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7-08-28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重新纳入中国的治理体系。习近平明确指出，一国两制是长期国策，并非权宜之计，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国家结构模式。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既强调文明国家容纳的和而不同精神，又强调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与统一。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总体上成功，但也出现许多新问题，面临许多新挑战，需要在理论上给予分析和回答。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香港，承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指出“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开辟了空间。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国家丛林中，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真正建立起强大统一、有效治理的单一制民族国家。中国从此走出中华传统文明笼罩的“家国天下”，实现从以和合精神为特征的文明国家，到以主权独立为特征的民族国家的关键转折。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重新纳入中国的治理体系，北京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香港原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港人根据中央授权，自行管理特区自治范围内事务。习近平明确指出，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要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他清楚地表明，一国两制是长期国策，并非权宜之计，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国家结构模式。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既不是纯粹的单一制，也不是联邦制或邦联制，而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分区式民族国家（Regional State）。吸取一国多制分区治理经验一国两制是“一国多制”的特殊形态。在民族国家体系尚未出现的阶段，一国多制就已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不同文化群体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共存，历来是世界各个大国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为了维护大一统，实现对广大疆域内不同文化群体的有效治理，自汉以降，中国的先贤创造并一直采用分区治理、一国多制的混合结构形式。汉朝承袭秦朝大一统制度，在直辖地域实行整齐划一的郡县制。在汉朝权力延伸到西域后，中央就面临不同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以郡县制管理西域力有不逮。汉朝创新治理制度，在西域设立军事监护机构都护府，不设行政主官，只设军事主官即都尉或校尉。都护府制度不具行政管理功能，中央不干涉西域各部族的内部事务，形成中国最早的一国多制秩序。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具有不同自治程度的羁縻州，有别于中原的建制州。羁縻州辖区内的制度依当地传统而定，自治程度弱的羁縻州由中央委派的行政官员与当地官员共同治理，自治程度强的羁縻州则由中央派驻官员监视督导地方事务，自治程度最高的羁縻州完全维持族群本身的传统制度，由本族人担任行政首脑和各级僚佐。明朝继续实行一国多制，在少数民族地区保持当地传统文化与制度，并改善元朝时确立的土司制度，将其发展成为长期性地方自治制度。清朝继承了明朝治边政策，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中央监管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制度。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少数国家在政制上推行联邦制，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权力由地方让与，包括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士、巴西、阿根廷等。联邦成员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与中央机构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些国家是典型的一国多制，比如美国境内有562个高度自治的印第安部落，又如路易斯安那州实行与其他州不同的大陆法系。然而，目前有160多个国家推行单一制。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予，包括中国、英国、法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为了解决不同文化和族群的差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单一制国家实行事实上的一国多制，推行地方自治模式，在保持主体区域单一制的同时，将广泛的自治权赋予主权范围内的某些特殊地区，允许存在不同的政制、法律甚至官方语言。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在单一制国家中，成功的一国多制治理经验主要在于强大但不轻易使用的中央权力，维护法律上（de jure）的单一制但事实上（de facto）的复合制。具体原则包括：一、中央有权随时收回对特区的授权；二、通过立法确保中央自我节制权力的制度；三、尊重主体区域与特区的制度差别，严禁特区挑战主体区域根本制度；四、尊重主体区域与特区的价值观差别，杜绝强制融合；五、尊重主体区域与特区的司法体系差别。如果中央滥用权力，或者特区认为自身的社会制度、价值观或司法体系更加优越，并要将其强加于主体区域之上，那一国多制无法良好运作。两种视野下的一国两制虽然文明的内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中华文明在和合精神下，正融合世界各种社会思潮，但是文明国家的治理范式依然顽强地存在。在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中，“一国”的主题是“和”，“两制”的主题是“不同”。这种安排尊重“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差别，又以“和”来统一差异。和而不同的文化、家国同构的范式，让中国人不论身处何方，仍然越过民族国家边界，保持民族向心力和家国情怀。随着中国经济和军力的崛起，兼具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特性的中国，极有可能开创出普世性新文明，救济西方文明的缺陷，逐步走到世界的中心。