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永辉 2010-03-22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印之间的摩擦显著增加，媒体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在同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在逐渐熟悉和适应了与作为现有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发达的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规则之后，如何处理与未来世界的主要玩家之一，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印之间的摩擦显著增加，媒体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在同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对中国来说，在逐渐熟悉和适应了与作为现有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发达的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规则之后，如何处理与未来世界的主要玩家之一，同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新兴大国的印度的关系，将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也将关乎中国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印度的崛起，人们对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新兴大国日益关注，兴趣日增，对中印关系重要性的认知也有所深化。但总的来说，与现实相比，我们对印度的了解还相对滞后，对印度的崛起及其影响，对中印关系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新挑战，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在实际应对上，也缺乏新的思路和对策。本文旨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和粗浅的认识。 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与潜质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并且正在成为国际新秩序中新的权力中心和主要玩家之一。 首先，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有11.66亿人，其中中产阶级即达3亿，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这一人口规模本身就决定了印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而且，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印度的人口相对年轻，这意味着印度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同时承担更少的养老等社会负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红利。从发展的角度看，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 年12月15日公布的报告，按照中印两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印度人口到2025年将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位。尽管对其复杂的影响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也很难完全说得清楚，但对渴望成为世界大国的印度来说，这一前景无疑将强化其意志，增强其信心。 其次，印度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经济大国，2008年的GDP达到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而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为3.39万亿美元，为世界第四。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经济已经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除1992年和2001年外，印度经济增长率均高于5%，其中2003财年甚至高达8.3%。在IT领域，软件出口更以30%的年增长率上升，印度IT业面向海外市场的外包合同也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在所有新兴大国中，其出色表现仅次于中国。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经济玩家。 在本轮世界金融危机中，印度经济也表现出很强的抗危机能力，展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美国《商业周刊》去年年底评论说，印度2009年第三季度7.9%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生动地说明了印度形象的改变，从一个满是大象、耍蛇人的国家变为一个“IT业发电站”和崛起的经济大国。不无争议但也不容忽视的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尽管印度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小得多，发展速度也低于中国，但其经济效率却比中国高，也更具有可持续性。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有望在四年后超过中国。而就总体实力来说，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就将成为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第三，迅速增长的军事实力。印度的军事力量很难准确评估，但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其一，军兵种齐全，军队规模居世界前列。目前，印度包括陆海空军及其他部队在内，总兵力达137万人，居世界第三位。印度自称其军事实力“陆军世界第三，空军世界第五，海军世界第六。” 印度还宣布组建空军航空航天司令部，统一管理军方所有天基平台，包括航天发射基地、各种通信、侦察、监视卫星等。 其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在空军方面，除了已经装备的包括苏-30型战斗机和去年5月接受的第一架空中预警机（它使印度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空中预警机的国家）在内的各式先进战机外，印度还在积极寻求与其他大国合作开发下一代战机。2007年11月，俄印两国政府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将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并为两国空军生产各250架第5代战斗机。在海军方面，去年7月26日，印度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预计到今年年底，印度自主研制的4万吨级航母也将下水。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制造过4万吨级以上的航母。 印度还有一支攻击力极强的战略核力量，尤其是导弹部队更是发展迅速。印度已经成功试射了3500公里射程的“烈火-III”， 研制了一种由潜艇发射的超音速导弹，是“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改进型。迄今只有美、法、俄这样的发达国家具有这一能力。据悉，目前正在研制一种射程达1万公里的“舒尔亚”洲际弹道导弹。印度还成功试射了地对空拦截导弹，有专家甚至声称，印度的导弹拦截系统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爱国者-3”型导弹防御系统。新年伊始的1月3日，印度军方最高科研机构“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负责人高调宣布今后将加快发展反卫星武器，保卫印度太空安全。