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子熙 2012-02-15 美国财团大举投资澳门，客观上肯定也会对澳门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带来一定的影响。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澳门应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规范各方势力，以及落实产业多元化，借此限制博彩业对政治影响。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十二周年。从宏观的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回归后澳门其中一大转变，就是对外关系由以前是葡萄牙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变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由此，澳门问题也很自然地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影响中国的一个筹码。探讨及了解美国政府对澳门关注的动向，不但可以预估美国对澳门的影响，也可间接看出美国对华外交动向。 澳美贸易风波的背后 回归前，澳门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本身并无外交权，西方国家如美国也甚少利用澳门问题与中国打交道。严格来说，只有回归前夕的澳美纺织制衣业贸易纠纷，或多或少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外交斗争。 澳门的纺织制衣业自二次大战后兴起，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澳门依靠配额的出口加工业的发展模式却屡屡受到挑战，尤其是1998年美国海关对澳门输美的成衣突然实施新的产地来源证规定，顿时令澳门的纺织制衣业出口失去竞争优势。此事对澳门震动很大。经过澳门政府与美方近一个月的接触与谈判，双方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澳门政府作出让步，配合美方来澳门检查工厂，澳美贸易风波才告一段落。 澳门输美的纺织品长期以来确实存在将内地工厂生产的货品当成澳门制造的产品来出口的现象，这点澳门与美国都是心照不宣的。但所谓非法转运的问题，在其它许多地方如香港、台湾和越南等地都存在。澳门输往美国的纺织品只占美国成衣进口比例的少数，对美国成衣市场来说，影响实在太小。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向澳门开刀，一方面因为当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政府意图向国内作出交代；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对当时即将举行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施加影响。综观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美国强权政治的产物。这也是美国首次利用澳门问题向中国施压。 澳门在1999年回归祖国后，由于经济转型，许多制造业都转移去了劳工成本廉宜的珠三角地区，曾经是澳门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制衣业，重要性也日益下降，难以再成为中美之间的外交事件。反而，随着澳门2001年开放赌权，美国和澳门的经贸关系变得极为重要，博彩行业开始成为中美外交的新焦点。 美国对澳影响日深 据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杨苏棣今年5月20日出席美国商会一个公开活动时透露，目前美国在澳门直接投资近100亿美元，在外来投资者当中，仅次于香港。美国商会澳门分会现有会员超过100人，居住在澳门的美国公民人数则有4000多人。通过这些简单的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得出三点看法。 第一，美国政府对澳门的兴趣越来越大。首先，美国一向关心国民在海外的利益。澳门引进美资集团后，许多美国人到澳门打工。既然现时居住在澳门的美国公民人数较澳门回归前激增了两倍至4000多人，美国政府加大对澳门地区的关注，实属正常。这情况和英国相若。目前大约有1000名英国居民在澳门，英国外交官员每个月大概要去澳门两次，定期和居住在当地的英国公民交流，了解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再向澳门政府反映。其次，美国商会的澳门分会发展迅速，现有会员超过100人。当中的金沙和永利集团均是美国上市公司，对美国社会有一定影响力，这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关注澳门事务。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香港的美领馆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前去澳门，与澳门政府及商界人士会面。对澳工作一直由在香港的总领事馆负责，但美国政府早前也曾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在澳门设立领事馆。 第二，美国势力对澳门的影响越来越大。澳门自然资源贫乏、内部市场狭小，这些因素制约着澳门经济的发展，也导致澳门经济对外依赖性极高。目前澳门博彩业已形成美国资本和本地资本两分天下。在新批出的六块赌牌中，有两块半是属于美国资本。美资企业为上万澳门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但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方说，美资博企的员工大幅度上升。在2008年上半年，外资赌场雇用的员工人数占澳门博彩业从业人员总数的60%。在金融风暴袭击下，目前美资博企员工仍然约占一半，对澳门的就业市场影响极大。 第三，美国势力开始影响澳门事务。澳门有不少人对美国资本的进入忧心忡忡，担心美国财团实力雄厚，将来会操纵澳门的赌业市场，甚至进一步影响澳门的政治和特区政府的管治权，甚至影响澳门“一国两制”的实施。这些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以古巴为例，古巴在1959年革命前，美国资本和黑帮操控夏湾拿的博彩与旅游业，结果便是古巴的政治主导权逐渐被侵蚀。近年美资博企在澳门发展迅速，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也必然会提高话语权。如《亚洲时报》2009年报道，美资永利集团曾不惜以拖延投资，向澳门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澳门制定和修改几项法律，其中一项是修改赌场借贷条例，为“赌场借贷”立法，使赌场借贷合法化。此举实质上就是干预澳门政府内部施政。 维护美国在澳利益 自回归祖国后，澳门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中央政府已决定根据澳门的独特角色，把澳门建成一个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汇的平台。换言之，澳门在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角色将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澳门成为中外尤其是中美外交博弈战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美国借澳门汇业银行涉嫌朝鲜洗黑钱活动，对中国经济领域方面进行了一次声誉威胁，澳门几乎出现一场金融危机。这一次试探性的行动，也让中国有机会认识美国影响澳门的新变化。所以，了解美国关注澳门哪些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十分重要。 目前澳门发展和美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基于回归后的“一国两制”政治架构。美国政府则根据2001年美国国会颁布的《美国澳门政策法案》，承认澳门在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领域有高度的自主权；美国政府有责任支持澳门的持续经济繁荣，以及支持和维护美国在澳门的经济利益。 不难想象，基于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对澳门事务的最大关注仍是希望与澳门政府确保所有外国投资得到公平、透明的对待。2010年，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杨苏棣曾多次到澳门与三家美资博彩企业高层会面，并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会面，就“赌场设施的建造和赌场营运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展开对话。杨苏棣认为，因为美国公司在澳门有巨大投资，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澳门政府必须保障美资博彩企业赌场酒店及管理赌场酒店的人力资源，必须解决澳门劳工政策的某些问题。杨苏棣这番言论，是要澳门政府看到美国政府坚定支持美国在澳门的博彩企业。我们可以大胆预测，美国政府未来仍会继续就保证投资者权利的议题向澳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施压，以维持美国博彩企业在澳门的利益。 其次，作为世界上的民主大国，美国一直十分关注澳门的民主发展。据“维基解密”披露，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在2009年和2010年的外交电文中，都有提及澳门当时的政治情况，形容民主在澳门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早年美国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也曾对澳门特区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价，指责澳门“最明显的是限制公民改变政府现状的能力”。种种迹象，都反映出澳门的政制发展议题一向是美国政府的另一项关注重点。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今年11月公布新年度施政报告时首次明确提出，是否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规定的行政长官、立法会产生办法，将是明年施政重点之一。紧随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已收到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释法信函，12月或会有答案。换言之，澳门特区的政制改革将有望于明年“起锚”。澳门政制如何向前走、如何加大民主成份，将成为未来一年澳门社会的争论点。估计美国政府也会对这议题加倍留意并在适当时候“发声”。 值得注意地是，澳门将于2013年举行第五届立法会选举。2009年美资博企遭遇金融海啸，无暇参与立法会选举。然而，2013年立法会选举正值博彩经营权即将到期，美资博企极有可能参与选举，以提高其在澳门政坛的影响力，进而提高对澳门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和确保他们在澳门的利益。即使美资不派人参选立法会，也有可能资助一些人参选，届时同样可以在立法会发挥影响力。这样美资集团就可以提高对澳门政府的“叫价能力”。 关注澳门社会事务 除了上述两大议题，我们还应注意到，美国对澳门一些社会事务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主要包括遏制金融犯罪和打击贩卖人口。...

