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2009-02-02 经过约四十日的咨询过程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公开咨询工作于2008年10月22日至11月30日结束。   经过约四十日的咨询过程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公开咨询工作于2008年10月22日至11月30日结束。 澳门特区政府的多位主要有关官员，包括行政长官何厚铧、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法律改革办公室主任朱琳琳等，于2008年12月16日下午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多功能会议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亦即《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的公开咨询总结报告。 澳门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获好评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公开咨询期间，澳门各个阶层的市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这些意见和建议，并对所有意见、建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特区政府在充分吸纳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对草案作出了必要的修改，形成了《维护国家安全法》（法案），该法案已经过行政会议的讨论，并于16日当天送交（澳门特区）立法会审议。 行政长官何厚铧指出，在国安法（草案）公开咨询过程中，广大澳门居民高度发挥主人翁的精神，对咨询工作的顺利进行和草案的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何厚铧强调：「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是特区全面贯彻落实《澳门基本法》的必要举措，也是特区政府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宪政责任。」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则表示，在咨询期内，特区政府透过各种渠道和途径，收到共784份意见，当中657份属个人及127份属团体所提供的意见。个人意见中，赞成立法的有570份（占86.76%），反对的有17份（占2.59%），未表达倾向性意见的有70份（占10.65%）；团体意见中，赞成立法的有123份（占96.85%），反对的有3份（占2.36%），未表达倾向性意见的有1份（占0.79%）。 陈丽敏司长指出，当局对所有意见和建议作了整理、归纳和总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草案修订文本，主要建议包括：考虑到触犯「国安法」犯罪可能存在的一些减轻情节，并参照《刑法典》的规定，在修订文本中新增一个「减轻」条文。 陈丽敏司长表示，关于「预备行为」的修改，修订文本保留对叛国、分裂国家及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犯罪的预备行为的处罚，但将上述三种犯罪的预备行为的规定分拆至各个主罪的条文中，而删除原第9条「预备行为」的条文；同时删除对「禁止煽动叛乱行为」和「禁止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的预备行为的处罚。 陈丽敏司长还指出，文本中亦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典》－新增「公开进行」条文」的部分内容，即「审理本法所规定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须公开进行，但涉及窃取国家机密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如公开进行会对国家安全的利益造成损害，法官可决定不公开进行某些诉讼行为。」（新增第12条） 陈丽敏司长强调，关于「窃取国家机密」的修订，修订文本对条文的表述作了适当调整，明确国家机密从产生的一刻起就是确定的，而不是在行为人获取后才确定。如有需要，司法机关可向行政长官或通过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取得有关文件、信息或对象是否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机密的证明文件。 陈丽敏司长重申，就「窃取国家机密」的相关条文，「刺探」是指行为人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非法探知国家机密的行为，新闻工作者进行正常采访、报道的行为不会构成「刺探」行为。加上「危及或损害国家安全」这个后果要件，可以使本罪的定罪标准更加严格，而且是否危及或损害国家安全利益，需要法官在司法程序中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作出判断。同时，法案已经强调了「明知」的要素，因此，不会造成不知者误入法网。 广泛咨询各界意见大幅修改草案 根据12月17日澳门当地报刊的比较分析，澳特区政府最后提交给立法会审议的修订文本，如果与原来文本相比较，自第一条到十五条，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修订，其中最大幅度的修订，是干脆删去第九条的「预备行为」和对第十二条有关「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不公开审判为原则」恢复为「公开进行为原则」。换言之，澳门特区政府在咨询过程中，其实并没有被当地报刊及群众团体的「表忠」意见所左右，的确是有吸纳澳门法律界、学术界、新闻界和其它专业人士领袖所提出的大部分修订意见。 这些共同意见，其实是对《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中有关「国家机密究竟如何界定」、「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究竟如何界定」、「被告在起诉窃取国家机密时是否获得公开审判」（亦即可能被不公开或秘密审判）、「即使真的是干犯窃取国家机密罪，被告是否能以普通法中的公众利益作为抗辩理由获得免责判决」和「是否应以比较清楚的犯罪未遂行为去取代预备行为」等等问题，抱有相当强烈的修订意见倾向。 首先，在《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中，最可能成为「地雷」而令传媒工作者触犯法律的是第六条（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罪名，一旦立法不善，无法在保障「国家安全」和「保护言论及新闻自由」上取得适当平衡，此项条文便很容易令传媒工作者「因言入罪，动辄得咎」。 「草案」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窃取、刺探、或收买国家机密，危及或损害国家的独立、统一、完整或者内部安全或对外安全利益者，处以二至八年徒刑」，是传媒工作者最容易错误触及的「地雷」，且与传媒工作者工作权利和公民权利保障有最大冲突、最多灰色地带的权利限制条文。 原因在于条文中所指的「国家机密」是「涉及国防、外交、中央与特区关系而应予保密的文件、信息或对象」，其「确认权」在中央人民政府，令传媒工作者因为工作的角色和所接触的对象，很容易会「因言入罪」，又或在维护公众知情权时「误堕法网」。 现行澳门《出版法》赋予新闻工作者有权接近信息来源（但同时列出四项限制），而公权力通常会透过各种形式的「吹风」，藉传播媒介向社会发放「气球」，令传媒工作者「取得」若干官方文件去参考报导，来为将推出的政策试探「水温」。那么，在传媒工作者「取得」这些信息时，应该怎样避免将「取得」变成堕入「窃取」、「刺探」的陷阱？而构成这两种犯罪行为的要件又是甚么？现行草案条文是有必要更清晰界定的。 还有，草案第六条第一款所指的「国家……内部或对外安全利益」，也会给公权力有很大的诠释空间。究竟「内部安全」、「对外安全」有没有详尽的规范可以纳入法律之中，一如对「其它严重非法手段」作出明确界定？而且「内部或对外安全」，与「内部或对外安全利益」，显然「利益」两字可以作很大延伸，并非将《维护国家安全法》对公民权利的限制缩减到最小，而是它的「罗网」竟然存有自由伸缩空间，可以随时扩大抓人。另外，内部或对外安全，与维护公众利益、公民权利一旦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取舍？这些问题都是令人产生担忧的。 其次，有关被告是否获得「公开审讯」方面，该草案第十三条建议修改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七十七条第四款，增加以下内容：「如属审理第____号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六条的刑事诉讼程序，则诉讼行为一般不公开进行。」根据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七十七条第四款，刑事诉讼一般为「公开审讯」，但也有例外，如属审理贩卖人口罪或涉及被害人为未满十六岁的性犯罪，可选择不公开刑事诉讼程序（不公开审讯、袐密审讯）。考虑到国家机密的罪行的诉讼程序的特殊性，因此，当局认为有必要给予法官预留空间，决定是否适当限制公众自由旁听，或决定哪些诉讼行为不公开进行。 然而，正是因为「机密」本身的特殊性，当所泄露的「机密」未被公开时，它还处于「机密状态」；一旦公开而众所周知，便无「机密」可言。《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将禁止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的刑事诉讼行为设定为一般不公开进行，一如其它一些可不公开审讯案件的特殊情况，是为了保护案中主体的法律权益，只是，正如笔者所言，一旦经公开的「国家机密」，已没有必要因为要保护其法律权益而作不公开审讯（袐密审讯）。...