他还表示，这将是印度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将于2014年达到“总体上成熟的水平”。另据美国《防务新闻》2010年1月5日报道，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一名科学家近日宣布，将于今年3月发射的高分辨率间谍卫星，其分辨率将仅次于美国的快鸟卫星（Quikbird）而居世界第二位。在印度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其国际合作水平较高，除了俄罗斯和以色列这些传统的合作者之外，其与美国的合作也在迅速加强。去年7月20日，印度与美国签署了《终端用户监督协议》，印度从此可以向美国购买高技术武器，包括最先进的导弹、战机和战舰等。 其三，完整并迅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体系，包括39个大型国防企业以及8个科研机构，有能力自行研制生产多种现代化兵器——从普通弹药和射击武器到中程弹道导弹和核弹。 印度目前还算不上一个军事大国，但其成为军事大国的决心和潜力，以及建设军事大国的速度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小视的。据报道，印度已经计划未来5年内斥资1500亿美元升级其现有的军事能力，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从上面已经提到的种种举措来看，这一计划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去年年底，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专题报告，称印度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军事大国转变为全球性军事强国。有分析家更指出，照这样发展下去，印度或许在20年内将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第四，日益提高的战略地位。从传统的地缘战略角度看，印度就一直是欧亚大陆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无论是对麦金德的内新月地带而言，还是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中，其半陆半海的地理位置加之其巨大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当代地缘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则将印度看作是欧亚大陆5大地缘战略棋手之一。 进入21世纪，由于印度洋的战略意义不断上升，印度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印度洋的崛起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从海权的角度看，印度洋掌握着“锁住世界的五把钥匙”中的三把（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好望角），是全球海洋霸权的关键。当年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此。更重要的是，印度洋在21世纪的大国博弈中，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印度洋已经成为世界能源和贸易的主要国际航道，占据了世界集装箱运输量的整整一半，同时，70%的石油产品从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时需要经过印度洋。而随着亚洲的崛起，印度洋的这一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枢纽的中亚的出海通道，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也日趋重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中亚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在2008年一次会议上说，印度洋的入口“将会决定未来中亚的政治格局”，而中亚的政治格局则将影响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格局。因此，印度洋被看作是21世纪世界斗争的焦点。 作为本地区最重要的大国，印度一直将印度洋看作自己的内湖，宣称“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并通过大力加强自己在印度洋的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全球战略地位。为此，印度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着力打造一个印度洋防务体系，以增强对印度洋地区的控制。印度已经在从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到马达加斯加等许多国家建立了监听站等军事设施。印度洋上一些本不受重视的小岛也已纷纷被列入战略视野。同时，印度还试图建立某种战略协作体系，打造所谓印度洋上的小北约。 第五，强大的软实力。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世界五大古文明中硕果仅 存的两个之一，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持久而广泛。林语堂说，从历史上看，“印度在宗教和想象文学方面是中国的老师，在三角学、二次方程式、语法、语言学、《一千零一夜》、动物寓言、象棋以及哲学方面是世界的老师。”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木清 2010-03-16 香港“八十后”抗高铁运动折射出很多问题，其一是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如浮萍，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与建制对立的群体。   香港“八十后”抗高铁运动折射出很多问题，其一是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如浮萍，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与建制对立的群体。 同国内一样，在过去十几年，香港其实亦是靠GDP的增长来掩盖其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失业率下降使社会的不满情绪稍为被压抑。但相当部分人的实质工资其实长期处在负增长状态；高楼价则以牺牲普罗大众及新生代的利益为代价。这等于是在香港地下埋藏两座火药库。 我曾经一再指出，在中国经济领域全面市场化后，香港的前景变得很不确定，有可能会变得比以前更好，也有可能进入慢性萎缩状态，最终烟没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如何它的发展轨迹都是和以前大不相同的。过去的十多年，香港的战略方向并不明确，仅是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被动的获得一些好处，以此作为香港社会的养分。香港也有既得利益阶层，例如地产商、大型零售商、金融企业，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实质一直在沉降，例如，普罗工薪阶层的工资加幅奇低，部分工作岗位的工资标准，比十几年前甚至大幅下降，这是因为在中国特别是华南的民营企业崛起后，香港的相同行业并未能像中国经济领域全面市场化之前那样，依然保持“鹤立鸡群”的地位。当你无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那么只好在成本方面增加竞争力，而人力资源成本的压缩首当其冲。这意味着，我们如果仍然不能建构一个新香港的战略体系，那么香港也许依然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好处，但整体的下降态势会被确定，尤其是未能转型增值的行业，未能转型增值的工薪阶层。他们将成为被损害、被牺牲的群体。 楼价则已成为香港普罗家庭及新生代难以翻越的一座大山。由于香港是一个自由的金融中心，很容易汇聚游资，因此一旦中国或全球的银根宽松，楼价便很容易被炒起。尤其是近月，大陆的楼市热潮都正回落，而全球“退市”的传闻亦此起彼落，但香港的楼价丝毫不受影响，最近在元朗市镇边缘开售的一个高密度楼盘，竟然卖到5000元一平方尺（54000元一平方米），在两、三年前，这肯定是超出想像的。也即是说，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如果至今仍未置业，那么不要说在市区买一套房子了，就算跑到五、六十公里开外的卫星城市去买，也未必能负担得起。而无异是另一颗计算炸弹，最终此间的中产阶段、新生代、普罗大众会问：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究竟都被谁摘取了？ 