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6-03-14 2015年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为繁忙的一年，充分体现了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的战略努力，在拓展全球外交布局、建构利益共同体、明确中国形象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效落实了外交领域的顶层设计。 2015年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为繁忙的一年，充分体现了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的战略努力，在拓展全球外交布局、建构利益共同体、明确中国形象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效落实了外交领域的顶层设计。2015年中国外交的几个特点一、首脑外交引领。2015年，习近平主席8次出访，出访时间42天，访问14个国家，涉及亚、欧、美、非四个大洲，参加9次国际会议，是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出访次数最多的一年。首次对美国、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都具有历史意义。陪同出访的代表团，规模庞大，成员多样，活动内容丰富，使国家外交、民间外交、政府外交、企业外交等有机地组合起来，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交流互动、合作共赢的目的。在出访过程中，除了进行各种会谈外，习近平主席通常会在对象国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在主要会议场合发表演讲，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核心理念，进行系统阐述，展示中国的外交思维和风格，体现中国对实现合作共赢的诚意和具体举措。从亚洲博鳌论坛到联合国系列峰会，习近平主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发表重要演讲，全面系统阐述这一重大主张。在双边及多边具体会谈中，还将这个理念落实为“利益共同体”，以寻求更切实的合作。二、立体外交成形。围绕国家的战略关切和海外利益分布，中国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工作，形成了多层次、广领域、大跨度、实项目的立体外交格局，更有效地服务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升了外交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多层次指的是中国不仅积极推进中美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且创造性地开展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不仅重视发展与大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更加重视改进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起不同层次、不同重点的国家间关系。广领域指的是外交关系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安全等更多领域拓展，参与者范围扩展到企业、社会组织、学术团体、个人等诸多主体。大跨度指的是围绕“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外交倡议，利用中非论坛、中拉论坛、G20峰会等多边外交平台，形成了关联度高、系统性强的外交举措，提高了外交的规模效应。实项目指的是中国通过设立具体项目来开展外交活动，比如经济领域的投资贷款、产能合作，社会领域的扶贫济困，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等。通过这些项目，既展示了中国的外交诚意和不断提升的国家实力，也巩固了外交关系的基础。三、主场外交活跃。自2014年“主场外交”概念提出以来，这种利用在中国举办各类外交活动来展示中国形象，发出中国声音的外交方式受到了广泛重视。2015年，中国的主场外交主要有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博鳌论坛、“9.3”大阅兵、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等。此外，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有76位，平均每个月超过6位，其中包括不少大国领导人。毫无疑问，频繁的主场外交显示了中国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尤其是举办大型外交活动的能力。同时，主场外交也为中国提供了设置外交议题、提出国际倡议、发出中国声音的机会和平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主场外交，也进一步丰富了国人的国际知识，提升了国际意识，为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国内条件。四、主动外交凸显。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革，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和要求的提升，主动外交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主动外交既可以在对外关系中形成“先手优势”，也能提高中国对外政策的预期性，展现中国的责任和担当，赢得国际社会成员更多的认同。2015年，主动外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态度更为明确，立场更为坚定。比如在应对叙利亚问题、朝鲜核试验问题上，在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全球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国不仅有明确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举措。二是外交规划的执行力更强。“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当前最重要的规划。围绕这个规划，中国已经同陆上和海上沿线国家签订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协议，并展开了实质性的合作。三是外交的自我调整能力在不断提高。国际体系正处于变动调整过程中，不断产生出新问题新风险新挑战，这就要求外交有更强的预判力和应急能力。2015年，中国成功地应对了也门动荡、尼泊尔特大地震的中方人员撤离问题，妥善处理了近6万起涉及中国公民权益与安危的领事保护案件，显示出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外交在实现中国“两个百年”历史目标的过程中，被赋予更大的责任，更多的功能。除了既有的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保护日益多样化的海外利益，外交还承担着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对外亲和力的作用。解决“挨骂”问题是外交工作必须面对的任务。在看到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诸多挑战。首先，全球外交格局的基础支撑还比较单薄。中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性外交格局，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国家组织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交往关系，确立了外交层次和外交重点。相对于这个格局，基础性支撑要素还比较单薄。比如，外交人员的数量规模、综合能力和敬业精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外交使领馆的分布和级别，还与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不匹配；对于新的外交重点国家和地区，缺乏研究基础、语言人才、社会交往网络，限制了外交创议的落实；对于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不深入，在国际学术界缺乏影响力；等等。总之，相对于全球性外交格局来说，我们在人员、组织、机构等的能力建设、影响力提升方面，在外交资源的投入规模和配置合理性方面，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其次，外交与内政良性互动机制还有待完善。外交服务于内政，内政支撑外交。确保和平、推动发展是外交工作的两个着力点。在确保和平常态化的条件下，如何推动国内发展和世界发展是更大的课题。这更需要外交与内政的良性互动。目前，尤其要思考和解决重大外交决策的法治化、国内民生政治与民生外交的关系，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对接，国家对内权威与对外形象的对称，国内民众期待与国际社会要求之间的呼应等重要问题。第三，全方位外交还不能有效形成合力。中国已经构建起全方位外交格局，参与主体多样，覆盖区域和领域广阔。然而不同层级外交，不同轨道外交之间的统合协调性还不够，外交资源和能力的配置还不均衡，出现了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之间的脱节、党政军各系统之间缺乏沟通、外交决策部门与一线实践部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影响到外交合力的提升。第四，国际体系调整和全球问题叠出。中国外交开展的外部环境还处于大变动时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向更均衡方向调整，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体系的变化，既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制度，也需要创立新的国际制度。全球问题不断增多，使得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复杂。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密切关注这些新变化，保持定力，科学研判，沉着应对。近期的应对举措中国外交有着优秀的传统，并且在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更有时代性和整体性的外交格局，这是进一步开展和改进外交工作的基础。就近期而言，要做好以下工作：1、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精神，做好十三五期间外交的规划工作，尤其要重视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贯彻到各项外交工作中，提升外交工作质量，凝聚外交合力，为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创造更为有利的外交环境。