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评《中国梦与美国梦》兼论中国梦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邢悦 2013-09-25 只有人人都有梦想的权利，人人才敢有梦想。有梦想就会有奋斗、有追求，每个人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整个社会才会朝气蓬勃，国家才会欣欣向荣。 自2012年以来，关于习近平的“全球评论和报道”系列书，天大研究院陆续出版了前两本，笔者都认真阅读，并受约撰写书评，对天大研究院精心搜集和整理全球重要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重大事件的评论和报道的尝试、努力、付出的心血及其现实意义给予肯定和赞赏。 拿到第三本书《中国梦与美国梦》时，原来封面上最吸引我的“全球评论和报道”这几个最能体现本系列书独具一格特色的词汇，这次似乎已经没有以往的风采，因为我对“全球评论和报道”已经不再满足。我在想：这本书有没有与其他两本书不同之处呢？难道“美国梦”也是一个具有时效性的话题吗？“中国梦”带动世界开始重新讨论“美国梦”了吗？编译者把“中国梦”与“美国梦”并列在一起，是否有些牵强附会？ 带着这些疑问，我翻看此书，发现此书第二章“美国梦”的选材好像与本书副标题有些不符。因为此章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时间跨度很大，从1931年到2013年，而且内容也不仅是新闻性质的，还有美国经典文献，如《美国史诗》的节选、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2007年参加竞选的演讲。不过，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不符”的内容，使我眼前一亮，产生了阅读此书的兴趣，并体会出此书的价值。 自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他提出的“中国梦”引发了人们对世界上所有“梦”的关注，尤其是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梦”。很多文章都对照“美国梦”来阐述“中国梦”，不过，在笔者看来，有些对比和观点太过牵强，甚至有可能误导读者。 书中第二章不仅编译了美国人关于“美国梦”的经典论述，而且提供了“美国梦”的鲜活事例，同时展示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人对“美国梦”的反思和检讨。这一章不仅显示编者不拘一格的开放精神和独具匠心的编辑水平，同时也增强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这是此书最有特色和最具价值的内容，不仅使读者对美国梦有了清晰而具体的认识，同时也启发人们对“中国梦”进行深入思考。 笔者根据中美两国政府、国家领导人和两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阐述，结合自己的政治学和美国政治文化的常识，整理出下表，以显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哲学基础、基本逻辑和表现形式。 尽管可以看出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明显差别，但笔者认为，中国梦还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有待发展的概念，国内外对其还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解读，距离形成中国梦的理论体系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梦与美国梦之比较     中国梦 美国梦 来源 政府；国家领导人是中国梦的提出者，民众是中国梦的响应者 社会；政府是美国梦的响应者，总统（如克林顿、奥巴马）往往是美国梦的象征 背景 大背景：中国走出近代的屈辱史，实现了中国崛起； 小背景：习近平当选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与习近平有关的三本书编译出版侧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伍俊飞 2013-09-24 天大研究院“记言存史”，所记之言不只是习近平所言，还包括当今世界对中国这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理念、行为、举止观察所言、评论所言；所存之史，即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互联互动史。  梦的缘起：天大研究院决意为国记言存史 历史是流动的长河，书籍是永恒的记载。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满怀信心引领神州大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一个梦想成真的时代。本着为国记言存史、为后世载录光荣与梦想之宗旨，天大研究院在短短一年零一个月内，接连推出三本与习近平有关的系列书。 2012年7月，首先出版了《习近平访美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生动再现习近平在美国和国际舞台上刮起的旋风；2013年3月，继而推出的《中国梦 复兴梦——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在海外率先响应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2013年7月，续力发行的《中国梦与美国梦——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暨首次习奥会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展示了中国梦与美国梦各自的由来及其相连相通，传扬习近平倡言的“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这三部倾情之作共2500余页、逾112万字，全景式记载了习近平从2012年春访美到2012年冬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从2013年新春当选国家主席到2013年初夏再度赴美举行首次习奥会的整个盛况，通过聚焦这四个重要历史时刻，精选全球主流媒体和智库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评论和报道，既展现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外交思想和人文情怀，又传递全球舆论对中国领导人、中国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 我们“记言存史”，所记之言，当然不只是习近平所言，而且还包括当今世界对中国这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理念、行为、举止观察所言、评论所言；所存之史，当然也就是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互联互动史。 这三本书的动议、策划、编译、出版、发行全过程，寄托着天大研究院同仁、师友深深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理念，饱含着我们的拳拳赤子情意。合力筑梦：广泛动员全球资源   2012年2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访美，短短五天行程，彰显了这位当今中国掌舵人亲切温和、沉稳从容、睿智自信、富有人文情怀的国际形象，访问取得巨大成功，既让美国各界如浴春风，认识到“习是谁”，又有力推进了中美关系。习近平成功访美同样也令天大研究院同仁备受鼓舞。天大研究院创始人、董事长方文权有幸外围参与了习近平访美部分活动，亲眼目睹感人场面、见证友好盛况，努力思索着如何让国人、世人记住并留住中美交往史上的这笔浓墨重彩。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陪同习近平访美的施芝鸿建议方文权：可以组织精干力量，以最快速度，搜集编译并制作对此访的“全球评论与报道”。他还建议搜集面要广，覆盖全球主要国家、重量级媒体智库；内容要翔实，观点要客观，形式要创新，要做成一本全球公开发行、严选精编的书，为更多关注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学者和朋友提供参考。方文权董事长深感这与他不谋而合，于是立即启动出版计划。 考虑到此书的编译出版既意义重大，又工程浩大，我们迅速动员和充分发挥全球资源，合力开展搜集和编译工作。从北京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到研究院全体同仁，从中国驻外使领馆到中央媒体驻外记者站，从遍布世界各地的特约研究员到海外的莘莘学子，都热诚投入到这项共同感兴趣的工作中来。 2012年3月下旬，在全球合作伙伴鼎力支持下，共搜集到五大洲16个国家主流媒体和一流智库的上千篇文章，洋洋洒洒近百万字，我们从中精选出181篇，逐篇翻译编辑、校对勘正、设计排版、申请版权、发行推广……所有工作有条不紊、忙而有序地展开，仅用四个月时间，这第一本书就在同年7月上旬面向全球发行。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从打动人心的当选感言，到众望所归的八项规定，再到振奋民心的南巡之行，习近平履新后所展现的务实、创新、亲民、改革的执政风格，赢得举国盛赞，吸引全球瞩目，国内外都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期望。