天大研究院 编译 2012-02-14 全世界正注视着中国新领导人，看他是如何亮出对内对外的一系列组合拳，告诉世界中国的决心、中国的意见、中国的底线、中国的行动。 2011年《时代》杂志所挑选的世界上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中包括两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梁光烈。实际上，中共十七大以来的四年点多时间，外电有关习近平的深入报道并不多，这与习近平淳厚、稳重、不事张扬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时代》杂志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一篇评述文章中说：“冷战期间，学者通过分析俄罗斯新领导人的细微末节，来揭示他们可能采取的政治制度。如他们喜欢爵士音乐和苏格兰酒，就有可能被视为亲西方的改革者。猜谜游戏现已转移到中国和习近平，他57岁，将有可能在2012年被委任为中共总书记”。文章分析认为：“可以相信，习近平有改革派的冲动。他的父亲曾经是毛泽东的同志，三起三落。像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习近平是一个工程师，但他也有法律学位和广泛的知识，而他的很多同事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他的妻子是中国最著名的歌手之一，他的女儿在哈佛”。作者还说：“限制因素不在于他的意图，而是他的权力。40年来，随着中国的强大，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则有所下降。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再胡锦涛，每个掌门人都比他前任的权力小。无论习近平的观点是什么，他可能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政治的进步”。 英国《卫报》在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北京前夕，在一篇题为“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人”的报道中说：“傻子才会去预测谁将在未来10年入主唐宁街10号或白宫，如果谁敢冒大胆地去预测，那他就真该查查头脑是否正常。但中国则不同，除非时局大逆转，否则直到2022年，这最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主要国家，其未来的领导人已经落定。从2012年起的10年时间，中南海，这个中国领导人群体的驻地，为首的将是一个57岁的敦实的老党员，他来自那群50多岁、被称为‘太子党’的人士，他们的父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习近平妻子是一个流行歌手。他自2007年以来按部就班成为2012年的接班人，届时现任主席胡锦涛将结束10年任期”。以上评论表明，西方因习近平的接班，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不抱多少希望。文章也对中国政治运作充满好奇：“习近平上升到最高层，过程显然是不透明的。他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任命为负责中国军队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任命意味着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担任三项最高级的工作：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事负责人。中国仍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党的领导在政府之上。他善于调解矛盾，能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因此有很高的威望。” 文章又说：“习近平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意味着他的接班过程顺利。在2007年的党代会上，他被选入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排在被视为胡锦涛的钦定接班人李克强前面。然后，习近平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而李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新形势下接班人产生的新模式：“精英阶层努力寻找一种领导人产生的方法来避免一党制国家的缺陷，而一切都是那么理想。接班人的问题往往能导致竞争对手间的战争，尤其在毛泽东逝世后。但是，我们对习近平的当选几乎没有任何认识。显然，他是被最广泛接受的中国第五代新领导人，不仅对于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会来说，而且包括大企业、既得利益集团和前党总书记江泽民。这个空前一致的领导人产生模式是在胡锦涛的治下发展出来的，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人主义统治形成鲜明对比。”。 文章对习近平的家世和成长经历不惜笔墨加以描述：“他1953年6月生于中国西北部的贫困地区陕西省。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一个老共产党员，1959年到1962年任副总理，但是在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贬。在毛泽东、红卫兵、四人帮手中，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因父亲的‘罪孽’，习近平被‘下放’到农村，还被拒绝加入共产党。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赢得权力斗争，习家命运随之好转。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国南部广东省省长，1978年年底在广东率先推行邓小平启动的市场主导的经济政策。习在深圳设立第一个经济特区，使一个靠近香港边境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制造中心。他的亲信里有胡锦涛。在其晚年，这位老共产党员表明了他独立的见解，如，对扩大改革的争论、对1989年镇压六四抗议活动的批评。习仲勋的这些自由言论没有阻碍他儿子的崛起。在1974年终于成为党员后，习近平进入一所北京的顶尖大学，在那里他毕业于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主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教育。在学习了化学工程课程后，他到国务院（相当于政府）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党内不断提升，他在中国中部、继而在东部沿海的福建省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从那里他转到邻省浙江工作。浙江省民营制造企业密布，他支持工商业发展，并赢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声誉。2007年，在原上海市委一件重大的政治腐败丑闻被揭露后，他升任特大城市上海的党委书记”。 习近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是在上海工作以后。文章指出：“习近平在2007年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搬到了北京。他负责2008年北京奥运会，督导香港以及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该校是共产党培训官员的最高学府。作为即将接班的下任主席，他已经访问了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美洲。根据遇见他的人回忆，习近平温文尔雅、兴致勃勃、和蔼可亲。然而，在墨西哥访问时，他抨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样的情绪显示出他对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的骄傲，以及对政府拿出1.2万亿英镑救援方案保持经济增长10％而感到骄傲”。 文章这样断言：“新的第五代领导人将努力克服其余的大问题，如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生态破坏、根本上的政治问题腐败。这些都关系到共产党是否可以保持其权力，或者，如果中国要发挥其潜力，是否必须进行政治和法律改革。鲜为人知的是，习近平会如何处理这类问题。他和其他‘太子党’一般都与沿海高增长地区和大企业有联系。在西方，他们可能会同情呼吁政治和法律改革，但现在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由于担心经济自由化将导致政治自由化，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在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特权，可能倾向于自我防卫的保守主义。如果习近平是这一阶层的代言人，他没有准备松开缰绳的迹象。去年，他在党内主管取缔任何异端包括网站的工作。今年5月，他告诉官员和学生，他们应该学习党的理论和避免‘空话’，因为‘不健康’的写作会损害效率”。 文章最后说：“如果不怀疑习近平2012年的继位，没有人知道他将如何使用权力。中国式协商一致的领导，可能意味着谁是党的最高领导都没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早已逝去。该国是由试图应付变化世界巨大挑战的管理者经营。习近平是中国未来十年的一个很好的象征”。 习近平与人说起他7年的流放生活时，曾平淡地讲过：“我比大多数人吃过更多的苦”。《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里说：“从广泛的采访和中国官方出版物来看习先生的过去，他的崛起结合了政治敏锐性、家庭关系和灵巧的思想。就像他将运行的国家一样，他会更加灵活地保持共产党的首要地位，同时使经济增长成为党的主要工作”。该报还认为：“习先生可能比胡先生有更广泛的党内支持，可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尝试新的思路。与此同时，不确定的是他怎么在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系统里保持权威。习先生也比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先生在掌舵时，与军方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主持中国最前沿的东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试验，其中包括吸引外资、私人公司中党组织的发展和扩大政府对优秀创业家的支持。这给了习先生那种政治和经济经验，这是胡先生登上高位后所缺乏的”。文章还说：“他比胡先生少了僵硬的话语，……与呆板的胡先生不同的是，习近平在最近几次发言中对西方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攻讦，他曾经警告对中国崛起的批评：‘停止对我们指手划脚’，但他的女儿化名就读于哈佛。习先生的上位，是通过建立高干的支持，特别是江泽民集团的支持，同时培养谦逊和自力更生的形象，尽管他有显赫的家庭关系”。 《纽约时报》的文章以习近平处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力项目的方式为例，推崇他为务实作风的集中代表。文章写道：2002年，在他还是一个沿海省份福建的省长时，美国柏克德公司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已投入近7亿美元的一个项目因与规划官员的纠纷，在失败的边缘摇摇欲坠。在回避外企高管要求会见的一再请求后，习先生同意于省长官邸就这个项目和美国商业顾问一起谈谈。这位美国商业顾问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就结识了习先生的父亲。习先生解释说，他不能为争议而干涉其他官员的权力。但他表明，他密切关注和支持该项目，并承诺在双方达成协议后，满足投资者的要求。这达成了一个妥协，允许电厂开始运作。顾问希尼•小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Jr.）说：“我想，这个人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该报还提到，习近平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许多务实的思想扎根于那时，而且还对我产生永久的影响”。他对西方的看法仍然难以猜测。根据“维基解密”得到的外交电报，他曾经在晚餐时告诉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喜欢好莱坞关于二战的电影，因为有正义感。他和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讨论别的问题时，意想不到地批评一些中国电影制片人忽视了他们应该促进的价值体系。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他在海外华人听众面前，捍卫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成绩。他表示，他不耐烦外国人担心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新力量。”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兼职高级研究员潘文（John Pomfret）说，对习近平的民族主义有一些小的担心，两年前他在墨西哥的一些评论，相当民族主义和大气。“……美国人为什么要窃听我们呢？看看我们是如何成功的。我们是你们的学生，现在我们是你们的老师。”另一位专家杰罗姆•柯恩（Jerome A. Cohen）说，如果公众的压力足够大，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可能更适合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尽管中国的经济形势已大为改善，但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争取民主变革的压力已从底层发起。