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21-02-23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下达了新的任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对此，国家在规范资本市场过程中，要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重点在于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市场无序扩张。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思路中，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开好局、起好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规范发展。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下达了新的任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对此，国家在规范资本市场过程中，要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重点在于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市场无序扩张，在资本市场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过程中，加强政府在资本市场的有效引导与监管，提升国家在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疫情影响下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紧迫性与复杂性当前，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美国，受长期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再工业化阻力较大，其虚拟经济发展一直缺少实体经济支撑，加之实体经济基础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冲击，造成虚拟经济更加远远背离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风险。为了摆脱疫情的困扰，美国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势必会通过不断加大向其它国家发放外债等办法度过经济难关。尽管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然出现了增长的趋势，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合作方，不可避免地将受到来自于美国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为挽救受疫情影响的经济颓势，其采取的财政及货币政策等均将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较大冲击。此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国际金融市场还蕴含着一系列潜在的风险，进一步影响着世界资本市场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虚拟程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总之，国际资本市场现在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将会持续下去。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尤其是金融监管体系也曾受到过一些学术流派的抨击，他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够，金融体系的管理过于保守和固步自封。然而，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了世界性金融海啸以来，中国由政府管制的、具有鲜明的宏观调控色彩的金融体系，确保了国家的经济安全，保障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势在于具有国家宏观调控的金融管制，能够有效阻挡外来金融风险的威胁和国际热钱的冲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中国经历了高速增长期，资本在投资型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资本扩张趋势不断加大，资本垄断特征不断显现。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起步比较晚，在风险防范上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探索过程中，既要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体系和世界资本市场体系合理对接，又要引导中国资本市场有序化良性发展，防范其无序扩张带来的风险，杜绝其干扰中国经济发展。 国家规范资本市场要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疫情后重要的恢复期，国家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将是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与重要保障。对此，要不断提升国家在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重点宜放在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上。首先，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资本扩张风险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各项指标向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尚未恢复至疫前水平。大量事实表明，经济过冷或过热对可持续增长都存在不利的影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给经济带来的隐患是不容忽视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就是要合理确定资本市场重点支持的方向和领域，完善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安排，使之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务。例如，科学合理保持IPO、稳定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再融资常态化、商品及金融期货期权产品体系的创新与完善、金融产品评价标准的再造等，都是国家监管资本市场、合理引导其走向规范化的具体着力点。此外，还要通过不断提升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尤其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的系统性和风险防范监控的科学性，加大对拟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监管的力度，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双管齐下，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其次，要处理好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稳增长目标的关系。在当前经济加快复苏的背景下，面对国家提出的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发展、防止其无序扩张的思路，市场上存在着“政策会否快速转向”的担忧，有人认为国家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将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不急转弯”为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预期的作用。处理好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稳增长目标的关系，重点在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要从抗疫的特殊政策回到常规的政策上来，既要维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又要避免因规范资本市场引起的过度收紧。完善国家综合治理体系，要同时兼顾国家与地方层面的不同情况：一方面，在国家宏观调控层面上，要保持已有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在地方监管层面上，既要避免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的扩张，又要保持地方财政支出力度不变，还要考虑投放流动性，加大扶持力度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及制造业的发展。再次，要处理好对资本市场反垄断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点是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大量事实表明，哪里有垄断，哪里就会产生经济停滞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不可避免存在着过度垄断的情况，阻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破坏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有效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反对资本市场的垄断，需要国家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构建一个有活力的、合理竞争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必须要打破垄断壁垒，疏通资本流通合理渠道，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与动力。处理好反垄断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要加强金融规制的执行力，取缔和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着力点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中国政府制定的八项重点经济工作任务之—，这项任务的制定，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治理资本市场无序扩张的决心。在规范资本市场、科学引导资本市场良性发展以及政府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方面，政府今后宜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防止国内资本过多集中于流量变现。规划新增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要打破资本市场的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杜绝资本过多集中于少数垄断巨头手中的不正当现象，鼓励实体企业合理竞争，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在科技上不断对中国“卡脖子”，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自主创新不足的难题，中国需要合理流动的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以激活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与潜力。因此，要规范资本流动壁垒，引导优质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上，尤其是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上去，鼓励原创性和基础性创新。二是限制资本巨头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点是要阻断垄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如政府要通过科学的监管体系，限制不正当竞争协议，如通过企业合并牟取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行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更需要把对一些垄断事件的处理上升到法治化治理的高度。三是构建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体系。