2、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产生的外交影响，尤其要重视基于经济利益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做好应对预案。3、密切关注一些战略伙伴关系国家的国内事态变化以及对于外交的影响，比如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大国，中亚、中东部分国家。受经济情况、国内人口因素、政治力量关系等变化的影响，这些国家国内可能相当长时间里会处于变动状态。4、继续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各类项目，将国家外交与民间外交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利益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有效地重叠起来，形成坚实的命运共同体。5、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的国际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些中国倡导建立的新机构的运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探索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新途径新方式，增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实施的能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方舟 杨云 2016-03-04 与过往相比，这份《施政报告》所增加的“量”主要在于提出一些有利香港长远发展的方针及规划，“量”变产生 “质”变，这份《施政报告》与以往不同，重点不再是推出实时见效的短期措施，而是在于勾勒香港未来发展的蓝图。这些规划旨在令香港在全球性竞争中能够发挥优势，反映出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视野。 行政长官梁振英于1月宣读了最新一份《施政报告》，章节之多，宣读时间之长，均为其任内之最，可谓“分量十足”。与过往相比，这份《施政报告》所增加的“量”主要在于提出一些有利香港长远发展的方针及规划，“量”变产生 “质”变，这份《施政报告》与以往不同，重点不再是推出实时见效的短期措施，而是在于勾勒香港未来发展的蓝图。这些规划旨在令香港在全球性竞争中能够发挥优势，反映出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视野。本文将针对《施政报告》中提及的“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香港创新及科技产业”、“推动作为香港策略储备用地的大屿山发展”、“应对人口老化，创造长者友善环境”四方面，对当中的战略视野作进一步阐析。“一带一路”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与其它产业亦息息相关，是香港的经济命脉。未来，香港金融市场的增长空间将取决于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面对上海、深圳、新加坡、伦敦等地的竞争，香港未来在强手林立的局势下，若要保持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全球优势，关键在于能否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向深层次发展。《施政报告》中将“一带一路”独立成章，正是看中其为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带来的难得机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伦敦当年发展出欧洲离岸美元市场的经验正好可为香港借镜。上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之际，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担心其在美国的资产遭到冻结，将美元从纽约的美国商业银行取出，转存至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银行。由于经营欧洲美元的银行不受来自美联储有关存款准备金、利率、税制等方面的金融监管，从上世纪60年代起，许多急需资金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纷纷转而在伦敦发行欧洲美元债券和其它美元融资渠道，美国国内商业银行也大举进军欧洲美元市场，利用设在欧洲的分行吸收美元存款和发放贷款，致使伦敦银行体系中离岸美元存款和贷款业务迅速增长。回到现在，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巨额投资，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需在国际市场融资，另一方面外国政府及企业与中国合作时亦有融资的需要。这些将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创造庞大的融资需求空间，通过开发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股票，以及金融衍生品等避险和投资工具，使亚洲国家通过香港进行人民币投资，并充分利用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池，为香港的金融市场带来活力，巩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创新及科技产业的发展策略创新及科技是世界未来发展趋势，香港若不及时行动，则会落后于人。香港一直不乏科研人才，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于如何进一步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就此，《施政报告》中提到预留20亿元成立“创科创投基金”，以配对形式与私人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其实，特区政府过往已有以“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持创科初创企业，但公共财政以审慎理财为重要原则，在审批时着重规避风险，须经过谨慎的审查和批准程序，致使限制条件较多。然而，“高风险”正好是创科产业的天性，与公共财政的“审慎”有所违和，以公共财政原则加以规管，反而使创科发展绑手绑脚。这次新设的“创科创投基金”，就一改以往做法，以配对基金形式，连结市场上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等乐于承担风险的投资基金，由“政府主导”改为“市场激励”，使资金的流向更加符合市场需求，有助推动创新及科技企业的积极发展。产业化的元素除了资金，还有土地。这份报告提出将在深港边界的莲塘／香园围口岸附近物色土地，作为发展科学园及工业邨之用。目前，香港已有位于香港岛西部的“数码港”及位于新界东沙田的“科学园”两个主要产业发展园区。相比之下，未来位于深港边界的新园区，在地缘上贴近深圳的科技产业基地，可见行政长官对未来创科产业发展的战略视野，是要结合及运用深圳及其周边地区目前具世界影响力的科技产业生态系统。就此，香港创科产业将可进一步发挥创科产业链中有关“研发”的高增值环节，与整个大珠三角产业链中的其它环节良性互动，充分把握内地庞大市场的机遇。大屿山发展的空间布局土地不足一直是香港社会及经济发展的瓶颈，房屋、医院、安老院、办公室、零售商铺、旅游景点均是“无地不行”。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提出有系统、有策略地发展大屿山，当中包括短、中、长期的计划︰短期推动机场岛、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的产业发展，促进桥头经济，中期将大屿山北岸发展为一条经济及房屋走廊，长期发展东大屿都会，配合可持续的填海方式，为香港增加长远土地供应。大屿山的发展不只是为香港增加土地供应，更重要是在整体规划方面，纾缓香港目前城市功能布局不平衡的情况。一直以来，香港主要城市功能（如金融、商业）都高度集中在香港岛北部、九龙半岛南部这个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人口密度过高，土地成本居高不下，不利香港城市长远发展；而与中心区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围地带功能单一，经济动力不足。未来大屿山的发展及东大屿都会的建设，可发展成为香港的“都市副中心”，肩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功能，以平衡城市功能布局，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老年人口的生活环境社会民生方面，有意见认为这份《施政报告》着墨不多。事实是，有关房屋、扶贫等关键的社会政策，行政长官已于早年推出相关政策，如2012重设“扶贫委员会”、制定贫穷线作为扶贫政策工具，2013年推出“长者生活津贴”，2014年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15年推出“低收入在职家庭生活津贴”，这些政策均进入落实阶段，今年的施政报告自然只以数句带过。无可否认，人口老化是香港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这问题甚为复杂。是否派3,000元（全民退休保障）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这份施政报告提到退休保障制度正在进行咨询，希望社会能够凝聚共识。然而长者的现实需要却不只这3,000元，施政报告提出要将香港建设为“长者友善环境”，则是一套为对应人口老化社会而提出的全方位策略。这套策略包含了各类优化安老服务的措施，包括增加安老服务名额、推动长者小区照顾服务、优化公共行人通道、公共设施加入更多方便长者的设计、资助开发提供长者服务信息的“长青网”。过去政府沿袭殖民时代的“积极不干预”方针，忽略政府在推动香港长远发展方面的角色。现届政府则由“积极不干预”转为“适度有为”，这项方针的转变正好体现在《施政报告》之中。诚然，政府方针转变了，但市民的心态可能未及适应，尚聚焦于《施政报告》有否提出具体的民生政策措施。事实上，如行政长官早年所言，一些急于响应民生要求的政策措施是“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并不会等到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才公布。事实上，本文所阐析的几方面战略视野，亦是响应香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生活环境等深层次问题。为香港长远利益着想，《施政报告》是否应留下更多篇幅予以阐述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的战略视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兵 2016-03-01 2015年，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更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外交新格局。中国外交发出了中国声音，提出了中国倡议，展现了中国特色，呈现负责任的大智慧。 2015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激烈的国际秩序转型之争，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15年中国外交更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外交新格局。