贫富的巨大差距“正在促使巨大的不满蔓延，有些领导人将不得不肩负更多重任，而不仅是改善经济和社会条件。” 西方对习近平接班以及接班后的中国政治走向，颇费猜测。《华盛顿邮报》的基思（Keith B. Richburg）写道：中国领导人在等待一个著名革命家的儿子习近平接班，他成长中经历的痛苦比特权多得多。……问题是，习近平一旦上台，是否会选择效仿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政治改革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2-10 香港社会当前正在讨论是否增建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的问题。但即使一切顺利，香港机场按计划于2022年起三条跑道同时运作，到2030年前后又将面临跑道容量饱和的问题。与大珠三角其他机场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分工，是香港机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 香港社会当前正在讨论是否增建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的问题。但即使一切顺利，香港机场按计划于2022年起三条跑道同时运作，到2030年前后又将面临跑道容量饱和的问题。考虑经济成本和环境保育的因素，香港机场再扩建第四条跑道的机会不是很大。与大珠三角其他机场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分工，是香港机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 面积仅两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半北京市的面积)的大珠三角地区，目前有七个民用机场，包括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珠海五个国际机场和惠州、佛山两个国内机场。由于这个地区空域资源紧张，空域管理又处于分割状态，各个机场之间缺少良性互动和协调，被称为处于“战国七雄”的混战状态。 目前，大珠三角五个国际机场的沟通机制是定期召开的大珠三角五大机场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机制虽然就多项提议进行探讨，但属于论坛性质，实质合作进展不大。大珠三角机场之间缺乏实质性合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这些机场分属“一国两制”下的三个不同行政区，行政管理权上的差异令合作不易进行；第二个是各个机场之间的利益和目标不同，增加了合作的难度。要解决这些困难，需要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三地机场合作的可能与障碍 大珠三角七个机场中，由于惠州和佛山机场规模较小，因此能否合作主要取决于五个国际机场。这五大机场中，香港机场与广州机场进行实质性合作分工的难度最大。首先，广州机场与香港机场距离最远，往来不便。其次，中国民用航空局将广州机场定位为中国三大门户复合型枢纽机场之一，另外两个门户枢纽机场分别是北京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意味着广州机场在未来发展规划、前景和功能定位上都与香港机场较相似，互补性较小，两大机场未来合作空间不大。 珠海机场和广州机场相比，与香港机场的直线距离略短一些，而且港珠澳大桥会将珠海机场与香港机场相连。但珠海机场地处珠海市西端，即使港珠澳大桥建成，香港机场与珠海机场之间的车程需要1个小时左右，远多于到澳门机场的时间。而且香港机场虽然已经接手珠海机场的经营管理，但珠海机场在客货运上与香港机场没有实质联动。 澳门机场距离香港机场比较近。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在即，若大桥实行方便的出入境政策，澳门机场与香港机场之间车程将缩短至约20分钟，大大提高了两机场往来的便捷程度。澳门机场过去主要依靠海峡两岸的转机旅客和货物，在两岸三通实现后，澳门机场的客货流量急剧下降。如果能将部分香港的客货空运分流到澳门进行，对提升澳门机场的使用量有很大帮助。此外，澳门机场目前廉价航空发展迅速，在业务结构上与香港机场互补程度较高。 深圳机场距香港机场只有37公里，而且两地已开始研究修建连接两机场的西部快速铁路，并已列入“十二五”规划中。如果该项目得以实施，深圳机场到香港机场的旅行时间将缩短至20分钟内。此外，深圳机场目前以经营国内航线为主，与以经营国际航线为主的香港机场在业务合作上空间较大。 从技术角度出发，香港与深圳及澳门机场合作存在较大的可能性。但这里面还存在一些重大障碍，需要中央直接协调。 一直以来，香港机场希望同深圳机场以股权合并的方式合作，并成为控股股东。深圳机场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因而对港方期望的合作模式持不同意见，对香港机管局作为控股方有所保留。两者在合作模式上的意见不一致，成为香港与深圳机场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 对于澳门机场，目前香港和澳门政府都没有主动提出合作意愿。虽然澳门机场连年亏损，但博彩业令澳门政府保持较高财政盈余，澳门当局没有财政压力，因而对于香港机场合作没有迫切需求。此外，澳门机场股权结构复杂，要协调利益比较困难，这都是香港同澳门机场合作时需考虑的问题。 由于受航权所限，国泰和港龙等香港的航空公司不可能到深圳或澳门机场经营往来其他城市的航线。尤其是在构想的港深机场分工模式中，如果香港机场主攻国际航线，把飞往内地城市航线的市场交给深圳机场，这就意味着以香港为基地的、经营香港与内地城市航线的航空公司不得不淡出大部份往来内地城市的航线。这是以香港为基地的、经营香港与内地城市航线的航空公司不愿意见到的。 由于香港机场与深圳机场、澳门机场合作存在困难，需要中央政府协助。只有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将香港机场与深圳、澳门机场的合作分别纳入大珠三角有关合作框架中，才能尽快展开与两机场实质合作项目的商议讨论。 三方面推动港深机场合作 根据现实情况，香港与深圳机场的合作可以分别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由中央政府召集香港和深圳机场管理当局会商，寻求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商业合作模式。早于2001年，香港机管局已建议大珠三角内五大机场必须进一步融合，发挥各自优势。当时香港机管局与深圳机场洽谈合作，包括股权互换等。然而，由于双方对合作方式认知上的差异，令港深机场的合作未有重大进展。如果港深机场的合作要进一步推动，需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民航总局以及广东、深圳地方政府共同参与，推动有关合作的谈判，并进一步加快落实港深西部快速轨道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二是香港与深圳在洽商基础上为两地互设异地航站楼提供便利。目前两机场互设便利性转运服务，主要用于旅客接驳目的，尚未有异地旅客登机服务。例如现时旅客飞抵深圳机场，可以在有关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及领取登机证，但是仍需自行携带行李到香港机场转机。建议未来逐步扩展异地服务范围，如增设行李托运、免费穿梭巴士等异地登机服务。这些措施为乘客提供更多便利，奠定两地机场未来合作的基础。 三是研究以香港为基地的航空公司获取从深圳往来内地其他机场的航权的可能性。要取得这方面突破，需要中央政府授权，通过CEPA（内地和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安排）协议来进行。香港特区政府可在与中央政府有关部委讨论，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推进航空领域CEPA的签订，搭建香港同内地在航空业上的合作框架协定，在深圳向香港的航空公司开放内地市场的航权。 筹谋港澳机场战略合作 香港机场与澳门机场的合作，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崇义 2012-02-09 “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所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是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标志性事件。“阿拉伯之春”席卷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使几个国家的政权易手；“占领华尔街”的浪潮则波及所有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震荡。因为事态仍在演变过程之中，对这两大事件盖棺定论为期尚早。但是，及时地探讨、分析事件的深层含义，无疑会给世人带来有益的启示。在我们看来，“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阿拉伯之春”展现民主新潮 “阿拉伯之春”的称谓，由“布拉格之春”引申而来。之所以有这种引申，是因为两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顾名思义，“阿拉伯之春”与“布拉格之春”一样，都是世人公认的、以追求人权和民主为主调的民主运动。因为“阿拉伯之春”肇始于以茉莉花为国花的突尼斯，而且该国率先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变更政权的宪政转型，因而“阿拉伯之春”也被广泛地称为“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作始也简、将毕也巨，阿拉伯世界从此不复旧观。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未满而立之年的年轻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受城管警察的粗暴对待，自焚身亡。此举引起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引发了突尼斯人民对腐败专制政府的怒火，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总统下台。已经柄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按惯例动用国民卫队镇压抗议民众，非但未能将民众压服，反而激发民众更大规模的抗议和国民卫队的不满，整个政局迅速失控。事发不到一个月，无奈的总统本•阿里于2011年1月14日深夜黯然去国、飞往沙特避难。政治强人倒台之后，突尼斯人民迅速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政府、建设自由民主新秩序，成为阿拉伯世界新一轮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突尼斯民主运动的意外胜利惊动了世界，更给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带来示范和鼓舞。本•阿里倒台不出两周，埃及各大城市从2011年1月25日起爆发了一浪高于一浪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反政府活动，卷入民众数以百万计，强烈要求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并立即结束军事戒严，实现民主、自由和正义。特别是集中到埃及首都开罗胜利广场上集会示威的男女老少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长期和军警对峙并迫使军方让步而做出不向民众动武的承诺。反政府抗议18天之后，在位30年而顿时内外交困、孤立无援的穆巴拉克总统于2011年2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军方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埃及的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事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之中，最高委员会向世界庄严承诺，一俟按照民主程序产生的平民政府建立起来便立即移交权力，尽管在民主选举中居于优势的“穆斯林兄弟会”能否在埃及的宪政转型中实现自身的民主转型尚有待观察。 政权在民主运动中基本上和平易手的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是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在2011年2月以后，也门连续不断的爆发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的大规模示威，以首都为中心并波及全国各地。萨利赫总统于4月23日接受民众的要求，同意在30日内辞去总统职务。后来几经反复，直到11月23日晚，在总统职位上柄政长达33年之久的这位政治强人终于认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沙特签署协议，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很不情愿地退出政坛、流亡异国。