天大研究院同仁亦感同身受，决心再编一本记言存史的书。我们加大力度，搜集范围一扩再扩，终于扩展到全球100个国家，囊括G20、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东盟等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国，兼顾五大洲大中小国家。书稿也从一册变两册，共1000多页、逾46万字；编译校核等一系列工作也更为繁杂，每校对一遍就要三四天……但我们依旧只用四个月时间，在2013年3月全国两会开幕之际，出版发行《中国梦 复兴梦》这第二本书。 即使在以高效率著称的香港，出版一本书，一般快则半年，慢则数载，且其前提是书稿齐备。天大研究院从广泛搜集文稿、严谨编译审校，到精心设计印制、顺利出版发行，不过百余天时间。这样的高效率背后是天大人的情怀与精神。全院同仁数月如一日忘我工作，节假日也不休息，有些骨干甚至放弃了春节期间与家人的团聚。 研究院全球合作伙伴的激情奉献也功不可没。中国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协助搜集各国报道评论；身处动荡国度的资深记者在空袭警报中字斟句酌翻译文稿；在哈佛大学、圣彼得堡大学等世界名校就读的年轻学子，为了帮忙收集核查资料，不辞辛苦泡在大学图书馆、走访智库同行。 为了给第二本书起一个最恰当的书名，研究院集思广益，多方请教。经反复斟酌，最后由方文权董事长拍板，决定以《中国梦  复兴梦》作为书名。这一扣紧时代脉动、体现民族期盼的书名，顿时让大家眼睛一亮，也使读者心灵为之一振！ 共同圆梦：凝聚智慧精益求精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继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梦”，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大研究院同仁总结前两本书的编译出版经验，信心百倍投入第三本书的编译出版。...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8-21 植根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历史，借鉴法国反歧视与共和模式，中国政界和学界应该开展相关的调研与讨论，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建构确立新的民族融合道路。 6月下旬，新疆鄯善县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和田县发生群体聚集闹事事件，新一届领导集体迅速决策，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果断出手，及时妥善处置了两起重大骚乱，维护了社会稳定。鉴于境外势力的介入，简单把骚乱定性为民族冲突无疑是一叶遮目，但考虑到近年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治安恶化的情况，中国政界和学界都应居安思危，结合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及时反思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轫于前苏联的民族理论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列宁民族自决理论和前苏联联邦制的影响。在理论上，前苏联始终主张，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拥有共同文化特征，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土地上实行自治。在实践中，前苏联坚持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统一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坚决反对任何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脱离联邦。在戈尔巴乔夫推出“新思维”后，维系国家统一的思想和制度支柱坍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了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法理依据，直接导致庞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   由于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思想和传统，中共并没有完全照搬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6年1月，中共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主张“承认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舍弃苏联实行的联邦制，选择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中共通过宣传与教育，比前苏联更成功地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国民个人的信仰，从而在精神上塑造了超越民族认同的高度同质化政治信念，强力压制了民族认同的意识，掩盖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 平心而论，中共根据本国历史传承而开创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胜过在法理上允许少数民族通过民族自决而独立的苏联体制。然而，这一政治设计仍是在前苏联民族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一些跟前苏联遭遇到的同样性质的民族矛盾并不足为奇。 民族政策亟待与时俱进 文革时期，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极左路线冲击，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聚集区一样陷入无政府状态，当地上层人士与中共党内高官一道成为批斗的对象，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被禁止，大批宗教建筑与设施遭到破坏，大量宗教用品被捣毁或流失。1975 年宪法更是删除了1954 年宪法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规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做了调整，主要特征是优待少数民族。新措施包括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重点支持少数民族语文的恢复与发展，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典籍，给予职业宗教人士一些特殊权利，参军、招工、税收、高教录取等都向少数民族利益倾斜等等。这些政策纠正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全国性混乱，并非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确实起到了有效发展民族地区的目的。由于中共中央提倡在自治地区高比例任用少数民族党政官员，西藏、新疆等地区的汉族官员一直属于少数派。比如，2013年1月统计数字显示，西藏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82.05%，693个乡镇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80.6%。截至2013年7月，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6万，佔干部总数的5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了新挑战。目前有些长期执行但已经过时的政策存在较大负面作用。部分措施弱化了国家层面上的共同认同，导致一些人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没有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严重损害了汉族利益；强化了少数民族的地域观念，让民族观念与特定的土地挂钩，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 其中，争议性最大的是少数民族刑事政策“两少一宽”。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中规定“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政策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干预了司法相对独立的地位，使法院难以处理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案件。与此相应，政府以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为由，允许某些少数民族合法持刀，这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因此，一些主要目的在于纠正文革所犯错误的民族政策需要在新形势下做出相应改变。 