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罗世宏 2018-05-29 台湾方面不必有过度防卫反应，而应在不妨碍壮大台湾经济的目标下，努力与大陆共同摸索出一条可行的两岸互利共荣模式。与此同时，大陆也应保持更大耐性，以实际行动降低台湾“被统一”的危机感，以免有碍两岸人民“心灵契合”目标的真正实现。 中国大陆国务院台办、国家发改委等29个部门于今年2月底公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并且于公布之日起立即施行。这些措施不仅包括“积极促进在投资和经济合作领域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的12项措施，也包括“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的19项措施，开放力度之大、涵盖范围之广、若非绝后，诚属空前。台湾媒体在第一时间多以“惠台31项措施”称之，民间反应亦多持欢迎或至少是正面的态度。无怪乎台股的12档“惠台概念股”应声大涨，特别是其中属于文创/影视类的必应、霹雳和华研等公司，在消息公布次日股价涨幅即分别达10％、6.67％和5.36％。面对大陆惠台新措施，台湾政府的反应显得进退失据，似乎不确定该如何妥善应对，连行政院原本定在3月12日举行的因应会议也因故“暂时取消”。直至3月16日，行政副院长方对外宣布壮大台湾四大方向和八大因应策略，但这已经是大陆宣布实施若干措施的两周以后了。由此可见，至少在第一时间，台湾民间与政府对大陆惠台新措施的解读和反应存在着明显落差。其实，大陆始终未强调这些措施是单方面的“惠台”，而是强调“互惠”、“合作”和“交流”，反而是台湾政府把它负面解读成“贿台”、“毁台”、“利中”，或是贴上诸如“糖衣炮弹”、“统战伎俩”等标签。台湾政府也试图将这些措施“正名”为“对台31项措施”，但似乎效果有限，多数媒体至今仍习惯称之为“惠台31项措施”。惠台新措施为在大陆生活的台湾人提供就学、就业、创业和生活方面的便利，也对台湾单向扩大开放大陆的投资机会和市场，而且并未反向要求台湾对大陆人才和资本采取对等开放措施。换成其它贸易伙伴（例如韩国），想必会对大陆的市场开放措施敞开双臂欢迎，何以台湾政府和部分民间人士却不领情？两岸缺乏互信在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程度未减、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存程度已高，并且在台湾安全缺乏保障的前提下，进一步加深两岸经济关系，可能会造成台湾在未来两岸协商或谈判过程中处于更不利的位置。大陆或许难以完全理解台湾人民对于“被统一”的疑惧，但这种疑惧在台湾是深刻而真实的。因此，在两岸关系急冻甚至缺乏官方正常互动渠道的情势下，任何一方的单边主义作为，哪怕出于再多的善意，都可能让另一方怀疑是另有所图。再者，大陆一方面加大力度对台商和台胞祭出各种利好，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架空”台湾执政当局，因此难免令人对人才和资本可能加速流向大陆的“磁吸效应”深以为忧。“九二共识”原本是两岸搁置政治争议的润滑剂，也曾开创两岸和平互利的契机，但现在已逐渐失去“创造性模糊”的空间：一因大陆咬定“九二共识”为两岸关系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二因蔡英文胜选以来绝口不提“九二共识”。两岸关系互信基础薄弱依旧，新一轮“敌意螺旋”已陡然上升，不仅台湾海峡去年10月被美国兰德公司评估为美中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区域之一，负责主持日常对台工作事务的大陆新任政协主席汪洋也曾于今年2月初表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对台工作面临风险挑战。”“九二共识”失去原本作为两岸关系“定海神针”的作用，固然有台湾内部政治形势与民意变化的因素，也因大陆始终把“九二共识”几乎等同于“一个中国”对待，无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再加上大陆似乎已压缩“九二共识”的创造性模糊，导致两岸各取所需、各自诠释的弹性空间不再。例如，强调“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似乎不受大陆待见，新华社更于去年7月公布的新版《新闻禁用词与慎用词》中明确禁用“一中各表”，只许用“九二共识”。可以理解的是，被大陆明确排除“一中各表”弹性诠释空间后，这样的“九二共识”，恐怕台湾朝野政党和主流民意都难以接受。在此情况下，大陆再多的惠台新措施都难免被台湾视为经济诱引手段，意在掏空台湾，进而达到反独与促统的双重目标。台湾本身缺乏自信台湾对大陆惠台新措施不甚领情的另一症结，在于台湾本身严重缺乏自信。因为缺乏自信，蔡英文当选至今两年多来，已多次错失主导两岸关系的先机，甚至蹉跎无计，迟迟未能抛出她所谓的“新思维、新论述和新模式”，也未能在可操之在我的部分（例如陆生纳保、陆配权益等）主动展现台湾方面的善意和格局，坐失促进两岸良性互动的机会。由于台湾经济低迷景况已不是一天两天，而影视产业孱弱不振更是多年宿疾。不管有没有大陆的惠台新措施，正本清源之道本应是壮大台湾，但台湾内部多年来内耗严重，“拼经济”沦为口号，“五缺”（缺地、缺水、缺电、缺才及缺工）问题难解，导致资本投资裹足不前，产业升级愿景难以落实，大陆以外出口市场的开拓进展有限，以致于大陆扩大对台湾开放市场的措施被当作威胁，而非机会。稳步推进两岸心灵契合面对两岸“冷和”僵局与日益严峻的形势，如何不让美国见缝插针、甚至酿成两岸兄弟操戈的悲剧，着实考验两岸领导人和人民的智慧。这种形势下，我们尤其需要更加深刻体会孟子所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道理。就“以大事小”而论，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多次强调，“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循此理路，大陆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并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而这次惠台新措施也确实是符合这个原则的正确做法。不过，两岸心灵契合的目标并非一蹴可就，切莫操之过急，大陆应该本于仁者风范，以实际作为降低台湾生存的不安全感。就“以小事大”而言，台湾既然无意追求法理独立地位，自然应该避免在言语和行动上挑衅大陆，也有责任降低大陆对台湾可能过度向美国倾斜的疑虑。此外，台湾也应尽速释出对陆生、陆配更为友善的措施，并且减少“去中国化”或“文化台独”的小动作，以免大陆萌生不得不加速“反独促统”的急迫感。综合而论，面对大陆此次推出的惠台新措施，台湾方面不必有过度防卫反应，而应在不妨碍壮大台湾经济的目标下，努力与大陆共同摸索出一条可行的两岸互利共荣模式。与此同时，大陆也应保持更大耐性，以实际行动降低台湾“被统一”的危机感，以免有碍两岸人民“心灵契合”目标的真正实现。两岸若能真正做到这几点，那么大陆这波新措施不仅可能达到“惠台”与“利中”的双重效益，更可营造两岸和平共荣的契机，自此化解令人忧虑的“敌意螺旋”，让两岸关系回归“善意螺旋”的康庄大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8-05-2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实践方略和制度架构三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已经塑形于世。这是一个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顶层设计，是一个迈向未来、积极作为的顶层设计。 回顾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深思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决定，领悟今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历览习近平各次重要讲话，及至细观日前全文公开的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实践已经清晰展现，这些思想和实践向制度和法治的转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实践方略和制度架构三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已经塑形于世。这是一个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顶层设计，是一个迈向未来、积极作为的顶层设计。新顶层设计的主体内容新顶层设计的主体内容就是“一套思想理论体系”、“一套实践方略”及“一套政治法律和政策体制”。“一套思想理论体系”，指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构成的承前启后、贯通一体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套思想体系，扎根于中国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坚守民族特色和自信，继承和弘扬中共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精神，尊重并重视吸收各国各民族优秀思想文化，始终秉持科学、发展、革命与自我革命、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自觉遵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遵从人、自然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一套实践方略”或者“行动策略”，即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宣传，牢牢掌握思想舆论和意识形态主动权、话语权。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理政内容，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守融传统与现代、道德与法律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朝着构建“和平、和谐、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全面部署未来30年以至更长久时期的建设任务和方略，坚持党领导一切工作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和保障、改善民生，坚持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这套方略的保障和动力。“一套政治法律和政策体制”，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实践的主要内容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党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修改宪法、制定《监察法》等，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指导思想体系，把这些思想、实践和制度探索转化为清楚、明确、稳定的宪法、法律规范和政策，推动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变革，并且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和制度的继续探索、变革、创新及发展，提供宪法和法律根据。