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3-03-01 中国没有“第一次进步主义年代”，中国现在就要开创出一个全新的进步主义年代。如果“习李体制”能作出这样的开创，相信不只对中国，甚至对人类文明，都是划时代的贡献。 人类的价值行为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中最困难的乃是对权力的约束和对人民权利的保障这两项。人类“发明”的两个“传统” 在任何一种社会的早期神权与君权时代，权力被绝对化，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有权力的人可以为所欲为，权力体系中的文武百官，也形同一个个小皇帝。由于大大小小的权力已绝对化，它根本就没有贪腐的问题，贪腐早已成了体制的常态。在这种社会，没有权力的人民当然没有任何权利。统治者对人民少一点苛捐杂税，就已是莫大的恩典德政，人民对自己的生老病死完全自行负责，碰到不幸的事也只好认为是自己的命不好。命好命坏即可解释一切人间的事务。官员享特权搞贪腐是他们命好，百姓受苦是他们命坏。古代儒家或西方多少都有一点人本主义的良知，但它又是一种道德性的宣示，并无法律或制度上的强制力；宗教上多少有点怜悯心，会在饥荒及灾难时出来施行救济，但那只是一种权宜性的道德行为。这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约束以及对人民的权利开始加以重视，在人类发展史上其实是相当后期的事务。 有权力的人，本质上即有着让权力扩大化的倾向，因此，对权力的限制与约束，乃是一种永恒的斗争以及革命威胁之产物。限制绝对的王权要靠贵族们的斗争，限制贵族的专权要靠资产阶级去斗争，限制资产阶级的专权则要平民用革命来威胁。当一个社会习惯于斗争、冲突及革命的威胁，这个社会才会有妥协、让步及改革的动力。 就以英国为例，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832年的“改革法案”，基本上都是皇室、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只有到了1838年的“人民宪章运动”之后，所谓的“人民”才真正进入历史的舞台。 首先，就向人民负责、政府官员特权必须受到约束而言，以前的斗争和冲突并不涉及这个领域，政府官员仍是胡作非为。“人民宪章运动”时，人民对政府已极不满，隐隐然也有了准备革命的态势，尤其糟糕的是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官吏更是倒行逆施。在那个殖民地革命造反的时代，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军人也开始谋变，于是英国在革命的威胁下，遂从东印度公司的官吏改革做起，进而于1855年进行英国本土的文官改革，开始仁慈的威权管理。官员的率性而为受到了法律及制度上的约束。 但人们也知道，欧美虽在19世纪中叶对权力的贪腐有了法律的约束，但整个19世纪由于多元制衡尚未成熟，当时政治上的贪污腐化仍极泛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乃是所谓的“镀金年代”，政党政治几乎就是“分赃政治”的同义词，无党不贪、无官不贪几乎成了一种普通的现实。贪腐差不多要到了20世纪才真正地受到了约束，由此可知政治上的反贪腐是多么近代的事务。 至于政府对人民权益的照顾，同样是相当近代的事务。古代欧洲，由于生产力尚未解放，人民的生活根本没有进入统治者的时间表。人民的贫穷、失业和病痛，只有由教会来承担一部分的角色。圣保罗所谓的“信望爱”，其中“爱”的英文是Charity，正确的意思是“慈善”，因此，宗教的古代圣贤如圣多默（St. Thomas Aquinas）、圣伯纳（St. Bernard）、圣方济（St. Francis）等都在鼓吹宗教的怜悯与行善施舍。 教会及地方善心人士主管穷苦人的救济和义诊治疗之事，到了1818年才有了改变。当年荷兰成立了三个失业者的劳工社区，由政府出钱协助他们进行职业训练和以工代赈。这种制度很快就被德国、比利时及瑞士所仿效，英国也于1834年通过“济贫修正法案”，这是国家介入人民贫穷问题的开始。 虽然政府介入了人民的贫富不均问题，但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及20世纪的前半世纪，乃是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的75年，由于经济快速成长，也是政商勾结最多、贪污腐化最为严重的阶段。当然，欧美社会的贫富不均也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以英国为例，1823年它的基尼系数为0.4，1871年已增为0.63。美国可能更严重，极富之人可以透过官商勾结，廉价取得土地，造铁路，开轮船公司，建铜铁厂，以及在新兴的银行及金融市场呼风唤雨。那个时代的富人形同是强盗，人们称之为“强盗公侯”（Robber Baron）。那个时候富豪人家住豪宅，他们的宠物戴珍珠与钻石项链。就以当时的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George Vanderbilt）为例，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蓝岭山盖别墅，盖了六年，占地16,000平方米，房屋250间，比当时人均居住面积大了300倍，有中央暖气和室内游泳池，而那个时代多数人家都还没有电力及管线。他的别墅简直比皇宫更高级。 在那个贫富严重不均的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然人民的革命情绪高昂，那也是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于是在革命的威胁下，欧美遂开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改革，国家第一次大规模介入贫富不均的问题。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小罗斯福和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都开始了福利改革。俾斯麦在1880年代推动建立年金制度及失业保险制度；小罗斯福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反托拉斯，在1930年代的“新政”中推出年金、残障及失业保险等；而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则在1909年推出“人民预算”政策，提高所得税来为老人年金、工人的失业及医疗健保提供保障。通过这些政策，国家对人民必须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始告形成。政府透过它的征税财政权，开始承担国民生老病死最基本的生存义务。这是国家责任的扩大，政府不能只是照顾统治阶级的“军公教”，政府也要向全体国民负责。正是有了福利国家改革，欧美国家也才化解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革命危机。由于德国的俾斯麦首相在福利改革上领先于全世界，当他于1898年逝世之后，全德国470个城镇才主动为他立柱致敬。 因此，对权力加以限制，特别是制止政府官员的贪腐，以及强化政府的角色，使政府以其权力介入人民的福祉与社会公平，都不是一个政治体制自然发展的，而是透过人民的冲突与以革命为威胁，迫使有权力的人妥协让步而产生的。这两件事可以说乃是人类政治上最重要的创举。若以英国现代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观点，这种事可说是人类所“发明”的两个最重要的“传统”。人们都习惯地以为“发明”只限在科学上，而不知制度的“发明”乃是更重要的发明。现代中国必须脱胎换骨 现在的中国，就已经到了必须“发明”中国的时候了。这个问题必须由古代的中国说起。 古代中国即有了统治阶级，官吏及僚属皆有俸禄。根据明末清初的学问家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所述，除了很少的时代外，中国的官吏均为薄俸，因为俸禄少，不足以养家，故古代的官吏贪污盛行，苛捐杂税遂特别多。由于古代中国是绝对的王权和官权，特权的贪腐当然极为普遍，这也是古代的循吏少、贪吏多的原因。虽然中国在极早即有“礼运大同”这种道德式的乌托邦，但这只是一种道德上的宣示而已。中国由于自古以来均为绝对王权，而儒家又讲究差序格局的顺从性秩序，而不鼓励对立摩擦，这种以和为贵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让中国少了透过冲突而求进步的动力。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顺从价值，也造成了官吏的胡为妄行及滥权贪腐。中国近代学者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遂说，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虽有王朝的反腐，但却没有真正促成进步的革命之原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健 2013-02-22 “全球变暖”理论无法解释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极端天气，要阐明其中奥秘，必须从了解地球的内部结构开始。 【编者按】 今年1月底至2月中旬，一场暴雪严寒席卷东南欧，位置偏南的巴尔干地区灾情尤为严重，欧洲北部地区反而气温上升。对于这次欧洲暴雪严寒，坚持“全球变暖”理论的人士依然认为，不能改变全球气候变暖的长期趋势，并且坚持全球变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健明确指出，这是继冰岛火山爆发之后，地球对欧洲发出的又一次警示。 王健认为，“全球变暖”理论无法解释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极端天气，要阐明其中奥秘，必须从了解地球的内部结构开始。他所撰写的《地球内部深层次动因及其影响与气候变化》一文首先阐述了地球内部的结构与活动，梳理了相关的理论学说，指出软流层的涌动推动板块运动，进而引起地震和火山喷发以及干旱等现象频繁发生。软流层加速活动，同样可以造成洋中脊剧烈活动和海底火山喷发，从而引起暴雨、暴雪等各种极端天气。文章进一步通过引述地震和地质学的证据指出：地球内部活动存在了多个时间尺度的波动，从几十年到上亿年不等。文章深入分析了西北太平洋俯冲带的活动，认为正是其导致深源地震活动的变化，从而影响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地区。 王健认为，不能用外因来解释地球出现的种种现象，而必须深入研究地球内部的运动。他指出，地球通过各种热作用一直在不停地排放，特别是大规模喷发时，其排放量绝非人类的影响可以比拟。在批驳“全球变暖”理论谬误的同时，王健强调，人类必须警觉，地球可能正步入百年未有之活跃期。新世纪以来不仅地震次数急剧增加，其他各种自然灾害也急剧增多。人类可能要经受空前的冲击与考验。中国尤其要目不转睛地关注西北太平洋俯冲带的活动对华北、东北地区的影响，特别紧迫的是东南亚弧形俯冲带活动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 王健呼吁，应全力推动地球科学研究向着更深、更广、更加综合的大纵深方向发展，在探索地球内部奥秘的进程中取得新突破，拓展获取地球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开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同时，必须从思想上、国民意识上充分做好准备，以抗御一系列巨大自然灾害持续猛烈的冲击。   地球是由不同形态、不同圈层构成的复杂体系，她包括大气、海洋以及固体地球，而固体地球又可分为地壳、地幔和地核。地球的各个圈层又是按照各自的规律时时变化而又相互作用的，可是说地球是一个“活体”。海洋与大气层的相互影响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而固体地球的变化对海洋、大气层的影响还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结果是：我们对海洋以及气候变化的认识深度不够，提出的模型缺乏基础，对一些现象的解释停留在表层，具有较短的时效性。当面临更加深层次、更加剧烈变化的时候，只能遭遇尴尬。“气候变暖”无法解释近年来的极端天气就是最好的例证。要阐明这其中的奥秘，还必须从了解地球的内部结构开始。 人类对地球内部结构认识有限 对固体地球内部结构及其活动规律的认识无疑是基础性的，但人类认识地球结构的历史也只有大约100年的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震仪的出现以及地震台站的逐步广泛布设，奠定了揭开地球内部结构的基础。1909年奥匈帝国（现克罗地亚）气象学家莫霍洛维奇发现地壳和地幔的分界面，人们把它称为莫霍洛维奇间断面，简称莫霍面。早在1906年，英国地质学家奥尔德姆就曾发现地幔与地核的分界面。1912年德国裔美国地球物理学家、地震学家古登堡又进一步确认了这个界面的存在，并将其深度值确定为2900千米。这个界面也被称为古登堡界面。 在一般的科普材料中，常常只介绍地球分为三层，并形象地用鸡蛋来比喻：蛋壳类比地壳，蛋清好比地幔，而蛋黄就被当作是地核了。 其实，地球内部结构还可以再细分：首先地壳还可以分层，莫霍面之上往往还存在另外一个界面，是由奥地利裔美国气象学家、地震学家康纳德于1923年首先发现的，因此也被称为康氏界面。当然康氏界面不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只在局部地区有。 地幔又有上、下地幔之分，分界面在660千米的深处 。 地核又分外核与内核，分界面在5155千米的深处。外核具有液态的物理特性。 上地幔还可以再细分，从莫霍面往下，温度逐渐升高，岩石慢慢变软。到达约100千米的深度时，温度据估计可以高达800℃至1200℃，岩石接近熔融状态。1926年，古登堡注意到地下100至200千米处地震波速明显变慢。1955年，他又重新提出这个“低速带”的问题，其后越来越多的资料终于使地震学家相信“低速带”的存在。