作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香港核心地段的高地价高楼价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不能以自由市场为档箭牌，无视它对大部分市民的伤害。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人民“安居乐业”都应该放在首位，比“繁荣昌盛”更重要。如果说政府用有形之手去推倒楼价是对自由经济的摧残，那么政府至少应作出“宏观调控”。例如将香港的房屋市场划分为三大层次：高端的、纯粹的商品化市场；低端的市民安居市场；以及照顾草根阶层的公屋市场。核心地段、稀缺资源完全市场化，需以高昂的代价获得；中产以下的安居工程可放在新市镇 ，政府的土地供应调控楼价，香港的土地资源其实并不缺乏，郊区尚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我们需要的只是观念的转变（以广东东部沿海地带作为香港人休闲后花园），香港便可以腾出更多的土地平抑楼价。至于公屋，那纯粹是政府对弱势群体的责任。而且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公屋人均居住面积太小，可以说是不人道的，与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的国际都市形象相悖。 香港要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摆脱大地产商对本地经济的绑架是必须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0-03-16 最近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区公投”运动，其实是一项国际政治大气候与香港内部非正常政治结构相结合，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加速催化，在种种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之后的，既带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的产物，值得探究。   最近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五区公投”运动，其实是一项国际政治大气候与香港内部非正常政治结构相结合，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加速催化，在种种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之后的，既带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的产物，值得探究。 这个“五区公投”运动从刚刚开始便带有组织政治精英，宣传意识形态，鼓动社会群众，以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等较激进的非议会手段去直接冲击香港特区政府，并同时向中央政府表达极度不满的基本性质。  “公民投票”（referendum）是古希腊部分民主城邦（polis,citystate）实施“直接民主”（directdemocracy）时期的一种政治决策方式，但是，当雅典等民主城邦一一被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这种只适合土地狭小、人口集中的城邦才有条件实施的民主形式，便长期地在西方消失，并在中世纪及现代逐渐被“间接民主”（indirectdemocracy）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亦即是所有各级行政长官（executive）和所有各级议会成员（parliament）均通过“普选”（universalsuffrage）方式所产生的政体所取代。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西方“代议政府”的官员在决定政策时常常不如人意，议员也多有当选之后便不再为民请命的纪录。于是，在某些西方先进国家或地区，人民便往往跳过议会，以“公民投票”的直接方式，去表现所谓的真实民意，决定是否同意或反对某些牵涉大多数人民基本利益的政策。 地少人稠的西欧国家瑞士，便以事事均可“公民投票”而名满全球。其它西欧民主国家（如是否通过欧盟的某些公约）、美国（如加州是否应该修改州宪法部分条文）、加拿大（如魁北克决定是否独立）、澳洲、纽西兰也常有“公民投票”出现，根本是如佛经所言：“见怪不怪，奇怪自败”。 换言之，“公民投票”已演变成一项世界性的政治作秀，某些政治人物则通过这样的作秀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以达到其预定的政治目的，比如香港就有这样一些政治人物，以所谓的变相“公民投票”，来达到宣扬其政治目标，推进其政治日程表的一种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政党和所谓的“政治精英”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组织、宣传和鼓动角色。 公民投票的多种不同类型 如果以政党或政治精英的控制程度来区分，“公民投票”至少可以分为自“强”至“弱”的五种类型，即：（一）无法律规范，由政府发动（例如英国）；（二）有宪法规范，由政府诠释（例如法国）；（三）有宪法规范，由法院诠释（例如爱尔兰）；（四）被民众发动，由政党主导（例如意大利）；（五）被民众发动，追求法案创制（例如美国加州）。 如果以议题的内容和性质来区分，公民投票则至少从“主权”和“公共政策”组合分为四种类型：（一）主权公投，目的在决定主权的确立或让渡（例如西欧各国是否以牺牲本身部分主权以换取加入某些欧盟公约）；（二）民主公投，在政治转型期间进行某种制度选择（例如台湾的新宪法公投）；（三）政策公投，解决某项引起严重政治僵局的重大政策问题（如瑞典是否兴建新的核能发电厂）；（四）创制公投，强调地方民众的强大力量（如美国加州是否应该修改州宪法部分条文）。 不幸的是，“公民投票”这个名词，从七年前便开始被前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利用为竞选连任的主要手段，将“公民投票”逐渐“神圣化”（糟蹋）为明知不可能达致的“台湾独立”主要途径，将“公民投票”滥用为台湾政客以“公投绑大选”的一种“拉票”手段，最后由于陈水扁和民进党的快速贪污腐败而“污名化”，堕落为台湾老百姓和国际社会的笑话。 事实的发展是，在二零零零年台湾总选举中只得到百分之三十九的选票，比连战、宋楚瑜二人总票数落后约一百六十万票的陈水扁，凭借着身为台湾最高领导人的权势，充分利用台湾的政府机器，表面上以“公民投票”作为追求“台湾独立”的工具，一方面动员支持民进党的绿营群众，一方面污蔑最初害怕公投运动会引起北京当局武力攻台的蓝营（国民党、亲民党），一方面挑衅海峡对岸的中国共产党，最后再加上两颗至今仍未能调查出真相的“神奇子弹”，惊险地以约三万票的微弱多数获胜，并在来四年之间将海峡两岸相对平和的关系破坏殆尽，直到蓝营联合推出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于二零零八年三月在台湾大选中大胜后才告暂时结束。 香港八十后世代的兴起 香港今天出现的种种政治问题，其实与中英两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和平谈判伴生的妥协有关。当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谈判双方并没有考虑到香港的长远政治发展，规划出来的政制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的非正常政治结构。 于是，二十五年前规定的“上层建筑”与今天演变成的香港“下层建筑”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香港最近几年才会天天出事，令“五区公投”有了存在理由。但是，不管如何，目前香港所搞的所谓“五区公投”并非真正的“公民投票”，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故此，才会被发动者称为“变相公投”。以类型来区别，这种“变相公投”即使被视为一种“公民投票”，那也应该属于“被民众发动，由政党主导”的“弱性公投”；或者一种对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应该在二零一二年实行“双普选”的一种“政治表态”（弱性创制公投）而已。 “五区公投”在开始的时候，包括不少香港民主派政客在内，其实都没有多少人士相信这项建议会真正成事。但这时，香港特区政府在未有充分咨询香港大多数市民意见的情况下，硬要通过经费超过六百亿港元并将终点站设在九龙尖沙咀，被认为图利以香港房地产发展商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以香港“八十后世代”为首的青年人为主力的“反高铁运动”。这项偶发性事件（反高铁运动）与“五区公投”合流之后，互相激荡，一方面使较激进的“社会民主联机”（社民连）政治实力大增，一方面使较温和的“公民党”也不得不“落迭参与”，所谓“五区公投”遂最后成事。 