台军售成为政治问题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国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同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仍不断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最近10年，美对台军售呈现出新的态势，武器数量越来越多，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交易额度越来越大。美对台军售已不单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成为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平衡两岸军力是个伪命题。近年来，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突飞猛进，取得长足发展，两岸军力早已失衡。台湾军事实力已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台湾不仅军费无法与大陆相比拟，还存在兵员严重不足、武器装备等作战平台与大陆有代差、战斗力下降明显等诸多问题，而且台湾军事装备严重依赖外来军售，自给能力低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美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大力输血，台湾军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与大陆达到平衡。首先，台湾受到其经济发展迟缓的掣肘，没有财力大量采购高精尖装备；其次，美国高精尖等先进的武器系统和作战平台对台同样也会受制于美国国内出口限制的要求，对台出口也会有所保留；再者，新的武器系统和作战平台售台后，台湾军事人员需要有一定的训练时长，因此，形成战斗力还有一定的时差。美国对台定位与军售有非常明确的指向。美国认为，台湾是有助于美国与中国博弈的“棋子”，而不是平等互惠的“友邦”，更不是有共同战略利益关系的“盟友”。当前美“印太战略”偏重在军事上与台湾保持合作关系，军售自然成为最佳而且有效的途径。从一些对台政策的修订上看，比如允许美台高层级官员互访、美台军舰互访、军售“常态化”，美国既有强化台湾军事实力以对抗中国大陆的考量，又有平衡中国对美贸易逆差的作用，可谓完全符合特朗普政府“一箭双雕”的战略考虑。旧招新用美对台军售向“短频快”常态化方向发展。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才半年多时，就批准了第一批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年后，也就是2018年9月24日，特朗普政府批准了第二批价值3.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在台湾派出地区防务主管部门高级别官员赴美国马里兰州参加“美台防务工业会议”后，“美台商业协会”主席鲁伯特·哈蒙德·钱伯斯表示，预计美国还将在今年年底前批准另一轮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两年时间内，就有三轮对台军售，可谓时间之短，频率之快。在可预见的未来，即特朗普这一任期剩下的两年内，美国还会有更多的对台军售。此外，对台军售实行专案处理，走“快速审批”路子向常态化发展。过去几十年来，美对台军售模式是台湾提出购买意愿与要求，美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尤其要照顾到中国大陆的感受，要么拖后处理，要么掐头去尾，打包一起审批通过部分军售。而最近一次则是走个别审查的通道，实行“快速审批”，正如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所讲的那样，美对台军售改变“打包审批”模式，就是要朝着更常态化的军售关系发展。蓄意踩“红线”，打中国痛点。美国最近一次的对台军售额度是3.3亿美元，金额同以往相比，不算太大，但在中美关系趋冷、中美贸易摩擦有升级趋势之时，特朗普政府抛出对台军售，并且当作个案来处理，弦外之音非比寻常。特朗普就任以来，一直威胁要废除“一个中国”政策，而这项政策是3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基石。如果说在中美贸易摩擦尚未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或者说未能取得重要进展之际，美国把军售作为一种手段，意欲在外交、军事等方面全方位扩大与中国的对抗，这是蓄意踩“一个中国”这条“红线”，使目前中美之争的态势更明朗化。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涉及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选择中国核心利益这个痛点来打，就是要逼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就范，为进一步逼迫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取得的少许话语权方面作出让步，抑制中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的实施与发展，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扼杀在萌芽状态。美着力打造“印太战略”的台湾支点。面对当前中美关系新形势，美国决定向台湾军售，只会进一步激化紧张的中美关系，使其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存在把贸易摩擦扩大为军事冲突的潜在风险。特朗普政府有意提升台湾的存在感，进一步提高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度。特朗普颇具挑衅性地加强与台湾的外交与军事联系，把台湾作为美国侵蚀和包围中国的战略区块链中的一部分，主要是为其“印太战略”服务，为中美军事冲突做准备。正如美国军方所声称，美国战机、战舰抵近中国大陆训练、巡航是其在印太地区逐步强化军力的一部分。台湾军事能力呈下降趋势，很难支撑美国“印太战略”需求，这也正是美国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武装台湾的重要理由。未雨绸缪 应对台海新动向要明确认识中美关系趋冷可能加剧台海局势动荡。近期，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就中国问题发表长篇大论，并在APEC会议上对中国再次表达强硬立场。中美两国元首虽在G20峰会期间就中美贸易问题达成90天暂停加征关税的共识，然而随后美国授意加拿大抓捕了华为CFO孟晚舟，给中美解决贸易问题谈判带来不确定因素。目前，中美正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中美双方均希望谈判能取得进展，但会不会取得一定成果，符合双方利益和要求，还有待观察。