低速的原因是这里很软，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熔融。这个发现与地质学上关于岩石层和软流层的概念不谋而合，它后来成为板块构造学说的物理基础之一。所谓“岩石圈”，就是从地表往下大约100千米的这一圈岩石，包括地壳和上地幔的表层。所谓“软流层”就是从100千米再往下大约至200多千米的这一圈岩石，其温度很高，估计在800℃至1500℃的范围，岩石处于熔融状态。可以形象地讲：岩石圈“漂浮”在软流层上。后面要谈到的所谓板块划分，就是针对岩石圈而言的，软流层的岩石处于流动状态，没有办法“划块”。 地壳是由脆性物质构成的，一般来讲，大陆地区的平均地壳厚度在40千米左右（大洋地壳相对要薄，大致在5至15千米左右）。从40千米到100千米，为脆韧转化带，或称脆韧过度带。如果要形象的说明，可以用沥青作比喻。冷的沥青是硬的、脆的，温度升高，则变软；温度再高，则更软。再往下就到了软流层了。 地震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一是有力的作用，二是要力作用于脆性物质。或者说地震就是脆性物质受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而产生破裂，在破裂过程中发出了“声音（即地震波）”，地震学家就是根据地震仪器接收到的地震波来分析地震发生处（震源）和传播路径的情况，由此揭示地球内部的结构。 从地表到40千米的深度，是地壳的范围，这里可以有许多地震发生。从40千米到100千米的脆韧过度带中随着深度增加，地震则逐渐减少。到50、60千米，地震就少了许多。地震的深度一般不会超过70千米。也就是说，地球上的地震都应当集中在70千米以内的范围。100千米深度以下的“软流层”内，就更不可能有地震发生了。 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1928年，日本地震学家和达清夫利用日本地震台站记录到的资料，首先发现有深度远远超过70千米，甚至可以达到近700千米地震存在的证据。20世纪50年代，美国地球物理学家本尼奥夫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现类似情况。60年代，它同样成为板块构造学说的物理基础之一。按照板块学说的解释：在这里，相邻的两大板块之间发生接触后，一个板块插到另一个板块的下方。下插的板块虽然“深陷”软流层，但板块内部仍是“冷的”、“脆性的”，所以受力后仍可以发生地震 。为了纪念这一现象的发现者，这种深源地震分布的地震带被为“和达－本尼奥夫带”。又由于这种“潜伏”于上地幔中的板块，最终要被融化而消失，所以又被称为“消减带”。根据板块下插的形态，也被形象地称作“俯冲带”。...

天大研究院 2013-01-28 中国新领导集体上任伊始点燃的“三把火”深得民心，不但照亮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点燃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梦”。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中国新领导人履新不到一个月，就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也受到普通民众与网友的如潮好评。有外媒解读，中国新领导集体上任伊始点燃的“三把火”深得民心，不但照亮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点燃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梦”。中国新领导集体的言行大大出于海内外观察家们的意料，他们越来越多地感觉到，中国新领导人是“有备而来”，不但会继续沿着前面三代领导人开创的中国特色道路大步前进，而且一定会有所创新，有所开拓，大有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带来的执政新气象，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不再遥不可及，民众有理由也有信心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期盼。“空谈误国”：从“说话”开始的新一届领导人 说什么很重要，如何说同样重要。新领导人从上任到现在，短短一个月，没什么高谈阔论，每次讲话与发言，几乎都是从简洁、平实的“说话”入手。一亮相、一开口，就让民众感觉到，这届领导班子摈弃了官话、大话和空话。他们不但自己做到了，还向党内发出明确信号：改变从“说话”做起。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就是要从说实话，说真话，说老百姓听得懂的“人话”开始。 李克强在十八大后国务院一次重要会议上，很不客气地让干部放下稿子，只谈问题。王岐山在防腐反腐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专家是在念稿子，没有展开来谈。一位专家开口就是“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他请大家少说客套话。刘云山日前赴北京市西城区调研座谈。他引用李瑞环文集典故批评空谈误国：神农架野猪横行，有人把狮子、老虎等猛兽声音录下来，放出去。刚开始，野猪还真怕，但不久野猪又回来了，因为它们发现只有声音，没有危险。乡亲们感慨，看来唱高调、说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 长期以来，一些官员就是用连野猪也骗不了的高调与空话糊弄民众。各级干部还有专家学者，能够做到不照搬稿子，能够做到不说套话、官话、大话、假话与空话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僵化，中国从官场到民间，几乎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超过一半的国民吃不饱穿不暖，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官民却说着同一种“假大空”语言。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就是从改变“说话”方式开始的，从而也开始了他提倡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繁荣昌盛。他摈弃距离人民生活十万八千里的官话、空话与假话，说出“白猫黑猫”、“摸石头过河”等一系列平常人都能理解的话，但一针见血，紧紧攫住了国人的心。 三十多年过去了，也许不是所有民众都清楚邓小平理论的博大精深与长远意义，但有几个中国人不记得他老人家的“白猫黑猫”与“摸着石头过河”？正是这样普普通通的话语，奠定了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样普普通通的比喻，中国共产党摸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这三块巨石，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习近平视察广东是循着邓公的足迹，那么外界早就观察到，习总的“说话”方式也与邓公有极相似的地方。习总公开亮相时的脱稿发言，轻松自如，却又字字点到根子上；语言严谨朴实，通俗易懂，却又句句在理，滴水不漏。习总谈宪法，简单两句话，却说得很到位。他在深圳谈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追寻“富国富民”，遣词造句更是别具匠心。大家都知道，一般的说法是“强国富民”，但习总强调的是“富国”而不是“强国”，中国富了，一定会强，然而，地球上不是所有的强国都是富国。例如朝鲜能够发射少数强国才拥有的卫星，不可谓不“强”，但它离“富”还很遥远。习总接见二炮部队官兵和考察广州战区时，清清楚楚宣示了中国的国家意志，以及中国将会从“富”变“强”的必然性。尤其是不转弯抹角，一句“要准备打仗”，一目了然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与意志。 言为心声。在如何说话、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同民众沟通上，新一届领导人烧了第一把火，为各级官员树立了榜样，也使得新一届领导人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与肯定。“实干兴邦”：从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入手 从“说话”入手，当然不能只是“说话”，哪怕说的都是实话。新一届领导集体之所以在短期内引起广泛好评，是因为他们不张扬、不宣传的实干，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说到做到。正如王岐山在会上所说，不但要“新官上任三把火”，还要“润物细无声”。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实干从哪里开始？只要对中国民情民意有所了解就不难找到答案。新一届领导集体正是顺应民意，从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 民众最关心什么？民众最痛恨腐败，憎恨贪污；民众对社会不公、司法不公不满，对冤假错案心有余悸；民众对那些高高在上，既脱离民众也脱离实际的官员深恶痛绝；民众鄙视那些不敢到群众中去的官员，他们说是下基层却戒备森严，迎来送往劳民伤财不说，还要下属组织民众“热烈欢迎”。这些都是民众最关心的。 我们看到，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后反腐力度加大，贪官纷纷落马。据媒体盘点，十八大后已经有12位官员落入法网。重庆等地加速纠正一批冤假错案，村官任建宇被释放。反腐倡廉，网络很给力，劳教制度被网民们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多少都受到新任领导人言行的鼓舞。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八项规定，正是民众最关心的内容，也绝不是中央第一次提出，为何群众之前的反映并不积极？因为这样的规定重在执行。 事实胜于雄辩。12月8日，习近平来到深圳市莲花山，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港媒与外媒最先发现这次出访有些不同寻常：不但没有封锁道路，甚至连习总所到之处也没有实行清场，习总献花篮时周围有300多位游客，习总向他们打招呼，离开时还打开没有贴上黑膜的车窗向民众挥手示意。日本《读卖新闻》这样评论道：中共的习近平新体制开始努力改善自身形象。西班牙《阿贝赛报》写道：更为平易近人的习近平希望密切联系群众，以赢得对腐败和官僚作风不满的舆论支持。 习总显然不但赢得媒体，也赢得普通民众的喝彩。几乎与习近平的访问与讲话同步，网友已经对习总做出了高度评价，并提出更多期待与希望。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几个星期，习总是中国网络上“人气”上升最快的网友。习总少说多做，言行如一，以身作则，这种工作作风的改变，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却给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带来更多的希望。 中华民族复兴的三块“基石”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近平说到“中国梦”时，是这样定义的：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他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如何实现中国梦？习近平在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时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 继承与开拓，就是习总书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答案。继承的是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十八大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在河南郑州宣讲十八大精神时提到，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得力于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中共根据中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摸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石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这三块重要石头就是中国复兴的三块理论基石。没有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探索出的这三个重要基石，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无从实现中国梦与民族复兴。 30多年前，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向；30多年后回头看，邓小平制定的方向依然是正确的道路。从这方面来说，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江泽民执政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面临严峻形势，国内经济形势不稳，姓资姓社之争又扰乱着人们思想。