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0-12-07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在邻国眼中的形象，有了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还远远不够，软实力才是关键。一个国家凭借由政府与民间的交往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与文化特色，才能更加长久地赢得邻国的信任与尊重。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 [1] 一项研究中美日三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形象的调查显示，美国最差，日本最好，中国则居中。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遥遥领先的美国为何形象最差？曾经侵略过东南亚诸国的日本为何反而形象最好？中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迅速崛起之际，为何在周边国家中的“形象”却不如日本？这一调查结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本文从中国与东盟各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入手，分析软实力在提升国家形象与地位方面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如何发挥自己的软实力提出建议。 美国的教训和日本的启示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所获得的支持与好印象，并不一定和国家的政治影响、经济能力与军事实力成正比。中美日三国中，美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军事实力上，都遥遥领先，冷战前如此，冷战后更是一枝独秀。然而，这一调查显示，三国中形象最差的，正好也是美国。 日本形象最好这一调查结果令很多专家学者感到不解：第一，日本在二战中对东南亚诸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至今还不思悔改；第二，在中美日三国中，日本在二战后就被彻底解除了武装，只保留自卫队，令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也大大受到限制；第三，日本经济一度腾飞，但始终无法与美国相比。更有甚者，中国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恰恰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都比不上中美两国的日本，反而在东盟诸国中赢得了最好的形象。 日本是靠什么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以及抽样问卷，我们发现当地人对日本的好感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交往，包括民间社团之间的交往，以及民间对民间的慈善与捐助；二是日本商人与企业家发挥作用，他们投资东南亚，厂家遍布各地，这些日本企业不但解决了当地民众的就业，而且也把日本一些好的企业文化与精神融入商业活动中，让当地人受益；三是日本侨民与游客给当地人留下良好印象。 在调查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日本在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中，政府机构相当低调，所为相当有限。换句话说，日本主要靠民间，也就是由日本的公民社会来塑造自身形象的。这一点恰恰与中美两国在此地区的作为背道而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几乎都是以政府为主，由政府唱主角。 亚洲多数国家特别是东盟诸国都比较弱小，在历史上多次遭受到外国入侵，这令他们普遍对强国大国保持敏感戒备的心态。日本因为其二战恶行而被解除了武装，实行和平宪法，反而赢得了这些国家一定程度的信任。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这一调查结果甚至让人觉得，国家的硬实力与国际上的支持率和好形象是成反比的。事实上，美国人最强大的时候，也是在亚洲最不受欢迎的时候。东盟当初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渗透与“各个击破”。东盟成立之时受到美国的掣肘，而东盟的成功运作，对把美国赶出这个地区起到重要作用。 日本的经验和美国的教训，从正反两面揭示着同一个道理：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在邻国眼中的形象，有了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还远远不够，软实力才是关键。一个国家凭借由政府与民间的交往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与文化特色，才能更加长久地赢得邻国的信任与尊重。 中国软实力的优势与不足 近年来，通过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的努力，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也逐步确立起来在国际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尤其是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中国第一次出手帮助东南亚诸国度过金融危机，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好评。从2004年开始，中国又对印度洋海啸重灾区东南亚国家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援助。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东南亚诸国中的形象与地位。 软实力最大的内涵就是文化。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在文化方面是天然的血脉相连，这一优势是美国和日本所无法相比的。 中国周边国家大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比较认同。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在东盟6个国家设立了18所孔子学院，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帮助当地人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 海外华人华侨也是中国软实力中最值得珍惜的财富之一。东南亚诸国是海外华人华侨集中居住的地区，华人华侨虽然在历史上遭受了极大的不公，但随着东南亚国家逐渐接受尊重人权的普世价值，加上华人经济实力增强后逐渐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华人华侨在其所在国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是增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地区投资做生意，给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富裕了的中国人喜欢到东南亚地区旅游、探亲与访友，成为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民间交往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展现中国“软实力”重要媒介。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展现我国“软实力”的优势，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政府主导模式受到质疑。东南亚国家对一个强大的政府保持警戒，是不难理解的。政府的有限介入，民间的大范围投入，是日本在东南亚展现自身软实力的成功之处。而中国这些年在东南亚扩大影响的主体正是政府。就孔子学院来说，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文化交流，然而，由于是由政府主导，加上在比较弱小的国家显得比较强势，因此一度引起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抵制，被指责为“文化入侵”。 另一方面，所谓“中国威胁论”等谬论大多是西方媒体炮制出来的，为了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向世界说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中国近年大力支持国家级媒体的发展，加大外宣力度。但是，由于这一外宣行为仍由政府主导，结果反被西方媒体加以炒作，进一步损害中国形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0-12-03 中国今天面临的诸多安全挑战对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而言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要对这些挑战有充分的认识，早作准备，以便从容应对。只要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其他大国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观已发生重大变化，而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军事安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作出了明确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尽管如此，军事安全依然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之一。