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贡钦 2010-07-29 近来，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是港人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其中的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之存在与废除，更是话题的焦点，民主派借此兴风作浪，建制派则也步步为营，双方僵持不下。但是，如果综观欧美国家议会制度设计，却可以发现，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存在，并非民主派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相反，功能组别议席的设计，不但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而且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各方利益，制衡民粹主义的偏激，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近来，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是港人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其中的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之存在与废除，更是话题的焦点，民主派借此兴风作浪，建制派则也步步为营，双方僵持不下。但是，如果综观欧美国家议会制度设计，却可以发现，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存在，并非民主派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相反，功能组别议席的设计，不但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而且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各方利益，制衡民粹主义的偏激，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功能组别的由来与现状 香港回归前，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是委任议员，成员来自商界及专业界别的精英，是港英政府有效管治的招数。 香港的功能组别制度始于港英政府“后统治时期”，1984年7月18日，香港政府发表有关香港政治制度的咨询文件《代议政制绿皮书》，制定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模式，即24名议员分别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选出，每类各选12名。 香港回归后，功能组别制度沿用至今。目前，香港立法会共有60席，地区直选议席与功能组别议席各占30席。功能组别议席几乎覆盖了香港的各行各业，例如：乡议局、渔业界、保险界、航运交通界、教育界、法律界、会计界、医学界、卫生服务界、工程界、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劳工界、社会福利界、地产及建造界、旅游界、商界、工业界、金融界、金融服务界、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资讯科技界、饮食界、区议会等，当选的议员以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为主。 相关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68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会产生的具体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式由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 “第三条2007年以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 200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式，如需对本附件的规定进行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3、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香港2017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和2020年实行立法会普选的时间表。 《基本法》第68条和附件二以及人大常委会定的立法会普选时间表，确定了香港立法会的产生辨法和时间，虽没有关于功能组别存废的具体文字表述，但留下“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法律空间，即可理解为，功能组别的存废，可运用这条法律条文来定夺。因此，功能组别的存废，将有一场激烈的争论。 功能组别存废争论的焦点 最近，香港特区政府就“2012年特首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发表声明，政改方案与2009年11月发表的政改咨询建议大致相若，即特首选举委员会人数由800人增至1,200人，立法会增加5个直选和5个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新旧6席区议会以比例代表制产生。港府的政改方案和声明没有废除立法会选举中的功能组别，还增加功能组别议席，意味着2020年立法会普选将可能保留功能组别议席。 香港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发起“五区总辞”，以抗议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要求2017年前普选行政长官和2020年前普选立法会议员并废除功能组别议席。 主张保留功能组别的认为，社会需要顾及商人及中产阶级的利益，引入各界的代表议事可以使议会议决更有广泛代表性。同时，功能组别亦吸引专业人士参政，提高议事的质素及政府议案通过的机会。 主张废除功能组别的认为，功能组别议席的设制违反全民民主和普选的原则，在讨论社会整体事务的议会里，功能组别未必能真正全面反映全体从事该行业的市民的意见。 主张保留功能组别，主要是从功利主义出发；主张废除功能组别，主要是从理想主义出发。功能组别，引发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和碰撞，需要香港全社会权衡利弊，进行抉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树超 2010-06-22 纵观世界历史，新兴大国同衰退大国之间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在远古和中古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各大帝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此消彼长，尚可相安无事。但是近现代以来，随着交通、信息日渐便利，地球日渐缩小，大国的势力范围却不断扩大，因此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纵观世界历史，新兴大国同衰退大国之间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在远古和中古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各大帝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此消彼长，尚可相安无事。但是近现代以来，随着交通、信息日渐便利，地球日渐缩小，大国的势力范围却不断扩大，因此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中美关系更是如此：一个在迅速崛起，拥有五千年历史却被称为“新兴经济体”；另一个在渐次衰落，建国仅二百年却已执世界经济牛耳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此外，两国由于政治制度以及历史文化之不同，在许多问题上都各执己见，明争暗斗，尤其在两国关系最为密切和复杂的经贸领域更是如此。 步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双雄争霸战越来越扣人心弦，简直要比好莱坞的史诗巨制还要惊心动魄。如果非要借好莱坞的视角来“戏说”的话，那么或可借喻于两部近期热映大戏：《驯龙记》和《诸神之战》。为何非要两部？中美经贸关系波诡云谲，一部大片难以尽收其盛况，此其一也；中美对其经贸关系各自见仁见智，一部影片难以同时反映双方立场，此其二也。 首先来看《驯龙记》。中国人认为，龙是神圣高贵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从不轻易现身，而一旦出现必为祥瑞之兆，因此传统上来说，华人对龙的本能反应是崇敬和膜拜。但是，西方自古以来对龙的看法就恰恰相反。在他们眼中，龙是一种邪恶、残暴的不祥之物，常常如《驯龙记》开场一幕所展现的一样成群结队对无辜的村民进行攻击。因此，在西方诸多神话中，对作恶多端的龙只有两种处置方法：不是猎杀就是降伏，而除掉恶龙则往往是英雄扬名立万必不可少的功业之一。在圣经《启示录》中，更明确指出龙即为魔鬼撒旦，并预言代表正义一方的天使同代表邪恶一方的巨龙将会有一场决定人类千年命运的恶战。 同样，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看来，自称为“龙的传人”的中国人非但不信仰他们的上帝，而且还崇拜西方人心目中这么邪恶的生物，必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因如此，尽管中国现今与西方诸国同样是号称“经济联合国”的世贸组织的一员，但是西方并未真正将中国视为他们的同类，对中国挥舞起经济制裁和贸易壁垒的大棒时从不手软。恰恰相反，由于中国与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更使西方在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手段时，不但没有负罪感，更有一种“替天行道”的道德优越感，从而往往无所不用其极。 在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身上，这种道德优越感就更是表露无遗。