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5-11-24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内外部局面，经济增长动能十分疲弱。社会各界对“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分歧较大，悲观者认为，经济增长将延续金融危机以来的下滑局面；乐观者认为，中国仍将实现相对高速增长。因此，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是“十三五”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建议，“十三五”规划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支点和抓手，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转型，改善民生福利。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比2010年上半年的峰值11.4%大幅下降4.4个百分点。往前看，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根据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简单推算，“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6.5%。如果翻番目标以美元计价，考虑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年度增长可能需要更高一点。这是一个底线增长目标，如果低于这个目标，翻番目标将难以实现。如果未来宏观政策做出更加积极的调整，将会提高私人部门的信心，再加上此前宏观政策放松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会得到缓解。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2016年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稳定下来。落实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使得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82-1985年大幅提高到5成，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使得TFP的贡献在1991-1994年提高到6成以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TFP的贡献在2002-2007年提高到5成以上，大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从此前的10%大幅下行至7%左右。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深入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十三五”是落实改革的时间窗口，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改革的两个重点。从迫切的财税改革和政策来看，2012年以来广义政府部门的储蓄持续快速增加是个大问题，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比较大，需要尽快着手解决。截至今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接近21万亿元，较2011年底增加10万亿。政府储蓄意味着大量资金闲置，造成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而且还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除了地方政府的“少作为”是个重要原因外，地方政府缺乏财政自主权是个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无法将一个项目的沉淀资金用于其它方面的支出，致使当前盘活存量政府储蓄进展缓慢。此外，鉴于中国企业和居民部门的税负较重，建议运用广义政府大量的存款，降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过高税负。 建议围绕金融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和金融风险管理这三条主线对金融改革做进一步的深化。第一条主线是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包括完善利率体系，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交由市场决定，提高资本跨境流动的便利性，降低金融机构国有股权比重和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加大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力度，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第二条主线指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重点是构建多元业态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以改善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构建科技金融体系以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第三条主线指向金融风险管理，重点是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测和管理，避免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实现以人为本的增长 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应该成为民生工程的重点。首先，土地制度改革尤为关键。土地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打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渠道，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其次，另一重要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也亟需深化。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无疑有助于进城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消除户口带来的就业壁垒也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逐步建立统一的社保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养老金改革。首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建立统一、公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来不排除将养老保险上交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可能，这也符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的需要；其次，为了提高养老金投资的收益，全国社保基金未来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地方类养老金投资的权益类投资比重也可能会大幅提高，这也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最后，鼓励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升消费率，促进宏观经济转型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我国过去十年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也有居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居民消费率从47%下降至35.9%，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下降约7.2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1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有三分之一是受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另外三分之二由储蓄相关的因素导致。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压低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抬高了居民储蓄率呢？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外，制度性的因素有很大关系。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不足，造成了政府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挤压了居民的收入。 “十三五”期间，需要提高消费率。首先，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扩大，有利于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其次，降低税负、改善税制，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最后，利率市场化将提高存款利率，提高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利息收入。我们预计，2020年居民消费率会比2014年提高3个百分点，达到40.7%。此外，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消费性支出（特别是科教文卫等公共支出）需要有所增加，即政府消费率要上升。预计政府消费率将总共提升3个百分点，即由2014年的13.5%上升至16.5%。该预测符合国际经验。 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 发展绿色GDP。“十二五”期间将超额完成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指标，但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长压力依然巨大，煤炭消费量比重仍然偏高，高耗能行业比重也仍然偏高，意味着发展绿色GDP的任务更加紧迫。“十三五”期间需要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地方政绩考评指标，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传统产业去产能。解决产能过剩，除了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淘汰落后产能外，还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将加强部门的合作，包括产业、土地、环保、节能、金融、质量、安全、进出口等部门协调配合，同时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强化事中和事后纵横协管。在财税方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和环境保护税。在土地改革方面，工业用地价格有望提高，一方面弥补商业用地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能抑制工业产能的盲目扩张。此外，在环保治理方面，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完善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产业准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上限，倒逼超标产能退出、节能减排达标和自然环境改善。 加大创新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加大创新投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我国对科研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2013年中国R&D支出占GDP比重首度突破2%。然而，这样的成绩仍不足以快速拉动经济增长，有必要就当前我国创新工作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针对性措施，让创新工作再次提速。
