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10-19 中国除了以广西作为发展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主要平台之外，还可以考虑将香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战略基点。 在美国“重返亚洲”和中日就钓鱼岛主权的斗争升级的情况下，如何在周边地区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困境与挑战 与东盟的关系是中国外交上的重要一环。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在经营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和亚洲一些国家结成了各种联盟关系。较之中国，美国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更高。冷战给中国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留下的遗产是负面的，一些国家甚至对中国抱有很深的疑虑。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互相调适的阶段。东盟各国采取现实主义的务实外交政策，把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一个机会，调整自己和中国的关系；同时，中国也把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心放在经贸关系上，以由浅及深、先经后政的方式逐步推进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正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这种互相调适，双方关系才获得了快速的进展，并通过各种区域的和国际的、双边的和多边的途径使得双方关系趋于制度化。这一点显著表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以及中国与东盟之间其它种种10+1机制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巩固，东盟已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仍受到一些困难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美国加快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自美国宣告结束伊拉克战争后，逐步把战略重心移至亚洲。它除了加强军事影响力，如与亚洲传统盟友日本、韩国等进行军事演习外，还逐步扩大其经济影响力。2011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美国便向各成员积极倡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希望藉此巩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并制衡中国在区内的经济影响力。这些举动都令亚洲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可能对中国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以至企业“走出去”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东盟成员国在政治上对中国存有一定戒心。2011年，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领土问题上出现颇大争议。虽然各国都从大局着想，尽力化解政治分歧，但是有关事件再次突显了中国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存在的困难。影响所及，一些经贸关系，例如以中国政府或中国国有企业身份参与的投资项目，都容易引起争议。香港可作为与东盟关系的战略基点 现在中国和东盟之间一个制度化的战略交往平台，是每年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与越南毗邻，在边贸发展上有一定优势，但这个平台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边贸以外，广西与东盟中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经贸往来有限。加之广西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东盟中的不少国家大致处于同一阶段，竞争关系多于互补关系。因此，中国除了以广西作为发展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主要平台之外，还可以考虑将香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战略基点。 历史上，香港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移居东南亚的华人都与香港保持密切联系，如部分亲人仍在港定居，或利用香港作为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中介地等。长期以来，香港政局和商业环境稳定，也成为东南亚居民融资、贸易、旅游等的重要选择地之一。而香港有一批较早进入东南亚地区发展的政商人士，其知识、经验等对内地商界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不仅如此，与东南亚当地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华人巨贾和财团，比如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绍良、泰国的陈有庆、新加坡的黄志祥，都和香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可以成为联系东盟国家政商界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平台。 同时，香港的经济结构，尤其在金融、法律、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优势，令香港经济与除新加坡之外的其它东盟国家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东盟各国也非常愿意以香港作为企业融资、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平台。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在一国前提下，其制度又与国际接轨，因此由香港注册的企业牵头的项目较易让东盟成员国接受。另外，中国内地可凭借香港的服务业以大展拳脚，加快推动内地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的进程。五项措施加强香港战略角色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考虑进一步加强香港在东盟事务上的角色。就近期而言，可以迅速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尽快启动香港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建议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商务部等与特区政府协商，尽快启动香港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此举可创造“三赢”的局面：中国大陆的企业可借助香港的东南亚网络，减少进入东盟时遇到的各种障碍；东盟的企业也可借助香港对内地市场的熟悉，开拓内地的庞大市场；对香港而言，虽然香港大部份制造业北移，短期而言获益可能有限，但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和加深，香港的服务业将有更大发展空间。 第二，不少内地企业家进入东南亚地区投资，都面对着不熟悉当地行业、劳工、制度、社会状况等困境。建议中央政府加强利用香港各界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以及其香港工商界人士对该地区的知识、经验等，鼓励香港各界如行业协会牵头组织考察团、培训团等，加强内地商界对东南亚地区的了解。 第三，香港有不少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学，中央政府可鼓励这些大学与东南亚地区的大学合办研讨会、课程、交换生计划等，让香港以至内地的学生可以加深了解东南亚各国的制度、风俗、语言等，为国家培育更多精通东南亚地区的人才。 第四，利用香港的名义加大对东盟成员国的投资。建议中央政府及国有企业加强利用香港平台，例如设立香港注册公司，以增加对东盟成员国的投资。此举有助减少有关投资可能引发东盟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反弹，有利加快落实国家的“走出去”战略。 第五，签证政策上做出便利化安排。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对东南亚部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签证较为严格。建议外交部与特区政府讨论和研究，定期评估东盟成员国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的状况，进一步简化东盟成员国的国民申办来港签证的办法，最终达至免签证待遇。 《港澳观察》2012年9月期相关链接：香港在国家东亚战略中的作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靖 2012-10-17 2016年台湾大选前最重要与最有指标意义的选战，就是2014年的县市长与五都市长选举。而这一地方选举势必触发国民党内部政治版图的连串调整。 2016年台湾大选前最重要与最有指标意义的选战，就是2014年的县市长与五都市长选举。而这一地方选举势必触发国民党内部政治版图的连串调整。有些人必须思考连任与否，譬如新北市长朱立伦一旦连任新北市长，可能就与2016年大选绝缘；有些必须思考是否参选，以抬高行情，如连胜文竞选台北市长，必然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竞逐战中浮现“胡郝现象” 台北市长郝龙斌最近主动提出支持陈水扁保外就医的意见，虽然郝龙斌否认与是否参选2016年大选有关，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有意透过跨越蓝绿，寻求扩大支持面向的用意是存在的，这种用意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2016年大选。 无独有偶，台中市长胡志强也暗中鼓动亲信向他劝进参选国民党主席，希望借着党主席职权，推动“立委”在立法院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公债法等。不过，胡志强明知现在的国民党主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但是仍然假戏真做，邀集“立委”到台中开会，讨论“财划法“。胡志强参选党主席的姿态，无非也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因为健康因素，他参加2016年大选的机会也许不太高，但并不能因此失去政治上的主动。 其实，在国民党内参加2016年大选的可能人选当中，郝、胡两人被视为实力较弱的两位，但他们却不约而同采取了主动作为。郝龙斌两任市长即将任满，如果他不主动寻求下一阶发展的可能，不论是自己参选或是担任他人副手的机会都会减少。