无论是在中国入世之前还是之后，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于中国指手画脚时从来都是一副自以为是的姿态，仿佛自己就是圣经中的天使长米迦勒，高举诸如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等大旗，来完成驯服中国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的神圣使命。 奥巴马外贸新政 如果拿美国的新总统奥巴马同其前任小布什相比较的话，尽管小布什在诸如伊战、反恐等议题上采取鹰派态度而为人所诟病，但是单就经贸政策来说，小布什对中国大体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而从奥巴马主政一年多的记录来看，这个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经贸领域却比小布什要好战得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奥巴马在经贸问题上的极端立场由来已久。当初他不惮以新科参议员之身问鼎白宫，为吸引选票，就借“求变”（change）为口号，对共和党政府内政外交各项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大肆抨击。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形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糟糕透顶”，并一度声称要同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重新谈判一个“不只是有利于华尔街的精英们，而且更有利于街坊大妈们” (not just be good for Wall Street, but should also be good...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狄 旸 2010-06-22 2010年5月16日香港举行立法会补选投票。次日凌晨公布结果是，在登记的约340万选民中，共57.9万名选民投票，投票率为17.1%。五个选区当选人得票分别为：九龙东公民党的梁家杰得82,066票，得票率92.52%；港岛区公民党的陈淑庄得103,564票，得票率92.7%；新界西社民联的陈伟业得109,609票，得票率89.25%；九龙西社民联的黄毓民得60,395票，得票率70.36%；新界东社民联的梁国雄得108,927票，得票率79.95%。这五位当选者都是五区总辞运动泛民主派辞职议员。由于建制派抵制了此次补选，因此在没有实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五位议员均不出意料地重返立法会。   2010年5月16日香港举行立法会补选投票。次日凌晨公布结果是，在登记的约340万选民中，共57.9万名选民投票，投票率为17.1%。五个选区当选人得票分别为：九龙东公民党的梁家杰得82,066票，得票率92.52%；港岛区公民党的陈淑庄得103,564票，得票率92.7%；新界西社民联的陈伟业得109,609票，得票率89.25%；九龙西社民联的黄毓民得60,395票，得票率70.36%；新界东社民联的梁国雄得108,927票，得票率79.95%。这五位当选者都是五区总辞运动泛民主派辞职议员。由于建制派抵制了此次补选，因此在没有实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五位议员均不出意料地重返立法会。 总体看来，投票结果说明此次补选各大阵营基本上是“各唱各戏”。第一，五位辞职议员得票率高并不奇怪。抵制五区总辞的建制派并没有派出候选人；泛民阵营内部的民主党也不支持变相公投的做法，因此没有候选人派出。也就是说有实力与社民联和公民党竞争的人选并没有参与补选。这就使得五位辞职议员在各自选区中占有绝对优势，从而自然以高得票率当选。 第二，根据以往立法会选举经验分析，社民联和公民党在此次补选中基本成功获得了自己应该获得的票数。虽然此前五区总辞联合委员会给自己定的目标是50%的投票率，而实际投票率只有17.1%，看似远远没有达到之前的目标。但是，此前50%票率的目标只是社民联和公民党鼓舞士气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手段。因为历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基本在45%到55%之间浮动。这些选举都是在建制派、民主党共同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此次共投建制派和泛民阵营内部的民主党都明确表态，不支持五区总辞，不主张自己的支持者进行投票。在这种情况下，社民联和公民党基本没可能动员到一半的选民。 从几位原辞职议员的得票情况看来，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自己阵营中的支援票。以2008年立法会选举为例，公民党加社民联在各选区的票数分别为：香港岛92,802票；九龙西54,812票；九龙东67,964票；新界西60,092票；新界东84,702票。对比上述五位侯选人此次补选得票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五位候选人均得到超过2008年立法会选举该区两党得票总数。这说明，不但支持公民党和社民联的选民互相转票，两党还争取到了新的选票。这些新争取的选票主要来自是泛民内部选民的转票，也有可能有一小部分来自新的支持者，尤其是此次登记成为选民的年轻人。由此看来，公民党和社民联基本实现了对已有支持者的动员。已有支持者会因为此次动员更加明晰自己的政治立场，强化对两党的支持。此外，两党还以激进的民主路线争取到了一批新的支持者。虽然17.1% 的投票率远不能算作“全民动员”，但无疑两党在巩固基本盘的基础上，成功吸纳了一批新的支持者。为今后的选举，扩大了支持他们的选民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社民联和公民党，这次补选是有所收获的。 第三，建制派的反动员也基本成功。2010年2月，民建联主席谭耀宗和工联会都宣布不会参加补选。这正式标志着建制派全面杯葛补选。从补选结果分析，虽然公民党和社民联的得票超过以往基本盘票数，但是这其中更大可能是泛民内部转票和新支持者使然。很大程度上，建制派基本盘回应了民建联和工联会的呼吁，没有投票，或没有将票投给社民联和公民党。 虽然此次补选由社民联和公民党两党一手造成，但补选都各大政党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选举后的香港政治局势。首先，此次补选结果对泛民主派的基本盘结构有很大影响。泛民派以“全民公投”为口号，希望通过在全部选区尽心的补选达到变相普选的结果。这种全民总动员的动机为补选蒙上了激进和极端的社会运动色彩。这种色彩与社民联一贯激进的形象相吻合，因而此次补选对社民联的基本盘没有明显影响。 其次，这次补选对公民党的影响不可小觑。2006年成立的公民党的主要领导成员以大律师为主，一向以温和、理性的形象出现在选民面前。公民党的成立填补了泛民阵营集中代表高级知识阶层的空白。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性上，泛民的基本盘更加完整。2000年左右，民主党发生分裂。陈伟业等部分激进民主派退出民主党，自立门派。因此，公民党成立之后的泛民阵营基本盘的光谱分布为：社民联为激进派、民主党为中间派、公民党为温和派。但是这种分布在五区总辞运动发起之后有明显变化。从2009年1月社民联提出五区总辞方案开始，公民党一步步从温和走向激进。到2010年5月17日立法会补选结果揭晓，公民党已经在五区总辞持续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变成泛民阵营内部与社民联为伍的激进政党。在5.16补选之后的泛民光谱上，基本可以认为公民党已经与民主党对调了位置，民主党成为泛民内部比公民党更加温和的政党。这种形象变化使得公民党的基本盘也随之发生变化。公民党也许会因此流失以前的温和票，但同时也会争取一部分新的激进票。从此次投票结果看来，流失票与新争取的激进票基本持平。虽然流失与新增票数在数量上看似持平，这两种票在未来选举中的权重是不一样的。由于大专生2012力挺五区总辞，使得很多以前对选举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出来投票。据统计，此次年轻人投票率占24%左右，高于其他年龄组别投票率。而2008年立法会选举中，年轻人的投票率仅为14%左右。且此前历次选举年轻人投票率基本均低于平均投票率。这些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的年轻人平均教育程度较高，很有可能成为之后公民党和社民联等激进民主派的后生力量和主要拥趸。相比之下，流失的温和票多为年龄较大的选民。这些选民在未来选举的总体权重上肯定无法与年轻人相比。因此，公民党实际上得大于失。 对于社民联与公民党的联盟来讲，投票率与得票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掀起一场争取普选的社会运动。对于社会运动来讲，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因为所有的动员都发生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无论结果是否令人满意、是输还是赢，只要社会运动本身唤起了人们对期望议题的关注，动员起了希望动员的人，就已经达到了运动的目的。此次补选正是如此。社民联和公民党的最大成果恐怕就是唤起了香港一部分年轻人的激进热情。大专生2012便是旨在参与“公投运动”而临时组成的学生组织。该组织在立法会五个选区分别派出一位成员参与补选。这有两方面重要意义。一是，“公投运动”不会因个别选区只有一位候选人而失败。在建制派杯葛下，公社党曾忧虑其已辞职的立法会议员会因无竞争对手而自动当选，令个别选区的选民无法投票表态。大专生2012的参选正好消除公社党的忧虑。事后看来，若然大专生2012不派代表参选，九龙东的梁家杰便会自动当选。 二是，年青人被动员起来。大专生2012通过网络、校园、分享会等宣传「公投运动」，并以筹款、组织义工团支援运动。其动员过程虽然不足以扭转社会的主流意见，但是却培育及增加了年青人对政治的兴趣和关心，并让他们进而了解到可以通过投票表达意见。结果，大专生2012派出的五位候选人结果获得36,226选票，估计其大部份支持者应为年青人。是次投票的年青人因为在选举里体现到自己的权利得到实践，将很大机会在往后的选举继续投票，成为反对派的长期支持者。从这个角度看，支持者多为中高年纪的建制派不参与补选，虽然可减低投票率，但是却让公社党在动员过程中吸收年轻的支持者。公社党与年青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为往后的政治动员提供网络基础。 民主党在此次补选中的形象也有较大变化。这不仅是因为公民党自动走向极端，把民主党挤向相对温和。民主党本身也积极主动地走向温和。可以看出，五区总辞方案出台之初，社民联和公民党还是把民主党看成一家人的，不仅是一家人，还将民运历史最长的民主党看成五区总辞的主力。2009年7月，在社民联推出的方案中，辞职议员并不是现在公民党两人，社民联三人的格局，而是民主党两人，公民党和社民联各一人，其他泛民再派一人。虽然民主党也不情愿地拟定了本党参与辞职的议员，但对补选抱保守态度，认为仍可以研究。此后社民联和公民党越走越极端，民主党最终于2009年12月决定杯葛补选。