法国民族政策值得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调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过程中，正如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所言，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法国与中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又长期实行市场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它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尤具参考价值。 法国当前的民族政策是共和模式与反歧视模式的混合物。共和模式源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崇尚民族宽容与融合，以普世的意识形态压制民族差异和认同。从19 世纪后期起，法国开始制度化地鼓励少数民族放弃本族历史和文化、学习法兰西文化，政治上认同法国，争取完全融入法国价值体系。共和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尽量淡化社会成员之间的民族身份差异，确立并维护平等的公民身份。从法律和政治意义上讲，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无差别的公民，“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仅存在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此模式的优势在于能有效防止民族边界的固化，从制度上封闭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路径；其劣势是难以解决事实上存在的民族间经济利益矛盾和社会组织差异，这种不和谐往往将贫困固化在特定的少数民族身上，最终会引发族群之间冲突，近几年法国族群骚乱的爆发就是最好的例证。 除了法兰西主体民族外，法国还有阿尔萨斯、布列塔尼、巴斯克、科西嘉、佛兰芒、阿拉伯、华人等少数民族。阿拉伯民族骄傲的民族性格使其坚守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族群认同，在法国社会中存在组织化的求异倾向，高卢人的同化政策在阿拉伯穆斯林面前明显受挫。法国人中的保守分子也因此不满民族融合政策的失败，决意捍卫法兰西传统价值，保卫法兰西民族特性，这也为法国的极右翼力量提供了生存土壤。 当然，最现实的冲突根源还是在于福利。经济向好时，民族之间在福利分配上的冲突可以被社会忽略或掩盖，可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资产价格下降，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法国社会的不满即首先指向在福利制度中受惠最多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曾经受到西欧民权运动的洗礼，怀抱强烈的民权意识，认为分享法国的社会福利理所当然。这一态度违背了法国社会最核心的价值即资本主义精神，法兰西主体民族对此激烈反弹，表明宽容有其天然的限度。 为了救济共和模式的不足，1998年法国最高移民融入署正式向政府建议通过立法来管制日益严重的民族歧视问题。这成为战后法国民族政策最重要的转折点，被视为法国反歧视模式的开端。2004年12月，法国政府成立了机会平等与反歧视高级专署（HALDE），专门评判法律或国际条约所禁止的直接或间接歧视行为，从制度上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3-08-20 谢长廷以维新基金会名义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合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再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为民共交流写下新一页。此次到访不仅为日后解决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做了可靠铺垫，更是“以谢逼马”，迫使马政府正视两岸问题。 2013年6月底7月初，谢长廷先以维新基金会名义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合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再到深圳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为民共交流写下新一页。笔者尝试从两个角度来观察此次红绿之间的互动，一看“涟漪效应”，二看“引申波幅”。 民进党内的“涟漪效应” 对于谢长廷是次到访，台湾部分分析人士仍以“苏贞昌、蔡英文与谢长廷”之间的暗战作主调，未来事件交易所的简单民调对谢的访问予以肯定，而沈富雄则批评为“空手而回”。以上三种说法均过于表面。 谢长廷凭借其独特身份，以“剩余价值”引领红绿互动。在台湾，所谓政坛“天王”，必须是“有领地、掌兵马，具功勋”，谢长廷毫无疑问具备这些资格，其所掌的台湾维新基金会是民进党的“影子政府”。台湾在下一次大选是否再次出现政党轮替，正为两岸三地所关注。在现时民进党内的核心人物中，苏贞昌的政治身份让他动弹不得，蔡英文是不可以受伤的宝贝，只有谢是最没有政治负担的，他既不会再参选，又具有足够“压场”地位，可以“半公开”与大陆进行互动。 台湾传媒并未大篇幅报道谢是次访问，蓝绿间亦没有大肆口诛笔伐，甚至较为低调处理，由此可知谢的策略取得成功，也为苏贞昌与蔡英文在日后着手解决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做了可靠的铺垫。 台湾民众具有保守、害怕改变的特质。自2008年后，两岸间的互动虽时有磨擦，但台湾民众已经接受了与大陆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经常性往来。两岸关系若因民进党重新执政而重回冰点，无疑将会是民进党的致命伤。这一点民进党的核心不可能不知道。 谢长廷的一切行动，必是先以稳定绿营选票基本盘为先。所谓的基本盘，就是“深绿”。根据历次选举的民调，蓝绿阵营的基本盘，即深蓝或深绿的支持者，各占大概三成，而“浅蓝浅绿”分别是大概一成左右。因此，谢长廷的行动若动摇了“基本盘”，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必然会变调。迄今为止，绿营民众未有太大反应，证明谢长廷可以再进一步。 如何发挥谢长廷访问的涟漪效应呢？谢是次到访，民进党人当然占了绝大多数，但谢系主要“兵马”并未随行，显现谢的戒心依然相当之重，此行目的只为摸底、不为交心。然而北京恰恰可以利用谢的心魔，先拉拢谢系人马。台湾有句老话：“发财在台北，乱也在台北”，意思是台湾的中南部依然相对落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每晚九点半后竟然可以关闭一半，台南经花东、宜兰北回新北市的公路一直没有得到好好处理，高铁更没有规划。中南部一直无法发展起来，既造成民进党在当地执政的压力，也是谢的遗憾之一。因此，如果谢下次到访，北京应先深入了解谢系人脉，然后点名邀请他们一同随行，陈菊若不方便，赖清德若感到尴尬，但他们总有亲信可作代表同行。随后，以输出技术、加强交流为名，协助中南部发展，如推动“农庄民宿转型”、举办中南部渔农业出口技术会议等。如果北京能够协助重点繁荣“大高雄”，这将有助将来全面打开红绿对话的基础，也可掌握民进党中南部未来的虚实。要知道谢将是过去式，但陈菊、赖清德的日子还多呢！ 台湾岛内的“引申波幅” 谢长廷是次到访，公开发言并不多，但是有一句话含金量相当高：“就算独派以后想把国家改叫‘台湾共和国’，也必须先承认‘现在是中华民国’”。 北京的策略应是把“未来”锁定在“现在”。要知道北京现在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防止台湾变天，民进党上台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所以，需要把谢的调子定下来，令民进党承认“现在是中华民国”变成必然。北京更要构建能够为台湾民众所接受的论述，以“先说、先定”的方式，尽量阻止“台湾共和国”的声音变成主调。不少台湾人对大前研一《中华邦联》一书相当推崇，提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发展台湾本土的“一邦多联”论调，获得台湾政界、高等教育界中人颇多肯定。对此议题，北京尽早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为未来准备论述。 谢此次访问虽然看似蜻蜓点水，但却令随后到访大陆的郝龙斌紧张起来。及后，马英九更表示，台湾民众若有意愿，不排除“习马会”。这是马英九首次松口，表示有可能进行“党主席对党主席”的对话。 国民党之所以有此反应，是因为他们开始出现“被取代感”。马政府过去五年在两岸关系上，可以说是好处通吃，却始终不谈政治对话，即使在他民望最高的时候也不谈。现在马政府好景不再，民望一路下滑，可能却是迫使马政府正视两岸问题的好时机，推动两岸互设办事处，开启“和平协议”谈判。如今出现“以谢逼马”的局面，正是谢此访的引申波幅。 香港的独特作用也不容忽视。谢长廷与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共宴，台湾传媒没有以此为题大作文章，可见台湾社会对类似的交流至少是不抗拒的。台湾人对香港人很少有抗拒感。因此，如果组织一群具台湾认知的“港区全国政协”，成立专题工作组，在未来几年，定期或就个别议题，与台湾维新基金会进行交流，才有机会深入了解民进党。如果现时港区全国政协中缺乏相关人才，亦应以智库模式来招揽人才。