虽然中方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如恢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等，但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很难消除，中美出现的裂痕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中美关系回到从前的可能性非常小。中美关系趋冷势必会影响到台海局势。当前，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已尘埃落定，“绿地变成了蓝天”，对执政的民进党冲击较大，影响到了其台湾2020大选布局，如果选情不利于倾向“台独”的民进党，那么“台独”势力很有可能会利用中美关系趋冷、美国又特别需要台湾这颗“棋子”的时机，摇旗呐喊“台独”，为其选情造势，推进真“独立”，从而加剧台海局势动荡。最近，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后，又拿出所谓的新“九二共识”来试水，仍然没有改变真“台独”的实质意图，中国大陆对此要有非常明确的认知，做好各种应对预案。要做好美军在台海地区直接参战的充分准备。当前，台海局势复杂程度不亚于1996年的台海危机。从历史文献和各种研究台湾问题的资料来看，过去中国大陆“武统”考虑的重点都放在解除岛内的“台军”抵抗上，避免与美军有直接或正面的军事冲突，在美军干预前就解除岛内“台军武装”。然而，如今美国政府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在外交和军事上拉近与台湾的合作，美台高级别官员实现互访，美台军舰实现互访、互停。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台海地区现状出现大的变数的可能性非常大，解放军在台海地区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系数较高，因此中国军方应做好各方面的作战方案。要避免美台战略需求重叠。从目前的美台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态势来判断，再放眼两年后的2020，我们会发现，2020年将会有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虽然前者在2020年1月，后者在2020年11月，但为选举而战存在着某种时间上的交叉，期间可能会冒出军售、军事合作等问题。美国重塑对台军售整个程序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对美台都有利的方向，小军售藏着大问题。中国应避免美台在战略需求上出现某种程度的重叠，不给他们机会，避免美台里应外合，形成统一战线。要防止台海局势出现溢出效应。台海局势一旦出现溢出效应，很容易与东北亚问题、钓鱼岛争端、南中国海问题等搅混在一起，使中国腹背受敌，多点触发，造成战略被动。远亲不如近邻，中国更应该发展和巩固好睦邻友好政策。当前，日本需要中国多于中国需要日本，中国应趁热打铁，巩固好对日关系，避免钓鱼岛争端成为中国亟需处理的新爆发点。中国应继续增进与东盟国家的交往，稳住南中国海的局势。中国需要集中精力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避免台海局势现状失控，防止事态扩大与延伸到其它热点问题上。眉毛胡子一把抓，容易焦头烂额，往往也是最大的风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9-01-15 台湾选举结果揭晓，虽然民进党企图打统独、悲情、建设、蓝绿对决、中共恐吓等各种牌来争取胜选，效果却远不如预期。很显然经济议题超越了政治，先顾好肚子才是当前台湾人民最想要的。民众希望政府能改善两岸关系，力拼让全民有感的经济，而不是照顾少数富人。 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揭晓，在县市长中国民党拿下15席，全面执政的民进党由2014年的13席大幅缩减为6席，惨败收场。尽管蔡英文选前曾卖力辅选，也开出大量基建支票，但选举结果表明人民给蔡英文的期中考打了不及格的分数。综观此次选举，虽然执政的民进党企图打统独、悲情、建设、蓝绿对决、中共恐吓等各种牌来争取胜选，效果却远不如预期。很显然经济议题超越了政治，先顾好肚子才是当前台湾人民最想要的。民众希望蔡政府能改善两岸关系，力拼让全民有感的经济，而不是照顾少数富人。农业成为执政党败选关键台湾农业总产值虽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但因涉及民生、物价、食安、健康、粮食安全等，农业议题（如蔬果价格低迷、产销经常性失衡、黑心食品频传、农产外销开拓不力、为经贸牺牲农业等）成为选战热门话题。农渔业素人在政论节目上直白、率真的表现，让民众了解到农渔业实情，凸显了蔡政府对农业的无心与无能。农政高官的诸多不当言论，加上蔡政府不顾外界观感，瞎挺“高薪实习生”吴音宁、硬拔韩国瑜的鸭霸作为，更起了推波助澜之效，不仅让韩国瑜得以在高雄刮起旋风，所掀起的“韩流”更让民进党在传统绿营票仓失去优势。即便在台南、屏东、嘉义地区，民进党也赢得相当惊险。以高雄选举为例，韩国瑜以一个“卖菜郎”的外地人身份，在被民进党视为禁脔的高雄，以15万票的差距击败拥有执政优势且强调在地深耕多年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究其原因，除了韩个人魅力外，他所提出“货卖得出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的简明口号，深深打动了许多农渔民和底层选民的心。加上他在北农任总经理时的表现获得许多农民肯定，令民众对他有所期待，愿意给他机会，所以原属民进党铁票的农渔业乡镇如旗山、美浓、冈山、永安、小港、前镇、弥陀、湖内、芦竹等28个行政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由绿转蓝。在高雄执政长达20年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只在旗津、林园、桥头、茄萣、田寮等10个行政区取得优势。高雄农产品相继发生产销严重失衡，使农民苦不堪言，而主管部会农委会则是外行领导内行，还硬拗，让农民很不满意，这与北漂议题一同成为变天主因。在素有“农业首都”之称且为蔬菜主要产区的云林，此次县长宝座竞争由张丽善与李进勇再度对垒，张家在地方长期经营，拥有固定的支持者，却也背负派系包袱，而民进党在云林亦拥有广大支持者。只是这两年来岛内菜价低迷，甚至不敷成本，加以蒜头争议，让农民很受伤。尽管前县长苏治芬与李进勇在选前上演和解戏码，但民众观感不一，戏剧张力有限。尤其选前张丽善和云林女婿韩国瑜在云林合体造势，举办“全国农渔民齐发声”活动，强调当选后成立农渔产品销售联盟，让农渔产品产销平衡，以此获得农渔民的支持，最终助张丽善胜选，绿地变蓝天。至于被民进党视为“民主圣地”的宜兰，虽然蔡英文十度亲征宜兰，卖力辅选，不仅大开选举支票，更强调宜兰为“民主圣地”，不能输，但她无视前两位同党籍县长对于农地政策截然不同的做法（包括课税、非农地农用管制、放宽农舍兴建等），背离爱乡土的初衷，不仅扰民，也让宜兰选民对现在的民进党失去信任。加上党内派系斗争，终于让勤于耕耘基层、与人为善的林姿妙脱颖而出。“民主圣地”失守，对民进党是一大震动。属后山的台东县，由于国民党分裂，原本被民进党视为最有可能由蓝转绿的地区。民进党的候选人刘棹豪个人条件不差，也积极耕耘地方，但当地农民忧心辛苦种植的水果（如菠萝、释迦、红龙果等）因两岸关系恶化而无法顺利外销到大陆，造成生计上的困难。尽管蔡英文大力助选，选前更透过农委会、农会协助，将台东种植的释迦试销到美国、日本等地区，企图安抚农民，但效果不佳，导致台东市及15乡镇皆输，终无力翻盘。