在决定不参选之后，2010年1月，民主党立即采取新措施，携街工、教协、民协、职工盟和民主动力等十一个团体组成“终极普选联盟”（普选联），主张以温和谈判的方式商定2017和2020年的普选方案。民主党宁愿邀请十一个小团体，也不邀请社民联和公民党加入普选连。这标志着民主党在实现普选的方式上正式与社民联和公民党决裂。虽然如李柱铭等民主党内部分激进议员仍以个人身份支持五区总辞，但民主党在整体上的温和形象已经基本奠定。民主党的形象转变会使一部分之前支持公民党的温和票流进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同时也可以认为，以前的激进票会流失。得失几何目前仍不明朗。但因为民主党在立法会的席位多通过在基层工作的区议员获得，而这部分选票与区议员长期在基层工作品质有直接关系，比较稳定，不会因为政党形象的变更而发生明显变化。因而可以认为民主党这这部分基本盘不会发生剧烈变化。 对于建制派来讲，虽然建制派成功杯葛了补选，成功动员自己的基本盘不投票，由此大幅度拉下补选的投票率。但是这种成功十分有限和被动。首先因为此次五区总辞中沸沸扬扬、大张旗鼓搞动员的是社民联和公民党。建制派只是对社民联和公民党的举动进行被动反应。这种被动动员最多只能确保自己的基本盘不倒戈，不被社民联和公民党动员，并不会为建制派带来新的支持者。其次，建制派基本盘一直存在年龄结构老化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隐患将越来越明显。而此次补选，社民联和公民党动员到了新的年轻力量。这将建制派置于不利地位。虽然建制派自己的票仓并没有在此次补选中有明显变化，但是年轻力量注入激进民主派的现象，是建制派未来应该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特区政府从始至终都是五区总辞的强烈反对者。在表明变相公投违反基本法的基本立场之后，特区政府只按照一般立法会补选的程式进行操作，并低调处理补选事务，对社民联和公民党采取冷漠态度。此外，特首在补选前两天宣布不会参加投票。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率。但重要的不在于特区政府的态度拉低了投票率，重要意义体现在特区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本身。在补选之前，特区政府提出了2012政改方案，增加了功能组别的民主成分，并将于6月23日进行立法会表决。这都证明特区政府对香港民主进程的态度与社民联和公民党等激进民主派大相径庭。补选结束后，社民联和公民党以此次投票的57万人继续推进全民动员进程，向特区政府喊话，要求特区政府正视香港57万人的民主诉求。在这种情况下，特首于5月19日早向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下了“战书”，邀请五区总辞总发言人余若薇于6月17日进行直播电视辩论。这种破天荒的举动有两种直接效应。余若薇在电视萤幕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这清晰显示了公民党和社民联认为特首的请战是五区总辞的胜利。特首点明和余若薇单挑，无疑肯定了余若薇作为5.16之后激进民主派盟首的地位，也进一步明晰了激进民主派的范围。此效应有利于公民党与社民联。但是，请战者不可能无备而来。此次辩论是特区政府给自己提供的向选民解释政改方案的好机会。但显然，这场即将进行的论辩是把双刃剑。双方皆有胜出的机会。若特首胜出，则会大消五区总辞气焰，甚至令其功亏一篑；若余若薇胜出，便会进一步巩固五区总辞的成果。目前，公民党一方已经将6.17辩论定为“新民主运动第二波”，很明显已经将这场辩论预设为五区总辞之后的第二场全民动员，气焰甚烈。 与此同时还值得关注的是，以民主党为首的普选连将与中联办官员见面。这个具有破冰意义的信号说明了中央对泛民内部不同派别的态度。面对激进民主与协商普选两条路径，中央宁愿接受与温和民主派见面。在这个意义上，社民联和公民党的五区总辞反倒成全了民主党。 综上，5.16立法会补选是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在立法会补选的全过程中，香港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公民党和社民联结盟为全民动员、直接普选的激进民主派；以民主党为首的普选联成为希望在同中央谈判的基础上实现终极普选温和民主派；以民建联、工联会为中坚力量的建制派与以往变化不大，仍旧是支持特区政府和中央的派别。此次补选使泛民内部发生原则性分裂。以后泛民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整合，仍有待观察。而接下来，关于香港未来政治制度的安排，将成为香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角逐的主战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卫儿 2010-06-22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5.16立法会补选后第三天, 向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下战书”, 邀请她于6月17日单独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但条件为不设现场观众席, 不设现场提问环节。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5.16立法会补选后第三天, 向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下战书”, 邀请她于6月17日单独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但条件为不设现场观众席, 不设现场提问环节。曾荫权的这封信顿时在香港搅翻了天，一边是余若薇手持特首来信, 难掩心中兴奋召开记者会向特首隔空讲条件, 要求增加公众席和现场提问; 另一边, 正密锣紧鼓准备与中央政府驻港最高机构中联办, 以及特区政府就香港2012年政改方案沟通的民主党和其他温和泛民人士不禁无名火起: 放着立场温和, 主张沟通者不理论, 却找来在5.16创历史新低投票率的所谓“公投”运动的发言人, 对政府方案持死硬反对立场的余若薇做辩论对手, 全城目光一下子从关注温和民主派如何与特区政府和中央沟通, 转到电视辩论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振洲 2010-06-22 最近，香港社会最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被称为“八十后”青年人的示威和游行。青年人“斗争”的激烈程度，让整个社会震惊，却也让人困惑：是什么让年轻人有如此强烈的斗争动机？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的五月风暴，当时的参与者都是被称为” ”富裕与教育的产物”的年轻人。   最近，香港社会最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被称为“八十后”青年人的示威和游行。青年人“斗争”的激烈程度，让整个社会震惊，却也让人困惑：是什么让年轻人有如此强烈的斗争动机？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的五月风暴，当时的参与者都是被称为” ”富裕与教育的产物”的年轻人。 二战后二十年间的法国，如同经历了七十年代后二、三十年间高速发展的香港社会，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在消费文化的笼罩下，人们格守“闷声发大财”的原则，把自身价值与经济紧密地挂钩，因此也被称为“沉默的一代”。然而，沉默许久之后的渲泄却显得更为可怕。1968年的三月，一场悄然的对抗先是在大学涌起，起因是学生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到了五月份，涌上巴黎街头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事情远没有就此停止，接着，罢课罢工浪潮席卷了法国多个省份。虽然戴高乐总统用解散国会重新大选的办法暂时渡过了危机，但社会上已经留下了深刻的裂痕。次年戴高乐总统的辞职也可以视为六八年风暴的余波。 这场风暴的诱因幷非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青年人反叛的是技术官僚社会，而目的则是带领人们走向更为真实而具体的民主。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形式常常则是反叛、愤怒、批判和对抗。不单单法国，上个世纪60年代整个西方发达社会都出现了相类似的青年运动，比如美国的反越战示威、意大利和西德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等。 如果对比欧美二战后到70年代之间和香港社会最近二三十年的社会发展，除去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相似，另一个给社会结构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就是高等教育上的发展。大学，由传统的精英模式（指毛入学率低于15%）逐步向大众化阶段过渡，这带给普通民众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这意味着，是过去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即社会阶级较低的群体，有了更多机会进入大学。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法国大学生的人数增长了3.6倍，其中，从1963年到1968短短五年间，人数就增长了2.2倍。 在所谓的大学“博雅塔”生活了数年后，这些年轻人幻想着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实现个人价值，也促进社会和整个人类的变革。但是毕业之后，等待他们的则是失落、就业困难、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差距。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内部也悄然发生着另一个变化，即大学不得不由博雅学府逐演变成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场所。但这种过度是强迫性的，在过程中带来了很多至今都未能解决的危机。传统的博雅学科，比如文学、哲学、历史受到挑战，这表现在受欢迎程度和资源配置上。相反，过去很多实用性、技术性的学科有机会进入了大学，幷且成为社会的新“宠儿”，比如商学。大学一面承载着传统的使命，追求真理和德行；另一面却再也不能独善其身，必须融入到物质化的现实世界。 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福利。这使得更多的普通民众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但有趣的是，高等教育却并没有像公营系统的医疗一样，一步步走向全民免费。