中国外交发出了中国声音，提出了中国倡议，展现了中国特色，呈现负责任的大智慧。2015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重视和关注不断增加，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诸多问题的解决也更加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在国际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外交理论创新与深化2015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不断创新和全面深化，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新理论和概念。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演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者、建设者，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发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不断发展的外交实践需要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思路和理念。首先，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联合国系列峰会等重要场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发表演讲，系统阐述该主张。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五位一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其次，继续深化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一种新模式。中国积极阐释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有其必要性和科学性。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已过时。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然突出，多极化进程曲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部分国家迷信同盟体系，将同盟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强调新型国际关系有其必要性。中国将新型国际关系作为未来各国相处的新模式、新选择。中国多次在双边和多边场合阐述这一理念，并已获得积极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一脉相承、互为补充。两者都以合作为本质，以共赢为目标，都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中国追求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具有更加丰富的政治、经济、安全、文明、生态等多方面内涵。新型国际关系则进一步回答中国主张构建什么样国家关系的问题；该理论的提出和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肯定和欢迎，正在成为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的又一面重要旗帜。外交布局全面推进与完善在前两年外交布局基本完成全覆盖基础上，2015年中国外交深耕细作，实现与各主要方向国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对美外交方面，中国从被动应对变得更为积极主动，积极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对俄外交方面，两个大国携手走向民族复兴，迎来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走出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共同繁荣的新路。对欧外交方面，习近平专程飞赴伦敦，英国王室用皇家马车将习近平主席夫妇请入白金汉宫，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先后来到中国访问。中欧合作更具全球性、战略性、示范性，对推动国际力量平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习近平推动中美、中俄、中欧关系取得新进展，既为中国自身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又为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带一路”战略对接。2015年是“一带一路”构想完成规划并启动实施之年，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已同20多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是2015年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在习近平主席的历次出访中，“战略对接”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习近平主席的元首外交利用各种场合，多方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力邀各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使“一带一路”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保持了全面推进的良好势头。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国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主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习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宣布中国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并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待命机制。中国成功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并支持其它国家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为全球气候合作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习主席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幕活动并发表讲话，提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对策，鼓励各方在谈判进程中凝聚共识。中国提出对会议成果的四点期待，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起责任，使最终成果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同时，中国践行大国责任，宣布将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它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使命与挑战2016年中国外交需要加强与其它国家对国际秩序观的交流和探讨，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立者、贡献者、改革者，而不是挑战者。美国的国际秩序观是其领导下的以西方价值观、军事同盟体系、联合国等系列国际组织为支柱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政治日益碎片化的今天，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国际机制、法律体系和原则规范。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中国不能全盘接受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应尝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框架，最大限度地容纳各种利益需求和理念。2016年中国外交要全力为国内建设和“一带一路”服务。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和转型期的关键节点之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为此保驾护航。中国外交将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主线，突出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两大重点，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战略继续深入对接。2016年中国外交要积极与周边各国积极推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维护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外交将坚定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无核化，大力支持半岛南北双方改善关系；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升级版，打造中国—东盟友好合作新高地；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深入推进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以上合和亚信为平台深化与中亚的务实合作，助力中亚国家长治久安与发展繁荣。朝核问题将是2016年中国外交的首要挑战。朝鲜执意要研制核武器，不会屈服于中国或美国等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放弃核计划。朝鲜2016年之初举行第四次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震动。朝鲜核试验将会对东北亚安全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恶化东北亚安全形势和中国国家安全。紧张的南海局势将是中国外交的另一挑战，尤其是菲律宾与中国的仲裁案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大关注。美国插手南海问题，发表意见和声明，挑战中国的“九段线”领土主张。越南与菲律宾联手挑战中国的海上权益，而美国甚至日本则为其提供战术支持，中国需要单独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贺雪峰 2016-02-26 中央允许改变现有的具体土地承包关系，既表明实践中存在强烈的改变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要求，又说明了中国农村土地实质上的集体所有性质。 