政治法律和政策架构是重点一、明确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政；完善立法体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推进依法行政，推进综合执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改革司法体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等。二、确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制度，使中国《宪法》与中共《党章》之间协调一致。这个政治和法律架构，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总结自身历史经验和其它国家共产党执政失利教训的产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和保证。中共十八大以后，稳步确立习近平在党和国家的核心地位。中共十九大和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坚定确认习近平的党的核心、国家掌舵人、军队统帅和人民领袖地位。现在，这个政治格局显然已经超越特定个人的意义，它是一个“成功不必在我”的宪法制度，是宪法对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的“主心骨”地位的确认和维护。三、以“革命”的精神和方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定一脉相承，具有三个鲜明特征：改革的全面性和全局性、改革的深入性和细致性、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这次改革，涉及了党、政、军、民（人民团体）、群（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社会组织，是全方位的机构改革，不再只是“行政机构改革”；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从机关到部门及内设机构，从“编制（体制）内”到“编制（体制）外”，都统筹谋划，细致操作；改革既要破除各部门、系统之间职权职责的不合理分割和壁垒，也要优化不同机关、部门和体系之间的联系、协作和配合，从而构建新型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治理及工作体系。四、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部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机关，不仅推动反腐全覆盖，而且推动反腐法治化、长效化和专业化。五、坚持“一国两制”，落实宪法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两个“基本法”，把维护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推进祖国统一，实现完全统一；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开放互利共赢，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家、地区和全球安全，实现创新、包容和互惠，促进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顶层设计面对中国、面向世界。面对中国，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谋中国的发展，催发中国人民新的奋斗激情，带给中国人民新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面向世界，就是把中共的战略意图和策略方案坦诚公布于世，让世人了解、理解中国的执政党和人民的理想信念、行动纲领和宗旨目标。面对中国，就是中国人自己要坚毅、沉稳地迈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不指望、不依赖他国来办好自己的事情，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奋勇前行；面向世界，就是把中国的建设、发展，以及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与其它国家和民族对建设、发展和幸福生活的愿望、期待和追求融汇起来，在彼此之间架起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法律等桥梁，避免误判，消除阻隔，携手共进，和平共荣。理解这个新顶层设计，要明确五个观念。这五个观念是：新顶层设计不单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更是在中国和世界都进入新时代、出现新格局、面临新任务、承担新使命的国情、世情之下酝酿和提出的，因此，“为了中国，适应世界”，是这个新顶层设计活的灵魂；新顶层设计不谋求中国独大、超强，而谋求首先办好自己的事，并努力为人类的共同福祉做贡献，坚持合作而不对抗，互利共赢而非肥一己之私，携手和平建设，反对霸权、欺凌和侵夺，以此作为基本价值准则和手段；新顶层设计不只是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意志和蓝图，更是规划了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道路和策略；新顶层设计及其依托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仍然在深入探索、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和制度形态，远未进入“完成时”，达到“完整态”，而是仍然处于“进行时”和“完善中”，习近平及其领导的执政党和人民大众，还在不断进行着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这个新顶层设计是为避免走“老路”、“邪路”和弯路、错路而开出的新路和正路。路子对了，就要毫不动摇、一往无前地坚定、沉稳地走下去，直到胜利的终点。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8-05-21 特朗普当前的对华博弈原则：以多面进攻、漫天要价、极限施压为手段，同时在跨领域的多议题上与对手博弈，随后回转妥协，暗度陈仓，从而在核心利益上达成目标。面对特朗普这种超限战式打法，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去消解。 今年3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朝鲜、台湾、南海、贸易等问题上对华全面出击，试图在中国全面崛起之前半渡而击，摧毁中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特朗普当前的对华措施，集中体现了他在著作《交易的艺术》中阐释的博弈原则：以多面进攻、漫天要价、极限施压为手段，同时在跨领域的多议题上与对手博弈，随后回转妥协，暗度陈仓，从而在核心利益上达成目标。面对特朗普这种超限战式打法，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去消解。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沃尔兹认为，国际关系的演变动力来自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的首要考虑是生存，而暴力是维护其生存的最重要权力因素。在他看来，国际冲突最终要靠军事力量的使用或威慑来解决，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体系结构，即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之间实力的分配。基于逻辑演绎和科学分析，沃尔兹认为两极体系最为稳定。前苏联解体后，国际体系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极结构。虽然中国国力急剧上升，但美国一直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9·11”事件后，美国受到伊斯兰恐怖组织这一非传统国际行为体的挑战，中美之间尚能展开合作。然而，在“伊斯兰国”被基本击垮后，美国为确保单极霸权地位，开始一步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更是变本加厉，演变到目前通过贸易战、科技战来狙击崛起的中国，瓦解中国对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能力，防止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有些学者曾经提出中美分治全球的G2 或者P2 模式，希望以此来稳定国际秩序。然而，在稳定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第一”之间，特朗普选择了后者，让世界与G2 或者P2 失之交臂。由于中国还没有实力成为与美国对等的一极，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会持续动荡，国际秩序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美国内部的阶级冲突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制度建设与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严重脱节，完全忽视了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英国的脱欧运动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实际上是两国劳动阶层反抗资本、反抗建制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下，英美的制造业大量转向劳动力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英国中西部和美国中北部等传统工业地区被掏空，劳动者失去工作，收入无法增长。英美工业区域的经济衰退使得劳动者失去对美好生活的信心，造成文化颓废和社区解体，最终形成大规模社会危机与运动。为缓和阶级冲突，特朗普努力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本土，收紧移民政策，同时筹措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让美国劳动者重新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并试图建立与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口号，从根本上看是更加内倾的政策诉求。事实上，特朗普的执政也更多地聚焦于经济、就业以及移民等备受中产阶级关注的民生议题。问题在于，特朗普不可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根治美国资本主义危机。