相反，政府越来越将高等教育推给市场和社会。这是因为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另一个考虑是经济因素，政府试图向通过高等教育这个杠杆以继续巩固社会的繁荣。像许多经济实体一样，大学也要考虑起效益问题。但是高等教育的扩招最初是由政府的单边行为所引起：因为人们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所以在政府的支援下增加了大学供应。如同增加了货币供给而产生通货膨胀，当青年人把青春、期盼和学费与大学/社会/政府交换之后，在供给增加后，大学生在求职难度、薪金水平和未来在职场的发展上升空间等方面，都与他们原来的预期产生了很大落差。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失落和不满——对政府、也对这个社会。 换句话说，当高等教育被供求双方都看成是一种投资之后，政府单方面的增加供给，减低了原有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在过去二十年，香港的高等教育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多间学院升格为大学，以及后来副学士学位的学生大大增加，香港的大学生亦不再是“天之骄子”。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越来越集中和依赖于金融和地产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使得香港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变差，年轻人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怨气越来越大。所谓的八十后问题，虽然表面上最容易被观察到的是世代冲突，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价值和生活信念上的冲突，实际则是一种民众和政府在社会交易过程中的失衡。 八十后这个词语本来自中国大陆，特指计划生育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有人会问，中国大陆与香港基本同时经历了高等教育扩招，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八十后则没有出现与社会的公开对抗？这是因为：其一、大陆仍有自己一套在政府管理下的价值观念；其二、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上升空间仍然巨大，还有很多“闷声发大财”的机会。 未来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再回到精英教育的阶段，相反，未来它会朝向更为普及化发展——事实上，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早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换句话说，随着供给量的进一步增加，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供给契约会趋于平衡，对投资回报的看法也会相一致。而留给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反思是，如果要把大学的传统使命和务实联系在一起，学校必须要有明确的理念和机制帮助学生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而不是让学生一点点去接受理想与现实两个世界，一步步走向妥协和无奈，又或者产生对抗。这需要社会和学校给予学生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 香港社会在70、80年代经济腾飞时候也有自己的价值观，积极乐观、吃苦耐劳、创新拼搏的精神。但是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大学除了教授课业知识之外，是否有充分的准备告诉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积极的公民，怎样作为贡献社会的一份子？作为“八十后”的年轻人，不应当只是要求社会和政府来理解自己，也而应当用跟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参与和改变这个社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0-05-18 2007年，学术生涯横跨英美的牛津及哈佛学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及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率先提出“中美国”（Chimerica）这个概念后，无论同意或反对，“中美国”这种提法显然已受到人们相当的注意。   ——当前中美关系的严峻挑战 2007年，学术生涯横跨英美的牛津及哈佛学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及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率先提出“中美国”（Chimerica）这个概念后，无论同意或反对，“中美国”这种提法显然已受到人们相当的注意。 一个人会设定出一个概念，当然并非凭空的遐想，而是有他的理据甚至别有怀抱，它会显露在它文章的文本间。由佛格森2008年所著的《货币崛起》以及延续他的逻辑，由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于2009年所出版的《超融合》，我们已能体会到，他们之所以提出“中美国”这种说法，其实是寓有“借古鉴今”的用意，那就是昔有英德，今日的中美会不会步向它的“后尘”？佛格森指出：一百年前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里，许多投资人也认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和欧陆最蓬勃的工业经济体之间有着类似的共生关系，那个经济体是德国。当年也跟今天的情形一样，共生与对立只有一线之隔。他指出，百年前人们不认为英德会起冲突，直到冲突出现，人们才发现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都被故意忽略了。而今天中美关系会不会恶化到引发全球化的瓦解呢？看似不可能，但却不能掉以轻心。他甚至指出，“中美国”这个字与希腊神话里狮羊龙“三不像怪兽”（Chimaera）相似，一不小心即会这个变成那个。例如美国指控中国贸易不公平竞争及操纵人民币汇率已有好一段时间，但从2007年8月起，美国调降利率到接近零，并让美元贬值，它其实就是一种美国版的“美元操纵”。由于指控中国已成了一种必要的惯性，纵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这种指控也不会停止。 佛格森教授除了在《货币崛起》中以英德为鉴，对当今的中美关系表示忧虑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他在2010年三及四月号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专文，对美国这个帝国的衰落提出警告。其中有一段提及美国目前的财政危机，他指出： 多数帝国的衰落都与财政危机有关，亦即税收与支出之间出现严重失衡，且不足以偿还公共债务。目前美国债务急速增加，2009年已超过1.4兆美元，约为GDP的11.2%，为六十年来最大的赤字，2010年的债务也不会太少。公共债务在未来十年将大增一倍，由2008年的5.8兆美元，增至2019年的14.3兆。在同一时段里，债息支出将由联邦税入的8%增至17%。以上这些数字皆属恶兆，但在政治实体的问题上，人们的认知才更重要。帝国的危机上，权利的实质支撑并不那么重要，对未来权利的期望值才更关键。上述财政数字不会侵蚀美国的实力，但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美国有能力度过任何危机的信心却会减弱。现在全球仍希望美国能够像丘吉尔的名言所说，尽管另外的方法已经用尽，美国仍应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美国赤字已极严重，到了2080年，将到可怕的比例。尽管为时尚远，但美国已需堵住这财政的破洞。 佛格森以悬挂在“纽约历史学会”由19世纪美国画家柯尔（Thomas Cole）所绘的五幅“帝国的历程”为例，替美国的帝国没落发出警告。他指出，美国赤字债务日益严重，它将在某个时刻，因为人心的预期效果而出现债息及通膨的巨幅升高而造成灾难。帝国的没落从来就不是个渐变的过程，而是情况恶化而突然出现巨变。而不幸的是美国这列危险的列车并没有刹车装置，甚至还是由盲人在驾驶! 综合上述佛格森教授的观点，必须指出的是，“中美国”这样的提法，一则是一种期望，另则是一种警告。中美双方有互利共生的一面，但也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如果不能发挥互利共生的特性，在这个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缺乏良好规范的时刻，任意将贸易和汇率问题政治化，只会造成对立面的扩大。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债务持续升高，以美元贬值为手段的通货膨胀输出日益严重，并有籍着美元贬值来稀释它的庞大旧债之含意。这其实只会让美元危机趋于恶化，如何堵住财政破洞，已成了美国迫切的课题。 卡拉贝尔在《超融合》里，接续了前述佛格森的观点，指出对“中美国”双方，更多的是针对美国而言，应该注意昔日英德两国对立和两败俱伤的历史经验。卡拉贝尔认为，眼前的道路提供至少两种可能：不是美国和相当范围内的欧洲和中国携手合作，将此种制度再加琢磨和发展俾同蒙其利；就是重拾昔日二元论的观点，把“他们”的长进一律视为“我们”的没落。就美国而言，若是选择接纳美中依存关系，那么我们就很可能躲过当前种种挑战，维持现有繁荣，甚至在未来数十年更上层楼。这固然意味着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相对改变，但权衡得失，利益仍然远大于成本。 卡拉贝尔在书中所提出的，其实是一种“大合作”与“大对话”的新思维模式。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纵使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也不是美国的末日，对美国的活力和角色也不会有太大的破坏。因此他认为双方在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已需做重大的调整。例如过去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驻军的帝国，对中国有许多挑衅式的围堵习惯。这种帝国积习显然已应改变。