邓小平南巡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调与继续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而拥有国际视野、性格开朗的江泽民使出浑身解数，拓展中国国际生存空间，与美国周旋，与世界互动，为中国争取最大利益。最终，中国加入WTO，为这个世纪前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其所包涵的深邃思想与理论资源，迟早会为提高中共执政能力、促成社会和平转型做出无法取代的贡献。 胡温执政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大幅飙升，奥运会与世博会成功举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值得一提的是，胡温执政期间，台海关系大大改善；中国成为互联网大国，网络问政与网络民意表达蔚然成风，形成前无古人的社会气象。出身于草根、生长于民间的胡温这一代领导人，在改变GDP...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2-12-27 翻查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十八次党代会报告，从文本比较来看，十八大报告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比以前更为丰富、细腻，许多段落不再仅仅是愿景，更多的是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意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公布之后，引起香港社会高度关注，尤其是涉及港澳事务的论述。翻查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十八次党代会报告，从文本比较来看，十八大报告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比以前更为丰富、细腻，许多段落不再仅仅是愿景，更多的是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意见。丰富“一国两制”内涵   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三份党代会报告均有提及。十六大报告出台时香港回归五年，因此如此表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十七大报告出台时香港回归十年，当时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香港经济前景不太明朗，因此中央政府改用较为保守的语言强调“一国两制”：“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此中透出的信息是，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一起合作实现香港的繁荣和发展。 相比之下，十八大报告对“一国两制”的阐述最为丰富和细腻：“香港、澳门回归以来，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这段话有多层含义。一是强调香港和内地是互补关系。从经济层面来说，香港对内地的经济作用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对内地投资一度是内地经济的火车头，同时也是内地对外贸易的桥头堡。在过去的十五年中，香港对内地的经济贡献逐步从资金输入转向经验分享，此方面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内地也一直是香港的重要经济伙伴，特别是香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应对非典时期经济低迷时，内地与香港的伙伴关系越显重要。因此上述报告强调了双方的互惠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都将有宽广的道路。二是国家主权、安全等利益与香港自身利益的互相协调与尊重。“一国原则”和“两制差异”是并列的，而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权也是互补的。此报告特别强调两者不可偏废。 对于报告文本的理解，涉及内地思维与香港思维的文化差异。传统上来说，两个事物可以互相包容、互相补充；但部分港人却认为，两者必有优劣、高低之分，要么“一国”大于“两制”，要么“两制”大于“一国”。确实，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两者是有优先次序。但正如报告所强调，在正常情形下，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一国原则与地方自治、尊重两制是互为补充。 十八大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香港民主的表述。十六大报告未提及此事项，十七大报告则在提及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时，认为“要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十八大的表述是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可以看出，十八大的表述更加精确。就香港的民主而言，中央政府的立场是支持和肯定的。实施过程希望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一步到位。 此中争议同样反映两地思维和制度发展的差异。部分港人认为“循序渐进”给中央政府一些斟酌空间，因此在特定情形下，中央政府可能会减少支持力度。其实，内地近年来许多重要公共政策都是由点到面、先试验再推广的“循序渐进”改革，目的是降低各种改革的震荡和负面效应。这套思路同样适用于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应对外部势力干预 “港独”近期成为香港社会关注的议题。香港一些媒体认为中央也在强调“港独”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认为，胡锦涛在谈及香港时较含蓄地回应了“港独”问题。也有论者认为，胡锦涛讲话“绵里藏针”，希望通过十八大报告给香港“去大陆化”画上句号。 十七大报告首次出现对“外部势力”的表述（见表一）：“积极支持香港、澳门开展对外交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务”。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则为“促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大团结，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对中共文件有些了解的人士可看出两者有一定区别。十七大报告强调的是香港与中国之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在此基础上，中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比如美国和英国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十八大报告则表达两层含义：一是香港人要有大团结，也就是香港人内部要强调爱国爱港。此内容针对的是无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下的内部争议问题；二是要防范和遏制香港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十七大报告用词是“坚决反对”，表明的是一种态度；十八大报告用的是“防范和遏制”，更代表一种行动层面上的应对策略。 表一  党代会关于港澳议题的表述 与十七大报告不同，十八大报告透出的明确信息是，港人内部团结很重要。中央希望港人可以减少内部争议，集中精力发展民生及经济事项。 有必要指出的是，两地人思维习惯不同，对同样表达可能产生不同理解。比如“团结”在内地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其目的是解决集体决策和行动的问题。受儒家传统及现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团结意味着在集体决策之中可以争议、争论，不过决策一旦做出，要一致行动以实现设定的目标。而香港社会中西兼容，对团结一词会有不同解释，有部分人士把团结理解为“被团结”，即强制下的“团结”。中央越提团结、和谐，部分人士越会认为这是强制要求港人服从一个声音。 香港内部的争议、香港和内地人士之间的争议，有政治制度、教育背景、文化传承等多种因素发挥作用。香港回归祖国以来，这些争议越来越多，就像人与人相处，友谊并不完全随着交往年份增长而增长。基于近年的事态发展，十八大报告作出了明确的回应。也可以说，中央“含蓄”回应了香港和内地的矛盾，并要求港人保持内部团结。但是，笔者不认为这是对“港独”的正面回应。“港独”在香港的根基较浅，严正回应往往适得其反（可能出现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把十八大报告中关于防范外部势力的表述理解为中央关注“港独”不见得是恰当的。对香港管治形势的启示 香港社会之所以对于十八大报告文本有较多不同的解释，除了两地制度、文化差异外，也反映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香港的贫富差距、房屋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上一届行政长官曾荫权回顾任内事务也承认在这方面有改进空间。民生政策的失败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生活无望的情形下，民众会变得更加不安和挑剔。 在经济优势逆转之下，奶粉和孕妇床位之争引发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矛盾，目前房屋议题更激化两者矛盾。数据表明，香港大量房屋由没有居住需求的内地人购入。部分港人认为，内地人炒高了他们的住房价格，因此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在陆港矛盾问题上，特区政府的作为值得反思。矛盾浮现之初，特区政府几乎没有任何举措，甚至连道德说教都没有。之前已有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矛盾，上任政府的六千元现金计划更是在香港本地制造了香港永久居民和香港居民（大多数为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持工作签证的人士会发给一定期限的居留证件，而此证件是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澳门特区政府向民众派现金，尽管数额不同，体现贡献不一，却不会是永久居民有份，而非永久居民的份额为零。金额高低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居港人士在六千元计划中感受到严重的不公正待遇。 现任特区政府试图扭转此态势，行政长官梁振英不久前在立法会上关于香港和内地关系的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不过，要改变局势却有待时日。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的今天，人们的经济处境常常易受外界影响。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机率更高，因此人们出现焦躁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当正常的民众诉求无法得到政府及时回应，民粹主义已逐步扎根，并影响到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令特区政府施政举步维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2-24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无论是从崛起的现实需要，还是从人类未来演进的理性选择来看，中国都有责任建构一种新型的普世价值观体系，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反对极左和极右路线，主张坚持符合中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围绕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改革路径等方面的争论暂时划上休止符。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以朴实自信的就职演说，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拉开帷幕。可以预见的是，执政党将拒绝休克疗法，继续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改革。针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改革方案，政府会付诸行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并认真贯彻落实，不再流于形式，空喊口号；针对政改这类尚未形成共识的全球性问题，政府会未雨绸缪，促进沟通，开展理论准备工作，推动理论探讨与创新，从而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和十年后出现的下一代领导层在意识形态、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软性”建设领域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在就职演说中视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为己任，而完成此使命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重建中华民族软实力。