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09-11-02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9月20日举行，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本届产生的立法议员为29人，其中7人由行政长官委任，10人经间接选举选出，而12人则透过直接选举选出。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9月20日举行，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本届产生的立法议员为29人，其中7人由行政长官委任，10人经间接选举选出，而12人则透过直接选举选出。 澳门立法会选举的历史背景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 （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这种“中国主权、葡国管理”的统治方式，被历史学家称之“澳门模式”（Macau Formula）。 一八二二年之后，“市政议会”的立法权力逐渐被葡萄牙皇帝直接派遣的澳门总督及其咨询机构“立法会”所蚕食和取代。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群葡国年轻军官组成的革命组织“武装部队运动”(Armed Force Movement)，在数小时内发动了一次不流血政变，推翻了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沙总统(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所建立，并由卡丹奴总统(Marcello Caetano)所继承的独裁政权。这场民主革命被称为“石竹花革命”。 “石竹花革命”后，葡萄牙积极推行“非殖民化”政策，让所有前葡国殖民地（包括安哥拉、莫三鼻给、圣多美及普林西比、佛得角群岛、澳门、东帝汶）次第独立。但是，由于澳门的情势特殊，只是“葡萄牙（暂时）管理的（中国）领土”，在中国政府婉拒葡萄牙马上交还澳门之后，葡萄牙里斯本当局便在一九七六年制订，一九八二年修改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在葡萄牙管治之下的澳门地区，由一适合其特别情况的组织章程所管治。”(O territorio...

天大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联合课题组 2009-11-02   随着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现状和国际金融机构运行的不满和批评达到了高潮，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却充满了期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包括G20峰会、G8峰会、“金砖四国”（BRIC）会晤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多边或双边会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2009年7月底，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在宏观政策协调、投资、贸易以及气候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全球宏观经济低迷之际，人们对通过中美两国的合作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充满希冀。 本报告分析了短期内中国应努力的两个方向：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深化中美平等合作。在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中国应在推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适当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在中美合作方面，双方应当加大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寻求两国更加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机构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共同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而且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因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直接决定了国际金融体系运行的其他方面。本轮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监管、金融危机预警和防范以及危机爆发后救助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端。由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建立在旧的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目前已经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成为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最重要的内容。 (一)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突破口，提升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增加其可利用的金融资源、扩大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但是同时我们认为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作用需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前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机制等方面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1、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1945年，成立之初由于各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的份额和投票权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的手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合计份额和投票权超过60%，而发展中国家份额和投票权却十分的稀少。以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为例，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仅为3.72%和3.66%，印度也只有1.92%和1.8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分配的失衡为发达国家在各种规则制定和对话谈判中创造了先天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普遍质疑。因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分配更加客观地反映当今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 首先，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在考虑既有经济规模等存量指标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等增量指标，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是相一致的。