个人认为，卡拉贝尔的主张里强调中美双方必须理解到，两国合作最需要的是要去开辟许多“超主权事务”的对话与磋商。 在其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即非常具急迫性：中美两国都在自己的围墙内制定经济政策，虽然时有磋商，但仍然将利率、币值和预算等事务视为不容侵犯的主权。但是，在一个中国外汇存底有许多是以美元资产方式持有和美国预算靠中国信贷融通的世界里，在一个两国资金流通塑造国内收支平衡的世界里，双方若能以协调来决定政策，也许更为可行。中美双方目前是有个对话机制，但这跟美国联储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共同决定利率大不相同，现在看来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两个经济体系合流的结果，可能很快就得这么做了。 在此，以较大篇幅讨论佛格森及卡拉贝尔两人的“中美国”观念，乃是就眼前的客观事实而论，中国的崛起已无法被否认，但中国崛起后它与美国的关系，却与百年前的英德，六十年前的美苏相同，都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期。在英美的意识形态里有着强烈的善恶二元论本质，它源远流长，开始于宗教改革时代新教逐渐在英国取得支配地位，并持续到殖民扩张主义和工业革命。视东方为野蛮专制落后的所谓“东方主义”从此在英美被建造完成，它合理化了帝国干涉主义。近年来动辄以人权自由为理由来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法，乃是它有“道德勇气”的证明。而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两党皆然。在民主党方面其实更强，这也是民主党有较强以道德为名的扩张色彩的原因，就以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例，他即有传统民主党道德主义的色彩。他的道德主义用于内政，可以推动出“健保改革方案”这种重大的改变，实在应予称赞，但这种道德主义用于国际社会，他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宣称，“美国人不甘居于第二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坎伯宣称美国要成为亚太地区的在地强权而非“过客”，这些谈话都使人捏把冷汗。 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估计今年在经济规模上即可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估计最快到2020年即可赶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处于这样的时刻，人们切莫志得意满，反而应当更警惕到，这才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刻，因为过去那些“疑中”、“歧中”、“畏中”、“反中”的情绪，反而容易在这样的时刻迸发。因为当今全球的资讯、贸易及货币秩序并不稳定，所有上述的情绪必会籍着这些秩序的改变而排山倒海而来。个人一向有种悲观的态度，那就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后造成大衰退，除非主要国家反躬自省并忍受付出代价，否则衰退危机必不可能解决，而会走往终极战争解决这种人们最不愿看到的模式。30年代大萧条的解决绝非凯因斯或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经济。人们会以英德经验为戒，希望中美关系切莫不幸地走向历史的旧路，其实有其用心良苦之处。 目前世界形势紧急，尤其是中美关系更为脆弱，由于美国乃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表，而西方传统上即有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传统。这种传统早已内化为思想史上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环，它由西方人歧视与敌视邻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而后逐步将范围扩大到包括了中国的东方。在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里，他们认为东方是专制的，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之手，个人生命财产自由无保障，集体性超过了个人性等。对于已习惯于西方说辞的我们，在概念上很难一下子给予否定，但这种说辞究竟有多精确则实在可堪讨论。...

天大研究院 2010-04-26 2010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点击进入习近平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自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创立时起，东道主中国通常都会在这一场合发表对世界和亚洲经济形势的看法，宣示中国的主张。   2010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点击进入习近平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自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创立时起，东道主中国通常都会在这一场合发表对世界和亚洲经济形势的看法，宣示中国的主张。习近平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动力的阐述反映了中国最高层面向未来的理念和举措，引起外界普遍关注。 中国和亚洲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习在演讲中指出，亚洲已“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为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而首先走出危机阴影，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和亚洲经济实际已经摆脱危机，开始进入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但危机引起的国际环境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也使中国和亚洲区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2010年初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逐步得到肯定，一连串的国际性会议对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贸易平衡、金融监管、低碳经济、国际债务进行了多边和双边协调，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各国在上述问题的认识和行动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对经济的进一步复苏，特别是下一轮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影响。在华尔街式的金融创新失败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的动力和模式受到普遍关注。世界各国要求中国、美国、欧盟几大经济体对经济复苏和增长负起更大责任的呼声强烈。 在中国率先走出危机阴影的带动下，亚洲经济正处于新的活跃期，但同时，以加工业为主和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结构，也令亚洲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存在隐忧。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出现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对内重新发展某些传统产业的趋势，再加上国际资源价格始终在高位徘徊，都为亚洲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 习近平特别指出，“亚洲要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必须注重完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亚洲特色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一论断不仅阐明了区内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对区内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和道路做出了判断。这符合中国通常认为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理念，而这一理念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想。 继续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对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的阐述中，习近平特别引用了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对发展模式的论述。（点击进入胡锦涛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胡锦涛着重指出，各国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和“一成不变”的道路和模式。习近平在这里引用胡锦涛这一重要论点，除了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外，也可认为是对外界有关经济发展模式争论的一个郑重回应。 2009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出现一股抨击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由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其发展模式受到普遍的关注和赞扬。但多少有些出乎外界预料的是，中国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刻意宣传本身的成功，向其他国家推广“中国模式”，而更多地强调了各国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借鉴。