一方面，经济安全是军事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军事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本文首先概述中国面临的几个重要的安全挑战，包括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能源安全、海上交通线和领土争端，然后对近来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而令各方关注的南海问题作一重点探讨。 中国的安全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相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冷战的结束曾让中国政府一时迷茫。一方面，89风波令中国共产党深刻感受到西方的政治威胁；另一方面，中美苏大三角的结束大大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中国随后试图重新确定潜在的威胁。一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将取代前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1996年的台海危机使中国的安全观变得更为复杂，中美因台湾问题开战的可能性骤然显现。危机过后仅一个月，美日两国首脑在东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台海危机、美日联合宣言以及美日在1997年对1978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使中国进一步怀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机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美国致力于反恐战争，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矛盾，美国强势重返东亚几成定局。美国对中国的安全挑战日趋明显。 台海危机凸显台湾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对外，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美军事冲突。对内，台湾问题处理失当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和权力争斗。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摩擦不断。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售台150架F-16战机，为日后的对台军售开了先例。克林顿更是在1995年一改美国维持了16年的禁止台湾领导人赴美的政策，决定给李登辉发放赴美签证，导致台海危机。2001年，小布什政府决定售台潜艇、驱逐舰和飞机，并表示会协助台湾抵御大陆的军事进攻。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对台军售。 美国对台军售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台海的军事平衡。的确，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安全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威胁论” 随之而来。“中国威胁论”虽不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挑战，但可影响决策者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影响对华政策。从这点来说，“中国威胁论”也是中国的安全挑战。中国学者注意到，迄今已有四波“中国威胁论”。第一波发生在1992-1993年，以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一文为代表。第二波由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以伯恩斯坦和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作。第三波紧随其后，发生于1998-1999年，以《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和美国1996年竞选经费争议以及《鼠年》和《红龙崛起》为标志。第四波则最具实质性，由2005年7月19日公布的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领头，中美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2005年11月初的年度报告和美国国防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度的国防评估报告跟随，加上发表于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文章。 跟“中国威胁论”相关的是中国的能源安全挑战。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在多方面被认为是威胁，包括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端，中国与伊朗、苏丹和委瑞内拉等与西方不和的政府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中国不得不考虑其能源安全。中国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天然气主要进口国。1999年中国46%的进口原油来自中东，2001这一比例为56%，今天更达到70%左右，2015年可能上升至75%。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大都经由马六甲海峡。这里平时海盗猖獗，战时则容易被其他大国控制。阿拉伯海及印度洋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也极为重要，而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有隐患。尤其是美国在“9•11”之后在中国周边增加了军事基地，加强了其切断中国海外石油供应的能力。 能源运输只是中国对其海上交通线感到忧虑的部分原因。除原油外，海上交通线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至关重要。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外贸型经济。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猛增至25,633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挑战又与南沙群岛争端密切相关。而除了南沙群岛外，中国与印度有边界纠纷、与越南有西沙群岛之争、与日本有钓鱼岛和东海分界线问题。中国与朝鲜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中部分岛屿上也存在争端。从2009年中印边界争端升温到2010年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国的领土争端不时对中国构成安全挑战，使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面临重大考验。 对中国安全挑战的定性分析 上述安全挑战相互关联，但严重性和紧迫性不尽相同。有的属战略性挑战，短期内不会导致军事冲突，有的则可能让安全形势急速恶化。 同美国的关系属长期的战略性挑战。一些中国学者一直将美国视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而非直接威胁。楚树龙和王在邦在1999年认为，“美中近期内不至于公开以武力全面挑战我领土与主权完整。” 中美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依然不大。但是，两国的战略竞争将加剧，有限度的摩擦将更频繁。关于中美关系，本文随后会作进一步分析。 台湾问题是另一长期的安全挑战。大陆已由强调军事手段转向扩大对话和经济交流。目前看来，短期内台海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海峡两岸都以国民党重新执政为契机，扩大和深化经济关系，增信释疑。经济融合、官方对话和民间交流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轴。但是，台湾问题在今后仍将是中国重大的安全挑战，毕竟大陆不能控制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美国因素也将长期存在。 “中国威胁论”构成的挑战也是长期的。中国一直小心谨慎，试图让世人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政府甚至刻意避免使用“崛起”一词，改用和平发展。中国也在努力加入国际社会，包括支持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制。在1949-1977的28年中，中国签署了31项国际公约。而在1978-2004的26年中，中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多达236项。 中国的努力卓有成效，但是，“中国威胁论”在短期内无法消失。 保护海上交通线对中国来说是个相对紧迫的安全挑战。海上交通线一旦出现问题，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发展不仅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政府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 领土争端是中国面临的直接而紧迫的安全挑战。中国在南海有过两次军事冲突，一是1974年对南越的西沙之战，二是1988年与越南在南沙群岛的交火。领土争端与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在诸如中日领土争端和南海争端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政策难免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 在主要的领土争端中，中印争端目前相对低调。