2009-02-02 送走多事的2008，迎来变量未知的2009，香港人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期待？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头，香港人对前景的信心还是全球之冠，到了今天已跌落到全球包尾，落差之大，令人吃惊。   送走多事的2008，迎来变量未知的2009，香港人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期待？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头，香港人对前景的信心还是全球之冠，到了今天已跌落到全球包尾，落差之大，令人吃惊。新年期间本是香港人消费的旺季，但金融海啸下，人人捂着荷包，于是从特首到一众司、局长，纷纷四出购物消费：先是特首曾荫权到工展会购物，然后是政务司长唐英年到闹市铜锣湾消费，财政司长到电器商铺买电子产品，再到局长、副局长、议员们到大小商店花费。面对经济困难，政府高官及公务员是收入最稳定的一群，的确应该带头消费，但每次都记者前呼后拥的，则不能不让人懹疑官员的好意是否已沦为“作秀”，而如此“作秀”，似乎无法掩盖香港在新的一年里工潮和示威将创出新高的危机。 高官希望以“多花一块钱，对香港经济都会有好处”的心态，刺激香港的“内需”，本无可厚非。但再好的“桥段”，用多了就会引至反效果。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能令他们放心消费的最大保障，不是特首、高官花费那区区数千元的带头作用和呼吁，而是打工仔的饭碗明天还能不能保得住？香港人的口头禅是“手停口停”。难怪电视台记者街头访问市民对高官消费的感受时，不少人的答案是：“当然要看自己的负担能力啦，不会因为高官买东西我们就跟着买”。 2009年失业率可能达6% 事实上，新的一年，特区政府官员的当务之急，不是上街购物刺激消费，而是怎样保就业。香港最新的失业率已上升至3.8%，有学者预测，2009年香港的就业前景更暗淡，有可能高见6%，也就是说将有25万多人失业。过去数月，香港多家企业面临清盘和倒闭，其中包括一些知名连锁店如U-right时装店、泰林电器连锁店等；而金融海啸下首当其冲的不少金融机构，包括香港多家主要银行如汇丰银行、中国银行和星展银行等，都已经或准备裁员。 作为香港最大雇主的特区政府，过去数月不断加快推出大大小小的工程，同时推动多项基建项目，务求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政府其实很清楚，这些举措并不能令政府一众高官高枕无忧，因为失业问题而引发的大小示威，激化连串政府管治上的隐忧，如稍微处理失当，都会引至香港社会的不稳。可以预见的是，2009年，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经济角度来看，香港都将充满不安，甚至是游行示威不断的一年。 先从政治层面上看：今年是国庆60周年，但也是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而在与香港隔海而望的澳门，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即就保护国家安全而立法的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京和特区政府都必须清楚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六四”事件20周年和澳门基本法23条立法最触动香港人的神经。过去19年，香港应该是中国土地上，从未停止过，也是最多人参加纪念“六四”活动的唯一地区。而2009年，当中国踏入改革开放30年后的另一新台阶，当中央呼唤加强民主法制和政治改革之际，在建国60年和”六四”20周年这一特定时刻，中央对“六四”事件的反思、评价，势必牵动港人的心。而在香港，相关的团体，特别是每年都坚持举办纪念“六四”烛光晚会的支联会，定会组织不同的纪念活动。“六四”事件必将成为测试一国两制下香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的又一新指标。毕竟，北京对“六四”的态度，在香港人的眼中，是政治开放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澳门“23条”立法对香港社会的冲击 而此时澳门基本法23条的立法，无论特区政府如何表明香港和澳门不能相提并论，又或曾荫权如何信誓旦旦强调任内都只会集中精力搞经济，不急于立法，但眼看着澳门的立法势在必行，香港社会总会引发争议。只是，经过2003年有关立法的失败以及社会因之产生的分化，今天的香港人对保护国家安全的公民意识总算是提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流意见就认同立法的迫切性。因此，北京和特区政府都必须充分评估澳门立法给香港社会带来的明显的和隐性的冲击。特区政府要消除市民的担忧，要让市民看到政府是在拼经济，拼民生，归根到底，还是要在经济上做出实事。 从经济角度上来看，2009年的香港又会怎样呢？与2007年香港刚回归时相比，当时人们对前特首董建华的“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的说法，不是嗤之以鼻也是满腹疑惑；但今天，香港人更多地明白并认同了董先生当年的远见。只是，对于讲求实际的香港人来说，政府在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同时，如何保障雇主不轻易裁员，如何保障打工仔不被减薪，如何协助失业人士重投市场，才是最考验政府化“远水”救“近火”的能力。 另一令人担忧的事实是，虽然政府推出了许多工程创造就业，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因金融海啸而失去工作的，许多是金融、管理等领域的白领人士，工程、基建项目之于这些人士实际上并无太多作用，如何解决新增职位与失业人士的错配并非易事。而另一方面，中小企的相继倒闭，包括饮食业的经营困难，也令大批蓝领工人失去工作。 工联会与职工盟联手提集体谈判权 但最易引发社会矛盾的，反倒是企业为求生存，或削减花红，或减薪，或强迫工人放无薪假期而引发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紧张，若处理失当，随时将变成工潮，影响市民生活。元旦期间机场服务公司数百名员工，因不满公司削减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花红，发起警示性罢工三小时，已令机场客运和货运服务停顿六小时，大批旅客取不到行李引起机场大混乱。而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府的角色只能调停，特首曾荫权即便学着总理温家宝那样，呼吁企业不要裁员，实质效果却不见得有多大。 而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新的一年，香港的各大政党也暂时抛开政治立场的迥异，共同在民生问题上向政府挑战。近日，被视为亲建制派的工联会，就和属于泛民主派阵营的职工盟一起，重提制定工人集体谈判权的议题。但另一方面，政府好不容易说服了工商界，定出了最低工资立法的时间表，却又因一场金融海啸，工商界反对声音再起。这“集体谈判权”与“最低工资”的对碰，新的一年绝不容忽略。 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英国文豪狄更斯说过“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在新的一年，政治公关秀固然重要，但却需要更多的埋头苦干，消弭社会矛盾，防患于未然： 首先在政治上，特区政府，特别是特首，首先要创造社会的和谐气氛，这就需要政府彻底放弃“亲疏有别”的做法，改善与立法会各政党，特别是泛民主派的关系。不要把泛民主派再视为“反对派”，更不应公开宣称他们为“反对派”。因为面对经济困难及民意诉求，民主派不会，也不可能只懂反政府，民主派也需要拼经济、重民生，若能协调好与泛民主派的关系，不但可以消除政府施政上一些可以避免的阻力，也能更好发挥政党的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特区政府除了继续加强与内地经济的合作，必须给市民既有“远水”，又有方法扑灭“近火”的信心。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必须贴近民意，尽可能把市民的不满情绪，包括大大小小的工潮，化解于萌芽阶段。 （谭卫儿小姐是香港资深媒体工作者，现为香港亚洲电视副总裁）