日前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于开辟农业和农村工作崭新局面、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意味着最受瞩目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改革将会进入全面落实阶段。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会议的政策是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强调“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中央关于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最重要的要求，不是对集体所有制的抽象强调，而是在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具体部署中强调充分依靠农民自主协商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确权过程中的自主协商事项当然是公权力的事项，而不是私权利。也就是说，确权是确集体土地的权，而不是说农民目前承包的土地就是他们私人的。这一规定充分表明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在操作层面，中央强调可以确权确地，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农民土地承包权并不一定非得与他们现有的集体承包关系对应，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不是私权利，而是公权力。确地并非将农民现有的具体承包土地长久不变地承包下去，而是有期限的、还要调整的。这更是明确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此举其实是向2002年《土地承包法》的回归。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回归，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农户户均耕地规模极小且地块细碎，农户土地权利越是明确具体，土地产权就越是无法有效整合，土地耕作就越是难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实践改变了中央政策。有人期待借农村土地确权进一步强化农户对具体承包地块的权益，虚化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让农户承包经营权替代集体土地所有权。这种认识显然是有问题的。中央允许改变现有的具体土地承包关系，既表明实践中存在强烈的改变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要求，又说明了中国农村土地实质上的集体所有性质。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会议强调“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体现了中央维护农村稳定的一贯政策。2002年《土地承包法》第一条即规定：“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依据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具体土地承包关系是30年不变，长期稳定的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农民具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在当前农村土地十分细碎、农户经营面积十分狭小、农村人地关系十分不稳定即承包土地的农民大量进城而其土地使用权正在流转、人地发生了普遍分离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农民现有具体承包土地的权利，反而会导致土地产权无法有效整合、土地因此无法有效耕作的严重问题。保留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同时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土地确权就可以理解为在第二轮承包期30年不变基础上的确权，而非要将农民具体承包土地的地块关系确立下来并长久不变。放活土地经营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会议指出“要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推动土地经营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在当前农村已经普遍出现人地分离情况下，具有承包权的农户可能进城务工经商去了，他们的土地流转给另一方耕种，因此出现了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户将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同村社的亲戚朋友或邻居熟人。这种流转一般是不规范无协议的，一般租金很少，可以随时收回。这种情况下，所谓土地的经营权问题不突出，承包权与经营权还没有发生明显分离。第二种情况是，农户将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公司（包括各种农业大户）经营。这种流转一般要签正规土地流转协议，租金比较高，有明确土地流转年限规定，承包权与经营权发生了明显分离。农业是弱质产业，无论是市场风险还是自然风险都很高。在土地租金很高的情况下，公司要通过经营土地赚钱，就必须要认真规划，精心经营，并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如果遇到资金瓶颈，就有向银行贷款融资的需要。中央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正是要回应公司务农的这一需要。作为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的是土地的经营权，而不是承包权。虽然公司与承包土地的农户签了正规的长期土地流转协议，一般情况下，获得土地经营权的公司只有能力按年度支付土地租金，一年一付，最多预支下一年度的租金。在农业本身利润就比较薄的情况下，公司不可能一次支付得起所有土地租期的租金。如果仅仅是一年租期的经营权，公司以此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这个抵押聊胜于无，意义不大。从笔者在全国农村调研情况来看，真正从事农业赢利的农业规模经营几乎没有。这个时候，“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可能会带来预料之外的风险。由政府推动、公司进入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一旦出现公司经营破产，所有麻烦就又要落到地方政府身上。因此，允许公司以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必须通过保险公司参加的机制来防范相关风险。防止土地变相私有化当前农村有一个被各方有意忽视的现实就是，未来30年，中国还将有数量极为庞大的农民需要依托土地来完成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即使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也大多将土地作为自己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或者说，农民自己还要种地，且中国绝大多数耕地还是要由农民自己来耕种。在当前农村人地分离的背景下面，农民种地最大的困难是土地规模小且地块细碎。他们希望可以调整土地以连片经营，同时希望借村社集体的力量来解决单家独户小农“不好办和办不好”的诸种事务。当前全国正在开展的土地确权试点，有人认为是计划给农民更加具体明确的土地权利，甚至有人认为是要把土地变相私有化，这明显是一种误解。这种认识既不符合农村实际，又与中央政策对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坚持背道而驰。从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土地集体所有权仍然是实实在在的，是可以依据农村现实情况的变化而调整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迺强 2016-02-23 正在悄悄地壮大的“新香港人”并非只是港漂，而是所有来自五湖四海接受了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这一政治现实，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既爱国又爱港的香港人。 许多人认为新香港人就是来港新移民，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以来港时间界定新旧香港人，如同用到达台湾的先后时间来界定台湾人和外省人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这首先认定了有旧香港人和台湾人这回事，然后引申出非旧香港人的新香港人，和非台湾人的外省人，结果就是分化，最后恶化为撕裂，正中港台的分离主义者下怀。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什么是香港人很难说得清。港英时代称1842年之前已经定居香港的人为“原居民”，已经十分牵强，而且于回归之后也完全失去了意义。既然大家都是移民，就应该无分新与旧，也无所谓谁优先，更不能像本土主义者般，扯出香港人和非香港人的荒谬结论。香港如要分新旧，只能以1997年回归为分界线，因为这是管治权的交接，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新香港人的“新”，在于有别于今天依然恋殖、身份认同落后于政治现实接近20年的香港人，是心理上的新和感受上的新。新香港人的共同体活动舞台有960万平方公里，而旧香港人划地为牢，自困于1,000平方公里的空间。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属于“遗老”形态的旧香港人，必然会被时代淘汰，香港的未来肯定是属于身份认同与政治现实一致的新香港人。本土主义者除了死命抗拒回归之外，怎样挖空心思也提不出香港其它出路。时间明显在新香港人这一边。新香港人的力量在壮大最近内地青年之间流传的热门话题之一是理工大学内地生在校内的“民主墙”上反击本土主义者。跟内地来港的精英学霸以文字对撼，本土派“小学鸡”的大败是必然的。此举让压抑已久的在港内地生感到大快人心。可以预测，反击在理大得捷后必然会在各校园之间蔓延，一场全港性的大论战已经如箭在弦。这并非内地生和本地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再不能忍受本土派嚣张跋扈、反中乱港的沉默的大多数大学生，与本地生当中一小撮本土主义者的纷争。正在悄悄地壮大的“新香港人”并非只是港漂，而是所有来自五湖四海接受了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这一政治现实、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既爱国又爱港的香港人。今天的内地生很多就是明天的新香港人，他们正是本土主义者的眼中钉，非要排挤他们不可。新香港人因此要自觉团结，互相支持，并力撑内地生这支生力军，让他们感受到，香港欢迎他们毕业之后留下来，一起参与建设明天更好的香港。