普遍的分析认为，一是中国不愿意在此问题上被“捧杀”或“妒杀”；另一方面，中国最高领导已冷静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融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应对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一些问题是过去30年没有遇到过的。事实证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和对形势做出冷静判断是明智和正确的，这使中国赢得了尊重。外界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和判断通常并不准确，这或失之于对中国国情，特别是文化背景了解不深，或失之于过于强调自己的主观愿望。其实，中国自上而下早已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具有自主、独特和与时俱进的品格。这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而不会因为任何外部的压力和诱惑做出改变。 中国也无意就发展模式问题进行争论，强调一心一意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会去否定其他模式，也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并且特别不希望将发展模式问题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韬光养晦”策略的体现，也是“不争论”的国际版。 在发展模式问题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坚持具有自身特色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要与时俱进，要符合时代潮流。他指出，为了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要求，中国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这已经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在演讲中，习以更加开放的口吻强调，“中国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是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这一宣示不仅与本届年会的主题：“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高度吻合，而且凸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习近平使用“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用语，相信有一定的针对性。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传媒质疑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个别国家甚至使用了“中国骑劫了会议”的攻击性语言，将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取得预期成果”的责任归罪于中国。习近平“知行统一，说到做到”的话不仅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自主节能减排，履行国际义务的承诺，也暗含了对一些国家言行不一，在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中附加条件、刁难他国做法的批评，显示中国的承诺和决心是算数的，但同时也是自主的，用不着跟美欧的要求而起舞。 从2008年会到2010年会，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模式选择上的理念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这对于外界观察中国经济的走向和政策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毋庸讳言，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间，走这条道路经常会遇到国内来自左和右的干扰，那么在后危机时期，走这条道路将会更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特别是美欧方面的压力和围堵。美欧对一个在价值观和发展道路上有着重大区别的经济体，始终会抱有高度的戒心，不会放弃其遏制战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交错的复杂背景下，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就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进行论述，强调中国仍将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正处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也具有启发和鼓舞的作用。 绿色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重要的官方文件中，较少使用绿色发展这一用语。因为在当今世界“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包含了太多的含义，甚至相当政治化的解读。习近平的演讲题目，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并列，一方面，显示出中共高层在这一问题上取态相当开放，以方便各与会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另一方面，可能也包含了中国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即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志，而且应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动力。 习近平在肯定中国30年来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坦承“环境和资源对发展的瓶颈制约也日益突出”。 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力显著增强。但改革与发展的代价和教训也是明显的，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增长方式粗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资源消耗过大，这与加工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较低有关；二是对环境和资源的损害较大。经过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原有发展模式的局限甚至弊病日益突出。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机遇，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又好又快”发展最重要的选择。 一般来讲，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会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降低增长的速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保护资源和环境，又能有效解决增长和就业问题，尤为困难。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能否将发展的约束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能否使发展动力的主体与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相统一。许多国家的发展模式并不成功，或者是因为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或者是作为改革主体的人民，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实惠，改革的热情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各种社会矛盾难以调和。 习近平在演讲中对此做出了框架性的阐述，提出通过六个方面的努力，做到以“绿色发展”为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概括来讲就是，在结构调整和产业改造中贯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原则；通过科技支撑、自主创新实现将约束力向发展动力的转化，破解发展难题；在对外关系上，开放合作，和平共赢；在社会发展与改革中，达到以人为本，富裕和谐，不断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010-04-26 博鳌论坛成立近十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由亚洲国家发起的国际组织。博鳌论坛不仅在亚洲国家之间地位重要，而且是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表达声音的重要舞台。中国海南省的博鳌作为论坛总部驻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份量。因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博鳌年会上的演讲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博鳌论坛的讲台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非正式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 ——习近平副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的解读 博鳌论坛成立近十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由亚洲国家发起的国际组织。