印度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媒体和民众却关注不多，中国政府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中日领土争端要敏感得多，挑战性也相应大得多。而南海问题则更具紧迫性，美国的卷入令问题更加复杂。...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0-12-02 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和清晰的土地和房屋政策，而不仅仅只是针对目前短期的楼市泡沫采取一些短期性政策。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房屋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能否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相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大量热钱进入国际市场。由于亚洲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受金融海啸影响较小，两年来经济保持稳定较快发展，使得大部分热钱都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使得这些地区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香港楼价两年急升47％ 令形势更为严峻的是，今年11月美国正式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说2008年美国实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在紧急情况下针对美国信贷危机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的话，这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是把这种非常手段变为一种常态化的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美国失业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工具的常态化，意味着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进一步贬值，而更多的热钱流向新兴市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资产泡沫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在这次G20国际峰会上遭到强烈批评的原因。 香港作为一个和外部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在美国货币“洪水”冲击下，资产价格尤其是楼市的价格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连特首曾荫权也指出，目前宏观环境极不正常，是他公职生涯中前所未见的。 截至今年10月底，楼价在过去20个月已经急升47%，1000 平方呎（1平方呎约为0.09平方米）或以上大单位房价已较97年夏天香港地产泡沫最高峰的时候高出9%，700 至1000 平方呎以下的中型单位房价亦只比历史最高位低5%。金管局提交给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文件中显示的结论也基本相同。另外，金管局最新资料显示，楼按平均按揭贷款额已达250 万元，贷款人选用的供款期平均长达275 个月，即23 年才供完，为1998 年6 月以来最长年期。香港民众供楼负担沉重，为蜗居做房奴，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显现出来。更有投资银行预测，从现在到2012年，香港的楼价还要升40%。 此次楼市价格快速上涨，除了资金过多等因素，主要是这几年来，政府土地供应严重不足所致。今年以来，虽然香港政府推出一系列打击短期炒楼的措施，但未能起到冷却楼市的效果，其中主要的关键是，港府并未真正以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来理顺楼市。 香港政府虽然推出了帮助没有资格申请公屋、又买不起私人楼宇的夹心阶层置业的“置安心”计划，但这个计划只规划了5000套住房单位，而且每年只供应1000个单位，对香港整体楼市的需求量来说，供应量远远不够。而且首批1000个单位预计要到2014年才可以使用，可谓“远水救不了近火”。 高楼价阻遏经济转型 现在香港社会上关于复建居屋以及通过恢复定期拍卖土地来增加房屋供应量的呼声很高，香港政府应该认真考虑这些建议。除此之外，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和清晰的土地和房屋政策，而不仅仅只是针对目前短期的楼市泡沫采取一些短期性政策。因为对香港这个土地面积相对狭小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房屋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能否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温家宝总理曾多次指出，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需要解决好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里面主要包含香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所面临的两个重大结构性问题。 在经济上，香港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向金融、地产以及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等行业集中。特区政府在过去十多年曾经做过很多努力，试图让香港的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包括培育科技资讯产业、“数码港”计划、“中药港”计划，近年又计划发展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以及教育服务这六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成效不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过高的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不利于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初期利润率可能不太高的新兴产业发展。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更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而宁愿以周期较短的“钱生钱”的模式来进行金融投资和地产炒卖。其结果是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以及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适合在这种高地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从香港零售业模式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高房价高租金的经济环境的影响。过去香港有很多有特色的个体经营的餐馆、书店、小商铺，都因为租金不断上涨的原因而结业，只有大规模的连锁商铺、超市和快餐店才可以生存下去。即使是些大规模的连锁快餐店，由于使用的员工较多，面对商铺租金不断上涨的压力，也只有通过尽量压低人工价格，来维持利润率。这也是香港为什么近年在讨论最低工资立法的时候，快餐饮食业的企业家最为抵制的原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0-11-15 奥巴马政府向沙特阿拉伯打包出售一揽子先进武器，此举在政治上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东政策乃至全球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军事上甚或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新时代的信号。而这一系列转变所蕴藏的意义就是力图打破中东目前的格局，开创新的战略平衡局面，以腾出更大的军事和政治能力来应付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崛起的中国和俄罗斯。 据美国广播公司9月13日报道，奥巴马政府正准备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向沙特阿拉伯打包出售一揽子先进武器的计划，涉及总额约为600亿美元。此计划如果最终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的军火出口 。 如此大宗的军火出口，出现在美军撤出伊拉克和伊朗核电站进入运行这些大事件的关口，又置身于美国战略重心可能东移的大背景下，因此显得不同寻常，在政治上这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东政策乃至全球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军事上甚或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新时代的信号。而这一系列转变所蕴藏的针对目标可以相信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引起中国的关注。 沙特空军将拥压倒性优势 此次军售所囊括的武器装备主要有84架F-15SE“沉默鹰”战斗机，加上对沙特现有的70架F-15S 进行现代化升级；70架AH-64D“长弓阿帕奇”、72架UH-60“黑鹰”直升机和36架AH-6“小鸟”直升机；以及这些飞机所需要的各类机载设备和攻击武器。美国同时向一个国家输出如此大量的武器，必然将会打破该地区原有的军力平衡，进而引发政治上的不信任和对抗，甚至导致军备竞赛。 军售清单中，最受瞩目的是F-15重型战斗机。作为美国空军的核心装备机型，其出口历来受到限制，因此至今只有沙特、日本、以色列、韩国和新加坡 有所装备。而沙特是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唯一拥有该机型的国家，并且早在1980年因“和平太阳”计划 就开始拥有F-15机型，目前装备总数约为225架。