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以“金砖四国”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表明，2006年到2008年,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7%,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同期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大于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方面理应更多地反映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在具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措施方面，可建议采取以下途径：一是缩短成员国份额重新审核的间隔年限，从目前的5年缩短至3年甚至更短，使份额分配能够更为及时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二是在增加份额的过程中，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当的优先认购权，以不按照现有的份额比例分配的非对称增发方式逐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股权比例；三是为了扩充自身的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我们认为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发行可转换债券具有可行性，并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内经济状况满足一定的条件下，选择将债券转换为特别提款权，既可以提高债券的吸引力，又可能逐步提高发展中国家持有的特别提款权份额，进而实现话语权的提升。 其次，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之中。话语权不仅仅体现在所拥有的份额和投票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具体规则制定过程的参与程度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对话和谈判之中，在具体规则的制订过程当中，应该更加积极地为保护本国利益而努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规则的制订过程，客观要求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民主性和透明性，允许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官员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具体运作当中，在基金组织高管人员的选拔方面，真正地体现公开、公正和择优任用的原则，改变过去欧美国家在领导人位置“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应该争取有更多中国籍人员进入IMF工作，熟悉规则与环境，为今后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做准备。另外，争取重新修订IMF的有关条款，如对IMF第四条款进行修订，防止其成为他国攻击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借口。 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主要目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形成一种更加有效的制衡机制，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水平，绝非单纯的为了终结美国第一大股东地位。相反，一个更加健全而有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需要美国正确地发挥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管理优势，促进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 2、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倍受争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其决策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严重不对称，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占据主导地位、对决策有决定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组织内部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往往被忽略；另一方面是在重大问题上美国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根据最新的分配比例，美国在IMF中占有16.83％的投票权，而IMF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这就意味着美国拥有重大议题的一票否决权，美国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往往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保持其自身霸权地位的一个工具，此外，美国过去也经常利用一票否决权，阻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不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用的发挥。因此，我们认为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需要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同时，尽快废除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具体的操作方面就是要降低重大事项的通过率门槛，改为80%抑或是更低。 既然我们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保证其中立性、权威性以及合法性，单一的主权国家拥有对重大问题的一票否决权显然与一个具有多边协调性质的国际组织不相适应，因而，我们迫切需要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只有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 客观地来看，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的救助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自身的资金实力有限，短期内难以集中足够的资源来对付发达经济体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G20伦敦峰会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和发行债券的共识，通过这两条途径，来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力，以更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并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2009年7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通过了发行债券的框架草案，拟增发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5000亿美元债券；2009年8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向成员国最新配置总额相当于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由此可以看出，在充实资源这一环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取得阶段性成功。 