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6-01-12 “习马会”在国民党危急存亡之秋举行，目的就是清楚告诉台湾民众，在两岸关系上，国民党仍旧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是重要的两岸沟通渠道。“习马会”为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舞台留了一个活口，亦为“一国两制”进行铺垫。 两岸分隔66年后，习近平主席与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在新加坡历史性会面，开创了两岸和平发展新的一页。“习马会”虽然与台湾的总统选举无关，但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举动都会被解读为选举操作。综合分析台湾现时各项民调，台湾变天，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将会是快要发生的事实，而台湾经历三次政党轮替之后，社会总体平静，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这表明台湾民众已经习惯了政治更迭的环境。牵制美国与台独 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正值国民党积弱多时而本土新生代的政治力量加速扩展。民进党是次执政有可能长达4届16年。大陆必须预设在没有国民党的台湾如何在岛内牵制台独势力，如何不让美国借着台湾问题，进一步“重返亚洲”，还有如何约束大陆民众的“泛爱国主义”，以免造成台湾同胞的反弹。这正是“习马会”的重要意义所在。 从习近平主席的 6 点期望和马英九先生的 5 点主张来看，是次“习马会”应该不会对明年台湾地区的总统选举带来负面影响，却也不可能为国民党带来任何加分因素。我们从去年11月29日台湾首次“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得知，自去年选举之后，台湾其实已经提早变天。国民党只剩下 6 个县市可以继续执政，六都之中，更只能以两万多票之差保住新北市，亦因“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负面文宣而丢了政权，造成现在台湾北部“万绿丛中一点蓝”的困局。在国民党的传统大票仓台北市，国民党不但丢了政权，更是自有选举以来，首次将 12 个小分区全部输掉，在民心思变的情况下国民党出现毁灭性惨败。据“得台北者得天下”的选举验证得知，国民党在明年的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中，极有可能面对“双输”局面。既然败局已成，以为“习马会”能够大大影响明年台湾地区的选举则显然属于误判。 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唾弃，变相说明了今日的台湾是可以没有国民党的。可是，对大陆来说，为了两岸和平发展，“新敌人，始终不如老对手”。 再者，一国两制在港推行18年来，问题烦多，政策制定混乱，权力得不到效约束；对台湾已难有参考价值，在政坛已成了“不能说的话题”。若然国民党被台湾民众唾弃，一国两制在台湾的立法院便永远没有提案的机会。所以，“习马会”在国民党危急存亡之秋举行，目的就是清楚告诉台湾民众，在两岸关系上，国民党仍旧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是重要的两岸沟通渠道。“习马会”为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舞台留了一个活口，亦为“一国两制”进行铺垫。民进党处在十字路口 同时，是次会面令民进党无论在“中国论述”或是两岸关系上都变得被动。选举之道，在于“执政为守，在野为攻”。 两岸关系在台湾变天之后的两年内，肯定好不到哪里，经济互动也不可能有增长。不然，国民党便会完全被取代，永无翻身之日，而民进党若然无法维持两岸之间的良性互动，台湾民众的矛头便会指向民进党。民进党正是因为看到这一不利情况，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才迅速表示：“不排除与习近平会面”。 这个迫于无奈的表述，将令民进党陷入进退维谷之境。民进党的台独纲领，将会令“习蔡会”永远无法发生，即两岸的良性互动在明年1月之后便会告终。大陆透过马英九先生，让台湾民众知道大陆的飞弹不是对准台湾，而是对准台独的。 如果“蔡英文修正主义”令民进党“暂时”把台独纲领束之高阁，大陆又可以借势统战浅绿民进党人，令民进党变成另一个国民党，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做好互动的准备。民进党中不少经济学者非常清楚，台湾弱不禁风的经济若失去了大陆这个市场，便只会坐困愁城，回到陈水扁年代的困局，并且只会更加被边缘化。 为解决当前难题，民进党必须与大陆当局保持一种互动关系，并要让台湾民众知道，这种关系畅通可行，而不是民进党一厢情愿的。在这个客观事实支撑之下，当台湾经济不景气加剧及蔡英文主动提出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大陆当局便可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要求先行与台湾政府签定另一项新共识作为会面条件。要知道“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不过在时间上，台湾地区直至1996年才出现首位民选总统。在台独分子的眼中，“九二共识”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共识，而非具民意授权的台湾政府与大陆之间的共识。这个缺口在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上，早晚也得解决，使台独分子语塞。 启动“两岸和平协议”磋商  ...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12-03 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选基层民意代表，直接为各小区市民服务。上届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代表反对阵营的泛民主派，包括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人民力量、职工联等遭到挫败。在412个席位的地方选区中，泛民只取得83席；而亲政府的建制派，如民建联、自由党等，则大获全胜，赢得300多个议席，占全部议席的73%。建制派的候选人在小区默默耕耘，凭借长期服务，得到大批市民的支持。 自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后，香港政制原地踏步，并进入“后政改”时期。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人士目前都紧锣密鼓地全力为2015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备战。香港区议会的换届选举不仅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一场实力对垒，更为“占中运动”后崛起的新兴政治力量提供了舞台。 区议会的政治能量不容忽视 区议会不像立法会有立法和审批政府开支的权力，所以一直以来都被选民忽视。此前各届区议会的投票率都比立法会选举低。就以上届为例，区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只有41%，比同届立法会选举的53%低一成以上。区议会在名义上是地区咨询组织，本身并无法定权力，但一般的地区事务，政府都会先咨询区议会，尊重和采纳区议会的意见。因此，区议会在一些地区事务上，仍有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1,200人的特首选举委员会中，有117人是区议员，占近一成。这117名有权选特首的区议员，由412名民选区议员以全票制互选产生。现任特首梁振英选举所得的689票中就有52票来自区议员的投票。区议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2017年特首选举的提名和当选。区议会除了影响特首选举之外,在立法会功能界别中（超级区议会）亦拥有六席（区议会第一及第二界别）,即占全部70个立法会议席的9%,可随时影响各重大议案的通过。目前，一名区议员的月薪连同开支津贴，每月可动用的资金约50,000港元。各政党如能赢取更多区议会议席，就能争取更多地区资源和活动经费。议员从薪津上缴给所属政党的献捐，也是各泛民政党一项可靠而重要的财政来源。往届区议会选举的特征 总结上届区议会选举经验，学界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首先，反对派主打政策的区选策略失效。泛民主派无论是在立法会还是区议会选举，一向都是打政策牌，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施政失误。沿用这一策略，在上一届选举中泛民在立法会35个地方直选议席和5个超级区议员议席中共取得了21席，占比超过50%；但在412个民选区议会议席中只赢得101席，所占不足四分之一。这说明有部分泛民支持者根本没有在区议会选举中投票，或在投票时转投其他非民主派候选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区议会并无多大影响力，因此选择不投票；又或是对泛民在区议会主打政治或政策议题不感兴趣。泛民主打政策牌的策略可能对立法会选举有利，但却对区议会选举没有多大帮助。 其次，高举普世价值挑战港人利益，只会偏离民众。香港是个发达的商业城市。香港人是务实的，当普世价值与港人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大多数港人会选择公众利益优先，比如港人会把民生、经济发展、公共福利等公众利益置于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之上。当泛民高举普世价值等政纲参政时，例如以人权为由替外佣争取居港权，绝大部分市民会表示反对。因此，泛民在上届区议会选举中仍以普世价值为其政纲、偏离香港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做法，只会遭到选民背弃。 再次，选民较重视社区服务。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选基层民意代表，直接为各小区市民服务。上届区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代表反对阵营的泛民主派，包括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人民力量、职工联等遭到挫败。在412个席位的地方选区中，泛民只取得83席；而亲政府的建制派，如民建联、自由党等，则大获全胜，赢得300多个议席，占全部议席的73%。