由于陈水扁将“公民投票”糟蹋至不堪入目的程度，令“公民投票”几乎完全失去了它本身能够有效补救“间接民主”（代议政府）缺失的正面性质，于是，台湾的“公民投票”经验，才会不但影响到部分较激进的香港民主派从政人士的思维方向，还影响到香港的亲建制力量（包括政府官员、左派智囊、新闻传媒、地产大亨等等），以为“公民投票”只有“主权公投”一种。 台湾为阻止绿营提议的公投生效，过去蓝营方面提出三项主要反对论述，此即：公投违法论、议题无效论、挑衅中国论。很不幸的是，这三项主要反对论述，相对“公民投票”的支持论述，均比较空白无力，难以说服太多绿营和中间选民，最后反而成为为绿营凝聚选票的负面“催票”工具。最近香港部分亲建制人士和新闻传媒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其实都没有跳出当年台湾蓝营的框框，论述的深度和说服力，更是远远不如，连番败北，亦在意料之中。 “社民连”和“公民党”的宣传和鼓动手法亦非常灵活，从最初的“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简化成人人上口的“五区公投”，再逐渐加上“全民起义”、“解放香港”之类的“醒目语句”，的确是很能吸引部分香港市民眼球的。亲建制的从政人士和新闻传媒，即使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对此大事批判，其实效果有限，再加上支持“五区公投”的阵营内“名咀”如云，“大炮”众多，词锋犀利，咄咄逼人。 所以，香港社会才会在一阵激烈辩论之后，即使市民明知“议题无效”（全国人大早已释法否定二零一二年举行任何普选）兼“挑衅中国”，“冒着炮火前进”的“公投五侠”（黄毓民、梁国雄、陈伟业、梁家杰、陈淑庄），愈被骂人气愈高，支持“五区公投”的市民亦愈来愈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木清 2010-01-21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香港影坛近年有两部电影隐含政治寓意。一是《新警察故事》，寓言香港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新思维破解；而十二月中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上演的《十月围城》则堪称是一部政治动员电影。尽管影片进行了高度的商业化包装，但是其政治寓意仍是非常清晰的。影片暗示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将有一天会总爆发，值得北京深思与重视。 以文艺作品的形式传递政治信息，历史上并不罕见，也为中国内地政坛人所共知，毛泽东就亲自批判过《海瑞罢官》和《刘志丹传》，尤其对于后者，毛泽东曾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十月围城》讲的是孙中山当年以香港为背景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片断，如果单从历史角度来看，显得有点牵强，但正因如此，才不难理解影片其实另有所图。而且影片一开始，刻意安排张学友扮演的教授以香港“结志街”为背景宣扬民主，却遭朝廷杀手暗杀。以此拉开电影的序幕，其寓意非常鲜明。 影片以孙中山来香港开会，与内地代表商议举事，被清廷获悉后派杀手来暗杀他作为开始。但事实上，影片中孙中山并无正面戏份，导演刻意将他符号化，成为“民主”的象征，然后讲述香港各阶层人士为了保护这个象征，与朝廷派到香港的杀手展开生死之战，他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为了这个目标，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这当中有民主的忠实信徒，有平时浑浑噩噩的升斗市民，有本来不愿意出面支持的商贾，有原本的朝廷内应，也有表面上打压民主力量而暗里支持的建制内当权人物（也可以理解为国际力量）。这令人联想到当今香港的民主化运动，目前表面看来，只有为数不多的所谓民主派信徒在呐喊，但是香港人内心深处的民主火焰一旦被点燃，便会演变成一场有各阶层人士参与的轰轰烈烈运动，而且那些平时看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升斗市民，一旦坚定信念，明确目标，他们将不惜代价，去争取其心目中的民主，二OO三年的五十万人大游行已是一个例证。而影片似乎暗示，香港人今后可能会不惜更大的代价作出抗争。 这部电影的面世，在日渐肤浅的香港电影圈，是非常罕见的。我们不知香港的泛民主派和北京是否已经洞察这部电影所透露出的政治信息，但其实影片对两大阵营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对民主派而言，这部电影比任何的民主动员都更有感染力，民主派可以借助它激发一般市民对民主、民权理念的追求；而对于北京来说，影片暗示的问题则更值得决策者深思：北京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好像已做得非常之好，表面看来，亦化解了港人对中央的抗拒情绪，但这依然是表面的现象而不是实质，矛盾虽被暂时化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弥。影片好像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北京必须告诉香港人一个清晰且并不遥远的民主线路图，回答香港人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香港的内部事务、由香港纯粹的民意来决定。对此，《十月围城》在影片序幕中就已经表达：民主就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人民共同管理“国家”的事务。 这便是电影在商业大片的掩护下，所要表达的理念，必须引起中央的注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0-01-21 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不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不少香港传媒也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将之称为“澳门神话”。事实上，澳门的现实发展状况大致上确是如此。   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不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不少香港传媒也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将之称为“澳门神话”。事实上，澳门的现实发展状况大致上确是如此。 不过，当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都先后在最近高度赞扬澳门的政绩，令澳门人不禁有点出乎意外。 12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公开表示，澳门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有三点启示：第一是高度认同澳门事务是中国内政，自觉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中央权威，坚决反对和抵御外部势力干预，尤其是为《澳门基本法》第23条的落实，成功在本地立法；第二是澳门依法实行行政主导体制，正确处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的关系，自觉地维护特首的权威，全力支持其工作；第三是澳门社会各界求同存异，积极开展协商，讲求社会和谐，不把矛盾和问题简单化和政治化，形成相互理解、和衷共济的良好社会氛围。 最后，吴邦国委员长提出对澳门的“三点希望”，就是澳门应该全面加强法制观念，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努力提高依法管治能力。 不久之前才以“有缺失、无遗憾”总结自己十年政绩的何厚铧特首，当场便诚惶诚恐地表示，《澳门基本法》能够在澳门成功实施，首先是国家对澳门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并不完全是澳门本身的功劳。 何厚铧特首还强调，澳门特区政府在部分施政领域上，甚至出现过较大的失误，原因是对基本法的掌握，对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立法精神的理解有欠全面和准确。 由此可见，澳门特首何厚铧对吴邦国委员长的赞许的确觉得有点受宠若惊。这种谦逊的反应，其实也是大多数澳门居民的共同感觉。 以国际标准衡量澳门的总体发展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十年实践，其实至少可用两项客观标准来衡量。