当然，随着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能够在未来持续地发挥其作用，需要一种长久机制以解决其资金来源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寻求通过包括增加份额、发行债券、双边协议、借款总安排和新借款安排等多种措施拓宽其融资来源，同时也应保证其成员国和债权人的权责利统一。 4、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中国的战略与抉择 天大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联合课题组 2009-11-02 本报告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及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战略与抉择。报告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长期政策取向和中国在近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当务之急。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国际金融体系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本报告对这三方面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缺陷进行了分析。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美元仍然面临“特里芬难题”。第二，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多样化的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第三，国际收支调解手段趋于多样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主要缺陷，是美元泛滥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积重难返三个方面。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布雷顿森林机构存在着三大缺陷，包括制度设计缺陷、指导思想僵化和危机管理失职。其中制度设计缺陷又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合理：一是投票权分配不合理、二是份额分配不合理、三是高管遴选机制不合理。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近年来出现了两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逐渐向混业监管转变；二是全球统一监管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混业监管导致的监管低效、对金融市场监管失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不足和国际金融机构监管失职等四个方面。 报告认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和主要分歧，主要集中在各自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前景，本报告总结了七大趋势，包括国际金融体系仍将由美国主导、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逐渐强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加快、区域性的金融合作进程不断深化，以及中国走向国际金融领域的前台。 二、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 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原则，其基本主张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应该“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当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改革；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以及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三、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 报告提出了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五大战略举措，包括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深化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收益、风险、突破口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 在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报告提出了五个突破口，包括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推动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理分工、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报告认为应循序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共同防范热钱流动、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和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 在深化亚洲金融合作方面，报告认为应首先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并尽快完善适应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的相关机制，同时应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此外，也应加强亚洲国家在汇率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在适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报告认为应密切关注并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以及人民币充分国际化后面临的风险，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循序而审慎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具体措施包括：加快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和构建市场微观基础等。 在合理布局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方面，报告认为在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应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深化两地的合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应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在确保金融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为我所用”，即应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以金融市场发展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加大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软环境的建设力度、探寻吸引金融人才的长效机制。