建制派的候选人在小区默默耕耘，凭借长期服务，得到大批市民的支持。区议会选举前瞻 2013年特区政府提出《201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全面取消68个区议会委任议席，但仍会保留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27个当然议席。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1月建议修订109个选区的分界，因此今年区议会选举的议席划分将参照区内的人口变动。同时，政府也会在区议会中增加民选议席。这次区议会选举将重选香港18个区议会里共431个民选议席。同时，这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 今年区议会选举会出现一些新趋势。首先，参选人趋年轻化。2015区议会选举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五届区议会选举；同时，也是特区政府开始取消委任议员后的首届区议会选举。据估计，泛民将面临严峻挑战，除要面对建制派的现任议员，还要接受新兴青年团体的挑战。有不少年青人有意组织新政治团体参选，他们都与泛民和建制派议员在不同的选区直接竞争。 其次，雨伞运动促使激进人士上位。雨伞运动释出年轻一代不满特区政府的强烈信息。激进反对派人士很多都获参与雨伞运动的年青人支持。可以预期，主张采用激进方法的反对派人士将可借雨伞运动的群众支持而上位。一些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中，达到投票年龄，登记成为“首投族”。只要他们的人足够多、力量足够大，极有可能左右泛民的选举部署。 第三，新兴本土派势力抬头。主张“城邦自决”的陈云计划以“香港复兴会”名义，派出本土派人士参与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本土派参选的政策议题包括反水货、反走私、保护学童等。香港复兴会的《本土政纲》提到要建国立邦，建立本土香港，在香港争取民主；将以保卫香港利益、建立本土政党为抗争纲要；民主斗争将与民生政策捆绑并一同争取。如果陈云的香港复兴会成功进入立法会，这将会大大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形势的发展。 最后， 泛民可能遭遇“票债票偿”。特区政府提出并经全国人大认可的政改方案被泛民否决后，香港建制派预期将会实施总动员，全力在区议会选举中打击泛民主派。建制派在地区选举中加强工作，呼吁选民用选票对否决政改的泛民议员采取“票债票偿”。区议会选举向来较为看重地区工作的效果，由于建制派一向以注重地区工作见称，故有可能在争取议席方面仍会占优势，甚至会有所增长。 2011年区议会选举, 亲建制派占据18个区议会的大部分议席,获得大胜，而泛民主派的地区实力颓势已现。随着香港经历国民教育风波、自由行引起的陆港矛盾和“占中运动”等，香港的政治格局将出现重大变化。新一届区议会是一次全港性选举，将反映香港民意的最新变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丁元竹 2015-11-26 现行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诸多短板，除了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明显滞后等状况外，2013年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创新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各方逐步将其上升为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是顶层设计？如何深化养老金体制机制改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问题本身，看看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理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的的原则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内地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全民参保计划，未来这些群体将有望参与养老保险。未来我国将重点解决1亿多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与养老保险等问题，增加社保征缴面，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计划彰显了中央政府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逐步出台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 现行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诸多短板，除了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明显滞后等状况外，2013年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创新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各方逐步将其上升为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是顶层设计？如何深化养老金体制机制改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问题本身，看看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理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的的原则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内地养老保险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碎片化严重，存在包括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养老保险在内的不同类别。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形式。积累制与个人收入有很大关系，每个人的收入又不尽相同，就自然造成养老金交费和待遇上的差异。 第二是全覆盖的体制机制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待遇水平不高，差异较大。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社会基本养老制度覆盖人口大约2.6亿人，其中有l.9亿为缴费人口，7,000万为领取养老金的人，这就是说，3个人上缴工资的28%来支付1个人的养老金。 第三是养老金存在缺口。中国实行养老保险积累制的职工个人账户并不在职工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部分统筹账户挪用个人账户，出现了职工个人“空账户”的问题。如何加强养老金监管，寻求投资多元途径，包括市场手段，实现养老保险金规模不断扩大和保值增值就成为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关键。总体看来，养老金的维持相对来说比较紧张，这种态势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第四是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中国老龄人口在2013年已超过2亿人，失智失能老年人达到3,750万人。改革养老金体制机制的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四个问题，养老金顶层设计和全面改革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原则。 一、继续深化存量改革，就是对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就是在进一步完善增量改革的同时，深化存量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使二者逐步并轨，最后形成统一的养老金制度。当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比较复杂，尤其是公务员，这是一个特殊群体，完全用市场方式来改革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和福利制度，需要认真研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不可一刀切。 二、通过创新实现增量改革，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外逐步建立起来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这些保险制度发展不平衡，有的已经比较完善，有的刚刚搭建起制度框架。实现增量改革必须积极应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诸如老龄化快速来临、抚养压力加大等。在计划外生长起来的市场经济需要创新，如何使叠加的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需要从时间、空间上布局谋篇。 三、以平常心对待养老金改革问题。改革不是中国独有的阶段性现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罗斯福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对美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是对传统的福利国家体制的改革。撒切尔、梅杰等实施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改革，率先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照顾”转变为“社区照顾”，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拓展了公共服务的内容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改革是各国发展中的常态现象，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养老金体制机制的改革。 