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乾躬翟 2012-07-31 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可以给我们走出世界性乱象提供启发。他的结论是只有打击特殊利益集团，资本主义才能良性运作，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在笔者看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选择中道治理。 问题的提出 数年前，我曾经与英国剑桥大学知名学者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教授探讨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我向先生表示，自清末以来，多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经历了实验，当今的中国有可能开创出一种非左非右的新型普世民主体制，既是社会主义3.0，也是资本主义3.0。该体制能够融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儒新墨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的实践，超越左右阵营，超越文明的冲突，并超越西方的多党代议制，而其社会基础则是新儒学和新墨学框架中形成的新兴中产阶层。 笔者不认为儒墨思想内含民主价值，而是主张用儒墨思想来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儒学适应了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传统，墨学则是中产手工业者的观念，其现代形式可以型塑以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层的价值体系，而中产阶层能够整合社会的贫富两极，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良性合作。中产阶层的物质利益要求可杜绝对劳动力的奴役，防止企业暴利出现。 没有多少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会相信中国能推出一种新型普世性制度，他们更多的是怀抱对西方文明的自信。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表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征服了其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宣称人类思想进化的历史可能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后的社会组织形式。此说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也异于相信历史无始无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笔者在海外学习和生活了十三年，亲眼目睹西方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和本次经济危机的反应，深信福山的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不经凤凰涅磐，自由民主主义难以重生。 以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危机给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重重一击，而当前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则是向天下人展示了寄生在自由民主制度上的一般权力寻租和更内在的结构霸权寻租现象，以及权势阶层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无情剥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英等国增发货币，竭力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不过可惜的是货币被金融机构吞噬，锁闭在金融产业内无法救助实体经济，各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无法根本好转。此种局面虽然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却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弱化了各国政府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资本市场存在的目的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可现实的状况是资本市场变成了赌场。精英（在西方语境是一个贬义词）集团特别是金融精英垄断暴利，而把冒险的成本让全社会分担。当前的西方经济存在收入快慢双轨制，超级富有阶层处在快车道，而其他人群则处于慢车道。自2007年以来，后者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被前者通过金融手段抽血。西方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试图约束精英阶层膨胀的权益，然而现行的多党代议制规定中产阶层的权益只能被“代表”，必须求助于精英阶层中的政客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这明显是与虎谋皮，因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特别是金融精英是共谋者。精英贪得无厌，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人类显然不可能终止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一个更良好的制度应该建构各阶层友好合作的社会，把企业家的创新与冒险精神、专业人士的民主与理性精神和弱势群体对平等的追求相结合。 由于受制于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欧洲大陆的经济状况并不比英美国家好多少，虽然其金融监管要严于英美国家，而且欧洲还面临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欧洲的福利制度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不事生产的慵懒阶层（中国的此类人群主要是数目惊人的公务员，欧洲则主要是所谓的“穷人”），国家不得不依靠举债来养活这一庞大的人群，而在国家财政难以为继之后，成本大多转嫁给中产阶层。结果，人们一方面看到贝卢斯科尼之流的穷奢极欲和失业者的逍遥，另一方面则目睹中产阶层的艰辛和福利下降。 自邓公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主动加入国际劳动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迅速提升了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一成就来之不易，举世瞩目，可总体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依附性增长。中国特有的土地公有制和相对高效的人治制度配合并支持了资本和信息全球化进程，但中国并未创造出普世性的社会模式，中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无法在它国复制。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迥然不同，政府没有维护市场中立原则，民营企业被排斥在许多行业之外，没有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制，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中国在数年前进入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时代，贪官自己贪，清官家人贪，政客被大众所憎恶，严重侵蚀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同样由于法制不健全的原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成了政客及其家族在光天化日之下掠夺大众财富的遮羞布。这也是笔者一贯主张司法改革先于国企私有化的原因。中西各方的应对 西方和中国面临不同的危机和问题，反应也不尽相同。各国都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过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就西方而言，目前付诸实施的政策是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或大幅减少福利开支，让金融工具、市场体系和政府监管都服务于高效的生产与交换以及资源的良性配置。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比较微妙。一方面，重庆事件表明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共识正逐渐消亡，国家似乎危机重重；另一方面，正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冥冥中获得了为全球开创出新型普世性制度的潜力。 本次西方金融危机直接源于受美国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泡沫。在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美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大量抵押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后在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主导的房地产贷款二级市场销售，“两房”则将买来的次贷资产证券化，其后以次债的形式卖给华尔街投资银行、海外投资机构、各国央行、商业银行等，而华尔街的投行则基于次债推出新的衍生产品。为避开房利美和房地美可能无力偿付其债券所带来的风险，市场还推出信用违约互换这样几乎不受什么监管的产品。此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也没有纳入政府有效治理的范围。 资产证券化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生利手段之一。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其过度膨胀使得次贷危机的烈度超出大多数专业人士和学者的估计。此举问题多多，不一而足，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被操纵、次贷证券化标准过低、衍生品高杠杆低保证金、信用评级草率、产品介绍模糊、风险披露不够等。针对金融市场的新格局，美国的监管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存在严重的立法和司法供给滞后现象。 这些监管层面的缺陷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决策者们开始亡羊补牢。金融改革的核心在于保持金融业稳定，确保市场不因局部的波动而产生体系崩溃，保证国民经济的总体稳定。2010年美国颁布《多德-弗兰克法案》，将大金融机构运作、抵押货款发放、信用评级、并购和各种衍生工具的交易等，都列入监管之列。然而，该法案并未解决金融利益集团的暴利问题，所以西方的学界已经更进一步，开始反思自由民主主义的缺陷。前不久OECD的研究指出，美国的最富阶层得到了过去三十年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人们抨击银行家、企业高管、投行交易员、体育及娱乐明星等的暴利收入，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大多数人的福利，主张劳动者应该得到合理的收入。不过，在政策层面，由于体制的制约，西方国家很难真正限制精英阶层的权益。 针对主权债务危机，欧盟的决策层一方面坚持大欧洲理想，力保本来就存在设计缺陷的欧元的生存；另一方面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减少福利支出。从一开始，大欧洲政策主要由精英推动，而中产阶级和下层普遍持茫然和跟随态度。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以后，中下层利益普遍受损，从而滋生了强烈的市场保护主义情绪，主张本国国民机会优先政策，反对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排斥非欧盟企业。中下层对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现象的反感增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法国社会党在选举中击败萨科奇，实际上昭示了欧洲社会的分裂。 