胡志强到2014年已经在台中执政12年，尽管有褒有贬，但是要继续参选台中市长，对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发展毫无意义，因此他也必须寻求下一阶段的可能。 郝龙斌挑战马英九对于扁案依法行政的论述，起因于私心，要凸显自己的政治主动。郝龙斌因为成功打赢两场台北市长选战，已经有“政治大头症”。他与学者、监委的私人聚会中，对于马英九力推“行政院”副院长江宜桦参选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表现出轻蔑态度。地方势力争相跃跃欲试 胡郝现象其实反映出马英九在第二任期初始就已经爆发领导危机。尽管马英九早早释放出信息，表明非国民党籍的江宜桦会代表国民党参选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但是基层却有不同声音，他们认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参选台北市长。这股声势在马英九阵营刻意释放连胜文民调不敌蔡英文的消息后，仍然未能影响连胜文的声势，显示出基层对于马英九执政的不满情绪。 国民党内部分小股势力正在不同的反马旗帜下往前集结，争取政治上主动。连胜文则静观其变，暂不表态，保持与民间良好互动，维持动能与进退空间，等待对手出招。连胜文目前虽不具实力挑战2016年大选，但是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当中，若是在他的旗帜下，结合相当蓝营支持者力量，展现一定政治实力，参选与否都会有助他往上发展，甚至成为党内有意参选2016年大选人士的重要支持者。2014年这场选战对连胜文而言，操作盘面甚大，只要操作得宜，不须硬攻，就可攫取较多政治资源。 另外，嘉义市长黄敏惠、彰化县长卓伯源都将在2014年任满。卓伯源出身中台湾，黄敏惠则出身南台湾，又是女性政治人物，对于任何有意挑战2016年大选的蓝营人士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卓伯源虽在彰化，但是任内除积极建设彰化以外，也懂得将媒体公关重点转移到台北，向主流媒体直接宣传他的地方政绩与建设，同时保持低调，避开有争议的政治议题。他还与各方保持一定友善，即使李登辉到中部访视，他也会出面予以宴请，由此即可看出其用心之深。 在2012年初的嘉义市“立委”选举中，国民党败给民进党，黄敏惠虽无直接关系，但这种政治情势的转变，对黄非常不利。虽然嘉义县已经由民进党执政多年，但嘉义市仅有一席的“立委”却是近几年来第一次被民进党抢下，显示国民党在嘉义地区的力量有节节败退的危机。 一般预料，黄、卓任满，都有可能到国民党中央工作，会成为任何布局2016年大选都必须要考虑结合的实力人士。朱立伦力拼地方政绩 新北市长朱立伦去年因为维基解密所揭露的许多秘辛，在国民党内受创严重，事后努力求取地位的稳定。他担任新北市长采取多做少说的保守策略，作风与昔日桃园县长任内力争全岛曝光截然不同。朱立伦在2014年同样面临是否连任的抉择，但是与郝、胡几乎已经没有转圜余裕空间不同，他仍有空间与余地，可以稍事拖延。 朱立伦曾在桃园县任内深耕八年，被评选为五星县长，这一光环让他的政治声望快速窜起。但新北市人口是桃园的近两倍，朱立伦才刚接手，升格后的新北市府与地方各种势力还在磨合，朱立伦并无全面主控力量，甚至还有受制于人的窘况。客观条件没有桃园当年的优势，但是外界对朱立伦的期待，却远远超过他在县长任内。 朱立伦现在不谈四年后的大选，也不明确表态2014年是否争取连任，力拚政绩是当前重点，这明显是采取保守策略。如此经营地方，至少在考虑未来前途必须摊牌之前，能够证明他的执政能力。朱立伦正推动重建福隆这个台湾北部海滨观光胜地，如果重建计划成功，即可为新北市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新北市府缺乏经费征收土地，朱提出新构想，与地主协商，由地主提供土地兴建公共设施，而原本被列为农业区的土地将可改变用途。这一构想一旦推动成功，新北市府、地主与地方将出现三赢，朱可写下亮丽政绩。总之，朱立伦如果发挥创意，仍有很多地方可以展现执政能力，类似的政绩如能逐步落实，2016年仍有可为。 但是，2014这场选战朱立伦如果脱身，他就必须思考剩下两年要如何在党内攻守。一方面，该拼连任却放弃，要重回失去的舞台，困难度会高。另一方面，一旦争取连任成功，而又要弃市长抢攻2016年大选，就必须向支持者提出论述，否则会在党内与地方遭到质疑。吴敦义测试未来水温 相较于朱立伦远离政争，力拚市政建设，副总统吴敦义因为进入“总统府”，虽然位高权不重，但是动见观瞻，动辄得咎。吴敦义选后全台谢票和夫人地方服务都被以放大镜解读，连林益世爆发弊案，吴敦义也成为民进党重炮攻击对象，被解读2016年大选提前开打。 吴敦义担任过台北市议员、高雄市长、南投县长、立法委员，熟悉地方生态，2014年大选对没有政务压力的吴敦义而言，其实大有发挥辅选实力的空间。同时，经过在地方的操兵，也可以测试他是否有机会角逐2016年大选的水温。 “副总统”一职让吴敦义成为在野党头号假想敌。他历练完整,从南到北，从地方到权力核心，从党部到政府，经验都有，国民党内少有人出其右。吴敦义任“行政院长”到“立法院”备询时，民进党“立委”丝毫占不到便宜，反映出他对各项业务均着力甚深。虽然吴敦义担任国民党秘书长时才首度接触大陆事务，但后来已有步骤地充实他的两岸实务经验。在今年“520”就任前他参加博鳌论坛，更成为两岸高层接触的主角。不久前，吴敦义代表马英九出访并过境美国，他一路细心了解到访国的政经发展，全力补强他过去比较少接触的国际外交能力。 2014年全台五都，加上其他本岛与外岛县市首长都要改选，吴敦义投入辅选站台，有相当大的舞台施展。若事前规划得宜，各地的后援会可借机发展雏形，只待2016年大选前的党内初选，就可以发挥功效。所以这场县市长选战，对于吴敦义的政治生涯未来发展，也有相当大的作用。 《台湾观察》2012年9月期

天大研究员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10-16 中国人民要善于掌握历史的脉络，重视民族的历史，用清晰的历史观，洞察世界大局，以此选择国家的方向。 最近以来，日本通过卑劣的手段导演了一出“购买”和“国有化”中国钓鱼岛的闹剧，美国接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勾结，只是挑衅中国的损招之一，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他们最后的战略目标是分裂和肢解中国。日本妄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 钓鱼岛问题并非一个孤立的岛屿那么简单。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只是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实际上这既是美国战略阴谋的一个套，也是日本右翼妄图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反扑，更是对中国国家精神和意志的一场考验。 美国在反恐战争结束后，高喊着重返亚洲，利用日本以及越南、菲律宾等一些东盟国家，在中国东海和南海挑起领土纠纷。美国的智库以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觉得利用亚洲盟邦进一步遏制中国是个好办法，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确保国际水域的畅通。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国务卿，都直言不讳地挑动亚洲国家和中国的纠纷，散布诋毁中国的言论。现在的形势其实和一年前类似，只是美国支持的日本跳到了前台，钓鱼岛是他们投石问路、试探中国决心的一块石子。日本和中国关系越紧张，就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日两败俱伤，美国求之不得。 引爆钓鱼岛的领土纠纷也是日本自身利益的需要。首先，它直接关系到日本是否真正接受二战无条件投降的结果。日本的野心是通过岛礁之争，利用紧张局势，渐进地挣脱二战以来“和平宪法”和国际条约对日本发展军力的约束，翻二战的案，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其次，日本妄想通过“以点带面”，侵占中国的岛屿，为日本争夺更大的海洋权益。日本意识到如果今天失去了钓鱼岛，日后就会失去整个琉球群岛（日本叫冲绳县）。再者，日本需要转移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注意力，同时遏制中国超过日本的势头。钓鱼岛周边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它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 日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做所谓的“正常国家”，把二战以来栓在头上的各种枷锁去掉，将“和平宪法”、不能有航母、不能有核武、不能有正规军的约束统统去掉，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变成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强国，最终还要摆脱美国对日本的管制。因此，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在玩火，美国没有吸取珍珠港事件的教训，日本现在联美抗中，最后必然抗掉美国。美国的当权者切记！谨记！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钓鱼岛是属于琉球群岛的附属岛屿，琉球王国原本就是中国的属国。整个琉球群岛后来都被日本在一系列侵华战争和二战中非法占领。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战胜国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所签署的多个国际公约，在二战结束后并没有得到认真履行。美国不仅没有督促日本履行国际公约，反而单方面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行政管辖权交予日本。 二战后，根据时任日本占领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1946年2月2日发布的声明，日本政府的行政区域以北纬30度为限。因此，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群岛不属于日本。同年11月，美国要求联合国将琉球群岛交由美国托管，并在1947年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接受。美日之间1971年签订《美日返还冲绳协定》，但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9条、83条和85条规定，托管领土管辖权的变更和相关条款的修改必须获得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的批准。因此，美日之间这一协定违反了国际法，是无效的。 钓鱼岛问题实质上是日本侵华战争与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集团未予公正处理的遗留问题。西方国家要负起历史责任，敦促日本信守投降诺言，帮助中国来一起处理好钓鱼岛这个二战遗留问题。深化改革强化自身优势 钓鱼岛危机的初期，中国显然准备不充分，尤其是军事斗争的思想准备不足，除了外交部的抗议外，坐失反击先机，而不作为的结果是使日本人更加嚣张。现在，中国政府打出组合拳，顺应了中国的民意，从国家层面显示了坚定捍卫领土和主权的决心，给予日本右翼势力当头棒喝，受到了人民的拥护。 钓鱼岛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是通过这次对钓鱼岛危机的应对，中国政府还是有许多方面可以总结。 “攘外必先安内”，为了更好地保卫中国的海洋资源，中国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把国内的力量调动起来。