四、把老年人的基本权利摆在核心位置。养老金改革的核心是如何确保老年人的基本权利。提供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基本社会保障是政府的义务，而基本社会保障是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保障，它不仅要覆盖在体制内就业的人员，也要覆盖自雇就业者、兼职人员和没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确保他们年老时的基本生活。 内地养老金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考虑增量、存量和创新多重叠加的实际情况，实现养老金制度在发展变化中的改革至少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进一步完善基金积累制度，探索现收现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现收现付制度意味着代际之间转移支付。如何让更多的人承担起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责任将是问题的出发点。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业已创造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已经出现问题，可以使用的资金数量已经捉襟见肘。美国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社会保障法》把政府对穷人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制度化，包括：首先，建立由联邦政府掌管的养老金制度，其资金来源是从职工工资总额中征收1%的税收，从1940年开始发放，凡65岁以上退休工人根据个人贡献大小每月得到10至85美元，针对在此之前已经退休的人员，政府提供最高每月15美元的养老金；其次，雇员和雇主分担失业保险，由联邦和州政府合办；再次，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照顾残疾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第二是积极探索各类保险在征缴、发放等方面的统一和协调问题。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的形式。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提高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确保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 第三是继续探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努力打破双轨制，尤其是打破养老保险领域的“官本位”制度，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两个群体一直游离于缴费义务之外，而退休后替代系数却远远高于其它群体，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改革“养老金”双轨制实际上就是要触动利益格局，让权力部门“割自己的肉”。 第四是加快建设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保险制度和服务体系，尤其要及早考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几个人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首先是农村人群。需要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需求的差异，差别对待城市养老和农村养老；要着力解决农村80岁以上老人的补贴问题，在此基础上启动农村养老服务。其次是失能人群，按照国际惯例对失能老人分等级管理。再次是高龄人群，要特别关注80岁以上高龄低收入人群，以及失去亲人的老人。我们需要从建立长期护理体系入手，规划和试点护理保险，必要时先动用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5-11-24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内外部局面，经济增长动能十分疲弱。社会各界对“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分歧较大，悲观者认为，经济增长将延续金融危机以来的下滑局面；乐观者认为，中国仍将实现相对高速增长。因此，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是“十三五”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建议，“十三五”规划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支点和抓手，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转型，改善民生福利。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比2010年上半年的峰值11.4%大幅下降4.4个百分点。往前看，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根据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简单推算，“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6.5%。如果翻番目标以美元计价，考虑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年度增长可能需要更高一点。这是一个底线增长目标，如果低于这个目标，翻番目标将难以实现。如果未来宏观政策做出更加积极的调整，将会提高私人部门的信心，再加上此前宏观政策放松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会得到缓解。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2016年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稳定下来。落实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使得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82-1985年大幅提高到5成，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使得TFP的贡献在1991-1994年提高到6成以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TFP的贡献在2002-2007年提高到5成以上，大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从此前的10%大幅下行至7%左右。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深入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十三五”是落实改革的时间窗口，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改革的两个重点。从迫切的财税改革和政策来看，2012年以来广义政府部门的储蓄持续快速增加是个大问题，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比较大，需要尽快着手解决。截至今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接近21万亿元，较2011年底增加10万亿。政府储蓄意味着大量资金闲置，造成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而且还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除了地方政府的“少作为”是个重要原因外，地方政府缺乏财政自主权是个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无法将一个项目的沉淀资金用于其它方面的支出，致使当前盘活存量政府储蓄进展缓慢。此外，鉴于中国企业和居民部门的税负较重，建议运用广义政府大量的存款，降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过高税负。 建议围绕金融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和金融风险管理这三条主线对金融改革做进一步的深化。第一条主线是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包括完善利率体系，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交由市场决定，提高资本跨境流动的便利性，降低金融机构国有股权比重和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加大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力度，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第二条主线指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重点是构建多元业态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以改善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构建科技金融体系以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第三条主线指向金融风险管理，重点是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测和管理，避免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实现以人为本的增长 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应该成为民生工程的重点。首先，土地制度改革尤为关键。