主流派经济学家向来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模式视为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近几年来围绕中产阶层反抗、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之类问题的社会运动和学术辩论，把主流经济学的软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长期来看，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因此财富加速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有生命力。特朗普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把矛头指向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带一路”倡议、在 5G网络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等发展，都让美国感到极大的威胁。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现实，在无法解决内部阶级矛盾的时候，力图用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来赢得选民的认同和支持。 网红企业家总统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总统，极其擅长商业和政治交易。作为企业家，特朗普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丛林世界，其生存法则是开拓、冒险、伪装、灵活、创新，所以他敢于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敢于破除陈规，奉行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特朗普自诩为交易高手，善于运用谋略掩盖真实意图，根据国家和自身利益理性行事。他致力于利益优先、美国优先，所以即使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他都愿意坐下来与对手磋商。大多数企业家不顽固，手腕灵活，凡事都可以简化为生意，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判和交易，从而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特朗普力排众议，决定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参演过影视作品，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忠实的推特用户。作为“网红”，特朗普自恋、善变和反正统，具有与众不同的表演型人格。特朗普以自我为中心，哗众取宠，刻意迎合中产阶级对建制传统的反感，乐于把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第一位“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网络影响力。在处理内政和外交事务时，特朗普行事发言经常出人意表，不按常理出牌，不受传统规范的约束。极端、善变、情绪化的表达实质上是特朗普打造“网红”形象的一种精心算计，意在获得更多关注，赢得中产粉丝的支持，最后创造自己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一些为搏眼球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公知并无太大差别。强烈的军人情结特朗普幼年桀骜不驯，父母将他送往私立寄宿中学纽约军事学院就读，这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朗普最崇拜的人物包括美国名将巴顿和麦克阿瑟。虽然特朗普没有正式的从军经历，甚至有逃避兵役的嫌疑，但他在自传中表示，他一直坚信自己曾是军队的一分子。就读军校本身就是一种非传统的教育经历。特朗普适应了军校的严格训练，发挥出体育天分，磨砺了争强好胜的性格，学业成绩优良，多次受到嘉奖。军校塑造了特朗普独立、刚强、坚持的性格，培养了他高度的适应能力以及与众不同的领袖才能。特朗普经常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中学的军事训练。大量军人在特朗普内阁担任要职。特朗普喜欢重用军人，因为军人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崇拜威权，善用强力，执行力强，习惯于服从命令，比较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在他目前的团队里面，国务卿蓬佩奥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在军队服役5年；国防部长马蒂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白宫幕僚长凯利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曾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内政部长津凯为美国海军退役中校；能源部长佩里曾是美国空军资深老兵；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上世纪60年代曾在美军服役。已经离任的官员中，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曾为美国陆军中将，前白宫高级顾问兼首席战略专家班农曾在美国海军任职。军人情结强化了特朗普独断专行的决策风格。许多内阁成员都是从推特上才知道总统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在用人方面，内阁成员只要持有不同意见，就免不了被特朗普炒鱿鱼的命运。前国务卿蒂勒森被解职，实际上表明特朗普不需要决策者，只需要忠实的执行人。这种乾纲独断的作风，避免了官僚的繁文缛节和议而不决的惰性，提高了决策效率，但是决策过程军事化大大增加了政策输出的风险。中国的对策以准同盟抵消美国单极霸权的影响。两极体系固然是稳定的，但目前世界距离两极体系仍然非常遥远。中国弥补的办法是建构“准两极体系”，通过联合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来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从而制衡美国的权力，同时弱化美国与友邦的同盟体系。基于这一考虑，中国需要强化与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保持与朝鲜、伊朗、古巴、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的密切合作关系，并善用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暂时缓和与日本因领土争端而产生的紧张对立关系，重启东亚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以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回应美国劳动者的诉求。皮凯蒂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是准确的，中产阶级的贫困会长期困扰世界各国。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阶层的财富不降反升，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则大幅缩水。当代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者，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资本的全面反抗。中国在21世纪有条件发展出“新时代综合理论”，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中国传统墨儒法道等学说融为一炉，回应世界范围内劳动者的利益诉求，既可以巩固自身政权合法性，又可以提升中国对美国社会的话语影响力。在中美互怼中，中方宜借鉴太极拳原理，以慢打快，以稳打快，以巧打快。面对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中方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庸人俗吏误导，开启与美国的所谓“新冷战”，而是要稳住阵脚，努力维护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大局，深化对美开放，遵循“曲则全，枉则直”的古训，准备适当妥协，同时不能无原则退让，坚持斗而不破，据理力争，巧妙地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影响美国大型跨国企业对华意见，分化其阵营，为我所用。针对特朗普的军人行事风格，中方在安全问题上必须以实力建立信用，既要保持与美国军方的良好沟通，又要强化包括核武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能力，掌握大国重器以及关键的核心技术，从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持久安全的获得必须以发达的高质量经济为后盾，所以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带一路”倡议、5G网络、金融技术、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中方可以迂回应对，但终究不能在核心利益上让步，因为这关系到中方占领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能力。美国的强大来源于其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只有通过创新特别是掌握核心技术来获得发展动力。中兴事件于此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若怡 2018-04-17 激进的分裂主义者为达到“台独建国”目的而推行“去中国化”之举措，实非始于当今政府，自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可谓一以贯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历经重重劫难后的全面新生，台湾的复归更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我们应剑及履及地做好工作。 清末大思想家龚自珍曾说：“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激进的分裂主义者为达到“台独建国”目的而推行“去中国化”之举措，实非始于当今政府，自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可谓一以贯之。所不同者，端在今日反对党的力量愈加衰弱分散，而民进党的全面执政则为蔡英文的颟顸遂行，带来更多的推动助力罢了。2018年1月23日，蔡英文接受三立iNEWS谈话节目专访，被问到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否还是民进党的盟友。她表示，柯文哲必须对“台湾价值”进行再次确认，“让我们的支持者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起作战的人”。柯文哲则对此质问：“我也很想知道蔡的‘台湾价值’是什么？”那么，什么是蔡英文口中的“台湾价值”呢？