微信是新香港人传播平台多数新香港人并非名成利就的精英，没有平台让他们发声，没有杠杆让他们着力。今天的香港、大陆以至欧美各国，都各自不同程度地依靠精英，结果也一样，官商勾结，贫富不均，还一代一代继承下去，出现官二代、富二代。然而，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一切，一般大众都可以有自己的发声平台，并且可以聚集大量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议论，甚至一起行动。网络文化就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新群众运动，正符合站在时代尖端的新香港人，新媒体正好成为他们当然的平台。包括我在内，都经常说香港主流媒体掌握在反对势力手中。无疑，网络是年青人的世界，反对势力投入早、手笔大，尤其是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line等社交媒体，更是年青人的天下。不能忽视的现象是WeChat（微信）正在香港快速普及，尤其是与大陆联系较多的新香港人，大都有微信账号。微信功能很多，能量极大，是新香港人的天然传播平台。只待微信进一步普及和香港人进一步熟习驾驭它，新香港人势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建制派精英不可靠建制派精英之所以不可靠，他们自己有很多解释。最常听到的，就是“为何偏偏选中我”。建制派都是我方精英、领袖，一个人名成利就之后，少不免就有他的本位利益要保，有其小算盘要打，自己绝对不能牺牲，大局自有阿爷关照。当年国民党打共产党，各派系都自保实力，打起仗来，把家小连同姨太太都带到前线，细软就是几大车，所以打败了。今天建制派与反对势力对打，也有类似的阵仗。人人都爱惜羽毛，结果便个个都怕死怯战。广大市民老百姓便没有这包袱，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信息流通，加上回归之后折腾了多少次，许多事情的是非黑白，心中都一清二楚。所以，反对势力只有发动不更事的童子军、娃娃兵，“占中”期间连幼儿都不放过洗脑。最近主流传媒排山倒海地宣传TSA万恶，嚷着要罢课了，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到底有多少家长会让其小孩参加。如今香港内部主要的矛盾是市民的身份认同，完全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即所谓“深黄”人群，基本上全是年青人。年纪越大，即便染黄了，也会随年纪而变浅色。新香港人，清楚自己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他们知道香港与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屁股坐得稳稳的，所以不但更清楚什么对香港好、什么不好，同时只要有机会，他们会勇于支持好的、反对不好的事物。要为新香港人搭舞台自“占中”前后，整个建制派阵营都缺位，无所作为，我认为港人精英基本上已经没有意志和能力扭转局面，必须中央出手，做更大的介入。虽然国运昌隆，时间在我们这一方，最后胜利一定在中央，但国家和社会将不必要地付出很大代价。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是经过很长和很大的心理挣扎，才得出这无可避免的痛苦结论。看事物要一分为二。过去两年多，我才真正明白“仗义每多屠狗辈”这高深的传统智慧。群众才是真英雄。当居于庙堂之上的大员们，享尽既得利益的精英们，在危机之前龟缩摇摆，一些心怀纯朴爱国主义的普通市民却敢于顶住主流社会的各种冷嘲热讽、网络欺凌、街头对峙、肢体冲突，站稳民族立场，以弱势处境与力量比他们大数以十倍的反对势力在线上线下作抗争。这些爱国爱港的群众，有土生土长的和来港生活时间长短不一的，就是我所说的“新香港人”。     他们的新，是他们能适应回归以后的新政治形势，没有身份认同问题，绝不怀念前朝，不恋殖。他们的新，更在于他们代表着香港的未来，并且在社会各环节上身体力行地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对国家的发展有更大的承担和贡献。新香港人是我们的依靠和指望。新香港人从来都不是一个自觉的群体，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机制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到今天，新香港人仍然只是一种情怀，需要有人来刻意把他们捏在一起，有平台让他们发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6-02-19 综合起来看，供给侧改革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对部分行业的增长影响可能较大。中期来看，供给可以促进需求，明确有力的供给端改革有利于中长期的消费和投资增长，提升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制度成本、消减无效率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宏观增长的效率，而且对有效率的行业，甚至成功消减产能的行业，将带来正面影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方供给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当时西方国家出现滞胀，意味着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理论的暂时失效。它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主张减少税收，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供给的增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降低人们劳动积极性的社会福利支出；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让市场自动调节经济。与西方国家当时滞胀时期相比，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供给端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同之处在于需求端，即经济增长较长时期低于潜在增长的问题，表现为通缩/低通胀。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借鉴滞胀时期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在税收、金融、土地、国有企业、经济管制、价格干预、创新环境、过剩产能、社会保障等方面积极推行改革；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需求端的管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三大抓手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生产要素从无效率的行业配置到有效率的行业，主要有三大抓手，分别是化解产能过剩、减税和城镇化。具体而言，化解产能过剩是要加快产能过剩行业（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兼并重组，涉及的政策包括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重在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减税是指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具体政策措施包括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简化税制，未来可将目前的17%、13%、11%、6%和3%五档税率简并为两至三档，特别是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精简归并“五险一金”等。城镇化则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包括推进人口、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保体系改革，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土地改革，主要是对农村土地进行改革，从而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劳动力的流转；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供给侧改革的影响1、对短期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大理论上，供给端改革在短期内压制通胀、提升实际利率，不利于总需求，但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政策要具体分析，其对增长的影响不同。长期看，如果供给端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则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增长。首先，化解过剩产能就是化解无效的资本存量，不利于短期增长。以2014年钢铁等五大产能过剩行业为例，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3.9%；2015年占比有所下降，截至三季度降到3.3%。假设今后3年每年消减产能的10%，如果考虑淘汰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动态影响，即再加上其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预测每年将降低GDP增速0.6~0.7个百分点。其次，减税能够提高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率，增加私人投资；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带来更多消费，因此有利于短期增长。鉴于减税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如果将2016年赤字率从2015年占GDP的2.3%提高到3.0%左右，假设赤字的扩大全部用于减税，结合测算的税收乘数为0.56，减税可以带动GDP上升0.4%。城镇化同时增加总供给和总需求，对短期增长的影响较难测算。一方面，城镇化建设要求进行人口、户籍改革，可以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劳动力供给；城镇化建设还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劳动力的流转。另一方面，城镇化主要将带来交通网络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源供水等资源建设以及通信娱乐类服务设施建设等四个领域的基建投资机会，提高投资需求；土地改革还可以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通过新增城镇人口拉动地产需求和消费，增加总需求。综合起来看，供给侧改革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对部分行业的增长影响可能较大。中期来看，供给可以促进需求，明确有力的供给端改革有利于中长期的消费和投资增长，提升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制度成本、消减无效率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宏观增长的效率，而且对有效率的行业，甚至成功消减产能的行业，将带来正面影响。