此次选举，执政的民进党在许多农业县如云林、彰化、宜兰、花莲、台东落败，透露出农渔民对当前施政的不满，身为农业主管部会的农委会主委、副主委竟然没人主动请辞，负起责任，让民众观感更差。 农渔民由绿转蓝非偶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渔民由绿转蓝也非一夕间的冲动。这些年岛内农产品产销失衡严重，蔡政府施政不当，损害农渔民利益。官员们先是否认产销失衡，并斥之为假新闻；若有人出面向媒体或在野政治人物陈情，则赶紧起底看是不是“假农民”，借此大做文章，企图转移焦点，最好还能找个代罪羔羊。只是有无产销失衡，价格低不低迷，农民才是当事人，他们感受最深，而蔡政府的做法，更助燃了农民怒火。蔡政府为避免受制于大陆市场，上任后力推新南向政策，并给予诸多优惠，结果惨不忍睹。2018年1—10月，台湾菠萝出口到新加坡仅164吨，泰国为7.5吨；芒果出口到新加坡仅240吨，马来西亚为15.9吨，而原先政府宣称会外销迪拜120吨香蕉，到10月底为止只出口了28.8吨。由此看出，台湾农民根本很难在新南向政策中获利。蔡英文大力扶持的台农发公司，号称是农业的“国家队”，要带领农民打“国际杯”，交出来的成绩同样惨不忍睹，还被质疑与民争利。近来蔡政府为了创造有利条件加入区域经贸组织，竟然主动将台湾升级为发达国家，不再争取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此举形同撤守关防（价格是消费者的重要考虑，进口零关税将大幅降低台湾农产品的竞争力），引发更大反弹。近3,000名来自屏东、高雄、宜兰苏澳的渔民（特别是中小型渔船船主），放弃出海捕鱼赚钱的机会，辛苦北上，向政府表达应调整罚款、强力护渔、让渔业规管独立于劳基法等要求，引发政府官员一阵紧张。民进党在摸不清头脑的情况下，竟反过来指责该活动系遭政治操弄，并批评该活动发起人是报关业者，没有渔业界的龙头出面，造成渔民更大的反弹。常言道，水退了就知道谁穿或没穿裤子，同样的选举结果也让外界明白谁较照顾农民，谁较得农民的心。维持两岸关系和谐，让台湾农渔产品可以顺利销往中国大陆，这是多数农民的共同心声。“立政之本存乎农”，面对选举大挫败，蔡英文理应迅速响应农渔民要求，并重组农业治理团队，不要再政治酬庸，以此来重拾农渔民对政府的信心。遗憾的是，选后蔡英文虽然提到“败选的责任应该由我一肩扛起”，却只动党务不动政务，让行政院长赖清德和“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继续留任，引发外界强烈批评声浪，认为她没有真正反省，连自家人都说她无法向社会交代。民众要的是蔡针对政策方面的调整，而不是继续蛮干，至于辞不辞民进党党主席，民众根本不在乎。蔡英文已经错失第一时间向民众虚心检讨的机会，离连任之路越来越远。未来台湾政局面临的困境为帮助农渔民，选后高雄市长韩国瑜兑现承诺，成立“两岸工作小组”，并认同“九二共识”，未来会在友善、开放、不预设立场的前提下与中国大陆进行经贸沟通，希望帮助农渔业搭建起贸易关系，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也获得彰化、云林、南投、台东等新上任属蓝营县市长的支持。此举势将给继续由民进党执政的屏东、台南、嘉义带来极大压力，民进党若不回应民意，继续破坏两岸关系，将更不利2020大选。犹记得蔡英文曾说过，如果政府听不见民意，民众可以拍桌子。如今面对农渔民透过选票所表达出的对当前农渔业施政的不满，蔡若继续装聋作哑，让施政不佳的部会官员赖着不走或换汤不换药，不深刻反省并做出全面改革，缓和两岸关系，让农民有所感，那么到2020年台湾大选，执政党将迎来更大的农渔民海啸袭击。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吊诡的是，民进党大败是败在蔡英文专断独裁，执政不佳（包括一例一休、年金改革、两岸关系恶化、空气污染严重、农渔产销失衡、政治酬庸等等），让多数选民反感；反观积弱的国民党大胜，却是因为多数民众讨厌民进党，要给蔡英文教训，而并非认同国民党的理念。因此，要应对来自选民的压力，选后两党都面临改革挑战。两党内部也存在世代交替以及派系恶斗的难题，谁能尽快改革成功，并获得民众肯定，谁就能主导未来台湾的政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勇 2019-01-07 在2018年11月25日举行的立法会补选中，九龙西地方选区候选人陈凯欣以106,457票当选，得票率为49.5%。本次选举很有指标性，值得总结经验，为日后的选举尤其是2020年立法会选举提供借鉴，包括培养充分的危机意识，及早预警，并促使各团队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在2018年11月25日举行的立法会补选中，九龙西地方选区候选人陈凯欣以106,457票当选，得票率为49.5%。本次选举很有指标性，值得总结经验，为日后的选举尤其是2020年立法会选举提供借鉴，包括培养充分的危机意识，及早预警，并促使各团队做好更充分的准备。3月11日的补选中，新界东范国威以183,762票当选（得票率为44.6%），九龙西郑泳舜以107,479票当选（得票率为49.9%），港岛区欧诺轩以137,181票当选（得票率为50.7%）。民建联在选举协调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得到建制派的广泛认同。尽管建制派在本来希望较大的港岛以9,547票之差险输，但在并没有被寄予太高期望的九龙西却两次补选都赢了。建制派的胜利主要得益于民主派的内部分裂。在这次西九补选中，主流意见认为冯检基分走了民主派阵营的选票，致使与冯检基同一选区的李卓人得票下降。另外，李卓人请来最激进的占中人士助选，结果却两边不讨好，既没能得到激烈的本土派的支持，又把温和的泛民也得罪了。本土激进派这一次袖手旁观，甚至呼吁支持者不投票，导致整个投票率达不到50%。如果泛民齐心只推一人，或会刺激一些平时不投票的人因为感动于民主派空前团结而出来投票，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民主派力促分开补选，本希望囊括两席，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泛民选民被迫在冯检基和李卓人中二选一，结果两人都败选。危机意识民主派这次并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优秀的人才也没有全部参与选举，他们可能会在正式选举的时候才出现，所以建制派在未来选举中面临的危机更大，因此不能把这两次选举当成常态，也不能期望反对派次次都分裂。建制派的胜利还迫使反对派也大搞统战，而反对派比建制派更容易拉到中间摇摆的个别商界政团或中产专业团体的票。可以预想，如果以后每次投票，他们都和泛民捆绑，就像2003年出现的情况一样，那将会非常麻烦。接下来两年的危机可能主要不在于立法会议员，而在于政府和整个执政联盟，在于建制派的内部是否有较大竞争。建制派各政党和执政者应形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政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赢得选举，这是政治生产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要持久地得到市民支持，就必须重新扫描整个政治生产链，看看到底哪个环节可能出问题。而且要建立健全的机制，让每一个部门都有全局观念和国家及全港治理的意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现在香港不少政治领袖都只是谋一隅，谁谋全局反而削弱局部优势，削弱专项竞争力，可能会先牺牲，被淘汰。这样的话，选举“战场”上留下来的会有多少是以大局为重的？