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体育的成功遭到西方阵营和媒体的强烈排斥，中国运动员遭受无端歧视和莫须有指责，这让许多笃信奥运精神的国人极度失望甚至愤怒。从根本上来讲，这只是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表明，单纯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并未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 笔者反对中国通过全面战争来实现国家总体崛起的目标，反对中国完全以单方意志来获得其它民族的认同——德国和日本在近现代的历史已经表明此路不通，也不完全认可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有关中国不会和平崛起的观点。如果中国要获得雄厚的软实力，就需要建构一种针对西方意识形态弱点的更普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中国须建构新型普世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在今年7月期《天大报告》的《中道治理：应对世界性乱局》一文中，笔者认为，超越左右的市场化贡献主义体制是中国和西方各自走出当前政经困局的可行方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具备最好的条件向这一中道治理模式过渡。该体制与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理念一脉相承，致力于追求发展、公平和正义，而该体制的社会基础其实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依靠力量——工人和农民，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他们变成了新型的工农阶层即中产阶层。 当前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迄今为止，西方仍未走出因利益集团肆意掠夺而爆发的经济危机。主流学界和政界都没能预见的体系性崩溃让人们如梦初醒，开始质疑现行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呼唤新的意识形态文本。既有意识形态文本没有给予庞大中产阶级足够权益，却为贪婪的高管和银行家以及懒惰的无业人员获取与其贡献不成比例的分配提供了合法性。中产阶级热切期望出现一种能表达自己利益的新生价值体系，但既有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呼声。就人口的绝大多数而言，西方现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民主程度和普世程度并不够高。 如果决意采纳新体制，那么我们就需要构建新价值观来说服广大社会成员，以得到他们鼎力支持。作为一种彰显中产阶层利益并致力于钳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模式，市场化贡献主义必然需要更民主更普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支撑，它必须容纳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坚持市场择优和按贡献来分配的社会原则，选择反利益集团和反特权的路线，并且崇尚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 把这些思想流派演绎成合乎逻辑的全新体系并非易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迁呼唤新的范式对其进行解释，而眼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境也需要新的范畴和理论来开出药方。与此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对中西方经典文本进行历时性研讨，将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移植到意识形态研究领域，通过反思、明辨、筛选与过滤等方法，重构全新社会范式的范畴体系。以《周易》“体”“象”观审视中外文明 就中国的古典资源而言，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一个无法略去的原创范畴和理论体系。《周易》的主旨在于讲述独一的终极本体即“太极”以及它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所衍生出来世间万象的框架。《周易》除了给予历代思想家以丰富的启示外，它所蕴含的时位观更形成中国人务实灵活态度的源泉。 曾经有一位英国同事问笔者：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最积弱的时候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整体上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也没有像日本那样被外国接管主权？笔者解释道，这部分得益于《周易》所教导的时位观。我们的先辈接受了这种宝贵思想，在中华民族和文明生死存亡之际，忍辱负重，让渡部分利益（包括屈节割让台湾、香港等地区），以空间换时间，从而有机会学习敌人的长处，发现敌人的软肋，在时遇变更后最终实现强弱互换、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历史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和突厥问题，近代国共合作反击日本侵略，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思路。 支承上述时位观的是《周易》独特的本体论，即“一体万象，诸象互动”。《周易》认为，天地万象同根同源，都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独一本体的展示。如果从“一体万象，诸象互动”的角度来审视中外价值观的冲突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代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其后出现的“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以及“中西互为体用”等学说，都存在致命缺陷。中华文明与源于古中东和北非文明的西方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不包括推行活人崇拜的邪灵组织）和信仰，都只是万千表象中的一段风景而已，都只是从不同角度演绎和表现独一本体，自身都不可能具备本体属性。体用之说，即便是“中体西用”，即便是杜维明的“认同”和“适应”解读，都未能走出决定论的窠臼，无法摆脱经验生活中对中西知识强分高低的取向，事实上都误导了莘莘学子，结果造成中国崇洋媚外的文化痼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皆滥觞于此。 中国向西方学习，本应是与西方平等交往和沟通，到如今却成了顶礼膜拜，大多数高端技术都由西人创造，国人模仿；大多数行业都由西人制定规则，国人遵守；重要的全球事务都由西人领导，国人跟从。此弊不除，国家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中国立志打破现在的被动局面，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周易》的“体”“象”观，直接与终极本体“太极”沟通，以太极为师，以太极控万象，借助万象之相互转化来获取稀缺的资源。植根《周易》构建新价值体系 借助社会范式理论和框架理论，我们可以整理以周易为源头的国学资源，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一种以中产阶层利益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自春秋战国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经济形态在本质上构成一种农业文明的中产社会，而儒家和墨家都是服务于该中产社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已有的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是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而周易哲学所蕴含并被中国古代社会所实践的价值体系，包括中道开放精神、反代办的崇圣实学和经济与机会平等观念，恰恰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所缺乏的。1.中道开放精神 中道和开放的理念贯穿《周易》文本始终。中道天然地具有开放性。根据《周易》的思想，万象在中道为吉，但象毕竟为象，不是本体，其状态并不恒定，总是处于开放状态，而其发展和状态一旦突破中间的吉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反面。《周易》认为，极端情况不会稳定，在开放状态下，万象又会趋向中道或另一极端。 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容纳不同意见，不趋极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稳健务实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针对中西各自面临的困局，我们亟需发扬中道开放精神。在中华文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盛行的排它性宗教信仰、左派政治、右派政治其实都不符合中道，因为它们都没有兼顾自己的对立面，不是一种适宜和恰当的表达与追求。 就政治而言，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社群提出政治观点，推出政策，实际上不太兼顾对立面的权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本来就是一种极端主义。左派和右派利益的平衡依靠政党轮流执政来实现，所以西方政治总是数年向左，数年向右，在这种轮换中，纳税人大量的财富被无端浪费。儒家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特殊形式的政党。如果在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里通过宪政实施儒家式一党直选制，让理性而务实的专业人士进入民主决策核心环节，任何政治观点和政策制定都兼顾所有社群，那么秩序和民主之间的平衡就能得以维持。 真正的普世必须做到开放与宽容，超越左右政见和宗教派别分歧。西方现有的普世价值特别是人权价值观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西方文明甚至民族国家边界之内，尚未惠及境内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有色人种，更没有覆盖亚非拉广大非西方文明国家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这诱发了西方少数民族中日益猖獗的极端主义思潮。《周易》的一体万象和万象平等的本体认识及其独特的中道开放精神，崇尚宽容价值，反对人对人的歧视，反对极端主义，应该成为新式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2.反代办的崇圣实学 现代代议制起源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基本上是贵族制约皇权的设计，下层民众只是这一贵族制度的间接受益者。该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在英国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有其深刻历史原因，因为早在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自治传统就已成型，而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起到了为精英代议制“排毒”的作用，大量不满皇权与贵族的下层民众有空间远走他乡，拓殖海外，变成当地的“贵族”甚至奴隶主，从而使得新型的贵族制度不仅没有遭到下层反抗，反而成为下层在海外积极模仿的对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包淳亮 2012-11-12 如果两岸关系的发展“更依靠台湾同胞”，而且大陆的唯一、终极的目标是统一，则大陆所制定的涉及台湾的法律，就应该是以有利于台湾人的中国认同为着眼，为此要强调的是一致而非区隔。 【编者按】包淳亮先生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台湾大学政治系中国研究与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中国学访谈计划特聘研究员，曾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期刊《中国事务》执编。