台湾“去中国化”行为李登辉自出任“总统”以来，便标举“台湾人意识”，试图以之为核心建立台湾主体性，从而确立所谓的“台湾价值”，引为“独立建国”的基础，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去中国化”的工程。这是一个企图在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以人为手段与中国文化割裂的行为，其中尤以历史课纲的修订最为突出，彰显出他亟欲摘除台湾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因此，“去中国化”是强化“台湾人意识”、完善“台湾价值”的重要手段。“台湾意识”的提出与形塑：在政治上李登辉以“台湾”为政治实体之名，首先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民国在台湾”，进而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蔡英文更是他1997年“两国论”的起草人。其次，李登辉在岛内极力鼓吹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是属于和中国人完全不同的“台湾民族”。他进而将岛内居民划分成原住民、客家人、台湾人与外省人四个族群，并以“原罪观”污蔑戕害外省人，以配合政治斗争挑起族群冲突，再把 “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以“仇中、反中”来增强台湾人的主体性。“台湾意识”的深化与灌输：为了使“台湾意识”深入“台湾人”的骨血，李、扁当政时期积极着手教科书的修订工作。1996年，李登辉任命提出“同心圆”史观的杜正胜为教育部顾问。该史观主张以台湾为中心，以台湾→中国→世界作为历史课本叙事的顺序，并改变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后（1949-1997）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本国史、世界史”并列的做法，而将“台湾史”独立出来与中国史、世界史等量齐观。1997年，李再任命他为国中版《认识台湾》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主委，并正式将《认识台湾》增加为国民中学的新课程。2004年，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教育部则依照“同心圆”史观修改高中历史课纲，自此以“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个领域并列，其中“中国史”则不再被称为“本国史”。2017年7月3日，蔡政府教育部所属国家教育研究院公布《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社会领域课纲草案》，进一步在历史课纲草案中，把中国史的领域都删除，进而把“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并列，作为日后高中教科书授课范围。 上述课程纲目的改订，除规定学生们在国、高中各要读一年台湾史外，中国史的上课时数与分量，则被减少甚至删除归零。至于教材内容的修订则更加离谱，台湾历史不仅缩短至400年，举凡相关国族定位的部分，都将“我国”改为“中国”。例如“我国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改写成“玉山”或“中国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以彰显台湾与中国无涉的主体性。更有甚者，则是极力美化日本侵华殖民历史，不但将日本的武装侵略和日军的残酷加害一笔掠过，代之以轻描淡写的“新的时代”、“日本人来了”，还增加日本对台湾现代化贡献、强调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台湾慰安妇为自愿等论述，无疑是将殖民地式的“台独史观”内化于教育之中，以求达致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目的。自称22岁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辉，声称台湾精神就是“武士道”的“日本精神”，这种把“奴隶根性”当做“台湾精神”，并塑造为“台湾价值”的心态，充斥在新版的国、高中教科书之中。因此，到了蔡英文执政时期，社会上弥漫着去“孙肖像”、拆“蒋铜像”、贬谪“孔庙”、复建日本“神社”的民粹之风，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过“去中国化”建构“台湾价值”根据2016年3月14日《联合报》以“民众对国族认同的意向变化”为题所做民调，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从1996年的44%、2006年的55%，攀升到本次的73%，创近20年来调查的新高；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则由20年前的31%、10年前的20%，降至此次调查的11%，为历次调查新低。作为建构“台湾价值”的重要手段，充满“台独”意识形态的历史教材被拿来堂而皇之地在教室宣讲，真可谓“去中国化”最深谋远虑的狠招，加上政治与媒体的操作和煽动，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次的民调中，台湾20-29岁年轻族群中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更高达85%，他们正好是适逢台湾进行教改、历史教育“去中国化”的一代，这相当程度地说明，所谓“天然独”，绝对不是与生俱来，教育与宣传在引导与形塑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16年11月4日，在蔡英文就职半年之际，《台湾竞争力论坛》公布“2016年下半年度国族认同调查结果”，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较前次增加5.2％，回升至52％，否定者从45.8％降至43％，认同首度超过50％。其中20-29岁的认同虽然只有28.1％，但相较于半年前已然增加4-6个百分点；其中愿为“台独”打仗的仅20%。到底“中华文化”与“台湾价值”的差异何在？多元包容的天下主义、求同存异的和谐理念、在生命的追求上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华文化，历经2,000余年的发展堪称体系完整。形而上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形而下者则器物习俗、礼仪规制无不完备。正所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相对于此，近期台湾教育部要求建国中学校方把挂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礼义廉耻”题字拿下，这不禁让我们疑惑什么是“台湾价值”、“台湾人意识”？它只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梦呓、抱美日大腿的奴才习性吗？抑或那个现在日本人都不再讲求的“武士道”精神？事实上，拿掉了中国人的习俗礼仪、文字语言与道德实践，“台湾价值”仅成了虚妄的概念。这样的台湾价值，英雄没有了、祖宗不见了、廉耻不要了；这样的“台湾价值”，神圣感消失了、时间感割裂了、归属感丧失了，又如何能号召台湾人献身“台独”之战？大陆须构建文化制高点 主动出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历经重重劫难后的全面新生，台湾的复归更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就短、中、长期而言，我们应剑及履及地做好以下工作：一、祖国要有当仁不让的信心掌握中华文化的发言权。中国文化的根就深植于中华大地，中国人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在“弘道以达知”、“推陈以创新”、“笃实以践行”的前提下，掌握道德文化的制高点，全面推动中华文化复兴，成为台湾人的向往与希望的灯塔。二、严禁独派学者赴大陆演讲、教学、研究并出版图书。或由于认识不清、或囿于信息不足，大陆高校与研究机构常以学术独立之名，邀请一些独派学者前往任教、演讲或为之出版书籍。更有甚者，据悉台湾版的国、高中教科书，亦在大陆书店发行销售，真是情何以堪！对于文化阵地的主导权，建议相关单位成立专责机构统一办理。三、持续推动“邀访交流”与“国民化待遇”政策。艾普罗民调显示，台湾人有一种“务实”的性格。由于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的僵化，《天下杂志》1月2日“2018国情民调”的结果显示，对于台湾的认同感、政府信心度，有高达72%的民众“不支持”。真是民意如流水呀！这跟近一年来大陆标举“两岸一家亲”的文化理念，并切实推动“国民化待遇”政策密切相关。相信在“青年邀访交流”、“国高中教师文史研习营”等两岸交流活动的持续举办下，台湾人那深藏在心灵深处的中华文化印记必然会被唤醒。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8-04-16 国家倡导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区域内人员来往越加频繁，传统城市内部的公共品越趋外部化，成为城市群之间各区域共享的公共品。由于公共品的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公共品供给如果超越各城市的治理边界，就只能依靠区域间的自愿合作才能落地和实现。 伴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和不断推进，如何改进跨区域治理的合作机制，将成为珠三角城市群之间亟待突破的瓶颈。众所周知，珠三角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非常高。然而，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包括制度、政策和公共品的竞争。公共品在经济学上的特点是不具排它性、竞争性，这与私人品有所不同。包括教育、医疗、交通、治安等在内的公共品，主要供给者是政府。国家倡导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区域内人员来往越加频繁，传统城市内部的公共品越趋外部化，成为城市群之间各区域共享的公共品。由于公共品的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公共品供给如果超越各城市的治理边界，就只能依靠区域间的自愿合作才能落地和实现。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加速，各区域地方政府可能即将面对大量出现的区域公共品需求。因此，各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更多的区域合作或联合治理等方式，解决跨行政区域的事项，如环境保护、交通设施、人口流动、水域管理、城市规划、区域协调等问题。珠澳区域合作的现状及问题从《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实施，到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新区批准设立，中央政府始终关注珠澳两地合作发展。因中央的高度重视，近年珠澳双方共同努力，抓住横琴开发与港珠澳大桥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务实推进两地合作交流，已取得显著的成绩。