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有利于中国恢复经济，对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职能，在推动财富创造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消费侧新需求、新技术研发与投入上，都需要大量优质资本投入，更需要健康良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阻止资本盲目扩张、构建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等，都是国家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四是提升复杂环境下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政府在引导资本市场有序发展方面，重点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退市改革方案的落实，严格退市监管，在企业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领域，实施放管结合，监管工作要立足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除了监管国内资本市场外，还要以国际视野看待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积极推进跨境监管合作，增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具体来说，政府要加强宏观形势的跟踪研判力度，密切关注国内外资本市场流动性变化，严密监控资金杠杆水平，完善动态应对政策，防止跨市场、跨领域、跨境的交叉性、输入性风险，维护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平 2021-01-21 过去的2020年，两岸关系可谓跌宕起伏、风云变幻。今年以来，台湾当局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攻击和“污名化”大陆，不断推动“以疫谋独”；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继续在岛内推动“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给两岸关系造成巨大的伤害。 即将过去的2020年，两岸关系可谓跌宕起伏、风云变幻。今年以来，台湾当局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攻击和“污名化”大陆，不断推动“以疫谋独”；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继续在岛内推动“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大肆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挟洋自重”，企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给两岸关系造成巨大的伤害。台湾当局企图“以疫谋独”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牵动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骨肉之情推动着携手抗疫、共度时艰的暖流。然而，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台湾当局却大搞政治操弄，抹黑大陆，煽动仇视，并借机谋“独”，完全暴露了其冷血、自私和狭隘的本性。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大陆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民众团结一心，奋力抗疫。其中对台工作系统和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视和关怀在大陆台胞的健康福祉，积极为他们提供防疫服务和生活帮助，精心医治台胞患者，特别是国台办积极协调和组织力量，通过增加春节班机运送部分滞留湖北的台胞返乡，协助各地区台企有序复工复产复市。许多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也展现了同舟共济的大义，为疫情防控踊跃捐赠资金、物资，贡献力量。然而，台湾当局的第一个动作竟然是宣布禁止口罩出口至大陆。这充分暴露其以“抗中反中”的意识形态切割两岸联系的企图。2月21日，完全由民进党主导的台湾立法机构无视“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定，提出让世界卫生组织“以完整无碍的制度化方式接纳台湾参与世卫组织运作”的无理要求。其实，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性活动，台湾地区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公共卫生信息，包括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是没有障碍的。因此，台湾当局之所以反复炒作世卫组织涉台问题，甚至攻击世卫组织，提出违反国际组织有关规定的无理要求，目的就是进行政治操弄。台湾立法机构一些人提出所谓“声明”，就是企图“以疫谋独”。台湾当局还恶意编造疫情名称，无端攻击世卫组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编造所谓台方突破“一中”原则参与世卫活动的谣言。这些都充分暴露出台湾当局炒作参与世卫组织活动议题，根本不是出于防疫需要，更不是为了公共卫生安全，而是完全为了打政治算盘，加剧两岸对立和对抗，并借机谋“独”，企图利用疫情煽动“台独”意识，暴露了“以疫谋独”的阴谋，其“台独”行径伤害了两岸同胞的感情和根本利益。台湾当局加快“去中国化”步伐自今年初民进党在岛内连任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不断加大“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步伐。其中对两岸关系造成恶劣影响的是台教育部门审议通过“国教”社会领域新课纲，大幅推动历史课纲“去中国化”，确定在未来12年课纲的基本内容中将“中国史”从历史课本中彻底剔除。自2020年起，把原来由“台湾史、中国史及世界史”三部分组成的内容，调整为“台湾史、东亚史及世界史”。不仅将中国史放在东亚史的项目下，还从原来的1.5册缩减为1册，大幅削减中国史的内容。此外，台湾当局还将“台湾省”、“福建省”等省级机关的预算归零，员额和业务由相关“部会”承接。这样，虽然名义上仍然保留“台湾省”、“福建省”，但实质上等同“废除”，意味着岛内现行法规下的“中国主权法统”政治象征完全终结。同时，台湾当局还推出所谓的“故宫台湾化”，将故宫典藏文化和台湾文化产生连结，实践所谓“台湾汉人社会土著化”。可见，在岛内民进党一党独大、全面主政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不断推动“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步伐，就是要逐步蚕食和割裂两岸血缘、历史、文化、社会等联系，企图切割两岸的连结和亲情。由此，不仅严重歪曲岛内青少年对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两岸关系的客观准确认知，在年轻一代埋下“台独”的种子，培植“台独”的土壤，深刻影响岛内民意的长远变化，而且进一步否定“九二共识”，诋毁“一国两制”，严重压制了岛内“反独促统”力量的发展，阻碍了祖国统一的进程。 台湾当局向美国购买武器“以武谋独”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台湾当局也许以为共和党的特朗普会比民主党的拜登更加“疯狂”，所以，为了“押宝”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前的短时间内，不惜花费约1,500亿元新台币，接连向美国购买四批次武器装备（实际上就是向特朗普在美国的主要支持者——军火商送出巨资），其密集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届台湾地区领导人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的频率，企图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强化与“连任”的特朗普政府的军事合作，继续“依美抗陆”“以武拒统”“以武谋独”。台湾当局为了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已经造成台湾的防务预算出现巨额透支，使2,300万民众平均每人负债约25万元新台币，完全是在“寅吃卯粮”。然而，台湾当局为了民进党的一己之私，利用广大民众用选票给予他们的手中权力，根本不顾百姓的福祉，一意孤行，大量购买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使台湾岛几乎成为一座“军火库”，让岛内2,300万民众坐立不安。由此，也导致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大陆民众“武统”的声音越来越高涨，甚至“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升高，使两岸关系越来越充满不确定的变数。展望2021年的两岸关系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大陆的发展进步。我们一定要在对台工作中继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并在积极推动“31条措施”等惠台政策落实落细的基础上，继续推出含金量更高、受益面更广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使他们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我们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积极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而继续努力。11月3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两岸民众的福祉出发，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要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因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高台湾同胞的福祉，也有利于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回顾两岸关系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积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有利于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才能够提高台湾同胞的福祉。两岸同胞都是炎黄的后代，都是龙的传人。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具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应该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二是要继续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民进党上台后，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最后受损的必然是台湾民众。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一定要继续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三是要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目前可能影响和干扰国家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台独”分裂活动。所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对各种“台独”活动，首先是要高度警惕，然后是要坚决遏制，决不能让任何“台独”分裂活动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和国家发展大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蒋海军 2021-01-05 2020年美国大选如一场史诗般的大剧，牵动着全球的神经，终于落下帷幕。然而，这种局面折射出美国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已走向极端化。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和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何处，中国如何与新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2020年美国大选犹如一场史诗般的大剧，牵动着全球的神经，终于落下帷幕。从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超过8,000万张选票，为史上最多，而总统特朗普也刷新了在任总统的选票新记录，得到7,000多万张支持票。然而，这种局面折射出美国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已走向极端化。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和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何处，中国如何与新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疫情肆虐下撕裂的美国大选本次美国大选极具戏剧性，尽管选前主流媒体民调偏向拜登，但从大选的各种造势活动和各地现场民众的热情程度来看，特朗普支持者远超拜登。从选举结果来看，尽管存在很多质疑，特朗普的票数依然是历史上第二高，明显好于主流民调。过去的四年，特朗普秉承“美国优先”战略。在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很多非常规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兑现了其在2016年大选关于贸易协议、巴黎气候协议、轰炸所谓“伊斯兰国”、减税、撤回海外美国军队、建一道墨西哥买单的边境墙、重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方面的承诺。其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等对华强硬措施更使中美关系跌入历史低谷。从支持特朗普的群体来看，白人群体居多；其在非裔、拉丁裔和亚裔中的支持率亦有所上升。尽管教育程度较高的白领选民多数支持民主党，然而警察、农民、小企业主和各类工人则多数支持特朗普。若非大选年“黑天鹅”爆发，疫情肆虐和骚乱频发之下白宫处置不力，特朗普连任几乎没有悬念。