第一项客观标准是联合国所通过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或者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5条至第42条所列举的，多项澳门居民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第二项客观标准则是何厚铧本人在1999年参选和就任澳门特首时曾经公开作出的8点承诺。 根据第一项客观标准，澳门居民在基本法里规定的基本人权应该都得到了保障。而在国际公约的保证方面，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澳门的有关规定，也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贯彻实施。 不但如此，在澳门本地特有的族群问题上，“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应受尊重”，也让国际社会一些爱挑剔者无法可说，他们一直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以此检视中国政府的诚信。 可以说，过去十年以来，上述对澳门居民基本人权的保障不但没有削弱和改变，而且继续在澳门得到贯彻落实，不少1999年之前澳葡当局从来没有积极落实的权利（例如，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团体的辅助、廉政建设），过去十年以来得到了显著加强。 所以，即使以国际标准来衡量，而非单纯地与香港过去十二年的总体性表现相比，“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应该是相当成功的。换言之，“澳门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给何厚铧82.5的优秀评分 1999年何厚铧在参选和就任澳门特首时，曾经在其《参选政纲》和《就职演辞》提出8项承诺，那就是：恢复法律和治安、经济重建、改善公共行政系统、反对贪污、加强教育青年和职业培训、社会支持系统、族群和谐、文化使命。 在澳门目前仍没有存在“双普选”（各级行政首长均由普选产生、各级民意代表全部均由普选产生）的客观环境下，由于这些都是何厚铧本人对外公开作出的承诺，因此，不管你有没有权利或有没有在选委会里投过何厚铧一票，甚至一向反对何厚铧本人，都有权要求和评估何厚铧本人有没有完成他公开作出的这些承诺。 所以，如果我们将上述八点承诺，每项列为12.5分（即总100分），观诸过去十年澳门的总体发展，除了在改善公共行政系统上未如理想（应该扣7.5分）和反贪工作远远落后市民要求（应该扣10分）之外，对于其它六项承诺，何厚铧特首领导的澳门特区政府不但完全做到，甚至在某些项目之上，还是超标超时完成的。 因此，何厚铧特首领导的澳门特区政府，其评分应该是至少有82.5分的优异成绩。 不但如此，澳门大学、澳门高等校际学院、澳门理工学院最近一个月以来公布的多项调查结果，包括反映贫富悬殊程度的吉尼系数（跌至0.4以下）、失业率（跌至3.8%）、幸福指数（升至0.4以上），都在在反映出大多数澳门受访市民，基本上对澳门过去十年的政绩是肯定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启正 2010-01-12 今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在此时机认真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要总结经验和面对存在的困难，以求继续保持并改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今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在此时机认真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要总结经验和面对存在的困难，以求继续保持并改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也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 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 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这些作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并不相同，由此提出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其中也有颇为“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论调，提出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其实，“北京共识”一词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国模式”一词也不是中国提出的。 因为 “模式”一词有示范（pattern）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意，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其实，我更倾向于“中国模式”其实是指“中国案例”的意思。今天所说的“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应该是概括了中国6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 我认为“中国模式”最简单的描述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它至少包括这些内容： 1、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2、 坚持结合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和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 3、 高效率的政府，高度负责地管理国内事务和恰当的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4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逐步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遵循国际规则。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从中国以“和谐”为核心的文化，从中国促进世界和谐的政策，以及从中国国力和民心看，在21世纪出现“中国霸权”只是一种想象，而绝非可能发生的事实。从世界发展的多极化方向看，也不存在产生新的霸权国家的环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邱震海 2010-01-12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这一点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亚洲地区范围内，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美两极格局对华不利 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看，双方在经贸和军力领域里既磨合又潜在竞争的态势也日益明显；美国出于各种心态，其对华的防范、警惕和遏制心理日益强化；从中国来说，各种有意无意挑战美国的心理和动作也时有所见。 从总体上说，中美之间在双边关系和全球格局中的这一态势，一方面折射了随着中国崛起，两国关系的态势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但另一方面，这种过早形成的两极格局，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从策略层面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虽然从长期看，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趋势，但在中短期的策略层面而言，人们还是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战略思考；其间最主要的是，中国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用通俗的话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和稀泥”策略。 