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突破口：促进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开展、鼓励更多内地企业到香港发行股票、深化内地和香港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加强热钱防范环节的合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呙中校 2009-09-29 最近有两则消息颇让香港舆论关注。一是粤港合作第12次联系会议在香港举行，除了要加快推进港珠澳大桥、广深港客运专线、港深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提出建立粤港澳联合创新区，把深圳前海作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显示粤港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二是北京学者程洁在Hong Kong Journal的一篇文章引起香港强烈反响。   最近有两则消息颇让香港舆论关注。一是粤港合作第12次联系会议在香港举行，除了要加快推进港珠澳大桥、广深港客运专线、港深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提出建立粤港澳联合创新区，把深圳前海作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显示粤港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二是北京学者程洁在Hong Kong Journal的一篇文章引起香港强烈反响。 程洁的文章似乎是为澄清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的香港“两支管治队伍”之说而写，但也提到中央自2003年七一游行之后，改变“河水不犯井水”的对港态度，从之前的偏向“两制”，转向为更注重“一国”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争取主动权，成为中央的目标，在香港事务上主动出击，把控局面。虽然有人认为“河水犯井水”早已是事实，但还是引起香港舆论哗然。泛民议员指出，文章反映以“一国为主”的政策已在破坏“两制”的实施，若不尽快争取双普选，一国两制等于自掘坟墓，最终“玩死香港”。网友认为，这是“代中央宣告一国两制玩完”。 现在，北京对港政策在经济上是能软则软，极力推动两地融合，其中尤以粤港合作最为突出；政治上则越来越显得强势主动。政治方针与经济措施幷举，软硬兼施，效果不是没有，但也不时激起香港社会反弹，引起广泛争论。 对北京来说，常以香港的民调“是否认同是中国人”、“是否以中国为荣”等指标判断香港人是否爱国。这些指标通常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是这能否说明香港回归十二年后香港人对国家的心态呢？实际的情况非常微妙，从香港的功利主义传统来看，一些“爱国”的香港人很可能是顺势而为，因此表面上的民调数据还不错，但是在实际政治行动上香港人心里想的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香港人可以说，他们的确爱国，爱的是乡土意涵上的中国（country）和文化观念上的中国（nation），但不一定爱政治概念上的中国（state）。然而，即使从乡土、文化等社会层面来看，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依然明显存在，即使是目前深度合作的粤港也是如此。因此，尽管中港两地经济社会有高密度和频度的交流交往，但隔阂的存在让香港人对内地的成见潜移默化，并在各个层面表现出来。 据香港的一项调查，有高达七成的香港居民没去过广东以外的内地省份，对内地的了解当然就只限于媒体的有限报道。而去过的又多是跟着旅行团去旅游，对内地的印象自然是走马观花。对于香港的年长者来说，所获信息有限，对内地的观感也多来自媒体的那些报道。而年轻人虽然经常往返深港，但多数人还认为深圳只是香港的后花园而已，可以便宜地去K歌、跳舞、买东西。我曾与香港的大学生进行交流，我告诉他们：深圳已经是全国第四大经济城市，深圳的科技产业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把香港甩得老远，深圳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准、收入水平已经赶上香港。他们都不敢置信。我就说，这些东西，其实香港的媒体都有报道，只是很零碎很简单的，不会引起香港人注意，香港人平时也不喜欢看这些报道。香港人对近在身边的深圳的认识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 当然，香港朋友中也有对内地认识比较深的。他们经常北上做生意，谈业务，“去了内地才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市场规模之巨”。内地市场潜力的巨大无疑是吸引他们前去的因素之一。他们不但熟悉内地的商业规则、官场运作，也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及风景名胜。但是，在遵纪守法的环境氛围中成长出来的香港人，始终是看不惯内地有关贪污腐败、法治不彰等负面东西，虽然自己有时要去适应这种文化。以香港人在珠三角的出口加工厂为例，货物要出入境就要与海关打交道，内地海关的贪污普遍，官僚作风盛行，没钱就没法开路，海关人员几乎就是大爷，谁都得小心扮孙子。内地的海关差不多是最腐败的政府部门，其他部门如工商、税务可能好一点，但是你也要好好侍候。因此，在内地经商的香港人虽然获取了相当的经济利益，但是与内地官僚交往的屈辱感是难以消除的。对于这些“内地通”来说，也许正是他们了解内地的缘故，在内心深处还是回避内地，而更愿意以“香港人”的身份出现。 另外，对于这些跨境管理者来说，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们是不愿意频繁跨境到珠三角工作。香港学者潘毅、黄洪在一个跨境空间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跨境管理者“讨厌过境，但对他而言，边境突显了地位、金钱和权力。他非常清楚只有跨越边境他才有机会做总裁。他也很享受在中国大陆的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常常到高尔夫球会活动，每晚都在最昂贵的食肆吃晚餐。”他们不与本地人交朋友，也就是说根本未融入当地社区。 不仅管理阶层如此，到深圳定居的香港工薪阶层也极少与当地社区发生联系。我住的小区一度有三分之一的香港人买房居住，其中不少是工薪阶层，如货柜车司机、厨师等。不少香港人娶的还是内地太太，但是他们与社区里的内地人鲜有交流。深圳是内地新兴的移民城市，各地人在社区中都可以很快熟识，但香港人是例外。这里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知识背景、文化认同的差异还很大。因此，即使跨境居住、生活，即使与内地人结婚生子，跨境的香港人始终不愿融入当地社区和社会，潘毅、黄洪的报告指出，“大陆社会充满着诸如腐化、欺诈、罪行、交通混乱等问题”，让这些人抗拒任何与大陆人共享文化特质的想法。 内地人在香港的情况又如何呢？一般认为，香港是个移民社会，对于新移民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回归十几年的情况似乎幷非如此。内地新移民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通过单程证来港的内地人士，这些人一般是低收入者，主要集中于深水埗、天水围、元朗及屯门，不少家庭月均收入仅6500元，如果香港经济不景气则更加困难。香港政府的租屋政策以及就业政策，使这些地区成为香港社会的贫困区，家庭问题丛生，悲剧不断。最典型的是天水围，已经成为香港的“悲情市镇”：全区27万人口中，不少是内地新移民，是香港最多失业人口，最多低收入贫困人士，最多单亲家庭的社区。不管怎么说，这些新移民与香港社会的融合是相当失败的。 另一种是内地赴港读书、工作人士。拿单程证赴港人士是越来越少，但是这些赴港就读、就业的越来越多，这也符合香港人口年轻化、高端化的政策要求。但是这部分人也感到很难融入香港人的圈子。在港就读的内地学生更是为此困惑，他们不怕语言不通，不怕能力不行，但就是难与香港同学交朋友。毕业后留港工作的氛围也让内地生感到孤独。据7月27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内地毕业生小胡所在公司的饭堂可谓泾渭分明，内地人、香港人各坐各的约定俗成的地盘。