今年的美国大选虽然在疫情中进行，但实际上投票人数却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无论谁当选，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几乎都不可避免。从“黑命贵”（BLM）运动开始以来，美国社会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美国自由派和建制派针锋相对。美国长期积累的社会分化、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平衡、人口结构的变化、两党分裂、民主转型困境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和中美博弈等问题在疫情爆发和经济趋缓的严峻形势下进一步凸显。中国议题是美国大选的热门话题。在今年的两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两位候选人不失时机地使用中国议题攻击对方。特朗普在疫情方面甩锅给中国，认为是中国造成了美国的严重疫情和经济缩水；而拜登则批评特朗普没有及时让美方人员进入武汉，确认疫情严重程度，刚开始的几个月反而赞扬中国疫情防控。特朗普还指责拜登儿子在拜登任副总统期间和中国政府勾兑谋取利益，当然这些指责很快被中国政府一一反驳。拜登团队也曝光了特朗普在中国开设银行户口和缴税记录等，批评特朗普拥抱中国和朝鲜领导人。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并认为4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是失误的。对中国来说，美国选举早已把中美关系拉入了危机管理模式。特朗普认为拜登和中国有利益关联，若其当选会出卖美国利益，这些妖魔化中美关系的表述在美国有很大的市场。拜登也表现出对中国强硬的态势，台海问题、南海危机、西藏、香港、新疆等问题都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很大阻碍。事实上大选期间，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不断采取新的手段，给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危机。拜登政府如何看待和定位中国拜登作为建制派的代表性人物，根据拜登多年政治生涯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态度和言论、竞选期间针对中国的相关言论、民主党对中国的主要态度及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特朗普现有的对华强硬政策等方面综合分析来看，拜登上台在某种程度上将为中美关系缓和提供一个有利的契机，这种新契机是稳定中美关系且做出新定位的战略契机，但中美握手言和、重归旧好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机会渺茫。由于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和特朗普主义的深远影响，美国两党在对华战略上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仍旧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会继续被美国视为所谓人类自由最大的威胁。但是，从拜登个人性格和政府组阁的特点以及民主党数十年来的作风来看，战略上不会改变，战术上可能会进行较大调整，美国会以更巧妙的方式应对和打压中国，对话的态度和定位可能会回到“中美竞争和利益共存”的轨道。特朗普对华奉行“有原则现实主义”的战略方针，已经把中共领导的中国作为“战略敌人”来看待，千方百计挑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血浓于水的关系，甚至将“灭共”作为其战略目标之一，试图串联西方大国围剿和孤立中国，对华行动更多的是竞争与遏制，缺乏合作。而拜登政府可能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组建反华联盟，会继续关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所谓人权问题，但拜登政府不会把中国看成是战略对手。拜登政府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会继续遏制中国并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而在全球公共问题上，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健康、核不扩散、扩大开放等领域会选择与中国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与特朗普相比，拜登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更愿意听取专家和智库的意见，更愿意走多边主义的路线，他会缓和与盟国的矛盾，重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会通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等方式重返世界舞台中央。针对中国，美国将会和盟友一道将对华政策调整为共同施压的方式，但不排除继续采取单边主义的对华政策。拜登已经明确表示暂不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等措施，也就是说贸易战还会持续。当然，拜登寻求的是美国利益最大化以发展和改善美国经济。总体而言，随着新一届政府上台，中美关系处于变化的关键节点，领导人更迭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改善带来契机，但仍需要双方的智慧和努力。拜登政府如何制衡中国虽然拜登及竞选伙伴在竞选期间也多次抨击中国，2020年4月还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美国必须以“强硬手段”应对中国，但舆论普遍认为这些都是竞选语言不代表其真实想法。多数观察者认为拜登更愿意重新启动一个积极有效的对华政策，开展竞争与合作，属于基辛格式的外交思维。拜登可能会更加强调游戏规则，一定程度上会抛弃“你死我活”的零和方式，改为以竞争为主的对话方式，从而更为谨慎地制衡中国。经贸关系是美国对华政策核心，拜登可能会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联手在全球贸易政策上形成同盟来打压中国，迫使中国遵守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否则将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全面孤立中国。美国可能会考虑加入CPTPP，重视世贸组织的作用。拜登的对华经贸政策是其重建美好未来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将会有助于恢复中美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会呈现白热化，科技脱钩趋势将会持续，美国将继续采取实体清单等方式实行技术管制，阻止两国科技人员的交流；采取更加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遏制中国所谓窃取美国科学技术的行动，防止中国主导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在军事、安全和台湾问题方面，拜登政府可能会设立亚洲事务主管，拜登将会延续印太战略，强化与盟国的合作关系，联手对抗中国的所谓威胁和势力扩张。一定程度上，他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模糊”政策，即在假设中国武力统台问题上，会保持模糊的策略。既反对中国用武力攻台，又提倡两岸的交流，以维持和平的现状。拜登政府会低调处理对台军售，加强对台湾民主的保护，推动台湾谋求更多国际空间，维持和强化美台双边关系。在人权方面，拜登政府会更加强调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道德制高点，关心中国新疆、香港、西藏等地的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权发动更大的攻击，支持中国自由派和内部变革，给中国国家治理制造障碍。美国也会继续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协调盟友在国际人权机构取得领导地位，持续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压，采取多种措施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在文化交流方面，特朗普对留学生的政策将得到修正，但是对涉及关键技术的专业学科、中美科技交流以及中国部分军民融合大学仍保持警惕和限制，两国人文交流和对话渠道可能会部分恢复。中国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新挑战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11月24日在《纽约时报》发文说，中美两国可以通过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来发展某种“竞争加合作”的关系。11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并在贺电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政府一系列的举动表明，中国希望和新一届美国政府管控分歧、开展合作、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造福两国人民的意愿。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很难回到四年前，疫情等原因使美国反华、仇华、嫌华等情绪上升，对华强硬成为美国两党的普遍共识，民主党今年在其党纲中将一直坚持的“一中政策”删除。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不仅关系两国发展，也事关世界和平、合作与繁荣。首先要从中美关系的长远和大局出发，中国应坚持“强合作、弱对抗”的基调，停止奢谈“冷战”或者“热战”，尽力为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降温，抓住美国政府更替的机遇期，把握好“时间窗口”“政策空间”。一方面通过双边渠道和国际组织等多边架构，从防控新冠疫情、经济贸易、金融、网络、危机管控、战略安全等领域寻求平等交流对话的机会，开展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另一方面重启各级各类对话机制，设置议程，管控风险，努力恢复智库、留学、文化艺术交流，促成重回“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交往”的大国关系，避免继续脱钩。其次中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努力解决国内疫情、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等出现的问题，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保障公民各项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切实保护人权和不断提升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防止民粹主义过度发展，努力与世界各国搞好双边关系，保持谦虚低调，放弃“战狼思维”，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集思广益，制定好“十四五”国民经济规划和“2035经济发展”设想，以“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思想、新发展格局，努力扩大全方位开放格局，以促进经济转型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解决好国内问题，不仅需要自力更生，而且离不开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合作，离不开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系统。从历史维度来看，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永远不称霸，无意取代也没有实力取代美国的地位，无意进行意识形态竞争。你死我活、消灭对方的思维不可取，疫情政治化、经济政治化的单边主义思想更不可取。疫情管控等社会治理实践证明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各有优劣，都是根据本国国情采取的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应多加强交流合作，减少对抗，大国之间唯有相互包容、加强合作才能互补、互利、共赢。从中长期来看，中美关系很难完全回到过去，但是对话、合作与管控分歧，无论从民间到官方，都有新作为的可能。找到符合双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切入点，构建有利于两国和世界面向未来的中美新关系才是当下值得努力的方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湘宁 2020-12-2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四个中心城市之一，澳门被寄予发挥核心引擎作用的厚望，然而，澳门在回归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存续已久、亟待解决的矛盾。“爱国爱澳”的国情教育增强了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但是澳门国家认同感的稳固性并非没有挑战。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四个中心城市之一，澳门被寄予发挥核心引擎作用的厚望，然而，澳门在回归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存续已久、亟待解决的矛盾。相对于香港，澳门被认为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典范而被高度认可，“爱国爱澳”的国情教育增强了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但是澳门国家认同感的稳固性并非没有挑战。