土地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打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渠道，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其次，另一重要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也亟需深化。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无疑有助于进城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消除户口带来的就业壁垒也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逐步建立统一的社保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养老金改革。首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建立统一、公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来不排除将养老保险上交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可能，这也符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的需要；其次，为了提高养老金投资的收益，全国社保基金未来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地方类养老金投资的权益类投资比重也可能会大幅提高，这也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最后，鼓励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升消费率，促进宏观经济转型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我国过去十年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也有居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居民消费率从47%下降至35.9%，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下降约7.2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1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有三分之一是受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另外三分之二由储蓄相关的因素导致。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压低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抬高了居民储蓄率呢？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外，制度性的因素有很大关系。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不足，造成了政府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挤压了居民的收入。  “十三五”期间，需要提高消费率。首先，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扩大，有利于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其次，降低税负、改善税制，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最后，利率市场化将提高存款利率，提高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利息收入。我们预计，2020年居民消费率会比2014年提高3个百分点，达到40.7%。此外，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消费性支出（特别是科教文卫等公共支出）需要有所增加，即政府消费率要上升。预计政府消费率将总共提升3个百分点，即由2014年的13.5%上升至16.5%。该预测符合国际经验。 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 发展绿色GDP。“十二五”期间将超额完成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指标，但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长压力依然巨大，煤炭消费量比重仍然偏高，高耗能行业比重也仍然偏高，意味着发展绿色GDP的任务更加紧迫。“十三五”期间需要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地方政绩考评指标，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传统产业去产能。解决产能过剩，除了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淘汰落后产能外，还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将加强部门的合作，包括产业、土地、环保、节能、金融、质量、安全、进出口等部门协调配合，同时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强化事中和事后纵横协管。在财税方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和环境保护税。在土地改革方面，工业用地价格有望提高，一方面弥补商业用地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能抑制工业产能的盲目扩张。此外，在环保治理方面，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完善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产业准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上限，倒逼超标产能退出、节能减排达标和自然环境改善。 加大创新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加大创新投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我国对科研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2013年中国R&D支出占GDP比重首度突破2%。然而，这样的成绩仍不足以快速拉动经济增长，有必要就当前我国创新工作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针对性措施，让创新工作再次提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5-10-26 港大学生关注学校发展本是出于良好愿望，可惜以武力和胁迫的方法冲击会议，触到了香港社会和法律的底线。“以武制暴”的观点若在社会获得认同，将对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危害。 香港大学副校长委任风波近来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有港大学生甚至在校务委员会开会期间强行冲击会场，导致一片混乱。正当社会人士纷纷谴责学生的行为之际，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竟然“理直气壮”地解释他们的行为是要“以武制暴”即“以武力制止制度暴力”，有关言辞随即引起舆论大哗。 “以武制暴”论述的源起 有“示威之都”之称的香港，平均每年有多达7,000次大小规模的游行示威，它们绝大部分都守法、和平地进行。然而，近年香港社会泛政治化，示威者和警察的矛盾增加，一些示威游行经常发生争拗或推撞，令香港法治遭到破坏。港大学生会公然提出所谓的“以武制暴”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背景。 第四波民主化影响。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后，新一波追求民主的浪潮陆续席卷全球各地。过去几年，类似“占领行动”的公民抗命行为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远至早年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近至台湾去年的学生占领立法院及今年反对新课纲等一连串政治抗议运动，采取的都是类似的手段。以台湾为例，当地多所高级中学的学生在今年5月抗议新高中课纲，冲击及包围教育部，要求与教育部长公开对话，就曾成功迫使当局作出一定让步。 近年港、台社会运动大有互相推动之势，台湾学生激进的抗争手段也像雪球般越滚越大，很快传到香港。部分港大学生质疑校委会受外部势力影响，有样学样，爆发激烈的学生抗争，带头冲入会议室指骂校委。可以说，反课纲运动与港大生强行冲击会场一脉相承，皆在“抗争有理、违法无罪”的观念下，走上暴力冲击之路。 大型社会运动后的必然结果。历史显示，重大的社会运动过后，必然会大大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譬如，1968年5月，当年的欧洲经济并不差，但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突然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全国性大罢工，之后更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有如潘多拉的魔盒突然被打开。 这一场“五月风暴”平息之后，虽无法令保守、僵化的戴高乐政权即时下台，不过却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思想界的发展格局。左派学生开始分化：一派走上绝望、悲观、迷惘、彷徨的道路，一派则主张以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革命。 香港目前的情况与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上一直有股不满的怨气存在。“占中”活动发起人一宣布启动行动，大批年轻学生随即呼应。