此外，香港本地人有时也会抱团欺生。这条“分界线”还隐藏于内地人和香港人的工作习惯中。小胡觉得两地人的沟通方式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笔者与内地生交流来看，这种情况确实普遍，是内地生自身交往方式问题？还是背后的文化隔阂、相互竞争问题？ 无论是拿单程证的，还是双程证的新移民，来香港后总会有一段艰难的适应期。在香港的内地新移民、内地学生也因为不了解香港的文化习俗而经常陷入尴尬，甚至为此触犯香港的法律。对此，有人认为在语言问题上，内地来港学生都能很快掌握粤语，而且有不少就是广东长大、说广东话的学生，他们在香港与内地同学交往都很好，但是与香港本地同学始终隔着一层。 香港回归多年来，两地之间的交流虽然频繁，但为什么做不到水乳相融？甚至只是水和油的掺和，虽然没有什么冲突，但始终泾渭分明。这是我在香港深圳之间奔波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香港移民文化特质的丧失。文化背景的差异即如前述，香港人心底里难以认同内地的文化特质、社会习惯等，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早已步入发达地区之列，怎么能去认同一个他们认为“政治腐败、道德败落”的社会呢？而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逐渐形成本地化意识，“香港人”的身份得到确立，但移民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却在逐渐丧失。 文化上的认同与价值观念上的沟通是合作与融合的基础。不管北京为掌控香港局势而主动出击、参与香港事务，还是在经济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都需要深入了解和认识香港人与内地在思想深处的隔阂和差异，需要通过文化层面的深入交流与沟通来达到相互的认同，这样才有可能有真正的融合。...

天大研究院特约评论员 谭志强 2009-09-24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在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 「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澳门立法会选举的背景 相较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西方民选议会的地方，在四百三十年前的一五八○年，澳门便已出现一个由全体葡籍居民选出的「市政议会」（市政厅Leal Senado da Camara），在中国地方官员（香山县丞、广东巡抚）的宽松管理下，在澳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重大事务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的，则由一位 「市政议员」（Vereador，中国官书称之为「委黎多」或「署理濠镜澳大西洋理事官」）与中国官府交涉。 这种「中国主权、葡国管理」的统治方式，被历史家称之「澳门模式」（Macau Formula）。 一八二二年之后，「市政议会」的立法权力逐渐被葡萄牙皇帝直接派遣的澳门总督及其咨询机构「立法会」所蚕食和取代。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一群葡国年轻军官组成的革命组织「武装部队运动」(Armed Force Movement)，在数小时内发动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由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沙总统(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所建立，并由卡丹奴总统(Marcello...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元礼 2009-09-22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在时间上表现为执政的长期性，即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连续赢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在空间上表现为优势的绝对性，即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在最近三届国会中，行动党议员占据了84个议席中的82席，反对党议员只占区区两席。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党独大，在时间上表现为执政的长期性，即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连续赢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在空间上表现为优势的绝对性，即行动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例如在最近三届国会中，行动党议员占据了84个议席中的82席，反对党议员只占区区两席。虽然，一党独大往往听不到不同声音，但新加坡的行动党自有一套克服弊端的好方法： “民事诊所”：连接党与民众的桥梁 定期接见选民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例行工作。议员接见选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一次，一般晚上8点开始，往往深夜才能结束。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一、求见登记；二、求见者向工作人员详谈所要反映的问题。该环节由5至7个志愿者分别接谈，并做详细记录；三、打印谈话内容；四、议员按顺序接见来访民众。由一位工作人员负责将打印好的情况交给议员，并将求见者引见给议员。议员和来访民众见面，进一步核实情况，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在打印好书信内容的专用信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该信件被称为议员的“请愿信”），将其传真给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政府部门和机构则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直接回复当事人。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一般设在该选区某栋组屋一楼的几个房间。这些房间也是行动党社区基金和行动党幼儿园所在地。白天，这些屋子主要是幼儿园上课、活动场所；晚上，则是行动党议员接见选民的地方。这些屋子都十分简陋，外观未经任何装饰。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曾说，民用设施可以堂皇，而且越堂皇越好；但是作为执政党的总部和支部，则应该是在最不堂皇、最不华丽的地方。 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被称为“民事诊所”，因为等候接见的选民正如等候就诊的病人。为选民进行登记和引导选民接受接见的工作人员就像导诊员，而接见选民的议员恰如看病的医生。病人看完病后，拿着医生开具的药方离开诊室；选民接受接见之后，带着议员开具的解决方案离开。 新加坡人在这些“民事诊所”发泄的牢骚，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成长过程的一种记录。在1970年代，人民主要的忧虑是失业和没有房子住，议员经常替选民写信申请的士牌照、小贩执照或是申请组屋，或是要求在被迁置时获得更好的赔偿。1980、1990年代，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主要忧虑从基本生活问题转移到生活素质的提高，例如为孩子争取名校学额、换更大的居所等。