澳门国家认同存在的潜在风险相较香港，澳门过往的殖民历史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影响微弱，而回归后推广的“爱国爱澳”国情教育在根本上推动了澳门较高的国家认同感。来自大陆与澳门的CEPA政策、内地开放对澳门个人自由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在实际层面上进一步加强了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因此，对于澳门而言，经济发展和国家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当前，澳门的“爱国爱澳”已经成为澳门社会的主流文化，澳门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任程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准，澳门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评分也在7至9分（满分10分）间波动，但有几点潜在风险值得注意。第一，新移民影响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澳门回归后，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自2004年开始澳门经历了四次的移民潮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移民除了缓解劳动力不足、活跃了澳门本地经济之外，也带来了楼价飙升以及文化融合的问题。以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为例，2015年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及澳门青年研究协会针对“中学生国民身份认同”展开调查，结果显示，72%以上的澳门中学生肯定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较2014年调查的55%有大幅上升。对“中国人身份对自己来说很重要”持肯定态度的中学生比例超过60%，比2014年不到40%有大幅上升。不过，此次调查中中国内地出生的受访者占28.3%，较往次调查比例有明显提高，2014年调查这一比例为18.1%，2009年调查为15.3%。如果剔除新移民子女的比重变化，澳门青年一代的身份认同是否有大幅提升仍然存疑。第二，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存在一定的波动性。2008年奥运会期间，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上涨到83.7%，而2014年香港“占中”爆发，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下降至回归后的最低值46.5%。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部分澳门青年在连登、Facebook等社交平台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7月25日，近百名澳门人于连登讨论区展示澳门居民身份证，表示对香港的关注，声援香港示威活动。同时，部分澳门市民通过Telegram群组发起在议事亭前地进行默站，以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此举遭治安警察局反对，主办方其后取消活动，但后续也有记者在新任特首贺一诚的记者会上询问“如果市民申请默站都遭拒绝，如何可确保言论自由？”此后，部分澳门本地学生和大陆学生也在社交媒体展开针对对方的非理智讨论。可以肯定地说，澳门和内地经济的紧密结合以及长期以来大量移民的融入对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推动澳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澳门对国家的认同。如“议事亭”事件中，不少澳门市民于微信朋友圈等平台转发印上“拒绝”字眼的集会海报，并声明“不支持、不参与、拒绝集会”、“一起守护澳门”；澳门江门青年会也到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表示集会的有关诉求会扰乱澳门安定繁荣，并希望政府运用《维护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条）拒绝有关集会的申请。与此同时，随着内地劳务移民的进入，澳门产生了经济层面的自我保护意识。2019年6月，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研究小组公布“2018粤港澳大湾区澳门居民参与意愿调查及网络意见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约半数受访者表示，愿意未来有更多来自其它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旅游及投资，但仅有不到3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未来有更多来自其它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就业或定居。此次疫情期间，本地居民对外地雇员占用本地工作机会已有微词。为平缓民意，特区政府表示，工作机会应以本地人优先。澳门劳工局长黄志雄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持蓝卡的外地雇员为189,274人，较去年年底减少7,264人，1至5月期间，共有5,246个专业及非专业外地雇员许可续期申请不获批准。年初至8月份共有3,458人于当局登记为非自愿离职，同时疫情下已减少外雇名额13,000个。第三，澳门经济缺乏自主性、多元化易影响其对国家的认同。回归后，澳门经济经历过两次大衰退，而两次经济低落均与外需骤降直接相关。澳门经济自2014年开始，出现了两次明显的经济下滑。伴随着中国政府反腐运动不断深入，银联卡赌场消费受限、澳门口岸收紧中国护照停留时间等因素，2014、2015年博彩收入连续数月下挫，导致澳门经济受到重创。此后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及澳门新一批博彩综合体项目的落成，澳门经济虽在2016年逐渐走出“重创”，开始回暖，但2019年的数据显示，澳门经济连续超过两个季度萎缩，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2020年抗疫封锁措施又重创了对外依赖严重的澳门经济，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滑坡并创下最大萎缩纪录。由于相对单一的博彩旅游产业结构，澳门经济资源、消费人群和服务市场高度外向依赖，特别是对内地的依赖。内地是澳门旅游、博彩业最大的客源地。回归20多年来，澳门游客总量增长4倍，其中70%源自内地。自2003年港澳个人签政策实行以来，内地赴澳门游客数量不断增加。可以说内地是与澳门联系最为密切的经济体。也正因此，内地经济环境变化、出入境政策调整都会对澳门经济造成直接、重要的影响。以此次新冠疫情为例，为了应对疫情，中央采取了严格的人员流动管控举措。澳门博彩、旅游业独大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疫情带来的旅客流动限制触及澳门经济的筋骨，已全面冲击澳门经济社会的所有领域，由旅客所带来的经济带动效应在澳门几近消失，几乎等同于澳门的经济命脉被暂时掐断。作为传统微型经济体，澳门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也极脆弱，催化了深层矛盾的爆发。澳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产业过于单一、过分依赖内地市场的特点，是其经济发展固有的内生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自主发展、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澳门经济一旦出现停滞和滑坡，就会推责于澳门特区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政策建议澳门需要加速推进产业多元化的进程，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巩固对中央的信心和对国家的认同，确保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第一，澳门与内地已于2019年11月20日签署《关于修订〈C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并在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新修订并于2020年7月1日实施的CEPA货物原产地标准，澳门本地企业可以借助中葡合作平台以及CEPA零关税的优惠，引入葡语国家的优势原材料，特区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央的各项措施，鼓励澳门企业及专业人士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当好中葡合作甚至中国“一带一路”对外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开拓多元化的市场。第二，充分利用横琴自贸区优势。除了传统的博彩旅游业，澳门在中医药、特色金融、芯片设计、物联网、精准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有较好的基础，因此应将横琴作为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强粤澳深度合作与世界连接的着力点和下脚点。8月18日，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正式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型通关模式，除了旅检大厅，下一步还将在小客车和货车通道全面实施。进口食品在横琴口岸被抽查送检的时间从原7-11个工作日缩短到目前2-3小时，极大地便利了货物贸易。澳门可以利用独立关税区优势，将横琴资源延伸至世界，吸引外资企业进驻澳门设立总部，经横琴辐射到内地，共享产业协同发展成果。第三，利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发挥平台的作用。在实际操作层面，重点加强专业人才和葡语人才的培养。目前，澳门居民仅有2.4%能讲葡语，而葡语专业人才更为缺失。如欲借助中葡论坛推进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澳门必须加强葡语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领域葡语人才的重点培养或引进。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下，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特区政府对外签订的双边协定涵盖了航空、司法互助、税收等相关领域。因此，在处理相关对外事务中，澳门特区政府可以承担更灵活的角色，发挥更特别的作用。最后，在相对成功的国情教育基础上，要注意澳门本地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融合，但也要注意两者在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层面的微妙差异。不仅要加强传统的包括新街坊等社团的引领作用，更要长期关注青年一代社团组织。同时通过琴澳融合，缓解正在上升的澳门本地居民和外雇人员之间的矛盾，弱化因经济不稳导致的本土主义上升的可能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澜昌 2020-12-14 拜登不会改变美国遏制中国的大方向，尤其是会继续打廉价而性价比高的“台湾牌”，但在具体事项上会做出微调，尤其是守住避免海峡两岸擦枪走火的红线，防止北京武统台湾。 拜登不是政坛新手，也不是特朗普那样的商人，他对美国的利益、战略和对华对台策略都有一定见解。只是在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他需要收拾特朗普的烂摊子并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做出取舍。拜登不会改变美国遏制中国的大方向，尤其是会继续打廉价而性价比高的“台湾牌”，但在具体事项上会做出微调，尤其是守住避免海峡两岸擦枪走火的红线，防止北京武统台湾。熟悉美国对华政策作为78岁方执掌最高权力的政治老人，拜登长期从政并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八年副总统。自1973年首度成为参议员，他历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副总统，如今到总统位置，对中国问题和美国的“台湾牌”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推动通过《台湾关系法》，拜登投票赞成。1999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赫尔姆斯提出《台湾安全加强法》，进一步强化对台军售，拜登大力反对。拜登指出：“通过法案非但无法强化台湾安全，反而等于是在北京面前甩‘红披风’，要中国向前冲。”拜登表示，武器数量再多都无法确保台湾安全，台湾安全来自于其“民主治理模式”，与中国大陆日益增加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往来，以及美国长年信守的“台湾问题须和平解决的承诺”。2001年，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推动出售先进“神盾”导弹驱逐舰给台湾，拜登当时受访表示，除非美方认为台湾需要“神盾”系统且进行此军售对美国有利，那才应该出售，而不应该是为了“给中国一个教训”。2001年时任总统小布什表示，美方有义务协助台湾防卫。拜登随即投书华盛顿邮报，批评小布什打破美国长年坚持的“战略模糊”政策。他认为“美方保留动用武力防卫台湾的权利，但不说明在何种情况会干预，抑或是不干预台海战争”，不鼓励两岸任何一方采取“鲁莽行为”。今年1月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连任，5月蔡连任就职，拜登都发推文祝贺，并表示“美国应该持续强化与台湾及其它理念相近民主政体的关系。”在这次大选期间，拜登投书美国华文媒体，表达希望“深化与台湾的关系”，并称赞“台湾是民主领头羊、重要经济体与科技重镇；在开放社会如何有效控制疫情方面，台湾也是耀眼的典范”。