这里需要理清的概念是，所谓的“和稀泥”策略，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在国际问题上不予表态，或是充当“老好人”，而是指中国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尽力稀释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 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的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对中国实力增强产生担忧，而在战略上过早站在美国一边，或至少在对华战略上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和协调，同时也容易过早给中国在国际责任方面的压力。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上述三种情况都已在中国面临的外交氛围中有所出现，有的甚至还相当明显。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终将影响乃至改变世界格局，其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但另一方面，中国近年由于自身定位和策略的某些偏差，也在一定上促成乃至加速了上述格局的形成，其间就包括中国有意无意间将本来“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中国高速发展现象，用“和平崛起”这一语言概念予以固定化和清晰化，同时也包括中国民间除策略层面外，在心理层面对这一格局成型的陶醉。这种陶醉自然有过去数百年历史悲情的基础，但着眼于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无论在战略还是民族文化心理成熟的层面，都是相当不明智甚至是相当危险的。 要改变或至少缓解这一现象，中国在战略层面上，有必要善用多极资源来舒缓面临的战略压力。这种善用多极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个“强国”，有机揉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美战略之中。 这些多极资源，既包括欧洲、日本，也包括印度和俄罗斯。但从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程度来看，欧洲对中国显然属于全球层面的重要关系，而日本对中国则属于地区层面的重要关系。但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其对中国善用多极资源舒缓战略压力的作用却是一样的。 准确研判中欧意识形态分歧 无论从国际现有格局还是其未来的走向而言，美中欧三足鼎立将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趋势。因此，在中美之外，如何更多研习欧洲，善用欧洲的一极，就显得极为重要。 当然，最近几年，中国与欧洲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冲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冲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背景：一、中国崛起给全体西方世界带来的深刻冲击和影响：由于西方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尤其是支撑这一走向的政治体制感到不确定性，因此才有了在价值观上与中国的磨合乃至冲突；二、中欧关系的微妙变化：在冷战后美中欧三角关系中，中欧关系原本是一组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但近年随着欧洲领导人的更迭，尤其是欧洲对华整体情绪的改变，中欧关系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起来；一个较实用主义的美国更注重意识形态的欧洲，在其对华情绪整体发生改变的基础上，对中国而言未来到底是伙伴还是潜在对手，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清楚的问题，而将在未来的中欧磨合和探索中逐渐清晰化。 以去年发生的西藏风波为例， 从表面上看，此次西藏风波发生后，蔓延在西方媒体上的是一片对中国政府的指责之声，其中甚至包括西方相当有影响力的媒体；一些欧洲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五周年之际，对美国的错误进行非常富有深度和哲理的反思，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却显示出其简单化的一面。 其间的原因，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是一些以知识阶层对主要对象的媒体，长期来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夹杂着对东方事物的不甚明了，再加上西方几百年来积淀起来的种族主义傲慢情绪。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理清：一、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其以对政府不信任为基本特征的批判主义特征；二、在数百年东西方秩序的倾斜过程中，形成了所谓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包括自由、人权、公民自决等），而这些主流价值观孤立地看，恰好又被包括冷战在内的历史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于是就更增加了西方知识界的底气；三、数百年现代化的发展和东西方秩序的倾斜，导致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一方面对西藏和非洲有着猎奇般的文化热衷乃至狂热，另一方面却又对西藏和非洲的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乃至兴趣，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又与其种族主义的傲慢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西藏问题上，只要一发生问题，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中国政府，即便风波是骚乱参与者首先采用暴力措施，即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政府同样会采取严厉的行动。同时，即便在文化认同和尊重的问题上，西方媒体长期来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基本上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 中欧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 由于欧洲特有的文化背景、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中欧之间从表面上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甚至超过与美国的冲突，但从本质上看，中欧之间却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这主要是基于对中欧双方不同国家定位的研判。对欧洲来说，大国与大国角逐时代早已过去。欧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逐渐开始融合，及至冷战之后再度转型。到了今天，欧盟及其成员国虽然已不可能而且也无意返回大国角逐的时代，同时未来的欧洲就其政治影响力而言，与中国和美国将不在同一层面之上。但欧洲由于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程度，同时欧洲经济和政治整合而导致的“欧洲合众国”现象，决定了未来的欧洲将继续以其二流的政治实力，继续发挥世界一极的重要作用。...