当“萨利赫时代”终于落下帷幕之后，也门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也已拉开序幕。 利比亚的转型则经历代价惨重的内战。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3天之后，夹在埃及和突尼斯之间的利比亚在2011年2月15日开始爆发反政府抗议浪潮，要求军事狂人卡扎菲下台。卡扎菲政府派出精锐部队和雇佣军将示威民众定罪为“卖国贼”进行残酷镇压，使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武装叛乱，并酿成政府军队和反对派武装的全面内战。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维护人权和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由欧盟牵头的十多个国家参加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使利比亚政府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陷入瘫痪。经过半年多的苦战，反对派武装逐步占领全国并于10月20日俘虏、击毙卡扎菲。反对派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迅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正在筹办民主选举事宜。 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绝大部分国家，诸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阿曼、苏丹、摩洛哥、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伊朗等，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民众反独裁、争民主游行示威，尽管没有导致政权易手。整个事态仍在发展过程之中，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军人倒戈而加入反对派阵营的人数越来越多，阿萨德政权恐难保全。伊朗的局势也非常微妙，反对派民众的抗议和欧美的制裁结合在一起，有可能会使操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的内贾德政权垮台。 “阿拉伯之春”为世人所始料未及，却清晰地体现着政治民主化这一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当今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那些依然停留于专制独裁制度之下的国家，也或明或暗、此起彼伏地涌动着追求宪政民主的大潮。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中，佛教以“众生平等”为根本教义，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不谋而合，从来不会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阻力；基督教在中世纪形成教会特权和神权统治，疯狂迫害异端思想，曾经是自由民主的劲敌，但是经过“宗教改革”运动的华丽转身，已经彻底转化为与现代自由民主相辅相成的宗教和精神力量。唯独伊斯兰教内部的顽固保守势力拒绝接受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顽固地抵制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文明，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的严重阻碍。正因为如此，世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素来悲观。在阿拉伯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们都毫无例外地指责“西方的操纵”。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在“阿拉伯之春”初期，欧美各国进退失据、观望徘徊。欧美各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方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作为头号天敌而对世俗化独裁政权优容有加，宁可容忍甚至支持军事独裁政权而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借民主化之机建立神权统治。“阿拉伯之春”再次表明，宪政民主绝不限于“西方文明”，阿拉伯世界的广大民众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追求绝不亚于其它文化圈中的民众，尽管自由民主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后胜利还要假以时日。 “占领华尔街”昭示政经困局 在2011年与“阿拉伯之春”相映成趣的是“美利坚之秋”。从2011年9月中旬开始，以失业青年为主体的广大民众集中到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游行示威，而且部分示威民众到附近的广场安营扎寨，以抗议华尔街金融界为富不仁、贪婪无度。类似的抗议游行示威和占领行动迅速扩展到美国各大城市及欧美各国各大都会，可谓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被媒体称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有一些人将“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等量齐观，断言“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会演变成政治革命。 不可否认，“占领华尔街”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启迪和影响。表面看来，“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确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经由一个地方的示范作用而发生广泛的蝴蝶效应，并迅速越过国界向同类国家蔓延；两者都是以青年人群为主导的民众自发抗议行动；两者都是以当代全新的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为组织和动员手段，并以这些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向社会各界广泛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诉求。 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仅仅停留于表面，在深层原因、社会基础、政治诉求、社会后果等关键方面都迥然不同。“阿拉伯之春”的深层原因是长期的专制统治造成广大民众对政府的疏离和仇恨，加上自由民主理念借助新社会媒体的广泛传播使民众的人权民主意识普遍觉醒，而“占领华尔街”的深层原因则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出现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的困局；“阿拉伯之春”以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为深厚的社会基础，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支持，而“占领华尔街”虽然号称“代表99%”的公民，但它只不过是“小众运动”，与西方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边缘人群所主导的诸多围绕族群平等、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而兴起的各色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一样，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并没有劳工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撑，声势浩大而实际参加人数很少，公民社会领域的劳工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都没有直接卷入；“阿拉伯之春”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诉求，要求独裁统治者下台、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而“占领华尔街”除了抗议大公司、特别是金融界的贪婪，基本上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鲜明的政经诉求，更谈不上政治解决方案；“阿拉伯之春”有足够的力量经受政府的镇压、甚至于越镇压越强大，直到取得实质性成果，而“占领华尔街”尽管表面上热闹非凡、有泄愤出气之效，但“占领”行动因为没有公众的广泛支持而迅速冷却并销声匿迹。 由此可见，尽管由民生之困所引发的“占领华尔街”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也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甚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将“占领华尔街”当成一场政治革命的所谓“人民革命”、“华尔街革命”等等说辞，都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皮相之见。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占领华尔街”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种说法显然也言过其实，将一些暂时现象无限夸大。西方社会一些左派小团体、特别是托派组织，死死抱住那种将一切事务都化约为“根本矛盾”的一元化思维，将西方社会的一切弊病都化约为“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每有风吹草动就兴高采烈地高呼“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西方社会对于这一类话语和行为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当然，“占领华尔街”毕竟以一种相当喧嚣的方式反映了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政经困境，而这一困境几乎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内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所以也不能小看。要透彻地理解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又得追溯到当代西方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各国的施政方针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两端之间的拉锯战和钟摆（笔者特意采用“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概念而不采用更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是为了避免概念混乱。历史上的New Liberalism别有所指，它要求扩大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和经济的权力和责任，以救助贫弱人群、维护社会公正，其运思方向及价值取向与Neo-liberalism大相径庭）。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社会，既可称为“新资本主义”社会，也可称为程度不等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从阶级结构上说不再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垫底的金字塔形社会，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这种社会由中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为主导，中间偏左的政党相对偏向于劳工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右的政党则相对偏向于企业主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当贫富差距扩大造成劳工阶级强烈不满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向偏左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倾斜；而当企业竞争力不足、经济活力衰退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则向偏右政党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倾斜。