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灵敏 2015-10-23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偏差和模糊之处。不厘清这些问题，类似《开罗宣言》海报、手撕鬼子这类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在外媒的广泛报道下，它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最近，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开罗宣言》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该电影的海报将根本就没有参加开罗会议的毛泽东，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以同样的姿态呈现，而真正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却被排斥在外。尽管该电影制片厂对这种做法有自己的解释，但这样的海报显然有明显的误导作用，遭到方方面面的口诛笔伐并不奇怪。 除了此次风波之外，近几年大行其道的抗日神剧，也因为手撕鬼子等各种“雷人”情节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吐槽”和调侃。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抹黑、质疑共和国历史上包括抗战时期英雄人物事迹的真实性。 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过去很多年来在抗战教育上的偏差有关系。此外，相关的学术研究也禁忌重重，有很多不能触碰的领域，而影视工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也往往下意识地去跟随这种“政治正确”，于是出现了很多违背历史和事实的荒唐做法。历史虚无主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抗战史观的反弹。 显然，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偏差和模糊之处。不厘清这些问题，类似《开罗宣言》海报、手撕鬼子这类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在外媒的广泛报道下，它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加强对日本的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其实是日本和俄国，真正意义上向欧美学习反倒少很多，以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名词，都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日本在很长时间里是我们的重要学习对象，这是事实。 不过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心平气和地谈论日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早年，我们基于华夷思想一直蔑称日本为“东夷”，但这个蕞尔小国竟能打败大清帝国，后来居上。被一个自己从来不当回事的对手打败，这使中国人始终在自卑、自大和愤懑之间徘徊，而难有客观务实的眼光。因此，对日本的鞭挞从来不遗余力，而不愿意承认日本的优胜之处。 在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中国全年的钢产量不过数万吨，而日本的产量则几乎百倍于中国，中国缺乏可以抗衡日本装备的本国独立军事工业体系。像苏德战场那样双方动辄出动数千辆坦克的会战，像太平洋战场那样双方不时出动上百艘军舰的海战，在中国战场难以发生。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肆虐于后方各大都市上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程度低下而导致军事能力低下的真切映照。 如今，日本虽然在GDP总量上已经落后于中国，但整体而言，其经济的内在质量要比我们强很多。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应该被批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日本的优胜之处。近几年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已经显示，日本决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 随着中国的崛起，某些国人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一些愤青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在他们看来，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另有一些人则被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日本陷于停滞的表象所迷惑，认为日本已经日薄西山，中国即将超越日本。 应该说，这种虚骄之气是要不得的。即便到今天，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还是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程度。近8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然而到了今天，国内大部分的日本研究者，仍需要到1928年完成的《日本论》和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寻找灵感。当反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坦率的而不是投机的、实事求是而不是意识形态先行的日本研究，遂成为稀缺的东西。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 1840年到1945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屈辱历史。在将近100年的时间当中，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可以侵略中国。在抗日战争之前，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众，民众的国家认同是不强的。抗日战争时期，绝大部分人把抗日救国当成自己的任务，实现了民族觉醒。可以说，抗战是我们整个民族抵抗外侮、抵抗异族的一场胜战，是整个民族，不分军民、不分党派一起拼死抵抗外族入侵的一场胜仗。 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而被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1870年，战败的南方军事统帅李将军长眠在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为他竖起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南部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们在战后都没有被清算和审判。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公开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战将伤亡怎会如此惨烈？ 对于国民党的抗战策略，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抗战是极为艰难的伟业，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太过理想化。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落后，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而此时的日本则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此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都曾被迫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任何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兵 2015-10-09 今天，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国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当年中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和世界，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转折和奠基时期，从“东亚病夫”到“世界四强”，从“苦撑待变”到“积极促变”，从“弱国外交”走向“大国外交”。在战争后期中国积极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积极参与战时国际合作和战后国际秩序建构，使中国逐步走向世界政治大国。挖掘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历史资源，对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对促进当前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抗战时期外交成果 收回国家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收回失去的主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正常国家，是战时中国的重要任务。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大有进展。 首先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平等。由于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被美英等西方国家所认识，使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可能。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签订了平等新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租界等在华特权，接着中国与其它国家也签订同样的条约，最终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废除。其次是收复被日本占领的领土，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都将归还中国。第三，利用抗战期间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巩固边疆。抗战时期中国不仅收复了东北、台湾，也加强了对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控制。 支持亚洲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抗战后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身份积极倡导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对世界弱小之民族，给予了同情与道义支持。