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存在，本次经济大危机没有导致赤贫阶层的出现，总体失业率远低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因为年轻人群出现的高失业率，在南欧和英国都出现了社会骚乱，但总体局势并没有失控。人们普遍抱怨的是不公平，而不是基本生存权的丧失。 在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腐败，各家各派都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改革大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临近十八大的时候，我们又无法逃避地面临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模式”，在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以权力与资本结盟为基础，维护“当权派”即政客、资本阶层、上层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不同。在西方，该用语指的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社会成员，而中国许多自封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属于技术人员、专业人士、文字写手甚或只是受高等教育者）的利益，坚持工人和农民的低收入，人为制造收入两极分化，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高企业利润、低人力成本的工业化托拉斯，实现GDP的高速增长。笔者承认这是历史的选择，不过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维护秩序的成本过于高昂，背离了邓公有关改革开放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异于何新基于民族国家体系框架的国家主义思想（最明显的是外资与中国政客和国企的勾结）。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试图打击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其实是想走出这一困境，但是正如文革一样，主政者看到了问题，开错了药方。中西方案的不足 眼下西方和中国考虑的方案都存在不足。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显示的并非经济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困境。在西方现行多党代议制度下，即使加强监管，金融利益集团也不会放弃“输赢通吃”的特权地位，而超级富豪即使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会凭借巨额资本获得暴利。民主的本意是大众对特权阶层进行制约，可如今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无力约束金融精英的腐败，因为他们不能直接介入政策制定，因为他们被素质低下、道德沦丧的议会成员所代表。也就是说，当前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民主不够和普世不够问题。 西方的左派代表社会下层的利益，长期要求政府为下层输送福利，养活一批数量庞大而无心学习、无意工作的懒惰寄生虫；西方的右派执政以资本阶层为核心基础，保护依靠遗产和资本获取暴利而对社会贡献甚微的人群。西方曾出现所谓“第三条道路”思潮，比如英国的“布莱尔主义”，试图兼顾中产与下层的利益，但其政策仍然没有把分配制度建立在成员的社会贡献基础之上，而是鼓励中产拼命工作，鼓励资本阶层多赚钱，然后以税收来剪羊毛。这种政策根本不可持续，因为中产阶层几乎疲于奔命，怨声载道，无力承担超过其负荷的责任；资本阶层则抱怨经营成本太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举将资本投到海外；而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时，只好大举借贷，以此确保经济增长。最后的结局自然就是国家债务危机。 中国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文革试图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当权派”对权力、财富、机会等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非正义，那就是自私的精英阶层损害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并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正是由于这种土壤的存在，毛泽东才有机会依靠工农对特权阶层的不满来发动文革。毛泽东拥有当时中国最多的权力、财富等资源，却鼓动下层民众去打倒自己有钱有势的同事，更使文革缺乏合法性。 民粹主义的文革诉诸工农对当权派的暴力造反运动，而新时代下的极左冲动则显示普罗大众有意以不循程序的方式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击，两者都排斥法治，崇尚人治。它们都看到了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讲规则，与民主和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当前中国极右派的方案不尊重政权的延续性与合法性，不尊重儒家珍视经济平等的传统，不尊重墨学主张机会平等的传统，排斥司法优先的路径，无视弱势群体的悲惨生活，实际上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代言人。极左极右模式之外的其它路线基本上没有方向感，在治理政治腐败方面见效甚微，有关政治改革的口号和激动人心的宣誓经常见诸于报端，却几乎都流于空谈，只打雷不下雨，有言语无行动，甚至给人以叶公好龙的感觉，而时间的流逝只会使改革的成本持续攀高。出...
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2012-07-30 未来十年中国怎么办？除了要吸取上述世界各国两难的教益外，最重要的还是按邓小平教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世界先进发达国家都面对结构性两难问题，不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吗？ 一、两难的世界 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世界，而且是越来越严峻的两难的世界。 从全球讲，大多数人口仍处在贫困与愚昧之中，迫切要求和平发展，要求尽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方面不足十五亿人口享受现代文明的先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科业化（知识化）时代，在他们几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对全球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现在强烈要求高标准的生态环境保护。这就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全球化也是“双面刃”：不参与全球化，就会被边缘化，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效益，失去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参与全球化，面对先进发达国家在资本、科技、人才、管理以及国际游戏规则等巨大优势，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更加两级分化。这又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 除了种种全球化两难外，不同国家还有着各自不同的两难。1.美国 美国是当代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为富有的经济发达国家，当然有其自然的、历史的、制度的各种原因，此处不作分析，但成为超级大国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红利”和战后冷战的形势，建立起两个霸权：(1) 军事霸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先进军事装备，以及高于世界军费总和的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保持着强大军事威慑力量和霸权；(2) 金融霸权：先是布雷顿森林条约确定美元唯一地与黄金等价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继而当国际美元保有量超过其黄金兑换能力时，1973年又单方面霸道地宣布美元与金本位脱钩，从而美国更可以无限制地印发美钞，美国既不必兑换黄金硬通货，又不会通货膨胀，而让全世界为她承担了通胀风险。正是这两个霸权，美国从全世界廉价地掠夺了她发展需要的八十种战略资源的七十九种，如美国消费世界石油的26%之巨；美国许多产品曾经垄断世界市场，如汽车曾达60%-80%，从而取得了超额的霸权垄断利润。正是这样造就美国超级繁荣的社会、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和超高规模的赤字预算如此“三超”水平。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欧、日经济复兴，而且先有亚洲几小龙几小虎、后有中国改革开放、今日有金砖五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从而使美国经济垄断丧失，从当年巨大债权国沦为巨大债务国境况！诚然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以上种种，特别这次美国经济危机揭示了美国结构性的“两难”难题：如果停止搞霸权主义，就无法获得巨额的世界资源和“霸权利润”，也就无法维持美国“三超”的高水平生活方式，国内矛盾必将立即尖锐化，失去稳定和繁荣；如果继续搞霸权主义，违反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孤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美国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决不可搞霸权，霸权时代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2.欧洲 近代以来，欧洲一直引领人类前进。欧洲的繁荣虽然有着血腥的炮舰殖民掠夺的历史，它毕竟是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发源地。欧洲还是近代文明包括人文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发源地，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后两种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有着飞跃的发展。在西欧、北欧，工人运动高涨，取得完全的选举权，从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断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如瑞典），加上科学技术革命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社会主义因素不可抗拒地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内诞生并不断增长。时至今日，在欧洲按照马克思主义当年定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如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正在或已经消亡，德国自称社会市场经济，法国自称混合经济，特别北欧可以说已是“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欧洲本可以也应该继续引领人类前进，但是债务危机打破了人们的迷梦！债务危机揭示了欧洲结构性的“两难”问题。欧洲首创社会劳动保障，依法保障劳动者利益这无疑是人类历史性的进步，可是欧洲更超越一步，从泛化人文主义的“人权”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人，都应有权共享人类创造的文明和财富，从而提出社会福利理念并演化为福利社会的理想。加上资本主义多党（两党）竞选的议会民主机制，争相许诺选民的社会福利，越来越抬高社会福利水平。当代欧洲各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干每月都可以获得1,000欧元或更多福利的现象。