“占领运动”结束后，香港社会恢复正常，但“占中”对于很多香港年轻人来说，却影响深远，深深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以武制暴”的论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占中”的后遗症。港大学生冲击会场，也是“占中”后遗症的表现。去年“占中”过程中上演的一幕幕暴力事件如冲撞、占领、帐篷挡路等，误导了一批青年学生，令其认为追求民主自由可以置法律约束于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越激进越容易引人关注。 “不尊重法律”的缺口一旦出现，即意味着法治之窗遭到破坏，仿效者群起，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如5月浸会大学遴选校长，当时就有学生冲进校董休息室抗争，企图以粗暴的方式阻延任命。当前的港大事件就是同类事件的“加强版”。“以武制暴”观点的危害性 港大学生关注学校发展本是出于良好愿望，可惜以武力和胁迫的方法冲击会议，触到了香港社会和法律的底线。“以武制暴”的观点若在社会获得认同，将对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危害。 变相鼓励年轻人以“暴力”手段解决纠纷，破坏法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声称，学生在校务委员会没有决定性影响，而且校委会的决定不合理，所以学生进入会场亲自表达意见。按此逻辑，政改架构不符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占领道路；财政预算案没有派钱，就可以持续拉布；一个心仪的人选没有当上副校长，就可以占领会议室。说到底，“以武制暴”的逻辑根本就是颠倒是非黑白。 不过，自去年“占领运动”后，冲击文化在不少港人尤其是年轻一辈中已蔓延滋长，“以武制暴”观点已植根于一些学生的脑海中，他们也因此屡次以武力挑战权威。长此下去，这种歪风难免会蚕食法治。香港是法治社会，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以武制暴”若持续蔓延，最终只会令整个香港社会蒙受损失。 出现少数人的暴政。自“占领运动”以来，“立场先行、不问是非”的非理性思维一直在社会上很受欢迎，香港社会的价值观日趋畸型。港大学生这种“以武制暴”想法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只要制度不顺眼，就可以将示威升级、用武力去破坏，他们自己才是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这就带来了少数人暴政的问题，并不符合民主多元化的精神。 相关建议 及时处理副校长委任一事。在“占中”爆发之前，港大校方原本属意陈文敏担任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占中”爆发后，因陈本人与运动关系密切，行为过于“政治化”，已非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最终落实任命，恐怕会对港大自身运作产生不良影响。不过，港大校委会拖延多个月仍未决定副校长人选，某程度上而言也是违背常理，说不过去。 就此，以下两个方案可供港大校方考虑。第一个方案是，这次遴选副校长，有很多不同政治势力试图影响结果，事件因此而政治化，若不委任陈文敏出任副校长，日后恐怕会引起更大风波。因此，校方不如索性取消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一职，一拍两散。 第二个方案是，港大除了涉及事件的“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职位外，现时已有六个副校长及代首席副校长，分管行政、教学及拓展等事务。港大校方不妨委任陈文敏为副校长，但同时也虚化其职务，把一些重要工作分工给其他副校长，从而减少委任带来的负面效应。 加强犯法成本的宣传。暴力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应当依法从严处理。香港警方在去年的“占领运动”中拘捕了不少人，但据统计，迄今已经提出的检控、上庭个案，大部分都被法院判处罪名不成立，或者轻判了事。当然，也有少数人被判有罪，有些人甚至要入狱，然而，由于时隔太久，很多激进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案件，不少激进人士仍然相信公民抗命的法律代价不高，决意“以武制暴”。 针对这个现象，当局有必要加强宣传公民抗命犯法的成本。客观、中立的媒体特别是网媒等可以把以往被判有罪的公民抗命个案整理并罗列出来，加强有关违法行为必遭严惩的讯息。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够重树法治的正气。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灵敏 2015-10-23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偏差和模糊之处。不厘清这些问题，类似《开罗宣言》海报、手撕鬼子这类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在外媒的广泛报道下，它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最近，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开罗宣言》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该电影的海报将根本就没有参加开罗会议的毛泽东，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以同样的姿态呈现，而真正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却被排斥在外。尽管该电影制片厂对这种做法有自己的解释，但这样的海报显然有明显的误导作用，遭到方方面面的口诛笔伐并不奇怪。 除了此次风波之外，近几年大行其道的抗日神剧，也因为手撕鬼子等各种“雷人”情节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吐槽”和调侃。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抹黑、质疑共和国历史上包括抗战时期英雄人物事迹的真实性。 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过去很多年来在抗战教育上的偏差有关系。此外，相关的学术研究也禁忌重重，有很多不能触碰的领域，而影视工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也往往下意识地去跟随这种“政治正确”，于是出现了很多违背历史和事实的荒唐做法。历史虚无主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抗战史观的反弹。 显然，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偏差和模糊之处。不厘清这些问题，类似《开罗宣言》海报、手撕鬼子这类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在外媒的广泛报道下，它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加强对日本的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其实是日本和俄国，真正意义上向欧美学习反倒少很多，以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名词，都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日本在很长时间里是我们的重要学习对象，这是事实。 不过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心平气和地谈论日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早年，我们基于华夷思想一直蔑称日本为“东夷”，但这个蕞尔小国竟能打败大清帝国，后来居上。被一个自己从来不当回事的对手打败，这使中国人始终在自卑、自大和愤懑之间徘徊，而难有客观务实的眼光。因此，对日本的鞭挞从来不遗余力，而不愿意承认日本的优胜之处。 在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中国全年的钢产量不过数万吨，而日本的产量则几乎百倍于中国，中国缺乏可以抗衡日本装备的本国独立军事工业体系。像苏德战场那样双方动辄出动数千辆坦克的会战，像太平洋战场那样双方不时出动上百艘军舰的海战，在中国战场难以发生。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肆虐于后方各大都市上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程度低下而导致军事能力低下的真切映照。 如今，日本虽然在GDP总量上已经落后于中国，但整体而言，其经济的内在质量要比我们强很多。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应该被批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日本的优胜之处。近几年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已经显示，日本决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 随着中国的崛起，某些国人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一些愤青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在他们看来，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另有一些人则被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日本陷于停滞的表象所迷惑，认为日本已经日薄西山，中国即将超越日本。 应该说，这种虚骄之气是要不得的。即便到今天，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还是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程度。近8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然而到了今天，国内大部分的日本研究者，仍需要到1928年完成的《日本论》和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寻找灵感。