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田安澜 2013-08-19 中央政府应该继续严格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来处理香港普选问题，充分依靠爱国爱港力量，扶持“正能量”，掌握政治主动权，针对即将来临的政制改革，及时表明并有效传达中央立场，明确中央权力，确立政治底线，有序翻开普选新一页。 7月16日，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应特区立法会主席曾钰成邀请，出席立法会午宴，这是中联办主任首次以官方身份出席立法会午宴。张晓明的致辞有两点引起香港社会关注：其一，“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实现普选的立场和诚意是不容怀疑的”；其二，“香港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所以，有关普选制度的设计必须与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相适应，必须遵循‘一国两制’的原则，必须处理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权力得到保障”。 香港回归祖国16年，虽遭遇风风雨雨，但北京政府坚持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始终保持了香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目前香港管治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政治势力不断躁动，但所有的纷争背后的焦点都集中在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作出决定，规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行政长官普选后立法会全体议员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特首和立法会可以实行普选，但具体的选举办法尚未完全明确，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反对派势必利用各种机会与场合展示实力与影响力，凝聚力量，备战2017。 针对香港未来的普选，张晓明此次讲话，既表明的中央政府的立场，也强调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所在。 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应该继续严格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来处理香港普选问题，充分依靠爱国爱港力量，扶持“正能量”，掌握政治主动权，针对即将来临的政制改革，及时表明并有效传达中央立场，明确中央权力，确立政治底线，有序翻开普选新一页。 首先，及时清晰表明中央政府立场，增强对港政策的透明度。香港法治化程度与信息流通自由度都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相关机构不难获得精准的信息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北京对港政策，应该铁板钉钉、一目了然，而不应包含试探、博弈与不确定性，避免被香港一些政治势力利用，大做文章甚至掀起社会波澜。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实行普选的立场与态度是明确的，应该通过畅通的舆论与民意沟通渠道，让广大港人全面、及时、清楚地知晓这一立场与态度。事实上，除了普选问题，在任何对港问题上，无论是落实“一国两制”还是完善中央和特区关系，北京的立场都应当明则明，避免港人出现模糊认识甚至错误理解。 其次，面对未来政制安排的变动，中央政府需要明确在“一国两制”下所拥有的各项权力，严格依照《基本法》行使这些权力，从而履行落实“一国两制”的宪制义务。《基本法》赋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包括：修改《基本法》、解释《基本法》、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审查特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决定全国性法律适用于香港、宣布战争状态或紧急状态以及在此等情况下于香港特区实施全国性法律、审查特区成立前的香港原有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等。在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在行使上述权力时，始终保持自我克制与约束。随着普选逐渐临近，香港政制发展面对重大改变，中央政府对《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力应当使则使。这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意，也是中央必须履行的宪制义务。 最后，北京应明确底线，制定相关法律与政策，避免香港普选成为一些政治势力进行反华、危害国家安全，甚至从事分裂中国、搞“港独”的借口与手段。正如张晓明所言，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有很多特殊的地方，香港的普选必须遵循“一国两制”方针，不得有违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这是北京的底线，同样需要旗帜鲜明亮出来。任何“躲躲闪闪”都有可能在香港引起猜疑、不确定性甚至混乱。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问题上，中央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不给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与不负责任的媒体以造谣传谣的空间。 总之，在香港普选问题以及未来涉港政策上，中央政府的立场应当明则明，《基本法》赋予中央政府的各项权力应当使则使，中央政府对底线的维护应“该出手时就出手”。同时，中央的立场、权力与底线应当让广大港人全面、及时、清楚地知晓。在必要时，应参考外交部和国台办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考虑在港澳办或中联办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常规化的新闻发布制度，公开宣示中央政府对港政策，解答传媒查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滕飞、何建坤 2013-08-15 气候变化谈判的政治共识需要建立在相对一致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科学认知尚不具备支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坚实基础。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减少这些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正在准备过程中，在科学、影响及减缓各工作组的报告初稿中均对从2度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之间的一系列转换环节的科学认知现状进行了评估。虽然IPCC的职责只是对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和影响进行评估，并向各国政府提供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和技术选择，但目前各工作组初稿中围绕长期目标的有关结论将会对中国在德班平台谈判中的立场和策略产生重要影响。科学认知仍有不确定性   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2度目标（即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度的水平）被确立为全球政治共识。但最近研究表明，目前各国2020年的减排承诺距离两度目标的实现仍有相当的差距，2度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其能否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围绕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德班平台谈判已经启动，谈判的焦点问题均涉及2度目标到各国减排目标的转换：一是如何提高各国2020年前的行动力度以弥补目前的减排差距；二是如何设计2020年后的国际减排制度，其中“自上而下”（即将2度温升目标分解落实为各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并辅以履约核查等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的减排模式需要将全球的2度目标分解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从2度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之间要经历一系列的转换过程，首先温升目标需要转换为累计排放空间；而后在考虑技术和政策约束的情况下，进一步将累计排放空间转换为全球排放路径；全球排放路径又需要依排放权分配方案最终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就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而言，上述转换的每一步都必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为了表示温升与累计排放之间的关系，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文献中引入了“累计排放瞬时气候响应”概念（简称TCRE）。