这样越来越高的福利，已经超过了社会生产力创造的价值，只能靠发行越来越多的国债来弥补，以致达到今日无力偿还的地步，债务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了。另外，这样高额的社会福利必然造就懒汉，今日各国都有约10%的人一辈子不劳而获，他们实际上是剥削者，严重地束缚了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进一步增长。占人口10%的劳动岗位没人干，必然引入外来移民，特别是伊斯兰文化的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社会，其第二、三代移民又享受欧洲民主和福利，于是移民冲突和极右翼崛起也日益成为欧洲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总之，欧洲面临结构性的“两难”：不改变当今如此高额社会福利，就无法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移民冲突问题；可是要改变高额社会福利和移民状况又谈何容易，劳动者（特别弱势劳动者）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谁侵犯谁就失去选票而无法执政，乃至引发社会动乱。 欧洲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要不断健全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千万不能搞全民的社会福利和福利社会。 3.日本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困的岛国，1868年明治维新后提出“脱亚入欧”战略。一方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另方面是尾随西方列强，在亚洲称霸。首先侵占朝鲜半岛，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中国人每人半两白银的赔款，完成了她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沿着军国主义道路，与德意结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又发动珍珠港事件侵犯美国，终于以彻底失败画了一个历史句号。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立下一部“和平宪法”，但在美国冷战的军事保护下，军国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相反利用朝鲜战争和战后广大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战争的机遇，依靠工业化的底子和国际廉价资源，完成了“贸易立国”、“技术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日本可以说不了”，又在重温亚洲霸权旧梦。但是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代，特别是又触动世界霸主美国的利益，结果在世界人民反对下，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打压下，签订“广场协议”，日本经济陷入20多年长期低迷而难以自拔。今日朝鲜半岛和中国已非当日衰弱的封建王朝，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也今非昔比，虽然日本有一股军国主义势力总在蠢蠢欲动，但想走战前军国主义道路摆脱经济低迷断无可能。由于在高新技术上竞争不过欧美，在一般技术和产品上又碰到亚洲和世界新兴国家的强大竞争，日本再走战后靠美国军事战略庇护和廉价世界资源道路实现新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了。 当今日本是真正地碰到历史性难题。日本面对了两难选择：继续“脱亚入欧”的地区霸权老路已到山穷水尽，不论是复兴军国主义，还是依赖美国和平取得经济霸权都走不通；彻底以平等一员回归亚洲，共建共赢的亚洲共同体，就要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以获得亚洲人民信任，就要彻底抛弃几百年“脱亚入欧”形成的种种历史负担（包括社会心理负担），就要彻底摆脱追随美国霸主，摆脱美国控制，这又谈何容易？ 日本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绝不能依附美国霸主，也永远不做地区霸主，融入世界首先融入亚洲，与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共同发展。 4.发展中国家 拉美发展导致出现“拉美陷阱”这样一个经济学术语。亚洲发展又出了个“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都是当代后现代化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中一个两难陷阱。 拉美由于未直接受到二次大战的破坏，一直是美国后院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发展，战后拉美国家经济状况是令人瞩目的，像阿根廷当年人均GDP已达7,000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战后世界总形势是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崛起，又是西方自由选举民主制度大发展，于是左翼政党上台，左翼基本政策是：反美的民族主义，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实行国有化；给工人农民广大草根劳动者更高收入和更多的社会福利。于是外国资本（外企）和私有资本（私企）外逃，经济发展停顿乃至倒退，而劳动者超前获得超出其劳动价值的收入又造成通胀，结果陷入滞胀，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均下降，加上左翼领导人多出身底层，一旦掌权贪污腐败丑闻不断等等，于是左翼政党下台。右翼政党重新上台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引入外资，进行非国有化，发展私有经济等等，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但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增加等等，右翼政党再次竞选失败，左翼政党重新上台……如此左右折腾，人均GDP增长缓慢，甚至停顿下降，形成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个“陷阱”。在亚洲新兴发展国家也不同程度下出现这个问题，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要得到发展，人类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最有效，同时人们收入差距也拉大。当生活处于不得温饱阶段人们拼命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状况，无暇旁顾，拼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而当人们获得中等收入水平时，吃饱了，穿暖了，也有些文化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工人也多是刚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一、二代农民工。许多知识分子也刚从农民中诞生。总之，工业化未完成还是农业社会主导的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草根劳动者开始对分配差距敏感了，而长期农业社会封建“士大夫”传统，也使某些“公共知识分子”愤起“为民请愿”，从而使经济发展优先变成尽力解决社会矛盾了，平均主义的“公平”、“共享”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于是，一方面，要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行工业化，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相当长时期分配差距拉大的阵痛，而这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农民还占人口大多数，农业还未被市场经济改造，发展与分配的矛盾是难以闯过的关口；另方面，在蛋糕尚未做到足够大，就把分蛋糕当作社会主题，必然是农业社会的反市场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思想占得上风，一个好端端的蓬勃发展的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停滞下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两难。 发展中国家的“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的教益是：中国必须坚定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避开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7-26 胡锦涛主席在香港明确指出“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论点，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针对香港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对港工作的思维和策略。 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之际，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三日，其中的重头戏无疑是他于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大会暨第四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体现了中央根据香港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提出的指导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基本思想。里面有很多新意和非常有针对性的要点，值得认真研究和解读。但遗憾的是，香港的媒体对此篇讲话的报道和评论普遍缺乏深度。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认真研究一下这篇讲话，才能准确认知和把握中央对港指导思想脉络的发展。 这篇讲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主席第一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前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把“一国两制”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是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使命。” 过去中央领导人有关香港的讲话，往往强调“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而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论点，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针对香港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对港工作的思维和策略。政治生态与制度设计的矛盾 “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来的, 并依此制定了指导香港九七之后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法》。“一国两制”理论，经过十五年的实践，整体上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但打破了很多人在九七前对香港的悲观预测，而且从香港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中的地位来看，回归后十五年，香港的影响力整体是上升的。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基本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起草的，很多制度设计是基于当时的香港政治环境。在港英管治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香港实行的是港督集权式的“行政主导”，当时的立法局只是一个较为松散、以议员个人而非政党为基础的参政议政机构。