天大研究院 方文权 2009-12-03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新加坡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时，再次表达了对香港发展问题的关心，希望香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实上，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胡锦涛主席每次会见曾荫权特首，香港经济发展问题都是谈话重点。2007年，他告诉曾荫权特首要“重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2008年，他则向曾荫权特首表示，金融海啸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成为香港的坚强后盾。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新加坡会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时，再次表达了对香港发展问题的关心，希望香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实上，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胡锦涛主席每次会见曾荫权特首，香港经济发展问题都是谈话重点。2007年，他告诉曾荫权特首要“重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2008年，他则向曾荫权特首表示，金融海啸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成为香港的坚强后盾。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是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但香港必须要有新思维，要更加积极主动寻找经济发展的新路向，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在未来新一波包括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科技革命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为自身找到新的定位，并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今天，在经受了世界性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之后，香港经济正逐步改善，迈向复苏，股市楼市开始活跃，出口下跌收窄，失业率回落。而在这重要的经济发展转折点，香港各阶层更应达致高度共识，群策群力发展经济。曾荫权特首今年的施政报告，以“经济优先”为主题，全面阐述了特区政府应对挑战、发展经济的战略与举措。这里，我谨就此提出三点思考。 一、注重凸显作为香港经济传统支柱和重要命脉的金融功能。因此，配合国家的整体发展需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在百年竞争的历史中形成的。与上海相比，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时效、规管、法制、人才、资讯和资金、开放度和国际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此外，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和金融保障的需求，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快速提高，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应对全球化激烈竞争的需要，以及世界金融海啸之后，国际金融秩序调整所产生的历史机遇，所有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国家必须尽快支持、培育一个真正能比肩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应该勇挑这个重担。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满怀信心、更加主动积极争取国家的理解与支持，率先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代表二十一世纪中国实力与未来发展趋势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为国家参与并赢得全球竞争服务，并为国家发展提供全面和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香港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大中华强大的产业基础作为后盾，又处在东南亚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的中心，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而且经过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建立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因此，香港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但可能，而且可以、可行。 当然，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单靠香港一个金融中心是远远不够的。从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考虑，国家同时还应该建设上海、京津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东北、西北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金融网络。 二、注重开发香港作为集聚总部经济和各种创业专才的沃土效应。不少世界级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华资大财团的全球总部，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而兴旺发达；不少勤奋智慧的创业者，也是扎根这片土地而茁壮成长。因此，总部经济应该成为香港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孕育造就了一大批在各行各业卓有建树的企业家和企业集团。特区政府可以考虑组织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有一定规模的内地企业到香港设立区域总部或国际总部，充分利用香港良好的软硬环境，共图发展。 特区政府强调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和文化及创意产业，这或许可以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另一个新的增长点。特区政府应高度关注学习、工作、生活在世界各地和祖国内地那些有一技之长或把握重要创新技术的华人知识精英，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吸引他们到香港创业。 三、注重粤港合作，打造深圳前海新区产业和人才高地。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参与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服务产业区的规划与发展，这对于香港能否在未来大珠三角的高速发展中，甚至在中国内地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占据有利位置，并摘取有关产业链的高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更与香港能否最终成为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息息相关。 因此，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开发，不但是粤港合作问题，更关系到香港与内地产业整合问题。从粤港合作的角度，这一合作显然是一块新的试验田，可以为深化两地合作探索出新方向和新路径，将粤港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不但符合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而且可以将其作为广东省汪洋书记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举措。 从宏观角度看，粤港共同开发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意义重大，不但可以进一步深化经济特区概念，而且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又一重要实践，他当年曾经说过可以“再造几个香港”，那么，就把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当作一个尝试。“再造几个香港”的概念当然包括引进香港先进的规管制度，这或是未来港深一体化的开始，香港可以大有作为。 事实上，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产业区的开发，无论对于香港，或是深圳和广东，都是一个多赢的结果。比如深圳，可以在目前高新科技和资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借助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优势，提升其金融服务层次，并与香港联手成为类似美国大纽约区（Greater Metropolitan area 或 Tri-State...