2009-02-02 香港回归祖国十年有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大多数港人和国际媒体的认同。特区政府的施政管治能力是这一认同的关键。广大市民对与自己生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教育等日常生活的感同身受，透过媒体，了解、掌握和评价特区政府各级官员的管治能力。   香港回归祖国十年有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大多数港人和国际媒体的认同。特区政府的施政管治能力是这一认同的关键。广大市民对与自己生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教育等日常生活的感同身受，透过媒体，了解、掌握和评价特区政府各级官员的管治能力。 管理学家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认为：“管治就是决策。”通过分析政府决策能力的优劣，可以了解和评价政府管治能力的高下。反之亦然。 一般而言，市民是带着不信任的心态和挑剔的眼光来看待政府高官的，做得好的，认为是纳税人付了高薪，理应如此；做不好的，口诛笔伐，甚至要其下台。这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对政府官员的严苛和监督。喜欢比较，是市民常用的对政府管治能力的评价方法。现任与前任比较，当朝与前朝比较，回归后与回归前比较，甚至与外区、外国比较。比来比去，总觉得不竟如人意。满意度或不满意度，是民意调查的量化指标。 从有效管治或比较管理的角度看，曾荫权任行政长官的特区政府比董建华任行政长官的特区政府，管治水平似乎更胜一筹，民众的认受性更多一些，但比回归前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似乎略逊一层。有三个案例可供说明。 一、“雷曼苦主”是政府对金融企业监管不利的产物 在全球金融海啸中，美国第4大投行雷曼兄弟轰然倒下。在香港，至少有21间银行及1间金融机构涉及销售雷曼产品，约有5万港人，动用逾250亿港元投资雷曼发行的金融产品。许多投资者认为：政府和银行要为推销雷曼产品负责。他们组成“雷曼苦主大联盟”，采取集会、游行、包围立法会、向监管机构投诉、进行法律诉讼等行动，要求全数赔偿。 （一）港府的暧昧 香港人对此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投资者要为自己的投资风险负全责，不能输打赢要，赚了钱归己，赔了钱要银行买单。香港是个投资自由度很高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健全，信息充分和对称，投资者有权做或不做任何投资，但风险要自负。香港立埠百年，历经过数次金融风暴和股市、楼市的暴长狂跌，投资者越来越成熟和理性，很少有投资失利而向政府和银行索赔的，除非涉及商业欺诈等刑责。 第二种意见认为，部分商业银行员工在推销雷曼产品时涉嫌不当销售，将结构性或衍生投资产品诱导或误导为保本兼低风险投资产品，有违公平交易原则，使不少中小储户成为风险投资者，因此要求商业银行全数赎回，保障储户利益。 由于民意代表的积极界入，第二种意见占了主导地位，反应在香港立法会以大比数通过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雷曼事件。 香港政府对第一种意见没有发表意见，对第二种意见有保留，认为引用特权法可能阻碍证监会的调查。可事实上，证监会对推销包括雷曼产品在内的高风险金融产品的调查力度软弱无力，只注重投资者和银行签署的在形式上公平交易的法律文件。 反对引用特权法调查该事件的银行家担心，为配合调查，银行要披露机密档案，造成很坏的先例，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亦会拖慢银行处理有关雷曼投资者的投诉，影响进行回购并达成和解的进度。香港是法治社会，应以调解和诉讼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行政和民意的干预。 （二）银行是被政府宠坏的商业机构 香港是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它有自由的营商环境，健全的法制基础，便利的交通枢杻，公开的信息和传媒，广大的可延伸到中国内地的商业腹地。银行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银行提供的各种服务和功能，人们将寸步难行。香港的亚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香港成功的重要条件，是香港的竞争优势。金融业对香港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然而，长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的银行宠爱有加。香港的银行有恃无恐，受其商业利益左右，睛天送伞、雨天收伞的顽疾不改，例如这次金融海啸来临，中小企业被不少银行收紧信贷，雪上加霜，破产在即。 香港人形成的集体价值取向是，银行是最重要的，是最有诚信的，是不会犯错的；任何对银行不当行为的挑战，都被视为破坏银行体系，乃至动摇香港金融中心之根本。在一般人眼中，各行各业都可在商业竞争中优胜劣汰，唯独银行不能倒闭，因为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成本太大。因此，在香港，银行虽是企业，但享受着企业之王的种种特权和处在市场竞争的优越地位。 近年来，在垄断经营中，香港的商业银行被宠坏了，疯狂地扩张原本不属于主导经营的高风险业务，例如股票、保险、基金、债券、期货等，而这在许多国家是限制商业银行经营的。最不可思议的是将高风险的债券、基金等引入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和客户服务，部分“雷曼苦主”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成为受害者。一些商业银行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摧残和杀戮自己的唯一资产——客户，来赚取利润，实属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香港的商业银行被宠坏的最大表现是，丧失了公平交易、以客为本的宗旨。