回顾历史，无论是“珠海特区”，还是“横琴新区”，都是在“一国两制”的设想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说珠澳两地合作，从最初的顶层设计考虑，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促进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维护澳门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从而丰富和完善“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尽管珠澳合作取得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问题。2015年两会期间就有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指出，横琴的发展模式偏离原来中央为珠澳合作订定的政策目标，未能配合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需要。澳门需要充分吸取横琴开发的教训，例如在规划过程中，澳门特区政府缺少参与，五平方公里粤澳合作产业园没有划定界限，澳门项目零碎分布在各片区，以致在规划上无法衔接。同时，在招商引资方面，澳门政府只有推荐权，而没有决定权和管理权。所以，横琴的产业规划不但未能真正做到与澳门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反而形成了正面竞争的关系。在珠澳区域合作过程中，目前的机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缺乏常设机构推动区域合作。当前合作架构看上去似乎很完善，但在合作项目的落实工作中，部门之间的对接协调存在困难，专责工作小组的作用不大，很多项目没有人主动牵头。一些合作项目往往在一个小细节上出现有关部门意见不一后就只好停顿。政府各有关部门都有正常的份內工作，合作事项不落实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影响其工作绩效，因此合作项目有时被晾在一边，得不到重视。其次，合作资金问题协调困难。在合作中，很多项目涉及到资金问题，而且由于缺乏协调机制，解决起来比较困难，往往因为经费分摊比重意见不一而无法正常推进。最后，问责及评估机制有待建立。目前合作中，对专责部门并没有订立问责制度，这样有可能导致未来合作项目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合作项目的推进也没有评估机制，这需要特别关注。区域合作的公共品供给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各种跨区域公共品的缺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这需要区域内的各级公共行政主体合作提供。恰当的区域公共品生产和机制建立，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推进，从而找到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区域稳定、协调发展、社会公平和区域治理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供给必需的“区域公共品”，成为区域政府和第三部门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可以借鉴长三角地区和美国水利管理的经验，研究在区域合作的公共品供给方面采取类似政策的可行性。第一，参考长三角区域的合作机制。长三角地区建立了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决策层即“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主要负责决定长三角区域合作方向、原则、目标与重点等重大问题。协调层则由常务副省市长牵头，落实部署，推进区域重大合作事项。执行层即“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重点合作专题组”，以及“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合作组”，具体负责在各个领域和城市间开展合作。这个机制的建立，不但有助提升行政效率，也为推进长三角区域合作奠定基础。第二，参考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区域合作经验。TVA是一个典型的跨区域治理案例。该管理局成立于1933年5月，是大萧条时代罗斯福总统规划专责解决田纳西河谷一切问题的机构。由于田纳西河流域涉及多个州，而各州的权力都很大，因此只有通过联邦立法，才能确保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顺利进行。为此，1933年美国国会专门通过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赋予TVA规划、开发、利用、保护流域内各种自然资源的权力，包括独立行使人事权、土地征用权、项目开发权、流域经济发展及综合治理权和向其它领域投资开发权。该法案还历经多次修改和调整，进一步扩大TVA的权力，使得TVA可以在田纳西河全河流域进行跨州的统一规划，制定开发建设的具体方案，为田纳西河流域长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区域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设想从长三角区域的合作机制和美国区域协调管理的做法和经验看，各类跨区域行政组织都把区域规划作为其主要政策重点，体现区域规划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因此，建立好跨区域的管理机构，比如区域经济联席会议、区域经济联盟或协调委员会等机构，并赋予相应的全局规划和调控权，由它来处理解决单一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难点问题，如区域经济实施中必然牵涉到的税收、资源外流等各种利益分配问题，协调跨区域间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关系等问题。从美国的经验看，区域规划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法律的保障。目前我国尚无“区域规划法”规范经济圈区域，可以考虑着手研究制定“区域规划编制和管理条例”，从而逐步确立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有了法律的保障，便可以消除政策障碍和行政壁垒，真正实现资源共享、相互开放市场、科技人才互相流动、产业密切合作以及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共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根据区域城市群内一些成熟经济圈的实际情况，建议成立“区域公共品管理委员会”，构筑重大公共品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例如，参考长三角地区市长级别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可以成立例如“区域交通管理委员会”或“跨境基础设施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可以借着港珠澳大桥即将落成的机遇，集合区域内城市的政府以及国家部委，负责这些重大项目的管理、营运、保护和监督工作。该委员会既要发挥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协调地方政府方面的作用，同时也应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质。因此，委员会内部需下设承担决策、实施与监察职责的部门。综上所述，区域公共品的制度设计，既要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调动区域内部各个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尊重中央政府的权威性；既相互自治，又相互协商，发挥分权和集权作用，才能合理协调各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利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月 2018-03-12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会自然得出结论：台湾仍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任何关联台湾问题的事件，无不折射出那个时段的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美关系问题，1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当然也不例外。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会自然得出结论：台湾仍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内容就是台湾问题。任何关联台湾问题的事件，无不折射出那个时段的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美关系问题，1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当然也不例外。“快三步”探底中国红线2016年12月，美国通过“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美台军事交流”列入法案，提升了美台军事交流的层级，不仅突破了美台现役军人交往的级别和美台军售规模，而且突破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美台现役军官互访限制。2017年12月12日，特朗普签署美国“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美台军舰互访”列入其中。从现役人员的交流到作战平台的互访，美台“军事同盟关系”往前挪了一大步。2018年1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初衷不仅是实现双方现役军人、武器装备及作战平台互访等等，而且是实现包括最高层级即决策层的互访和交流。从上到下，囊括美台所有人员的互访、交流，简直就是两个“国家”间正常的外交活动。从放开双方现役军人互访到作战平台的互访，再到通过法案实现美台各种级别的官方互访，都是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的，是典型的“快三步”。密集抛出涉台议案，步步都是冲着中国的红线而来，一步比一步尺度大，一步比一步更激进，突破中美关系底线，意欲废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非常危险的态势。美国国会频繁出现涉台问题的根源1. 美国国会“台湾游说团”的推动。美国国会“台湾游说团”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蒋介石聘请的顾问就是美国知名公关企业莱特公司。“台湾游说团”是美国重要的院外利益集团，曾经长期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2000年3月10日，美国30位众议员联名提出“支持台湾民主选举决议案”。