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吉 2009-11-23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已在纪念大会上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历史画了一个句号，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09年以后的三十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请允许我作如下预测。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已在纪念大会上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历史画了一个句号，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09年以后的三十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请允许我作如下预测。 一、 第一种情况：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这就要做五件大事： 1．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在国有企业、金融资本、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四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些改革中，认真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失败的教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努力结合中国国情（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2． 加速完成工业化，赶上科业化。 工业化最本质的标志是农民阶级的消亡。当今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西欧约3%，日本也在5%以下。而且这些农业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小生产农民，而是农艺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农业工人(或农场主)。资本主义是通过残酷的方式（例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解放黑奴农民打了一场战争）消灭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渐进有序的方式实现农民阶级消亡（例如农民进城当工人或其它职业，以及农民后代接受现代教育成为知识分子）。靠国家扶贫支农，即支持小农经济是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三农问题”唯一地只能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阶级消亡来实现。另方面，农民进城，源源不断提供了廉价自由劳动力，这正是工业化必须的条件。特别今日经济全球化下它是后发工业化竞争力所在，更应如此。这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共同规律。   什么是科业化？21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始了科业革命和科业化的历史进程。科业化宣告几百年工业社会已经走到自己尽头，代之以全新的科业社会。科业社会是以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为主体、以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全新社会。在美欧先进发达国家已经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科业革命，中国应该及时赶上，采取一切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真正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 3． 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分配 代替小农经济小生产要求的“平均主义”分配、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分配，将是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  “各尽所能”就必须经济可持续高涨与人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前者保证人们充分就业，后者保证人人通过社会实践确立最能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岗位。“各取所值”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展现才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社会财富的最佳效率。人的天赋才能有大有小，通过平等权利的教育和工作实践，展现的才能仍然有大有小，有天才也有弱智，大多数居中，是按正态曲线分布的。因此，按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的结果，人们的收入也是按正态曲线分布，既有相当的差距，又是中等收入居多，即所谓“橄榄型”分配。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主体。这是高效率与高公平的完美统一，从而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因此，评判社会主义建设好坏成败，贫富差距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才是关键的。如果中等收入阶层达到60-80%，乃至更高，社会主义就一定公平而且高效，一定持续繁荣和稳定了。   因此，党和国家今后三十年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应以造就和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为准绳。决策应认真倾听中等收入阶层的呼声，充分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不应无意或有意地损害它。 4． 实行从中央集权郡县制向行政功能分工协同制转变 秦始皇鉴于中国古代分封制长期内乱和亡国的教训，创建中央集权郡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央集权郡县制与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相适应: 保证了中国高度分散的小生产社会和国家的完整统一与持续和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完美强大。中央集权郡县制也与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缓慢、郡县行政事务简单（收税和处理刑事纠纷）相适应，从而几千年虽然有改朝换代的代价，但制度一直相当稳定。时至今日中国，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实质讲基本上仍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它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有效的政治保障。它本质上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特别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集权郡县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必将发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行政体制要实行根本改革。与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是“行政功能分工协同制”，其要点如下： （1） 政企分开，政府不管微观经济，不管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在遵守市场经济法律的前提下在统一市场中自由驰骋。技术开发是市场竞争的关键，自是企业的主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