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和行政效率，当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们在设计香港的政治体制时，吸收了香港原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体现了“行政主导”的精神，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内容、新的特点。 按照《基本法》的设计，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上，行政权处于优势地位。首先，总体上确立了行政长官在香港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规定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及特区政府的首长，既代表特别行政区，又领导特区政府。其次，行政参与立法程序；在各项议题的设定上，行政权优先，政府提出的议案优先列入议程；凡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及政府运作的法案、议案只能由政府提出，立法会议员不能提出；立法会议员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议案，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行政长官在任内依职权可解散立法会，以及否决立法会通过的法案等。 同时，在当时的构想中，并不主张香港发展“政党政治”。《基本法》条文中只有“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表述，而有意不写入“政党”一词，同时行政长官及行政机关也不得有政党背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亲建制的政治组织如“民建联”、“工联会”等，都刻意避开“政党”的字眼。 此外，当时普遍认为香港公务员团队高效、专业、廉洁，只要稳住这批公务员团队，尤其是处于领导层面的六百多个政务官（AO），行政长官就能通过这批公务员顺利施政。而对后来出现的行政长官与公务员团队之间的磨合，以及过去港英体制下公务员善于依据程序执行政策而不善于做长远的战略谋划等问题估计不足。 在港英管治的末期，尤其是在彭定康当政的时期，有意推行所谓的“民主化”，令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急剧变化。虽然回归后，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调整，但随着各级选举的扩大和政党的快速发展，香港的政治生态已经没有可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局面，而当初构想中的“行政主导”和不搞“政党政治”都没有按原来的设想充分实现。行政长官与公务员的关系，公务员团队自身的一些弱点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回归后的政治实践中，应该说《基本法》立法原意的“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相互配合”的模式并没有实现。相反，行政与立法之间摩擦不断，出现配合不足、制衡有余、行政权力弱化的局面。而在“普选”目标下，立法会选举产生的安排，为“政党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空间，造就了行政和立法在“政党政治”上的二分局面。这就意味着虽然有亲政府的建制派政党，但政府缺少政党的无条件全力支撑，施政必然会受到来自政党化了的立法会的掣肘。 而香港公务员队伍中传统政务官的职责，是执行上级制订的政策，处事时着眼于程序和成本效益，按照政府的法规和先例办事，政治历练比西方选举社会的政治人物少。西方政治人物，经过选举洗礼，深明联系民众的重要性，培养了较良好的政治公关和风险管理能力，懂得掌握民意和领导民意，并学会和善于与传媒合作。此外，香港政府的人才来源主要是从公务员内部晋升，这种制度不利招揽具市场经验的业界专才进入高层或引进新思维。政府高层缺乏专业知识、市场经验及人际网络，在经济、金融、科技创新和创意产业等领域的长远战略规划上的不足表现得最明显。 虽然在2002年港府实行“政治问责制”之后，政府开始从外部引入人才担任司局长等政治任命的职位，但引入的这些政治人才数量有限，发挥的作用也不太明显，跟公务员团队之间的磨合也未如理想。加上香港的政治生态渐趋恶劣，令很多关心社会的商界人士不敢加入政府成为问责团队的一员。 如何有效理顺行政立法关系 在这样的新形势和新背景下，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央提出，中央和香港都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胡锦涛在讲话中，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香港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胡锦涛将其放在这次讲话中对香港的“四点希望”的第一点。而五年前，胡锦涛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讲话中，也提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放在当时谈及的“四点经验”的最后一点。这体现了中央现在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胡锦涛特别指出，新一届香港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准确把握社情民意，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稳妥解决民生问题和其他社会矛盾，更加注重机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关心年轻一代，使全体市民共享发展成果。这说明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的社会公平问题，尤其是避免反对派利用香港近几年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满情绪增加的社会氛围来兴风作浪。 胡锦涛特别指出，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人士要以大局为重，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齐心支持新一届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共同增强香港社会凝聚力。这既是对反对派所说，更是对建制派所说。尤其是建制派在此次特首选举中出现分裂，少数建制派议员在日前立法会表决有关政府架构重组议案时出现“倒戈”，导致议案未能通过。 如何令各界人士，包括一些大财团、部分建制派议员真正支持新一届政府有效施政，是摆在中央、中央驻港机构和特区政府的重大课题。而长远来说，如何有效理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解决好建制派政党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央和香港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无论香港将来的普选制度如何设计，香港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逐渐走向民主化已经是大的趋势。香港政制上的发展阶段类似台湾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情况。虽然中央对香港的控制能力要比对台湾强很多，但如何在这个政制发展过程中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避免劣质化、暴力化的民主出现，仍然是中央和香港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关乎全局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港府有效施政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7-19 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仅在发达的美欧国家要和反对派交往，在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也不能回避与当事国的反对派建立适当而正常的交往，否则难免受到当事国政治多变的影响而难以与其维持稳定关系。 自1949年以来，在不同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新中国建立初期，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于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互认；在东西冷战期间，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在建立与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的外交互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改革开放政策服务，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在对外开发经贸市场，引进外来投资与科技；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力全面崛起，无论是贸易、金融、工业、市场、物流、科技、安全、教育等等，对世界已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后的外交关系肯定又会是另有一番运筹。 与过去比较，大体上，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处于东西意识形态的鸿沟，外交政策敌友分明，彼此交往亲疏有别。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趋向区域整合，全球化不断深化。处此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定位？如何调整外交关系？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中国与邦交国反对派的交往问题。从长期观察来看，中国与邦交国交往时，可能是基于“不干预内政”的考量（此为中国宣称国际交往应互相遵守的五大原则之一），与执政党及其政府领袖的来往没有特别的顾忌，与其反对派的交往则自律甚严。对于西方政治开放的发达国家，由于其实行自由竞争，政党交替执政司空见惯，中国外交人员与反对派交往，也很容易正常化。可是对待发展中国家却不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相对不稳定，也相对地不那么开放，政府与反对派（包括反对党）的政争做不到开放式的自由竞争，往往流于暴力相向，政权交替取决于武力。处此情况下，中国为了避嫌“干预内政”，只能遵守外交守则，只和官方打交道，对其反对派“敬而远之”，不敢有所来往。 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国际关系相对较为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如果还是坚守不和邦交国反对派交往的做法，各种不利于国家利益的情况便会浮现出来。例如，与该国邦交倒退后要重新努力修复；被西方势力离间而遭排斥；在地的国民安全与投资保障饱受威胁或损失而难以展开外交交涉，前此发展出来的人际脉络前功尽弃，在地的战略部署也受到破坏，等等。这样的实例不少，且以利比亚和缅甸为例加以说明。 利比亚变天的教训 首先看利比亚。尽管卡扎菲政府采取强势统治，利比亚仍然长期存在着与其对峙的反对派势力。因为双方的紧张关系，令该国政权无法实现和平交替。中国面对这一格局，基于“不干预内政”的自律，同时也因为利比亚政府厉行孤立反对势力的严密监视，只和官方维持着正式的外交来往，不和反对派交往。 欧美国家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则相对灵活得多。以美国为例，即使在里根总统公开出兵攻击卡扎菲期间，美国国会听证会也揭发里根通过自己好友私下秘密和卡扎菲沟通，同时美国还扶持该国的反对派，里外夹击，唯求卡氏政府停止反美、反以色列，停止支持巴解组织骑劫飞机和发展恐怖组织。结果卡氏就范，美国军事施压解除。但美欧对于卡氏政权仍然不放手，不断与其反对派交往，鼓励其壮大，以平衡该国正反势力，听命于美欧，逐步走向政权开放的自由选举制度。美欧强势推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而且用人权来作政治包装，并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平台，藉此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这一套外交政策令美国放胆公开同时和邦交国的正反两派打交道而脸不改色。到最后，眼见利国正反两派无法展开和平竞争而走向暴力相对，美欧不但不罢手，反而在联合国通过“禁飞令”，不许卡氏政府采用战机攻击反对派，同时也加紧对反对派展开军事支援。