这可能会形成逆淘汰。正确的机制应该优先留下以大局为重的，而凡是不顾大局的就算短期能赢，也不应留下来，这种机制要靠中央统筹建立。另外，要尽可能替换掉那些不称职的官员，他们的劣绩往往是“票房毒药”。建制派希望支持政府有效地施政，当一些避事、搞事、乱作为的官员受到反对派攻击时，建制派将进退维艰，两边不是人。如想在选举中得到更多支持，要尽可能丢掉包袱，轻装前行。接下来三至六年都是选举年，包括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官员推出的政策都应以市民接受程度和对选举的影响为主要导向来检测，评估是否应该推出、何时推出、如何推出，以及方案是否可行、是否符合有助于争取民心的政治大局。由于现在立法会分组中建制派均过半，市民不管支持哪一个派别，还是只是中间观望，对特区政府的期望都只会越来越高。选民是很健忘的，不会记着政府的所有建树，如果执政方没有进步反而退步，就会让市民非常失望，进而失票。市民经历过占中的痛苦和旺角暴乱的恐怖，同时对泛民在议会中“拉布”十分反感，但是意识形态上未必完全转变过来。虽然不少市民认为反对派的行为幼稚，但如果反对派能够反省改过，被迫追求优质民主，这部分人还是会投票给他们。排兵布阵建制派在选举中应该用最强的参选人加上最强的助选团队，强强联手才更能创造奇迹。要先搞清楚谁才能够打胜仗，能达成战略目标。建制派不应该光看招牌，各个党派中都有精兵和庸兵，要分开来，将好钢用在最好的刀刃上。选举也要计算成本效益，不能每位候选人都不惜一切代价去打去保，要按照市场规律派出最强的团队。不能赢或者表现不佳的就要换人，以结果为导向，这样才能让主战部队保持良性竞争并维系内部斗志和士气。西九两次补选就达到了这个效果，郑泳舜作为民建联候选人，竞选活动启动比其它区晚两个月，但是成绩却更好，就是因为使用了九龙最优秀的团队，还抽调了民建联各支部最精英的成员。此次选举的经验是要以最精英的助选团队配合最有潜力或号召力的候选人，才能最大程度上争取到该区议席。而有的区竞选团队内部没有协调好，没有形成“上阵父子兵”那种合力，反而搞成了大合成，效率较低。此外，政治上的私人恩怨应该绝对服从于大局，否则会错失良机。另外，即使是最强的团队也要全天候战备值班。现在经常是打完就散，变成民兵制，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然而光靠民兵是不行的，应该要打造专业的选举常备部队，全天候、现代化，并且装备精良。奖惩分明现在的选举生态已经变得越来越强调战场纪律和专业管理，结果更加重要，因此选举失利后要问责，甚至追究连带责任，这样能够迫使竞选团队无路可退，全力以赴。同时也应该看到选举过程中谁能力最强、出力最多，论功行赏，奖罚要更加分明。目前的政治架构可能仍然容许搭便车者坐享其成，如果不把搭便车者变成命运共同体中勇于承担责任的一部分，有人就会成为政治综援户。建制派要参考国企改革，不搞按人头分红，不按区域分配或者谁穷谁拿的最多，不然客观上有人会选择甘于贫穷，这样既不用那么辛苦，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如果某一党派的人才和政治资本较多，就应该分得更多的政治股权和出赛权。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激发该阵营的最大潜力。分红多少按照政治投资和贡献力所占比例而行，大家才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更加拼命干。现在个别区是吃“大锅饭”，干得好不好分到的一样多，如此这般，就会效益不彰。避免内部恶性竞争陈凯欣是跨党派候选人，各党派的精英一起为她助选才取得成功。补选时各党派众志成城，支持一队，但2020年立法会选举时各队并进，陈凯欣只能靠自己团队，因此就要考虑如何继续保持战斗力。2020年选举，相当于全运会而非奥运会，建制派各政党都会优先保障自己的候选人，竞争会比现在更激烈。同一光谱、同一色系中的竞争远比不同阵营间的竞争更激烈。随着内部竞争加剧，各党派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甚至客观上同室操戈，这样不利于大局。协同作战，互帮互助，团队的整体竞争力才会提高。故此，要加强建制派内部民主，除了高层协调，党派内部也要进行投票排位，先由党派内部投票选拔，再请同乡会、地区团体、友党审评，候选人不仅要在本政团有较高威望和支持，也要与友党友团有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预选出获得最广泛支持、最杰出的人才。建制派两次补选胜利，在法律和政治上形成打击力量，逼迫对手更新换代，对手现在涌现出一批经过千锤百炼、九死一生而幸存下来的豺狼虎豹，野外生存能力更强，更积极主动，因此建制派也需要持续优化策略。未来两年时间，要检视和促进现在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对区议会和基层的帮扶支持，将在位议员和对手能力最强的一批进行比较分析，捉对厮杀，善用田忌赛马策略，不适合者，要么换区，要么换马。跨界别参选各党派都希望跨界别参选，因为如此既可以独立作战又可以合成作战，这是未来香港选举的大趋势。这次陈凯欣的策略就是如此，她甚至和反对派也有联络交流，其目的是拿到中间票。香港选举今后可能会部分变成选人不选党。个人因素叠加政党因素，强强结合才会更有利。此外，建立和强化政治旋转门，有些人才可以跨党派培养使用。主要政团的第二、第三梯队优秀人才，如果将其转会到其它政团，可能会让对方如获至宝，可以变成正选或前锋，激发其更多潜力，同时也逼迫原政团的正选更加努力。现在一线政党的第二、三梯队都有萎缩的趋势，原因之一是缺少轮换机制。政党之间也是一样，选不赢就换政党，让其它政党试一试，迫使有机会者更加拼命，也让其它政党有奋斗目标。泛民涌现很多人才，就是因为这一机制，每一个都是野生动物，天生天养，高吸纳，高淘汰率，反而容易产出猛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9-01-03 近三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诸多喜人进展，金融机构降杠杆成效明显，促成了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然而，在结构性优化阶段，鉴于我国股票市场近年来出现功能缺失和异化，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融资难题，仍然需要银行体系发挥主力军作用。 近三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诸多喜人进展，金融机构降杠杆成效明显，促成了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然而，在结构性优化阶段，鉴于我国股票市场近年来出现功能缺失和异化，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融资难题，仍然需要银行体系发挥主力军作用。银行增加信贷供给的前提是具备足够的资本储备，为其它市场主体提供债务性融资，银行亟需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本金融资便利。降杠杆路径变迁导致金融系统承受压力从去杠杆、稳杠杆到结构性加减杠杆，这一系列实践遏制了各部门杠杆快速上升势头，也暴露出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导致央行货币政策决策变得比较艰难。