根据这份评估报告给出的初步评估结果，TCRE的最可能范围在1.5-2.0 °C/TtC的区间内，也即2°C温升对应的允许累计排放上限即在1000-1300 GtC之间 。但是，在实际的多温室气体情形下，二氧化碳的累计排放上限要小于由TCRE得出的上限值，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上限应在650-867 GtC之间。第五次评估报告虽然建立了温升与累计排放的对应关系，但由于各气候模式预测的结果仍然缺乏一致性，因此尚不能就2度温升对应的累计排放上限给出确定结论。 综合评价模型建立了累计排放与排放路径之间的关系，同一累计排放可以通过不同的排放路径实现，不同排放路径之间在给定年份的排放总量相差较大。目前大多数排放路径都是在技术和政策约束下的成本最优化的排放路径。这些排放路径均是通过综合评价模型给出的，但是由于综合评价模型在模型结构，减排技术的组成、成本、进入时间及技术进步率等参数的设定，考虑的温室气体及政策设定上各不相同，因此各模型给出的排放路径均有所差异。 在确定全球减排目标及路径后，还需要将这一路径进一步分解到各国成为各国的减排指标后才能最终确保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这一分解过程即是排放权分配问题。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基于对当时不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评估，给出了发达国家应当在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40%，发展中国家应当在2020年从BAU显著偏离的结论。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前的排放权分配方案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所提出的。自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了更能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排放权分配方案。目前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巨大差异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公平问题上缺乏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使得将全球减排目标落实为各国减排目标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自上而下”缺乏科学支撑 目前由于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的地球系统模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目前温升目标与累计排放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各模式对气候敏感性的估计不同，但对累计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温升的认知是一致的。这一科学结论支持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历史责任问题上的谈判立场，也支持了中国科学家基于人均历史累计排放趋同原则提出的排放权分配方案。   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确定全球排放的路径或者主要年份（如2020年、2030年及2050年）全球的减排目标。由于排放路径的不确定性，在2020及2030年给出全球的减排范围还具有较大的争议。2050年排放路径虽然比较收敛，但由于温升与累计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就此目标做出政治决策的难度依然很大。 在给定的全球减排路径下，各国之间的排放权分配是气候谈判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之一。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的新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出现，不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差异拉大，综合评估各方案所给出的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减排力度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未来确定发达国家整体中近期和远期减排目标的谈判将会比较艰难。 从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的转换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相当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各方在谈判中都可以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依据，因而通过谈判就累计排放、减排路径及分配方案等达成共识的难度极高。政治共识需要建立在相对一致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科学认知尚不具备支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坚实基础。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减少这些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不确定性也不应当成为停滞或观望的借口。中国应推动各国自主承诺   在谈判中，中国应推动形成“自下而上”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目前最有效和务实的方案是各国自下而上加大减排力度，并根据最新的科学认知对全球减排路径与2度目标之间的差距不断进行评估，进而促进各国持续加强减排力度、最终公平的承担减排义务。 在研究中，中国应加强对复杂气候模式、综合评价模型与排放权分配方案的不确定性及比较研究，增强中国在不确定性问题上的话语权，为科学评估和国际谈判做好准备。由于对温升的预估是通过地球系统模式进行的，而地球系统模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开放性系统，且在气溶胶-云-辐射的耦合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方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目前在给定温升目标下累计排放上限的评估上，不确定性仍然较高。而在综合评价模型上，各模型之间对减排成本的不同估计也导致了减排路径的较大差异。排放权分配方案也在公平、伦理理念、基线和参数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正如天气预报中的多模式预报一样，未来的气候变化研究、评估在加强模型一致性的基础上，也需要综合多个模型的结果从不确定性决策的角度作出决策支撑。以往的科学研究中中国偏重于对“中国模型”及“中国方案”的研究，未来应当转向对各主流模型和方案的比较和综合研究，从比较研究和不确定性分析的角度深入强化科学认知，为未来国内决策和国际谈判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3-08-13 8月15日安倍内阁会否参拜靖国神社，是横亘在中日关系面前的现实问题。选举中的失言，令安倍进退两难：参拜势必令东亚局势更趋紧张，不参拜则给日本选民留下言而无信的坏印象。成功摆脱众参两院互拧问题的安倍政权，其外交内政策略的变化，势必影响中日关系未来走势。 7月21日，日本举行参议院换届选举，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共获得76席。日本参议院议席总数是242席，参议员任期是六年，每隔三年改选其中一半，也就是说这次改选的只是其中121席。在剩下非改选的121议席中，自民党占50席加上公明党的9席，执政联盟占据59席。此次改选后，执政联盟拥有135席，占据参议院多数议席。这几年，由于在众议院占多数议席的执政党在参议院却是少数派，法案时常难以通过，众参两院“互拧”问题一直困扰日本，这次改选化解了这一问题。 更重要的是，赢得这次选举，安倍政权会成为一个长期政权。从现在开始到下届参议院选举，日本三年内没有选举，安倍晋三现在所担任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就还有三年，这意味着安倍晋三在他的总裁任期内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还有可能竞选下届自民党总裁，这样任期可能还会更长。 安培政权正式成为长期政权，日本政局会出现哪些变化？