政府做到有效、有信、有决，官员做到能干、能想、能自律，百姓做到安居、安享、安康，则小康社会成矣，外患就不怕了。如果贪污腐败之风刹不住，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誉和能力就会出问题，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对外斗争。所以，中国的改革要继续、要深化，要攻坚。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内部环境，全国人民才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此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来，由于国土辽阔，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甚多，中国政府和许多邻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划分的工作十分复杂，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领土问题上对社会的透明度不够，在领土谈判中往往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代替一切，赔钱赔物赔土地，打了胜仗反而让出大量土地。另外，中国对国土的掌控没有达到一个成熟国家应该达到的水平，海岛家底留有许多死角和隐患，尤其是对远洋岛屿缺乏管理，以至于给那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以可乘之机。此其二。 日本敢于欺侮中国，主要靠的是它的海军力量。当年北洋水师的舰船尽管和日本海军实力相差不大，却被对方在家门口和港口里打败。今天，中国仍然没有一支足够维护国家海洋主权的舰队，去保证中国的领海和岛屿不被侵犯，资源不被抢夺，航道不被封锁。中国的海军应该是深蓝色的，中国的海洋意识也应该是深蓝色的，唯有此，中国才能威慑顽敌，冲出第一岛链的封锁。此其三。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青少年一代对日本动漫、电视剧、名星和歌曲非常熟悉，而对抗日战争和日本侵华罪行了解甚少，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青年需要充分了解中国近代史，认识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的伤害，还要让中国青年了解日本至今没有真正地悔罪。据统计，中国国民对日本反感的比例竟然远远低于日本国民对中国国民反感的比例，这也是很不正常的事。所以中国青年亟需补上中国近代史这门课，他们不能成为不知耻辱的人。此其四。 外交策略需要与时俱进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外交策略。当时有对国内外形势方面的考虑：国内文革的破坏，中国需要排除干扰，集中精力搞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式微，中国不需要输出意识形态；中国需要和缓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加强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学习它们先进的管理和科技，进行改革开放。这个政策在当时是适合的，但是任何策略都有其时间局限性，都有其所依据的内外条件，都有其原则和底线——这就是不能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是调整“韬光养晦”策略的时候了，何况这个策略早就“泄密”了，造成许多国家乘机侵占中国的岛屿和海洋资源。中国新的外交战略应该更有大国气派、不卑不亢、国家利益至上、顺势而为、游刃有余。此其五。 “和谐”是个好理念，但一味地强调“和谐”无疑也是有害的。在国际斗争中，在必要的时候要敢于亮剑，敌对势力总是欺软怕硬，兔子或绵羊只有被宰割的份。钓鱼岛纷纷扰扰闹了近一年，中国如果第一时间给日本一个明确的态度，给美国一个明确的态度，何至于弄到今天这个局面。明确的态度并不是几句不痛不痒的抗议，而需要付诸立即的、具体的、有效的行动。这样的行动离不开深谋远虑、实力和决心。和谐与稳定不是一厢情愿可以获得的，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和谐与稳定也不是用来束缚自己手脚让别人勒死我们的绳索。国际斗争错综复杂，树欲静而风不止，哪是用“和谐”可以求得的？！老祖宗有句话说得不错：“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信奉它才能为中华民族带来正义、公道与和平，才能在今天的世界赢得尊重。此其六。 外交没有对错，只有强弱。中国应紧紧盯牢日本，牢牢地将日本定位为中国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手。中国要全面检讨对日的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不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不让日本人用中国的资源制造尖端武器，再来杀害中国人。要全面查找和日本的差距，实事求是承认落后，还要有赶超的具体措施，取日本之长，才能超越日本。此其七。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希望美方谨言慎行，不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中美过去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今天，如果出现美军帮助日本拒不执行这些公约而对付中国的局面，也只能说明美国自己否定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习近平副主席这次对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清楚地表达了以上观点，以史为鉴，高屋建瓴，说得非常好。历史的硝烟不会掩盖《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的光芒，它们将继续照亮人类反法西斯的道路。所以，中国人民要善于掌握历史的脉络，重视民族的历史，用清晰的历史观，洞察世界大局，以此选择国家的方向。此其八。 分化中俄关系对于美国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因为俄罗斯和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和人力资源丰饶，有广阔的市场和正在崛起的经济，并且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军工体系，对美国霸权具有真正的挑战潜力。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出访阿富汗、日本、蒙古、越南等九国，其矛头指向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但是，同时打击中国和俄罗斯，等于让中俄走得更近。中国应该和俄罗斯加强技术和资金等领域的合作，以突破美国的封锁，中国的国际环境就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善。中俄走得越近，美国越会约束日本。此其九。...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0-15 这次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在此次钓鱼岛危机中，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执政者与社会各界关注。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日本当局都要对这次钓鱼岛危机负全责。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得来不易。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重建中日关系时开始，中国政府就本着“向前看”的原则，为了不加重日本国民的负担，宣布放弃战争赔偿；在恢复两国邦交的时候，并没有强迫日本做出当时尚无法做出的道歉与承诺；更有甚者，1992年中国政府邀请日本天皇访问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中首个发出这一邀请的，无论对中日关系、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地区和平都有重要的作用。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从1895年1月被窃取开始，其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日本手里（1945年-1972年被美国非法控制）。以往日本右翼虽然也常常借钓鱼岛搞事，试图复活军国主义，但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直接支持。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过去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开发钓鱼岛，也不允许日本国民登岛、护岛。但是这两年，日本政府频频使出小动作，终至今日出现了购岛、“国有化”的闹剧，引发钓鱼岛危机与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当局在南海问题一波未平、美国宣称重返亚洲的关键时刻挑起钓鱼岛危机，美日是否醉翁之意不在酒，欲以钓鱼岛事件为契机，挑起亚太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引起中国内部的盲动，以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长期爱好和平，其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和平的环境，中国愿意在一些涉及领土的敏感问题上与周边国家进行协商。可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出牌”，以及不顾历史事实、枉顾国际法等等，几乎把中国政府逼到除了战争就无路可走的地步。诚如很多识者所指出的，日本正是看到中国爱好和平，不愿意同邻国为领土问题兵戎相见的“缺点”，担心在国际上失去这些年凝聚的信誉，才如此肆无忌惮。因此，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其实别无选择，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收手，一味妄为，中国只有做好军事准备，不惜一战。也只有这样的意志与决断力，才能迫使日本知难而退。 日本挑起钓鱼岛危机，越过双方长期以来默认的立场底线，显然是低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保卫钓鱼岛的决心与意志。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坚定立场，做法合理合法，得到了国际舆论的理解，也得到了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爆发的反日保钓大游行，向日本与国际社会传达了更加清晰的信息：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一致，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强，不可动摇。 