不过，拜登也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决定中美之间是竞争对手，还是陷入涉及军事层面的更严重竞争，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拜登对华政策难以摆脱特朗普遗产台海两岸与美国的互动，长期以来都处于变动之中。从拜登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在随势而变，他上台之后具体如何操作对华政策，还有待观察。然而，拜登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大的原则实际上受制于主客观因素，短期内他难以跳出特朗普设下的“大魔圈”，顶多会做出部分改变，以期与北京做交易。关于拜登对华对台政策，笔者有如下初步判断：第一，遏制中国是美国两党的共识，符合当前美国总体战略，拜登团队会继续坚持。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建制派”对中国的定位与前两任一脉相承。今年1月，拜登团队发表《直面中国挑战》的研究报告，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中美已锁定未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关系”。拜登本人把中国称为“竞争者”而非“敌人”，并声称两国是否走向“敌对”取决于彼此的互动。这是对美国极右翼希望推动与中国“脱钩”并将两国关系引入“冷战”状态的否定。然而，即使是“竞争者”，拜登团队也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美国，不会放松对北京的战略打压。第二，台湾是美国亚太战略和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拜登政府不会削弱与台湾关系。拜登团队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尤其不满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另搞“印太战略”，但是美国的亚太战略本质就是针对中国的战略，拜登不会改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军力增长，中国空军已可以“绕台飞”，海军已经突破了第一岛链。所以，重整亚太战略，重新厘定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的位置，是拜登团队首要任务。第三，美、陆、台三边关系中美方占据最有利位置，北京目前较为无奈的是对台军售。拜登将兑现特朗普的十笔军售，并且在任内将筹划把更多高性能先进武器装备出售给台湾。第四，特朗普对台最大突破是提高美台官方交往级别，这是明显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也应该是拜登团队最可能调整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访台是随机性的，基本上局限于政治象征意义，并不一定对美有实际利益，故此，这一筹码是拜登团队可用来与北京交易的。第五，虽然“台湾牌”是制衡大陆性价比最高的牌，但是在商业等其它综合利益上，正如特朗普所说，“大陆是桌子，台湾是笔尖”。拜登同样明白这一点，故此，在打“台湾牌”会伤害到美国在中国利益时，拜登团队有可能调整施压力度。第六，拜登会尽量避免台海擦枪走火甚至引发北京武统收复台湾。特朗普大选最后冲刺阶段有过试错教训，比特朗普阴柔的拜登应力求降低冲撞“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带来的风险，管控台海军事摩擦倾向，并杜绝给北京“武统”的借口。最新一轮台海危机特朗普政府为了制造选举议题，对台售武达到疯狂地步。在去年8月批准军售台湾总价达80亿美元的66架F-16战机后，今年又陆续对台出售MK48鱼雷、爱国者三型导弹零部件、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AGM-84H增程型距外陆攻导弹、鱼叉海岸防御系统、MQ-9B无人机等，总价值约56亿美元。在特朗普看来，对台售武，既能在战略上压制中国大陆，也在实际军事层面增加台军的战斗力，使台军成为解放军啃不动的“豪猪”，更重要的是美国军火商可以赚大钱，有助于实现他增加美国制造业实力的承诺。到了特朗普展开总统权力保卫战的最后阶段，“台湾牌”的力度大大强化，严重冲击“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9月17日，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克抵台访问同日，共和党议员帝芬尼发布声明表示他已提交“第117号共同决议案”，要求美台复交。该案虽然仅为国会表态，无须经总统签名生效，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实际上也给特朗普政府打“台湾牌”打到极致提供了一个借口。解放军对此迅速做出反应，通过军事演习等一系列操作表明，美国承认台湾之时必是武统D日，之后台湾“外长”吴钊燮公开表示“台美目前不寻求建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美国不会因为台湾开战”。到了大选投票前两周，五角大楼与中国国防部召开视频会议，商定管控分歧，化解了这次台海危机。解放军一系列演习，至少获得三个方面的成果：第一，表明解放军对台军占据全面的压倒性优势；第二，表明解放军在台海范围内对美军有相对的优势；第三，打破了台海“现状”格局，包括军事格局和政治格局，“台海中线”默契已经不复存在。特朗普的试错，让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军清晰地认识到，台海发生战火其实不符合美国利益。目前美国的涉台智囊都指出“台湾牌”必须有底线，美国重新在台湾驻军不可行。灵活回应拜登政府的“台湾牌”拜登政府上台后，首先要面对国内不断爆发的疫情，以及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中国防疫和疫后复苏在全球一枝独秀，美国在与中国博弈中处于不利态势，因此性价比高的对台售武牌，应该会延续。它既可以用来压制北京，也可以增加美国收入。台湾问题依然会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事项，北京只有灵活回应美国政府的“台湾牌”，才能在与拜登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中国宜采取“刚柔并济”的两手策略，与之周旋，斗智斗勇。一方面，通过全面提升解放军作战能力坚决顶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武力威慑和据理力争并用，把以力服人同以理服人相结合，反对美国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在处理台湾问题时要着眼于中美关系长远大局，做到进退有序，斗而不破，有利有节。在基本上瓦解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政策后，中国对美国已不抱幻想，对美政策和策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成熟，也更为切合实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20-12-11 立法会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仍有很多，有些事情不应等到人大或中央有所决定才发言，应该尝试由下而上向中央或人大进言。希望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能把握好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做好他们的本分，不要再让中央以及香港的爱国人士失望了。 自从特区政府宣布立法会选举延期至少一年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建制派，在这段特殊时期对如何做好立法会工作都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及计划，只是不断收集意见，因此部分爱国人士感到时间在白白流失。究竟该如何行动，现时建制派中亦有不同声音。当前，我们宜尝试提出几个原则方向，把本届立法会余下的工作排出轻重缓急的次序。立法会工作三项原则首先，继续推动陆港融合。其实一直以来陆港两地融合都是大势，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提出之后，这个方针已经定调。不过，香港仍有很多人对融合表示反对，一部分人是基于政治原因，另一部分人仍因为对内地缺乏了解而不愿走上融合之路。回归多年，无论是中央还是港府，在融合这件事上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时候都不确定该硬推还是软销。在反条例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现时香港拒绝融合的最大得益者，其实是境外势力。只要香港存在分离主义或反融合势力，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心回归等多方面，他们都会对中央造成压力。不管这些势力是否自身崇洋媚外，或是得到外国势力资助，其所带来的后果并无二致。因此，在今天中美相争的格局下，无论是为了国家安全，还是国家发展，陆港融合已是必然要下决心走下去的一步。陆港融合是对中国不友善的境外势力所不愿见的，以前我们还可能因要保持对外经济和人文交流关系，不愿把陆港融合推进太快，以免在港的外国人有不必要的负面想法，但以今时今日的形势来看，实在没有什么需要顾忌了。从香港长远利益角度看，有助于推进融合的事情，立法会要先做先过，而且要鼓起勇气，向政府进言力推。第二，立足长远，改革政制先于推出政策。虽说现届立法会延长期限最少为一年，而非只有一年，但如果立法会要继续延长现届任期，即使有类似疫情的充分理由，也会引起较大政治震荡。一年后如果没有社会或经济上的充分理由，而只是因为某些浅层原因把立法会继续延期，那必会导致香港社会更加撕裂，同时亦极有可能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甚至谴责。在决定延长立法会任期后，建制派虽然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例如二十三条立法或长者2元优惠由65岁降至60岁等等，政府依然念念不忘“明日大屿”项目，希望在今届立法会继续闯关。然而，这些政策之争都未触及要害。虽说有一年会期，但立法会在重开后短短时日已经几次流会，可以预计留给政府及建制派的时间不会很多。以上的政策固然重要，但权衡轻重，现届立法会应把握现时建制派占多数的机会，乘势而上，改革政制，为长远管治夯实基础。立法会延期后本应立即启动这些工作，但公众却未见立法会做出任何行动。光阴似箭，立法会应该起而立行，为建立适合香港社会的权力架构做出贡献。第三，对不同社会力量分而治之。香港是中美对抗中的一个战场，今天香港立法会要做的事并非仅影响香港一地。在反修例社会运动之后，社会各方阵营在本质上已出现质的变化，建制阵营与反对阵营已不仅仅是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而是变成亲中和亲美的分歧。反修例运动前的内部矛盾，因为旷日持久的对抗，由量变发生了质变。可以预期亲美的阵营，在今后的日子里已不可能再对中国保持忠诚，期待他们幡然悔悟、人心回归，无异于缘木求鱼。即使中央在政策上向他们倾斜，也只能是浪费资源，还可能引起亲中爱国派的不满。因此，未来的政策应准确向爱国者倾斜，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一来可团结爱国阵营，二来可吸引中间派及新一代。政策建议以上工作原则应该贯彻到具体政策上。第一点，关于陆港融合原则，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后，相信港府及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对此应该有较清晰的方向。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稿中，重点提到香港要与大湾区其它城市合作，特别是香港与深圳在创新科技方面可以紧密合作。香港院校的研究能力以及大量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加上深圳完整的产业链，应该可以将香港及深圳共同建成世界的创科中心，支持整个大湾区甚至中国的发展。然而，从近几年的表现可看到，香港政府完全没有魄力推动陆港融合，市民清楚地看到政府官员经常避事，以现时的既定政策作为不作为的弃战牌。举例来说，早前中央派医疗队支持香港做新冠病毒检测，政府即使不做全民强制检测，也应该配合推出健康码，增加市民参加自愿检测的诱因，而市民在安装健康码后，将来进入内地也能更方便。这本是一个让市民认识内地先进技术优势和好处的机会，对香港人融入大湾区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惜香港政府官员却让机会白白地溜走了。本届立法会在剩余任期内，可以配合政府加快通过让居住内地港人投票的建议，甚至可以采用内地的软件程序进行电子投票，以免香港人投票的数据被外国取得。此外，在地域融合上，政党亦要留意不能搞香港特殊的法案，例如在房屋政策方面，不应再建议“香港村”等等。那是否意味着不能向内地建议合作发展呢﹖也不是，将来的建议应以双赢作为基础，而非香港向中央或广东省“攞着数”。举一个例子，早前有人建议香港向珠海租借桂山岛，当时就有几个方案，一是将现时香港的监狱搬到该岛，腾出土地建屋，那不单对珠海没有好处，还会令内地人有负面感觉，觉得香港只会将厌恶性设施给内地，可谓下策；二是直接借地建屋给港人，虽然未必引起负面观感，但对珠海也没有任何好处，是中策；另有一建议是香港将货运码头搬到珠海，再与珠海市政府合作开发新的货运码头，两城共享成果，政策可以达至双赢，这才是上策。即使最后商讨后未必能成事，但香港人特别是立法会议员的提案不能只顾及香港私利，而是要想方法与邻近城市互惠互利。如果立法会议员的提案都不往双赢的方向去思考，那还谈什么融合﹖第二点是关于改革政制。本届立法会热衷谈论的内容还是长者乘车优惠，或是加热烟是否应受监管等等。这些民生议题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以今天香港的情况，很明显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特别是现时建制占优的局面可能为时不长，更应该集中精力调整政治制度，以长期维持政治优势。现时香港面临三个重要选举︰特首选委选举、立法会选举以及区议会选举，三个选举都有可以做的提议和工作。以区议会为例，这次建制派大败，估计难以在一至两届选举中取回失地，如果建制派没有行动，那区议会议席及其所带来的庞大资源都会被反对派长期占用。区议会的设置本来就没有写在基本法内，其功能完全可以由现时政府委任的分区委员会替代，那区议会从优化管治的角度而言是否可以取消﹖如果不取消，那是否可以削减区议会或区议员的资源，将这些资源分配到分区委员会或其它咨询架构﹖这些都是立法会议员可以公开讨论甚至建议的。最后一点是关于分而治之。现时香港社会撕裂已经由量变引起质变，不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立场决定一切。