当反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坦率的而不是投机的、实事求是而不是意识形态先行的日本研究，遂成为稀缺的东西。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 1840年到1945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屈辱历史。在将近100年的时间当中，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可以侵略中国。在抗日战争之前，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众，民众的国家认同是不强的。抗日战争时期，绝大部分人把抗日救国当成自己的任务，实现了民族觉醒。可以说，抗战是我们整个民族抵抗外侮、抵抗异族的一场胜战，是整个民族，不分军民、不分党派一起拼死抵抗外族入侵的一场胜仗。 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而被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1870年，战败的南方军事统帅李将军长眠在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为他竖起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南部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们在战后都没有被清算和审判。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公开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战将伤亡怎会如此惨烈？ 对于国民党的抗战策略，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抗战是极为艰难的伟业，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太过理想化。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落后，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而此时的日本则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此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都曾被迫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任何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兵 2015-10-09 今天，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国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当年中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和世界，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转折和奠基时期，从“东亚病夫”到“世界四强”，从“苦撑待变”到“积极促变”，从“弱国外交”走向“大国外交”。在战争后期中国积极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积极参与战时国际合作和战后国际秩序建构，使中国逐步走向世界政治大国。挖掘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历史资源，对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对促进当前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抗战时期外交成果 收回国家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收回失去的主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正常国家，是战时中国的重要任务。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大有进展。 首先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平等。由于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被美英等西方国家所认识，使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可能。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签订了平等新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租界等在华特权，接着中国与其它国家也签订同样的条约，最终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废除。其次是收复被日本占领的领土，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都将归还中国。第三，利用抗战期间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巩固边疆。抗战时期中国不仅收复了东北、台湾，也加强了对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控制。 支持亚洲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抗战后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身份积极倡导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对世界弱小之民族，给予了同情与道义支持。作为四大国之一，中国不只是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以一个大国身份，抓住战时国际体系转型的机遇，帮助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这是抗战后期中国外交与以往屈辱外交的显著区别。以往的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的、应付式的，而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体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参与，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其主要举措包括远征军出征缅甸、扶助朝鲜独立运动、扶助越南独立运动等。 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作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丧失国家权益，对于战争避之犹恐不及，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境外作战的记录。抗日战争改写了这一历史。为协防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入缅作战。尽管中国战场也急需重兵，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共同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作为亚洲代言人，中国重新负起对于周边国家的道义责任，支持邻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在近代成为日本殖民地后，迫切要求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中国对此给予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批准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该方案对承认朝鲜独立、援助朝鲜光复军及军事费用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抗战期间中国还积极支持越南独立运动。1942年10月，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中国还支持越南在华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培训了大批独立运动青年骨干。 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建构。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中国虽然处于弱势，但已不再是被动接受者，也不再是国际体系的边缘者，中国开始以主人翁的态度承担起大国责任，参与战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秩序的构建。二战后期，国际社会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等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维系了战后70多年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同美、苏、英三大国一起共同承担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责任。在亚太地区，中国承担了独特的大国责任，帮助周边国家抵抗日本侵略、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在创建新的国际组织方面，中国也担负起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大国责任，为联合国的成立、章程制定，为人类集体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 这些外交遗产对当前两岸关系、中国外交、亚太国际关系、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近代中国外交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奠基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中国大国梦的基石和源头。 