此次计划向沙特出口的F-15SE“沉默鹰”战斗机是对F-15E“攻击鹰”地优战斗机进行隐形化升级而来，装备了完善的电子设备和抑制雷达反射涂层，有能力进行战场电子压制，更重要的是以其1480公里的作战半径，部署在卡塔尔附近的达哈兰空军基地就有能力覆盖伊朗全境。军售计划中为沙特升级的F-15S只是经过技术降级的F-15E出口版本，升级计划能够很容易使这72架F-15S拥有F-15E的战斗力。这样一来，沙特空军以近150架F-15E系列战斗机在波斯湾乃至中东地区建立了压倒性优势。 用武装直升机压制伊朗可能用来封锁霍尔姆兹海峡的岸基反舰导弹无疑是很好的选择。70架AH-64D“长弓阿帕奇”因此令人瞩目。“长弓”实际所指的是“阿帕奇”直升机的翼顶扫描/火控雷达，它能把武装直升机的攻击能力发挥到极致。沙特原有的60架AH-64A并没有装备“长弓”雷达，此次军售也可能包括了对原有AH-64A的现代化升级。这样，总数近200架武装直升机令沙特对于敌国地面目标甚至海上目标的攻击能力将获大大提升。 和美国历来的军售相比，这次对沙特的大宗军售被赋予了很大的政治诚意。除了为获得巨额军售利润的目的之外，美国确实有意帮助沙特实现军事先进化。从此次美国出售的武器装备来看，在沙特有能力买单的条件下，美国并没有推销如F-16或F-35这些军火出口中最常见的中型战斗机，或者EF-18这种沙特从来没有装备过的机型，而是选择了可以立即交付、老瓶装新酒似的重型战斗机F-15SE。对于本来就装备同系列战斗机的沙特来说，交付后的新机可以立即进入战备，同时机务成本、训练成本和其它相应设备的升级成本将大大降低，可以说“省钱、省时、省力”。被降低的成本，可以使沙特用来购买更多其他军种的装备，而沙特也正有意购买300亿美元的海军装备 。当然不能否认，诚意的军火销售是为了换回诚意的政治支持。而奥巴马政府在这个时期所需要的政治诚意才更值得细致深入地揣摩。 从“以以制伊”到“以伊制伊” 虽然美国逐步撤离在伊拉克的作战部队，但仍保持有8个军事基地在伊拉克境内。驻阿富汗和驻伊拉克的美军加上波斯湾的美国第五舰队仍然保持着对伊朗军事打击和占领能力的优势。以目前伊朗的军事力量，想要抵挡集结在波斯湾上的美国航母空袭是几乎不可能的，更何况如果美国只计划摧毁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只需进行几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因此，如果仅仅是为了遏制伊朗的核武器发展，对沙特如此大规模军售的战略举动就显得十分没有必要。 当沙特拥有了F-15SE这种具有雷达隐形性能的攻击战斗机后，意味着沙特也将拥有对伊朗乃至海湾地区任何国家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能力，所遇到的抵抗和反击能力也相当有限。因此，伊朗尚未发表任何评论，以色列却率先成为这次军售的最大反对者 。以色列的反对虽然并未阻碍奥巴马政府军售的决心，但是显然提醒了全世界，它对自身在未来国际社会和中东社会中地位变化的担忧。这种担忧也同样来源于它对美国全球战略导向发生变化所感到的不安。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逐渐结束，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逐渐变弱，美国对以色列的控制力也相对弱化。因此，撤离伊拉克后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一个新的伊斯兰代言人来平衡以色列的地区军事存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所采取的“以以制伊”策略——扶植以色列平衡伊斯兰国家，很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伊制伊”策略——以一个伊斯兰国家去平衡其他伊斯兰国家。 反思过往“以以制伊”策略所招致的很多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忌恨，经过十年反恐战争的美国，到奥巴马政府这里有可能也有必要重新制定自身对伊斯兰民族国家的政策。在宗教上，伊朗是代表伊斯兰激进思想的什叶派，而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则代表着伊斯兰保守思想的逊尼派；在民族上，伊朗是波斯人，和伊拉克的巴比伦人有着同样强烈的复国情结，沙特主要是阿拉伯人，也有着强烈的宗教和民族使命感。沙特因为伊朗有封锁霍尔姆兹海峡的能力而对伊朗有所忌惮，同时又担心将来可能作为美国的地区代表被伊朗的核导弹瞄准。美国利用这种伊斯兰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可以大搞军备竞赛乃至地区冷战，同时也缓和了自身和伊斯兰民族间积累的仇恨，为美国未来的国内和国际反恐减压。 沙特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和实际作用在这次军售中绝不容忽视。这次军售中的政治诚意极大可能蕴涵着借助沙特的影响力帮助美国重新获得伊斯兰国家认可的期待。在美国霸权的阴影下，沙特经济上的富有和政治上的无可作为也早已使得沙特成为全世界最为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沙特人的宗教使命感及优越感历来强烈，又使之成为酝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地。美国作为沙特最大的幕后支持者从不过问沙特的腐败内政、王权政治和极差的人权环境。在中东地区把这样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过分地武装起来，对美国本身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威胁。以色列对沙特的忌惮也不是没有根源的。敢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奥巴马政府此次军售的确用心良苦。 此次军售四大战略目标...

天大研究院 2010-11-12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香港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从产业政策、交通基建、区域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参与。这样，才能在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找到自己新的角色，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 十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于国家即将推行的“十二五”规划，香港应当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不但对香港本身开拓新的商业机会有巨大好处，而且也能对国家的开放和改革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而提升香港在国家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 战略眼光慎思香港未来定位 香港人过去对内地政府为发展经济而制定的各种规划和发展战略的认知颇为有限。比如说，前一段由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珠三角规划》”），引发香港各界关注，但很多人都只关心其中有无对香港有好处的内容，而未能从国家宏观战略布局来看待这份《珠三角规划》后面的政治经济含义。 其实就在《珠三角规划》颁布的前后，国家先后公布了有关长三角、福建海西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广西北部湾等区域规划纲要，未来还有几个区域规划纲要会陆续批复。如此密集地颁布地区性的发展纲要，其后面体现了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意图：就是中国未来将发展出十几到二十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每个区域将形成有几千万人口的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们每个区域的经济规模将来都可以相当于一个韩国。 多中心、多增长极的发展战略蓝图勾勒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香港需要认真考虑自身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用。虽然未来国家会逐渐重视多中心发展，但珠三角仍具备雄厚实力，仍是国家第一层次的三大战略区域(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之一，在中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对广东来说，《珠三角规划》有着更深的一层含义。它是贯彻实现广东产业升级换代、“腾笼换鸟”和再次争做改革开放“排头兵”思路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也与中央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相吻合。而在这个纲要的实施过程中，香港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机遇。香港如果不主动应对，将来恐怕会真有被“边缘化”的危机。 香港一贯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模式，政府没有制定规划的传统。但是着眼长远，只有同内地紧密互动，香港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而紧密互动，则需要主动参与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五年规划”。五年前，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香港的地位，在规划中提出要维护和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虽然香港从国家规划的宏观层面得到了这“三个中心”的“头衔”，但是香港的作用在具体的产业和基建规划上却没能够体现出来。