在管治上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即有部分人已完全站在美国的一边。因此现时爱国阵营所控制的立法会所提的政策应该要适度向爱国人士倾斜。例如疫苗在稍后推出后，将会成为重要资源，那如何安排谁先接受注射﹖又例如将来通关初期，应该是分批逐步增加人数，那份额该如何分配﹖如果在安排上全部依靠特区政府，那政府基本上不会考虑管治及政治层面，甚至有可能会透过很多非政府组织做安排，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资源白白送给以亲外国为主的机构。此外关于移民国外或有双重国籍的香港人，立法会也要尽快研究完善法律，确保他们在未来不能在港投票，影响香港的管治。今天分而治之不是要增加社会矛盾，因为今天香港的矛盾已到顶点。集中资源向爱国者倾斜，是在政治上向香港社会表达明确信息，港人治港应由爱国者作为主导。今天的建制派议员，在思考政策上要有这个决心，去维护在港爱国者的主导地位，这才是建制派应有的担当。总结而言，立法会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仍有很多，有些事情不应等到人大或中央有所决定才发言，应该尝试由下而上向中央或人大进言。本届立法会任期余下不到一年，执笔时香港政府刚以人大决定为由取消四名反对派议员的议席，建制派应当更能主导立法会。希望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能把握好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做好他们的本分，不要再让中央以及香港的爱国人士失望了。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12-10 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 新冠疫情对国际社会造成历史性冲击，成为二战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11月16日，全球累计报告逾5,475万名确诊病例，逾132万人因此死亡，其中美国有超过1,100万感染病例，超过25万人死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引发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各国为控制疫情传播，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经济和社会活动，生活和生产被按下暂停键，经济运行遭遇巨大压力。中国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截至目前累计确诊92,452病例，死亡4,749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终于在全球较早控制住疫情，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国民经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增长0.7%，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2%，将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全球经济将萎缩4.4%。相较于美国，中国抗疫无疑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中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当特朗普政府不顾国民健康坚持经济生产的时候，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置于经济、政治等其它方面考量之上。除了执政理念的不同，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长期和短期主义行为的渊源跨期选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不同时间点的价值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进而做出决定的过程。普通人对跨期选择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理财。比如家庭需要在眼前与未来的利益之间进行取舍，选择是在近期内消费还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收益而进行投资理财，投资时是选择收益小、获利快还是收益大、获利慢的理财产品。西方国家和社会的跨期选择深受经济学远期折扣率概念影响，而折扣套现是典型的市场影响政府行为的现象。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理论将跨期选择理解为不同时间点上的价值以一定的比例进行折扣比较的过程，之后的模型将决策中的心理因素反映为折扣率这一变量。现时偏误(Present bias)指向不同时间点跨期决策偏好的不同，表明政府或民众在历史折扣中会高估当下的价值，这正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倾向于短期主义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跨期选择涉及线性和循环两种历史观。西方文化以前者为主，把历史看作是一条向上发展的斜线，认为历史发展是一种不断向前向高处延伸而且无法回溯的线性单向运动过程，贴现就是一种损失，需要再投入才能弥补，而且机会一旦逝去便无法挽回。中国文化以后者为主，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返回原点的可逆过程，一个不断重复发生的螺旋形运动，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呈现周期性的变化。持线性历史观的西方人在跨期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利益，预期利益总是会单边上涨，相信放弃眼前利益就无法走向美好的未来，相信尽早投入就会得到更多利益回报；持循环历史观的中国人在跨期选择时更偏好远期利益，预期利益增长会出现回落，相信机会总会再次眷顾自己，相信下一次投入会得到更稳妥更大的利益回报。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延迟满足指的是个体和社会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而主动抵制和放弃即时满足等短期行为的抉择取向，以及在追求长期目标过程中展现出的自我忍耐、节制和控制能力。延迟满足强调人们为了实现长期政治和经济目标，克服权力运作和市场运行中即时满足的冲动和诱惑。延迟满足包括“延迟选择”和“延迟坚持”两方面内容。延迟选择指的是国家和社会基于长远利益而放弃当前的即时满足，而延迟坚持则指采取各种策略来坚持所做出的延迟满足选择，直至达到最后的目标。所以，延迟满足既需要控制诱惑和冲动的决策能力，也需要贯彻这一决策所必要的维持意志力的技能与策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既排斥延迟选择，更难以做到延迟坚持。中国政府把国家崛起看作一个长跑项目，鼓励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的牺牲精神。民族国家教给国民延迟满足的概念，培养其为国家、为后世子孙付出的情怀，同时创造条件提升国民延迟满足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更有利于理性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全球竞争力。2,000多年前，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延迟满足的社会行为取向。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则是延迟满足在外交领域的应用。华为的员工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抓住更多的未来人生机会、达到更高的职业目标等一系列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甘愿放弃休息、娱乐等无利于当前工作的即时满足机会，这是延迟满足在个人发展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中美抗疫差别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显露无遗。中国抗疫最引人瞩目的措施就是大规模封城限行和严格的隔离政策。中国以短期的牺牲赢得人民正常的生活和全年经济的正增长，属于典型的循环式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2020年1月23日，在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的武汉市，政府宣布封锁这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限制市内公共交通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境通道，对所有确诊新冠病人、疑似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措施，关闭学校和娱乐场所，禁止公众聚集，同时暂停全国进入武汉市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武汉市的封锁和隔离政策持续了76天，直到4月8日城区才解除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为抗击疫情，中国在第一季度付出了巨大代价。2,000多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几十人以身殉职，130多名民警和辅警牺牲在工作岗位；各地停工停产停商停学，全国一季度GDP下降6.8%；1-3月，全国餐饮收入6,026亿元，同比大幅下跌44.3%；全年电影票房损失估计超过300亿元；全年旅游总收入损失大约在1.4万亿左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于上年同期0.7个百分点，近两成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中国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封城措施为遏制新冠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封城和隔离措施让中国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总病例数减少了96%，限制了新冠疫情的规模，并最终令中国大陆切断了病毒传播链，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中国在抗击非典疫情时采取了类似的应对举措。2003年上半年，中国大陆24个省区市先后发生非典疫情，累计报告非典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史无前例的停工停课、大隔离、大消毒防控措施抗击疫情。很多省市中小学全面停课，各企事业单位尽量不派人出差。农村以村为单位进行封锁，所有外来人员不得进村，本村在外打工返乡人员必须在观察期满后才能回村。在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疫情在5月份开始逐步缓解；6月11日以后，各地再没有新发病例出现。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与中国相反的抗疫政策，属于典型的线性跨期选择，基本上排除了延迟满足。为了帮助特朗普实现连任的目标，美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坚持和恢复经济活动方面，反对以短期的经济停摆来实现病例清零的目标，不仅没有适时采取封锁和隔离措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纵容民众的任性行为，不要求人们戴口罩，拒绝基本的防护安排。时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然以“不科学”“高成本”“侵犯人权”等理由拒绝全民检测，根本上就是无法执行延迟满足、见小利而忘命的短期主义行为。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应对H1N1流感时几乎采取了同样的不作为措施。当年4月15日美国确诊首例病患，之后疫情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多处快速爆发，不断蔓延。美国疾控中心没有要求对病人实施隔离措施，也不建议在学校、办公室和公众场所等非卫生保健机构的场所使用口罩和呼吸面罩。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3月中旬，疫情导致5,900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比较中美两国抗疫措施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接受和基于循环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接受长期主义公共政策，追求更大的长远利益；而美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排斥和基于线性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倾向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和文化，满足于短期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社会付出更大的长期性代价。长期和短期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中美公共政策差异。中国通过政府规划建立了公共政策长效协调机制，使社会和经济发展朝同一方向前进，不受领导人更迭影响。中国已经形成自己成熟的长期主义公共政策安排，如每年的两会、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五年规划的中共中央全会以及为制定五年规划举行的各界人士咨询和协商会议等等。基于这种独特的公共政策安排，中国才能够制定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主义目标，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并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成。