首先，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制在外交上进行了协调与合作，尽管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但是与内政相比，在大多数外交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总结这段国共外交互动、合作抗日的历史经验，可以增加民族凝聚力，增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对抗战历史的认同，有助于探索当前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在涉外事务方面的协商与合作，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维护东海、南海“祖权”，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 其次，对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五常”身份等确定的地位，战后的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抗战后期的大国外交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框架进行了设计，奠定了战后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石，这对当前中国的亚太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鉴及启示。特别是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同盟不断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不断升级、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推翻战后国际秩序的背景下，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任务日益迫切。今天，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国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当年中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和世界，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服务当前外交的措施 抗战外交研究应成为国家行为，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 一、运用中美联合抗战历史资源，服务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联合抗击法西斯，是中美两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源和情感记忆。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有助于建构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两国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唤起共同的记忆，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为建设新型中美大国关系、共同维护战后国际新秩序服务。 二、运用中国与周边国家联合抗战的历史资源，服务当前周边外交。抗战时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身份积极倡导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中国对朝鲜、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是今天发展中朝、中韩、中越关系的宝贵历史资源。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合作抗日的经历，有助于为当前周边外交奠定历史基础。 三、运用中国参与联合国创立的历史资源，支持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中国应该大力倡导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四、在对外交往中，开展国际友人公共外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习近平主席颁发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中就包括这些国际友人的后代或遗孀。今后应该一如既往地加强与这些国际友人后代或遗孀的联系，把国际友谊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促进中国公共外交。 五、进一步加强抗战外交的学术研究。对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范式陈旧，较少从中华民族团结、外交历史发展的视角实事求是、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其次，抗战史研究较少采用亚太国家合作反对法西斯的视角，而事实上，挖掘这些共同的历史资源，对在亚太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金石 2015-09-08 洪秀柱成为党的提名人所面临的政治情境，除了民进党独派势力的强大挑战之外，还有不可轻忽的来自党内潜伏的第五纵队的内部掣肘，继续成为洪秀柱迈向领导人之路的拦路虎。 洪秀柱终于突破国民党党内重重艰难险阻，成为国民党2016年年初台湾大选之党内提名人选。尽管洪秀柱总算不负众望脱颖而出，但在她面前仍然横亘着党内外恶劣政治形势堆累的万仞高山。洪秀柱成为党的提名人所面临的政治情境，除了民进党独派势力的强大挑战之外，还有不可轻忽的来自党内潜伏的第五纵队的内部掣肘，继续成为洪秀柱迈向领导人之路的拦路虎。萧墙之内，祸患未已，而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洪秀柱犹无法安心应战，内外煎逼，这是她在选战中迥异于前面几位党内提名人之处。 洪秀柱面对的台湾选举大气候 先从岛内现今之现象面深入观察。洪秀柱的出线，乐观而言，表明国民党党内基本群众仍未溃散，深蓝系统即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党的基本力量，仍然是捍卫国民党的核心力量。虽然这股核心力量随着岁月消蚀，快速地物故人非，其人数比例与抗争力度都大不如前，但不可讳言洪秀柱所依凭者，主要便是国民党党内仍有革命情怀的这批忠贞同志。深蓝群众不忍心见到党魂涣散，不忍心见到两蒋带到台湾的这个党毁于一旦，因而自动朝洪秀柱靠拢，形成一种哀兵姿态，这是岛内蓝营现今之主旋律。 其次，在李登辉玩弄权术、篡位乱政的那20年间，他在国民党内扶植卵翼了大批蓝皮绿骨的异党尾巴分子，他们从灵魂深处篡夺霸占了党部和民意机构。李登辉因国民党在2000年丧失政权，被迫仓皇下台，然而，国民党虽然历经连战、吴伯雄、马英九三任党主席主政，一定程度扭转了李登辉严重亲美媚日的台独路线，但各任党主席始终姑息养奸，一味曲意优容，倡言和平共存，未作任何割除毒瘤之处置。李登辉在国民党灵魂深处钉下的夺魂钉，未被有效拔除，致使这批异党分子，仍能以九变孤狸之媚功，在党内继续灵魂附体，进而逐步壮大，并晋阶为百毒不侵的东方不败神魔之身。这批党内的堕落分子，除了李登辉在位时有意豢养蓄势之外，他们更利用两岸开放的大好形势，披着蓝党的外衣，在两岸之间优游自在，大捞油水，形成国民党党内一股势力庞大的腐败堕落集团。为了攫取巨大的两岸经贸利益，他们表面上依附于国民党，骨子里仍是李登辉的忠狗，更是民进党的侧翼同盟。 独派势力继续盘踞、潜伏、腐蚀国民党，此乃岛内国民党内部的第二个现象面，也是泛蓝阵营除了严峻的岛内政治环境外，最无法于短时间内根治的党组织结构性内忧。 再者，台湾自1949年以来，以迄蒋经国先生去世十年后，直至1990年代中期，岛内政治版图可以说都是蓝大于绿的格局。然而，这样的政治生态变了，因为李登辉刻意在蓝营内部胡搞瞎整，刻意分化，阴谋切割，并且从调整小中大学生教科书内容着手，根本瓦解国民党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苦心经营、深耕台湾四十年之根基，亟欲从人民的国族认同着手，根本颠覆两位蒋先生在台湾苦心擘划之民族精神复兴计划，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之恶政，歌颂日本据台五十年之所谓“功绩”，反过头来全盘否定晚清经营台湾之贡献，全盘否定两蒋建设台湾之经济奇迹，将今日台湾之经济建设全归诸日本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之赐。李登辉加上陈水扁的24年“类皇民化”教育改革，使得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国族认同发生根本变化，导致了青年认知错乱，导致了台湾今日社会舆论的滥情理盲，更导致了今日台湾趋向绿大于蓝、趋向独大于统的政治版图。 台湾现今形势的根本肇因 上述三个主要客观形势与现象，便是洪秀柱面对的台湾选举大气候。何以致此？笔者尝试归纳了几个重点因素，来说明形塑台湾现今社经与政治形势的根本肇因。 首先最大的原因，莫过于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国民党主政者对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该有的属性及本质普遍缺乏正确而务实的认识。例如马英九任党主席之后，便毫无主见地听从一小撮留学美国异党分子的论调，谓“应该把国民党改造成像民进党那样，或者像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那样的选举机器”。这批亲美分子是否被美国收买、影响是另一个话题，现姑且不论，但在这些党内亲美分子的积极主导之下，过去那个兼具孙中山特色、两蒋特色、列宁特色、兼以揉杂了中国社会民情特色的中国国民党，竟演变堕落成一个既不像西方选举机器式的资本主义政党，更不像孙中山肇建的那个一心一意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为职志的传统国民党，反而趋近于形象类似于民进党那样的草莽粗野的台湾乡俚政党，成为了画虎不成反类犬、一个四不像的畸型台湾本土怪党。 这个畸型政党既无唤醒民众、重振革命的激情，更遑论有过去两蒋时代心系祖国河山、犹望有朝一日跃马中原的雄心壮志。