钓鱼岛危机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但钓鱼岛问题却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次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影响力不断冲击全球的新时期，在信息瞬间广传的网络时代，外交与内政高度关联，深层互动，在此次钓鱼岛危机中，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执政者与社会各界关注。 第一，在钓鱼岛危机引发举国上下对日本的一片抗议声中，著名学者萧功秦发表《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一文，呼吁各方理性看待中日关系，避免重演八十年前中日关系“硬硬互动”最终走向战争的历史。 萧教授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日本右翼从来就对“和平宪法”不满，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一直叫嚣要重新武装日本，但苦于亚太与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二战中的作为记忆犹新而难有作为。如果能够借钓鱼岛危机逼中国出手，日本不是没有可能撕碎“和平宪法”，重新武装自己，至少也可以让“美日安保条约”落到实处，这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都是利好消息。如果中国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采取非理智的行为，恐怕也不无可能陷入这一陷阱。 第二，严防于国于民有害无益的极端民族主义蔓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同时也要避免拿民族主义来贬低甚至诋毁爱国主义热情。网络上有部分意见领袖对于年轻人被日本挑起事端所激起的爱国情绪不以为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归结为民族主义。需要认识到的是，民族主义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曾经扮演了积极的作用，虽然在当今全球化与民主化并存的世界里，民族主义更多的成了负面的词意，但爱国主义永远不会过时，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爱国不需要理由”。尤其是这次民间保钓游行是以“八零后”、“九零后”为主的，说明中国青年一代并不象一些网络上所言，失去了理想，失去了道德底线。青年人的爱国热情是需要政府与社会珍惜、引导的，而不是一味地打压与嘲讽。 第三，爱国不需要理由，但爱国需要理智，理性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在近期的反日保钓爱国游行中，大多数活动能够理性有序地进行，但也有地方出现了非理性甚至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 我们必须分清理性爱国与不理智的爱国，分清需要大力提倡的爱国主义与警惕给人类带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民族主义。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舆论与社会各界人士，要分清爱国学生的爱国激情与游行中出现的打、砸、破坏等违纪乱法行为。不能因为游行中出现了打、砸行为，就完全否定青年人的爱国热情与诉诸年轻人行使权利、走上街头的行为。 面对领土纠纷与外患，目前已经拥有相当言论空间的中国各界各抒己见，不但可以理解，也应该得到政府与大众的支持。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不能让不同的意见割裂中华民族，不同的意见应该尊重，但在大是大非上则应该一致对外。要避免出现有些意见领袖早前所警告过的现象：钓鱼岛还没有收回，我们却因为钓鱼岛危机而更加分裂。 第四，针对游行中出现的不理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有网络意见领袖指责中国人的素质低，给了游行示威的权利，却被糟蹋了，连爱国也不会爱。 我们应该认识到，反日游行中出现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以民众素质低或者政府不作为一概而论。中国人的反日爱国怒火是被日本点燃的，中国政府本着一忍再忍的原则，实际上对民众的反日爱国热情是有一定的抑制甚至打压的。而中国大陆由于维稳的需要，民众基本上没有上街表达诉求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反日保钓大游行突然爆发，很多民众是带着复杂的诉求参与其中的，有些过激的行为也是难免的。更何况，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游行示威，例如不久前席卷西方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多多少少出现过类似的过激行为。要知道，公民的素质——例如在游行示威中理智表现的素质，也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纵观西方国家与香港特区的游行，几乎都是有“组织”、有发起人的，其组织者与发起人多为民间组织与社会团体。他们负责向警方提出游行申请，事先与政府、警方沟通游行线路、时间等，游行时与警察协商秩序，甚至会主动清除游行队伍中的不遵守规则者。对比香港与西方国家的游行示威与大陆的反日保钓，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与民间组织是避免游行出现混乱的一个重要保障。然而，由于中国大陆长期不允许这类组织存在，使得冲上街头游行示威的民众与政府之间缺少了一个健康的阶层，缺少了一个有效实施社会管理的渠道。 第五，钓鱼岛危机给中国政府的教训是，战争离我们并不远。无论和平的环境持续多久，无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多么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都必须随时准备在政治、外交、经济与军事层面应对危机，不能掉以轻心。 在对日外交方面，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相比中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元首外交”与“公共外交”，中日之间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不足和缺位。待到危机爆发后，中日两国缺乏善意友善的沟通，最终完成“公共外交”的却是那些上街游行的中国民众与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日本各界人士。 钓鱼岛危机让我们看到了多层面外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经济、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固然是我们在国际上维护中国利益、捍卫国家安全的必要保障，但顺应民意、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社会与文化层面的交往以及对国际媒体的掌握与引导，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也是必不可少的。实力是后盾、是保障，而文化与价值理念则在文明社会更容易达致目的。中国未来的外交，只有刚柔并济，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 《天大报告》2012年9月期 钓鱼岛危机专题相关链接：应对钓鱼岛危机的观察与思考中日钓鱼岛之争新态势与前景分析对美顺应与威慑 对日摩擦与争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10-12 建制派的多数优势已然出现险情，而反对派的激情不断高涨。一旦出现立法会无法有效支持港府执政的格局，行政主导立法的现有政治制度或被瘫痪，出现政制危机当可预期。 香港今年9月9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出现以下情况，值得关注。一是反对派各政党发生内讧，在选举过程中不但不能像以往那样协调合作，反而是互相抹黑，席位争夺激烈，选后仍然互相攻击；二是建制派同样出现板块移动，不但内部各政党不和，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选举都出现内斗，连派系内选民也出现分化。这种政治板块的移动将对香港政治发展产生相当严重的影响，既不利于政治安定发展，也会进一步冲击行政与立法关系。反对派内斗令民主党泡沫化 在区议会、立法会选举过程中，过去一直是由民主党来主导其他反对派政党的参选。尽管选前彼此之间会因争夺席位多少与选区分配而出现种种不快，但经过协调而有所决定后，仍能在选举工程上彼此呼应，还常见互相帮忙拉票的现象。即便公民党在成功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后正式组党，也仍然奉民主党为盟主。但是，自“社民连”成立后，其以激进的立场，开始批判反对派在政改进程中废除功能组别选举与推动特首直选不力，并通过策划“五区补选”来冲击立法会选举制度。由于民主党认为此举不具建设性而拒绝参与，但公民党全程予以配合，于是反对派便出现以温和的民主党为一派、以激进的“社民连”和公民党为另一派的新格局，内部开始出现明显裂痕。“社民连”和公民党极力推动“五区补选”，民主党则表现较克制，即使被骂成“出卖民主”，仍然不为所动。在推动政改的立场上，两派也开始分道扬镳。“社民连”和公民党坚持反对2010政改方案，但民主党采取务实态度，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进行协商并在立法会投票中支持这一方案，避免了政改方案原地踏步。正是根据这一政改方案，本届立会选举议席增至七十席，其中增加五个地区直选议席和五个全港普选的“超级区议员议席”。 本届立会选举是2010政改方案通过后首次举行的立会选举。民主党被“社民连”、公民党视为“民主叛徒”，而由“社民连”分裂出去的、以黄毓民为首的“人民力量”，主张以更激烈的方式来破坏香港现有政制，对民主党的挞伐更是不遗余力。公民党虽在批判用词上较为含蓄，但其选举文宣更具煽动力，标榜自己抗共最坚决，同时配合反国民教育的群众运动，高调指斥国民教育为“洗脑”教育、“赤化”香港。面对如此选举文宣，民主党进退两难，于是本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以为可以取得固有选民的理解与支持。可是选举结果却令民主党十分难堪，不仅只获得六个议席，跌到历史低谷，从而失去主导反对派的地位，而且在五个地区直选的选区中竟有一区（新界西）全部落空，而该区在过去两届立会选举中还是该党的强区。 民主党之所以出现如此窘境，主因之一是公民党派出其主力余若薇由港岛转降新界西。该区原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的地盘，何本届转战超级区议员议席，留下该党弱势候选人坐镇。公民党正是看准这一点，以强对弱，打击民主党。结果，虽然余本人并未入闸，却成功令其爱徒郭家麒当选，也实现了挫败民主党之愿。在九龙西、港岛区、新界东等选区，也都出现了类似双方激烈交手的现象。 公民党此次在五个地区直选的选区各得一席，加上功能组别一席，议席已与民主党看齐，再加上代表激进反对派的“人民力量”、“社民联”的议席和选票都出现明显增长，反对派内部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已然十分清晰。 综观今届立会选举，泛民一分为二，双方政治取态迥异，彼此猜疑，互不信任。民主党希望走“务实”路线，通过取得建制与反对两派政治共识来化解两派僵持的政局。公民党、“人民力量”等认为，通过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协商不可能保证会有“双普选”，而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争取到他们想要的民主。