作为四大国之一，中国不只是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以一个大国身份，抓住战时国际体系转型的机遇，帮助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这是抗战后期中国外交与以往屈辱外交的显著区别。以往的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的、应付式的，而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体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参与，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其主要举措包括远征军出征缅甸、扶助朝鲜独立运动、扶助越南独立运动等。 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作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丧失国家权益，对于战争避之犹恐不及，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境外作战的记录。抗日战争改写了这一历史。为协防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入缅作战。尽管中国战场也急需重兵，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共同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作为亚洲代言人，中国重新负起对于周边国家的道义责任，支持邻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在近代成为日本殖民地后，迫切要求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中国对此给予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批准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该方案对承认朝鲜独立、援助朝鲜光复军及军事费用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抗战期间中国还积极支持越南独立运动。1942年10月，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中国还支持越南在华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培训了大批独立运动青年骨干。 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建构。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中国虽然处于弱势，但已不再是被动接受者，也不再是国际体系的边缘者，中国开始以主人翁的态度承担起大国责任，参与战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秩序的构建。二战后期，国际社会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等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维系了战后70多年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同美、苏、英三大国一起共同承担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责任。在亚太地区，中国承担了独特的大国责任，帮助周边国家抵抗日本侵略、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在创建新的国际组织方面，中国也担负起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大国责任，为联合国的成立、章程制定，为人类集体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 这些外交遗产对当前两岸关系、中国外交、亚太国际关系、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近代中国外交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奠基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中国大国梦的基石和源头。 首先，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制在外交上进行了协调与合作，尽管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但是与内政相比，在大多数外交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总结这段国共外交互动、合作抗日的历史经验，可以增加民族凝聚力，增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对抗战历史的认同，有助于探索当前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在涉外事务方面的协商与合作，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维护东海、南海“祖权”，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 其次，对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五常”身份等确定的地位，战后的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抗战后期的大国外交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框架进行了设计，奠定了战后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石，这对当前中国的亚太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鉴及启示。特别是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同盟不断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不断升级、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推翻战后国际秩序的背景下，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任务日益迫切。今天，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国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当年中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和世界，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服务当前外交的措施 抗战外交研究应成为国家行为，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 一、运用中美联合抗战历史资源，服务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联合抗击法西斯，是中美两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源和情感记忆。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有助于建构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两国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唤起共同的记忆，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为建设新型中美大国关系、共同维护战后国际新秩序服务。 二、运用中国与周边国家联合抗战的历史资源，服务当前周边外交。抗战时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身份积极倡导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中国对朝鲜、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是今天发展中朝、中韩、中越关系的宝贵历史资源。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合作抗日的经历，有助于为当前周边外交奠定历史基础。 三、运用中国参与联合国创立的历史资源，支持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中国应该大力倡导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四、在对外交往中，开展国际友人公共外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习近平主席颁发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中就包括这些国际友人的后代或遗孀。今后应该一如既往地加强与这些国际友人后代或遗孀的联系，把国际友谊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促进中国公共外交。 五、进一步加强抗战外交的学术研究。对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范式陈旧，较少从中华民族团结、外交历史发展的视角实事求是、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其次，抗战史研究较少采用亚太国家合作反对法西斯的视角，而事实上，挖掘这些共同的历史资源，对在亚太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5-08-28 空气污染的治理一定要因地制宜，切忌搞一刀切，应结合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综合考虑。 据国家环保部7月13日发布的数据，6月份近75%中国大城市未能符合空气质量标准。怎样科学地看待环境问题呢？我们应该采取一种理性而折衷的态度，既不能对环境污染熟视无睹，又不能搞环境极端主义。看待环境污染的最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是承认环境污染为经济增长和人类生产活动的副产品，这在发达国家的大量学术文献中早已得到印证。石器时代没有任何人为的污染，但是经济和生产水平也非常落后，所以，我们的态度不能盲目和走极端，而应该有所取舍，寻找科学的平衡。这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 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倒u曲线关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工业结构日益复杂，我国空气污染状况和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同时，工业化和机动车导致的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黑碳、汞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居全球前列，以PM 2.5和臭氧为代表的二次污染日趋严重，已成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的主要障碍。