这宗旨本应是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基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聂皖生 2009-01-21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在这场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其实，金融衍生产品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底是好东西或是坏东西？是智慧还是骗术？见仁见智。但关于这样的金融产品，我们很多人事实上并不陌生，由金融衍生产品给中国企业所带来的灾难更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些灾难的产生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没有正确的管理和评价风险。   正确认识和了解金融衍生产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在这场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其实，金融衍生产品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底是好东西或是坏东西？是智慧还是骗术？见仁见智。但关于这样的金融产品，我们很多人事实上并不陌生，由金融衍生产品给中国企业所带来的灾难更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些灾难的产生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没有正确的管理和评价风险。   吃一堑，为什么不能长一智？   也许我们还记得，2004年12月1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总计亏损5.5亿美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之严重资不抵债，已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求是》杂志曾发表调查报告，盛赞中国航油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报告称，公司的成功并无特殊的背景和机遇，完全是靠自己艰苦奋斗取得的。同时，国资委也表示，中国航油是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的一个成功典范。那么是什么导致其巨亏呢？据正式公布的新加坡普华永道会计公司针对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石油期权巨额亏损事件做出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对油价走势的错误判断、没有按照行业标准评估期权组合价值、没有针对期权交易的风险管理规定、董事会特别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尽职等是导致中航油巨亏的主要原因。   中航油(新加坡)在这场腥风血雨中其实从一开始就种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其从事的期权交易所面临的风险敞口是巨大的。就期权买方而言，由于风险一次性锁定，最大损失不过是业已付出的期权费，但收益却可能很大(在看跌期权中)甚至是无限量(在看涨期权中)。相反，对于期权卖方收益被一次确定了，最大收益限于收取买方的期权费，然而其承担的损失却可能很大(在看跌期权中)，以致无限量(在看涨期权中)。至于在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等方面期权合约与期货合约大致相似，只是期权风险可能还会涉及更多的法律风险与难度更大的操作风险。中航油(新加坡)却恰恰选择了风险最大的做空期权。   期权交易本身的高风险性使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中航油暴露在市场风险极高的国际衍生交易市场中。国际上，期权的卖方一般是具有很强市场判断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大型商业银行和证券机构，而中航油(新加坡)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由于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从事的是场外期权交易(即OTC交易)，交易双方都必须承担比交易所衍生品交易更大的信用风险，然而中航油(新加坡)的交易对手却是在信息收集和分析技术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机构交易者，其必然会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垄断地位来获利，几乎将信用风险全部转嫁到中航油(新加坡)身上。加上中航油所雇用的交易员竟全是外籍交易员，机密全部暴露，营运风险加剧，在这种强势对手面前，公司无疑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同时导致了公司严重违规操作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风险，因为其从事的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当时明令禁止的。中航油的期权交易远远超过远期套期保值的需要，属于纯粹的博弈投机行为。   如果中航油的巨亏能给后来者一点经验倒也值得，问题是吃一堑并没有长一智。   2008年，一部分中国企业的命运竟前所未有地与国际市场捆绑在了一起。当金融海啸真的降临，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个微小变化，就足以让我们的这些企业感受剧烈动荡，国际衍生品市场的影响力犹如蝴蝶效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拨弄着我们脆弱的神经。   几乎是一夜之间，损失突然爆发了出来，投资国际衍生品使一大批企业深受其害。中信泰富、深南电、国航、东航……一大批中国企业正在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买单，在为不成熟的套保理念买单，一些企业也许只是缴纳了昂贵的学费，而另一些企业却已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毫无疑问，深南电与高盛的对赌事件已经成了经典案例。深南电原本是一家效益稳定、运营情况良好的电力公司，但是在与高盛的子公司杰润公司对赌之后，深南电如今已是风雨飘摇。深南电2008年10月21日公告称,该公司在3月12日与美国高盛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杰润（新加坡）私营公司签订的期权合约，这一合约未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也未及时披露。  ...