他认为，大陆应有意识地破除整个涉台立法的特殊化惯性，有必要架构具有合法性的统一国家法律框架，以彰显尊重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意愿，诱导台湾民众对于统一趋势的认可。      据闻北京一些学者曾研究“台湾法”。有学者指出，大陆对于台湾的可能“法律挑衅”，最理想和最有效的应对方式也应该是法律的；缺乏法律基础的政治应对和军事应对，即使暂时有效果，也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复发”症状。本文将简述“台湾法”的立法必要性，其次分析大陆涉台立法的过往背景，最后再阐述当前大陆所思考的“台湾法”，应该要注意的三个层次的问题。两岸对彼此的特殊化立法 一些大陆学者认为，大陆以法律应对台湾独立，已有一些成功经验，例如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且大陆对台主权也在联合国大会1971年所通过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已得到确立；与此相关，台湾与他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似乎也应先经过大陆同意，否则即为制造“两个中国”。然而，《反分裂国家法》实是用以政策宣示，并无多少规定权力与义务的法律意涵；“2758号决议文”固然可用以说明国际社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继承关系，但在“不完全继承”的形势下大陆又该如何定位双方关系，才是法律的挑战。另一方面，台湾既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外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本是顺理成章，大陆能够要求的仅限于要求其邦交国注意台湾使用的名义，例如仅宜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或“中华台北”名义签署相关协议；但大陆如果要将此事上升到“两个中国”的政治高度，在国际上、在两岸关系上恐怕都有疑义。 这些“法律应对”，是针对外国，而非针对台湾；是向外国阐述中国的“一个中国”立场，但不是告诉台湾人“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两岸关系的发展“更依靠台湾同胞”，而且大陆的唯一、终极的目标是统一，则大陆所制定的涉及台湾的法律，就应该是以有利于台湾人的中国认同为着眼，为此要强调的是一致而非区隔。 就目前来看，大陆的涉台规章固然不少，但法律层次上，仅有两个与台湾直接相关：一是《反分裂国家法》，另一个是《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但此法并非针对一般台湾民众，而是针对特定民众的商业行为。而另一涉及两岸而与大陆民众密切相关的是国务院的《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然而此办法仍未能清晰定义台湾与台湾人在中国大陆的法律地位。总之，《反分裂国家法》固然有因应时空需求、重新强化内战意识的作用，甚至也有怀柔的条文，但显然并不是一个可以行诸长远的法律；投资保护、往来管理，亦非对于台湾与台湾人民的清晰定位。 相较而言，按照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就是“在国家统一前”的“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的关系，依据此一宪法条文的授权，并以法律出台《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虽然此一法律将大陆地区拟制为既非实质统治亦非外国的特殊化第三地，其中且也包含了诸多延续内战架构的限制大陆人民权利的条文，但已经以法律定位双方关系，并规定了双方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台湾当前的两岸立法，对大陆的定位是清晰的，对台湾人与大陆政治机制的关系亦有明确规定，且对彼此人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有完整的说明。无论未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同时倘若两岸关系持续进展，在该法律的架构下，也可以逐渐取消对大陆同胞的歧视，而将大陆同胞在台的权利提升至与一般外国籍相等，乃至于最终与台湾本地人相等的空间。 台湾地区是在《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授权下，以特别法规定大陆的法律地位与大陆地区人民以及两岸之间往来时的权利与义务；大陆当前的涉台立法，并未有一上位的“台湾法”，而零散的特种法规也是将台湾特殊化。台湾的两岸立法倾向是逐渐将大陆视为一般的外国，即是通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所谓“两岸关系正常化”，因此特殊化本就是符合政治目标的立法方式；大陆亦将台湾特殊化，并且不少地方也是将台湾视同外国，这种立法倾向是怎么产生的、而其政治影响是什么呢？涉台立法特殊化的背景 当然，大陆并非没有涉及台湾的宪法条文，最主要的有两个部分：首先是在序言中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其次，在第三十一条强调“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或许不仅于此，不过下文将由此开始分析。 在宪法中，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而台湾同胞对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必须承担“神圣职责”。台湾人在此条文的脉络下，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赋予的“职责”，但是其中的权利与义务仍然是极不清晰的。另方面，统一大业该如何完成？台湾人要如何做，才算是尽了职责？对此，大陆的法律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种忽略可能部分来自于“前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后遗症。计划经济不是法治经济，而是命令经济，看重层级权力，不看重权利与义务、契约精神，更没有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逐渐建设法治社会，但这股新风气首先由经济议题开始，改革当然也是从内部议题开始，其结果就是涉及台湾“外资”的经贸法律先行，而对于台湾这个“境外”的长远议题，则倾向于搁置争议、情感面召唤，但对于相关的公法议题则视为不急之物，或许也不知如何处理。因此大陆总体来说是将台湾人视为“国人”，但这不是一个法律上的认识，而是一种情感上的认识。基于这种情感联系，台湾人在外国出事，也可以寻求大陆驻外使馆的帮助，但这种情感联系虽然是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却也可以导向于美国与英国、或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特殊关系，换句话说，情感联系可以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的基础，而未必是统一的基础。 对于台湾人来说，当前统一并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当然，大陆不必随台湾起舞，但是如果大陆要将情感联系转化为统一的基础，则这种联系得有更明确的拘束力，以使台湾人得以感受到其做为中国国民的身分。这种身分将与权利相呼应，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宪法中还规定了大量其他权利，似乎对于台湾人都应一体适用。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就得有意识地破除整个涉台立法的“特殊化”惯性。 笔者注意到，许多大陆朋友认为台湾人“享有特权”。倘若台湾人果真“享有特权”，笔者得指出，那对两岸关系其实有害无益。有一些所谓特权，是大陆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对于实际管辖以外地区的特殊安排，以方便港、澳、台以及外国外资的进入。这一类的特权有其时空背景，但在大陆走向市场经济后，特别是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逐渐不再必要。并且，随着两岸经济架构协议的签署，以及更深化的经济整合的发展，许多外资已经逐渐获得国民待遇，特殊化已经逐渐转变为一般化。在大陆发展市场经济、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大陆已经逐渐走向法治社会，并且外资特权已杳。那么，从更为成熟的法治眼光以及平等对待国民的角度来看涉台立法，就必然会与过往有所区别。 进一步言，改革开放后大陆专注内政、韬光养晦，无心也无力解决台湾问题。但在中国高速崛起的过程中，虽然许多台湾人已感到两岸合作的必要，但如前所述，就算台湾人有心履行“统一”的“神圣职责”，目前也没有实践的方式。一方面是没有让台湾人实践统一的确切方式，另方面是学界提出的大量“台湾”与“大陆”两个政权之间如何建立互信、互不否认的建言。处理两岸政权之间关系的“屋顶理论”堪称良药苦口，笔者认为，大陆对之恐怕是虚与委蛇的层面居多。至于“邦联”、“国协”的建言，也是“一中两国”，大陆也已拒之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路在何方，却仍无答案。 有人期待于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但是自1979年两岸停止军事冲突状态，迄今业已三十余年，于是人们的合理质疑是：“需要为一个没有军事冲突的状态签署和平协议吗？”如果和平协议是走向双方长期分立、“互不否认”，台湾当然也可以接受，但大陆有可能接受吗？倘若大陆既不能接受一个没有统一前景的分立分治，包括以此为前提的和平协议，又没有其他和平统一的操作方式可供选择，则随着两岸关系的长期特殊化，对于台湾而言合理的分治分立、长期拒统倾向，可能在大陆累积不满，而当崛起过程伴随的军事实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仍可能刺激大陆以武力“实践统一”。台湾为此仍须进行军事斗争准备，与美国保持军事合作，两岸的“安全困境”未被消除。大陆涉台立法三个层次的考量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大陆开始思考“台湾法”，是在中国崛起以及两岸分治长期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架构一个具有合法性的统一国家法律框架的必要举措。与台湾的区隔化导向不同，大陆的这个法律框架除了要能避免台湾民意的激烈反弹，彰显尊重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意愿，更必须有利于诱导台湾民众对于统一趋势的认可，同时彰显“一个中国”。倘若立法得当，这个举措不仅有利于大陆对台的“统战”或者“统一”，其实也有利于增加台湾的长远安全。因为一个良好的“台湾法”，将可为和平统一开辟一条道路，从而避免未来两岸关系翻转的可能。为了上述目的，大陆的此一涉台立法应有三个层次的考虑，其一是对台湾的政治定位，其二是台湾人的政治权利与义务，其三是台湾人的一般权利与义务。 就第一个层次而言，大陆曾经在近三十年前的“叶九条”时期，提出过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保留旗、歌、军队等，可见台湾的“国旗、国歌”等并不是一定要被消灭的对象，那么大陆不妨在此一“台湾法”中明确提出此点，甚至强调改变此“大陆定位”下的“区旗、区歌”应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大陆甚至可以声称中华民国政府是做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地区的合法政府，明确呼应台湾一些人提出的“中共保卫中华民国”的主张。这样的定位不会比要执行“非和平手段”的《反分裂国家法》更令台湾人反感，终究寻求统一是阳谋；大陆不再寻求消灭、反而包容台湾人所认同的“政治符号”与政治体制，才是具有新意之处。如此定位亦可消弭国际场合双方接触时，大陆参赛队伍对于台湾政治符号的敌对意识。 在明晰政治定位之后，其次要明确政治权利与义务。既然要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国公民，则台湾人的政治要求应当能在大陆的政治体制内得到疏通的管道，才显得义务与权利平衡。从法律上讲，倘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哪个党或者哪个人能够代表人民的主权。为此，大陆可以授权台湾的立法机关自行立法、选举全国人民大会代表，其名额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定之；在台湾自行选举全国人大之前，由台湾民选产生的“立法委员”暂时代表出席。这样一来，要不要出席全国人大、要不要另行选举全国人大，都由台湾的“立委”们决定，就彰显了尊重台湾人当家作主的意愿，同时也给予台湾诸多政治人物实践“统一”之“神圣职责”的管道。在走到这一步之前，大陆应积极邀请两岸各级民意代表机关组团参访交流，以建立两岸民意代表之间或政治菁英之间的社群感。 立法的第三个层次才是一般权利与义务，重点在于普遍的国民化待遇。各级公职、各种专业考试，甚至入党参军等，台湾人都应该享有与大陆人同等的待遇；至于从事商业、工业的各种活动应当视同大陆一般民众，且往来两岸不必签证，更是应有之义。台人赴日免签证，前往大陆反须台胞证加签，其理安在？台湾地小人稠且较为富裕，因此对大陆民众的权利与义务较多限制，但是大陆既追求统一，又地大物博，似乎不必担心两千万台湾人真的和大陆同胞“抢工作”。