2、对就业的影响不明显总的来说，供给侧改革对就业的影响不大。一方面，2013年五大产能过剩行业就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的2.8%。如果今后3年每年消减产能的10%，失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的0.28%。再加上政府会为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进行托底，淘汰过剩产能对就业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城镇化会带来大量的基建投资需求，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能有效缓解淘汰过剩产能带来的失业问题。3、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处于可控范围供给侧改革或将提高信用风险。由于五大产能过剩行业的负债率高于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这些行业内企业的兼并重组，势必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引发信用事件，提高银行坏账率。保守线性推测，如果每年消减10%的过剩产能将引发同等比例的债务违约，每年将最多产生9,450亿元的坏账。银行坏账率处于可控范围内。目前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远比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时期（1998~2002年）可控。大部分研究估算的不良贷款率在5~10%之间，即需要清理的不良贷款大约相当于如今GDP的7~14%，远远低于90年代末的规模（当时不良贷款率为20~30%，大致相当于1997年GDP的四分之一左右）。考虑到目前企业整体盈亏状况胜于当年，本轮潜在的不良贷款形成率可能远不及当年。此外，当前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7.5%（对比1997年时的13%），贷存比只有66%（1997年为91%），以及整体核心资本充足率在10%以上，这些条件都有助于对抗不良资产造成的冲击。长远来看，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对信用风险进行市场化定价，引导资金从无效率行业流向有效率行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应对除了上文提及的供给侧改革的三大抓手外，中国供给端的改革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第一、坚持推进国企改革。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中国公司经营效率，降低金融系统风险，增强中国中长期经济活力。通过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化解过剩产能。第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价格干预。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放开公用产品、能源、电信业等价格干预和准入管制，鼓励私人资本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第三、加快土地改革。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转；调整政府征地行为，减弱土地财政依赖，降低宏观经济波动，控制金融风险。第四、改善创新环境。创新效率的提高高度依赖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促进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要通过放开二胎增加年轻人数量，更应通过提高教育水平等提升人口质量；促进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不仅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科学研究的支持等与创新直接相关的体制性建设，还包括自由、开放的社会，包容性制度环境，以及对个人价值的尊重等非经济性内容。第五、推进金融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既要求实行股票注册制、提升直接融资比例，也要求推进利率、汇率等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第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滞胀时期美、英等国的高社会福利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不足；美、英等国的改革经验表明，降税可能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提高社会保障能力，一方面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扩大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供给端改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然而，在进行供给端改革的同时，还应进行需求端政策的有效管理。如上文分析，中国经济低增长既有供给端的问题，也有周期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同时还应根据凯恩斯理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总需求。鉴于目前名义利率已处于历史低点，但由于CPI水平较低，且PPI持续为负，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货币政策仍应继续保持宽松，积极引导实际利率下行。受名义利率必须在零以上的约束，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和作用有限，因此，应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稳增长方面的更大作用，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在发行政府债券的同时还应注重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6-01-18 在求同存异方面，“一中同表”让两岸在对各自政治符号系统的认同之上，进一步建构两岸共同的“一个中国认同”；在化异求同方面，“共享一中”则是将两岸过去最为敏感的“国家主权代表权”之争化解，进而由两岸人民共享“一个中国主权”。 以当前两岸情势与台湾政局的现实而言，现阶段两岸人民心灵的差距已成为阻碍两岸进一步深化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对此两岸领导人均有深刻认识。习近平在2014年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而马英九则在2008年表示“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 过去和当前大部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看法，大致可以分别用“穷亲戚”与“富朋友”来表示。在进入21世纪以前，两岸经济发展的落差十分明显，不过尽管两岸之间因内战与冷战而分离对峙，当时台湾人民认为两岸之间只是兄弟阋墙，说到底彼此仍是兄弟与“亲戚”。当时的台湾人普遍将大陆同胞视为“穷亲戚”。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台湾经济发展则由于绿营以意识形态“政治锁岛”而停滞不前，绝大部分的台湾人已感受到大陆经济实力的大幅提高，便形成大陆“富”起来、甚至比台湾更“富”的感受。尽管许多人已经不把大陆视为敌人，但却只把大陆视为“朋友”而非亲戚或家人。当前大部分台湾人将大陆视为“富朋友”。 两岸大家庭将来实现破镜重圆，必然需要大多数台湾人民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并支持统一，才能为两岸兄弟和解、重建家庭奠定民意基础。从这个意义而论，习近平所提出的“两岸一家亲”与“两岸人民心灵契合”，是从政策语言上试图拉近两岸兄弟人民之间的心灵距离，增进台湾人民对身为中国人的认同。具体到如何重新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灵距离，两岸政治家有必要对此展开新的顶层理论与机制设计。“一中各表”的危害性与“一中内涵”清晰化 “九二共识”曾经在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以其创造性模糊的智慧暂且搁置两岸对“一中内涵”的分歧，从而为两岸打开事务性谈判的僵局。然而，两岸和平发展至今，随着经贸合作与各种事务性协作不断深化，两岸必然将“由经到政”，不可能永远“只经不政”，“九二共识”作为曾经的两岸互信基石与助推器，在国民党“一中各表”的立场下显然已动力不足。 国民党的“一中各表”是对“九二共识”的片面解读，其重在“各表”而非“一中”，并不完全符合当年两岸谈判“创造性模糊”的智慧，以及两岸共同捍卫“一中”的民族共识。当国民党在岛内不断重复“一中各表”配合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等政策时，其实质上便成为了“两个中国”的“独台”口号。另一方面，“一中各表”的主张也为民进党所利用，顺此论述之势为其“台独党纲”解套，反守为攻，要求在“各表”的基础上明确接受中华民国将其主权限缩到台澎金马，从而实现“法理独台”的状态。“一中各表”的局限性与危害性可以总结概括为“无力实践、不利台北、不容北京、没有互信”。 在未来进一步深化两岸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不论“一中原则”或是“一中框架”，已经到了需要对“一中内涵”进行更加清晰解读与阐释的时候。唯有使“一中内涵”被更多台湾民众与政治人物认同接受，两岸才能在“一中框架”下凝聚更多共识，推进更深层次的政治谈判。 “一中内涵”可以分为“国家一中”与“主权一中”，“政府一中”与“政权一中”，“民族一中”、“文化一中”与“历史一中”等三组不同范畴的概念。“国家一中”是指世界上从古至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国家，“主权一中”则是指在主权层次上不容分裂的一中；“政府一中”与“政权一中”则是指代表“中国”这个国家的政府与政权只有一个；“民族一中”是指两岸均属于中华民族，“文化一中”是指两岸均继承中华文化，“历史一中”是指两岸在历史上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 以上七种“一中概念”，“政府一中”与“政权一中”是对“主权一中”代表性的争夺，使得两岸面对此问题时只能“背对背”，而难以“背靠背”与“肩并肩”，此两种概念并不适合凝聚两岸的共识交集。“民族一中”与“文化一中”的概念可以凝聚两岸民众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但若只提“民族一中”与“文化一中”，而不提“国家一中”与“主权一中”，仍有流于“两个中国”之嫌。