倾斜也只是相对而言，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妥协，偏左的政府再左也不会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偏右的政府再右也不能摧毁基本的社会福利。 顾名思义，社会民主主义是旨在将民主和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正统，其基本价值与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多有交叉重叠，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主权在民、理性至上等等，在欧洲本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享的价值。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对自由主义的超越，却恰恰与自由主义存在传承和互补的关系。社会民主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和理想目标，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有过曲折发展的历史。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曾经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曾主张全面的国有化。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经济思想越来越温和，完全放弃了公有制和国有化的主张，而是主张建立公私兼顾的混合所有制、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和福利国家（welfare-state）。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始至终拥护议会道路和宪政民主，特别是坚决反对极权主义统治。 以1924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组阁执政为起点，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成为赢得多数选票而单独执政的执政党或与友党分享政权的执政党。成就最大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自从1932年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创造了连续执政半个世纪的辉煌纪录。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执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他们原来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诸多的乌托邦成分，教条主义地付诸实践只会事与愿违，因而逐步推延或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及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念。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内部一直就有人认为，崇拜公有制和敌视市场经济，是把手段与目标混为一谈。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人人平等与社会公正，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类，都不过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手段。 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追求和推行的“社会民主”和“社会政策”体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厉行政府宏观调控来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平衡，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实施来创造“有效需求”，哪怕是实行“赤字财政”。现代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既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更反过来有力地指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践。另一个方面是构建由累进所得税、劳工立法、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及培训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改善劳工大众的地位和生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并有效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末以来又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再次更新了社会民主主义，变得更加柔软灵活。 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变得面目全非。普选权、劳工立法和种种社会政策使资本家的财富与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福利国家”的种种措施有效地消灭了赤贫，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共同富裕；“混合经济”和促进“产权社会化”的各种举措，使“有产阶级”越来越大而“无产阶级”越来越小；普选权、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等制度安排的组合，其整体社会效果是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大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以职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新社会结构。既然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与正统社会主义者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尽管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不尽一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2-01 “九二共识”的政治效应很值得关注，不但马从这次选举得到鼓励而进一步大胆寻求两岸关系的更大突破，最有实质政治效果的是他会在今后四年去落实两岸“和平协议”的谈判，同时也会迫使民进党人检讨其对大陆高度拒绝的政治立场。 2012年台湾大选，马英九成功连任“总统”，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团队也再度取得“立法院”多数席位。观察今次的大选，可得到不少讯息。以下试论述之。 两党政治渐趋成熟 第一是两党政治在今次大选有巩固的作用。 国民党政府自播迁台湾后，一直厉行一党专权，不容有反对党存在。蒋经国执政后期决定解除党禁，民进党因此成立，在2000年还壮大到扳倒国民党上台执政。2004年国民党再度失去政权，士气大挫，一时呈现失落与泡沫化之虞。到了2008年大选，国民党再度赢得大选回朝执政，这次却轮到民进党被陈水扁的贪腐所累而失去政权，全党难以面对舆论挞伐，一度也有泡沫化之忧。两党本身前途的不稳定性在解严后不断呈现，间中有不少党来去匆匆，更加深了政党命运难卜的观感。 可是经过了今次的大选，国民党与民进党的输赢都扫除了以往的失落感、无助感。2000年大选前后，国民党内部严重分裂，连时任党主席李登辉也被揭发暗助民进党而被声讨离党，因为不满党的分裂，更有党员要退党另行组织新党和亲民党。今次大选不但全党稳定，更有重新收编亲新两党的强势。另一边厢，民进党吃了败仗之余，因为有南台湾政治板块得到巩固，立委选绩也有四成进账，四大天王因为有份辅选，胜败之责共负，也没有重大的分裂因素，选后也未见严重失落。两党的稳定性可说为两党制打下了里程碑。 这种两党制发展值得关注的是：第一，有纾解政争从而稳定政局的功能；第二，有效促使两党互相观摩与互相吸纳政纲的作用，从而免除政纲各走极端的劣行；第三，有效促使参政者作出理性行为，奉行专业化与理性化的决策，从而把冲动与极端的政治运动边缘化以至于消失。 可以说，今次的大选已清楚看到民进党的选举行为已不再是过去那种草莽与激情行为，也因为这样，国民党也能坚持文明与干净的选举，好头也好尾。选举结果出来后，胜败双方都表现温文有礼，胜的称赞对手，败的也敦促好好实现诺言。这正是君子之争的体现。 两岸和谐政策奏效 第二个讯息是两岸的和谐政策奏效。 在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的两岸关系，从1992年的海协与海基两会所达成的“共识”逆转为大倒退与紧张关系。马英九上台后由2008年的三年多时间，重新回到“九二共识”的轨迹上运行，有关“三通”细则、经贸架构的ECFA、双边社会交往、教育互认、文化交流等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两岸关系出现了良性互动发展。双边官方沟通也开始启动，由经贸、社会、文化的谈判累积下来的友好与谅解本钱，鼓励了更多的政治和解谈判空间。 也正是因为这种良性关系的成果，给了马英九及国民党“立委”在今次大选期间一个很强有力的政纲陈述与承诺，马团队指出他的竞选政纲“不统、不独、不武”已然在两岸创造了很大的和平安定与繁荣的成就，若再当选连任四年，他说会循这个成功的政策再走下去。在竞选过程中，马将两岸的和平关系列为当政首务。相反的是，民进党在蔡英文领导下，不断与马唱对台戏，她把“九二共识”说成卖台共识，把国际公认与肯定的ECFA说成是受大陆掌控的政策，还因此表明若当选执政会把ECFA交付全民公投，藉此以宣誓ECFA得不到台湾全民认可。连两岸教育联通，容许大陆学生到台升学这么中性的好事，也被说成是对台威胁的祸根。因为她对大陆的看法太负面，造成蔡在竞选时对台商在大陆的经商也很抗拒，视台商此举是空洞化台湾经贸的恶行。 马英九此次把大陆政策高调掺入选举言行中，到底选民支持哪一方的政策？在大选投票中得到了清晰的答案。若进一步评估，马胜出的80万票来自认同ECFA与台商利好看法的选民，有直接在大陆经商的30万选民，有间接的台商制造工业供应链产品的岛内中小企的不下10万选民，还有因大陆自由行旅客来台消费受惠的千家万户选民，这些选民在蔡的极度排斥大陆的政治文宣中，被推向投票支持马团队。他们加起来不下80万票，马胜算在此，而蔡的失败也在此。 这个大陆政策的政治效应很值得关注，不但马从这次选举得到鼓励而进一步大胆寻求两岸关系的更大突破，最有实质政治效果的是他会在今后四年去落实两岸“和平协议”的谈判，同时也会迫使民进党人检讨其对大陆高度拒绝的政治立场。在选举后的第一天，已然在民进党内见到了针对大陆政策要检讨的声音。虽然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应循扁的强化“台独”路线，并论证说扁的“台独”路线不但不会在2004年大选失利，反而令他胜出，因为这样导致更多选民认同“台独”的立场。不管如何，正反的“台独”立场既然再度掀起民进党热议，但只要国共两党以两岸巨大政治资源作为两岸整合的方针，只要不断强化两岸的全方位关系发展，台湾选民认同良性两岸政策的人数将会不断扩大，这次马胜算正是这政策的功效，民进党不玩选举游戏则可，否则不能一味做鸵鸟，见不到选民的取向，而失去自己的选举。 大陆从今次看到的讯息，应是更有信心去推行其既定方针，推动两岸和解，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台湾寻求两岸共识。 台湾选民趋于理性 第三个讯息是选民对选举这个政治游戏，既很捧场，也趋向和平与有序方向发展。 长期观察台湾选举各级政府领导人竞选活动的人士都知道，开始时的选举失序现象真是多不胜数，各种贿选手法心思用尽，请客吃饭、送红包礼物、博感情投票、用乡里长地方势力绑“票”、用黑势力胁迫利诱、争选民大打出手、在选票上做手脚、在宣传上造谣抹黑，竞选奥步花招百出，如此这般的选举黑幕笼罩着历次大小选举。大家都知道，经过了2004年两颗子弹风波之后，2010年“五都选举”连胜文险被杀害的惊险场面竟然在造势大会上发生，而这次的大选也因为选举暗杀危机四伏而令到全世界对台湾选举提心吊胆。 还好这次大选不但没有枪击事件，连选举奥步、抹黑造谣、做假民调、打群架、语言暴力也都明显少见。其他失序现象也都有持续改善的情况。倒是多了政纲政策的辩论，在动辄出现二三十万人的竞选造势大会上双方候选与辅选人员的演讲也一扫过去谩骂煽情的场面，代之而来的是讲诉求、讲愿景、讲民生、讲福利。