选民所提问题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套用行动党自己的说法，该党“至今保持不变的是接见选民的宗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行动党成立15周年的特刊曾以文字形式记载了接见选民的宗旨：“议员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 据统计，1998年共有5万名选民在每周接见活动中向议员求助，其中许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例如能否特别允许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过两个星期；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请永久居民（他们通常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大学学历）。帮助居民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写“求助信”到有关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其他的援助方式来自公民组织和居民委员会，有些是提供财务援助，有些则协助居民找工作等。行动党将这些工作视为同选民保持联系的最重要环节。在为民解困的过程中，议员发出去的“求助信”、拨打的电话数以千计，不间断地搭建桥梁，协助需要援助者。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谈到他接见选民时的一个有趣例子：自己选区的一名选民前来求见，投诉居所附近蚊子孳生，还带了许多被打死的蚊子为证，这些蚊子粘在3张纸上。李显龙把这些蚊子转交给主管市镇理事会的陈文焕议员——最后，蚊子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非常之举：主动增加国会中的“反对派” 为了避免听不到不同声音，行动党倡议在国会设置官委议员。官委议员由国会的一个特别遴选委员会推荐，由总统委任，每任两年半，目的是要使国会里有更广泛的非党派意见和言论。 李光耀曾阐释设立官委议员的原因和结果：由于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议席，加上反对党议员的素质常低于行动党党员，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类观点在国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抒发。于是，新加坡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民选议员进入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被称为官委议员。官委议员的做法获得了成功，它让非行动党出身的人士进入国会。 由于反对党议员人数太少，现实情况中为了更多地听到反对党的声音，经行动党倡议，国会中还设置了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是指在大选中落选后，因得票率比其他落选者高而获任议员的候选人。新加坡宪法规定，如果在大选中，当选议员的反对党候选人少于3名，选举官将宣布得票率最高的反对党候选人为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以3名为限。 李光耀在1984年的国会辩论中阐释了设置非选区议员的原因：非行动党议员和行动党议员不同，他们会把有关滥用职权、贪污或裙带关系的指责直接吐露出来，而行动党议员只有在调查证实有关投诉后才会提出来。因此，反对党议员的这种做法，将更有利于消除民众的猜疑。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解释说，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遵循三大原则：第一，改革后的制度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参加选举的政党。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必须确保新加坡经过大选之后，能够选出一个强有力及效率高超的政府去治理国家。第三，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使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能代表反对党的观点。 拟设“影子内阁”：希望听取不同声音 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虽使国会添加不同声音，但由于绝大多数议员仍是执政党成员，国会中的不同声音依然弱小。 为了进一步改变这种状况，吴作栋在2001年的大选前夕曾提出过设立“影子内阁”的设想：如果在2001年大选中落入反对党手中的国会议席不超过两个，他将考虑在国会中设立“影子内阁”——“替代政策献议团”。届时，他将委任一位国会议员担任“影子内阁”的“总理”，让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担任“影子部长”，以针对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和替代性政策。当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担任“影子部长”之后，便不再只是在国会中提问，而是以“影子内阁”的基础运作。 此次大选结束之后，反对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正好两个。于是，吴作栋为“影子内阁”的设想提出了更具体的想法：即由20名行动党议员组成“人民行动论坛”。它不仅将在国会上扮演发出不同声音的角色，也必须积极深入民间和多个领域，去收集人们对一些政策的意见，以使国会的辩论呈现多元的思考和观点。这个论坛的成员任期两年，两年后由另一组20人的行动党议员轮替，在国会上针对政策与任何课题发表尖锐的意见，甚至提出替代方案。为了方便这些行动党议员畅所欲言，他们在国会辩论政策与法案时，免受行动党党督的限制。换句话说，他们在国会表决时，可以投反对票。不过，议员们所辩论的法案如果涉及宪法，“人民行动论坛”成员的立场还是得和行动党一致。吴作栋希望“人民行动论坛”不仅在国会辩论时提出尖锐的观点和建议，还要能代表广大民众的看法，因为这是许多新加坡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期望——他们希望国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政策论坛：普通党员的“国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于2004年设立行动党政策论坛。按规定，该论坛成员为188名。设立论坛的目的是让党员有更多机会就国家政策发表意见。它被视为行动党普通党员的“国会”，是他们对政策性课题进行讨论、提供意见和献计献策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一论坛，普通党员能够反映“人民关心的课题和政策带来的冲击”，基层党员可以针对政策主动向党的领导层提出建议和批评。目前，该论坛已成为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员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和情感沟通的纽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09-09-22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向世界宣布：“美中关系是塑造２１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有关中美这种互动的重要意义，广东《南方日报》早在2007年3月8日，就以通栏副标题提出了“认知美国消化美国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的说法。这是“消化美国”这个词第一次在国内主要媒体出现，让笔者切身感受到中国岭南文化的伟大。 近170年以来的岭南文化，注入了林则徐、容闳、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伟人的思想和心血，融入了他们探索、留学、救亡、启蒙、共和、革命、改革和振兴中华的思维基因。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岭南文化温暖湿润而充满生气，万象纷呈且蕴涵生机。近代以来，岭南文化的特性就是融合中西文化，既具有包容性，又富有新思想。岭南文化的本质是革新，是开风气之先。或许，广东香山人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团队就是中华民族最早“认知美国，消化美国”的第一代人。 什么叫消化美国？为何要消化美国？ 什么叫消化美国？