同年11月4日，多名众议员直接参与“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全美展开的示威活动，抗议美国限制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的做法。2018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和众议院全部议席都将更换。议员们为了竞选连任，对台湾的政治捐款兴趣浓厚，特别是众议员每两年就改选一次，所以随时都在募捐。在台湾当局的“银弹”攻势下，台湾议题就会经常出现在美国议员的议案中。2. 台湾执政当局急于扭转不利形势。岛内在遭遇“外交”低谷以后，各项政策又推行不力，民众对执政当局的支持度持续下降。根据台湾1月28至30日的民调，对蔡英文的不满意度高达60.3%，再创新高。因此，民进党迫切需要一些力挺台湾执政当局的事件发生，来提升其在民众中的威望。民进党认为，如果能得到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认可”，建立近乎“国与国”的关系，就一定能保住其执政地位。所以，台湾执政当局不惜血本，套近与美国的关系，以求扭转当前的颓势，推进其“台独”政治“抱负”。3. 美国自身的战略需求。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后，亚太战略迟迟没有定论，甚至连负责亚太事务的外交人员也长时间空缺。这不是说美国要放弃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让渡或部分让渡其在亚太地区的权力，只是在“美国优先”的战略语境下，美国改变或暂时改变在亚太的战略方向，区分轻重缓急，略有不同。“台湾旅行法”正是在这种战略态势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制衡中国的手段，也是美国当前战略需求的现实体现。我们从美国近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及特朗普的国情咨文等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再加上当前中美的贸易摩擦，这些足以反映出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那种担忧与扭曲的心态。中美对“台湾旅行法”的反应1. 特朗普的选择将决定美国对华战略方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采用众议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版本，于2月9日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议案。数周之内，参议院将就“台湾旅行法”进行表决。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旅行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大，并且与众议院是同一版本，届时国会将提交一个统一的版本直接送白宫由总统签署，因此，特朗普的对台态度是决定“台湾旅行法”能否成行的关键。当前很多学者对特朗普的认识存在误区，习惯性地把他看成一位商人，而不是美国总统。恰恰相反，我们认识特朗普首先要看到他是美国总统，其次才是曾经身为商人。他一直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目标，只不过其决策过程当中带有商人的方式方法。“美国优先”优先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的是美国生死攸关利益与次要利益的次序，优先的是美国战略方向的先后顺序。前“一二步”涉台提案都夹带在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特朗普不便行使否决权，“快三步”的第三个涉台提案是独立的法案，特朗普容易对其行使否决权。正如美国戴维森学院教授任雪莉所言，特朗普政府在对台政策上需要的是一致性和可预见性。如果特朗普真的失去理性，签署这个法案，那么整个中美关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难题，美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其利益必将受到牵连和打击，陷入困境。2. 中国要沉着面对“台湾旅行法”。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台湾旅行法”一旦成为法律，即使特朗普政府不去实实在在地履行，它所带来的影响及危害跟“与台湾关系法”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台湾旅行法”最终通过，那就意味着美台交往正式官方化，意味着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在美国参议院未表决的数周内，该对美国国会谴责的要谴责，该对特朗普政府施压的要施压，重点要放在做特朗普本人工作上面，同时要做其执政团队成员的工作。此外，中国应做好“台湾旅行法”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的各种预案。如果美台高级别官员实现互访和交流，不仅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被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也将被严重冲击，势必会在台海地区酿成高强度的对抗，地动山摇就成为可能。中国对此要有最坏的打算，要做最充足的准备。未雨绸缪 顺势而为1. 中国应把握好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美国一直强调不希望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台湾旅行法”一旦通过，美台官方交往将公开化，美台官方关系的形成是美国对台海现状的打破，这也为中国大陆统一台湾提供了良机。况且，台湾问题不能再无限期拖下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不能让台湾问题始终成为他国制衡中国的“法宝”，并且要在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做最成功的事。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不在最好的时期把握住统一台湾的机会，就有可能失之交臂，再去创造机会，那就难上加难了。2. “武统”要成为优先选项。现在看来，解决台湾问题靠等是等不来的，和平统一台湾的愿景恐难实现，多有变数。因此，要考虑把“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变换为“武力统一台湾”作为优先选项。当然，“武统”要考虑到美国等国家军事干预的问题。美国总体实力强，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台湾紧挨中国大陆，中国与美国相比，有先天的地缘优势，即使距离台湾最近的日、韩基地美军干预，以目前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能够有效压制美军的干预，美军在台海地区的优势不再那么明显。更何况，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坚守统一台湾的底线，中国会不惜战争成本。3. 成本与代价会让美国做出理性的选择。当前应该说是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美国冒险为“台独”背书，与中国展开一场对抗，代价未免太大。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派出了航母战斗群为台湾打气，但最终抵挡不住各种压力，考虑到成本与代价而主动选择撤离。如今，美国国力相对不济，而中国已今非昔比。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军事现代化的投入，形成了反介入战略。此时，美国再来干预台海局势，恐怕成本更大，付出的代价更多。“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重振美国的理想、使美国变得更强大的愿望，恐怕难以为继。美国是一个崇尚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实用主义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做事所遵从的首要原则。中国要提高美国介入的成本与代价，让其明白干预可能导致自身利益严重受损或其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促其权衡利弊，最终做出理性的选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裕庆 张立齐 2018-03-05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下，加强“一国”政策和优化“两制”关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陆会更加自信地建构“祖国大家庭”，促进两岸融合，推动两岸关系进入“新时代”。 在十九大报告中我们看到大陆对台政策的新变化。“我们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这表明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下，加强“一国”政策和优化“两制”关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陆会更加自信地建构“祖国大家庭”，促进两岸融合，推动两岸关系进入“新时代”。台胞进入大陆体制内服务两岸关系的发展从和平发展的道路转为融合发展的方向是大势所趋。两者看似很接近，但实际意义却完全不同。和平发展是针对两个矛盾体所谈的道路，而融合发展却是专门给一家人开辟的亲情道路。后者将成为解决两岸之间长期隔阂的具体方式，并界定未来的政策方向。两岸之间现在交流虽然频繁，但事实上长期以来台胞还是维持一种既是中国人又是“境外人士”的身份，导致台胞一直无法进一步融入大陆社会经济中。彼此同文同种，但长期被当成“境外人士”对待就容易固化身份隔阂。因此，未来两岸关系若要持续推进反独促统，首要任务是实现两岸同胞真实的融合发展，让彼此通过融合达到“心灵契合”。基于台湾同胞是“在台湾地区居住的中国公民”这一法律逻辑，大陆未来应该依照宪法与相关法律原则，向台湾同胞提供越来越多的居民待遇，并大力鼓励台湾青年参与大陆体制内干部培训，如上党课、入党与各种干部培训机会，并且引导他们参与大陆政府的各种工作，让台湾青年成为未来反独促统的核心力量。在不久的将来，希望台湾同胞可以在大陆自由发展，在法律身份待遇上和大陆同胞一致，在参政、参军、党务、政务方面有职业发展空间，例如在台湾从事教育事业的同胞可以成为大陆教育系统官员，甚至有到地方政府锻炼的机会。如果机制安排能朝这些方向发展，那么大陆既能解决承诺“两制”的问题，同时又能提高台湾人民尤其是精英官僚对“一国”的认同。目前福建平潭实行台胞在大陆政府内工作的政策，但这远未能满足台湾青年想到更多大陆地方政府服务的意愿。在许多体制内干部培训中，台湾同胞常因身份认证问题被排斥，导致台湾同胞出现“自己是否是中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困惑。其实，只要台胞接受大陆政府体制内干部培训并通过政治审查，就可依据相关法律赋予其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享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让台胞由顾问成为真正有编制的公务员。