蔡英文的竞选口号主轴是“用你这一票去决定你的未来”，马英九的宣传主调是“台湾加油”，完全没有过去那种要卡住对方死掐的宣传腔调。而群众的反应不但不因为理性平和的演讲而告冷场，反而更能唤起台上台下的一问一答的声浪。当台上问：“要和平的两岸关系！好不好？”台下即刻报以：“马英九当选！”最常见到的是台上大呼候选人的名字时，台下众口一声：“当选！当选！当选！”如此轮番由不同的辅选人讲才能、论政绩，台下一波又一波地“当选”“当选”声浪，把气氛不断推高。一旦宣告散场时，哪怕有一二十万人的群众，也能不慌不忙、井井有条地分道散去，让人觉得既安全又有秩序。如果实地观察过往累积下来的印象，这次的平和造势成就也非一蹴而就，是在经过失序、失利的教训下，让政党与选民知所反省后的改进。 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无疑已为台湾争取到赞许，在2004年的两颗子弹事件后，计票结果虽有胜败，但国际道贺却三缄其口，这次却在计票结束后，国际道贺接踵而来，而且舆论也不乏称许是台湾民主选举趋向成熟的表现。 这样的讯息对大陆应是好事一桩。台湾选举由民意来定夺谁执政，有了民意多数决便会有安定的基础，而与一个能安内的政府打交道，一切都能以理性盘算去运筹帷幄。加上大陆主打经济牌去打造两岸经贸文化社会整合基础，在未来美欧经济走下坡的同时又出现了亚洲兴起的大局。台湾的民心向背问题已然在今次大选看出了端倪，即人心已感受到两岸经贸成长带来的福利令他们无法支持蔡英文上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胡慈贯 2012-01-12 2012年的两岸关系将受台湾大选结果牵动。如果马英九胜选，大家可以期待两岸关系将在既有轨道上持续往前发展；但如果民进党获胜，两岸关系将会进入一段相当长的不稳定、不可预知甚至倒退的时期。选后，台湾内政更将面临许多的困境。 2011年的两岸关系，基本上由于中国大陆持续性的展现善意，以及马英九“亲美、友日、和中”，“不独、不统、不武”的政策思维，两岸互动持续往良性的方向发展，关系不断改善。双方的民间与社会交流不断扩大，大陆观光客赴台旅游增加，而海基、海协两会继续进行会谈，总共达成十七项协议，双方的经济活动也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安排下不断深化，继去年的V型反转之后，今年虽受欧债冲击，但整体表现仍然优于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 同样的，马英九采取两岸外交休兵的政策，两岸当局确实形成某种程度的默契。台湾仍然维持23个“邦交国”；前“副总统”连战第四度代表马英九出席2011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所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年底美国同意售台武器，北京虽然不满，但也并未惹出太大风波；在国际活动空间方面，台北争取到了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的主办权，而124个国家同意给予“中华民国”护照持有人免签证的待遇，更凸显出台湾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些都应该给予肯定。 台湾选举影响两岸关系 2012年1月14日，台湾将进行“总统”大选及“中央民意代表”改选，所以2011年下半年以后，台湾开始进入政治旺季。由于马英九仍然坚持其一贯的两岸政策，主张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两岸关系，台湾有智库人士认为，若将其第一任期称为两岸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应可归纳成为两岸巩固和平。这种定位和说法有很深的政治意涵，各界不宜轻忽，其中将有许多的可能和想象空间。此之所以马英九会在“黄金十年”的记者会中提到两岸和平协议问题。 谈到马英九所提的两岸和平协议，就战略面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想法，但若就战术面来说，由于此一问题相当复杂，难在选前用简单的话语让一般民众理解，所以此提议一出就遭民进党强力抨击，马英九的民调也因而下挫。结果迫使马英九不断修正说法，加上许多前提和条件，这是相对让人较为遗憾的发展。其实，所有熟知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人都知道，两岸目前尚未进入政治对话的阶段，更遑论要透过政治谈判，讨论和平协议等高阶政治问题。 相对于马英九的明确立场，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则主张透过世界前进中国。她否认“九二共识”，多次表明执政后也不会废除ECFA，强调要用“台湾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愿和北京当局进行对等交涉，所以两岸关系只会进步，不会停滞倒退等等，但是由于其政策主张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北京当局则一再透过高层谈话，表明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必然生变，甚或倒退。台湾选举显然成了影响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如果不是主要）因素。 客观来看，台湾选举结果将会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国大陆的战略发展机遇，甚至区域的安全和稳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包括中国大陆的相关各方对此感到关切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其实北京当局的立场相当明确，大陆并非针对特定的政党与个人，或对谁有所好恶，而是由两岸大局出发。同样的，北京的喜好从来不应、也不会是台湾上下关切的重点，但台湾如何趋吉避凶，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才应该是台湾民众未来投下神圣一票时的最大考量。 两岸关系未来欲好不易 如今台湾选情胶着，蓝绿民调互有高下，再加上宋楚瑜参选的变数，猜测谁输谁赢并无太大意义。展望明年，如果马英九一如预期获选连任，两岸关系将会在既定的轨道上，按步就班、循序渐进地往前发展，外界可以有很多的合理期待；如果蔡英文赢得选举，这也是台湾民众所做的最新选择，虽然两岸关系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可预测性，但情况应不致失控。不过，在北京明年底领导人换届前后，两岸关系很难有改善的空间和可能，则可断言。 进一步来看，马英九获胜的话，以笔者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北京或许间或会提出一些说法和要求，主张早日进入政治对话或谈判，讨论高阶性的政治问题，但是大陆应该已然理解，即使马英九获胜，相对于四年前的大胜，这次他必然只能小胜，“国会”也不会再是绝对多数的优势，一个相对弱势的总统，而且只有三年的时间，此后他就将进入后马英九的跛脚时期。马政府虽然有创造个人历史记录的压力和期望，但他究竟能走多远、可走多快，而不受台湾内部政治局势牵制还是个疑问。 如果蔡英文获得胜利，两岸关系停滞、倒退、恶化三步曲恐怕一时难以避免，但也可预见蔡英文及其团队在上任之前及执政初期，一定会展现柔软的身段和灵活的策略，在没有“九二共识”的前提，北京不接受“台湾共识”的前提下，试图找出新的说法，来尝试缓解两岸局势，争取外国的同情和理解。当局势初步稳定之后，有理由相信，民进党还是会利用执政的优势和行政权力，在执行面上给两岸关系增加各种麻烦，凸显两岸“一边一国”的“台独”理念。 只要民进党不放弃“台独”的理念和作法，虽然民进党在客观上也会认清中国大陆成长茁壮的事实，知道台湾必须倚赖中国大陆的市场，台湾终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不敢、无意与中国大陆直接发生冲突，但是过去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期间太多的例子显示，只要时机、条件、议题许可，民进党还是会拿出其逢中必反的核心价值来和北京进行斗争。两岸关系欲好不易。 关于大陆方面，北京的政策一经制定就有某种程度的延续性。即或明年下半年中共要进行高层人事改组与换届，习近平等人主政之后，虽然在细节及执行方面会可能有部分渐进式的调整，但两岸和平发展的主流思想和政策主轴应该不会有变。台湾目前有人说，如果蔡英文当选，大陆内部可能以此为借口，对北京当前惠台政策提出质疑，挑战高层决策，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台湾百姓做的错误选择，与北京对台政策无涉。笔者较倾向于接受后面的说法。 谈到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相关国家对台湾这次选举所采取的立场，表面上大家都说这是台湾的内政问题，理当由台湾人民做出最后的选择，但是至少根据笔者与相关国家学者、政府官员、外交代表接触所得，大家都期望台海局势能够维持目前这种和缓改善、紧张降低的局面，这既合乎两岸，也与区域内外国家的共同利益有关。换而言之，排除外交用语之后，相关国家支持马连任的倾向性已然相当明显。美国选前同意让台湾列入免签候选名单就是一种间接讯号。 选举牵动岛内政局变迁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选后台湾政情的可能变化。如果马英九获胜，国民党应可维持当前表面和谐的气氛，但由于这已是马英九的第二任期，有意角逐大位的下一梯队迟早要进行卡位竞争。连战、吴伯雄、萧万长等大老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弱化，王金平将继续在立法院外发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马、王关系未来的发展耐人寻味。和其他中生代表较起来，由于吴敦义已抢居较佳战略优势地位，他和郝龙斌、胡志强及朱立伦之间的互动将是值得观察的重点。 在民进党方面，如果蔡英文胜选，陈水扁案在走完所有法律程序之后，颇有获得特赦可能。吕秀莲、游锡坤可以不论，但谢长廷及苏贞昌是否从此再无二志，仍然让人好奇。虽说蔡英文已表明竞选团队并不就是执政团队，但蔡究竟能够抵挡多少大老及派系压力还是让人怀疑，民间多半相信，民进党好勇斗狠的特质仍将再度出现。民进党享受过权力，又失去权力，如今再度夺回政权，外界应可预见，民进党这回恐将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清除政府内部的异己份子，以确保能够长期执政。 反过来看，不论马、蔡谁输，国民党、民进党内部立刻都将会面临检讨批评、追究责任的声浪，从而引发新一回合的党内权力角逐迨可断言。以马的个性而言，其失业裸退，辞去党主席的可能最大，至少绝不会像李登辉、陈水扁、宋楚瑜一样，还想继续发光发热，或在幕后影响台湾政局的发展。以民进党勇于内斗的特性而言，败选的蔡英文理所当然必须辞去党主席，届时多半又是派系大老进行角逐，静待热带气旋，志在大位、想要重新出发的苏贞昌恐怕绝对不会缺席。 简单地说，2011年两岸关系发展平顺，值得肯定，但随着台湾大选的逼近，很多事情都缓了下来。2012年的两岸关系将受台湾大选结果牵动。如果马英九胜选，大家可以期待两岸关系将在既有轨道上持续往前发展，未来中期或有很多的可能和合理的期望；但如果民进党获胜，两岸关系将会进入一段相当长的不稳定、不可预知甚至倒退的时期。选后，台湾内政更将面临许多的困境，若再加上大陆高层换届，还要有一段休养生息、摸索学习的时期，短期内要两岸关系有重大突破的机率委实不大。 《台湾观察》2011年12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致 2012-01-11 美国对东亚格局的战略设计，当然不可能会去符合大陆的战略利益，但是双方目前也没有真正冲突的准备与实力，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中美两国当下存在着的共同利益，继续维持现状，维持稳定是必须的。 美国对于台湾的影响力巨大，是无庸置疑的，每每在台湾“总统”大选之际，到底美国会支持朝野那一个阵营，成为研判选战最后胜负很重要的观察指标。此次“总统”大选也不例外。 美国态度历来引人关注 台湾问题向来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早在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采行以蒋家政权箝制共产党，以“台独”制蒋，扶持“台独”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固然随着国际局势与岛内政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但都仅是微调，核心手段依旧还是以“台独”来箝制两岸关系的发展。因此，学界一般研判，美国会支持“台独”的民进党。 但因为马英九与美国关系深厚，甚至是曾一度成为美国人，加上中国国民党逐步“台湾化”、“在地化”，当今的核心领导人对于中国的认同也愈来愈淡，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其实差别不大，只是一线之隔，一般称之为“B型台独”。在这样的情况下，台北政坛不少人认为，美国这一次应该会支持马英九，毕竟是“自己人”，相互了解好沟通，甚至更愿意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部署。 