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 修宪暂时难以成事 近年来，大多数日本首相任期都不太长，任期短的首相大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内政而无暇顾及外交，任期长的日本首相才有从事外交的余力。最近两位任期长达五年的日本首相分别是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他们在外交领域都比较活跃。由此可见，安倍晋三从现在开始肯定会更加积极地接触外交问题。 其实日本政治人物并不擅长于外交，与其说他们“积极地接触外交问题”，还不如说他们会“更加被外国所注意”，就像小泉任内一样。小泉曾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恶化中日关系，而这次安倍引起中国不安的还是因为他“把日本变为正常国家”的强烈意愿。在安倍看来，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是阻碍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最大障碍，而教育基本法已经在他上次首相任内得到修改，现在剩下来的只是修宪问题。 安倍热心修宪，但日本宪法并不会因为他希望修改就能被修改，从现在看来，他在任内修宪的希望并不大。修宪必须要掌控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即162席，而自民党和公明党只掌握了135席。即使按照安倍所设想的，先修改规定“三分之二多数”的宪法第96条以后再说其他，但这个门槛还是绕不过去。因为在修宪问题上，公明党很大可能不和自民党结盟，后者只能指望与之有修宪共识的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支持才行。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此次得票总和为81席，加上非改选议席后也不够修宪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自民党已经无法立即开始进行修宪工作。 当然，如果公明党听从自民党劝说而改变方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相反倒是自民党分化民主党，拉出几个反叛的民主党参议员，可能性还更大一些，但是这样要花费大量时间。安倍很务实，可以预见他在任期之内不会再把主要精力放在修宪上，但也不会完全放弃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所以下一步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实现“集团自卫权”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容易达成各政党间的共识。 靖国神社问题势将再现 除了修宪问题之外，可能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还有两个十分敏感的现实问题：钓鱼岛和靖国神社问题。虽然表面看来钓鱼岛有点硝烟四起，似乎随时可能发生擦枪走火事件，但笔者却并不认为钓鱼岛问题还会进一步恶化。因为日本的姿态现已比较明显，不可能进一步让步，相反在等待中国政策转变。日本的强硬姿态源自美国对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范围之内这一明确声明，不管美国此言是否只是空头支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去验证此言。也就是说，目前似乎还无法想象中国方面会开始正式登岛，但是只在周边巡航而不登岛的姿态持续太久可能会引起中国国内情绪的变化和不稳定，所以日本人总觉得中国人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采取一个告一段落的行动。 然而靖国神社就很可能会酿成重大外交问题。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对于安倍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他在就任首相之前曾轻率地说：“上届任期内未能参拜靖国神社是最为痛苦的事情”，这句话现在把他推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中日、韩日关系都处于低潮时，如果发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亚形势肯定会更趋紧张，但如果不去参拜，安倍又会给日本选民一个“言而无信”、“实用主义”和“毫无原则”的坏印象。公明党已经看到这一点，山口美津男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立即在电视上公开呼吁安倍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不管安倍本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但他不能无视美国对他多次发出的不要进一步恶化东亚形势的要求。笔者估计，安倍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会采取小泉方式，即绕开8月15日这一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样既可以给选民一个交代，也不至于太不给中韩两国留有余地。 日本经济依然如履薄冰 自民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获胜，执政能量得到提高，再加上安倍鲜明的保守色彩，日本会不会变得进一步保守化呢？这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笔者认为，未来的日本政局并不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安倍色彩，相反安倍还可能会更加韬晦，淡化自己的色彩。安倍很清楚，其胜利的来由是因为“安倍经济学”见到成效而并非他表现出来的保守色彩，但“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解决困扰日本达2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安倍所祭出的法宝只是暂时降低日元汇率，使大企业得到一些好处，但中小企业并未受惠，而且经济数据的好转也尚未反映到国民可支配收入上来，至于计划明年4月开始提高消费税率对消费心理及消费活动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现在还无法估计。只要在“安倍经济学”上出了什么问题，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立即会降下来，因此安倍在经济问题上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就任之初所说的那句话：“第一是景气，第二是景气”，现在还没有过期。 安倍不会主动出击，但也不会轻易让步。他和小泉都是北京不太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物，但今后他有可能比小泉更加使人头疼。由于家族里产生过岸信介和佐藤荣作两位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基础比小泉要坚实得多，而且时代也不一样。小泉时代日本经济一片混沌，中国经济则以极大的势头上升，而现在中国经济上升势头出现放缓，今后已经不再可能以过去那种势头发展，而“安倍经济学”倒有可能把日本经济带出困境，此消彼长之下安倍可能比小泉更有自信。 整体而言，即使安倍内阁成为长期政权，其在外交上的动作也应该是进一步协调日美关系以便牵制中国，同时静观中国的外交姿态会否发生变化。他应该不会主动打对华外交的牌，而是等待中国因为经济或者环境问题出现困难，所以中日之间会有一段相对比较平静的时间。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主动出击解决好地方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坏账问题，推进产业更新换代，治理环境污染，整顿好内政以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天大报告》2013年7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贝多广 高圣宝 2013-08-13 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需要尽快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直接收益，有效倒逼国内金融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来破解金融体制改革中的诸多难题和深层次矛盾。 当前中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依然很低，金融体制改革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深层次矛盾，落实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需要尽快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直接收益，有效倒逼国内金融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关键第一步是在资本账户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互相交叉交织的情况下，设计好改革路径。