建设小康社会是长期主义公共政策一个较好的例证。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到上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到上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十三大提出实现小康的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十四大把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作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十五大则把“三步走”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做出新的部署，十九大则在中国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发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员令，踏上现代化新征程。可以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期间国家历经了几代领导人的交替，但国家纲领性的目标和政策却保持了稳定和连贯性，领导层一棒接着一棒跑，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一步步变成现实，这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公共政策的长期主义优点。美国有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避免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甚至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与此同时，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向来有超越党派的长期主义战略。然而，在公共政策领域，基于跨期选择和对延迟满足的抗拒，美国盛行短期见效的政策，只顾眼前，不顾未来，而周期性选举和政党轮替也加剧了公共政策的短期主义化。为了满足选民的诉求，美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倾向于即时满足，排斥艰苦奋斗、克制忍耐的精神和行为。普通民众一般不会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角度来看政府政策，也不支持政府出台违背自身眼前利益的长远政策。执政的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主要都围绕着下一次的选举展开。政党为了胜选需求，向来回避吃力不讨好的长远政策，往往制定一些能够给选民带来暂时好处的民粹化糖丸。如全球化议题，本来全球化有利于提高美国总体福利，只要美国解决内部分配问题，全球化不应成为被放弃的政策，但由于全球化损害部分美国人的现实利益，而分配改革只是流于政客选举时的激情承诺，无法真正落实为可以执行的政策，最后能够为全美全世界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全球化在特朗普时代戛然而止。这种氛围之下，美国基本上无法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划，公共政策受到政府更迭的影响，经常发生左右摇摆，更遑论制定和坚持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目标。美国坚持经济上以市场为本、政治上以选举为本的发展思想，把市场和选举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的政策围绕吸引选民投票、兑现选举承诺展开，努力满足选民对政策的情绪偏好。由于缺乏远见，美国政府和社会被一个又一个短期目标和问题困扰，试图解决贫富差距，结果超级富豪愈来愈富；试图反对种族歧视，结果黑人暴动席卷全国；试图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改变中国，结果闹得中美脱钩，美国的公共政策自相矛盾，发展进程严重缺乏政策连续性、完整性，导致国家陷入白左与民粹极端势力恶斗的复杂局面。政策建议第一，防疫抗疫常态化，标准不能降，力度不能减，这样才能保护同胞们牺牲权利和生命换来的抗疫成果，同时切实建立和传播对美国的公共政策优势。目前全球确诊病例仍然不断上涨，中国宜继续执行“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政策，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流调追踪、隔离治疗、精准控制、动态清零、联防联控等举措遏制疫情。在香港与内地通关问题上，有关部门在督促特区政府提高防控水平的同时，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在香港未实现14天连续本土病例清零的情况下贸然敞开大门。少数建制派人士缺乏大局观，无视国家利益，为了许多短期利益和便利，强烈主张降低标准通关，内地对此宜保持清醒认识，不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同时做好香港相关人士的说服和劝导工作。第二，注意长期和短期主义的结合，权责对应，限制了人民权力，就要在福利上加以弥补。为了长期主义目标，政府短期拥有更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坚决避免政府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局面。在严格的防疫抗疫过程中，人民失去了许多正常情况下的权利，就应该获得更大的福利，如此才能取得社会的稳定与平衡。“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现代社会难以实现而且不合道义的目标。在权责对应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的对象是俾斯麦治理下的德国福利公共政策，而不是大秦帝国的严刑峻法。第三，审慎对待美国因为短期主义抗疫政策造成的混乱，不可因为机会主义诱惑而追求战术上的胜利，结果导致战略上的失败。为了避免日本在珍珠港所犯的错误，我们宜牢记战略决策的根本是实力，而不是机会。正如常言所说，因为机会得到的，终会因为实力而失去。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确实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不如美国，军力与美国尚有一定差距。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能像特朗普一样让西方如此分裂，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将继续发酵，美国社会的分化和撕裂将持续发展，这的确为大陆武力统一台湾提供了机会之窗，但这一机会只能在做好充分谋划尤其是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才能变成现实。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月 2020-11-25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台海局势失控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中国大陆应未雨绸缪，尽早推进“台湾方案”落地。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台海局势失控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中国大陆应未雨绸缪，尽早推进“台湾方案”落地。美国重新定位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是中国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坚力量，是中国在太平洋方向防御的关键，中国西太平洋方向的早期预警就在“冲绳-台湾-南中国海”的第一岛链上。台湾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不必赘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然而，台湾也是美国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构建的第一岛链的关节点，被认为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随着冷战的发展，中美建交，美国在更多的领域需要中国的配合，台湾的作用有所弱化。然而，中美战略态势已出现了变化，美国曾经用来对付苏联的零和遏制政策，现在正成为其利用台湾在东亚对付中国的政策。1. 台湾可作为中美谈判的筹码。一个关键的变化是，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导致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对华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倾向于把台湾作为谈判筹码。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收复台湾是中国最重要的目标。然而，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是美国的目标，尽管这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紧张，但美国会义无反顾地继续支持台湾而反对中国。虽然中国拥有经济优势和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但美国认为支持台湾独立的政治行动能带来更多可交换的筹码和独特的优势。美国对台湾构建这种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规、不对称的操作模式，符合美国利益，但不符合中国大陆利益，是在没有任何正式形式支持的情况下鼓励台湾的分裂主义思想。可以说，台湾变成了调节中美关系的调味剂。美国根据其需求和利益，要求台湾在不同战略语境下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为美国提供一种理想的方案。一个大国为促进其自身的利益对另一个国家展开战略攻势，是一种延伸威慑战略。美国对台政策正是一种大国阻止他国发动战争的延伸威慑政策，把台湾作为与它所威慑的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为台湾提供额外军事能力的安全保障，阻止中国“武统”台湾。美国不仅把台湾作为与中国博弈的筹码，而且把台湾视为一张多米诺骨牌，防止亚太地区现状发生改变，导致全球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实现其战略利益的谈判筹码。2. 台湾被视为美国保持全球主导地位可动用、最理想的资源。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将美国对外政策利益从打击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转向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竞争。中国国家利益是提升地区地位、增强全球实力，美国国家利益是维持全球霸权，这构成中美冲突点。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形成的单极现状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而逐步递减为多极化，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两极化，即G2或者中美国。尽管近几十年来，中美商业交往紧密，中美在全球多领域加强合作，但任何相互依存的中美关系都无法与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相媲美。中国实力增强，使美国感到其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必然受到美国的打压，这是促使美国与中国对抗的原因，也是美国将军事资源、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主要因素。美国认为，中国实力的崛起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最大威胁，可能会发生权力转换，而台湾恰恰可以作为衡量两个大国力量平衡的关键指标，可成为发生重要结构性变化过程的转折点。这个过程将是中美发生权力转移，或者全球权力结构现状发生改变的过程。台湾是中国尚未统一的重要领土，它已成为美国在中国自己的区域范围内遏制和威慑中国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美国希望维持目前全球权力结构现状，放慢权力转换的进程以及降低对现有秩序的威胁，这样美国才有可能保持霸权，避免两极化。如果中国收复了台湾，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所有其它选择都将变得不那么有效。如果中美双方都不想开战，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一个关键、理想的策略就是通过防止中国统一台湾，把台湾作为制衡中国的重要战略资源。3. 美国突出台湾在其印太战略中的作用。一直以来，美国不管是在亚太地区表现出所谓的战略收缩态势，还是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或者是“印太战略”，美国从未放弃过在亚太的存在。相反，美国进一步强化其在亚太的影响力，处处表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先”。无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印太战略”，都是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战略”章节重点强调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加强台湾在印太战略中的反遏制能力。