2009-01-21 当金融海啸席卷世界之际，已经晋身「国际赌城」行列的澳门，当然亦不可能置身事外，经济成长渐渐开始放缓，停工解雇减薪休假之类的救亡措施亦陆续出现。但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部分澳门居民竟然会视此次金融海啸为一次「入市」买楼机遇，这种情况就非在澳门居住的外人所能想象。   当金融海啸席卷世界之际，已经晋身「国际赌城」行列的澳门，当然亦不可能置身事外，经济成长渐渐开始放缓，停工解雇减薪休假之类的救亡措施亦陆续出现。但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部分澳门居民竟然会视此次金融海啸为一次「入市」买楼机遇，这种情况就非在澳门居住的外人所能想象。 澳门大型工程纷纷暂停，四千香港工人率先被炒 2008年11月20日，澳门经济财政政务司司长谭伯源在澳门立法会上披露，澳门2008第三季的失业数字是10,500人，比第二季多出1,400人，就业不足人数亦高达5,100人，其中76%是建设业工人。不但如此，澳门第二季的经济增长是百分之21.1%，比第一季的31.6%，下降约10百分点。下半年的经济成长放缓更是明显，第三季的增长可能只有11%，第四季可能出现负增长。故此，预计2008年全年经济实质增长将明显低于2007年。 还算幸运的是，澳门居民一向的投资态度相当保守，不懂的东西就绝对不会去买，因此，在银行职员游说之下购入像「雷曼债券」、「雷曼迷债」之类金融衍生工具的澳门市民，可谓凤毛麟角。澳门金融管理公布的约二亿元「雷曼债券」、「雷曼迷债」中，除某银行拥有约半数之外，真正受到经济损失的澳门居民少之又少，对澳门经济的打击面不算太过严重。相反地，由于近年来个人或家庭所得急升，不少中产阶级（特别是公务员）手上都持有不少现金，相对地也减轻了不少澳门内部的暴戾之气。 澳门失业人数上升，最先打击的并非单单只有澳门本地工人，而是至2008年9月底为止，在澳门各行各业内工作，建造业工人又占其中相当比例的104,281位外地劳工。目前的打击，主要集中在各项大型工程纷纷叫停的建造业。 例如，何厚铧特首宣读施政报告当日（2008年11月12日），美国「威尼斯人金沙集团」同时宣布，除了四季酒店的高级公寓部分继续兴建外，其它五至六期（包括香格里拉、商贸、瑞吉、喜来登四家酒店）在路凼金光大道上正在进行的工程，都会暂时停工。原因在该公司为了筹措资金应付短期债务，发行新股集资21.4亿美元，希望保留自有资金，避免违反部分的美国借贷条款，触发社会危机。 此项停工决定的实时影响，是在威尼斯人金沙集团路凼金光大道上工作的香港籍建造业外劳，除仍在兴建四季酒店的建筑工人和极少数不可或缺的管理人员之外，约4,000名香港建筑工人都实时解雇，被迫回流香港。 此外，其它传出可能叫停的大型建设工程还包括「银河娱乐渡假城综合渡假村」（银河娱乐集团）、「新濠天地综合娱乐渡假村」（新濠博亚集团），和「星丽门渡假村」（丽新及其相关集团）。除了银河娱乐集团实时表示仍有信心之外，其它公司均对有关消息不予置评。 不过，到了2008年11月20日，银河娱乐集团也以当前澳门市场及全球经济环境重大转变为理由，正式宣布延迟银河渡假城综合渡假村项目开幕，由原来的2009年推至2010年。与此同时，该公司亦传出将会遣散50~70%的建筑工人，工程师等管理层也会削减人手，只留下少数高层外雇职员，本地雇员也会裁减。 至此为止，澳门特区政府不久之前宣称的，明年仍将有两个大型项目落成的目标，迄今只剩下「新濠天地综合娱乐渡假村」一个项目。 外劳中层管理人员优先被炒，本地基层员工减薪放假 但是，「新濠博亚集团」旗下的皇冠酒店（赌场），为削减约2,500万美元开支，亦在最近相继推出「四选一」减薪方案（雇员薪水减半，不裁员，以放无薪假期取代减薪等等），更开始着手削减酒店的中层管理人员，特别是自外地雇用的外来劳工（其中不少是香港居民），以减轻开支。 故此，除威尼斯人金沙集团已经裁员的4,000名香港建设工人之外，其它在澳门工作的约16,000名香港建设工人，亦将在完成各项大型工程的结束部分（手尾）之后，陆续回流香港，估计会将香港的建造业失业率，由目前的8%，至少推高至15%或以上。 事实上，除了建造业工人外，由于澳门本地能操流利英语及具有国际认可专业资格的雇员严重缺乏，自2004年5月「金沙效应」后，澳门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发展以来，与博彩旅游业有关的博彩管理、观光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等等相关行业，亦雇用了数以万计的香港外劳出任中高级管理人员。 例如，四家港资及港外合资的博彩公司，迄今就至少雇用6,000名香港外劳，出任中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澳门经济继续下滑，这批香港高级外劳应该亦难逃被解雇的命运。 不但如此，数以万计在澳门打工的菲律宾家务助理（菲雇），亦极有可能在某些澳门二人家庭中其中一名成员被解雇后，不予续约，纷纷被迫返回祖国。 旅游业大幅衰退，港澳渡轮服务影响最大 除了各项与博彩业有关的大型工程陆续宣布暂停之外，在中央人民政府自七月开始的收紧政策影响下，作为澳门最重要经济支柱的旅游业，最近数月亦出现下滑的趋势。 最近三年以来，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提供的数字显示，抵达澳门旅客的总人次自2005年的1,871.1万人次，一路上升至2006年的2,199.8万人次和2007年的2,699.3万人次。最近三年中国内地旅客抵澳门旅客的数字分别是2005年的1,046.3万，2006年的1,198.5万，2007年的1,488.6万；其中经陆路（主要是经珠海）和海路（主要是经香港）抵澳的中国内地旅客，在2007年分别是1,227.5万和227万，分别占82.56%和15.27%。 但是，自中央人民政府推出内地人民赴澳门签发通行证时间自两周延长至二至三个月，及不再允许持赴香港通行证内地人民可以转往澳门出入一次的收紧措施出台后，今年第三季（七至九月）起，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前来澳门的内地游客，都开始出现停滞或衰退的现象；尤其是自香港到澳门的海路来客，更是骤然大减。 以每周都至少要来回港澳一次的笔者亲身体验为例，以前黄金时间一票难求的即班离港的港澳喷射水翼船票，现在已是随时可以买到，随到随走。早上九时至晚上九时以前常常出现的港澳渡轮临时加班现象，现在亦再不复见。有些时侯，由于某班喷射船的乘客太少，渡轮公司还将两班喷船的乘客合并成一班开出，令部分旅客要多等十五分钟。...