深化两岸人民心灵契合的顶层理论与机制设计，关键在于对“国家一中”如何诠释，能够让两岸民众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 对作为政府层面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作为国家层面的“中国”进行概念上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不仅适用于学理研究，同时也有必要使两岸民众对此有所认识。唯有引导两岸民众正确区分“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才能在两岸民众各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的“政府认同”之上，建构两岸对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一中同表”与“共享一中” 笔者倡议“一中同表”与“共享一中”。在求同存异方面，“一中同表”让两岸在对各自政治符号系统的认同之上，进一步建构两岸共同的“一个中国认同”；在化异求同方面，“共享一中”则是将两岸过去最为敏感的“国家主权代表权”之争化解，进而由两岸人民共享“一个中国主权”。 “一中同表”之“一中”是指国家层次上的一个“中国”，“同表”是指两岸共同表述与共同代表。“一中同表”可以淡化两岸对各自政治符号的坚持，强化两岸双方对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共同表述，是一个具有两岸最大公约数的两岸政治关系定位模式。“一中同表”能使“一中内涵”明晰化，使两岸民众认知并区分“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而建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形成一体化理论所说的“忠诚转移”。其中，这个“中国”首先是“国家”层面而非“政府”层面上的中国，其次才同时是民族、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如果说“一中同表”是指“国家一中”，那么“共享一中”便是指“主权一中”，或者说一个中国的主权是由两岸人民共享。当代主权理论早已经历了君主主权、议会主权与人民主权三个阶段的演变，主权已经是由国家的全体人民所拥有，“人民是主权的所有者，是主权的本源主体”。因此，同为中国人民的台湾人民自当也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这是祖先留给两岸人民的共同遗产，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从台湾人民手中剥夺同等享有中国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复兴的权利。“共享一中”让台湾民众重新找回作为中国人的民族尊严、荣耀与实利，重新建构台湾人民的中国认同，这是一个进一步深化、合情合理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 就具体措施而言，建议两岸推动以下工作：一是通过“跨两岸机制平台”开展两岸共同治理，搭建开放性机制与平台，让两岸的社会力量能共同参与两岸治理；二是在“一中同表”与“共享一中”的核心精神之下，根据不同具体情况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问题，让台湾人民享有与大陆人民在国际上相同的大国尊严；三是通过“双向国民化”进程，使台湾同胞在大陆享受国民化待遇，使大陆同胞在台湾享受国民化待遇，让两岸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两岸共享一中的实利与便利；四是在“一中同表”的两岸政治关系定位以及“共享一中”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基础上，两岸尽快协商签订和平协议，终止内战状态，为两岸人民开万世之太平。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6-01-12 若要打破两岸最大的坚冰，不但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更需要领导人的勇气、智慧与魄力。从台湾方面来说，任何同北京领导人的接触都有可能被在野党与台独分子诬称为“卖台”与“投共”；对大陆领导人来说，在经济实力已高居世界第二的大背景下，如何“屈就”地平等对待台湾领导人，无论在台湾、大陆，还是世界各地，几乎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两岸双方分别面临的看似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在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握手谈笑声中，化为乌有。这背后自然有多年来台海两岸领导人的努力，两地团队的密切沟通，更有两岸领导人的大魄力与大智慧，其中尤以大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对等的身份同马英九先生会晤，更是让海内外观察家惊叹之余，倍感钦佩。 2015年11月7日下午，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面。15时许，习近平、马英九相向而行，握手致意。在全世界一百多家媒体的聚光灯下，两岸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短短70秒的握手，拉近了海峡两岸相隔66年的距离，冲破了两岸交流在形式上的束缚，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习马会”也将会被证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上的重要一刻。“习马会”的历史意义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1949年以后的海峡两岸关系。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启两岸长达30年的敌对隔绝状态。1979年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从隔绝走向松动、缓和，继而经贸往来与人员交流不断升温。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4年，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1993年，汪辜会谈达成“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5年至今，发展融合是主流，但台湾海峡从来没有风平浪静过。1995年，大陆方面发表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国台办发表“5·17声明”；2005年，大陆方面发表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有力遏制了台独势力的膨胀。 两岸关系虽然一直向松动、缓和与和谐的方向走，尤其是经贸关系与人员往来持续保持上升势头，但横亘在海峡两岸之间最大的症结即身份问题却始终无法碰触，更不用说解决了。多数情况下，两岸领导人只能隔岸喊话，其结果是，除了台独不停制造矛盾甚至对抗外，两岸一度在世界多个地区打响“外交战”，劳民伤财。更有美国专家得意洋洋地声称，“北京通往台北的路需要通过华盛顿”，霸道地炫耀美中台三边关系中美国的主导地位，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 若要打破两岸最大的坚冰，不但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更需要领导人的勇气、智慧与魄力。从台湾方面来说，任何同北京领导人的接触都有可能被在野党与台独分子诬称为“卖台”与“投共”；对大陆领导人来说，在经济实力已高居世界第二的大背景下，如何“屈就”地平等对待台湾领导人，无论在台湾、大陆，还是世界各地，几乎都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两岸双方分别面临的看似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在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握手谈笑声中，化为乌有。这背后自然有多年来台海两岸领导人的努力，两地团队的密切沟通，更有两岸领导人的大魄力与大智慧，其中尤以大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对等的身份同马英九先生会晤，更是让海内外观察家惊叹之余，倍感钦佩。 国内外媒体与学者将“习马会”的主要意义归纳为三方面：首先，它总结了两岸交往的历史经验，共同书写了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两岸领导人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次，会晤开辟了两岸良性互动的新空间。对于台湾方面建立两岸热线的呼吁，大陆方面积极回应，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之间有望建立起沟通热线，从而推动两岸高层交往机制化、日常化。第三，会晤在多项议程上达成共识，例如对台湾涉外活动问题，对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议题等等。这些主张不仅有助于提振台湾经济，增进两岸的民心交流，也有助于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命运共同体演变。习近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破除陈规 媒体与学界对“习马会”的总结固然到位，但笔者认为，“习马会”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不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也巩固了习近平作为承前启后“中兴领袖”的地位。 无论是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力，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显然不及大陆的十分之一。长期以来，台海两岸虽然从来没有停止过沟通与交流，但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抑或是国际社会，都明显感觉到大陆的强势与台湾的弱势，而这些正好成为两岸进一步提升交流在身份问题上的死结。这个死结不解，台海两岸是很难进一步的，更有甚者，就笔者观察，正因为死结作怪，海峡两岸不但无法“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且在两岸交往、“外交战”上花费巨大，坐视美国等第三方对海峡两岸关系指手画脚，客观上也让台独势力有机可乘，乘势坐大。 从这个方面说，习近平放低身段，同台湾最高领导人“平起平坐”，实在是一步妙棋。当两岸最高领导人双手握在一起的一刹那，两岸都向国际社会发出了1949以来的最强音：台湾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干涉。这短短一个小时的会晤，几乎达到了过去多年努力而无法超越的顶峰。连国外评论人都感叹，大陆看似退一步，其实却是“以退为进”，在历史上跨越了一大步。以“对等”的会晤换来的是在国际社会上对一个中国最强大的捍卫。从这一天开始，台独势力在国际上进一步失去依靠和依据。这一客观结果，恐怕是一直纠结于到底是“你大还是我大”的海峡两岸诸多领导人都始料未及的。 其次，这次会晤对台海两岸的进一步融合和交流起到关键作用。对多年来处于转型阵痛期与大国关系夹缝中生存的台湾来说，“习马会”此时举行更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大陆进一步改革开放，尤其是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晤，给台湾全面提升自己在台海两岸的地位，发挥台湾的优势提供了契机，也提供了巨大的平台。 