到底美国这一次会支持那一阵营，在国民党马英九与民进党蔡英文支持度呈现胶着状态的当下，更显得重要。不仅如此，由于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起，决定“重返亚洲”(当然，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发展很重要的一颗棋子，如何选定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与美国战略部署势必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是以，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美国的动向格外引起关注。 朝鲜变局影响美国布局 就在离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2月19日，朝鲜宣布金正日去世，也同时正式确立了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成为新领导人的地位。但是，因为金正恩年纪尚轻，政治历练稍嫌不足，国际社会普遍担心朝鲜政局能否稳定下来，而朝鲜又拥有核武，一旦政局出现不稳，对于亚洲局势带来难以想象的冲击，一个稳定的朝鲜才是符合各方的利益。就现实的态势来看，中国的支持是朝鲜稳定局势的最大保障。 在美国重新掌控亚洲的战略部署中，出现了金正日逝世这个大变数，肯定会影响其布局。未来一两年内有六七个东亚和环太平洋国家都要更换领导人，而且都可能是新人上台，充满变数。但台湾领导人选举变数尤大，如果出现主张“台独”的蔡英文上台，以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的陈水扁经验来分析，美国不可能也不敢完全把“宝”押在蔡身上，和大陆对抗。 更何况，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已不是2008年之前陈水扁执政八年期间所能比拟，美国经济又受困于本身的金融困境，欧债问题所引发的欧洲金融风暴方兴未艾，同时美国明年11月也要举行总统换届选举，欧巴马自己的选情也是摇摇欲坠，“维稳”可能是当前美国亚洲战略布局的硬道理。对美国而言，变动越少则变数越小，外部格局也越好掌握。是以，对于台湾，由现任的马英九继续连任，让两岸关系保持稳定发展，是较为合理的推断。 宣布免签具有政治考量 耐人寻味的是，在朝鲜官方正式宣布领导人金正日去世消息数日后，12月22日，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马怡瑞（Eric H. Madison）正式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将台湾列为免签证计划的候选国，并表示倘若一切顺利，则明年下半年起，持中华民国护照者，将得以享有免签证进入美国的优惠。 马怡瑞这一宣布的时间点，离2012年1月14日“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只剩下三周的时间。他还担心台湾人民不够“理解”，在宣布美国国务院此决定时，一开场就特别强调说：“这是台湾人民长久以来引颈期盼的”。他似乎要提醒台湾民众，既是台湾人民长久期盼的事，民进党政府没做到，马英九政府做到了，而哪一个政党是比较得到美国政府支持与信赖的，也呼之欲出。 “行政院”新闻局长杨永明也刻意突显美国对于马政府的支持。他表示：“此行动再次显现国际社会对台湾社会与人民的肯定，台美关系有密切与互信的发展。”“外交部”藉此再度感谢过程中府院之指导及台美双方政府各部门发挥团队合作精神所投注之努力、配合与协调，一样是在强调马政府得到美方的支持与台美关系的“合作无间”。“外交部长”杨进添甚至意有所指地说：“这是很好的圣诞礼物吧。”这无疑是对马政府现行的外交政策一个强力背书。 虽然美国信誓旦旦对外表示，关于台湾的“总统”大选，美国的立场是中立的，宣布准备给予台湾免签的时间点，绝对与选举无关，完全是作业的时间。这样的解释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美国此项决定到底有没有政治考量，美国肯定不会给答案的；然而美国不会不知道，此一举动必然产生强大的政治效应，对台湾总统大选带来巨大的影响。 由于台湾与美国关系密切，每年有大批台湾民众前往美国，对于赴美国能够免签可说是念兹在兹，陈水扁政府时代就开始极力争取，也按照美国免签条件操作，到了马英九上台后，基本上条件已大致符合。据了解，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2011年夏天访美之际，美方已先透露此一情况。当时蔡英文就一再要求美方官员，希望能将宣布时机改在“总统”大选后，以免冲击到民进党的选情。 中间选民取态至为关键 “总统”大选在即，“双英”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呈现胶着状态。台湾历次“总统”大选中，选前民调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从各机构所公布的民调来看，蓝绿双方的铁杆支持群基本上都已表态，两边阵营谁可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谁就能胜出。 所谓中间选民，就是对于蓝绿两阵营都没有特别的喜好度。如果细分，他们应该为三类：一是年轻族群，其中“首投族”(第一次拥投票权者)为主，再者是知识分子与都市中产，另外就是农村中年纪较大的民众。“首投族”与知识分子、都市中产主观性强，但却又普遍亲美；而农村长者则政治意识较低，资讯取得能力弱，受人际网络影响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蒯辙元 马建波 2012-01-05 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已严重影响港府的施政管理，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港府管治弱势现象必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应尽快加强从观念到机制的全方位应对改革。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以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治方针政策，香港成为中国重要的行政特区。即：在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主权范围内，实行两种社会和经济制度，中国大陆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香港作为中国的行政特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安排的设计框架内，主权与治权应是高度和有机统一的整体，治权从属于主权。这从香港领土主权回归后的国家驻军安排就可理解。因此，对香港特区而言，“一国”是实行“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重要前提，只有尊重和维护一个中国的主权意识和中心地位，才能更好地实施“两制”和“港人治港”，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即是体现中国行政特区的特殊行政制度安排，标志着国家赋予回归后的港人真正当家做主的权利，港人将以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真正实现对香港特区的行政管理，实施以“行政主导”为原则的社会、经济与民生的管理。 港府管治弱势之因 然而遗憾的是，香港回归近15年来，虽然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下，顺利完成政权的平稳过渡和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真正实现了领土主权与治权的回归。但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真正回归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有学者表示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约需25年的时间）。 今天的香港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殖民意识毒化深远，西方反华敌对势力活动猖狂，香港社会反对势力快速发展，民众意识分化严重，国家意识和国民身份认同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立法会成员龙蛇混杂，议会政治凌驾于政府施政之上，违背“行政主导”的施政管理原则，有一股巨大的“反社会、反经济”的阻滞能量严重阻碍特区政府的施政管理，并束缚政府高官或政务官的手脚，畏首畏尾，缺乏突破创新意识和长远打算，普遍持有“打好这份工”的消极心态，对香港政制、经济、社会、民生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极为不利。 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西方反华势力布局深远。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行政架构设置“软肋”，迅速发展强化“立会”对政府的施政决策影响，鼓动发展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街头暴力民主。制度安排也预设许多伏笔和掣肘，如：在基本法谈判中利用主权大局掩盖关键的政制管理细节，“公务员薪酬机制、居港权问题、联汇制度、最低工资制、终审法院安排”等等都留下制度缺口，形成对政府施政和相关立法的制约。同时，在政府行政、公务员架构和社会各层级广布间谍眼线，极力培植代言反对势力，并持续施加政治和社会影响。例如早前“维基解密”披露有香港政客、议员秘密接触美国领馆官员，出卖内部情报，并获美国领馆点名“重点保护”。无独有偶，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巨额政治献金文件经Foxy软件外泄，掀起“黑金风云”。根据泄密资料显示：黎智英在过去6年中，一直与香港反对派过往甚密，并向民主党、公民党等组织和个人捐出政治献金高达6000万港元。更令人关注的是，各社团组织获得政治献金均高达数百万之巨，其中民主党受款达1369万港币；香港天主教区前主教陈日君受款更高达2000万港币，并大量资助予内地的地下教会，其反中乱港政治图谋欲盖弥彰；而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亦获得130万港币的政治捐款，助其竞选立法会议员。黎的身后也有西方活跃的影子，他也许只扮演了一个马前卒的角色。在是次“黑金风云”中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壹传媒动画有限公司商务总监Mark Simon，被揭露是美国政界在香港的“代理人”之一。其身为共和党香港支部主席，多年来代表黎智英向香港的反对派，以至美国政治组织持续捐出“政治献金”，反映黎智英与美国政界过从甚密，加上早前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驻港领事馆的外交机密电文中，力证包括黎智英在内的“港版四人帮”，挟洋势力在香港掀风搞雨，显示是次“黑金风云”绝非“空穴来风”。可见，回归后民主党、社民联、公民党、人民力量等香港反对派迅速滋生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黑金支援、操纵和影响有关。他们广纳专业人士和“80后”、“90后”精英，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二是，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思维局限束缚，内地政府秉持坚决不干预态度，忽视“爱国爱港、亲中挺港”力量的继续培育和发展。回归后，一些重要的“爱国爱港社团组织”（如香港特区筹委会、港事顾问、区事顾问委员会等组织，约1000多社会各界精英）完成历史使命，被迫解散。且中央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均不得干预介入香港事务，也不宜公开谈论香港管治问题。爱国爱港力量的日渐削弱与反对势力的逐渐做大形成鲜明对比，建制派“民建联”虽发展为最大社团组织，但失去社会和民间“爱国爱港”协同支持力量的依靠，已成孤军之旅，还留下“保皇派”的骂名，难以对港府施政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三是，英国政府对港英当局公务员管治团队和行政架构的设计，绸缪颇深，层级严谨，全面控制要职及核心部门。香港回归前，香港主要行政管治力量公务员团队由英政府委派港督统领，行政架构等级森严，且有严谨高效的特征。当时行政架构内各层级主要负责官员和要害职能部门长官或政务官，均由英政府在英国本土或海外训练委派。而香港本土公务员均被屏蔽于核心管理职权或职能之外，尽管香港也有训练竞升的机制和阶梯，但港人公务员也很难触及重要职位。例如：回归过渡期公务员高官陈方安生、曾荫权等都不能涉足要害职能部门和机密档案。他们与其说是“政务官”，不如说是英国人培养的“事务官”和“执行者”，真正下命令的还是英国人。因此，香港事务官们难以进行真正、系统的施政管治历练，打工者的心态根深蒂固。 四是，回归前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极为重视，因为这关乎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凡派到香港任职的公务员高官或政务官都经过海外长期系统的培训历练。