2009-01-21 随着香港公布第三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1.7%，香港经济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衰退的边沿。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香港的金融、旅游、房地产、物流四大支柱行业受到全面影响，经济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冲击，已是不争事实。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面对整体经济的下滑，香港特区政府能否化险为夷？香港的社会矛盾会否加深？香港的长远竞争力会否受到影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从长期看香港是北京的财富还是包袱？   随着香港公布第三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1.7%，香港经济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衰退的边沿。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香港的金融、旅游、房地产、物流四大支柱行业受到全面影响，经济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冲击，已是不争事实。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面对整体经济的下滑，香港特区政府能否化险为夷？香港的社会矛盾会否加深？香港的长远竞争力会否受到影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从长期看香港是北京的财富还是包袱？ 香港的政治局势是复杂的，香港特区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民望不断下挫，让人们对上述问题愈加担忧。随着曾荫权进入第二任期，他与民众的“蜜月期”早结束，西方民主轮替政治的影响与殖民地传统思维的绞缠，不可避免地令曾荫权过早地成为施政上的“跛脚鸭”。一方面，特区政府在去年推出的大型基建项目受到立法会的挑战，迟迟无法上马；另一方面，试图在委任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方面另辟蹊径的做法又受到民意的反弹，一切事情似乎都令曾荫权动辄得咎。在这种状况下，港府能否有效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特别是温总理在俄罗斯高调谈论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经济，更令香港耳语满天飞，左、中、右三方都做出了对曾荫权不利的解读，也希望在未来的特区政府全力布局中先行卡位。在这种趋势下，北京方面尤其需要对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施政方向、香港与内地的长期关系有清醒的判断。 首先，香港经济将面临金融海啸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巨大冲击。香港的金融、地产已经快速下滑，旅游、物流即将进入寒冬。但是，如果全球经济不进入大萧条、全球化进程不大幅度逆转、各国不采取贸易保护的孤立主义政策，香港经济就会像1998年后那样找到新的定位，并且通过市场机制适应并形成与内地的新关系，就会再次发挥自己管制少、开放度高、市场灵活的特点。因此，中央对香港政策的原则应该是，继续发挥香港作为中国开放经济防火墙的作用，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出新的尝试。如果说在金融海啸前，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的位置排在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位，那么金融海啸的尘埃落定后，背靠内地的香港完全可以有条件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至少与纽约、伦敦平起平坐。当然，这种前景能否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央如何用香港。 其次，香港特区政府目前的主要官员，从特首到财政司长、从金管局总裁到特首办主任，完整经历过1998年金融海啸与索罗斯的对抗，在危急关头他们敢于打破“市场至上”的教条直接入市，既挽救了香港经济又赚到了利润。在全世界范围，很少有政府又如此多的高级官员，既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且能全身而退，而且目前他们还在权力的巅峰。因此，香港政府对金融海啸的基本判断是“危中有机”，成立的是“机遇委员会”来抗击和应对金融海啸，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及时评估形势，筹谋应对之道，以及捕捉新的机遇，从而提高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中央应该放手让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施政，尽力帮助他们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尤其是要约束那些号称在北京有关系的香港人士的“放话”。其目标就是要令香港成为金融海啸后国际金融新体系和新市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第三，为了社会稳定，香港政府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精力，去处理“雷曼迷你债券”等事务。其实，该事件的主要投资者是富人，如今在部分立法会议员的串联下，结合部分中老年投资人，该事件越闹越大。这个事件，一方面反映出在民意上处于下风的特区政府凡事讨好民意的心态，而罔顾了“投资有风险，输者自负”的原则。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事情越来越多，势必会牵扯更多的精力。因此，对于类似事件，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纸应该予以客观报道，并在社论上订出基调，必要时也可请中联办官员或其他官员（如央行）发表看法。 第四，挽救香港经济下滑的当务之急，是配合国内的刺激投资计划，迅速启动香港内部和跨境的基建项目。港珠澳大桥、深港机场铁路、穗深港客运铁路专线，完全可以在粤港联手下迅速启动，而香港内部的西九龙文化中心等大型的基建项目，也可以趁这个时机排除内部的反对声音迅速开工。这些跨境项目，既能够对抗经济下滑，缓解失业率上升，又能够从长远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中央的对港决策机构一定要抓紧时机，赶快督促相关部门落实。 回归十年来，港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从“地理”回归到“心理”回归的过渡，在这次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及时形成兼顾短期和长期的香港政策，香港经济就完全可以走出危机，并在新的全球竞争中形成新的定位，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发展。

2009-01-21 前几年美元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在全球营造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香港更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风，经济景气，股市飙升……但不到一年时间，从美国华尔街发飙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所过之处，泡沫散尽，东方之珠也黯然失色。   前几年美元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在全球营造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香港更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风，经济景气，股市飙升……但不到一年时间，从美国华尔街发飙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所过之处，泡沫散尽，东方之珠也黯然失色。退潮之后才能看出暗礁险壑，才能看清谁在裸泳，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未完全消除，但香港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次金融狂飙中显露无遗。对香港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已经暴露出经济结构上的致命内伤，但是这次危机的力度远比十年前猛烈，影响也更为深远，但是香港人的思维仍旧停留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成为香港经济转型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波金融海啸刮到香港，香港马上出现裁员减薪潮，而餐饮、旅游这些关系就业的服务业更面临倒闭困境，同时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调，中产和中低收入者同时感到严冬到来的寒意。更为严峻的是，在珠三角从事加工贸易的上万家港资企业面临倒闭困境，不良港商撩担子“走佬”也影响到内地社会的稳定。同时，因雷曼债券所引发的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争也备受关注，这个问题更是亚洲金融风暴所未出现过的。 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无论是本港服务业的困难，还是内地港商的困境，都反映出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香港经济高度依赖金融、贸易、旅游以及房地产四大行业，其中控制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房地产行业畸形繁荣，更胁持了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香港经济在过去十年转型困难。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特区政府一度试图发展资讯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但当时推出的几大项目都搞成了房地产，最终要和毗邻的深圳去“互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效果还有待检验。 