雇佣合格而有完整政治培训的台湾同胞在大陆体制内服务，是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唯有这样，台湾同胞才可以在两岸统一前提前融入大陆社会。 融合发展的新思路两岸融合发展工作，除了台胞关注的18位身份证号码问题外，还可以从以下诸方面努力。第一，区别对待台湾各县市，制定更多接地气的政策。台湾所据福建沿岸岛屿居民的思维，与台湾本岛人民思考方式不一样。蔡英文当局最近的倒行逆施，导致两岸关系后退，严重影响金门老百姓生活。大陆可以使用“闽台分离”与“区块分离”方式来制定更多接地气的政策，更好地分配两岸政策资源。只要某县市公开表态反独促统，坚持“一个中国”，我们就应该优先给予红利待遇，从而给予台湾基层县市反独促统的竞赛动力。第二，台湾研究的视角要更加多元化，鼓励心理学、哲学甚至文学专家加入研究团队。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课题，对台湾青年的心理及其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台湾青年社会运动。大陆对台湾青年的宣导，可“多以图片少文字”和“多以轻松调侃少说教”的方式，传播两岸新话题，不要把连大陆同胞都觉得枯燥乏味的过气宣导方式用在涉台青年宣导上。第三，包容台湾青年，引导他们改变思维。最近台湾媒体报道，有所谓“太阳花学运”参与者隐姓埋名来大陆工作。其实，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不妨学习先贤统一华夏的胸怀，大度“安抚收服”这些曾经参加过反对祖国活动、后来又真正觉悟的台湾青年，并且给予他们认识祖国、改变自己的机会。根据历史的经验，这种真心悔悟的人才，反而愿意在前线为统一大业工作，愿意为国牺牲与奉献，并且会成为说服群众参与祖国统一工作的见证人。我们应该敞开胸怀，让祖国本身的实力改变他们，创造他们崭新的未来。两岸交流应面向台湾社会各阶层大陆应持开放的态度，让台胞有机会参与祖国发展建设，解决台胞圈内诟病已久的“被代表”现象。不要害怕台胞说真话，要让体制消化他们多元的声音，让台胞变成一支建设祖国的生力军。建议所有涉台座谈会与论坛，都效法“三三制”的人员参与原则，让三分之一的台商、三分之一的政党与社团代表、三分之一没有身份背景的基层群众来参与，这样就能让真正多元的声音发出来，供大陆政府选择与采纳。这样也会让台胞更认同大陆，而不会与大陆产生距离感，台商、政党、社团垄断台胞舆论的情况得以杜绝，从而成为台湾各个阶层融入大陆的沟通典范。完成两岸融合发展的目标，要求深化两岸交流工作。我们应遵循依法治国的原则，把台胞作为中国公民的一部分，恢复其权利与义务，划清其与“割据政权”、“台独”势力的界线，真正让台湾同胞成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大陆方面应该积极凸显自信，坚持原则，不要一味让利妥协，从而提升交流方式的深度和工作水平，使各个阶层的台湾同胞完全了解大陆社会自由、多元、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貌，进而达到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只要台湾同胞愿意主动亲近祖国，了解大陆，彼此融合，国家统一就会水到渠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田安澜 2018-02-13 香港特区将于2018年3月11日就港岛、九龙西、新界东三个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以及建测规园界功能界别议席进行补选。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立法会补选，很可能会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香港特区将于2018年3月11日就港岛、九龙西、新界东三个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以及建测规园界功能界别议席进行补选。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立法会补选，很可能会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一旦重夺议席，反对派势必会放大此次补选的政治效应，把这次补选塑造为香港民意对人大释法的一次公投，凸显其支持者能够用选票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决定，挑战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反对派重夺议席机会高三个地区直选都会采取单议席单票制。根据过往数届选举的结果来看，在地区直选层面，反对派与建制派的得票比例约为55%对45%。换言之，反对派如果不分裂，重夺这三个直选议席的机会相当高。当然，选举永远存在变化，在港岛和九龙西，建制派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议事规则》修订攻防战之后，反对派深感政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因此一定会在补选中抓住政治议题，进行恐惧动员，届时投票率可能较高，按照传统智慧，这会令反对派的选情进一步看涨。一旦反对派获胜，肯定会被反对派媒体和海外反华媒体炒作为香港民意战胜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分拆补选造成政治伤害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补选安排出炉后，建制派普遍批评3月11日这个补选时间点与全国两会的召开时间冲突，许多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港区人大代表的建制派人士必须告假，从北京赶回香港参加投票。然而，对于建制派来说，最大的伤害其实是分拆补选。在目前空缺的6个议席中，梁颂恒和梁国雄同属新界东选区，游蕙祯和刘小丽则同属九龙西选区。如果同时举行补选，上述两个选区须采用比例代表制，建制阵营有较大机会各得一席，届时将在立法会地区直选分组中以18席对17席，掌握分组点票过半优势，得以继续保持宣誓复核案之后形成的两个分组双过半格局。这意味着，建制派议员议案理论上都能获得顺利通过，从而在本届立法会会期内（至2020年7月）有足够实力为特区政府保驾护航，相应地压制反对派的政治空间。反对派深明个中利害，所以他们几经协调，反复权衡，最终允诺提供财政支持，力撑刘小丽、梁国雄在去年9月11日上诉期限届满当天提出上诉，而忧虑财政风险的罗冠聪和姚松炎则选择不上诉。这一政治举措成功利用司法程序之便，造成议席空缺的时间差，避免九龙西和新界东合并补选。特区政府随即就梁、游、罗、姚四个席位的补选作出安排，刘小丽、梁国雄的席位则留待法律程序结束而定。9月14日，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计划于2018年3月11日举行立法会补选，填补上述4个立法会议席空缺。特区政府官员曾公开表示，不会对反对派落井下石，不会搞政治小动作。选管会的补选安排实质上实现了反对派所期望的分拆补选，反造成对建制派的落井下石。分拆补选将为反对派提供两次机会来公开宣讲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不仅是反对派支持者的两次政治动员，也会把选举论坛变成对建制派的两次政治审判与羞辱，投票日实质上变为支持反对派的两次民意公投。分拆补选提高了反对派重夺被褫夺议席的几率，令补选后两大阵营的立法会地区直选席位（16对19）保持不变，分组点票的大好形势被打回原形。尽管《议事规则》业已修订，建制派仍不得不继续与反对派缠斗。更重要的是，补选获胜能够令反对派从去年7月宣誓复核案和8月加刑入狱双重打击后的低潮期走出来，集结力量，重振旗鼓。3月11日的立法会补选将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2019年开始，香港连续6年每年都有选举，选举常态化，而此次一旦补选获胜，反对派可能士气高涨，得以检讨选举协调机制，部署后续选战。可以预计，反对派议员当选之后，一定不会再在宣誓环节搞小动作，而是力求能够回到议事厅，一方面继续制衡建制派和特区政府，继续反中乱港，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立法会资源，厚植政治实力，培育地区势力，栽培青年军。3月11日补选日正值全国两会会期，而此次两会的核心议程是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换届，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大会。香港在两会闭幕、完成换届前夕举行补选，反对派不仅会利用选举议程羞辱建制派，更可能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甚至形成对国务院系统换届工作的舆论干扰。拒“港独”分子于选举门外面对当前的形势，建制派必须全面动员，迎难而上。议席固然要全力争取，夺得一席是一席，但是此刻更应着眼全局，特别是着眼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较量的实际需要，及早进行战略谋划，下先手棋，掌握香港形势的主动权。正如孙子所云：“因利而制权”，如此谋势，方可求得全胜。要言之，我们必须把握这次补选机会，真正确立香港选举的政治规矩，真正守住前门，拒“港独”分子于参选门外，不容他们触碰“一国”底线。这次补选要树立门槛，势必加剧选举议题的争议性，社会中可能出现一定的舆论反弹。然而，短期之内我们必须顶住政治、舆论压力，尽快着手完成选举门槛的设立，因为完成这个布局，将有助我们掌握香港政局的主导权，谋划出一个更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建立选举门槛，配合《议事规则》的修订，使反对派在立法会的政治空间受到严格限制，“武功”基本被废，相当于增强政府“行政主导”能力。2016年立法会选举前，特区政府首次推出参选确认书，试图阻止“港独”分子参选，但当时确认书缺少法理支撑，而具体裁量权掌握在一线选举主任手中，他们标准不一，政治承担力不同，导致执行过程乱象频生，没有签署确认书的参选人也同样获得参选资格，既无法实现政治目的，也为社会所诟病。此次补选，我们已经掌握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释法这个法律工具。释法条文第一款明确了参选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这一法律规定，必须在未来选举中得到具体落实。中央须明确要求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按照这一条款严格执法，具体落实参选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并直接向特区政府发出工作指引：一是细致、清晰明确反“港独”标准，二是明确要求所有补选参加者必须先签署参选确认书，不签署者无资格参选，选举主任必须严格执行同一标准。在去年的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中，选委会严格要求参选者签署确认书，并按照确认书的要求，比对签署者的公开言行，最终把试图参选搅局的反对派人员拒于门外，而此举的社会反应相当正面。人大选举的经验值得在立法会补选中予以汲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8-02-08 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有所下移，但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提升，政策的重心建议更加关注改善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提升新兴经济产业发展等方向。 