因此，他们断然指责民主党太天真、太幼稚，一口咬定民主党“已上当”。他们的策略是通过立会选举挫败民主党，从而迫使其再度分裂，以致泡沫化。选后何俊仁已引咎辞去党主席一职，民主党内要推出一个能驾驭危机的能人，仍有待磨合。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会否趁机排挤务实一派而重夺民主党领导权，从而把民主党与公民党等重新整合。否则，民主党便只能坚持其“务实”路线，等待公民党、“人民力量”等激进反对派势力得不到务实选民的支持而出现挫败后，再伺机还击。建制派同现政治板块移动 本届立会选举之前，建制派政党主要由民建联与自由党所组成，再配以工联会及功能组别的个别议员，在区议会与立法会的选举中一直能够较好地进行协调。但是本届选举却出现了令人关注的板块移动。 首先是乡议局领导的乡事票出现游离情况，特别是在新界东的两大票仓上水和八乡。因为港府处理僭建问题失当，损害了原居民的利益，获得乡民支持的乡长纷纷出来声讨港府，还批评乡议局无法有效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上水的侯志强与八乡的梁福之公开带领乡民自行选举候选人，不再受乡议局的政见影响，再加上有乡村领袖自行参选，进一步分散了乡事票。选举结果显示，自由党的田北俊因为获得侯志强的公开支持而得到为数不下万票的乡事选民支持，成功当选。当区乡民偏离按照乡议局总体利益投票的传统，不但让自由党赢得该区一席，甚至连累民建联与其他建制派独立候选人如庞爱兰等败选，而激进反对派候选人在该区也最吃得开。新界西也出现类似情况，乡事票分散令建制派选情乏善可陈，而激进反对派却声势大增。传统建制派铁票被松动所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自由党的表现，是令建制派政治板块出现移动而造成选情有异于往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该党一向被视为建制派，在今年特首选举过程中，该党合力支持的唐英年败选，因而与当选的梁振英不和，不仅选前公开反梁，选后亦然。在此次立会选举中，该党在文宣中公开表明，其在最关键的危险关头会凭良心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这与反对派宣布维护民主核心价值的政纲何其相似。选举结果显示，在地区直选部分自由党只有田北俊当选，而刘健仪在港岛虽败犹荣，在功能组别部分仍旧获取四席。 另外，在功能组别的选举中，建筑、测量与都市规划界和工程界两个组别出现建制派内斗的情况。上届两位建制派议员刘秀成和何钟泰不愿退场，遭到另外两名均属建制派的参选人挑战。选举结果揭晓，刘与何皆告败选，但相关界别的选民已现分裂。令人关切的是，功能界别的选民板块是否也出现偏离其一向紧贴港府与中央、守护建制的传统立场，今后立法会建制派的功能组别议席是否仍能为政府护航？政治板块移动的政治影响 上述政治板块移动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容轻视。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香港的政治安全发展将会受到影响。 建制派与反对派所形成的两个对立阵营，过去仍能在现有立法与行政架构下运作，没有出现以激烈的政治手段去干扰行政与立法关系的情况，因而令到政制尚能平稳运作，并未出现脱轨与失序的严重情况。但是，目前泛民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彼此不仅不能共事，还有意要斗倒对方，政局已然出现失序的危机。 尤其是激进反对派所采用激烈的政治手段，不惜推倒体制，以非常手段来瘫痪港府运作。公民党、“人民力量”与“社民联”已声言任何不经他们认可的立法和政策，他们都会用任何抗争的手段去反对。他们针对体制设计的漏洞，曾采用过“五区补选”与议会“拉布”的激烈抗争手段来冲击体制，打击港府有效执政，而在他们高调参与组织的群众运动也都出现更多更为激烈的手段。在近期发生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他们占领“政府总部”，以绝食手段煽动激情抗争，并在立会选后深入到各大专院校、中小学，开展“反洗脑”的黑丝带抗争运动，绝食行动也会在校园此起彼落，一波又一波展开。类似这种激烈的斗争手段正在不断升级与扩大，最近更扩展到“光复上水”等群众运动，更出现示威人士公开追打水客、抢夺水货的打斗事件。反对派以所谓“反赤化”、“反对卖港”为口号，来分化陆港两地民众的交流，埋下陆港两地民众仇视的种子。这种激烈的抗争行动，实有害于特区有效管治，长此下去不堪设想。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反对派四分五裂的同时，建制派又出现民建联与自由党无法协作的情况。一方面是激进反对派得势，另一方面是建制派无法团结一致，如此局面实难打造一个安定发展的政局，如此乱象也不可能在一时之间得以纠正。 政治板块移动所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政制有效运作将可能受到冲击。 在建制派议员占立会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会在立法会为港府护航，保证政制有效运作。但是，目前建制派的多数优势已然出现险情，而反对派的激情不断高涨，未来可能不断在立法会“拉布”，瘫痪、阻碍立法与通过重大提案。本来已不团结的建制派议员受到“拉布”折磨，再加上议会外不断出现的激烈群众抗争，能否为立法会把关成为大问题。一旦出现立法会无法有效支持港府执政的格局，行政主导立法的现有政治制度或被瘫痪，出现政制危机当可预期。应对政治板块移动之策 根据当前这种政治力量板块的移动，需要调整策略，以避免政局失序。 第一，要加强建制派政党的整合。自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后，建制派政党已发展成为行政会议的执政同盟，也是维持香港政局稳定的主力。因此，整合建制派各党使其能合作无间，是最有效的防止板块无序移动的良方。 建制派整合的首要工作是让各党之间有清晰的分工。民建联与自由党过去各有一定的角色设定，前者重在发展基层与社区选举工作，后者强于工商界、地产界等的功能组别选举。由于功能组别选举可能被废弃，如何从功能组别向地区直选转型令自由党为之焦灼，并开始争夺建制派其他的选民“饼块”，与民建联之争尤为尖锐。要杜绝这种纷争，必须加强各党之间的协调，让大家清楚彼此的政治角色何在。自由党未来的发展，应继续扩大其在工商界等传统功能组别选民板块中的优势，以取得足够选票当选。 第二，要加强与温和反对派的沟通。从回归以来，历经三届政府，特首及其领导的行政会议始终无法和反对派各党派进行正常沟通。2010年政改方案之所以得以通过，与民主党坚持走务实路线有密切关系。港府应把握机会，鼓励民主党继续走务实路线，在政策成形前与该党进行咨商，让该党多参与众多公共机构的运作，甚至行政会议也要设法说服其加入。包括中央官员，也应打破与该党成员不会面的僵局。作为反对派最大的一个政党，只要民主党能壮大，其他激进反对派政党的发展自然相应受到制约。未来只要特区政府施政得法，选民将会决定他们的兴衰。...

——钓鱼岛危机后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乾躬翟 2012-10-11 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和先发制人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讲过，在每个世纪或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战略思想都自诸多事件本身带来的难题中吸取灵感。换言之，决策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根据不同的现实问题来制定适当的战略，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通用法则。时代在变，若一味墨守陈规，恐无异于刻舟求剑。外部挑战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 据此来看待当前的钓鱼岛危机，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面临的主要外来挑战或威胁是什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外战略一直以邓公提出的“韬光养晦”为轴心，其依据在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尚未将战略矛头对准中国，而且中国的周边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整体来看，决策层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环境的判断基本准确到位，中国经济能够在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增长，“韬光养晦”的政策居功厥伟。 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和小布什执政初期，美国曾有“修理”中国的冲动。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更是赤裸裸的羞辱恐吓（该事件的后遗症至今犹在，所有西方国家和大大小小的周边国家由此相信侮辱中国不会遭到强烈反击），因此部分学者和军方人士开始批评“韬光养晦”战略，呼吁决策层适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 然而，天佑中国，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被迫启动反恐战争，对外战略改为先发制人（pre-emption），全球追杀“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并在反恐旗号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中国由此幸运地获得了十年战略机遇期，国民经济总量一跃为全球第二位。不过，即使无暇顾及东亚，美国也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打压，稳步构筑了戴旭所称的对华“C型包围圈”。中国决策层实际上部分接受了对“韬光养晦”战略的批评，通过曝光一些杀手锏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该战略的副作用。 当然，从1989年到现在，中国学界和社会舆论中持续不断地有声音号召政府推行反“遏制”战略，这些论者对国际形势的解读是美国正在设法遏制中国，而中国的周边安全正逐渐恶化。单从军事领域来看，美国的确在周边围堵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视中国为敌，对华全面实施遏制战略，因为军事和安全问题必须服从于政治上对国家利益的全盘考量，而美国在经济领域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包括通过金融战从中国谋求暴利）。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使美国在滥用霸权时投鼠忌器，美国学界提出“中美国”倡议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笔者通过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若无重大事变，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将转向中国，我们的外来挑战将主要来自美国对华的限制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将对华推行“全面接触”战略中的强势否定性政策，力图约束中国的力量扩张。美国会继续鼓励中国符合西方规范的行为，引导中国维护美国领导的体系，但更关键的是在国际社会上侮辱、打压、排挤、孤立、削弱和管束中国，并在经济领域利用中国，将中国牢牢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构建一种准“奴隶主—奴隶”生产协作关系，确保美国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不至于崩溃。