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中国经济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带动金融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但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金融压抑现象依然未得到有效改观，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作用、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水平还很低，离十八大确定的“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战略目标有很大差距。然而，受制于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金融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改革公约数越来越小，且存在固化倾向。 破解当前金融体制改革难题和深层次矛盾，需要借鉴中国入世的成功经验。当年，为符合标准、兑现承诺，在中央政府的强势推动下，中国自上而下进行了艰难改革，现在看来，那次深度改革和引入竞争，实现了经济、产业、外贸的战略调整，中国成功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和制造业分工体系，生产总值、居民收入、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现在也要像当年“入世”的口号一样，提出一个能够统一各方思想认识、切实可行的国家战略，在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层面，统领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结合当前现状和改革要求，这个战略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通常，对压抑的金融体系而言，货币国际化应是金融改革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和最大成果，在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应是制定金融改革政策的约定目标和内生动力。人民币国际化倒逼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机制 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巨大收益。一是在“货币即权力”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是金融领域“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也将为“中国梦”的其他丰富内涵提供金融支撑；二是在浮动汇率制度日益普遍的今天，可以提供现有金融工具难以实现的有效、长期、零成本汇率风险规避，提升中国经济主体国际贸易投资主动权；三是在占有国际资源方面，有利于企业利用更加充裕的市场资金和低廉的成本进行债券融资，政府则享有持续高额的铸币税收益，此过程亦可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履行价值储备职能，实现良性循环；四是在美元一支独大、量化宽松的失衡中，可以摆脱美元陷阱、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抢占货币战争制高点，抵御中国外汇储备不断贬值的巨额损失，化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推动、维护、稳定变化中的国际经济新格局。 国际货币历史表明，货币国际化需要经济实力、贸易规模等基础条件，更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包括币值内外稳定、货币自由兑换、金融高度市场化等。在追求人民币国际化巨大收益的过程中，我们通过积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变国际压力为国内动力，同步倒逼金融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对内，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破解长期存在的政府行政依赖性、国有机构主体性、间接融资主导性；对外，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慢慢形成进出自由、规模庞大、运转良好的人民币交易投资市场，做到资本账户和证券市场开放、证券投资渠道畅通、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加大。倒逼方式上，首先通过政府态度的转变，政府是货币国际化的最大受益者，只有政府才能真正克服国内各种阻力，有力执行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其次通过应对离岸市场挑战，香港、伦敦等离岸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发挥在效率、创新、监管等方面的优势，发展多样化、高质量的人民币金融工具以提高吸引力，同时为国内金融市场做出表率；最后通过满足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的需求，政府、企业、居民多年积累的资产，亟待走出去。 更为长远的意义在于，改革内外兼顾，将完善金融领域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力。汇率和利率水平趋向合理，经济在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之间取得平衡；股票和债券市场日趋完善、资本账户基本开放，资本可在全国、全球寻找最有利投资，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带来更好的经济结构、更持久的经济增长、更高的增长效率，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规则中的制定权和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并推动中国金融产业上新台阶上新水平。资本账户可兑换与金融体制改革 由于存在货币惯性等原因，货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准备和激烈竞争，英镑、美元、马克、欧元均是如此。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时间周期要以十年为基本单位，要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否则欲速则不达。推进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今后的进程和效益，也是风险和挑战最集中的环节，主要的困难在于资本账户可兑换与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同时存在，互相交叉交织。需要厘清思路、分清轻重缓急，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积极稳妥进行。 首先，建议放宽资本流出限制，在此前提下增加汇率弹性，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放宽资本流出限制的措施包括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居民购汇额度、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到中国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和债券。在开放流入还是开放流出方面，后者更具急迫性、必要性。中国长期以来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这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原因。在不减少资本流出限制的情况下，汇率市场化会导致本币高估。考虑到个人购汇需求总量相对小些、影响有限，且密切关系民生，资本账户开放应先个人后机构。 其次，再依次放宽股票、债券、房地产的资本流入。股票波动大、投资损失概率高，股票投资者对于利差和汇差相对不敏感。股票市场近年来长期在低位徘徊，悖离宏观经济表现，引入更多国际投资者有助于改善市场气氛、恢复市场功能。中国股票市场特有的高换手率和流动性意味着较强的资本流动承受能力，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会较小。债券方面资本流入限制的放宽应在利率、汇率市场化取得显著成效后。房地产方面资本流入限制在价格回落到合理水平之前不应解除。 最后，逐次开放本币、外币形式的银行跨境借贷。银行借贷与债券不同，存在提前还款的可能，在跨境业务方面的开放应晚于债券。其中外币形式的银行跨境借贷可长期保留限制，因为本币大幅贬值导致外债偿还负担剧增时，提前还款会进一步增加外债偿还的难度，导致或恶化货币危机。 利率市场化宜从易到难，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放开。中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尤其国有银行占据很大比重，简单放开银行存贷款利率对各类银行、企业、财政以及国际资本流动都会有较大影响。