现阶段我国大气环境多污染物、高浓度、多尺度、多来源的复杂污染特征，是发达国家历经上百年陆续出现的问题在我国二十几年内集中爆发的典型表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冲突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著名“倒u型曲线”论述，认为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一些学者指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也可能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将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但是一旦经济发展超越了某一临界值点，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反而会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目前这一结论已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轨迹似乎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由煤支撑的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伦敦就开始出现烟煤污染大气的问题，在无风季节，烟尘与雾混合并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散，伦敦也因此被称为“雾都”。1952年12月4日，伦敦上空的冷高压导致大气湿度增加，风力微弱，污染物难以扩散，呛人的浓厚烟雾弥漫全城5天之久，几天内死亡人数比平时增加了4,000人，这就是著名的“伦敦大雾”事件。数据表明，死亡高峰与二氧化硫及烟尘的浓雾高峰基本一致。此后，英国政府陆续颁布各种法案控制城市居民用煤量和工业生产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污染，终于通过长达20年的空气污染治理使伦敦的雾日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975年的15天，而1980年则降到5天。 同样，美国的老工业城市芝加哥也曾面临同样的空气污染问题。凭借便捷的水运条件，这里曾经是一座以钢铁产业为支柱的重工业城市，并因此被称为“美国工业的心脏”。然而，空气污浊、河水黑臭、包括密歇根湖在内的五大湖地区食用鱼甚至一度濒临绝种等问题使得芝加哥被称为美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之后芝加哥通过产业升级，用3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经济形态和产业质态的转型，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会展中心和信息技术中心，城市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为世界各国的环境治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城市空气污染的自然和人为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然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对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的压力。现在，空气污染问题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它已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区域性问题，并且已造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因此研究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迫在眉睫。 我国城市污染主要是空气污染，包括固体颗粒污染物（PM10、PM 2.5等指标）和以NO2、SO2为代表的气体污染物。笔者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对我国省会城市的空气污染做了大量的量化研究，得出一些主要研究结论： 1、以PM10作为环境指标得到的结果 总人口数和空气中PM10含量之间存在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总人口的增加，空气中PM10的含量持续增加。土地面积和空气中PM10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减关系，即随着土地面积的增加，空气中PM10的含量持续减少。全年日照时数和空气中PM10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全年日照时数的增加，空气中PM10的含量持续增加。年降水量和空气中PM10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减关系，即随着年降水量的增加，空气中PM10的含量持续减少。年末实有道路长度和空气中PM10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年末实有道路长度的增加，空气中的PM10含量持续增加。 2、以NO2作为环境指标得到的结果 地区生产总值和空气中N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空气中NO2的含量持续增加。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空气中N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减关系，即随着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的增加，空气中NO2的含量持续减少。 3、以SO2作为环境指标得到的结果 地区生产总值和空气中S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增加。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和空气中S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增加。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空气中S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增加。年降水量和空气中SO2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减关系，即随着年降水量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减少。水泥产量和空气中S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水泥产量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增加。钢产量和空气中SO2的含量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钢产量的增加，空气中SO2的含量持续增加。 4、以“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作为环境指标得到的结果 总人口数和“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减关系，即随着总人口的增加，“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持续减少。年降水量和“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之间是对数线性递增关系，即随着年降水量的增加，“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持续增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不同城市之间的空气污染情况差异很大，但笔者还是找到了一些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总体来说，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因素包括“自然”和“人为”两类。“自然”因素就是雨和风。一般来讲，在降水多和风大的地方，空气污染的情况都相对较轻，反之则较重。影响城市空气环境的人为因素较为复杂，前面已经有分类讨论。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同一经济指标或自然地理指标对不同的空气质量指标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在处理经济增长和空气质量的关系的时候，应当更清晰地分析当地空气质量的现状和空气污染的类型，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时候因地制宜，建立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薛凤旋 2015-08-27 快速形成的高铁网络对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格局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借助高铁推进中西部城镇化、实现区域经济转移及空间布局重整，将是良好的选择之一。 2008年金融海啸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此次全球经济的大变动，伴随着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外交及经贸新形势，以及我国高铁技术的成熟和高铁网络的快速成形，推动我国城镇化步向新的空间格局与模式。 农民工主导的城镇化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出现了经济大转移。资本由西方流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的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低增值工业为主。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成为这一轮大转移中国际资本追逐的对象。我国劳动者素质高、守纪律、工资低而且勤劳实干，并大量集中于沿海地区，成为西方工业转移的主要落脚地。各种形式的三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大城市及其周边新兴工业城镇结集，吸引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使他们成为半城镇化的农民工，即人在城市务工，但户口却仍在农村。我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演化为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经济区，推动了我国持续30多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中国的城镇化表现出新的特点，被称为“外力驱动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最大动力来自三资企业，以低技术、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及低税率为主要投入，其特点是大量来自农村、教育水平低及没有技术的年青富余劳动力流入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镇化。这一时期的城镇化催生了三个超大城镇群，即珠三角、长江角、京津唐城市群。 在1979-2009年期间，中国出现了年均9.9%的经济高速增长，大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由约4平米增至约25平米；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4%（1980-2004）；城镇化率由18%增至46.6%，每年增加1.3个百分点。在30多年的城镇化过程中，涌入城市的人口99.9%都有工作，是典型的城市经济“拉力”的实例。当然，这过程中也存在农村的“推力”，因为我国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太小，客观地存在大量富余的年轻劳动力。 由于中国特殊的人口及城市管理体制，“打工仔”、“打工妹”虽然在城镇居住及工作，但却不能拥有正式城市市民身份，他们不能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是另类或“低档次”的城市人口。此种状况被称为“半城镇化”形态，主要特征包括：商务中心区建设，工业区、开发区建设，住房商品化、高自有率（80%以上），大量高级花园住宅区，市、镇政府办公楼“白宫”化，农民工单身宿舍、棚户区，城镇福利二元化，用地粗放化，形象工程，洋化倾向，千城一貌等。总之，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发展，如同我们的出口工业，基本上是粗放求快，不重规划、质量和效率，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现象。 