随着经济的起飞，房地产一般会随之发展，但是房地产如果开发过度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香港的房地产从五六十年代起步，到七十年代起飞，到八十年代主导经济发展，并推动了香港经济迅速从工业制造向金融贸易等服务业转型，但也正是从那时起埋下今日香港经济转型的诸多弊端： 一是地价不断上涨，逼迫制造业北上珠三角，造成香港工业空心化。工业空心化的后果是大量制造业工人“结构性”失业——失业人员需要再训练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一般只能从事低端服务业，而一旦经济萧条他们便是首当其冲的牺牲者，结构性失业是香港的顽疾，二十年前如是，十年前如是，现在更如是。 二是中小企业难以扩展经营，香港有很多传统饮食都非常有特色，但是经营店面都很小，一旦房租上涨就会面临关门或者搬迁，因此更难有扩张的机会。曾与几个香港朋友在台北品尝各种风味小吃，这几位朋友都不禁伤感，说香港的老字号风味越来越少了，大排档越来越少了，街头摊贩也没有了，都是地产害的！香港的富豪十有八九出自房地产业，而不是其他行业，就可窥其中端倪。这些房地产富豪利用资金优势反过来从事餐饮、超市等民生行业，结果形成垄断局面，进一步掌控香港经济。 三是地价高企不利于进行科技创业、文化创意这些周期长、风险高产业的孵化。高新技术产业因为风险高，因此在创业初期都是希望成本低廉，香港的高地租自然不能满足这个条件（香港科技产业难以发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后面再谈）。至于房地产过度发展对香港精神空间的蚕食，让香港文化创意产业至今也没有太大成效。在香港，读书人不免要为房间摆不下一张书桌而苦恼，为书架太小摆不了几本书而要割爱。在旺角，“二楼书店”已经名不符实，因为随着租金的上涨，早期还可以在二楼营业的书店也被迫往上搬，成为六楼、七楼书店。 急功近利观念陈旧 有人或许认为，畸形繁荣的房地产业绑架香港经济，造成香港经济转型困难可能言过其实，因为影响经济转型的因素很多。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是其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在香港还有一个观念性因素与之相辅相成，构成了产生这诸多问题并影响香港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土壤。或许因为地狭人多、竞争激烈的原因，很多香港人急功近利，流行注重搵“快钱”的商业文化（也是市民文化），而对于长远投资、产业升级转型几乎没有概念。 与台商相比，可以明显发现港商的理念和行为差异。八十年代，台商晚于港商进入珠三角，刚开始也都是从事低端的“三来一补”加工业。但后来，大多数港商一直停留在简单的外包模式和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模式，而台商则在90年代发展到有自主创新和创意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比如台资的富士康虽然也是代工电子产品，但是其制造流程、工艺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创新，其科技含量也不低。少数台商更从ODM发展到了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原始品牌制造商），但在这一块做得更好的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比如三星、LG已经成为世界性品牌。 同比之下，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服装加工、电子产品虽然在国际市场有一定竞争力，但是香港产业转型的结果是外迁到内地，而当时韩国这些制造业则是就地升级，服装制造业发展成为高档面料生产基地，电子产品现在则可以叫板日本。 港资企业对转型升级的麻木和忽视，在2000年以来导致其在珠三角的地位趋向边缘化。据说几年前东莞市政府开始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时有这样的政策导向：“抓紧台资使放心，握紧日资不放松，引资欧美下狠功，观察港资行不行。”观察的结果自然是不行，以至于这两年在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中纷纷谢幕退场。 港资企业三重三轻的教训 台湾、韩国能够实现转型，为什么香港不能？香港急功近利“赚快钱”的商业文化，导致港商既没有转型的动力，也没有这个能力。这种文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港资企业三重三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8-12-30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已全面升级，成为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综合各种因素之后的研究都显示，金融系统缺乏监管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教训又一次给中国金融系统发出警示，因此，为了保障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必须尽快提高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监管。   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未来趋势与建议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已全面升级，成为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综合各种因素之后的研究都显示，金融系统缺乏监管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教训又一次给中国金融系统发出警示，因此，为了保障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必须尽快提高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监管。与此同时，还必须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和健全稽核体系，防范海外并购风险，并加快推进金融对内开放，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和解决外资参股问题。 强化金融监管实行对等开放原则 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不仅是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中国建构有效金融监管体制的目标。现阶段中国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制，要保障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协调配合。不仅需要加强对金融企业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同时也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监管。为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仅需要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依法监管，而且还必须强化金融监管手段，采取先进的监控和检查技术手段，对重大金融活动和交易行为实行严密监测，提高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效率。 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重要启示。不仅要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以防其海外风险敞口过大，还必须加强对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速度。目前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与之相反，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却非常缓慢。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考虑国外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金融机构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速度。 其次，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采取各种措施尽力遏制跨国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要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使竞争处于规范化和法制化之中。 加强风险控制建立稽核体系 风险控制是金融的核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从宏观层次来看，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从微观层次来看，风险控制能力代表着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因此，中国必须有效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特别要防止出现大的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日益增加，风险表现形式日趋复杂。演变成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就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系统无法有效控制其风险敞口，是引发和放大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成因之一。导致风险敞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一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部门存在草率承销和欺诈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漏洞。二是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实践中存在缺陷，放松了对市场流动性、融资流动性、集中性风险、名誉风险以及表外风险敞口的评估和管理。三是投资者尽职调查流于形式、过于轻率，突出表现为机械性地过分依赖信用评级机构。四是对次贷担保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CDO）风险评估的失真和失误。五是金融机构进行的公众披露有时未能说明其表内外风险敞口。六是存在着众多的扭曲激励，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之前的资本框架鼓励银行将低风险资产证券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低资金成本的工具来支持高风险资产的证券化。 