随着大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得的快速提高，开放的大陆将吸引愈来愈多台湾青年投身其中，而这个过程将使下一代的隔阂更快速、更有效地被消弭，从而使统一具有坚实的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建坤 2012-11-09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应“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低碳发展”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中。十月期《天大报告》刊发的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建坤教授《中国应对碳排放达峰值的中长期减排战略》一文提出了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战略。 摘要：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来看，全球和国别CO2排放峰值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将成为“德班平台”谈判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在对外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立场，努力争取合理的碳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也必须加强部署，开展行动。制定中长期CO2排放达峰值并进一步减排的目标和战略，加快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可使中国更好地适应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的紧迫要求。 关键词：气候谈判 碳排放 低碳发展 中长期战略 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资源环境日趋强化的制约，也面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走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形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选择。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形势 中国当前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面临的形势日益紧迫。从国际上看，今年6月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其主题是“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体现了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会议强调以绿色经济的发展路径，统筹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并呼吁世界各国采取雄心勃勃的紧急行动，加大温室气体减排力度，弥补当前各国减排承诺与实现控制全球温升不超过2℃的减排路径之间的缺口。据测算，这一缺口到2020年将高达50～100亿tCO2。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去年底德班气候大会启动的增强减排力度的“德班平台”谈判，将确定2020年后全球减排的制度框架，并讨论2020年前各国如何开展增强减排力度的行动，发达国家力推建立适用于所有国家统一的减排框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受到挑战。中国作为排放大国的地位突出，面临空前减排压力。另一方面，欧盟等国家力推全球排放到2020年达到峰值，2050年比1990年至少减半的长期减排目标，这将极大压缩未来全球排放空间，2020年后排放空间不足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制约因素。中国不可能再沿袭发达国家以高碳排放为特征的现代化模式，迫切需要尽早和尽快向低碳发展转型。 从国内看，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日益强化的资源和环境制约。虽然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已付出巨大努力，也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的趋势仍难以改变。从1990到2011年，中国GDP增长8.0倍，单位GDP的能源强度下降56%，CO2强度下降58%，而同期发达国家GDP的CO2强度下降的幅度只有约35%，世界平均水平约15%。但同期中国CO2排放总量也增长到3.4倍，而世界只增长50%。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已达35亿吨，超出了科学产能的供应能力。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56%，超出了美国石油进口的比例。能源总消费量达34.78亿tce，约占世界的20%，而中国GDP总量只占世界10%左右，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任务比发达国家更为艰巨。中国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接近全球的1/4，人均CO2排放达5.8吨，已接近某些欧洲国家的水平。由于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常规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环境问题也难以得到根本遏制。当前这种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高碳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上科技创新型、内涵提高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既是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变革趋势，也是中国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战略选择。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战略 中国低碳发展面临紧迫形势，需要统筹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两个大局，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和相应能源战略，超前部署，协调应对。 较大幅度地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和CO2排放强度，是中国中近期应对气候变化与减缓CO2排放的主要目标和着力点。中国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了202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承诺目标。与之相应，国内制定了“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目标，实际下降了19.1%，再加上能源结构变化因素，相应GDP的CO2强度下降约21%。“十二五”期间又制定了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16%和CO2强度下降17%的约束性目标，此目标完成后，“十三五”只要GDP的CO2强度再下降15～16%，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幅度即可实现45%的目标高限值。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CO2排放总量的增加和国力的增强，必须考虑实施CO2排放的总量控制，研究和制定CO2排放达到峰值并进一步减排的目标和战略。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来看，全球和国别CO2排放峰值问题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将成为“德班平台”谈判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在对外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立场，努力争取合理的碳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也必须加强部署，开展行动。制定中长期CO2排放达峰值并进一步减排的目标和战略，加快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可使中国更好地适应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的紧迫要求。 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快速发展阶段，未来能源需求和CO2排放仍会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但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有很大不确定性，这将取决于未来发展方式的选择和节能与减缓CO2排放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力度。国内多家机构的研究表明，按当前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即基准情景），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达峰值时间要到2040～2050年或之后。如采取比当前更强有力的节能减排和能源替代政策，并在2020年后开始工业规模应用CO2捕集和埋存技术（CCS），CO2排放到2030年前后有可能达到峰值。 到2030年左右，中国工业化阶段和城市化阶段基本完成（城市化率约65%），经济发展趋于内涵式提高，增速放缓，能源消费增长缓慢，新增能源需求将由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满足，化石能源消费趋于稳定或有所下降。在此情况下，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的年下降率有可能大于GDP的年增长率，即可实现CO2排放的峰值。据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表明，到2030年，GDP年增长率保持在4～5%左右，非化石能源比重达20～25%，且以年均8%左右的速度增长，能源消费弹性不大于0.4，能源总需求年增长率可控制在1.5%左右，在此情况下，能源需求的增长可主要依靠发展非化石能源满足，CO2排放可以达到峰值。但未来发展有很大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中国是否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取决于先进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速度和规模。因此，研究并确立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峰值的目标，并将峰值排放量控制在100～110亿tCO2左右，进行前瞻性部署，有利于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走上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为实现CO2排放达峰值目标，需制定相应的中长期能源战略。在当前资源环境制约日趋强化、CO2减排日益紧迫的形势下，制定中长期能源战略要从传统能源战略只考虑能源供应侧满足需求转变为要同时引导需求，强化节能，合理控制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需要研究和实施2020年和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如果2030年CO2排放达峰值并控制总排放量在100～110亿吨，在届时非化石能源比重超过20%，天然气比重达10%以上的情况下，相应的能源消费总量需控制在55～60亿tce，今后19年间能源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2～2.8%，较之1990～2011年的6.2%的增长率，需要大幅度回落，这既需要更强有力的节能政策和措施，也需要把今后19年平均GDP增速控制在7%以内的合理较高水平，并将能源消费弹性平均控制在0.4以下，从而为实现CO2排放达峰值奠定基础。 中长期能源战略要加快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在保障能源供应同时，减少CO2排放。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到本世纪末全球必须实现近零排放，因此必须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持续大幅减少，而且必须同时采用CO2捕集和埋存（CCS）技术。