首先，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不畅，中小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在过多采用行政办法的“一刀切”降杠杆中，民企和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货币调控引起局部信贷信用收缩，叠加中美贸易争端、社保费率提升等影响，中小民企营商环境有恶化趋势。其次，货币进入国企尤其是国资房地产企业的渠道仍然畅通，政府与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对于民企，在政府信用不对称的作用下，国企特别是央企在货币信贷双紧的大环境中承压能力较强，许多国资背景的房企仍然在借款买地和并购。如果国企只是在短期内把杠杆率指标降下来，而不进行关键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恐治标不治本，最后难以达成去杠杆的初衷。全面降低所有金融行为的杠杆，可能会影响到金融的内部平衡，并外溢至广义货币增速、社会流动性结构和市场价格走势。影响金融内部平衡的主要矛盾在于协调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关系，处理这一两难命题可借鉴德国、日本经验，优先发展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当前，通过治理证券交易杠杆、表外业务或影子金融、同业交易和地方融资平台，金融市场交易性杠杆的降低初见成效，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部门去杠杆任务，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结构性降杠杆和稳杠杆过程中，不宜再作为重点。突击发展直接融资以缓解中小民企融资难题不现实最近监管部门调动社会资金，稳定股指大幅下行波动，对实体经济资金供需均产生挤出效应。去杠杆措施过猛一定程度上收紧甚至抽取了股市的流动性。货币信用不如前期宽松，股票质押风险随着股指近乎单边下跌而暴露，几近平仓危机，千股跌停、千股停牌、质押危机成为独特的景观。证券市场本应是向实体经济输血的管道之一，现在却反过来成为实体的抽血机。在社会流动性长期总体充裕的情况下，市场和个股都缺少流动性，本该承担融资功能的资本市场沦为需要社会纾困资金扶助和维持市场稳定的对象，但即便如此，资本市场仍在履行政策扶贫IPO等社会功能。我国证券市场长期以美国模式为借鉴对象，存在政策市、资金市与监管套利等诸多问题。这种思路需要深入反思。中国可以兼学德日模式，将股票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补充，发展其它长期信用工具、机构和市场，解决长期资金来源、权益和股权融资问题。需要整体检讨和重建股票市场制度。A股最早的定位是为国企融资服务并实行股权分置，全流通后扩容到科技创新、中小企业，并允许民企上市，近年来又增加了上市扶贫功能。没有足够的透明度、违法成本低廉、不反映经济基本面和走势是A股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又缺失直接融资去杠杆功能、现金分红激励机制，事实上成为了资金游戏或博弈之地。依托以银行为主的泛间接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是我国金融结构的长期基本格局，短时间内改变不了。无论是有效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还是缓解社会中长期投资、短期流动性资金供需矛盾，在相当长时间内仍需从间接融资体系中挖掘潜力。目前多措并举缓解民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仍停留在运动式文件支持和政策宣传层面，想要比较彻底地改变多数市场主体的预期特别是激励资金供给者主动作为，不仅需要长时间的宣传努力和监管督导，更需要政府拿出真金实银并公正廉洁地高效配置，如财政补贴金融机构，将风险偏好提升至经济基本面一致的水平，平等地支持和发挥各种所有制融资及担保机构的作用。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财务责任且给予市场主体同等国民待遇。政策要致力于稳定市场化资金的预期。各部门和各地组织给予中小民企的融资纾困基金杯水车薪，政府基金在杠杆范围内撬动的资金也有限。因此，对股市等股权融资不能寄予厚望，还得依托以银行为主力的市场资金，继续依托间接融资市场是中短期内为数不多的选择。事实上，银行业和民间借贷机构一直在探索依托数字化技术可持续性发放小企业贷款的新渠道和模式，优化其资本约束条件下的信贷资源配置。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政府号召，利用从债券融资到股权融资等支持工具，驰援中小民企。然而，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堵点、梗阻和瓶颈，社会融资流向中小民企“最后一公里”长期不顺畅。政府需要疏通社会融资流向实体经济的银行业主管道。降低融资成本需要社会和市场协力。融资成本高企更多是市场性问题，在解决可得性后由市场供需调节利率。政府能控制的，是通过行政手段降低国有担保基金的费率和主要国有银行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另一手段是以财政补贴降低中小民企融资的费率。为金融系统输入资本当下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多个难题：比如金融机构自身降杠杆虽然有利于重建金融秩序，但最终传导至抗风险较弱的中小企业，其融资难与贵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这有悖于政策初衷；再如金融去杠杆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加大，短期市场风险上升，金融市场积累的不协调越来越复杂；又如要求银行为实体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但银行放贷受到资本充足要求的刚性约束，也需要到市场上融资。政策应允许银行业稳定杠杆率。实体部门降低杠杆，政府部门杠杆得到控制，金融部门的杠杆自然会下降。在去杠杆、稳杠杆、结构性优化社会杠杆的背景下，银行资本金融资，也需要引起社会特别是监管部门关注。去杠杆会减弱其信贷供给能力，除非其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不得不被动减少风险敞口或信贷存量规模。此外，不能主动降低在金融交易市场上的自营交易杠杆和表外投融资业务转入表内的交易杠杆。政府需设法充分挖掘潜在途径和渠道，以补足银行资本金。1.通过内生性资本积累或内源性补充资本金，包括资产证券化、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等。内源性资本累积一般不足以支撑银行资产增速，银行应制订中长期资本规划、加强自身资本管理和经营，优化其资产负债结构特别是资本结构。2.央行为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或释放存款准备金。央行应向谨慎经营的银行优先提供流动性支持，可选择的流动性工具主要包括再贴现、再贷款、SLF、MLF、PSL，并择机降低存款准备金。3.财政部门为国有银行实质性注资，包括国债、外汇储备运用；财政部门减税降费、给予财税优惠或补贴，可增加国有银行盈利并增强其内生性资本积累。4.债券市场可为银行提供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发行便利。