博鳌论坛不仅在亚洲国家之间地位重要，而且是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表达声音的重要舞台。中国海南省的博鳌作为论坛总部驻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份量。因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博鳌年会上的演讲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博鳌论坛的讲台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非正式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 在2010年博鳌论坛上，最受瞩目就是习近平副主席的主旨演讲。中国在博鳌论坛参与国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演讲也顺理成章成为各国了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对外关系新方向的窗口。此次论坛，习副主席的主旨演讲不但继承了胡锦涛主席关于发展模式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富有深远意义的创新方略。 习近平副主席继承了胡锦涛主席的论述精神 习近平副主席在2010年博鳌论坛的主旨演讲继承了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的主旨演讲的论述精神。习副主席开篇便指出，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真知。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起来，就必须与时俱进，真正做到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习副主席认为，胡主席的这一论述具有前瞻眼光，其深刻涵义正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益显现出来。习副主席进而强调了新形势下新的发展要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在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突出，不但成功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而且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要保持良性发展势头，必须完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绿色复兴之路。 为了完善发展模式，习副主席明确了绿色复兴之路的核心，即科学发展。这是对胡锦涛主席“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进一步继承和拓展。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七大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讲话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演讲中，习副主席将胡主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落实到中国的发展策略上，并点明“科学发展”的内涵。习副主席指出，科学发展就是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就是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在此基础上，习副主席进一步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应如何走科学发展之路。习副主席认为，在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坚持科学发展是要用科学的理念、开放的策略、统筹的方法、共赢的途径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习副主席指明，国际社会倡导的绿色发展和中国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因为两者都有共同的价值核心，即科学发展。习副主席以“可续发展”为灵魂，将绿色复兴的国际共识和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机结合起来，可谓是在对胡主席继承基础上的创举。 因此，习副主席继承了胡主席关于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原则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得出中国应该“顺应新形势，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这种继承与总结是习副主席在此次博鳌论坛演讲的起点。在继承胡主席的基础上，习副主席进一步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理念。 展望未来：习副主席富有深意的创新理念 第一，中国应考虑完善过去的发展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表明中国可以参考国际经验，但国际经验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人民要求进行改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表明即便是中国过去曾经走过的发展模式也应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习副主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达9.8%，如此高速的增长已经载入人类史册，并成为中国辉煌的标志。但是短时间内高速增长的代价也是明显的。高速发展给环境和资源所带来的负担有可能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是中国过去发展之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应该正视的新形势。习副主席这种对发展模式的论述表明了其正视“改变”的态度。“改变”并不是因为过去的方法不好，没有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证明了我们过去的道路走得很成功。“改变”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的发展之路必然会产生顺应形势的相应变化，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发展。 现在的国际新形势是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发展为环境和有限资源带来了极大负担。因此必须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和资源。由此，习副主席强调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实行战略性调整。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习副主席指出，中国应采取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发展自身不能过度开掘可再生资源，不能掠夺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资源和环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或再生速度十分缓慢的资源，因而为资源和环境带来过重负担的发展不能被视为可持续发展。只有对环境友好，并节约使用有限资源，中国才能彻底摒弃粗放式发展方式，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在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值背后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近年来，各地纷纷开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化项目。这些项目的上马随即带来汽车、住宅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热，各种泡沫频起。行业间的互带效应直接导致能源供应出现问题，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相继亮起红灯。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消耗的水泥占世界总量的50%、钢铁占34%，煤炭占31%、氧化铝占25%、电力占13%。如此高比例的能源消耗量却只产出世界4%的GDP总量。这种高投入、高浪费、高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制造社会民生问题，也使得经济虚热、环境报警。这种怪圈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环境、资源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习副主席认为这种增长方式必须进行转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做出以下调整。 首先，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习副主席指出，要大力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对此，中国已经做出了切实举措。中国从2007年开始主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大批污染严重的小火电、小煤矿、炼钢、水泥、造纸、化工和印染企业。2009年，中国继续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并承诺到2020年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些实在的作为和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展现了未来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和有计划的稳步行动。 