美欧此阶段的外交对策是支持反对派去推翻卡氏政权，期望反对派建立一个可和欧美合作、开展政治改革的政府。 由美欧所演示的这一套对利比亚外交政策，可以清楚看到他们不但敢和反对派交往，同时也敢向政府施压，不断采取平衡对待的游戏规则，谁对美欧利益有利就扶持谁，唯求保证自己有胜算。反观中国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和美欧截然不同。当美欧不断对该国反对派公开支援时，中国仍公开宣明遵守“不干预内政”原则，坚持只与政府打交道，不与反对派沟通。到了联合国通过“禁飞令”，反对派一面倒倒向美欧，中国已经进退两难：眼见卡氏已四面楚歌，却不能出手相救；眼见反对派胜券在握，却又碍于复杂的外交感受，无法主动与之接触。 在利比亚变局中，中国不仅在外交与经贸投资上吃了亏，与中东许多反对卡氏政权的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变得尴尬。从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政治法则来看待这一案例，中国不与反对派交往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做出检讨呢？ 缅甸变局带来的困扰 我们再看缅甸。缅甸自1947年独立建国以来，因其殖民地背景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相似，加上该国崇奉社会主义制度，也曾积极参与第三世界不结盟活动，诸多因素促成中缅外交关系长期友好。 在缅甸政府饱受美欧国家经济制裁与政治孤立的境遇中，中国对缅政府不离不弃，对缅甸经贸投资有加无减，即使美欧政府施压要中国同步做出政经制裁，也都不为所动。与此同时，美欧不断公开支援缅甸的反对派，尤其对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更是用尽办法加以援手。例如，推动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和平奖”予昂山素姬，以提高她的国际知名度，增加其对反对派的领导地位，甚至还对区域组织施加压力，威胁东盟开除缅甸的会员资格，否则东盟整体会受缅甸政府所累而被美欧制裁。 在美欧长期展开外交攻势与声援下，缅甸执政的军人势力与反对势力终于在近期达成妥协，新任的政府首长同意开放选举，让反对派参选。昂山素姬不仅成功当选议会席位，还获准与其政党展开国际访问，并在挪威出席特别大会补领21年前的“诺贝尔和平奖”。美欧则恢复与缅甸政府外交来往，解除对缅甸的政经制裁。经过如此的外交运作，美欧一举赢得了缅甸朝野的外交情谊。 而中国此刻的外交感受非常复杂。中国目前须面对缅甸现政府重新考虑此前已同意的中缅合作开发海港计划，水力发电厂计划也已叫停。未来一旦昂山素姬当选执政，中国还要面对她是否能在中西之间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变数。以美国如此高调展开争取东盟而疏远中国的外交战略来估计，即使昂山素姬愿意维持为时已久的中缅友谊，但她所领导的反对党由于长期受到美欧宣传与支援的影响，一直负面看待缅政府以及任何过去支持缅政府的国家，并不容易转变过来。一旦缅甸出现政权易手，而令缅甸的外交政策从亲中反美转而反中亲美，势必将令中国外交关系在中国西南与东盟内部遭遇新增的不合作或麻烦，原有对缅甸的经贸投资和战略合作都会生变。如果实施与反对派交往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些变数都可早作防范。 不必回避与反对派交往 类似利比亚与缅甸这样疏远当事国反对派的案例，在中国对外关系记录并不少见。必须认识到，与二十世纪冷战时期与反对派不相往来的外交思维大相径庭，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外交关系要求我们和当事国的正反两派保持适当的交往。国际政治生态由过去的相对不开放发展到相对开放，容许各派政治势力自由竞逐执政权的新形势下，执政者打压反对派已难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自我辩解。因此，与当事国反对派交往已成外交常态，中国不妨对此议题作出深刻研讨和适当调整。 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仅在发达的美欧国家要和反对派交往，在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也不能回避与当事国的反对派建立适当而正常的交往，否则难免受到当事国政治多变的影响而难以与其维持稳定关系。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也更有能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美欧等西方集团能同时和邦交国的政府和反对派公开交往，中国没理由办不到。 只有自己不设限，方可打破交往的禁忌，灵活加以处理。就以昂山素姬为例，中方要不想令缅甸执政者尴尬，大可以具有建设性、调解性质的态度，先向当政者提出建议，分析由中方会见素姬的种种好处：打破政府和反对派的僵局，协助缓和反对派对立态度，伺机可调停双方以求对话，还可减少她一面倒倾向西方等等。类似这些好意，只要缅政府对中国有信任、有信心，不难跨出对话的第一步。 其次，要善于发挥区域组织或者第三国的作用。像这次美国之所以能打破与缅政府的僵局，便是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通过新加坡外长的穿针引线，促成美缅大使在新加坡私会，最后成功化解美缅的敌视。东盟何尝不在主动与缅政府沟通，而且还赢得其信任，也开门让东盟代表会见素姬。如果中国能借重东盟的关系，也可通过区域组织的机会，营造缅内部正反两派的和解气氛，伺机而动。 此外，还要善用公共外交的力量。东南亚的海外华商一向与所在国政界关系密切，在与反对派交往中，他们的很多关系都可派上用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7-13 中国要重视非洲资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解决好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各自社会发展道路上实现共赢的关系，制定出和世界其它国家在获得非洲资源上既斗争又合作的方针和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越来越面向世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原料和能源需求也更为迫切。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对资源的争夺在人类历史上往往引发战争。当今的南海问题，既是主权斗争，也是资源斗争。 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付出了资源大量被消耗和环境严重遭破坏的巨大代价。中国所需的许多重要矿物资源长期处于短缺；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对原料和能源的利用率相对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中国花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不但在价格上受国际垄断集团控制，而且在政治上也极不安全。这些问题日益尖锐突出，解决问题迫在眉睫。中国除了在地质勘探这一块要深化改革，调整政策，调动积极性，多找矿、找好矿以外，还必须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协作开发，闯出一条快捷又有效的路子。 世界各国竞逐非洲资源 非洲大陆苍苍茫茫，物产丰富，是一块极其富饶的土地，也是一块饱受殖民掠夺的土地。西方曾经带给非洲的是血和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积累的第一桶金就是从海外殖民地搜刮来的。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国家才摆脱被西方压迫和奴役的命运。 中国人民一直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就是友好的非洲国家全力支持的结果。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也为非洲人民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提供了许多无私的援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国国力提升的新形势下。中国免除了非洲几十个国家100亿美元的债务，充份体现了中非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因此，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在政治上有着良好的先天条件。 但是，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对非洲资源的渴求也与日俱增。传统上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日本，如今改头换面，对非洲国家实施了种种新政策，施加着它们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表现在军事干涉、外交布局、智库谋划、资金调动、财经援助、舆论制造、市场组织、文化渗透、宗教宣传等许多方面。 由于非洲国家的政经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对非洲原材料和能源的争夺战，还处在战国阶段，排他性较强。人们不应该那么快就忘记了利比亚战争。西方国家之所以推翻卡扎菲，除了政治因素外，利比亚丰富的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石二鸟是西方惯用的手法，中国在利比亚有大量的投资，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顺便还可把中国挡在门外，法国公司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利比亚反对派把大量的重建合同交给它们。还有苏丹，它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中国所进口的苏丹石油占石油进口总量的7%。但是美国插手苏丹内战，造成这个国家分裂成南北苏丹，现在冲突不断，经济和社会动荡，战火蔓延，油田被毁。这就是美国对南苏丹“军事援助”的结果，这是又一起直接通过武力干涉、破坏中国非洲利益的事件。 中美在苏丹的博弈，是双方在非洲博弈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深入非洲，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开发和获取资源上会有竞争，而美国政界中对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说三道四的也大有人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6月出访赞比亚时，把中国称作是“新殖民者”。她就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发表看法时警告非洲国家“当心那些只与精英打交道的合作者”。她还告诫非洲国家，可以从亚洲政府那里学到许多支持经济增长的办法，但“中国并不能成为非洲国家政治上的榜样”。希拉里的话正好反映出美国当局的双重标准。难道美国扶植的南苏丹就是好的政治榜样吗？ 美国评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 实际上，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中美两国在非洲问题上并没有像“台湾问题”那样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双方要逐渐建立起互信，真正认识到保持非洲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非洲向世界提供广阔的原料和市场。 今年3月29日，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The Corporate Council on Afri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海斯（Stephen Hayes）在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所做的听证发言《中国在非洲的作用和影响评价》，让我们有机会从中观察，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存在，美国如何扩大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 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成员在非洲的投资占美国在非洲私人投资总额的85%。2011年7月，该理事会组织邀请中国代表团访美，双方讨论非洲问题。2012年2月，该理事会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国继续进行讨论。