他们只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低头计数掉落地上的稻穗，而忘记了那些零星稻穗已无异于祖辈留下的最后家底，殊不知吃完了这些米粒，国民党便再无隔夜之粮了! 犹记得马英九得大位之后，笔者曾经再三公开疾呼，国民党掌握台湾岛内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性。然而上自马英九，下至马政权的相关主管官僚，全部置若罔闻。举例言之，二二八事变历史公案问题，1945年之后，国府规复台岛，固然在施政上有若干缺失，但不论陈仪也好，魏道明也罢，乃至之后的陈诚，他们基本上是好官僚，无论是个人修为与政治处置，都没有大问题发生。真正有问题的是那批出头闹事的所谓本土仕绅、知识精英，他们中有大批心存异志、残留有日本帝国主义皇民思想的政治投机分子。所谓二二八事变之屠戮，不论是受难人数，或者影响范围，基本上都被台独分子刻意夸大渲染、恶意扭曲，更遑论该事变背后还有美日帝国主义教唆挑拨的复杂因素。针对此事件，马英九不但不懂得根据有凭有据之官方庞大档案，制作说帖，从文字和口头上详加驳斥、反击，竟然只知一股脑赔礼道歉、赔款、割地，好像坐实了国民党或者蒋介石的罪行。国民党大可光明正大地告诉世人，二二八事变政府本诸执行公权力镇暴之事是有，肆意屠杀之事绝无！不知如此史实俱在之事有何难以启齿之处？放弃历史话语权，是马英九政府最大的致命伤，也是马先生最对不起国民党两蒋先烈先贤的地方。 今日台湾趋向绿大于蓝、趋向独大于统的政治逆变现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马英九执政后，未能扩大政府参与，不能真正放大心胸，招贤举才，包容大度。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野无抑郁之士”，“朝无幸进之徒”。可惜的是，马英九执政这七、八年来，台湾的政治生态却被孙先生不幸言中。台湾过去这七、八年来，在野到处是“抑郁之士”，庙堂之上随处可见“幸进之徒”。宋楚瑜的变色龙性格固然颇不足取，但是，国民党坐令类似宋楚瑜这种有才干却也可能“败事有余”的政治人物，随处流窜，最后甚至演变成兄弟阋墙之争，宁不哀哉？ 马英九执政以来第三个失民心的地方，是他缺乏具体可见之建树。兹举一例证之。大陆高铁与高速公路之建设，令全世界为之艳羡不已。高铁与高速路，台湾早已有之，台湾岛虽然仅只36,000平方公里，但岛内交通路网仍嫌不足与不便，若能在高铁高速的主干道之间，再建设岛内各城市之间的城际捷运系统，买不起都会区高房价住房的青年人，就可以在大都会区外围的卫星城市购买廉价房定居。马英九执政八年间从未在投资公共基建方面动脑筋，徒然背负“无能”之骂名，徒然失去青年选民之支持，他又能怪谁？然而，国民党如果再失去政权，马英九的骂名将被镌刻于历史的墓志铭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9-01 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是反对派和亲北京团体两大阵营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 在经历雨伞运动和政改方案遭否决之后，评论认为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将成为建制派和反对派的主战场。建制派能否大获全胜？温和反对派是否已经失势？激进反对派和本土派是否强势崛起？本文试图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对明年立法会选举作前瞻分析。 2012年立法会选举回顾 分区直选，反对派议席仅过半数。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席是在全港五大选区按人口数量分配的，选举方式是按比例代表制。在分区直选中，过往反对派都是占优势的，反对与建制派两大阵营得票情况基本维持在六比四的格局。在2012年立法会分区直选中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反对派所得议席仅比建制派多1席。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在地区选举中基本是以失败告终，选举结果公布当日，何俊仁宣布要负上选举失败的政治责任而辞去民主党主席一职。 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温和反对派（民主党与民协）议席由9席减至7席，占总议席比例减至20%；公民党则在5区各成功取得1个议席，比过往增加了2席。民主党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反对派的老大哥，但在此次直选所得总议席比公民党还要少1席，俨然已失去泛民“一哥”的江湖地位。功能界别选举，反对派议席微增。立法会传统功能界别选举分为28个功能界别，共30个议席，其中以工商界所占比例最大。功能界别选举历来都是建制派占优势，反对派只能在专业界取得一些议席。在2012年功能界别选举中，14个界别涉及16人自动当选，全部是属于反对派无法染指的界别，都属建制派囊中物。旅游界、渔农界、制衣界、医学界、体文演艺出版界曾经出现竞争，但都是属于建制派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反对派难以介入，而法律界、教育界、社福界及卫生服务界等四大界别，都属反对派界别的堡垒。 2012年立法会选举包括了5席新功能界别，它们由民选区议员提名后交全港300多万非功能界别选民选举产生，因此也称为“超级区议会议席”。在这5席新增功能界别（超级议席）选举中，反对派取得3席，建制派2席。整体而言，在功能界别中，反对派并没有因为增加超级区议会的普选成分而有很大裨益。与2008年比较，反对派的议席只有些微增长，并不能挑战建制派在功能界别议席中的垄断地位。 立法会选举前瞻 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不能为政党人士，这使香港没有出现执政党。因此，香港只有建制派与反对派之分，并无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别。自回归后，香港的亲北京团体与中央和特区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支持特区政府。因此，也被称为建制派。泛民主派在回归前较为亲港英政府，在回归后，因为他们倾向反对特区政府，故此也被称为反对派。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是反对派和亲北京团体两大阵营竞争最激烈的选举之一。从后政改时期的社会、政治发展观察来看，笔者有以下预期。建制与泛民两大阵营群众基础相对稳定。有关政改的系列政治事件，再加上特区政府的低民望，并不利于建制派在这种条件下，争取选民的支持和扩大选民基础。香港大学2015年6月22至25日所做的民调显示，政改抗争结束后，高达56％的受访者对中国国民身份没有自豪感。受访者年龄段分析显示，受访者年龄越低，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自豪感越差，在18至29岁年龄层中，有78%的人称对中国国民身份没有自豪感，仅有19%表示有自豪感。然而，在50岁或以上的市民中，有51%的人对中国国民身份有自豪感，没有的则占42%。相较于年轻人，年长者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更强。同一个调查也指出，18至29岁年龄段中52%的受访者对中央对港政策持负面评价，是所有年龄层中最高的。整体而言，建制派的群众基础仍以年长人士为主，而泛民群众基础则以中青年为主。泛民中的激进反对派，他们的群众基础偏向以青少年为主，特别是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和对社会甚感不满的年轻人。温和反对路线失败，激进反对人士上位。雨伞运动和否决政改方案，释出年轻一代反对8.31决定的强烈讯息。少数温和反对派支持8.31决定，此立场并不受年青人欢迎。激进反对派人士多获参与雨伞运动的年青人所支持。可以预期，坚持温和反对路线的政客，将会失去年青人的支持；而主张采用激进方法的反对派人士，将借雨伞运动和否决政改方案上位，并可能获相关政党提名出战明年立法会选举。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大专生，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有可能成为“首投族”（首次登记投票的选民）。这支隐而未现的“首投族”，只要他们的人足够多，极有可能会左右泛民的选举策略和立法会的选举结果，甚至有足够票数让更多激进候选人成功取得议席。年轻选民减少，对反对派不利。2014年，香港有超过350万名地方选区的登记选民，登记率为73.5%。与上届立法会选举登记相比较，18至20岁的登记人数减少了。反对派主要支持者以年轻人为主，而2014年登记册显示，年轻选民没有增加。97.1万位（估算数字）18至30岁合资格选民之中，只有58万人已登记为选民，登记率不足60%。据推算，18至30岁的年龄组别估计有39万人未登记做选民。多个泛民团体在选民登记结束前，都曾组织活动，协助年青人登记做选民，由此可见，泛民都清楚年轻登记选民不足是他们的软肋。建制派配票优胜。香港直选采取“比例代表制+最大余额法”，在此制度下，如何将选票最适合地分配到不同名单中以赢取最多的议席至关重要。在各候选名单中，只要有关政党达到规定的票数，就可分得1席。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在五大选区均取得比建制派多的选票，但是却在三个选区取得比建制派少的议席，反对派各政党之间并没有配票，反而出现互相抢票的情况，从而分薄选票；建制派在是次选举中议席大幅增加，由11席急升至17席，与反对派的差距仅1席。建制派在2012赢得直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区选举配票成功。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可预期建制派将在以往基础上，继续做好配票工作并增加地区桩脚，拉票力量也会相对增加。反对派内部出现变化，民主党得票数将大幅下降。反对派内部，除了原有的温和反对派外，将会出现激进的反对派，本土派和年青一代的新兴政治势力也将会冒起。温和反对派和激进反对派势力将会此消彼长：温和反对派在泛民内的势力会日益减少，在立法会选举的得票数目将会下降，而激进反对派（社民连及人民力量）的势力在立法会内将有所增加，公民党有望取代民主党地位。本土派势力抬头，将影响新政治形势。2016年立法会可能出现新兴的本土派。主张“城邦自决”的陈云计划以“香港复兴会”名义，派出本土派人士参与选举。本土派参选的政策议题包括反水货、反走私、保护学童等议题。香港复兴会的《本土政纲》提到要建国立邦，建立本土香港，在香港争取民主；将以保卫香港利益、建立本土政党为抗争纲要；民主斗争将与民生政策捆绑并一同争取。如果陈云的香港复兴会成功进入立法会，这将会大大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和形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