条件允许的话，美国也会毫不犹疑地施行解体中国的策略。美国长期对华封锁核心技术，打压中国民族品牌，抵制中国高端产品，通过合资收买和控制国企，并制定计划对华发动金融战争；在反恐战争基本结束以后，美国针对中国重返亚洲，策动周边国家寻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是美国对华限制政策的具体表现。 当前的钓鱼岛危机将成为中国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由全面接触滑向限制政策的标志。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钓鱼岛一直是中日双方的争议和摩擦地区。此次日本野田政府趁中国内政有隙，狡猾地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从而在治权基础上更进一步，至少在名义上确认了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偷袭”钓鱼岛的行动，既是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日美共谋的产物。受制于战后秩序，日本尚未摆脱战败国地位，其军事和安全政策仍仰仗华盛顿。故此，我们可以说，今年的钓鱼岛危机只是美国在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后对华新战略的试水。应采取“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呢？学界的共识是决策层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在所难免，其重心无疑是中美和中日关系。笔者以为，中方不能冒进，必须承认目前中日实力持平，而美国的力量远超中国的现实，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一夜之间推倒现有国际秩序，还是要顺应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应及时选择“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用实力说服美国，防止美国做出错误的决策，并利用战后国际秩序，通过美国来束缚日本的行动；在中日关系方面，中国须力争扩大对日优势，抢占先机，尽快获得能够实施胁迫(coercion)和先发制人（pre-emption）政策的实力，并且准备与日本长期摩擦。 威慑是一个古老的战略概念。孙子曾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威慑战略的要义在于通过展示己方的力量，说服理性的对手，让其明白任何重大挑衅都代价高昂，得不偿失。威慑战略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不同层级和形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细化（比如分成总体威慑、局部威慑、军事威慑等）。威慑还可以和利诱(inducement)、劝阻(dissuasion)、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兼容。 威慑的效用取决于对手的配合，只有对手认可我方的威慑力量，理性地选择退让，威慑才会奏效，可见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为威慑的对象。如果对手是像日本这样的非理性文化国家，那么威慑基本上是无效的。日本武士和穆斯林人肉炸弹都拒绝与人理性博弈，威慑不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这也是小布什政府选择先发制人战略打击“基地组织”的原因。 中国的“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主要指向美国。我们要树立威慑美国能够成功的信心，将其视为今后与全球独霸的相处之道。由于冷战的经历，美国的决策系统崇尚理性，深谙威慑之道，是中国可以博弈的对象。中美核战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本身，所以在核武时代对美总体威慑是能够被美国和世界各国接受的，因为这一战略使中美双方都能够理性而有效地管控核武。 威慑成功的关键在于高度影响对手的决策过程，这也与孙子“攻心为上”的原则相合。军事实力仅仅是总体威慑战略的部件之一，而成功地让对手在决策时意识到危险更为重要。中国必须让美方了解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信中国高层有先发制人、发动局部战争甚至使用核武的决心；同时让美方相信如果他们放弃军事对抗，就一定会在经济和其它方面得到奖励。 在军事威慑领域，中国军队要相应地建立分级灵活反应机制，在巩固二炮和陆军强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海空军实力，提高指挥数据链质量，加强联合作战能力，细分军种功能，并训练更多的特种部队，向美国政府表明解放军无惧总体战，擅长局部小规模战争和高科技条件下的特种战争。中国要继续适时亮出部分杀手锏装备，以防止美国对解放军战斗力产生不正确的预期。 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要瞄准美国的软肋。除了其债务经济，美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惧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在伊拉克、伊朗、朝鲜、基地组织等问题上已经显露无遗。中国可以借此化乱为兵，有放有收，增加反击美国军事威胁的筹码。 若要维护总体威慑的效能，中方在传播中就不能自我贬低，不能任由对手藐视自己的威慑力量，包括国家、军队和民族品牌的声誉，因为它们都是强大的威慑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取得国际价值链上高端环节的主导权，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会得到改善，对手也比较容易放弃他们的野心，毕竟依赖中国技术的高端武器或威慑物对中国的威胁会大打折扣。中国应加快构建对日优势 中国需要在“灵活反应总体威慑战略”大框架中来处理钓鱼岛危机后的中日关系，以对日劝阻、胁迫、先发制人等政策来配合对美威慑。 源于日本的非理性文化，日本领导人更愿意赌博，并不太珍惜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福祉。中国的“总体威慑战略”对日本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影响极其有限。日本政权频繁的更换更是加大了威慑战略影响其政治运作的难度。 中国不能从理性层面去影响日本政府的决策，但可以从“合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和推断日本的政策走向。比如说，现在日本债务缠身，迫切需要中国市场的支援，可其政客依然挑起钓鱼岛争端。在理性的人看来，这是不合逻辑的错误行为；但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讲，这又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日本人清楚地知道，在中日竞争中，时间不在日本一边，所以大量日本人倾向于铤而走险，支持政府在中国实力将起未起之时，最充分地扩大日本的利益且使其合法化，并积极寻求瓦解中国的办法。更何况，目前正是中国领导人代际交替的敏感时期，日本各方觉得有机可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江永 2012-10-10 中日两国是在岛屿领土、海洋权益尖锐对立中谋求改善关系，还是在钓鱼岛之争中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日关系正处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这场较量可能影响未来十至二十年的中日关系。 钓鱼岛之争作为四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搁置的这一不正常部分，迟早要发作。野田内阁“购岛”只不过使其提前发作而已。中日这场大较量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前景值得关注。多事之秋的日本政局与钓鱼岛问题 野田佳彦重新改组内阁后，保留了外务、防卫、国土交通大臣等原班人马，预示着其不会改变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做法，有可能在10月下旬通过临时国会追加预算，完成“购岛”计划。野田启用田中真纪子任文部科学大臣，也有保持对华沟通渠道之意，但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 一、野田改组内阁后在钓鱼岛问题上可能更强硬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钓鱼岛问题已成为未来大选的重要议题；日本右翼在日本影响上升；对华强硬派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也会在钓鱼岛问题上示强，与民主党“争出风头”。 9月26日安倍晋三重新当选自民党总裁，为赢得未来的大选，正与大阪市市长桥下徹为首的“第三势力”联手。目前，桥下徹为首的新党“日本维新之会”则准备单独推举候选人参与大选角逐。日本大选最早可能在今年内举行，最迟不超过明年8月末。估计未来日本大选可能出现“三足鼎立”局面，大选后的日本政坛将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安倍晋三为降低国会修宪门槛，将把修改日本宪法第96条（修宪程序）作为竞选议题。他启用前外相、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为自民党副总裁，也有着眼未来同中国修复关系的考虑。 在未来的大选中，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将受到选民的关注，各党候选人可能对华示强。日本一些政客竞选时与当选后、说的与做的、对内与对外、执政前期与后期，对华态度未必一致。在经济领域与安全保障领域的对华政策两面性会更加突出。 明年7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将全面登上日本政治舞台。即便自民党取代民主党重新上台，也难以建立一党单独执政的稳定政权，而保守势力仍将垄断包括朝野在内的日本政坛。今后无论日本政局如何演变，中日关系均不容乐观，要警惕日本政治右倾化继续抬头。 二、钓鱼岛问题面临的新形势 在钓鱼岛问题上，主张采取所有强硬手段一举压服日方的“速胜论”行不通；认为领土问题无解、事不关己的“无奈论”更不可要；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针锋相对地展开一场“持久战”。 第一，日本政府“购岛”后的所谓“平稳管理”意在永久占岛。其实质是为利用“时效取得领土原则”（简称“时效原则”）永久占岛做铺垫，是变非法为“合法”的花招。国际法上所谓“时效原则”的客体不是固有领土，也不是以先占原则占领的无主地，而是指别国领土；取得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而非个人或地方政府。如果一国政府对别国领土，通过和平、稳定、有效而不间断的占领和管辖，而50年未遇有效反对，在国际法上它拥有这块领土的理由就很充分。可以认为，野田内阁实现“国有化”的所谓“和平稳定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将来通过所谓“时效原则”永久占岛，而这是石原慎太郎根本办不到的。 第二，野田内阁不可能改变“购岛”的错误做法，甚至会变本加厉。即便能迫使其放弃钓鱼岛“国有化”，但日方仍会坚持在本国主权下私人拥有土地的性质。