访问中国的代表团中除了美国企业的代表，还有该理事会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迪格纳穆（Michael Dignam），以及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成员戴维•希恩（David Shinn）博士等。中国的对口机构是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Chinese Economic...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2-07-09 摘要：2012年1月1日起，欧盟正式将在欧盟境内起降的所有欧盟和非欧盟航班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试图通过“上限—交易”的模式来限制航空温室气体排放。本文详细解读了欧盟这一法律和政策，包括原理、排放上限设定与分配方法论、实施时间和罚则规定，指出欧盟将国际航空纳入EU ETS本质目的是单边行动的行业减排模式推动形成国际环境霸权、巩固欧盟碳交易市场以建设欧元货币霸权，最终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由此可能引发法律冲突、对国际航空运输发展造成制约，并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提出挑战。 关键字：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航空；温室气体 1.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当今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包括航空器飞行在内的人类活动日益成为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动因。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航空器排出的气体和颗粒改变颗粒和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进而引起凝结尾流的形成并可增加云量，所有这些都会促成气候变化；1992 年在由所有人类活动造成的总辐射强迫中，来源于航空器的所导致造成的大约占3.5%（不包括卷云云量增长），这一比值预计还会增长；尽管航空器和发动机技术的改进和空中交通管理效率不断提高，但仍不能完全抵消持续航空排放增加产生的影响。在2007年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降低了对凝结尾流气候影响的估计，指出2005 年在所有人类活动引起的总辐射强迫中，航空器造成影响下降为3%的；航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的2%；预测航空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以每年3%至4%增长；航空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中期减缓将源于燃油效率的提高，但这种改进将只会部分地抵消航空排放的增长。 与此同时，航空又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行业。航空业每年运输22 亿乘客，支持3,200 万个就业机会，占全球GDP 总值的8%（约3.2 万亿美元），而且是旅游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推动因素。二战以后，世界航空交通运输量呈现急剧的增长趋势。自1960年以来，全世界的航空客运周转量平均每年都以接近9%的速度增长，相当于同时段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4倍。据国际民航组织（ICAO）理事会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的报告，预计2006年至2036年的旅客运输年增长率为4.8％，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航空器排放总量还将继续增长。2006年全球燃油消耗1.87亿吨（其中国内航空运输占38%、国际航空运输占62%）；根据不同情景计算的结果表明：到2036年，燃油消耗总量上升至4.61亿吨—5.41亿吨。假设用每吨燃油燃烧产生3.16吨二氧化碳，则2006年二氧化碳排放值为5.91亿吨，2036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值则为14.50—17.10亿吨。因此，民航业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国际社会承认逐渐认识到减少和限制航空排放温室气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欧盟依据其经济地位、社会诉求来争夺道义制高点以达到主宰气候外交全球领导权、谋求新的发展机遇、摆脱对外能源依存等动因，积极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民航领域，欧委会于2005年开始，试图把航空的减排纳入其现有的立法系统，要求所有在欧盟境内起降的航班均按照排放系统所规定的机制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2005年9月27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意向性政策文件，提议航空排放应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U ETS）。2006年12月20日，欧委会通过了将国际民用航空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的立法建议（Proposal of Directive），该立法建议通过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审批后，进入正式立法程序。2008年7月8日，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立法指令（Directive2008/101/EC），正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把所有抵离欧盟境内机场的航空公司全程飞行产生的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框架之内。根据该指令，在欧盟30国（欧盟27国加挪威、冰岛以及列支敦士登）境内起降的欧盟及非欧盟航空公司将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通过分配配额形式履行减排任务。 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大庆 2012-07-04 形成一种能够反映中长期发展要求的治港理念，不仅是对社会诉求的回应，也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可持续发展所需。 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香港经历了诸多挑战和考验，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是行得通的。 香港正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政制发展开始向普选过渡；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复苏尚存重大隐忧的情况下，经济和民生发展的内在要求日趋迫切。与过去十五年相比，香港未来内在结构性变化和不确定因素将更为突出。如何在充满变数的形势中，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已经成为现实的挑战。这涉及环境改善、制度变革和经济规划等中长期问题，特别是政经的协调发展。而这首先需要对香港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深入的认识。 一、外部环境变化及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的经济体，香港对外部环境的依存度很高，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对香港经济循环和周期具有显著影响。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资金“外逃”；回归当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SARS冲击波；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影响香港社会经济的实证性范例。如果说这些“事件”仅具有“波动性”的影响，那么一些趋势性变化对香港的影响将是深远的。1.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近期的调整 三十三年来，中国经济大体经历了文革后的恢复性发展、改革开放的“起飞”及成熟期调整的不同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时，虽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起飞”的中段，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名，仍处于第二与第三集团之间。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处在一个量级。自2010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起飞”的后段，并逐步转入成熟发展时期。如果说在新世纪初外界还只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潜力的话，而十年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发展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显著提高了其综合实力，也改变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之间的地位。 随着加入WTO，中国不仅成为这个组织新成员，而且积极推动了“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经济成长最强有力的引擎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切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逐渐从世界经济的“供给者”向“供需平衡者”转化。近年来，中国不仅致力于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展内需，而且积极扩大了进口，并罕见地出现了贸易逆差。外贸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出口加工企业的急剧衰落。资源型产业、高端加工业、环境产业和服务业成为未来可持续经济发展唯一的选择。通货膨胀、债务、失业率的上升不仅是上一轮发展的代价，也是下一轮发展所面临的挑战。2.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反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使全球化受到挫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全球化不仅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引起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改变。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导致经济结构在国家和区域间的再次演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加工业从主要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的再次转移；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加工业开始迅速向主要“新兴国家”转移。这不仅导致资讯产业和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的兴起，而且主导了全球资源的流向。“金砖四国”的崛起，既得益于本国经济的内在发展，也得益于这次产业转移。 但传统“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全球化，并没有相应得到全球金融体系的正确回应，相反，以华尔街为源头的金融创新运动，不断脱离实体经济走向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空前挑战。同样，欧洲货币体系因为没有协调一致的财政原则和体系而导致了债务危机。美元和欧元体系所暴露出的问题与其说是政策失误，毋宁说反映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经济体系所存在的严重缺陷。3.