高铁崛起影响中国城镇化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也出现全球性发展新格局。这次从西方传统工业大国和发达国家部分“转移”至中国的将是金融业及高增值、高技术的资本性产品（装备工业）和耐用性消费品工业。我们预期中国会由此获益，崛起成为世界金融大国、资本大国，而且也将成为全球资本和技术密集、资本性（装备工业）及耐用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 中国高铁产业基于此背景异军突起，成为中国高端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标志。高铁的发展历程，有不少特点与汽车工业及飞机制造业类似，但不同点在于它起步更晚，发展速度更快，而且已形成产业链效应。中国中车带动不少中小零部件供应商、装备行业及高端三产跨入国际市场，特别是与金融、保险及专业服务商一起“抱团”“走出去”。 在2006-2015两个五年计划期内，中央为高铁建设投入5.7万亿元人民币。我国除了建成16,000多公里、共40多条线路的高铁网，成为拥有全球一半以上里程的高铁王国外，亦发展了时速140、160、200、250、300-350及380公里的不同类型机车，而最新测试的机车时速达到608公里。 我国在高铁产业中还有其它重要特点：首先，中国是全球唯一能生产档次齐全并适应不同气候条件高铁产品的国家；其次，中国高铁的单位成本及票价收费只是欧洲和日本的1/2-1/3，具有全球性竞争力。据估计，各国在2010-2024年间要新建1.9万公里高铁，海外高铁投资需求可达8,000亿美元。我国将在这个新兴市场内成为最具竞争力的投资与建造者。 中国正推动实现三条洲际高铁线路，以改变国境周边的地缘政治和促进对外经济关系，即通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欧亚铁路、由乌鲁木齐经中亚到德国的中亚铁路、从昆明连接东南亚直达新加坡的泛亚铁路。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它会进一步助力中国及周边国家进入高铁时代，我国边境地区城镇化的格局必将大变。 快速形成的高铁网络对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格局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城市发展与城镇化规划上，我国在2014年推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2014-2022规划》。在规划中，除主体功能区与陆边口岸这两个重要的城镇发展动力之外，另一个动力乃逐步形成的高铁网。该规划设计的2022年城镇化规模为：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60%，其中户籍人口占总人口45%，并对全国28个5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要求严格限制。规划亦强调节约城镇土地使用，落实低碳、绿色及智能城市的建设。若要达到规划所定下的目标，借助高铁推进中西部城镇化、实现区域经济转移及空间布局重整，将是良好的选择之一。 政策建议 鉴于高铁在质、量与空间形态上对未来10-30年的城镇化的重大影响，我们建议政府未来的施政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首先，因应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在城镇化宏观布局上，突出我国东部沿海的传统大城市、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地带。它们属于高铁产业和装备工业集中的地区，将会是下轮城市化与经济高速发展的集中地。东部及中部六大城市群将会进一步发展，包括上海、天津、哈尔滨、重庆、成都、西安、昆明、义乌等城市的周边地区。 其次，在六大城市群中高铁节点城市，依托高铁车站发展新兴卫星城市。我国高铁规划采取了在山地穿洞、在平原高架的设计原则，使线路平直、行车快速安稳、减省收地成本与时间，同时也避免切断线路两边的交通，达致低成本、省土地、设工快的效益。因此，高铁站一般离开市中心有一段距离，只在土地资源较多的郊区选点。通过合理规划，高铁站区块可建成新型多元交通交汇中心，在车站周边建成新市区或新CBD，吸引总部经济、金融、物流、信息、会展、商贸产业及文化娱乐产业聚集，成为大城市群中的新发展极，拉动超大城市的卫星城建设。 全球经济又一次大转移与高铁时代方兴未艾，中国需要充分考虑新形势、新潮流对空间经济和人才与人口流动的影响，着手审视2020年后的中国城镇化政策规划，提前谋篇布局。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5-08-27 坚持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以最大的努力把“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落实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外交之中，淡化地缘政治博弈色彩，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旨在强化它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并试图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找到更大的立足点，拉拢更多利益一致的国家。该战略高调提出后，本地区的局势变得相当复杂，而最近中美军机在南海对峙，更使双边关系颇具火药味。中国该如何应对中美之间日益复杂的局势，考验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 中美关系框架下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发展同美国、俄国等大国的关系，尤其是美国。鉴于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角色和对亚太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在与亚太诸多国家和地区打交道时，往往会“绕道华盛顿”，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纳入中美关系的大框架，这一传统做法有其合理性。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时期外交方针把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关键位置，习近平更以“远亲不如近邻”为这一政策做出了通俗的解释。2013年9月，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十八大之后，外交部长王毅连续五次到访东盟，习近平主席去年出访印尼、马来西亚后，李克强总理访问文莱、泰国、越南。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继“新型大国关系”与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最重要的外交政策。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半年来，南海地区的局势不但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渐趋紧张。菲律宾多处刁难中国，越南试图把并无争议的西沙群岛纳入“有争议的”领土范围内，美国在该议题上越来越采取进攻性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办？ 笔者认为，坚持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以最大的努力把“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落实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外交之中，淡化地缘政治博弈色彩，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 对中国崛起感受最强烈的国家，除守成大国美国之外，无疑就是我们的近邻。东盟当初成立时，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些小国家希望能联合起来，以集体的方式同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打交道。再加上领土领海纠纷等历史原因，尤其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扮演的角色，中国同“近邻”的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得到显著改善，更不可能都朝着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努力的方向发展。因此，客观冷静面对复杂的地区形势，对美国和周边国家承诺中国不谋求欧亚大陆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从而减少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怀疑和防范，这显得尤其重要。 深耕细作经济外交与公共外交 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加紧推行“重返亚洲”政策，但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十分有限。美国智库人士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虽对中国有所顾虑，但历史上中国鲜有“以大欺小”的记录，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友好的。同时，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周边国家，及时提出“一带一路”等引人瞩目的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美国始终无法在这个地区找到“重返”的立足点。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等待机会，等待该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或者等待中国“犯错误”，即等到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激烈冲突，或者出现某种让中国邻邦感到极端不安的事件。到那时，美国实质性的“重返亚洲”就容易得多。日前，美国某智库就提出，经过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与中国的对峙以及中国激烈的回应后，美国“重返亚洲”、加强在南海的存在、多头并进、领导该地区的时机可能已经到来。 虽然形势咄咄逼人，迄今为止中国依然保持冷静。中国的确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与领海纠纷，但这些国家传统上都是友好国家，且以其实力并不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如果在同这些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动辄以武力威胁，反应过激，可能会促使日本成功地联合域内国家来抗衡中国，更大的可能是为美国“重返亚洲”提供了奥援，为其提供掌控东亚的立足点。这都是中国不愿意见到的。 中国不怕美国“重返亚洲”，更不会忌惮域内任何国家，但在近期若干年，和谐的周边关系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后不被美方理解，甚至波折不断，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存在误解。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及其对国际体系转型与国际权力转移带来的风险深怀忧虑。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体系的相互沟通与塑造。 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与美国的躁动，考验中国领导人推行睦邻友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努力。消除一些国家日益加深的对华忧虑甚至疑惧，不只是靠外交层面的工作就可以解决的，更需要深入细致的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来推动，甚至需要一些民间团体和社会智库出面安排私下沟通与运作。 