既然敦促野田内阁改正错误已无望，中国就只能接过野田内阁发出的“请柬”，坚持到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并使其永久化，从而彻底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单方面“实际管控”，从一开始就终结日本利用“购岛”实现所谓“稳定平稳管理”钓鱼岛，防止未来日本借所谓“时效原则”永久霸占钓鱼岛。 第三，中国单方面恪守“搁置争议”已不现实，只能与时俱进。1971年佐藤荣作内阁曾强调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否认存在领土争议。如今，野田首相否认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和中日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说明其政策已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内阁的立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日方已改变“搁置”立场，回到“搁置”状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只有针锋相对地做斗争，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最近，日本开始在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张予以反击。这在客观上反而使世界各国都了解到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议确实存在。中国也必须继续坚持有理有据的法斗文争。未来如果日方仍坚持所谓不存在领土争议的主张，必要时中方也可宣布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以便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日本政府“购岛”使中日关系进入新时期 日本政府“购岛”，揭开了中日围绕钓鱼岛之争历史新时期的序幕。从明朝倭寇来袭，到清末日本吞并琉球、甲午之战，中日关系波澜起伏，惊心动魄。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也是中国明朝与古代琉球王国建立关系640周年；是丰臣秀吉结束国内“战国时代”并统一日本后发动入侵朝鲜战争420周年；是日本以武力把琉球国变为琉球蕃140周年；是日本完成甲午战争准备120周年。 与钓鱼岛相关的中日关系史，从1895年1月14日明治政府以甲午战争为背景窃取中国钓鱼岛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1895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并于1896年授权古贺家族殖民开拓钓鱼岛。第二时期：1945年至1972年，钓鱼岛摆脱日本控制，在国际法上已归还中国，日本殖民开拓时期的所有权利作废，但中日邦交处于不正常状态，钓鱼岛被美国非法控制27年。第三时期：1972年至1992年，美国归还冲绳给日本时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引起中日钓鱼岛之争。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政治默契与共识。第四时期：1992年至2012年，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出现政治右倾化。日本政府于1996年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开始以岛圈海，否认中日存在领土问题，否认双方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从而成为相关问题恶性循环的逻辑起点。 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来自美国“一超”的战略压力必然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围绕钓鱼岛发生的两件大事，即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野田内阁“购岛”，使中日关系进入历史新时期。 中日两国是在岛屿领土、海洋权益尖锐对立中谋求改善关系，还是在钓鱼岛之争中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日关系正处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这场较量可能影响未来十至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目前中日之间的某些现象，与1894年甲午战争前十年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一，1885年日本调查后已知钓鱼岛是中国命名的岛屿，没敢轻举妄动，但于1887年制定了为期5年的作战计划——“征讨清国策”，1892年完成该计划，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并于1895年1月14日战争中秘密决定占有钓鱼岛。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于2010年末公布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制定了为期5年的军事装备计划，把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的西南诸岛。日本防务省将官还提出多种应对“尖阁列岛”（钓鱼岛）和中国海洋战略的军事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利用中国内乱先行军事占据钓鱼岛。 其二，1885年北洋水师从英国、德国订造的战舰陆续下水。日本视北洋水师为最大威胁，并开始针对中国加强日本海军。2012年9月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服役，引起日本高度关注。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及其海上活动，戒心越来越强，担心中国潜艇进入太平洋深海，超越日本的监控范围。因此，日本在财源匮乏的情况下，仍决定购置美国40多架F-35新一代战机，加紧制造大型驱逐舰和潜水艇，在冲绳部署美国鱼鹰作战运输机。 其三，1886年北洋水师军舰出访长崎，发生水兵与日本警民械斗的“长崎事件”。在北洋水师炮口下，日本被迫放回被扣的中国水兵，但激起举国反华情绪。明治天皇曾动员全国捐款，官员减薪10%，以打造日本海军，准备对华开战。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右翼势力大搞反华活动，日本民众对华态度变冷。今年以来，石原慎太郎动员全国捐款“购岛”，煽动反华情绪；日本公务员也减薪10%以上，缓解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2-10-08 及早实现民共两党关系正常化，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真正超越台湾内部政党竞争或因再次政党轮替而可能造成的反复，避免陷入其内部冲突，或为其中任何一方所挟持，进而避免相关政策推动成果遭受牵连或损耗。 ［编者按］台湾政治评论人张百达先生曾任职于台湾民主进步党民意调查中心、政策委员会及中国事务部等相关部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两岸关系、台美中关系与国家安全相关议题。他认为，可从政党、议题、社团、机制四个层面入手来增强两岸的政治互信，北京须平衡兼顾与台湾各主要政治势力之互动，两岸民间社团之间的交流也应进一步加强，两岸对话的范畴可含括更广泛、多元化的议题，而学界智库应强化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前瞻研究。 两岸关系如欲求进一步发展，在彼此仍存在着许多分歧、暂行搁置重大争议情况下，若能通过适当途径进一步深化双方互信基础，充实积累有关互信的实质内涵，不论是对于稳固当前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局势，或者进一步擘划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前景，都是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拟就如何增强两岸政治互信的路径选择，提出个人初步观察与思考。 两岸关系错综复杂，除了经常讨论的政治关系外，实亦包含许多其他层面的关系。因此，不仅政治层面需要互信，其他包括经济事务、安全领域乃至两岸民间日常互动，都需要逐步建立互信，巩固互信，进一步深化累积双方的互信基础。否则，若只谈政治互信，而其他层面的互信则不断遭受侵蚀与损耗，如此不仅导致政治互信难以深化，甚至将随之动摇。也就是说，政治互信固然有其优位性，但若无其他各类互信基础加以支撑填实，政治互信终将难以稳固立足。 在思考如何增进两岸互信时，除了涉及谁跟谁的互信，也就是交往互动的对象外，建构不同互信关系的先后顺序及路径选择，均可能在彼此间造成不等的相互作用。至于两岸如何建立一个具建设性的互信发展动态体系，除了必须寻找有助于系统发展的正向因子外，亦必须从结构上检视并修补目前存在的重要缺陷。民共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岸利益 首先，在政党层次，应平衡兼顾与台湾各主要政治势力的互动。 两岸关系为力求长期稳定发展，应设法跳脱台湾内部定期选举所造成的周期性影响，并设法早日寻求与台湾各主要方面关系的突破。具体言之，就是应及早实现民共两党关系正常化。唯有如此，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真正超越台湾内部政党竞争或因再次政党轮替而可能造成的反复，避免陷入其内部冲突，或为其中任何一方所挟持，进而避免相关政策推动成果遭受牵连或损耗。 在有历史夙怨的国共两党如今都已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如何与在台湾具一定政治版图势力的民进党（及其背后的支持群众）建构起正常交往的互动关系，这并不是政治施舍或恩惠，更不是谁对谁让步或示弱，而是符合谋求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共同战略利益与需要。 两岸未能在曾经提出“未来一中”、两岸统合论述，以及“在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恢复协商的陈水扁“总统”任期内实现民共关系正常化，不论对民共两党或两岸关系而言，未尝不是战略机遇的错失。即使如此，如何尽早共同寻求民共两党关系的正常化，终究是追求两岸关系平稳发展过程中所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 即使民共两党现阶段因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仍无党际交往，但通过智库对智库或其他学术交流形式，仍可作为某种功能上的弥补。但在重要议题上若未能及时形成有效沟通，双方仍可能产生严重战略误判，进而影响缓解政策的推动。 其次，在议题层次方面，应朝向多元化、全方位开展。 两岸不应仅是推进政治对话或经济事务的协商，更应同时就包括安全、战略，乃至范围更广的“人类安全”等其他领域重要议题展开多层次对话，藉以增进相互理解，降低误判可能，并从中探寻彼此可以务实展开的合作空间。 蔡英文在竞选2012年“总统”所发表的“十年政纲”中提出：“双方应在对等、互惠的原则下，通过多层次的对话，就多层次、多面向的议题，交换意见，寻求解决两岸相关问题的路径，建立机制。”现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其竞选党主席声明中亦表示：“我们要积极自信的与中国交往互动”，以及“我们要用对话代替对抗，用互动追求互利互惠，促成共存共荣。”