积极引入不同级别的新型创新资本补充工具，包括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具有创新损失吸收机制或触发事件的资本补充债券等等。5.股票市场可成为银行资本金融资的主要场所。股票市场和其它直接融资市场，应优先安排银行业的资本金融资和债务性融资服务。在资本金方面，提供IPO、增发与定向增发、优先股、AB股及存托凭证发行等便利；在资本性工具方面，提供可转债、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发行。6.开辟其它外源性渠道补充资本金。重要手段包括大股东和战略投资者注资及境外资本金融资。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呂国民 2019-01-02 2017年澳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创新产业与2015年相比，增加值总额上升23.6％，在所有行业的占比增加0.79％。虽然在整体占比中上升不够百分之一，但这显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开始见成效。本文回顾澳门回归前后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情况，并提出对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些思考。 前言　　2017年澳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创新产业与2015年相比，增加值总额上升23.6％，在所有行业的占比增加0.79％。虽然在整体占比中上升不够百分之一，但这显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开始见成效。本文回顾澳门回归前后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情况，并提出对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些思考。　　回归前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澳门制造业在80年代中期发展蓬勃，成为澳门第一大产业。中期以后，内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澳门制造业逐渐迁往内地，澳门与内地开始形成「前店后厂」的区域合作模式。自此，澳门本土制造业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持续下降。制造业在澳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从1984年最高峰期一直持续下滑，澳门随之踏入经济转型期。80年代澳门曾经建立以制造业为主导的适度多元化经济体系，这是与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市场变化，以及澳门周边地区的经济因素有关。当时澳门土地、劳动力低廉，加上香港逐步丧失特惠税待遇及纺织品配额，香港和海外资金遂流入澳门制造业，推动澳门制造业快速扩张。澳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也带动了其他与制造业相关产业的发展；适逢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使澳门经济转型至以服务业和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制造业带动的适度多元发展，奠定了往后澳门本土企业的发展与成长。澳门与内地的区域优势互补合作，形成澳门以接单和贸易为主要的业务，而内地则负责来料加工和生产的工序。澳门第一次经济适度多元化可说是以制造业带动，并充份发挥澳门的区域优势，得以转型至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化多元产业结构。　　澳门经历1996至1999的金融风暴经济出现负增长，由于缺乏本土自主的增长与创新能力，无法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澳门的经济转型开始出现问题；因此，澳门只能借助博彩业作为其重要的经济支柱。至回归前，澳门经济虽然仍维持着四大支柱产业格局：即博彩业、制造业、房地产、制造业和金融业，但制造业在澳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已大幅萎缩，主导经济增长的产业复归为博彩业。博彩业的再主导经济的增长，不仅未能拉动其它产业的同步发展，更使社会各生产资源，更为集中地，大量流向博彩业，使澳门经济更呈单一。　　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　　1999年澳门回归，「澳人治澳」模式使澳门摆脱葡国殖民地的低效管治，为当时持续四年的澳门负增长经济注入新的动力。澳门回归后不久，博彩业随即开放，澳门第二次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是透过开放博彩业带动其它产业而起步。特区政府在2002年收回赌牌后重新进行招标，引进国际资本与新的经营模式。这打破长期的博彩独家专营状况，让博彩业开始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与国际化，这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尝试，希望藉博彩业的开放，作为龙头拉动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开放赌牌引国际竞争不仅让澳门经济摆脱负增长，也创造了澳门经济的高速增长。回归初期，特区政府的一贯施政方针仍然是以博彩旅游为龙头，带动各行业发展。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央提出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的具体产业。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而在「十二五」规划中，更明确指出「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教育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并把澳门定义为「世界级的休闲旅游中心」以及「葡语国家与中国连接的商贸平台」。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不仅是澳门政府的施政重点，更包含国家的全力支持与政策的配合以致内地周边地区的付出。虽然中央和特区政府大力扶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仍未如理想。2008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停止增设赌场、控制赌场数量等措施，藉此调控博彩业的过速增长。2009年的非博彩业收入与2013年相比虽然增长了一倍，但博彩业却增长了三倍。博彩业在总体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15年前总额所占比重均超过5成。