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生物燃料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加强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等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有效降低能源构成的含碳率。中国已制定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达15%的目标，届时其年供应量将超过7亿tce，接近日本的能源消费总量。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可达20～25%，年供应量将超过10亿tce，成为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并列的在役主力能源。届时煤炭消费量可达到峰值，峰值需求量争取控制在40亿吨左右，使其生产量可控制在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科学产能范围内。到205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的比重大约可各占1/3左右，单位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因子可比2005年下降1/3以上，再加上CO2捕集和埋存技术较大规模的应用，届时的CO2排放总量将显著低于峰值排放水平，甚至显著低于当前的排放水平，并为本世纪下半叶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逐渐趋于近零排放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促进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当前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是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包括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限制“两高一资”型产品出口和产能扩张，促进结构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加强先进能效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推进技术节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开发利用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等低碳能源，降低能源构成中的含碳率；引导社会消费方式转变，加强公众自觉参与，树立健康文明的消费理念，倡导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和居住方式，促进低碳社会的建设。当前，首要是要把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模式上来，由过分重视GDP增长的数量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由模仿和追赶发达国家的高碳发展路线转变到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要转变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当前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增加投资和扩大出口为驱动的增长方式，要注重发挥国内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8年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43%，而世界投资率较高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只有30%，中国家庭最终消费的比重占GDP的37%，而中等发达国家也高达50%。中国为生产出口产品在国内消耗的能源约占全国总能源消费量的1/4。改变投资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扩大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利于降低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投资品的需求增长，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有利于减缓能源需求和CO2排放的增长。据测算，投资占GDP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相应消费上升一个百分点，GDP的能源强度将相应下降0.45个百分点。中国当前第二产业占GDP中的比重高达47%，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峰值，钢铁、水泥、家电等产量也达世界产量的半数左右，存在调整产业结构、降低GDP能源强度的空间和潜力。据测算，工业在GDP中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相应GDP能源强度也将下降约一个百分点。因此，要努力改变当前以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产能扩张作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因素的趋势，要着眼于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把当前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下滑的形势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进行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向低碳发展路径转型。 实现向低碳发展转型的目标，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及实施运行机制。中国已适时修订了《可再生能源法》、《节能法》，颁布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和低碳发展的法规和政策，各级政府都实施了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了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开展了“五省八市”低碳发展试点。特别是在“五市二省”开展了碳排放交易试点，探索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和减缓CO2排放目标的实现。当前要进一步以节能减排的政策体系为基础，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完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建立地方和行业低碳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地区和企业碳排放的统计、检测和核算体系，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要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法》和《低碳发展促进法》的立法进程，为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长期目标提供法律保障。 低碳发展需要先进的能效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创新作为支撑。国家在制度上和政策上支持先进技术的发展，重点在于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自主知识产权先进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并使其在成长期尽快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而不是单纯补贴其产能扩张和市场推广。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燃料等新能源最终要在市场上能够与传统能源相竞争，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碳税、碳排放限额和交易等促进低碳发展政策体系的形成和完善，碳排放的环境外部性将以碳价的形式内部化，这也将相对提升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并将引导和促进能效和新能源领域的投融资。CO2捕集和埋存技术目前由于成本高、耗能大尚难以商业化应用，今后随着本身技术不断成熟后成本下降以及全球减排形势日趋紧迫下碳价的提高，未来其成本可能会与碳价相当，即具有大规模商业化的前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变革潮流中，先进低碳技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竞争能力。全球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巨额资金需求，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必然成为世界技术竞争的前沿和重点领域，也是世界大国战略必争的高新科技领域。中国促进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将为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注释：何为低碳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璐 2012-11-06 政府需要增加其思考和辩论的能力，扩大其“脑力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从而提升在社会上争夺话语权的能力，更好地应对拥有庞大“脑力资源”的反对力量。 自今年3月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以来，香港政治形势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政府架构重组受挫、官员丑闻不断，后又出现“反国教”浪潮、新界东北规划争议。新一届特区政府未能如愿地交出“百日新政”的成绩单，反而处境被动，民意下滑。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局面？这种状况预示着新班子未来怎样的施政走向？以下提出几点观察，谨供思考。新班子上场遭遇重重危机 2012年特首选举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未来五年是香港实施“双普选”的冲刺阶段，更是进一步扩大和团结爱国力量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新一届特首任务艰巨，需要较高的民望和社会支持来解决深层次问题，同时也为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积累经验，中央同意两位建制派人士竞争特首，并要求他们做到“君子之争”。结果，这场特首选举却变成了“泥浆摔角”，负面新闻不断，撕裂了建制派，致使香港政治生态愈发复杂，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仍在发酵，阻碍着政府有效施政。1.建制派内部矛盾公开化，施政失去平衡空间 “双英对决”使整个建制派卷入其中，成为了对立的两个阵营。梁为了争取民意，狠批“地产霸权”，提出“稳中求变”，以迎合中下阶层的要求。这使得工商界尤其是大财团，对梁充满戒心，害怕利益受损，担心梁的民粹倾向，而民众则提高了对梁打破经济垄断的期望。工商界与基层关系的完全对立，使本届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协调方面的回旋空间更小。目前劳工界正在推动的“最低工资”和“标准工时”，都成了政府的“烫手山芋”，左右不能讨好；要求设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压力升温，新一轮的政治较量正蓄势待发。更值得关注的是，建制内矛盾充分暴露并公开化，不仅削弱了建制派与反对派对抗的实力，也减少了政府的支持者，从近期各种争议中建制派重量级人物很少公开“挺梁”可见一斑。2.新班子的诚信及能力受到质疑，社会处处设防 选举期间的负面消息使梁的形象受损，未上场已经遍体鳞伤。7月1日他正式就职，“西九风波”疑虑还未消除，又传出大宅僭建等诚信问题。梁振英处理个人“丑闻”的手法，进一步损害了港人对他的信任。新班子刚上场，先是多名局长卷入僭建风波，旋即又出现“行会”召集人林焕光有意放弃职务、发展局局长麦齐光涉嫌贪污被捕、新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涉嫌经营“㓥房”等危机，令新政府的公信力大受打击。 政府在“反国教”风潮让步后，特首推行政策和政治判断的能力也受到极大的质疑。不少人认为，他的班底也缺乏素质高、公信力强和有经验的人才，遇事进退失据。这些怀疑近期逐渐发展成对梁执政“动机”的怀疑，认为他急于处理民生问题，无非是为了讨好民意，从而完成中央交代的“政治任务”。这种状况若不得到迅速改变，新班子将举步维艰。3.