而实际上，过往五年，香港在金融、贸易、航运方面的角色其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所以，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香港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从产业政策、交通基建、区域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参与，并在国家下一步的改革开放策略中扮演一个更清晰的角色。 金融业力推人民币“离岸中心” 在金融方面，香港现在常常担心来自上海的竞争。但这种担心的背后，其实是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能不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现在有关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呼声很高，但香港应该想清楚这个人民币“离岸中心”目标和功能究竟是什么，这样才能在国家的金融规划中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中国内地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到今日，第一步商业银行的改革与上市已经基本完成。但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的定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这也是未来中国内地金融业改革和发展中所要解决的问题。过去中国内地搞价格改革，为了避免一下子全面放开引起剧烈震荡，常用一种“双轨制”的定价策略，即把市场分割为两部份，让国家管理的价格和市场价格存在于两个市场，待时机成熟才并轨为市场价格。如1994年人民币的汇价并轨之前，就存在“官方定价”（1美元兑5.2人民币）和“外汇调剂市场价格”（1美元兑8.7人民币）。 因此，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功用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人民币集散和清算的场所，它对国家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在香港建立人民币汇率远期交易市场和同业拆息市场，与上海有管理的“在岸市场”形成一个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双轨制”价格机制，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定价的最终市场化铺路。 航运业贸易业应该扬己之长 在航运方面，香港戴了多年的“世界第一货柜港”桂冠已不复存在。与华南地区的其他港口，如深圳盐田和蛇口港、广州南沙港相比，香港葵涌港在成本方面的劣势明显。而原来在通关效率和航线密度方面的优势，随着珠三角各港口的进步，亦不再明显。香港航运业未来的优势，在于航运服务业，这其中包括航运交易、船舶注册、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海事仲裁等等。所以香港不应当以己之短，与珠三角其他港口硬撼货柜码头业务，而应当以己之长，争取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把香港定位于类似伦敦的“航运服务业中心”，并利用国家作为世界贸易航运大国的地位，来支持香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 在国际贸易方面，随着国家的全面开放和两岸三通，香港作为转口贸易中介地位的相对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香港应该把握亚太区内一个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正在逐渐形成的机遇。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和台湾签了ECFA，也和东盟签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密锣紧鼓的酝酿当中。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和欧盟、北美规模相当的新贸易区形成，而且会改变过去亚太区出口高度依赖欧美消费市场的局面。香港应该利用其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又在传统上与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均有密切联系的优势，争取国家在规划上让香港扮演一个亚太区内经贸整合枢纽的角色。 香港只有抓住国家“十二五”规划的良机，让国家赋予香港更加清晰的定位。这样，香港才能在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找到自己新的角色，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0-11-04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城市的金融枢纽地位突破一个国家或地区地理范围的限度，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发挥金融中枢的功能。总体上看来，国际金融中心具有集中金融资本,提升金融效率,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等多重功能,从根本上促进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实现。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所处的阶段诱发了对布局和建设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强烈需求。因此，对于布局建设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而言，充分认识其战略意义和潜在风险、把握其基本原则、合理定位和确定分工模式，明确推进的路径和操作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布局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 合理布局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服务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与实现、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 （一）服务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与实现 1、国际金融中心变迁与大国崛起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迁移与金融中心所在国总体经济实力的对比交错共生，相得益彰：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发挥高效集聚和优化配置全球资本、制定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则以及推动主权货币国际化等核心功能，促进所在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综合国力强盛的主权国家能够吸引全球资本进入所在国、推动所在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鼓励高端金融人才的培养，可以引导所在国的核心城市逐渐演变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17世纪初，荷兰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历史上首家股票交易所，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通过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积聚和配置功能，荷兰逐步发展成为海上霸主；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爆发，英国借此迅速发展，超越荷兰，成为当时综合国力最为强盛的国家，随着英国综合国力的日渐强大，伦敦逐步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免受战争影响的美国迅速崛起，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一，纽约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超越伦敦，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霸主。此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作用的发挥成为美国经济实力长期位于全球第一和美元长期保持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巩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正是出于对国际金融中心漂移与国家综合实力变迁内在联系的考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历来成为大国之间金融和经济博弈与竞争的制高点。经过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稳步攀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尽管从贸易规模和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属于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但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显然与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不相符合，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内地缺少类似纽约和伦敦的综合型国际金融中心，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也使得中国承受了与其利益极不对称的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安全受到众多潜在威胁。