利率市场化的次序应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鼓励“金融脱媒”，扩大经济中市场决定利率的部分，大力发展市场化的固定收益融资。一旦银行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比重下降，再行放开存贷款利率就比较容易。这种类似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可以减少震动，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近年来，我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通过货币互换、扩大贸易结算范围等形式，推动渐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有所成效，也符合坚持区域合作、与金砖国家紧密联合的基本原则。但从体制机制来看，这些工作还远远不能提供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条件。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通过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格局催生真实有效的市场价格，根据价格信号实现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有效推动人民币成为贸易结算货币和交易计价货币，真正成为有关各国的汇率锚，最后在全球范围内充当交易结算货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将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以货币形式固定下来。 《天大报告》2013年7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3-07-12 台湾应协助中美取得双赢局面，同时也设法让自己在两岸棋局中寻找双赢的可能，这才是资源有限的台湾所应试图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创造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于结束拉美访问行程后转往美国展开一场没有礼炮、也没有白宫草坪记者会的度假外交。 这场众所瞩目的“习奥会”，究竟能否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待日后检验。但不可讳言，这次非典型“庄园外交”确实比传统外交更有助于中美双边展开深度对话，以及两国领导人建立私谊。尤其，习近平将领导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推动实现“中国梦”与民族复兴，而奥巴马虽已于年初迈入第二任期，但如果这两位对国际政局具举足轻重角色的领导人彼此能建立足够战略互信，不仅将影响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也将为未来十年国际局势奠定基本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两岸关系 这次被视为“G2峰会”的“习奥会”，一如外界预期，除触及中美经贸、网络安全、气候变迁，朝鲜半岛情势，以及东海与南海等区域安全议题外，台湾问题，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台海或两岸议题，也顺势提上双方对话议程。 中方除要求美方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公报，也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对台军售。对此，美方照例搬出标准回应，除重申中美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所构成的一中政策，也强调将持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至于什么时机供售何种质量装备给台湾，则完全由美国最高行政当局依当时情况决定。 尽管这近乎重申过去立场的对话，显示中美双方对相关议题仍存有歧见，但某种程度上也形成另一种战略再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对近年来两岸关系发展采取正面肯定的立场，这将可能进一步反映在其后续的对台政策。 对于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所将扮演的角色，有部分战略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力将逐渐式微。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岸关系若要能够获得进一步改善，美国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台湾社会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持续获得改善，但同时也期待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能够持续扮演积极正面的作用。换言之，稳固的台美关系，将有助于成为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来自美方对于台湾政治及安全的持续坚定支持与战略保证。 由历史所造就的当代台湾、中国大陆与美国的特殊三角关系，使得任何一方关系的改变，都可能牵动着其他两边关系的发展。如今，台美关系依然紧密，两岸关系的发展也非过去所能比拟。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权，美国作为国际现实强权，两者在紧邻的西太平洋或其他区域议题上存在分歧，台湾却偏偏在地缘上正好处于海陆两大强权交界，本身也为中美双方长期争议焦点，更同时与双边发展出很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旦中美陷于对抗态势，台湾将陷入被动两难困境。台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战略抉择 这次由奥巴马主动提前邀请的“习奥会”，显示出当前历经战争与金融风暴的美国，有意改善强化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甚至希望在朝鲜非核化等议题上能够持续获得北京的支持以共同应对挑战。 相对地，习近平在记者会时表示：“（中美）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这句话透露出中国新领导人对于足以牵动世局的中美关系，所展现出的一种带有自信与直面未来的重要战略姿态。 一旦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与习近平未来共同任内获得不断改善，如同习近平所表达的：“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只要双方拿出决心和信心，保持耐心和智慧，既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又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如此必将进一步牵动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作为可能成为中美“管控分歧”的焦点之一，台湾届时该如何因应，势将对朝野形成重大战略考验。面对这样一个可能发生的新战略形势，台湾未来究竟将何去何从？ 或许情势不是那么悲观，至少短期内是如此。盖因要骤然改变台湾当下所处现实结构，势将牵动许多方面因素。但这并不意谓台湾所处的现实结构将永远不会被改变。改变并不一定以剧烈方式（如战争）进行，而可能以一种微妙的缓慢渐进过程逐步发生，或许必须等到一段时间后才会清楚了解变化差异。关键在于，台湾究竟要被动地等待他人来决定自身命运，还是要设法主动寻求有利的战略契机。 我们或可重新全面检视台湾究竟具备哪些有利条件，或具哪些潜在有利资产可资运用。如果借民进党过去所曾提出的“海陆接口、东西桥梁”来看待台湾战略位置，则可发现：台湾在地理上正好处于中国大陆东进太平洋与美国海洋势力接触的幅辏点，战略术语则是第一岛链的中央枢纽。 从一个角度看起来是冲突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接合点。换言之，台湾可以不必是中美冲突点，而且可在中美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寻找不同以往的积极角色，以发挥台湾潜在战略价值，而非成为中美共管对象，也不必在中美陷于矛盾冲突时面临选边站的两难。 要做到这点，或许需要大胆主动的战略思维来加以推动。一方面，当然是要继续深化巩固既有的台美关系，加强彼此的民主信念与战略互信。另一方面，则必须正面面对两岸政治分歧，以建设性姿态与北京方面耐心展开全面对话，在彼此相互谅解下，寻求现阶段双方均可接受的某种政治关系，满足彼此所需的战略保证，同时进一步开展更多合作面向。 “习奥会”是否真能如预期般地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台湾不能只停留在臆测或仍抱持唱衰立场，因为一旦中美重新陷入战略对抗，台湾将如受到板块压挤般难以喘息。最好的选择或许是，台湾应协助中美取得双赢局面，同时也设法让自己在两岸棋局中寻找双赢的可能，这才是资源有限的台湾所应试图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创造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