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在世界尤其是亚洲周边国家眼里，早就不再是一个遭受了百年屈辱的弱国，而是一个几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中国的一言一行，包括外交部发言人铿锵之语和各大媒体不乏情绪与激愤的新闻报道，都会被世界尤其是比中国弱小的近邻仔细解读。 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海风云再起，美国急于“重返亚洲”，充斥于中国媒体的解读是：美国感受到“一带一路”战略在地缘上对其利益的严重挑战，挑拨周边小国闹事，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在美国、日本、尤其是东盟一些国家的媒体上，情绪化的话语相当类似：中国强大了，准备开始以武力改变现状，要开始欺负那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了。应该说，持这种看法的人士越来越多，这对我们防止中国威胁论蔓延、开展和平外交是相当不利的。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演讲时指出的：“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一代领导人对世界潮流，对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都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当前的外交重点之一是孤立日本，切忌四面树敌，张牙舞爪。我们不仅自己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更应该让近邻与世界理解并接受我们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立场。 中国目前需要做的事情，是要让周边国家相信中国的诚意，相信中国无意重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也无意执行与美国迂回作战的“西进”战略。除了适当规管国内媒体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处乱不惊，适应自己迅速崛起的大国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我们有领导亚洲的责任，需要制定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为域内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为地区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与周边国家深化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这是中国应对美国“重返亚洲”行动的最好策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5-08-27 硬平衡与软平衡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原则。硬平衡更多地表现为遏制，软平衡则表现为接触，展望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软平衡为主，硬平衡为辅。 近期，中美关系出现一系列杂音。这些杂音分为两个方面：威胁之声与合作之声。在威胁之声方面，首先，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之内二度访问印度，美印联手制华的论调盛行；其次，奥巴马接见达赖喇嘛，干涉中国内政惹中国强烈抗议；再次，在中美军机南海对峙后，美国军方集中发声，鼓吹中国军事威胁。 在合作之声方面，首先，2月6日，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宣布，美方已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她表示，美方希望扩大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其次，2月7日，美国白宫发布《国家安全策略》报告称，虽然美国依然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反对任何通过恐吓解决领土纠纷的做法，但当前美中合作范围确实前所未有。报告指出，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美国寻求与中国在共同面对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 这些既竞争又合作的声音是中美关系竞合并存的应有表现。这为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提供了某些信息指引。本文尝试从权力平衡的视角，结合这些表象信息来探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中美权力失衡趋势 权力平衡是一个古老的国际政治概念，其核心在于阻止系统内占据优势地位国家的出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平衡分为两个维度：硬平衡与软平衡。硬平衡注重物质实力平衡，软平衡则看重规则制定。硬平衡是软平衡的基础与前提，软平衡是硬平衡的延伸与补充。硬平衡与软平衡共同使用，但重视程度不一，视乎具体情况而定。 美国战略学者所称的中国崛起主要指中国在物质实力方面的增长，以及由此在亚太地区所造成的物质实力失衡格局。然而，在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软实力的进展予以重点关注。软实力体现为中国在一系列地区及国际组织影响力的扩大，尤其是在一些美国未参与的地区及国际组织中，比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机制。最近中国政府力推的“一带一路”战略也被误认为是中国构建地区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尝试。 美国对华政策兼顾硬平衡与软平衡 硬平衡涉及物质要素的平衡，主要指经济实力、政治稳定、军事力量以及外交战略领域的平衡。硬平衡的手段很简单，增强自身实力，削弱对手实力。对于美国而言，在经济领域，美国对内出台政策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对外则增加美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削弱竞争对手；在政治稳定方面，对内重点解决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影响政治稳定的事务，对外则通过各种手段削弱对手的政治稳定，包括支持竞争对手国内的反对派、分裂势力等；在军事力量方面，对内加强先进武器研发，保持军事技术优势，对外则加强关键区域军事部署，扶植军事同盟；在外交战略方面，巩固既有同盟，寻找新伙伴，保持国际话语权。 软平衡涉及制度要素的平衡，主要指一系列规则的制定、机制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巩固自身制定规则的主导能力，增强自身在机制中的决策影响力，以规则、机制来确保自身优势地位的延续。对于美国而言，首先，继续保持美国在全球及地区重要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机构中的优势决策影响力。 其次，在失衡格局地区组建新的地区机制，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引导域内国家，包括竞争对手加入新机制，以机制的规范力量来制约竞争对手。如果竞争对手不愿意加入，则通过新机制来削弱竞争对手的地区影响力。 再次，在不影响自身优势决策影响力的前提下，调整重要组织、机制的游戏规则，向竞争对手做出一定程度让步，诱导竞争对手适应新规则，尽量将竞争对手纳入新游戏规则中，以规则来约束竞争对手的行为。 硬平衡与软平衡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原则。硬平衡更多地表现为遏制，软平衡则表现为接触。遏制可以看作是一种防御性质的举措，接触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出击性质的举措。遏制容易引起竞争对手的反感与不满，而接触则会降低竞争对手的敌意。遏制与接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对华政策以软平衡为主 展望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软平衡为主，硬平衡为辅。在软平衡方面，首先，美国会更加注重自身在全球及地区组织和机制中的优势决策影响力。由于前期的部分让步，美国的让步空间已被日益压缩。因此，在中国等新兴国家争取扩大决策权的要求下，美国将出现抵制立场，美中在这些组织机制中的讨价还价空间被压缩，分歧将被放大。面对竞争趋势扩大的严峻局面，美中将会在全球及地区机制——比如气候谈判会议——中寻求合作空间来缓冲这一严峻局面。 其次，在亚太地区的既有机制中，美国将通过提出争议问题来增强影响力，美中之间的竞争被放大。针对新组建的地区组织如TPP，美国会加快谈判步伐，巩固美国的优势地位。美国并不排斥中国加入TPP，当然中国会极为慎重。美国将重点关注中国构建地区秩序的尝试。美国会通过威慑、劝说等方式来延缓中国构建地区秩序的步伐。 再次，在美中双边机制建设方面，进一步提升这些机制的功能，有效发挥这些机制的缓冲作用。尤其是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将优先寻求与中国建立危机冲突管控机制，适度提高双方军事交流频率。 硬平衡重在增强国力、削弱对手 在硬平衡方面，首先，硬平衡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坚实基础。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政治稳定、军事力量以及外交影响力方面，在削弱对手的这些能力方面，美国仍会倾注大量资源。 其次，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政治稳定方面，已成为跛脚鸭的奥巴马难有大作为。因此，在余下任期，奥巴马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增强自身军事力量建设以及扩大外交影响力方面。美国将继续保持其先进武器的领先地位，增强其在关键区域的军事作战能力。美国将努力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影响力，巩固既有盟友，拉拢潜在盟友（比如印度、越南等），寻找新朋友（比如缅甸、蒙古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许星 2015-08-27 目前中国财政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 财税支撑国家治理功能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表明了政府对于财政职能的肯定，同时也可以发现财政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社会领域也能发挥作用。效率与公平对于财政来说同等重要，因此必须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体现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此外，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此轮全面改革的核心问题，因此改革政府职能是直接的方法，而在政府所有的职能当中，最终的职能是财税职能，因为政府所有的活动都是要靠财政做基础的，所以财税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财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具体目标和改革方向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意味着，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大幕开启。 