蔡苏两者均未限制对话范畴。 由于不同议题彼此间亦可能造成相互影响，除了秉持“先易后难”，在“先经后政”的政经之间，实不存在一条绝对、清晰的分界，更非“只经不政”之意。然而，当两岸在政治议题的原则立场出现分歧时，应区辨究竟是单纯出于对基本原则立场的歧异，或是出于双方对未来两岸政治定位缺乏清楚图像或共同语言？强化学界对两岸关系的前瞻研究 第三，社会层次方面，在党政之外更应加强民间社团的交流互动。 目前两岸关系发展包涵许多层面，除了早期前往中国大陆经营发展的台商台干，存在于党政高层以及两岸事务专家学者间的互动，乃至两岸目前民间所进行的教育、文化、宗教、农渔产品采购以及观光旅游等各种交流往来，若与廿年前相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上述有些交流活动或流于形式，或局限于部分特定领域的菁英阶层。即便以陆客来台而论，尽管近年来陆客来台人数持续增加，但在压低成本、追求利润等经济考虑下，目前一般旅行社的活动安排是否真正有助于增进两岸民间相互了解，恐怕有待斟酌。 除了前述各种交流形式，台湾民间存在许多“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或可作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场域。举凡像是生态保育、消费者权益、劳工权益与职场安全、上班族白领阶级权益以及小区发展等等各种存在于两岸庶民社会的共同议题，均可透过增进双方交流以分享彼此经验与成果。而带有公民意识及进步价值的两岸民间交流，将比诉诸传统民族、血缘关系，或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两岸经济活动，更有助于发展建构两岸民间的社会联系。 第四，在机制层次，应强化学界智库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前瞻研究。 学界与民间智库相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具有某种程度的非政治性，即使彼此出现分歧，也不至对政治场域造成立即直接的冲击。另方面，两岸政治部门在其所共同面临的各项议题时，也可以透过鼓励、支持前者展开具有前瞻性的前期研究或共同探讨，以寻求解决方案或提供政策建议。...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09-03 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下才实现的。可以这样说，没有长期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长期的经济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也无从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定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民生安康来说，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是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维稳的手段也应该根据形势与各地特点与时俱进。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多位领导提出了维稳的一些新思路，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看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政府与执法部门在维稳过程中，忽视了维稳的方式方法以及追求稳定的最终目标。这些维稳新思路，尤其来得及时和重要。 首先，要转变对“稳定”与“维稳”存在的一些片面看法。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日前在广东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说：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 沙漠地区是不需要“维稳”的。各级官员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是否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不应该作为对当地官员评判的唯一标准。因此可以说，“一票否决制”也存在弊端。考核各地官员政绩的权力掌握在上级手里，有些官员眼睛和心思都在上面，这客观上造成一些官员一看到有“群体事件”发生，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了压制，压制了民众不说，还要去压制媒体，压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别让上级领导看到，更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只要对过去五年发生的较大规模“群体事件”做简单疏理就不难发现，凡是造成全国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存在当地官员压制群众与媒体的情况。当今互联网信息时代，为了控制事态而去压制媒体，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令事态失控，让一件小冲突酿成大事件。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的稳定并不是靠“不出事”来维系的。正好相反，经济发展较快、社会转型明显以及官员更积极地参与了改革的地区，“出事率”反而相对较高。要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出事”，只有这样，各地官员才能认真对待事件，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做到既不“乱扣帽子、加剧冲突”，也避免“丧失原则、一味妥协”。 第二，由权力维稳转向权利维稳。由出现事件就第一时间派出军警，使用权力确保“稳定”，到第一时间就追查不稳定的源头，以确保人民群众的“权利”得到保护、不受侵害。 我们看到，在错误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当局一见到有疑似“群体事件”，就不问青红皂白，立马派出强力部门，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搞清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其实，很多“维稳”事件并不涉及政府与公权力，政府如果公正公平地介入，原本可以圆满收场，可是，却因为我们一些地方官员太相信权力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权力，结果把事件闹大。例如前几年发生的民工讨要拖欠工资事件，政府并不是利益一方，可常常因为“维稳”而在处理的过程中站在了民工对立的一边。其实，有民众因为拖欠工资而上街，政府部门不是要去对付这些上街的民工，而是应该去追查老板们为什么没有发工资；有民众的房子被拆迁，警察应该先调查一下是否有强拆情况存在、是否合法，而不是首先把被害者控制起来；有官员贪污腐败了而造成民怨沸腾，政府首先应该清查是否真有贪污腐败，而不是先把民众控制起来，把全部精力用在追查“谣言”，因为这样做会在客观上给民众一个印象：政府在对付他们。 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完成一份名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的报告明确提出：维权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老百姓的权利得到了维护，政府自然就无须去维稳。而老百姓的权利靠谁来维护？当然主要是靠政府、靠国家。在每年十万起群体事件中，不排除有少数属于故意闹事、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事件，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与自身权利受到了侵害，又没有相关的渠道表达与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以“闹事”的方式谋求权利。如果各地领导干部能够认清发生在自己辖区群体事件的本质，则不难处理，更不会造成事态扩大。 第三，依法维稳、法治维稳。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公安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加重语气强调，各级公安干警要依法维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强调了执法部门要依法执法的观念。 维护稳定并不都是公安干警等执法部门的事，但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维稳”上过份依赖公安干警，给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一些地方领导与执法部门甚至为了快速平息事态，采取了有违法治甚至知法犯法的办法去维护稳定。我们知道，知法犯法与执法犯法，对国家与社会造成的负面后果往往比“群体事件”严重得多。 第四，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的一篇名为《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的社评指出，决策再也不能仅仅是“领导拍板”了，民众对决策的参与必须真正得到保障，再不能是走过场。一些老百姓上街，是因为不相信当地政府，不相信按正常渠道能解决问题。而什邡和启东的这两个项目这么轻率地下马，在暗示民间不信任是对的。政府必须从正确决策、加强与民众沟通做起，这是遇到抗议时敢于坚持的前提。 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但如何打破？是靠强力的压制还是靠制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制度维稳，就是要老百姓参与国家治理，利益诉求的法治渠道畅通，各级官员要对辖区民众负责，倾听民意，而不是唯上命是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自传《我的生活》中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那一年，克林顿竞选总统已胜券在握，他的竞选车队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这个小镇子的居民实在太少，团队没有安排在这里停留造势。当车队经过镇子旁的大路时，路边远远有几十个民众在那里等待。克林顿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车队继续前进，不准备停下来。就在车辆驶近人群时，克林顿往那里看了一眼，他随即命令车队立即停下来。然后，他和夫人希拉里走下车，来到市民中间，一一回答民众的提问和质疑…… 克林顿为什么要下车？因为虽然那稀稀落落的民众歪歪斜斜地站在路边，他们中间却竖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面前，傲慢的权力与权贵顷刻间低眉顺眼下来。 其实，中国的很多维稳事件，尤其是最近从什邡到启东的，如果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不那么傲慢，如果他们能够在做出决定前给民众“八分钟”倾听他们的意见，也许就不会酿出后来的“群体事件”。 《天大报告》2012年8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