内地与香港矛盾突出，港人对中央的信任降低     近年来，港人与内地居民的交往中出现了一些摩擦事件，例如内地人来香港抢购奶粉，内地孕妇来港分娩令本港产科床位及医护人手紧张，本港奢饰品零售店禁止港人却容许内地顾客拍照，引发港人成为二等公民的感慨以及孔庆东的激烈言论等等。同时，近年成倍增长的内地“个人游”旅客到港消闲购物，不仅改变了本港的经济文化生态，也使得基础设施和服务出现高负荷运转的问题，影响了本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对内地不满的情绪在香港蔓延开来。部分港人甚至“标签”特区政府规划署关于环珠江口湾区建设的规划是“香港被内地规划”，以及发动游行反对“粤港跨境自驾游计划”。这些不满情绪的滋长，使新班子无法以推动香港与内地进一步合作作为经济政策的亮点，对两地均有害而无益。另外，在本届特首竞选中，不少港人质疑中央插手选举，媒体也大肆加以报道，影响了港人对中央的信任，更触发部分港人直接与中央对抗的言行。近期，从“七一”游行到“反国教”的社会波动中，都可感受到这种不满的情绪。 4.激进势力冒起，行政立法关系难驾驭 9月9日第五届立法会选举的结果显示，虽然建制和泛民两大阵营大的政治版图未变，但是新的政治图谱却未必有利于政府施政。举其大者，如人民力量和“社民连”大胜，泛民激进左翼抬头，其政治影响足以牵动温和派向左转，加上民粹主义盛行，建制派出于选票的考虑，也会在民生的议题上左倾，从而劫持政府的民生政策；再如，反对派的三位超级区议会议员共赢得八十万张选票，他们对政府施政和政策的取态，会产生挟民意以令政府的政治效果；第三，自由党这次由三席增加到五席，成为建制阵营的关键少数，实力不容忽视。自由党属“深唐”阵营，过去对政府的支持反复无常，其能否短期内放下对梁的成见，将考验政府的智慧。 总之，本届议会党派林立，政治光谱进一步拉宽，增加了政府沟通、游说、箍票的工作的难度。同时，立法会中语言暴力已成常态，未来若“拉布”常态化，党派间关系会更为紧张，行政与立法关系实难乐观。5.媒体政党化，理性讨论空间缩小 香港媒体近年已成为实际主导香港政治的主要力量。它们不仅持续创造社会议题，而且还常常设定和左右政府的政策议程，呼风唤雨，是监督和评判政府的主力。本次特首竞选中，传媒更是发挥了挖掘隐私、发布民调、引导民情、监督参选人的作用，使原本就非常商业化和日益民粹化的报章杂志纷纷归边站队，政党化倾向明显。这些报刊消息片面，选择性报道情况日甚，同时打压不同政见者，压缩了社会理性讨论的空间。这种状况并未因特首选举结束而有所改变，反而成为扩大官民矛盾和政治动员的工具。政府对此束手无策，缺乏正面回应，致使政府威望和公信力日渐削弱。6.公民社会参与政治较量，激化官民矛盾 近年，公民社会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较量中，其表现形式就是各种社会运动，虽没有固定的组织，但是参与的人数却一次比一次多，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这次“反国教”运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街头抗议发展到绝食和包围政府总部，成功地迫使政府让步，大大地鼓励了公民的街头抗争。今后公民社会有可能成为立法会之外，影响政府推行政策的又一政治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多是青年人。他们在价值观上更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普选，更有反共情绪和“本土意识”。在未来政改和重大政策的讨论中，政党动员学生以公民抗争的形式参与较量的可能性非常高。 以上简述了新班子施政所处的客观环境，这些因素影响着政府施政的效率和威望，自然值得注意。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政府所遇到的困难都不是新问题，而是上两任特首也同样面对的老问题。董建华和曾荫权没能解决它们，并非其能力有限，而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源于巨大和宏观的外围形势的变迁，要认真处理会涉及到香港政治和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改动的余地不大。例如，行政与立法的“有权无票”和“有票无权”的制度错配，自回归以来就是香港管治的难题。又例如，因贫富悬殊扩大所激化的阶级矛盾，绝对不是香港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有限职能政府所能“解决”的。 这种状况不禁使人想起，半个世纪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讲的一段话：“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水平。”换言之，观察一个政府，我们不应只停留在对其体制的分析上，而是应该更多的关注政府管治本身，即其解决和处理具体问题的执政能力和管治水平，毕竟事在人为。这就将我们的注意力由管治的外在环境转到政府内在的能力上来。政治能量和管治意志有待加强 本届政府上任以来，迎难而上，提出一些惠民的政策，得到社会很好的反馈。特别是这次应对南丫岛海面撞船悲剧，特区政府反应迅速，显示了较好的危机处理能力，赢得了市民的掌声。但是，新班子上任推行的大部分都是上届政府已经铺垫好的政策，都不涉及实质的利益和政制问题，再加上立法会休会，本应是积累政治资本、树立管治权威的最好时机，却施政有失方寸，动辄得咎。究其关键原因是特区政府核心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能力和水平都需要大幅提高。 从管治实际运作的层面，特首如若有效地运用行政权力，必须做到如下两点：第一，整合精英，构建政治权威；第二，稳固公众民望平台，使民意成为执政的后盾。用通俗的话讲，政府首先要有“猛人”，其次要有强势的话语权，显示领导力、统筹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民意成为政府推行政策的后盾，阻吓反对力量。1.整合政治精英，增加政治能量 特首选举结束后，中央和特区政府都意识到，首要的任务是建制派的“大和解”，新特首应尽可能地缓解双方的矛盾，做好弥补、修复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政府职位委任权，将原唐营的传统精英笼络到本届政府中增加自己的政治能量，建立起政治威望。但是，从政府组阁和行政会成员任命的情况看，新特首似并未能利用好这两个机会来整合政治精英，向唐营释放出弥补裂痕的善意。 港大民调显示，与董建华和曾荫权两届政府相比，梁振英团队的整体认受性要低许多，市民普遍认为梁无法找到更好的人才进入政府，同时用人唯亲，对新班子信心大打折扣。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建制派，对新政府也抱着怀疑、冷眼旁观的态度。爱国力量则抱怨梁刻意拉拢一些民主派和亲西方人士“入阁”，实属敌友不分。这种状况若不改变，新政府仅靠民建联和工联会的支持，难以推动未来的各项政策，更遑论开拓新的局面。2.提高领导和沟通说服能力，展现管治意志...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2-10-31 如果日本政府可以购买，当然也可以出售，如此将产权行为回归产权行为，是否给予某种“减国有化”的印象，从而化解僵局？问题的焦点是：谁提出来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一；如何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二；如何使日本政府同意转卖，此其三。 日本政府以购买的方式将钓鱼台（钓鱼岛）“国有化”，透过产权影射主权，以至于对同样提出主权主张的北京与台北，就构成了侵犯，酿成今天的僵局。现在日本政府拒绝采取“去国有化”的弥补措施，担心如此会影射放弃主权，进而引起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因此问题似乎不能化解。但试问，如果日本政府可以购买，当然也可以出售，如此将产权行为回归产权行为，是否给予某种“减国有化”的印象，从而化解僵局？ 因此问题的焦点是：谁提出来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一；如何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二；如何使日本政府同意转卖，此其三。宜兰县购买钓鱼岛产权？ 立即而明显的答案是，基于日台亲善的背景，由台湾出面购买较为合适，因为钓鱼台附近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作业渔场，且钓鱼台在历史上属于琉球南岛归属台湾辖区。台湾购买的好处因而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对渔民的一种合理照顾，且不直接涉及中日之间反帝民族主义与右翼军国主义的对抗。但是，台北向东京买地的行为，有可能被台北解释成是东京承认台湾的主权，而东京也必有挑拨于两岸之间的心理，则是台湾出面买地的坏处。 准此，为避免“台独”利用机会继续制造东海争议，破坏两岸和解，则台湾买地之举可进一步修正为宜兰县政府买地。此为更合理之买主，不但是因为县政府仍为公法人，故可以容许各方自说自话为某种影射主权的行为，但其为地方政府之地位至明，便又不至于被扩大成是台湾的独立主权含意。由宜兰县政府透过日本设在台湾的交流协会转达并安排，允为适当之买主。 但是，日本政府目前不可能放弃产权，似又是日本政治的常识，则所谓购地，只能是购买部分产权，或极小部分产权，亦即属于象征性购买，如同所谓共有公寓般，公寓之土地产权可归于个别公寓主之集合所共有。设若日本政府出售十分之一产权，即形同进行“减国有化”的某种步骤，但仍然是最大地主，因此在观感上或法律上，东京没有推翻自我宣称的主权主张。如此，宜兰县政府拥有部分产权，台北可以藉此影射分享主权，而北京也可透过“九二共识”藉以影射主权。 最后，日本政府既然自认拥有全部产权，为什么要同意出售其中部分，来容许外界进行与日本主权宣告相反的诠释？这点确实为较大难题，因为涉及的是日本人的政治文化与近代史。盖自“马关条约”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还不曾有和平让出过其所巧取豪夺的任何非传统土地。故要能和平共享钓鱼台产权，因而有赖掌握日本政治文化，并能以日本之道还治日本。而在东亚范围内，能体会甚至内化日本政治文化最深的，莫过于台湾人。中日政治文化之异同 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一旦成为台面人物，就会丧失让步的心智慧力，这也限制了其政府在钓鱼台问题上让步。因此，每回日本政府派出代表，绝不可能是要讨论如何解除“国有化”，而只是希望取得对方谅解。假如日本诚意再强一点的话，就是向对方表达忏悔，说是造成对方的困扰。一旦表达了忏悔，无非是在追求能维系好双方关系，请对方务必同意不追究，渡过目前危机，但也将因而形同双方仍同属一个更大群体的情感，则日本方面便欠对方一个重大恩情。 在中国文化里，缺乏可以了解这种日本式妥协文化的基础。对中国人而言，在台面上谈国家民族之类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时，必须名正言顺，因此只有一种应然的秩序。如果不能恢复这样的秩序，就必须有人被牺牲。权力强大的时候，就牺牲对方，比如惩越战争的目的，只是惩罚对方以正名，而不是占地；权力弱的时候，就牺牲自己人，比如八国联军时，先斩杀反战朝臣后才匆匆逃去。断断不能说因为对方表达了忏悔，就让错误的秩序继续存在下去，而宁可玉石俱焚。 但中国政治文化的弹性在于，只要能得到名份，就什么都可以谈了。故一旦钓鱼台的名份归属于中国，其他所有的好处可以退让而不计较。换言之，日本必须要进行某种“去国有化”的过程，如此中国必然可以容忍日本继续实质控制钓鱼台。但如果日本不能采取某种即使只是象征性地“去国有化”政策，中国唯有不断派遣船舰出没钓鱼台附近海面。矛盾的是，日本的代表请求谅解，与中国方面的不能谅解，同样是要恢复两国同属东亚的群性。以日本之道还治日本 如果以日本的文化还治日本，会是如何？试想北京明白告诉日本的代表，甚至派代表到东京，表示中国已经决定要取回钓鱼台的主权，且会不惜采取任何方法，包括战争，也不惜耗费多少岁月，请日本见谅，并对因此而可能带来的伤害，向日方先行表达歉意。如果日方愿意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改弦更张，而进行钓鱼台的“去国有化”，中国势必会对因此而给日方带来的诸多不方便，表达十三亿总谢恩，会是如何？ 十三亿七千万的总谢恩，重量远远超过一亿三千万的总忏悔，因此日本就有了“去国有化”的正当理由。但是，中国政治文化里没有这种谢恩／忏悔文化。毕竟这是日本式的语言，也是日本式的决裂，不是中国式的，纵使能真正给日本带来震撼，并给东京有所改弦更张的下台阶，北京也不可能会这么做。 不过，台湾有这样的日本文化，而且民进党最是经典的保留了这样的政治文化。民进党人一旦做了决定，不论其政治层次之高低，从不在乎党内如何反对。这般的一意孤行者众多，常见各级民进党人自己闷着头做了痛苦的决定后，采取以忏悔来逼迫对手让步的风格，如蔡英文请托苏贞昌，完全是日本式的忏悔；但在被人请托时，则常采取中国式的那种绝不谅解的玉石俱焚风格，如苏贞昌拒绝蔡英文。 则台北何不以日治日、以中化中？如果台北向北京表达在“九二共识”下，透过宜兰县在钓鱼台让日本“去国有化”，则不违反北京的大是大非；然后由宜兰县派代表向东京请求谅解，说县府已经决定与东京合购钓鱼台，请东京务必同意。严重一点，还可以表示宜兰已经不能退让，非买不可，不然渔民将继续抗争，或过去对日本赈灾的钱要退回，若因此造成东京困扰，一定自我忏悔云云。如此迫使东京在情感上要选择是否要与台湾决裂，或是要让台湾欠恩。 迫使日本政府在情感上接受宜兰县合购钓鱼台，不但可以让三方根据自己的法理化解问题，在事实上也犹如日中台主权共享，完成两岸都主张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愿望。台北若藉此学习到以化解争议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想要回避大陆，对未来两岸关系更是正面意义。至于东京，拒绝十三亿七千万总谢恩的后果严重，而将台湾从日本亲善的范围切除也对日本人是重大情感打击，且看东京如何调整。 《台湾观察》2012年10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