现有财税体制已无法适应新形势 自中国建政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经历了多个阶段，分别是：1950-1952年的高度统收统支体制，1953-1979年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1980-1993年的分级包干体制（分“灶”吃饭）体制，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1994年的财税配套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打造了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和多税种复合税制，并且“三位一体”地规范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公权与公民关系，从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然而分税制改革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远未完善。尽管我国目前大多数一般性商品价格已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以政府行政命令和审批权力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在基础能源领域仍居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审批”经济甚至有扩大、强化和常态化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审批经济，尤其是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扭曲给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已非常严重，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在经济规模庞大、利益主体多元、经济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单项改革难以推进，效果也不明显，必须进行整体协调改革，进行企业、市场、宏观调控体系配套改革，尽快理顺资源能源等基础产品价格比价关系和形成机制，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完善财税体制机制，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此外，目前中国财政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目前财政收入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而不是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中主要是土地财政，中国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我国23个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报告》显示，在土地财政依赖度中，浙江省以66.27%排名第一，天津以64.56%排名第二，占比最小的是山西省，为20.67%。这意味着，即使对土地偿债依赖度较小的省份，也至少有20%的债务要靠土地来偿还。因此，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在于总量，而在于结构。 未来改革重点在于优化税制结构 首先，税制改革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不能改变。第一个原则是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原则。国家层面和省一级层面，实际上形成我国中央和地方治理的两个基础。两个积极性原则的背后是国家治理正向的两级分权、两级治理架构的体现。 第二是两个稳定的原则。第一个稳定是宏观税负要稳定。这涉及到国家财政和居民收入的关系，税负再往上走，居民收入下滑，生活压力加大；税负往下降，国家财政能力不断弱化，可能出现财政危机。这两者之间要取得平衡。第二个稳定是中央和地方财力的基本格局要稳定。 在此框架下，改革重点不在于总量的问题，主要在于优化税制结构。可以考虑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一、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税收痛苦。目前我国的税收收入以间接税为主体，间接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达到70%左右，所以我国消费大众实际上成为向国库做税收贡献的主要群体。他们大多数属于低中收入阶层，在消费环节承担税负，很大程度上在基本生活资料层面让渡了利益，因而其“痛苦程度”较高。因此，我国在总体税制结构中应适当逐步提升直接税的调节作用，提高直接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 二、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当前税制改革的重头戏是“营改增”改革。“营改增”改变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把营业税的“价内税”变成了增值税的“价外税”，形成了增值税进项和销项的抵扣关系，这将从深层次上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企业的内部架构。随着“营改增”改革基本到位，应尽快清理、简化现行繁琐的税率档次，充分体现增值税的“中性”特点，规范征管。 三、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一要求延续了以往中央文件的表述，相关方案设计应根据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与其他居民群体的收入差距、不同家庭的负担能力、购房按揭因素等实际情况来确定征收标准，以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 四、完善消费税制度。完善消费税制度首先应考虑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提升调节力度，对一些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奢侈型高端物品、部分高档消费行为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或提升税率，更好地发挥消费税在促进节能减排、合理引导消费方面的作用。其次，应完善计征方法，将部分应征税消费品由生产环节纳税改为零售环节纳税，相应为“营改增”后地方政府层面的收入增加来源。 五、加快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房产税对于适当提高直接税占比、培植大宗地方财源、化解基层财力困境、落实省以下分税制、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等，均具有积极作用。 六、健全地方税系，推进省以下分税制。通过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将五个政府层级扁平化到三个层级，构建起财权与事权相适应、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 七、积极推进税收立法进程，完善治税体系。税收法定是建设治税体系的重点之一。税收法定包括三个部分：税收要素法定、税种法定、程序法定。我国目前现行的税种有18种，相关立法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和车船税法3部法律,其它税种大多由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来规定，法律效力较弱。因此，此轮改革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坚持顶层设计，进一步推动税收治理法制化进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贺雪峰 2015-08-27 落实中央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政策，需要深入理解当前小农经济的环境，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为农村和农民干实事、干好事。 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高效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不可或缺。中央支持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出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不断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提出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 中央也号召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要求提高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提供保费补贴，中央财政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予以支持。 农村金融是个老大难问题，农村金融制度如何创新，一直难以展开。落实中央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政策，需要深入理解当前小农经济的环境，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为农村和农民干实事、干好事。 建立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人财物流出农村的情况长期存在，因此有农村失血的说法。农村失血的渠道中，金融机构是重要方面。每年全国金融机构将农民存款绝大多数转移进了城市，有人认为，这正是当前农村出现普遍贫困的重要原因，导致三农问题积重难返。 当前农村的确存在农民低息存款，却只能高息贷款甚至高息也贷不到款而只能高息民间借贷的问题。农村有巨大的金融需求，却缺少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 正规金融机构不愿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农民金融需求极其分散复杂，且农民缺少合适的融资抵押担保，以至于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民服务时，成本极高，风险很大。 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农村民间借贷十分活跃，年利率可以达到20%甚至更高。农村民间借贷容易出现问题，一是借贷利率太高，二是借款农民还款难时，贷方可能不择手段强迫农民还款，从而造成恶性事件。 如果发展社区性农村金融互助组织，由它们来为需要贷款的农民提供融资服务，由于社区金融与农民之间信息对称，农民借款不还的道德风险极小，且社区金融可以低成本对借款者进行监督，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为社区金融获得利息收入。 具体如何发展农村社区金融？李昌平在湖北、河北和河南一些乡村建立的农村内置性金融有相当合理性。以他在河南信阳郝堂村所建“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为例，该村老年人集资成立金融合作社，只向本村人借贷，利息收入年底分成。村民向合作社借贷，每笔借贷都需要合作社五名成员担保。至今为止四年多时间，合作社没有出现一笔借贷坏账。李昌平的内置性金融一方面满足了农村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用于养老的利息收入。若国家能给所有农民自发成立的“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以资金注入，同时对其进行监管，则可能在全国形成一个新的建设农村资源下乡的好办法。 农民有金融需求，但农民的金融需求大多不是也不能是用于经营性事业，比如创业办厂、建养猪场、发展特色农业等。当前农民的金融需求主要是生活性而不是生产性的。即使生产性的金融需求，也一般只是周期性生产资料投入和周转资金。如果农民借贷创业办厂、发展特色农业，在农业存在高度风险且农产品市场早已过剩的情况下，一旦失败，后果不仅对农民很严重，而且对社区金融也构成严峻考验。所以，农村社区性金融主要应对农民生活性的金融需要，至多是周期资金一类生产性需求，而不可贪大求洋，搞到经营性方面去了。 当前中国农村大多数地区不适于创业，农业本身的重要功能是保障、维持，而非发展，更非致富。