为此，中国需要通过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突破口，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逐渐平衡和优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收益与风险。 2、布局国际金融中心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布局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于中国大国战略的推进，提升中国金融实力、实现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这种转变将产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不仅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首先，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中，投资和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却日渐降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消费相对疲软，致使中国经济缺乏内生增长的持久动力。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速骤然下降，充分说明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同时也彰显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中国消费水平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并通过发挥其风险转移与分散、资源跨期优化配置以及财富效应等功能，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可产生显著的扩张效应。中国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通过推动金融产业的发展，为居民提供多样性的金融工具服务，毫无疑问将促进中国消费水平的提升，将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不断优化。 其次，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受惠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中国制造业得以长足发展，然而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同时，信息、生物、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却相对落后，中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之中处于弱势地位。金融业具有促进资本优化配置的功能，具有发掘新兴产业潜能、先导性注入资本和资源重组整合等功能，能够有效培育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促进包括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资本和创业投资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从而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 再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随着中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强，近年来中西部等地区的经济增速整体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初见成效。布局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金融资本规模和金融机构数量也会随之扩张，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金融服务供求的整体格局。由于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随着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中西部等地区凭借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速和拥有相对较多的潜力行业，配合以适当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将会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和金融人才流向中西部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对于形成中国更为协调和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持久的推动力。 （二）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化 如果从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机构数目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大国，但并非金融强国，突出体现为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缺失、人民币国际地位有待提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匮乏，以及金融创新能力落后等许多方面。实现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亟需在金融风险可控和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深化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合理布局并逐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产生良好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中国金融体系的推动力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极不平衡，间接融资比重过大，而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不平衡的金融体系使得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银行体系之中，并极大的抑制了中国金融效率的提升和金融功能的发挥。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快更好的发展既是客观要求又是必然选择，这无疑会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 2、提升中国金融创新水平的突破口 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有效促进金融机构的集聚、金融市场的深化和金融人才的集中。金融机构集聚和金融市场深化加大了对满足多样性投融资、风险管理等要求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和工具的需求，而高端金融人才的集中则形成了金融创新的智力保证。因此，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在供需两个方面产生合力，推动中国金融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 3、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助推器 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地位归根结底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已基本具备推进货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然而，货币的国际化需要国际金融中心发挥便利货币全球流转窗口和渠道的功能。因此，合理布局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不断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客观要求。...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邹崇铭 2010-11-03 2010年10月，特区政府食物卫生局公布《医保计划，由我抉择》的新医疗保险方案，这已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第六次公布类似的咨询文件。 2010年10月，特区政府食物卫生局公布《医保计划，由我抉择》的新医疗保险方案，这已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第六次公布类似的咨询文件。因此，在详细介绍最新的医保方案前，实在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历史，看看这条漫长的改革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新医保方案未雨绸缪方向正确 目前统筹香港医疗服务的医院管理局，正式成立于1990年。早在医管局成立之初，政府已不但锐意令它在行政管理上独立，同时亦期望它能逐步在财政上走向自主。因此，不同时期的卫生官员，均试图推出不同的医疗融资方案（详见附录），期望在公帑以外引入新的融资方式，扩大香港医疗体系的收入来源。可惜的是，历次改革皆因种种原因无疾而终。 自2010年中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后，困扰多年的政治争议终于暂时放下，公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民生议题，并期望曾班子在任期内多有作为。