为什么它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 消化美国(Digesting America)，所谓消化不是消灭，消化是学习，是深刻认知事物的本质，是辨清事物本质中的正面因素及负面因素。 所谓消化美国不是简单的肠胃运动，消化是理性的拿来主义，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在消化运动中，随之成长起来的是消化者自己，是消化者精神和消化功能的不断强大。 消化美国，以一个更为深刻的审视方式，从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和实践，以一种知和行结合的自我强大模式，来认知美国的精神和文化，并消化美国的发展经验。 其实，在中国人消化美国的同时，美国人也在消化中国，双方在相互消化对方的过程中，崇拜的是消化者的自身主体，而不是被消化的他身客体。 因此，消化美国，是精细选择性的吸收和剔除。在欧美的一代华人学者专家和专业人士，他们身处消化美国的主流环境，是自身的书本知识、切身经验、创造性思维方式和创意系统的建立者。他们全面经历了饱含汗水和艰辛的个人奋斗实践过程，将美国之客，化为自身之主。他们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在观察，而是事件发生在场者的介入，也是争取己身利益的攸关方。他们是创造性的主体，在参与、吸收和消化美国的过程中，实现了智慧能量的全方位转化。 认知美国，消化美国，必须改变传统知识积累的方式，建立独特的知识系统，鼓励开拓性的认知，发现中国在美国研究领域的空白，尽可能增加实践性的认知。同时，努力在研究中改进思维方式，实现认知上质的飞跃–直觉领悟。直觉性的认知，使得思想者能够不借助常规思维认知的手段，直接抵达事物的本质。这与中国的“神悟”、“灵性”十分相通，得到美国物理学家苏珊?蓝道尔第五维探索和创新性思考的证实。她认为当今优秀的思想者应该“相信科学，拥抱直觉”。 充分利用旅居海外人文学者跨文化观察软件 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祖慰教授也认为：旅居在海外的“人文学者或者是文学家，他们的观察‘软件’非常独特，既有祖国带去的文化观察软件，又有长期在侨居国获得的文化观察软件，而且组合成了像基因那样的双螺旋构成。” 这种双重思维观察软件，也可以称为跨文化观察软件，它不仅存在于人文学者，也存在于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可能在人文学者的思考中比较显著，他们在政治人文现象的对比中思考。在具体的项目和案例研究中，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往往更多地以现代科学逻辑和推理思考，但是他们整体的科学、经济思想文化风貌，行事风格以及待人接物，离不开这种双重思维软件的运作。 双重思维软件，也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思维交混融合的思维方式，不是剪刀榔头，分开使用，而是对两种文化的缺弊都有所弥补，在思维中，发生交融互通，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在不断接触、吸收和消化美国的思维过程中，双重思维软件能够使得思想者对原来的中华文化产生的惰性有某种程度的警惕意识，例如，对于Aggressiveness（侵略性、进取性）的理解。这个词的主要辞义是侵略性，而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认知，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这样一个英文的褒义词或者中性词，在中文意义中很多时候成了贬意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挑战性。这一词性的认知，对中华文化的创新应该具有建设性意义。 具体一点说，比如在反映民族性格的美国篮球比赛中，成功就是生存的一切，成功压倒精神胜利和道德胜利，姚明的出现和成为明星的成功，姚明作为火箭队的核心，他不仅必须在有规则的条件下保护自己的权益，争取胜利，也要学会在没有规则的条件下，争取胜利。火箭助理教练谆谆教导姚明，对竞赛对手要野一点，狠一点，对自己的队员要吼叫：“浑小子，给我球！”这不仅仅是对姚明性格的改变，也是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挑战，推动中华民族对于美利坚强势性格的学习和消化吸收，在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09-09-22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帝国雄心和帝国心态所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正式确立；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标志着美国军事霸权的确立。两者彼此依赖和支持，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具有帝国性质的主宰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帝国雄心和帝国心态所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正式确立；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标志着美国军事霸权的确立。两者彼此依赖和支持，使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成为具有帝国性质的主宰者。 当前美国的军事霸权依然牢固，没有任何国家真正敢于冒险挑战之。但看经济霸权，其地位已出现明显的松动，主要标志是美国再也不能以帝国的心态和方式来控制全球经济秩序。 过去50多年，美国一直通过操纵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来规范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使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保持可预见性，目的是要使美国资本在熟悉和透明的环境里安全运作，最大程度地谋取利润。 两个轨道上的星球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逐渐勃兴，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操控不再得心应手。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后，双边贸易纠纷日益增多，进出口不平衡持续加剧，美国试图采用针对其他国家的胁迫手段予以扭转，但却无法达到预期目的。自布什政府至今，华盛顿方面一直软硬兼施、多管齐下，但就是拿不出足以迫使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对策。 美国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中心，其帝国机器对体制相同的中小国家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牵制和操控。即便这些国家有自主意识，但不能或不敢越出美国设定的运行轨道。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其初衷也是希望达到如此效果。首先是以苛刻的条件“鼓励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机制，然后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工具和国际多边机制，来驯服和操控中国的政治、经济和贸易政策。 可是迄今为止，无论在双边还是在多边事务中，美国除了利用中国某些易受攻击的弱点获得了一些策略性让步之外，始终不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其惯常的策略和手段迫其就范。个中原因多种多样，最大原因就在于，美国固有的战略思维和陌生的中国现实有互斥性。 大国之间崭新的相处模式 中美两国是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星球，经济、政治和司法体制相差很大，彼此存在着不相容性。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事务上，双方可以合作，但不可能变成主从关系。美国当然可以凭借其明显的优势，在双边事务中把持主导地位，使处于弱势的中国自愿或被迫作出部分改变，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思路去重新塑造中国。 