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仅上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培养的全球政务官精英达3000多人，派往香港任职的有50多人。且这些到港履新的政务官在到任之前不仅在英国经受了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而且还被外放到英国在非洲等地的海外殖民政府履职历练长达10至15年之久，所以具有较强的专业管治能力和丰富的管治经验。他们在极力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同时，也能很好地平衡服务殖民地的利益，逐渐渗透殖民文化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香港回归后出现特首和政务官很难真正进入角色，习惯于执行命令，缺乏长远规划、大胆创新和强势施政的主导意识，出现管治能力薄弱等现象。 五是，受僵化思维局限，香港回归以来，内地到港发展的经济管理人才或参政议政人才难以落地生根，真正融入香港社区、社会发挥积极影响，“爱国爱港、亲中挺港”力量难以迅速发展壮大。根据香港《基本法》规定，原在港居住或外派超过7年的中资企业干部或工作人员，可以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在香港回归后，内地有关管理机构调整了管理政策，外派香港中资企业（机构）连续超过7年的公务人员，不得在港申请永久居民身份。而这些人中很多在港多年已成为各界精英和有一定社会影响，这一政策的调整，不仅影响了内地管理人才在香港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巩固爱国建港、治港力量，也影响了企业业务发展的连续与稳定，还限制了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及推动香港政制循序健康发展等正面支持力量的发展壮大。 全方位壮大建港力量 由于上述诸多原因的影响，港府管治弱势现象难以根本改观。随着香港反对力量的迅速发展和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影响，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已严重影响港府的施政管理，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反高铁”，“立会补选”，“反预算案”，“港珠澳大桥环评”，冲撞特首、警员和中联办保安，及近期的“外佣居港权复核案”等等事件，都显示有西方势力和反对派刻意煽动破坏，带来许多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已给香港的管治力量敲响了警钟。因此，必须引起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应尽快加强从观念到机制的全方位应对改革。 首先，要积极部署发展、壮大香港社会的“爱国爱港和亲中建港”力量。要恢复和发展“港事顾问、区事顾问、政经顾问”等民间社团组织，广泛吸纳各界精英和基层力量。 第二，中央政府要重视加强对香港政府管治力量的培养，应拓展思维，将“港人治港”逐渐深化为“国人治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能违背一个中国的核心利益，她既是特殊社会制度的安排，更是要促进两地经济的全面融合。建议中央政府在内地建立香港政务官和公务员训练机制，加强对香港管治团队和高官的全面系统训练。 第三，要全面推进香港教育体制改革，深化国民教育、国情教育。香港国民教育不仅应在学校全面推广，更应从公务员开始，通过开展国民教育、国情教育，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国情、发展和国际形势的认识，培养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视角，凝聚爱国爱港热情，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 第四，建议中央政府要因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有关外派人员管理政策，培养香港社会中资精英，壮大我方选举力量。随着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临近，港府正面支持力量的选票瓶颈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建议有关方面改进外派管理政策，不要搞一刀切。对于在港连续外派工作超过7年的专业精英，应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和审批机制，让他们可申请办理永久居港权，以巩固发展爱国爱港和亲中建港力量。 《港澳观察》2011年11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霍尔士 2011-12-16 南海领土问题上正在形成一个由美国带头，日印参与，伙同这一地区有关国家对抗中国的联合阵线。在同一时间内如此紧密地协调行动，如果毫无共识与默契是不可能的。 中国与近邻国家围绕南海领土主权问题的纷争近来颇有激化之势。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对南海岛屿的固有主权不可侵犯，呼吁有关国家进行和平协商谋求妥善解决办法，但是南海有关邻国不但拒绝响应，反而采取行动扩大分歧，相互串联力图壮大声势，在南海领土问题上与中国抗衡。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及时制止而继续恶化，将来南海局势不能排除转向冲突、燃起战火的可能。 当年迫于现实搁置争议 南海领土主权的纷争由来已久，中国政府为此一再重申严正立场和政策方针。早在1978年10月中日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邓小平就针对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首次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声称这个问题将留待“下一代人来解决”。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于中国”。“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后来，邓又在会见访华的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时表示，“南沙群岛属于中国。从实际情况看，我们趋向这个问题搁置一下，具体解决可等一等”，“过几年后，平心静气地商讨一个为各方接受的方式”。 邓小平之所以如此采取坚定而又审慎的态度，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国情与内外条件。由于文革浩劫造成中国国势蜩螗、国力衰颓，必须首先整顿国家的烂摊子，以“和平共处”稳定国际环境，借改革开放寻求外部资金与技术，使中国经济得以逐渐走上正常稳定发展的道路。那时除了将南海领土主权问题暂时搁置，冻结现状，留待以后解决之外，根本没有采取行动加以收复的条件。 现在有人做文章批评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责备他把难题留给后人。这种“今是而昨非”的论调，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情此一时彼一时的变化，无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亚洲北约组织正在浮现 不过，这并不等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毫无值得反思之处。首先是自以为中国主张合情合理，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理应按照中国的政策来办，留待以后解决。其次是宣布政策“立此存照”之后，在很多年内毫无后续行动来支持这一政策。即使越南、菲律宾等国在中国固有领土与领海变本加厉地大事开发能源，也不敢做出加以制止的任何有力回应。再就是眼看这些邻国在中国领土上胡作非为，却继续对它们百般示好，企图以发展经贸关系，提供优惠条件来拉拢它们，期盼这些领土问题会得到有利于中国的解决。 中国这种决策正确却又无所作为的情况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了南海邻国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径，使他们产生幻想，以为中国不过口头强硬说说而已，其实不敢为了南海领土问题而跟他们闹翻。 最近以来，为了对抗中国，南海诸国一方面无视中国的主张和立场，加紧对南海岛屿的开发行动；另一方面又互相呼应，串通一起，企图结成联合阵线对抗中国。比如越南国家主席访问印度，双方签订共同开发南海油气协议，印报宣称此举加强两国的“防御与战略合作关系”；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彦叫喊日本受到中国威胁，日本外长访问东盟三国，加紧拉拢南海国家共同对付中国；菲律宾与美国举行海军联合演习，扣留中国渔船公然挑战北京；而美国海军部长格林纳上将则表示美将优先在亚洲部署兵力，保持在南海的航行自由，等等。 这一切情况表明，南海领土问题上正在形成一个由美国带头，日印参与，伙同这一地区有关国家对抗中国的联合阵线。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他们之间有所合谋，但在同一时间内如此紧密地协调行动，如果毫无共识与默契是不可能的。将来围绕南海问题出现一个名义上维护地区安全而实际上针对中国的亚洲雏形北约组织，那也不会使人感到意外。 南海问题难以和平解决 事实证明，南海诸国不可能与中国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他们正在借口拒绝中国拥有南海领土主权的立场，继续开发那些岛上的石油资源。你说自从秦始皇时代以来南海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他们就说历史根据不能作数，秦始皇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现在的版图，难道中国现在的领土就不合法了吗？你说中国南海领土主权有法律依据，他们说联合国通过的海洋法就不能作为中国这种诉求的根据。你主张搁置争议，他们根本就不跟你争议而自行其是。你要他们与中国共同开发，他们却跟别的国家去共同开发。你主张通过双边关系解决分歧，他们偏要互相串通维护既得利益，甚至要把日本印度拉进来一起搅和这趟混水，把美国当作他们的后台。 由于有美国背后支持，即使中国准备诉诸武力，他们也在所不惜。因此外国媒体对此评介说，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未引起共鸣，“现在各争端国表现得就像大大小小的帝国，好像有了美国撑腰，它们就都有了让中国屈服的权力和本事。” 在这种情况之下，继续空谈南海领土和平解决已经没有意义。客观形势正在迫使中国不得不往诉诸武力的道路上走。如果这一步非走不可，那么在采取行动之前，中国当局必须对事态发展进行全盘考虑，诸如使用武力的主客观条件与后果，南海地区的战略态势与力量对比，假如中美较量对中国发展、中美关系，以及将来亚洲地区与中国关系的影响等等，作出清醒估计与周全安排。 当然，对付那些南海小国，中国力量绰绰有余。但是南海诸岛远在千里之外，中国缺乏远程轰炸机与航母，如何才能出奇制胜？收回岛屿之后如何保证后勤供应长期固守？万一发生交战，中国究竟只限于对侵占岛屿的敌军交战，还是要把战火扩大到这些国家本土？这场战争对亚洲局势影响如何？如果美国介入南海战事，中国如何应对？这对世界格局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以上各点，最重要的是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意图与策略做出实事求是的估计。 切莫误判美国战略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有的媒体似乎算准了“不战不和是美国南海战略总目标”，断言“美国没胆量在南海主动发起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一旦中国反应激烈，美国将立即收手。美国决不许那些小国对中国的挑衅，到引发中国武力反击的程度”，而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发动新战争的力气。” 难道事实真是象这些论断那样吗？如果美国真的有意回避介入，为什么它那么起劲地象前文所说的那样要在南海插一手？美国究竟是害怕跟中国交手，还是在蓄意把中国诱入南海领土纠纷的圈套？美国即使陷入经济低落与财政困难，难道它就因此而丧失发动战争的意志和力量了吗？ 如果从表象再深入一层来看，美国在南海所作所为的目的其实远远超出南海问题本身。他们的老谋深算就是，只要南海的枪声一打响，就意味着亚洲国家与中国疏远，进一步向美国靠拢。要知道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在南海争端中站在中国一边，甚至保持中立的也没有。因为他们所考虑和担心的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是大国对待小国的态度和小国自身的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