自2015年，博彩收入大幅下滑，在2016年博彩业的比重下降至47.2%。　　赌权开放，再加上内地个人自由行政策的推出，澳门由原先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多元发展已转变成由博彩旅游主导的经济结构。澳门特区政府过去数年虽然不断促进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重点发展产业包括：旅游业、会展业及文化产业等；但从经济结构的四大产业变化看，澳门经济发展正迅速向博彩业倾斜，扩张的行业都是与博彩有关联的；与此同时，其他行业在经济增长所占比例却呈萎缩趋向。博彩业的迅速扩张和过度集中，更突显澳门经济结构的绝对单一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与博彩业的「一业独大」，是澳门长期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矛盾。澳门博彩业急速发展，造成市场与经济发展失衡，窒息本土企业的发展，不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隐藏着对澳门经济的巨大波动与风险。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出现的矛盾，主要征结在博彩业的特殊产业结构上。博彩业的特殊产业结构有导致产业单一化的趋向，窒碍澳门经济的多元发展。 　　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市场结构。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高额利润往往引致大量资本流入，从而加剧产业间竞争；竞争最终将会降低行业的利润，直至利润率均等化。在市场机制下，部份经营者将会离场，把资源作其它合理配置而增加其利润。因此，经济失衡情况便可藉市场机制加以纠正。然而，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中，由于竞争不能充分开展，高额利润会把社会资源向垄断产业极度集中。正由于博彩业是高额利润市场，故能用较高工资吸纳其它行业的同类人才，其它非博彩行业根本不能与之争夺人力资源。这就形成「博彩业一业独大，百业萧条」的情况。　　少量进入的专营制度。在博彩进入方面，企业首先要经由政府招标选定，然后中标企业需签订承批合约，再由政府批出经营权。2002年的开放赌权，只是从一家专营变为六家专营。虽然是向国际招标，但仍然是少量进入的专营制度安排。由于限制进入和市场垄断，便意味着博彩业存在巨大的高额利润。因此，寡头市场的高额利益结构一旦出现并且固定下来，在一个微型经济体中，会很容易出现大量社会资源向其集中，并使其他行业失去发展的资源；另一方面，寡头市场也会减弱其内部的创新动力，阻碍其多元化的发展。　　博彩市场高度集中。博彩业以往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贵宾厅。长期以来，澳门博彩收益有一半甚至七成以上的收益，都是来自贵宾厅。此外，百家乐又为各种博彩活动的主要收益。故此，大量资源集中在贵宾厅，博彩活动又集中在百家乐。致使过去澳门传统的博彩产品，如赛马和赛狗等博彩活动，大幅萎缩、收益剧减，生存空间缩窄。赛狗本来是澳门的特色博彩，也难以继续在澳门经营，最终以倒闭收场。由此可见，博彩业独大不仅挤压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也对博彩业内部的同类业务产生挤压和淘汰效果，使博彩业市场和产品更趋单一化。这种单一化趋势隐藏极大风险：一旦赌场生意下滑，将会为澳门经济带来极大负面影响。澳门大型外资博彩企业的引入，本应作为适度多元化的企业主体，但在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市场下，博彩业务成为所有企业的偏好，而同步展开的适度多元化产业，却长期未能有很大的突破。　　博彩业适度多元发展的思考　　博彩业应引入更多竞争。澳门博彩业是寡头市场结构。政府以行政手段限制竞争，造成中标企业处于寡头垄断地位，阻碍整体产业的利润参与的平均化。政府作为这种资产的拥有者和批出者，通过与博彩企业签订专营合约，参与博彩业的高额利润分配。澳门博彩业利润的非均等化与寡头市场特质，即使在高博彩税下，博企仍能赚取高额利润就可见一斑。博彩专营批给合约同即将在2020至2022年到期，特区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博彩业在澳门经济的功能和定位。政府应检讨是否有需要改变现时的批给制为准照制度。批给制度就是用行政方法限制市场的进入，而准照制度则是政府提出要乎合进入的要求，其中并没有进入市场竞争者的前设。将批给制改变为准照制后，政府仍可对博彩业发挥重要的控制作用，但主要方式是对相关公司和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并颁发执照，而不再是限制赌牌数量和批给期限。政府也不再需要使用竞投方式确定承批公司。由于不限制博彩公司及赌场数量，所以，在这一体制下，可能不断会有新的公司进入市场，为顾客提供有新鲜感的博彩服务。也会不断会有旧公司离开市场，把资源有效运用，转为开拓其它非博彩产业。澳门博彩市场经营者时刻面临被淘汰的压力，也必会想方设法改进服务，吸引顾客，有利于澳门批给制在面对邻近地区正越来越多豪华赌场的威胁下，仍能保持竞争性。赌场的高额利润的全面均等化，促使博彩业行内各经营者互相良性竞争，想方设法挽留赌客，也有助博彩业的优化和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博彩业应引入更多另类博彩元素。澳门博彩业的寡头垄断，使市场竞争性较低。博彩业的高额利润容易使一般经营者满足于现状，缺乏创新意识。在新的批给或准照制合约中，政府是否有需要考虑限制贵宾厅的数目，要求赐场有均衡发展？政府是否有需要考虑又是否有需要在赌场之外，增设其它创新的体育博彩元素？其实澳门政府可参考美国内华达州有关博彩经营所采取的完全竞争模式，把博彩营业执照分为非限制性和限制性执照两种。政府对不同博彩营业执照所抽取的税率也有不同。非限制性执照持有人可以经营除彩票以外的任何博彩游戏，包括赌台、角子机等；而限制性执照主要是发给那些只以博彩为辅助的商家。持有人只能经营规定的博彩类别和数量。例如一间小型酒吧，经营者为提供更多消闲活动，可申请安装数台角子机，但不能经营任何其他形式的博彩。在这种鼓励竞争的模式下， 内华达州共各类博彩游戏总计超过五千多种。澳门可以参考有关做法，引入更多竞争和特色博彩项目，藉此丰富和扩展澳门的博彩游戏的种类。　　博彩业应发展更多非博彩元素。博彩业开放初期，澳门追求赌税增张，最后形成博彩业独大。近年，特区政府和社会大众都开始形成一个共识，非博彩元素才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赌牌批给将于2020年及2022年到期，政府应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检讨竞投的合约条款，要求投资者发展更多非博彩元素。例如，只能把娱乐设施的一定百分比面积用作赌场，其余须用作非博彩项目的发展；又或者要求把赌枱数目与非博彩元素挂勾，一定比例的非博彩元素才能批给一定比例的赌枱数目，令博企投入更多资源开发非博彩的项目。博企过往虽然也有致力发展非博彩元素，但较多的是大同小异，欠缺新意的购物消闲项目，每间娱乐场也相类似。故此，为保持吸引力，博企也应开发更多新颖的非博彩元素。 其中的旅游元素可发掘一些「主题旅游」。更多利用自然风光资源、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人物景观资源、会展、中医药、美食等元素，发展如，以会展结合的「会展旅游」、文化结合的「文化旅游」、中医药结合的「中医药养生旅游」，美食药结合的「美食旅游」 丰富澳门的特色旅游。