台湾虽小，却占有优势，但若台海关系不平静，这优势不但无法发挥，甚至变成负资产。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完全可以借助大陆巨大的市场再来一次经济腾飞，而台湾在中外文化、社会治理与政治管治上，可以为大陆输送养料。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完全的和谐关系与政治互信上。过去的事实是，无论是转型中的国民党，还是始终无法很好定位的民进党，都在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中渐失自信。这次台湾最高领导人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领袖、也是多次被国际媒体评定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在一起聊天、吃饭、平起平坐，肯定能够给台湾带来自信。这种自信正是当前的台湾所需要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习马会”倍受国际社会关注，已经成为外国政要和专家观察、了解和解读习近平执政理念与方式方法的重要窗口。中外不少专家和众多网友，都曾经多次呼吁两岸最高领导人会晤，但却都能感觉到，从毛、蒋以降，实在没有什么人再有此魄力和胆识达成众人愿望，更何况连当年邓公都没有能够实现同经国先生的会晤。当突然宣布两岸最高领导人会晤时，海峡两岸与国际社会中不少人一时之间回不过神来。这样一个大家一直期盼却看似遥遥无期的事，就被习马两位先生谈笑风生地实现了？这是突如其来的期盼已久。 此事虽然被一些海外媒体戏称为习近平“不按常理出牌”，但也难掩他们对这代中共领导人胆识与智慧的赞赏。习近平这代领导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反腐倡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规模，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大胆推进，在同美欧俄等大国关系以及周边关系上积极进取并取得重要成就，“一带一路”更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最大的国际合作，成绩明显，加上吸引国际聚光灯的“习马会”，都毫无例外地给国际社会耳目一新的印象。应该说，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有魄力、有胆识、有智慧的领导人，而习近平正是以其一系列的“不按常理出牌”动作所展示出的勇气和智慧，让世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6-01-12 两岸当局均不再拘泥于头衔，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会面。这不仅满足了台湾多年对“两岸领导人会晤基于对等原则”的期待，也满足了大陆对两岸会谈“必须基于一个中国前提”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英九与习近平都同意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与头衔会面，表明两岸执政当局事实上相互承认了对方对实际管辖区域的治权，“一国两治”概念变成了现实。 “手握‘九’了，心就‘近’了！”大陆官媒新华社把习近平和马英九的名字巧妙结合，以如此亲切的话语作为标题来报导举世瞩目的“习马会”。这世纪之握，无疑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为中国崛起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台湾岛内，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的消息一经披露，正反两极的声音顿时出现，落差极大。有人说：“太好了，这将是历史新的一个局面！”；也有人说：“这根本是早就预谋好卖台的，马英九为了个人历史定位而牺牲了民众利益……”“习马会”破除陈规 落实“一国两治” 不一样的声音可以反映出民众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关心，倘若“习马会”沦为政党利用群众对立的一个事件，那么这又将会是制造政治口水的理由。1949年后，台湾历经了蒋介石先生、蒋经国先生、李登辉先生、陈水扁先生、马英九先生，迄今共66年，从未有两岸领导人会面之先例。1993年的汪辜会谈、2005年连战先生的破冰之旅，先后开启了两岸友好合作关系的不同阶段，紧接着在马总统任内两岸签署了23项经贸协议。如今，在卸任前7个月，马先生携手习近平主席上演“习马会”，这对两岸关系来说是一个破除陈规的创举！ 国际社会也都对“习马会”给予正面肯定，支持与赞誉有加。美白宫发言人表示，美的根本利益之一是维护台海和平，美国政府欢迎海峡两岸为改善关系所举行的领导人会晤。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谈到“习马会”时明确表态，稳定、正面的两岸关系已为两岸、美国及区域带来极大好处，美方“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持续建设性对话”。《纽约时报》分析称，习马会晤让世界再次领略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胆识，也看出马英九追求两岸和解的真诚态度。 两岸当局均不再拘泥于头衔，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会面。这不仅满足了台湾多年对“两岸领导人会晤基于对等原则”的期待，也满足了大陆对两岸会谈“必须基于一个中国前提”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马英九与习近平都同意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与头衔会面，表明两岸执政当局事实上相互承认了对方对实际管辖区域的治权，“一国两治”概念变成了现实。 虽然“习马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是两位领导人在全球媒体人面前双手紧握，已经宣告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敌对状态，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结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巧妙借势习近平对新加坡的国事访问来促成习马会晤，无疑促进和巩固了东亚和平，值得大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以正面看待此会的重大意义。 台湾各方反应不一 然而，为何台湾会出现正反两面相差极大的议论呢？台湾政坛为政党、企业、媒体势力主导，各方环环相扣，笔者就从国民党、民进党、企业、媒体四个角度来分析。 一、国民党。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两岸关系跨出了坚实而积极的一步。2008年起，马英九先生一直在努力维持和改善两岸关系，建立互信、增加经贸、开放民间官方交流等。在国民党人看来，“习马会”是非常正面的，也为马英九先生未来的历史定位夯实了基础。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国民党内部先是闻声哗然，而后理解肯定并大力支持。马英九先生在会谈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话是：“未来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我们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未来做准备。”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出了他对“习马会”后续的“无私”，即使他知道明年总统大选再执政机会渺茫，他也希望政党轮替后，未来两岸关系能和平持续地发展甚至更上层楼，而不会因为换党执政导致两岸关系倒退。马先生的良苦用心得到民众的首肯，这对蓝营在明年总统与立委选举中都有一些加分的效果。 二、民进党。“习马会”前后，绿营将其扣上“黑箱作业”的帽子。民进党与蔡英文女士到底在怕什么？当年李登辉先生、陈水扁先生都开展过秘密外交；9月初蔡英文女士也曾到美国面试。民进党怎么不说这些安排是黑箱作业呢？！这是不是双重标准？是不是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蔡英文一再表示要尊重“九二共识”，维持现状。“习马会”上两岸领导人共同确认，要在“一个中国”与“九二共识”的框架下维系两岸和平发展。倘若蔡英文与民进党真心要承认“九二共识”，维持两岸和平，那么就应该肯定“习马会”，因为双方的会晤是在为未来的执政党处理两岸关系铺路，不论台湾明年是否发生政党轮替。 对照先前所言，目前蔡女士对“习马会”的回应是否属于“自打嘴巴”？民进党炒作“习马会”议题、煽动民众对立的动作令人感到遗憾。民进党各派都应深思熟虑、格局放大、眼光放远；不要自我局限，令整个台湾社会裹足不前，失去提升社会福祉的机会。 三、企业。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已在大陆发展事业的台商，几乎一面倒地肯定“习马会”。在经济方面，虽然大陆不断让利给台湾，但有些人心存侥幸吃豆腐的政治心态，导致目前的服贸协议、货贸协议卡关。在国际趋势走向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台湾政治人物还在相互抵制议案，罔顾民生与企业发展，遭到台湾企业界的诟病。90%的台湾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资金和资源有限，需要通过稳定的市场来培育，而经济飞速发展的大陆恰好可以提供支持，让台商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与大陆的庞大市场相结合，所以台湾的企业迫切希望两岸政治关系稳定下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四、媒体。台湾媒体在统独议题上的报道往往失之偏颇。一直以来，媒体与政治是两相对照的，虽然蓝系与统派媒体属于较正面客观，但一旦涉及统独议题，他们也会将特定消息放大解释。至于绿营媒体，不得不佩服他们以“卖国”、“黑箱操作”、“导弹明明对着台湾还睁眼说瞎”等诸如此类的惊悚字眼吸引眼球的本事。由于媒体影响民众很深，加上现在新媒体盛行，民众得知消息更快但反而更容易断章取义。如果媒体对于任何事件没有是非之分，不做客观报道与评论，那么这种最直接影响民众思维的公器有可能毒害社会。现今台湾已有“媒体治国”之说，倘真如此，台湾的民主就会变成民粹，台湾的民主就会贬值。 如同马英九先生所言，未来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习马会”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未来着想。无论双方领导人谈了什么事务，旁观者勿单方面思考。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有利有弊，我们需要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地去加强两岸互助互信以及民间交流。习近平先生说得对，许多台湾人没有到过大陆，他们应该到大陆走走看看。时间在过、趋势在变、文化在进步，但两岸血浓于水的关系，是切不断的！两岸先经后政的交流路径，绝不是空中楼阁，自“习马会”起，它将会有微妙的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