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公布其《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提升台湾在其战略中的地位，不仅直接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要加强与台湾的伙伴关系。美国印太战略侧重以美日澳印为战略轴心，台湾地区、中国周边国家为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环节，对标中国，把台湾作为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控制中国的军事前哨。美国加速改变台海现状台湾的地缘政治地位不仅对中国大陆进入太平洋是一种障碍，而且对中美在亚太地区主导权也越来越重要。由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美国对台政策又出现双重性，可以说，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伴随着美国打“台湾牌”遏制中国崛起，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台关系得到加强，加速了台海现状的改变，在美国的战略规划里改变台海现状是为了不改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当前，美国对台的一系列做法，实际上是美国对自己所秉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与空洞化，变相地否定了“一个中国”原则。1. 加速美国国内涉台问题立法。从美国以往的历史来看，当美国国家处于安全状态时，国会参与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热情高，提案、立法就相对较多；当美国国家处于战争或危难状态时，国会倾向于服从总统的外交主导权，提案、立法就相对较少，美国国会涉台问题的立法同样也是遵从这样的趋向。中美建交后，美国每一届国会都会有涉台提案。后冷战时代（1991-2000），提案较多，最后成为法律的是20项；21世纪初（2001-2016），共有23项涉台提案成为法律。美国国会推动涉台问题立法主要是从法律上加强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虚化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在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上，有行政-立法相互制衡的内在机制，避免美国政府过于倾向中美关系，而忽视与“准盟友”台湾的关系。然而，特朗普政府在涉台问题上基本达成“府会”一致。自特朗普2017年入主白宫至今，有关涉台提案最终成为法律的有10项，年均超2.5项，高过美国的历届国会，而且特朗普政府在国会立法后是实实在在地执行各项涉台问题的法律。2. 有意增强美台人员交往的层级和频率。美国在《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提出美台军舰互访，试探中国大陆风向和反应，紧接着在2018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从政策设计上看，美国允许其所有层级官员前往台湾，台湾地区所有层级官员也可到访美国，不再受限制，实际上是为美台官员互访解禁。美国政府不仅在为美台官员互访解禁，而且访问频率之高也令人瞠目结舌。8月初，美国卫生部部长刚刚访台，时隔一个月，9月17日美国次卿克拉奇又访台，并且是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现任政府官员。与此同时，台湾地区驻美代表萧美琴在社交媒体上自称驻美“大使”，也未见美国政府有任何反应，其“对台交往准则”虽未废止和修订，但也已名存实亡。3. 调整对台军售政策。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呈现了新的特点：第一，年年有军售。进入21世纪后，虽然小布什时期对台军售次数最多，但其2006年并没有对台军售案，而特朗普任职近四年，年年都有对台军售案。第二，军售价额都是大手笔。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每笔对台军售案没有低于1亿美元，并且在2019年创下了美国自1979年对台有军售以来，单笔额度最高的军售案纪录，达80亿美元。第三，对台军售常态化。以前，美国对台军售都是通过“打包”的形式进行，让其它法案“带货”，也就是将对台军售夹在其它法案之中。如今，美国对台军售采取“个别审查，个别通告”的做法，不仅更加重视对台军售，而且使美国对台军售程序便利化，走对台军售常态化的路子。第四，对台军售内容向武器系统的高精尖、攻击型方向发展。从美国过往对台军售的内容来看，以人员培训、武器系统的零配件以及一些淘汰或停产的武器系统为主。如今，美国对台军售内容向武器系统的高精尖、攻击型方向发展。2019年通过的对台军售案中出现了配备顶级的火控雷达，提升精确制导能力的F-16战机，这也是自1992年以来美国首次对台出售先进战机。最新的美国对台军售已获得美国务院批准，总额超过18亿美元，当中包括地雷、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等，也属于高技术、攻击型武器系统。美国对台军售这一趋向，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种破坏，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美国未来四年对台政策考量当前，美国大选争夺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不管是民主党的拜登胜选，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连任，变化的只是美国总统的执政风格。因此，其大选的结果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而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美国对台政策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1. 推动美台建交，制造“两个中国”。美国高度重视其与台湾间的关系，不仅重视美台经贸、文化关系，而且高度重视美台政治、军事与安全关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调整了其对外关系议程，把与台湾地区关系和中国大陆关系并行发展，并不完全受中美关系的制约。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仅包括“三个公报，一部法律”，它还包含了《台湾旅行法》《台湾保证法》《台北法案》，扩展其操作台湾议题的空间，起到加码台湾因素的战略效果。近来，台湾岛内有“台美复交”的声音。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他会继续推行台湾议题，平衡中国发展，并且会呼应台湾岛内“复交”的声音，选择适当时机推动美台建交，制造“两个中国”。如果是拜登胜选，所谓的“台美复交”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但假如美国国内形势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台湾牌”也将是其必要的选择。2．整合“四独”力量，制衡中国。美国操弄“台独”议题，可以说是轻车熟路。2019年，美国借助“反修例”插手香港问题，使“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港独”分子在香港有了一定的市场，并且有意地让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用香港问题助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把控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美国对有关“独”的问题、“颜色革命”等议题非常敏感，有一套非常娴熟的处理手法，且屡试不爽。同时，美国经常借助各种国际舞台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指手画脚。未来四年，不管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让美国保持伟大”，只要其不放弃追求“伟大”的全球霸权，随着中国实力进一步崛起，中美力量定会不期而遇。那么，美国必然发动中国境内、境外一切“独”的力量，迟滞中国发展的脚步，扰乱中国发展的进程。未来四年，整合“四独”力量也将成为美国制华的一种选择，中国应引起高度重视，防止“四独”合流，破坏中国安全稳定的内部发展环境。3．策划在台海发动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美国在《2018年国防报告》当中首次明确中国为其重要的战略对手之一。如今，美国俨然把中国视为其全球地位的头号威胁者。美国誓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保持伟大”，都是想要推进美国再工业化，捍卫其霸主地位。不仅在亚太方向，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唯一一个有实力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目前，美国已使出贸易战、科技战、联盟围堵等各种招数，下一步还会与中国争夺疫苗的主导权，可谓招数用尽。虽然中国发展会因此而面临各种困难和阻力，但并没有遏制住中国向好发展的势头，美国除了发动一场对华战争以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大开眼界”战争模拟推演得出，2030年中美将在太平洋发生海战，且美国将被击败。因此，未来十年，中美直接或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今年以来，美军加大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就达3,000次。7月至9月间，美军又派出各类型侦察机，甚至利用民航机，在台海、南海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收集各类数据，为策划在台海发动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做战前准备。中国的战略选择1.“武统”应提升为首要选项。首先，台湾岛内政治生态迫使大陆做出调整，将“武统”作为首要选项。当前，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变化，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对岛内“府院”有绝对的控制力，出现亲美“一边倒”的现象，并正推动岛内进行“修宪”行动。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不仅短期内很难取得重新执政的机会，而且还跟随民进党“拿香跟拜”，淡化两岸达成的“九二共识”，甚至有台湾岛内国民党籍立委提出议案，要推动“台美复交”。多年来，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一贯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采取积极的对台政策，全面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争取和平统一。现在看来，依靠岛内主要政党和所谓的有识之士，很难实现和平统一，反而离和平的道路越来越远。其次，美国因素促使中国选择“武统”作为首要选项。最新一期的美国《大西洋月刊》刊文指出，“如果北京真的敢攻击这个岛屿，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会决定是中国还是美国占有太平洋地区的统治地位”。既然台海局势影响到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甚至是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而美国又不可能轻易地拱手相让，因此“备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最后，台湾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需要把“武统”作为首要选项。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是中美建交后前所未有的，而台湾被美国视为制衡中国重要的战略资源，且处在美国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上，台湾成为中美必争之地。对于中国而言，统一台湾后，中国大陆可以利用台湾地区的深水良港，便于中国航母驻守，使中国军事力量部署进一步向太平洋扩大外延。同时，中国可以突破美国第一岛链封锁，将第一岛链分割成东北亚、台湾、东南亚首尾不连的链条，使其无法形成相互支援的态势。中国航空母舰、核潜艇还可以直逼关岛乃至美国的西海岸，中美攻守易位，胜负难料。2.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子云，智者伐交。目前，美国正在各个领域发难中国，中国除了要做相应的军事斗争准备外，还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具体地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第一，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反对分裂国家、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在国际上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对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讲事实摆道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即使中国将来在台海与美国、“台独”势力兵戎相见，也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算是师出有名，是正义之战。第二，团结台湾岛内人民。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中国制胜的法宝。团结台湾岛内人民，不仅可以使两岸中国人共同向和平统一的方向去努力，尽可能地避免战争的发生，战争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将来即便选择“武统”的方式，统一后的台湾地区治理也需要台湾岛内人民去重建，台湾的未来要靠台湾岛内的中国人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