新医保方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推出，在时机上应是较为合适的。 若从咨询文件的定位和取向来看，促进经济能力较佳的市民通过自愿供款和购买医保，在医疗服务上获得更多选择，纾缓公私营医疗失衡的问题，并为长远人口老化的压力未雨绸缪，显然是较为恰当的。港府并一早为此预留500亿元储备进行资助，启动医疗改革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私营医疗是否足够攸关改革成败 由于长期以来与卫生官员接触较多，因此早在咨询文件推出前，笔者已有较多机会参与讨论和提出意见。可惜的是，仔细分析最终推出的新医保方案的具体建议和细节，还是让我感到相当意外。尽管不少细节上的严重漏洞或许能成功避过公众的视线，但恰恰是细节，往往足以左右一项改革的成败。 意外之一是整份咨询文件的根本思维模式。它并非“纾缓公私营医疗失衡”，增加投保市民的服务选择，反而是笔者所一直忧虑的：“推动私营医疗发展”。两种思维模式看来虽然很相似，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试想，日后参加自愿医保计划的市民，若按照咨询文件的建议，便只能脱离公营体系，选择私家医院服务。如此“钱跟病人走”便变成了“钱跟私家医院走”，病人的选择是大幅减少而非增多了。 在咨询文件推出前，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和保险业讨价还价，并且列出一个巨细无遗的保险计划。但对于投保人日后转用私家医院，最终能够获得什么“货色”的服务，其实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咨询文件建议的套餐式收费，一直未能获得私家医院的支持，日后到底有多少医院愿意提供该等套餐，尚是未知之数。因此咨询文件只能反复强调（第5.2段）：“已知的现有私家医院重建计划，以及规划中的新私家医院发展计划，包括在预留的四幅土地兴建私家医院的计划，足可应付预计医保计划带来的私家医院服务需求量。” 幸而，咨询文件末端的第5.9段，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留下脚注：“如私营界别未能以具竞争力的质素和收费提供足够的私营医疗服务，我们在现阶段不会排除任何可行的方案，包括︰利用现由医管局提供的私营服务的可行性，但须确保其提供的公营医疗服务不受影响；成立公营机构，代表购有医疗保险的消费者为私营医疗服务订定基准和购买私营医疗服务；又或由政府以套餐式收费提供可供选择和具质素保证的医疗服务，藉以为私营医疗服务提供具竞争力的基准……”笔者相信，这段文字才是决定医保成败的关键。 港府应考虑提供“第二安全网” 意外之二是政府至今仍然没有厘清，假如投保人日后仍选择公立服务的话，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付的责任。试想，投保人日后仍然选用公立服务，他们固然和其它市民一样，只需支付极低廉的医疗费用，但保险公司又是否有需要赔付医管局的成本开支呢？假如大部分投保人认为只是区区数百元，便懒得向保险公司索偿，又或避免因索偿而失去保费回赠的话，如此岂不等于投保人既享受新计划的资助，同时仍能享用极低廉的公营服务？岂不等于政府补贴保险公司，后者却不一定需要作出赔偿，反而可以稳赚保费？ 事实上，在2008年的咨询文件中，已订明“参加者可选用公立医院提供的私家服务，或与其它没有投保的病人一样，经轮候和分流机制使用一般的公营医疗服务。前者现时是收取十足成本的费用。如选择后者，参加者只需以用者付费方式，缴付公立医院服务的标准收费，而保险将就适用的保障上限，支付其使用公营服务的成本费用。”（第13.2e段）新的咨询文件在这方面只字不提，实在是一种倒退，对基层市民亦构成不公平。 意外之三是港府并没有承诺为投保人“包底”。也就是说，当投保人一旦不幸患上重病，在悉数花光保险索偿的上限后，他便会被私家医院“扫地出门”，唯一可做的就是回到公立医院重新排队。医疗保险保额和保障不足的问题，乃是绝大部分市民关注的核心问题，咨询文件对此却全无着墨。 事实上，在港府2008年的《掌握健康，掌握人生》咨询文件中，已提出“第二安全网”的概念，订明“当个别参加者使用医疗服务的费用已超逾其保险保障上限时，仍可以较低费用使用公营医疗界别的私家服务……为那些通过辅助融资安排为个人医疗所需作了较大承担，但不幸用尽其保障限额的参加者提供额外选择，届时他们除可重回基本安全网接受一般公营医疗服务外，亦可以比正常费用较低的收费，使用由公营医疗界别提供的更多选择及更佳设备的私家服务。”（第13.2g段）新的咨询文件在这方面亦是一个倒退。 笔者相信，其实只要港府能借鉴新加坡的保健基金(Medifund)，为保险计划提供“第二安全网”，通过服务而非现金对计划进行资助，便已是对投保人最佳的保证，根本不需要对保费进行补贴。根据新的咨询文件附带的研究报告指出，为高风险群体提供的“包底”开支，未来廿五年大概只需数千万至十多亿元不等，只占500亿储备的一小部分。以设立“第二安全网”作为吸引投保人的措施，将远比保费补贴更加有效和实惠，500亿储备确实大可省回，用在其它社会更为需要的公共服务之上。     附录： 香港医疗改革回顾 1985...

天大研究院课题组 2010-10-20 2008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两年后，2010年4月，也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认为，胡锦涛同志这一论述的前瞻眼光和深刻含义正随着形势发展日益显现出来，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总结经验，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无庸置疑，中国发展模式是本世纪世界上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都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究竟什么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目标和内涵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创新理念和战略举措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如何继续发展和完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发展模式、有助于把握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和内涵，也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发展模式三种“共识”评析 探讨中国发展模式，首先需要了解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中国模式研究热，特别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的有关发展模式的三种“共识”。 1.　“华盛顿共识”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政策措施，试图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这些政策措施后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政策措施有十条，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加强财政纪律；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货币政策：利率自由化；采用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和资金政策：贸易自由化；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宏观产业政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保护产权。 这些政策措施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突出表现为，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主张以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但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的后果，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度下降。例如，在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50%。转型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后，不仅未能达到期望的目的，相反却造成了一系列出乎预料的恶果。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骤变后的前十年的改革中，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下降，以至比骤变前的水平还大幅度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也大幅度下降。 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遵从“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建议的国家都遭受了严重打击，例如东南亚经济危机，也包括东欧的国家。这些国家危机连连、问题堆积如山：腐败与私有化纠缠在一起，任垄断力量发展的自然垄断部门价格高居不下。 到21世纪初，“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可信性。 2.　“后华盛顿共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除了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华盛顿共识既不是经济增长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认为其任务就是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 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是指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所推荐的过度简单化的政策建议。