区域性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危机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重心的转移和多极化趋势，令版块摩擦加剧。大国之间在东亚、中东和北非间的博弈造成了区域性的动荡和全球的不安。传统强国对新兴国家再度崛起的压抑和围堵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经济利益的冲突正在演变为大国地缘政治的对抗和冲突。任何国家在解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时，都不得不更加顾忌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甚至必须优先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本国（地区）的影响。毕竟，在未来世界新的秩序和格局中的地位，关系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4.制度选择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经济全球化和权力格局的多极化，对各国和地区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发展策略适应这种变化吗？新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几乎所有具备主导世界发展趋势能力的国家都在反思和调整自身的政策，甚至包括制度性的调整。针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甚至是分歧的。发达国家在为过度金融化、证券化（虚拟经济的主要表现）付出代价后，选择了通过“贸易保护”的方式抵消和遏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巩固发展成果的努力，甚至摒弃“比较优势”原则，开始了振兴本国（地区）实体经济的努力。危机表明，资产“市值”所获得的“红利”，远不如实体经济的“利润”来得可靠。毕竟传统产业对于弥补债务和就业缺口来得更为直接和可持续。而危机给了传统强国进行“贸易保护”最好的“理由”和机遇。长期作为世界贸易中“卖家”的新兴国家可能需要通过社会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为新一轮增长构建“动力模式”。 从更加广泛的意义分析，由于在可见的将来，并不会出现足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科技革命和进步，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可能主要来自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对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言，在世界格局变化中取得更为有利的贸易和金融地位，也将成为经济强大的推动力。5.环境变化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经济体，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香港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作为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又具备在相当程度上对上述影响进行对冲的可能。这种对冲作用不仅表现在中国版块在资本市场上的稳定性，而且表现为对香港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拉动和弥补。 中国内地经济调整带来的增速放缓可能对香港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这种放缓并不必然会使发达经济体在所谓“贸易平衡”中受益，从而给香港带来“反向对冲”的好处。当然，中国进口的增加有可能给香港带来一些机会，但这并不确定，就像中国出口的持续扩张并不一定给香港带来同样的机会一样。 今天，离开与中国内地经济的联系，对于香港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这不仅是当前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对香港的未来影响深远。无论如何，中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一个强大且极具成长性的力量，无论她今天如何的不成熟。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当香港谋求更加长期稳定的繁荣时，加深与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是有利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问题是，这似乎存在阻碍和分歧，并未形成香港社会的共识。 应该看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香港参与内地经济的程度在下降，尽管原因很复杂，但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改变。在国家方面，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香港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甚至规划）中的定位和作用，而不是更多地强调其原有“中心”地位的不变，需要有更具有实质意义的跨区域、多领域的合作；在香港方面，则主动多方面调整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走出某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改变过于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既包括制度安排方面，也包括发展战略的契合。 二、香港基本社会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和发展与国家主体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是香港过去十五年发展变化的主轴，也是未来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前提。而现状似乎并不如人意。 不论从历史变迁还是国际比较来看，“一国两制”都是一个制度的创新。1997年回归后，“一国两制”成为香港新的基本社会制度。虽然香港仍然保持资本主义不变，但这个“不变”是以“一国两制”为保障的。离开“一国两制”，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就失去了宪制基础。所以，香港的基本社会制度是“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新制度，不是旧制度。“一国两制”有些像“国家资本主义”，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依据，相容共存，互相支援。没有任何国家希望实行两种相互割裂、各自独立、完全没有关系的制度，更不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充满对立的制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6-21 对民进党这样一个长期由基本教义派占据的政党，中共方面应该了解其领导人所面临的困境，深入了解其想法，以及其与基层党员的落差何在。 民进党党主席选举结果5月27日揭晓，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以5万多票赢得党魁宝座。他的胜出本是意料中事，但其得票刚刚过半，以50.47%的得票率创下民进党党主席直选以来的历史新低。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贞昌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权威掌握全局，带动民进党冲出败选后的困局，带动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转型？ 党主席选举为何平淡无奇 从透露参选党主席的意向以来，苏贞昌一直是被看好的党主席候选人，这是民进党内外一致的看法，但这次选举如此平静，没有火花、风浪，则是出乎意料的。尤其是向来擅长提出两岸政治新论述、曾担任两届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在竞选过程中并无如外界期待得那样提升民进党两岸转型辩论会的表现。在三次辩论会上，他的两岸主张说得四平八稳，论述并无新意，丝毫点不燃民进党激辩之火。 许信良熄火不仅让民进党三场辩论会顿失颜色，也令民进党未来是否可能在两岸政策上转型招致质疑。 一来，一个刚从大选中败选的政党，遇到党内权力高层的更迭选举，却完全忽视败选的原因，装做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挫折一般，包括苏贞昌、许信良在内的五位候选人皆是如此。民进党内为了求团结和谐的表象，全都噤声。即使像许信良和蔡同荣、吴荣义在两岸政策上南辕北辙，但辩论会中完全显现不出两方的差距，也让人摸不清楚民进党内两岸政策转型的方向。 二来，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党内气氛已趋于保守，就如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所形容的“已经官僚化”，对于主张和论辩接近“无行为能力者”。如果在权力争夺下，都无法刺激引爆，那在未来两年新的党主席任期内，可能更无任何的转型动力。也就是说，蔡英文所提到民进党需要新的思想运动，可说是遥遥无期，尤其在2014年“七合一选举”之前各派系忙于选举，更别提了。 剩下最可能的时间就在于2014到2016年“总统”大选的期间。但这种匆促之间的转型和调整，很难不被选民挑剔是为了选举而做的改变，并非真心诚意，届时也无法取信于选民，以致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又将选票投向了两岸关系上一直保持稳定开放的国民党，再次重演2012年的结果。 许信良“熄火”背后的政治信息 在这次党主席选举中，许信良的策略和得到的支持率值得注意，这也是观察民进党未来两岸转型的可能性参考。 许信良此次选举只获得2,000多票，而他这次最奇特的竞选策略是将自己与救扁、赦扁的基本教义派绑在一起，期待自己既可以得到基本教义派的支持，也可以因为自己过去在两岸政策上大胆西进的形象而得到党内两岸政策开放派的支持。简单地说，想要左右逢源。但是，一个多月来的选情显示，许信良这种想法太过天真，不仅无法左右逢源，却让其选票左支右绌，既拿不到基本教义派的票，也让其开放派的选票流光。 台湾《新新闻》周刊所做的民调显示，分别询问民众，五位参选党主席的人选苏贞昌、苏焕智、许信良、蔡同荣及吴荣义之中，谁最能够带领民进党监督政府施政。其中，苏贞昌得票高居54.6%，其次是苏焕智9.1%，许信良为7.5%，蔡同荣为3.8%，吴荣义的3.5%最低。 这个调查题目之所没有问谁最有可能当选，而询问谁最能带领民进党监督政府，主要是考虑一般的选民容易把当选机率和自己期待作连结。因此，这个问题除了仍然询问出当选的机会外，还代表着受访民众对于候选人的印象分数。 在五位候选人之中，苏贞昌居冠是意料之中的，但许信良略输苏焕智则令人有些讶异。因为苏焕智虽是这次党主席中生代的代表人，但他平日拙于口才，充其量只是民进党内一方地方诸候，同时政绩并不太好，常被取笑。如果不是因为在台南县，受到陈水扁祖荫的庇护，他甚至无法连任。但几次辩论会下来，苏焕智表现务实，言之有物，把自己过去在全岛政治舞台欠缺的表现，硬是补救回来，使他即使无法得到胜选的支持，却得到若干党员的认同。 相对之下，许信良的竞选策略最矛盾也最诡异。他放弃外界认为对他最有实力的两岸政策攻势而打出救扁的主张，同时和蔡同荣不约而同地质疑苏贞昌人格特质过于公私分明，不适合作为团结民进党的党主席人选。 许信良还举出苏贞昌在“省议员”期间的往事，指其不让时任“省主席”的李登辉请假回家探视病重的儿子李宪文，是过于不讲人情。此事遭到苏贞昌及李登辉办公室的否认，但许信良和蔡同荣仍在第三场辩论会继续追击。苏贞昌一度被迫发动党中央和“立院”党团发表声明，呼吁同志之间不要作人身攻击，并且在辩论会中极力为自己辩护，并祭出软性诉求，会自我反省、调整作风。 从民调看，许信良的作法并没有得到基层党员认同和外界的共鸣。在政党倾向是民进党的受访者之中，60.4%的人认为苏贞昌比较能够带领民进党走向监督政府之路，其次是苏焕智（14.8%），吴荣义占5.8%，蔡同荣占4.9%，许信良仅3.3%。 在整体受访者排名第三的许信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却排名最末，显示着民进党的支持者与外界的看法存在着显著落差，在基本教义派这部分差距更大。 这些在在显示许信良此次选举策略是大大的失败：大打赦扁牌并未得到党员的认同，反而令他无法再次展现在两岸政策上大胆开放的形象，无法吸纳比较开放或者中间立场的党员，亦即无法从苏贞昌的票源挖到票。如果这只是许信良个人策略的错误，确实没有什么可令人担心的，但是打着赦扁主张的许信良，在党内外支持度落差如此之大，其实隐含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民进党想要在两岸政策上转型，将遭遇基层党员相当大的阻力。 