新时代大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将呈现五大结构性变化，包括经济再平衡、大众消费时代、走向福利国家、大都市化、追求国际影响力，这些变化将对2018年的经济增长和政策改革产生具体的影响。去年中国经济增长超预期，除了内在增长动能有所企稳外，政策刺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有所下移，但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提升，政策的重心建议更加关注改善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提升新兴经济产业发展等方向。政策刺激推动增长超预期去年经济增长6.9%，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内生性增长的触底回升提供了支撑。我们用去掉基建地产金融三项后的经济增长来代表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该数据在2016年4季度触底后（4.4%），在2017年1季度出现超预期回升（5.2%），虽然2季度后有所回落，但也高于上年的增速。其次，受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较大的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上升。基建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步上升，对冲了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下滑。随着2、3季度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回落，基建投资对GDP的拉动回升，主要被用来稳定经济增速（2、3季度分别拉动GDP增长1.11%、1.24%）。第三，出口在上半年形成较大贡献。出口在2017年1季度和2季度拉动GDP明显，较2016年4季度边际提升0.8个百分点。计算显示，2017年净出口对增长贡献了0.5个百分点以上，边际改善了1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对此轮全球贸易复苏贡献最大，2017年上半年分别贡献全球进口和出口的20%和12%左右（美国分别贡献10%和8%左右）。第四，政策刺激在2017年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财政支出增速上升、去年国开行1.6万亿专项金融债的滞后影响、5,000多亿棚改货币化的刺激和社融的同比高增速，均意味着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比较明显。弱V型复苏自2017年下半年起，信用收缩开始加剧，可能对经济产生较大下行压力，预计2018年1季度经济见底（实际GDP增速可能跌破6.5%），但随后温和复苏，整体增长重心较2017年下移。投资：信用收缩掣肘资金来源，2018年投资增速预计先降后升。2017年以来，资金来源增速持续降低，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掣肘。资金来源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影响预计延伸到2018年1季度。随后，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政策可能会发生微调，带动投资增速从2018年2季度逐步回升，全年呈现弱V型格局，增长6.6%。首先，房地产销售增速预计降至负值，但房地产投资降幅相对温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领先房价同比约12个月，2018年2季度房价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房价预期转向悲观，将进一步影响房地产销售。如果限购政策不松动，预计2018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降至-8.5%左右；同时由于房价同比转跌，房地产销售额增速可能降至-9.0%左右。其次，基建投资为对冲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主要手段。2016年以来，基建投资与财政支出相关性增强。2018年预计财政支出同比增速维持低位，对基建投资形成负面影响。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仍可能通过扩大地方专项债、PSL等方式刺激基建。拉动基建的行业可能不再是公路、铁路等方面，而是污染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第三，制造业投资面临价格和贸易回落影响，但新兴产业可能得到政策扶持。2018年PPI同比和全球贸易改善幅度大概率回落，预计将对制造业整体投资形成拖累。从制造业投资的内部结构上看，国家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可能推升电器、机械、计算机、汽车等相关细分行业的增速表现。消费：地产链条对消费影响有限，整体消费增速预计平稳。地产销售传导至下游家电、装潢等领域的滞后期为8—12个月，地产下游家电、装潢等领域占消费比重相对不高，因此预计2017年消费受地产下滑影响相对有限。预计2018年消费增长10.0%，较2017年的10.2%下滑0.2个百分点左右。外贸：名义GDP增速回落将影响中国出口。2018年随着价格涨幅的回落，全球名义GDP增速预期回落，2017年全球贸易增速大幅回升的态势难以再现，将导致全球贸易改善幅度减弱。如果中国经济出现较明显减速，将进一步拖累全球贸易，并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同比增速。通胀：CPI同比上升，但PPI同比将显著下降。2018年CPI同比预计上升，但PPI同比预计下降。服务和基数效应将推升CPI同比升幅；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对工业品价格的支撑将边际趋弱，叠加基数效应，PPI同比大概率回落至3%以下。PPI回落幅度将大于CPI升幅，整体GDP平减指数预计下降，如果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将上升。海外：美国在减税的支持下预计维持较高增速，欧元区目前的强复苏持续性可能不大。美国减税将刺激短期经济增长。2018年，税改、基建等财政改革有望对美国经济形成支撑，整体经济增速最高预计在3%左右。逆周期政策稳健，关注长期结构问题首先，建议逆周期政策保持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偏紧，但信贷需要维持中性，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为了配合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预计货币政策短期仍保持“稳健中性”的偏紧状态。如果2018年1季度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货币政策有望转向边际宽松，可能主要通过央行向国开行发行PSL的方式来实现。预计2018年预算赤字额为2.38-2.54万亿元，预算赤字率可能为2.6-3.0%，实际财政赤字率可能进一步下降。国务院50号文、87号文和92号文的严格执行继续约束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准财政”需要发力，包括扩大地方专项债和国开行支持基建投资。其次，需要提升研发投资，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增加研发投入。2020年的目标是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5%，但目前只有2.1%。假设未来几年GDP增速在6.5%左右，未来3年需要每年增加2,000-3,000亿研发支出，预计拉动GDP增长0.24-0.36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新经济成分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依然远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但最近几年新经济对GDP的拉动作用开始上升。再次，经济再平衡的核心是提升消费率。产生“灰犀牛”的原因在于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造成实体经济的不平衡和失效。破除“灰犀牛”的最终途径是通过经济再平衡，去除产生“灰犀牛”的经济土壤。当前中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相比依然偏高，意味着整体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性仍较强。中国的国民可支配收入大幅上升，但居民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所以中国的总储蓄率大幅上升；从国际对比看，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仍远高于美国。中国居民为养老、教育、买房而储蓄。控制房地产泡沫发展，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提升消费率。近两年看，城镇化拉动房地产需求可能是个伪命题，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变化不大，但过去两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却大幅增长，说明投资投机需要比重较大。此外，政府消费需要增加支出，提供保障性需求。随着经济再平衡的进行，需要增加政府在养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通过转移支付增加社会保障，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最后，防止“明斯基时刻”的关键在于宏观稳杠杆。“明斯基时刻”更多指向金融系统。当前房价的高位止涨、2015年的股灾都与“明斯基时刻”有关。防止“明斯基时刻”有两种思路：凯恩斯刺激增长的思路与货币学派控制信用的思路。我们建议政策选择倾向于后者。建议稳杠杆分阶段进行，即转杠杆→稳杠杆→降杠杆。第一步，转杠杆，是指将债务从杠杆率较高的部门向较低的部门转移，目的是通过债务结构的优化，来降低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比如，从2017年初开始的三四线城市地产去库存，完成了从部分房地产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杠杆转移。第二步，稳杠杆，是指通过“稳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抑制住金融机构增加杠杆的冲动，并且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加大约束，来控制住整体债务增量，抑制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第三步，降杠杆，是指通过债券股、温和通胀、兼并重组等方式来减少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