其次，要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机制。在习副主席对“科学发展”的诠释中，要破解发展难题，唯有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中国目前的发展难题就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同时加重了环境和资源的负担。如何解决这个两难困境，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习副主席为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科技含量高”的道路。习副主席一再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单纯治理高污染，高浪费的企业，虽然能减少对环境污染的程度，但是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唯有推动创新科技发展，增加生产技术中的科技含量，才能既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同时又保障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科技创新机制的促进下，中国才能建设习副主席所指出的“生态文明”家园。 再次，习副主席特别点明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发展。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两次金融危机，特别是最近一次国际金融海啸更加明示了开拓、培育国内市场，和拉动内需的重要性。此次金融海啸对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冲击比较大。有着“世界工厂”称号的珠三角产业集群走的是“三来一补”，出口加工路线，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当金融海啸袭来，国外市场紧缩，供应链断裂，致使珠三角地区厂家订单骤然减少，因而导致其经济效益受损，甚至破产。这警示我们，只有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才能确保中国能够平稳应对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 第三，应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其工业化道路密切相关。健康的工业化道路必须处理好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习副主席在演讲中诚恳而客观地点出中国的当前国情：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正出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的部分城市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整体上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习副主席一语中的地点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也就是说发展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虽然发展不能以环境和掠夺资源为代价，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遏制发展。习副主席认为中国要走两全的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指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 健康的工业化道路也要处理好建设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对此，习副主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做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工作。这具体应分两方面进行。首先，应消除贫困，实现平衡发展。虽然这是习副主席对全亚洲国家提出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也适用于中国现状。中国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并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解决这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是发展的首要问题，不能出现发展速度快，人民生活水平上不去的现象。其次，大力培养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习副主席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创新人才的成批涌现。因而，培育人才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素质，深远看来发展的速度也会受到人才优质程度的影响。因而，习副主席十分强调要大力培育人才，健全各尽所能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得由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同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 第四，以人为本，深化全民环保教育。“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习副主席所倡导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发展兼顾环境和资源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习副主席特别重视科教兴国战略，强调观念要从小习得，并在整个社会营造保护环境的观念。习副主席指出，我们要以极其认真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对待环境与历史问题。要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就要将这种观念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才是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深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此外，只有这观念深深植根整个社会，国人才能转变消费模式，逐渐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从而实现生产与生活一致的价值观念。 第五，走高度务实的发展路线。习副主席强调中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说到做到、知行合一。在演讲中，习副主席列举了中国过去在绿色发展上已经做出的成绩和努力。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关于一系列国际条约的最早签署国。中国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最早通过《21世纪议程》、最早制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还将能耗具体指标编进五年一度的规划，并已经做出相当成果。习副主席表示，虽然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严峻，但中国仍以最大决心和积极性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公共行动。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都会在国际各国的注视下按部就班完成。列举一系列成就和指标并非仅仅表示中国的决心，更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展现大国风范，不仅要表姿态，还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习副主席的这种务实作风是贯穿演讲前后的。这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特点，更预示着他的创新风格。实干与用事实说话不仅是他对待节能减排议题的看法，更是他对国家发展模式的整体态度。 综上所述，习近平副主席在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继承了胡锦涛主席的“发展模式顺应形势变化”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富有深意的创新思维。习副主席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应产生理念上的变革，要从重视发展速度转为重视发展质量，走绿色复兴之路。中国要彻底改变以往粗放的增长方式，从高增长、高浪费的方式转变为绿色环保、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发展模式。同时实现科教兴国，大力培育人才，提高全民在环境保护上的素质，全民营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系统、全面、深刻论述创新发展模式。因此，习近平副主席的演讲可谓是中国的发展由重绝对值转向重质量、重环保、重素质的拐点，是开启中国新型发展之路的宣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田明 2010-04-13 最近, 香港电视圈热闹非常, 发生在两家免费电视台 “无线电视” 及 “亚视电视”的新闻, 比任何一出电视肥皂剧更吸引港人的目光。这边厢长期积弱的亚洲电视出现了一位 “红色”准大股东 —- 全国政协委员王征。 长袖善舞的王征更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 拉来五大国企包括中国人寿、招商银行、中国海外建设、以及北京银行为亚视 “站台”, 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一时间, 香港人不但看傻了眼, 更对王征这位新一代 “红色资本家”入股亚视另眼相看。 最近, 香港电视圈热闹非常, 发生在两家免费电视台 “无线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