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思考　　澳门自1999年12月回归至今已经历19个年头，社会民生经济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稳步发展，2017年公布的《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指针体系分析报告》显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基础已经形成，博彩业在本地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特区政府一方面加快会展、中医药、特色金融、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继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非博彩元素。中央和特区政府大力扶持适度多元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都重复提出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国家对澳的首要政策。特首在多次施政报告中也提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经历2014至2016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大幅减少，严重冲击博彩业收入，2017年开始澳门经济终止过去几年的经济收缩，逐步走出深度调整期。今年澳门的非博彩元素经济增长能有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的成绩，也是得来不易。我们更应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开始略见成效时，在原有基础上，再加大力度发展多元产业，其中包括以下各方面：　　加强「一中心、一平台」建设。国家和澳门的「五年发展规划」具体落实，大力加强澳门在「一中心、一平台」（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建设。最近，特区政府根据《城市规划法》成立的跨部门小组决定以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与美丽家园」作为规划的策略主轴；这加快了澳门通过旅游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此外，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于2017 年6 月在澳门正式落户，也进一步强化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建立经贸关系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在中葡互动中，澳门可以藉贸易、金融、投资、物流等方面作为中介人的角色，发展多元化的配套产业。 　　全面支持会展业发展。特区政府继续推动以「会议为先」的会展业发展，成效渐显，在全球城市排名由 2015年的93名跃升至72名，亚太区域城市排名亦升至17名。澳门在2017年9月正式发布《澳门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有助于于推动旅游业的多元化发展。最近完成修订的「会展活动激励计划」及「国际性会议及专业展览支持计划」，有助优化会展业的扶助措施。此外，澳门政府牵头开展「会议大使」计划，邀请各界知名人士担任「会议大使」，使得更多区域性和国际性会议选择在澳门举办。这都是会展业得以快速发展的推动力。　　融合横琴拓展适度多元发展空间。博彩业「一业独大」挤压了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使其他行业发展空间狭窄。对于一些中小微企业，由于企业规模细小、土地、人力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都严重短缺和受限制。因此，除了博彩旅游业以外的其它产业，必需通过区域合作来拓展产业的发展空间，解决土地、人力资源，资金等各方面的短缺情况。横琴毗邻澳门，是「特区中的特区」。中央给予横琴比特区还特的政策，就是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因此，在区域合作中，澳门首先要加强与横琴新区的深度融合和合作。就如在中医药方面，澳门吸纳更多内地名优企业及澳门企业进驻入园，并加强广东、四川、福建等中医药区域合作及国际交流。今年特区政府成功协助在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生产的中成药产品在葡语国家注册，并协助澳门企业在葡语国家推广产品。这正好证明融合横琴能为澳门的适度多元发展，拓展更多空间。　　开拓澳门特色金融产业。特色金融是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推动的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最近为《金融资租赁公司法律制度》及《融资租赁之税务鼓励》两项法律作出修订，并推出扶持和便利措施，争取更多融资租赁等业务的公司落户澳门。澳门可藉区域优势，可发展人民币的离岸结算中心、中葡贸易的交易结算中心，最近澳门与内地签署了《关于发展澳门特色金融的合作备忘录》，以加强了双方在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此外，特区政府也积极推动跨境电子商贸，让澳门的跨境电商货物，能从澳门付运至南沙的自贸区。　　加强对青年创业的支持。扶持青年创业是澳门特区政府发展多元化产业的重点工作之一。近期，特区政府修订了《青年创业援助计划》，扩大受惠对象范围并简化申请手续；同时，特区政府鼓励青年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先后与广州、珠海、深圳等地区的青年创业支持中心合作，为澳门青年提供创业的工作地点和法律税务等方面的支持服务。特区政府也设立「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为中葡两地青年创业交流提供跨地域平台并组织和邀请澳门、葡萄牙两地青年互访交流，促进中葡青年的创业合作。此外，横琴新区的「粤澳青年创业谷」也为青年人提供更多营商发展与机遇。在政府大力扶持及推动下，澳门青年创业的意欲渐浓厚。　　结语　　正如特首在今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把握机遇，均衡发展」。澳门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创新等产业在GDP所占总额有所上升，而博彩业所占总额有所下降。这显示中央和特区政府各方面的努力，经济适度多元开始见成效。展望2019年，澳门定能把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精准培育新兴产业，创新经济适度多元，达至均衡的发展。本文章转载自《新澳日报》12月27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