中国现行体制的优与劣，将来自有公论。以强国的标准来审视，中国内部自我管理的全套体制看上去百病丛生，使之在世界舞台上始终有捉襟见肘的后顾之忧。但是，就当前世界局势的演变看，中美两国体制的不一致性，又为备受外部歧视、易受内外夹击的这种体制提供掩护的屏障。与从里到外、通体都被“美国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也有委屈求全的时候，但毕竟保全了至关重要的自主意志。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是指日可待。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其他主要经济体依然在苦苦挣扎之时，中国经济却已率先峰回路转，回复高速增长之势正在蓄积。此种形势使迷信于固有发展模式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而且更会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更加稳固的立足之地。 当前的国际秩序依然以美国为中心，未来一个时期仍将如此。作为这一秩序的长期主导者，美国对中国后来居上之势不可能无动于衷。从帝国盛衰的历史看，美国要遏制中国，阻止或减慢其追赶趋势，当属本能反应。因此，在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美国还会不失时机地将之作为牵制中国的杠杆。 但是，经过最近若干年有意和无意的经营与博弈，中美两国突然发现，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各方既无坚定的意志、也无绝对的信心和能力去挑战或钳制对方。在大国兴衰、强权更迭的历史上，这种既相互排斥又彼此接纳的相处模式，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崭新现象。 兴衰转换时的“帝国心态” 决定中美新型互动模式的关键因素，是两者之间的利益交融关系。在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都不得不寻求转型。在美国，鼓励储蓄的政策将削弱消费能力，其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激发作用会降低。在此形势下，中国必须以扩大本国市场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这将使两国互换角色，但依然是彼此依赖。 就当前来看，中国在美国的巨额金融资产，是美国维持经济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奥巴马政府复苏经济的目标尤其重要。中国深知这些资产面临极大风险，但为了避免资产贬值，又不得不增购美元债券。中国一方面高调提倡国际储备货币要多元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这种被利益捆绑的双边关系，使各自的手脚被束缚，对抗的冲动也被抑制。 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美两国近日在华盛顿得以平起平坐，举行了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对话本身以及双方作出的积极姿态、发表的积极言论，都是外交形式，但对如此重要的大国关系而言，外交形式有时候比具体内容更为重要。 人们从未听说过，美国在和平时期把一个非盟友国家当作“风雨同舟”的伙伴，并且情愿或不情愿地放下身段，声称要与中国“共同塑造21世纪”。这些言辞的背后，虽然也有可能隐藏着其他意图，但却毫无掩饰地表露出“帝国心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就是正在演绎中的此起彼伏、强弱易位的大国兴衰故事。 （杜平先生是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助理研究员 张旭东 2009-09-02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D）自2006年底启动以来，至今已展开了五轮对话，取得了众多实质性的进展，成了中美双方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之一，并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D）自2006年底启动以来，至今已展开了五轮对话，取得了众多实质性的进展，成了中美双方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之一，并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通过五轮对话（尚不包括今年7月底在华盛顿举行升格后的第一轮对话），双方达成的共识正在逐步转化为积极的成果，并不断促进两国战略和经贸关系的良好发展。 五轮对话的议题与成果 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在2006年12月14日到15日在北京展开。其主题十分鲜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说明美国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意图和战略构想，以消除所谓的不确定性疑虑，而中国也希望借此机会向美国阐述自己的政策，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并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中美双方合作取得进展需要一定的过程，但美方希望通过首轮对话就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从首轮对话具体议题设置就可以看出。会议第三项议题关于财政、货币、卫生与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第四项议题关于跨境资本流动、服务业和旅游业、市场开放等问题都是美方的重点关切，也是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希望美国代表团向中国施压的重点领域。第五项议题关于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合作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则是双方关切的问题，而且从后续的几轮对话来看，该领域也是每一次对话常设的，必被列入议程的话题，同时也是双方合作意愿最强烈，成果最为突出的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对话美国财长出任美方特别代表，美联储主席参加，而中方的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都出席，说明汇率问题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从一开始就成为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 从成效上面来看，首次对话在经历了5次专题会议，讨论了11个分议题后，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诸如：中美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双方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美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等。 对首次SED，各方媒体进行了很多报道。法新社认为：此次对话美国的高规格出席体现出美国对此次对话的重视，并且有改善双方贸易不平衡状况的意图和愿望。而英国的《金融时报》用“美国提高嗓门，中国不动声色”生动的描述了美国将把对话变成施压的舞台。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的与会官员希望能够缓和国内施加的巨大压力，降低各界过高的期望值，谋求长远的战略利益。这也说明美国的官员非常务实，已经意识到了一次对话或者是通过施压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必须谋求长远的合作。日本媒体的分析则认为：美国在用一种缓和的方式引导中国，实现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