指望农民通过借贷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及发家致富，在当前中国农产品生产能力总体过剩的情况下，以更多金融投入造成更大农业生产能力，对于需求弹性很小的农业来讲，结果必是“增产不增收”，甚至可能带来增产减收破产的严重后果。 农业保险不能大跃进 农业保险同样存在正规保险机构如何与分散而复杂的小农需求对接的问题。国家为农业提供政策性保险，农民只出3元保费，财政补贴12元，若粮食绝收或受灾，可以获得每亩最高接近300元的受灾补偿。3元钱很少，300元补偿不少，何况农业受灾情况极为普遍，农民本应欢迎农业保险才对。然而，小农经济，每户只有大约十亩耕地，家庭责任，精耕细作，可以相当灵活地应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因此，一般情况下，小农农业可以有效防灾，农民因此对农业保险缺少兴趣。 农民没有参加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获得保险补偿比较困难，不得不多次找保险公司理赔，所费人力早已超过可得保险补偿。保险公司的难处在于必须核实农户所报受灾的损失，防止农户的道德风险。如何评估农民所受损失，甚至如何将农民投保的田块与受灾田块对应起来，是极费功夫的事情。直言之，正规保险公司与小规模农户对接的成本极高，从而使得农业保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几无实施的可能。 相对于小农强有力的防灾能力，资本农业搞规模经营，雇佣农业劳动力，应对农业生产的灵活性严重不足，任何自然条件的变化都可能造成严重减产。同时，资本农业规模比较大，簿记比较规范，与保险公司的对接能力比较强，因此资本农业对农业保险有着极高的需求。 2010年笔者到安徽繁昌调研了大约10个租种土地超过600亩的大户，这些大户已种三年六季，奇怪的是，几乎所有大户六季农业生产，无一季不受灾。幸亏有了农业保险，保险公司为每个大户每季赔付了少则一百多元、多到三百元的保险费，才使得他们仍然可以勉强维持下去。 为什么大户更容易受到天灾的影响，出现农业减产？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大户，其农业生产的灵活性大打折扣，无论是在应对市场还是自然风险上面，都“船大难调头”；二、雇佣劳动的一个特点是按时作业，远不如家庭农业具有作业的灵活性；三、资本农业一般都倾向于用机械代替劳动力，这既提高了机械购置成本，又因为机械不如人工灵活，使农业生产呈现粗放经营状态。 当前出现越来越强烈的发展农业保险的呼声，与最近几年资本下乡以及地方政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搞规模经营有直接关系。中国传统的小农既有极强的应对天灾的能力，又缺少与正规农业保险对接的能力，因此他们对政策性保险不感兴趣，对商业性保险更是没有需求。对政策性保险有需求的是资本农业和规模经营。 我们一般都认为，国家给钱搞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为农民服务，但实际上，农业保险的好处只是被资本农业所得，且资本农业在农业产量上远不如小农。如果中国21亿亩耕地由资本来规模经营，那么仅仅农业保险一项，国家每年恐怕得拿出数以千亿计补贴。因此，资本农业、规模经营、农业保险不宜大面积推广。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5-08-26 政府的职能在新的形势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因此必须在深化分权的同时，改进权力集中的形式和效果，构建起良性的分权与集中关系。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新的一年，政府要继续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形成改革发展的合力。然而，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继续放权，还要构建适应多元利益格局的集中统筹机制，使分权与集中同步推进，相互促进，将市场社会的活力与中国的制度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下放权力和集中权力同步进行 十八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决策者对于新形势下权力关系的调整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更为切实的举措。高层以放权来激发改革，以集中来深化改革，实现二者的同步推进。 下放权力集中体现为大幅度、高频率的“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内容丰富，不单单是解除对企业和社会的行政约束，还包含着赋权给企业、社会和地方政府。比如在工商登记上将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就是对企业给予更大信任，推动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既体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也支持了专业化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壮大，起到了分担政府职能，提高社会自治的作用。 将更多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是这次“简政放权”值得持续关注的亮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直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但是地方多被简单理解为省级，忽视了地方的多层次性，造成权力下放的“中梗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层次也不一样，要使地方政府更有力有效、就近就便进行经济社会管理，中央就要把相应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放给省一级的，省里要接好管好；放给市县的，省一级要及时下放，不截留，不梗阻，市县一级也要接好管好。除了行政审批权外，立法权和资金使用自主权也在向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下放。这些举措有助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权责关系。 在下放权力的同时，权力集中的统筹功能在实现机制和效果上也在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总书记亲自负责多个具有统筹、指导、推动、督促功能的领导小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并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充分发挥了党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 二是发挥好现有制度机制的协调统筹功能。一方面通过部级联席会议的方式推动跨部门的改革举措，另一方面落实具有统筹功能的部门职权。比如在立法方面，为了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三是构建新的体制机制，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难点热点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 分权与集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集中权力，都是对现有权力配置格局的调整和改变，涉及到具体层级、部门的利益。李克强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不是剪指甲而是割腕。目前，下放权力和集中权力过程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对于如此激烈的权力配置调整，一些官员认识不统一，产生观望等待心理。客观地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构建了一套基于政绩竞争的激励机制，官员队伍也形成了相应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取得更多显性的成绩，也能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有为才能有位”，“有位”就有更大的权力行使自主空间。将权力下放给市场、社会以及下级，既是削弱自己掌握的权力，也改变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推动各项工作的方式。这些新的变化无论在速度还是幅度上超出了一些官员的心理预期和行为调整能力，滋生了观望、等待、不作为的情绪和心态。 第二，权力下放存在“最先一公里”问题。尽管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国家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还带有深刻的计划经济体制痕迹，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被具体化、明显化，造成了各类管治权力的分散化、碎片化，典型的就是食品卫生领域的“九龙治水”现象。这种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的部门化格局造成了“简政放权”初期的不系统、不协调、不同步问题。 第三，权力下放中的“最后一公里”。之所以下放权力，是因为地方政府可以就近就便管理和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和市场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不过，权力下放到最后的环节，往往会产生阻滞，或者是地方由于多轮的机构改革，没有了明确的承接主体，或者是地方部门条件有限、能力不足，难以行使好下放的权力，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四，权力集中过程中的党政关系。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党的统筹协调功能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但在“党政分开”原则并没有明确定论的情况下，对新时期党政关系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并造成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无所适从状态。 第五，权力集中的监督制约。李克强总理在修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亲自加上了“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一句，充分体现了对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决心。中国并不缺少权力集中的传统和土壤，而且很容易就实现，但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着力在理论和制度上平衡好分权和集中的关系 分权和集中是国家治理必须解决的一对关系，对于中国这个正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政府的职能在新的形势下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因此必须在深化分权的同时，改进权力集中的形式和效果，构建起良性的分权与集中关系，以下几点应优先关注: 首先，要做好理论创新工作。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不仅得到自我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也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分权与集中是各国都面临的普遍问题，在中国应当有符合国情、论证充分的理论解释，这样才能为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和方向。 其次，要重视权力下放中的能力建设。权力下放不能一放了事，必须接得住、管得好，这就需要加强市场、社会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等的能力建设。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因为它们是国家职能向经济社会生活延伸的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