这五位候选人之所以不肯在党内选举里谈大陆政策转型，因为他们深知，具有投票资格的党员并不喜欢这个议题，所以他们远远避之，宁愿忍受外界对他们没有政策主张的质疑，也不愿得罪选票在手的党员。 一位南部的民进党立委曾经估计，所谓基本教义派的党员，可能只占有民进党三成左右，但这三成却是最有发声能量及意愿的人。未来这三成的基本教派仍然会是左右民进党的走向。...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2-06-20 [摘要]：中国民航国际航线正在大力发展，然后就在此时，欧盟单方面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将正式在欧盟境内起降的所有欧盟和非欧盟航班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本文分析了EU ETS对中国民航国际航线造成减排压力的实质目的，首先，中国民航减排压力逐年增大，直接束缚中国民航国际航线发展；其次，欧盟将不公平的无差别减排方式合法化；第三，欧盟以民航行业减排为突破口，进一步在全球其他行业复制无差别减排。最后，本文提出了应对这一减排压力的策略。 关键词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航空 温室气体 1.背景1.1 中国民航国际航线正在大力发展 2010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运输周转量192.97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63.02亿吨公里，增长48.5%；完成旅客运输量0.19亿人次，比上年增 加0.05亿人次，增长31.1%；完成货邮运输量192.6万吨，比上年增加66.5万吨，增长52.8%。航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99亿元，比 2009年增长40%，利润总额351亿元，比2009年增加294亿元。全行业国际航线运输收入水平3.45元/吨公里，比2009年增加0.16元 /吨公里。其中全行业国际航线客公里收入水平0.59元/客公里，比2009年增加0.07元/客公里；全行业国际航线货邮运收入水平为1.77元/吨公 里，比2009年增加0.07元/吨公里。 在中国国际航空运输市场份额中，中欧航线无论从运力投入还是盈利状况衡量，均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国民航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国际航线。欧盟航空排放交易体系对于我国执飞欧盟航空公司的影响将决定中国民航未来的发展。1.2 欧盟将航空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概况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通过规定排放“上限”与进行配额“交易”实现欧盟减排目标的市场措施。该体系通过各成员国国家分配计划（NAP）执行，并依靠“监测、 报告和核证”（MRV）制度进行监督。二氧化碳排放实体每年都须监测和报告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上缴规定的免费排放配额，该上缴的配额数量需与其分配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等，否则将面临每吨100欧元的罚款。 2005年1月1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第一阶段交易期自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涵盖了欧盟所有成员国近12000个能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2-06-19 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不尽理想，社会上贫富悬殊加剧，“仇富”及“仇内”已达甚为严重的程度。新一届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倘若要解决上述四大难题，就不能不放弃以往的“积极不干预”的理念。 香港候任特首梁振英尚未上台，但近月来已遭遇诸多考验，当前最受关注的是他为筹组治港班子而提出的政府架构重组建议，备受反对派质疑及阻扰。“一叶知秋”，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未来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未来面对四大挑战 香港近年贫富悬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研究显示，若以全港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作为贫穷线，香港的整体贫穷率高达18.1%。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中，贫穷率更达到20.1%。对此，香港社会早已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怨气。在早前的特首选举中，民意之所以倾向梁振英，其实就是希望改变贫富悬殊、高房价生活压力的现状。 换言之，如何改善贫富悬殊问题，促进民生，将成为梁振英政府未来五年最大的考验，也是新一届特区政府执政的重中之重。在今次特首选举中，反对派代表何俊仁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居三位候选人之尾，但他提出的“反对地产／金融霸权”口号，却引起不少港人共鸣。如果下届特区政府继续坐视不理贫富悬殊这个深层次矛盾，到2017年普选特首时，多数港人恐怕未必会投票给建制派候选人，而会倾向支持一个似乎可以解决民生深层次问题的反对派代表人物，这并不利于中央对香港的管治。 说起贫富悬殊情况，又不能不谈相关的财团垄断香港经济的老问题。特区政府一向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结果造成香港经济长期以来由少数财团垄断的格局。以香港主要的公用服务业为例，除了嘉道理家族控股的中电控股外，其余公司大多由地产巨头控制。 财团垄断香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虽然社会富裕了，但却趋向两极化，基层甚至是中产未必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怨气日深。与此同时，财团与执政者又往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关系变得牢不可破的话，很容易产生流弊，包括影响政府施政。 大财团属意的唐英年在今次特首选举落败后，中电公司摆出强硬姿态，向港府提出加价，便被外界解读是香港大财团向信誓旦旦要为基层市民做事的梁振英示威。可以预见，如何处理好金融、地产等大型财团在香港的利益分配，对未来的梁班子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经济转型步履滞缓，是梁振英政府上台后即将会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平心而论，香港政府过往并非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回归后董建华执政期间曾力图解决，积极发展高新产业，惟因经验未足及缺乏广泛支持以致后劲不继。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海啸，港府明白到不可以完全依赖金融发展经济，于是在稳定金融业之余，提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以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化。可惜时隔四年，有关产业发展的进度依然相当缓慢。 在此情况之下，香港经济结构单薄问题始终未有解决，后遗症也一一浮现，这包括：香港正逐步滑向边缘化，周边地区的产业升级正加速赶超香港，拥有多年的全球货柜第一港桂冠旁落，GDP被新加坡超过且很快会被穗深超越。香港的区内国际中心龙头地位随之日渐损蚀。 新一届特区政府上台后，面对的第四个重大考验是如何处理好两地民众的关系。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已经是大势所趋。但近年两地民众却经常出现矛盾及冲突，如香港孕妇多次上街游行反对内地孕妇涌港产子、内地人在港铁进食引发骂战等。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港人对内地人赴港抢资源愈发忧虑，另一方面也与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有关。回归之前，香港享有亚洲四小龙的美誉，香港的生活模式也为许多内地民众所崇拜。但回归十五年以来，香港自身竞争力不进而退，其领头羊的角色已渐渐没落。相比之下，近年中国大陆经济却高速发展，GDP跃升世界第二位，富裕阶层日益增加。在这种形势变化之下，无疑加快促进了港人出现身份与角色的危机感，内地人一有赴港抢资源或者涉嫌侮辱港人的言行举止，往往会刺激到部分心灵弱小的港人，令两地民众冲突日益增加。长期下去，将会阻碍香港同内地交流与合作，以及港人的民心回归。 转变理念破解难题 综上所述，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不尽理想，社会上贫富悬殊加剧，“仇富”及“仇内”已达甚为严重的程度。新一届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倘若要解决上述四大难题，就不能不放弃以往的“积极不干预”的理念。 首先，大部分服务业需要大学毕业程度并有专业资格的员工，要搞创意经济及知识经济，对人才的要求更高。然而，回归后，香港始终无法搞好教育改革。对此，新一届特区政府有必要加大教育方面的资源，鼓励港人增值。内地在这方面大可以加以配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去年访港时，已宣布容许港生以文凭试成绩报读内地大学，每年学费最高9000多元，相当于香港本地大学学费约两成。但问题是，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内地食宿等生活开支日益增加，港生回内地升学的成本其实已与香港相差无几。内地政府应积极考虑向港生提供学费补贴或者奖学金，鼓励更多港生回内地升学，以全面推动香港走向知识经济，并加深港人对祖国认识，以获一举两得之效。 其次，为避免激化社会矛盾，顾及香港的长远利益，未来的香港利益格局势必重塑，政治免费午餐必须终结。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可以鼓励更多内地资金及企业南来，通过香港走向世界。在南下香港的过程中，不但可以为内地企业资金找寻出路，还可以在香港创造出更坚定的爱国财团阵营，以及增加内地企业在香港政治经济方面的发言权。 再次，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香港在本地发展新兴产业时，经常面临着包括土地方面成本太高等方面的难题。香港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省两地，在这方面其实是可以发挥互补作用。总而言之，香港具备科研条件，又在管理、推广方面拥有优势，而内地则有土地及人力资源低廉之优势。换言之，内地政府可以推出相关的优惠政策措施，如提供税费、用地等优惠，支持香港高科技企业前来设点，结合内地作为生产基地，连手进行“产学研”合作，互补长短，亦令香港具有优势的专业服务得以在内地开拓市场，同时也可配合广东省以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 此外，香港以金融服务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近年受惠内地经济发展，但许多中小企业却因为营商成本日渐高企，高租金经济环境而发展难以为继。然而，中小企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不少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对维持香港经济稳定增长有着相当贡献。对此，内地政府在协助香港打造成为海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香港中小企的扶助力度。内地政府尤其是广东省相关部门，应与特区政府加强联系，协助港商就拓展内销市场进行宣传工作，为港商和内地企业竞争提供一个更公开、公平和有效率的环境。 最后，如上所述，港人“仇内”情绪渐增，并非全无道理。如内地孕妇涌港产子令香港孕妇床位不足，未来又势令小学学位紧张；内地人来港买楼助推高楼价；钟表店、珠宝店等高档商店在旺区高价抢铺位，变相挤走日常消费的港人。生活上方方面面的紧张，令不少港人不安加深。 对于这些两地民众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特区政府责无旁贷，须主动积极采取行动，缓解两地民众抢占公共资源的矛盾。内地在香港的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成立专门的网络小组，恒常到香港热门网络讨论区了解香港社会民情，再向中央政府汇报，以尽早发现问题，尽早平息两地之间的矛盾。而内地政府有关部门也应提醒赴港的内地旅客要注意言行举止，令港人减少对内地同胞的厌恶感。 《港澳观察》2012年5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