又如金融机构管理人员薪酬模式忽视长期风险，相当于鼓励过度冒险。以上风险没有受到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的充分监督。中国金融机构要引以为戒，要加快完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和内控机制，建立健全问责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稽核体系。 完善内控机制严防海外并购风险 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海外发展不断提速。中资银行在海外拓展的手段除了传统的直接设立分支机构、机构延伸方式之外，也开始采用投资参股或并购方式，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中资银行拓展海外市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究竟选择何种方式，影响因素很多。从选择并购方式来看，可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可突破国外对外资银行机构设立和业务范围的监管，以原有银行为依托、开拓地区市场；节省新设银行的开办费，降低机会成本；减少新设银行跨国并购整合阶段的风险；吸收先进的银行业管理经验；拥有主动权，可根据发展战略目标自主地选择并购对象。 但是，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风险问题值得关注，其海外并购和扩张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为：一是高素质国际化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不足、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弱；二是不熟悉东道国的经济、法律运作环境和方式。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来看，中资金融机构对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对外投资风险认识不足。为此，需要特别重视加强调研分析、完善内控机制、慎重稳步推进。 掌握主动权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在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总结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最终确立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战略：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实施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把握两个方面，即慎重的态度和稳健的操作。这里所指的慎重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始终掌握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主动权。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全属于一国的主权范畴，当事国对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中国理所当然地要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做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地安排。在实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8-12-04 今年三月下旬，我就撰文批判，指出最近廿多年来，全球经济在一九八九年世银经济学家威廉斯（John Williams）所鼓吹并造成的“华盛顿共识”下，放任金融主义已取得了支配权，并使全球经济的话语权落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旗下的分析师手中。   金融债务帝国的崩坏 （编者按：此文是南方朔先生今年3月28日所写，此次发表前进行了一些编辑修改，包括根据美国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增加了一些最新的数据和资料。南方朔先生认为，华尔街今天的金融海啸以及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其实是美国双赤字财政结构和美国金融扩张主义的后果，也是金融话语权被华尔街金融寡头垄断后结出的苦果。而在世界各国深受其害之际，国际社会已必须检讨国际经济新秩序，包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G8峰会寻找应对之策。） 今年三月下旬，我就撰文批判，指出最近廿多年来，全球经济在一九八九年世银经济学家威廉斯（John Williams）所鼓吹并造成的“华盛顿共识”下，放任金融主义已取得了支配权，并使全球经济的话语权落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旗下的分析师手中。它也成了过世不久的美国元老经济学家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所说的“似是而非的通俗见解”（conventional wisdoms），那就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不加反省地认为“股市好就经济好”、“房市好就经济好”，后进国对国际资本进出愈放任，就愈会得到“对资本友善”（capital-friendly）的称赞。经济学似乎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金融投资理财学，好像只有放任自由、不加管控约束的金融，才称得上是自由市场经济，因而理所当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自由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经济学概念被严重扭曲 正因为经济的话语权已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改变，经济学的概念被如此严重扭曲，终于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次贷风暴，并在之后持续扩大，进一步变成了今天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其危害已经波及全球。而原先那种“股市好就经济好”、“房市好就经济好”的逻辑，当然也就延伸成“救金融就是救经济”、“救券商、救金融公司就是救经济”的美国政策。美国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出手接管‘房利美’和‘房贷美’；紧急提供保险业巨头AIG八百五十亿美元贷款，购进约八成股权；以及由布什行政当局提出交由美国国会通过的逾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等，就是这个美国国策的具体体现。 目前，美国的金融灾难事实上已由最开始的次按房贷蔓延到优质房贷，由投资银行蔓延到一般的商业银行。今年四月，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率先倒下；9月，成立一百五十八年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与此同时，成立九十年的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同意将该行以440亿美元卖给美国银行；硕果仅存的两家华尔街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转型为普通商业银行，宣告了在全球金融市场翻云覆雨的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从此成为历史。 随着金融海啸的蔓延，美国普通商业银行事实上已经是百孔千疮，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问题银行观察名单上的数目已经急升三成，至一百一十七间；而据估计，最终出问题的地方商业银行将达数百家之多。 金融海啸蔓延商业银行 为挽救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可以说是出尽了各种招数。今年前三个月，美国联储局即已三度大幅降息，年利率由百分之四点二五降至百分之二点二五，利息已低过预估通胀率百分之二点五，意味着美国正式进入“负利率”阶段，但效果还是不彰。我当时就指出，美国政府这种思维之目的，当然是要藉此把残余的储蓄以及进入美国的金钱全部逼到金融投资市场上。 从那时开始，美国政府财政部和联储局实际上就已经持续出重手，要将国家财政用来支撑主要券商及投资银行，包括后来先后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对此，由于经济话语权在华尔街金融寡头手中，他们对这些手法当然额手称庆。但问题在于，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有它的道德合理性，当政府大力使用公共资源援救那些把问题搞坏的金融肇事者，其道德合理性何在？当今媒体宣称“公司太大不能倒”、“次贷问题太复杂不能倒”，并以此来合理化政府的援救政策。殊不知美国政府此举其实是在饮鸠止渴，挖更大的洞来补前一个洞，洞来洞去，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 去年次贷问题初现时，即有人主张美国应对信用市场作出“健康性的紧缩”，用短痛来防止长痛。但这种意见当然不可能被华尔街金融寡头集团所接受，于是问题遂在拖延中加速恶化。而今更大的风暴已经出现。 救市措施的道德成本 今年三月时，我就指出美国政府推出上述抢救措施的道德成本包括： （一）它等于是把全球当成了“以邻为壑”的对象。它进一步地放松信用，这等于让美元更加过度供给，进一步造成美元贬值。从那时开始，美国债市股市房市皆告崩塌，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但造成商品市场预期心理以及现实汇价压力下的超涨；而美元的一再过度供给及贬势不休，也使得美国本身的资金及国际美元在一段时间内大举进入石油及各种金属粮食原物料期货投机市场。这就是说，美国已成了通胀输出的元凶。记得当时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在出席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时即明言当时的石油供需正常，油价上涨乃是美元持续贬值所造成的热钱避险投机炒作所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执行长希兰女士，也明言粮价上涨中的投机因素，美国的通膨及通膨输出，已对全球、特别是全球的穷人造成了极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