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配之以宏观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而这种战略与亚洲特别是东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天大研究院 2010-10-06 香港可以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管理下在对外事务方面有所作为。“菲律宾人质事件”中可以看出香港在对外关系的机制存在进一步改变和完善的余地。香港未来想在对外事务上有更大影响力，要抓住中国崛起这个大势，善用国家外交力量这个平台。 “菲律宾胁持香港人质事件”引发了很多关于香港在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权限的讨论。《基本法》对香港的“外交事务的管理”和“对外事务的处理”做了区分和界定。《基本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而“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香港“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香港当然可以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管理下在对外事务方面有所作为。 处理对外关系不能单枪匹马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最终还是凭实力说话的，香港本身只是一个城市型的小经济体，单枪匹马很难有大的作为。 香港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在体育事务方面，香港一直是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2000年，香港与卡塔尔的多哈竞争2006年亚运会的主办权。由于投票前香港被视为热门城市，香港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又对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无法防备卡塔尔利用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结果以6票对22票惨败于多哈。如果香港事前能善用中国的外交力量，做更多的幕后游说工作，至少就不会败得这样惨烈。 在这次的菲律宾人质事件中，菲律宾总统阿奎诺三世既不接听也不回复香港特首曾荫权的电话。有个别评论员归咎于两人级别不对等。其实，这其中的关键是菲律宾总统对此事件以及后来结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如果当时不是香港的游客被胁持，而是其他小国诸如马尔代夫的游客被胁持，阿奎诺三世恐怕也不会立刻接听马尔代夫总统打来的电话。但后来阿奎诺三世的态度突然有了大转变，对曾荫权特首前倨后恭，还想派副总统与部长来北京和香港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中国政府的强力介入，菲律宾政府毕竟不敢怠慢中国这样的大国。这里面香港政府与国家外交力量的沟通与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香港对外事务需要战略规划 中国近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高。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影响力已胜出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近年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以至有西方媒体以“纽伦港”并称，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住了中国经济崛起的机遇。香港未来想在对外事务上有更大影响力，也要抓住中国崛起这个机会。 从香港自身的发展来看，香港需要和国家紧密配合，在对外事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免在亚洲新一轮政治经济整合以及内地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中被边缘化。从全球层面上说，香港希望成为国际上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并在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平台，努力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并大力拓展香港的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利益；从地区层面来说，香港需要增强其在周边地区和台湾的软实力，更多参与到地区一体化进程之中，推广香港的文化价值，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从国家层次来看，香港需要保持作为“一国两制”下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特点，保持对内地城市的竞争力，提升香港在内地的形象，加强和内地的互补合作与互动交流，以“内交”推动外交。 这次在菲律宾发生的香港人质事件是一次偶发事件，但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在对外关系的机制存在进一步改变和完善的余地。目前香港的对外事务缺乏总体和全面的战略规划。在对外交往上主要停留在日常事务和操作层面，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被动式的应对，没有考虑未来形势发展和升级的需要，缺乏统筹和远见。 因此，面对变化中的国际形势，为了满足香港自身发展的要求和为国家外交作出更大的贡献，必须从战略高度对香港的对外事务进行规划，以创新的精神提升香港在对外事务方面的优势和潜力。 五方面提升香港国际影响力 具体而言，香港至少可以在五个方面更好地应用国家的外交平台，提升香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一，港府可以通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与国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这样不仅在遇到类似人质危机的紧急事件时，可以迅速地合作处理，而且可以让香港居民在外国遇到刑事或民事纠纷，或身处困境的时候，能得到及时的领事救助。 香港居民虽然很多持有外国护照或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这些国家往往并不能对持有它们国家护照的香港居民提供有效的领事帮助。以这次人质事件为例，其中五名香港人质是加拿大公民，而其他人质也大多有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在关键的时候，这些国家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有效帮助，只有中国的外交机构提供了及时的援助。如果香港通过国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为海外香港公民提供全面的帮助和保护，能大大增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第二，香港和外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多。原因是香港已经是高度开放的零关税自由港，可以再让的东西几乎没有。如果和外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基本是需要外国单方面让步，因此外国也没有意愿和香港谈。但国家现在正积极和不少国家进行或者酝酿自由贸易谈判。香港应该积极和国家商务部及外交部沟通，争取国家在谈判中把香港转口的货品也考虑进去，让香港也能享受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果。 第三，香港在文化、体育、航运、航空等领域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但是如果想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也要多争取国家的支持。 以航运业为例，“中国香港”在国际上是一个独立的船舶注册地。国家为了支持香港作为国际船舶注册中心，允许中国内地的船舶以“第二注册地”的方式在香港注册，大大提高了香港作为国际船舶注册中心的地位和声望。很多与中国有频繁业务往来的外国船公司也因此将香港作为船舶注册地。 在体育方面，香港目前有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意向。如果决定申办，一定需要更多地借助国家的外交力量，才能提高申办成功的机会。 第四，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出任领导和高管的机会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未来主要的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至少需要有中国人出任副职的领导人。 香港作为国际都市，在各个领域国际经验丰富的人才比较多。香港可以主动为国家提供一些在各领域可供挑选的香港人才清单和资讯，让国家多了解他们，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在这方面可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人才。 第五，在对外事务上，不仅国家可以帮香港，香港也可以帮国家。比如，香港有些商人在美国、日本等国有很多政商人脉网络，可以帮助国家做一些正式外交渠道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这方面，香港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董建华、冯国经等人，已经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正式外交和“第二管道”的民间外交中来。国家的外交机构可以和香港的政、商界多沟通，充分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和网络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