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既强调文明国家容纳的和而不同精神，又强调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与统一。香港特区与中国主体区域即大陆，存在许多显著的差别。在经济制度上，大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利用资本，节制资本，发展国有企业；而香港属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吸引全球资本，壮大民族企业。在司法制度上，大陆法律属于大陆法系，香港法律属于普通法系。在价值观上，大陆以家国天下观为核心，香港主要信奉英式个体主义。港人有自己的货币和护照，在全球有自己不同于大陆的朋友圈。香港的国际化程度高于中国历史上任何特别行政区。中央合适的治港模式，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法律上的单一制，捍卫主权统一，完全掌控国防、安全与外交；同时可以虚化针对特区的立法与行政权，不追求陆港融合，减少驻港人员，维持少而精的监视督导团队。在促进和合方面，中央和香港双方无疑都须做好功课。中央要善用法律制度之外的力量，加强中央在港的软实力，允许民主党派在香港发展，鼓励大陆智库在香港建立分支机构，增强中央对港人的说服能力。香港则时刻不能忘记特区自治来源于中央的授权，不能破坏国家主权而主张独立，不能充当传教士向大陆强推自己的价值观，在发展战略上更要积极配合中央，同时需善用普通法优势，与美国、英联邦国家深化经济相互依存和社会联系。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最关心的是中国的主权统一。今人发展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一点，就可以挖掘出更大的制度潜力，大胆借鉴古今中外一国多制成功运作的经验，创新具体政策，为世界范围内幅员辽阔的大国治理提供国家结构范本。本文源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宋亮华 2017-08-01 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泛滥，金融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共存，风险也正在向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聚集，微观或非系统性风险频发。在国民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时，作为承担经济体“血液”功能的金融部门自然不能缺席。优化社会投融资结构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影子银行的治理，并通过收缩资产负债表的方式降低杠杆。发挥投资银行功能、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是全球普遍采用的策略之一。如何补足我国金融体系的投行短板，更好服务于全社会特别是实体经济，值得引起广泛的关注。从财务角度解读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需要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成共识。从财务这一理论与实践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可能会同时被中外理论界与经济主体理解和接受。在此意义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实际上主要是优化和再造一个效率更高的社会资产负债表，放弃规模情结、改善结构、提升质量和效益是题中之义。大陆“三去”给经济增添短期下行压力，而“一降一补”则提供长期上升动力，二者叠加，供给侧结构改革向纵深挺进，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然而，有迹象显示宏观经济正陷入“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选择，需要警惕局部领域通货紧缩、非系统金融风险个案频发以及经济继续下行趋势。政府部门应由强势的经济威权角色转变为有限作为的守夜人，精简财政供养的机构和人员，降税减费的同时要加大压缩行政开支力度，降低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负债率或杠杆，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财税支持，弥补社会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服务等不足。人民银行需要聚焦目标，M2还有降低的空间，通过稳健中性偏紧的渐进式缩表策略扭转货币超发为当务之急。通过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可加速货币流通，适时在存款准备金等宏观调控工具与短中期借贷等微调工具之间相机抉择，减少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双边征税的空间。国有实体部门是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的主力，应以资本管理为抓手，加入时代创新、创业、创造的大潮，加快体制改革，珍惜社会信用地位，集约使用负债，有序退出房地产行业、融资平台代理人角色等。经济下行调整阶段正是社会创新创业与配套投融资布局的绝佳时期。民营部门应增强投资的信心，相机增加杠杆和产能。居民在提升消费信心和安全感的同时，根据未来的现金流预期可适度加大消费杠杆、人力资本投资和金融资产的比重。金融部门需进行供给侧改革在国民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时，作为承担经济体“血液”功能的金融部门自然不能缺席。金融部门既需要为优化、再造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提供服务，也亟需优化、再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第一，主动走出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非理性繁荣的恶性循环周期，限制短期套利，规范开展理财资管服务和同业通道业务，根据实体经济投融资有效需求适度压缩、优化表外资产负债表。第二，坚持合规稳健，优化杠杆，将资本充足率和偿付能力保持在适当安全的范围内，提高为实体部门融资服务能力，主动降低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和表外投融资业务的杠杆。第三，提升风险控制水平，加强不良资产和非金融交易性资产管理，如自用房地产。第四，广泛利用现代科技和管理工具，弥补诸多功能短板，比如普惠金融、实业投行、市场化投融资和公司治理等。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泛滥，导致主要经济体负债率和杠杆上升。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市场实际利率上升，大宗商品带动物价下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费率高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民间投资和消费信心双双不振；另一方面，金融行业过度繁荣，金融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共存，风险也正在向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聚集，微观或非系统性风险频发。货币泛滥的症结之一在于工业化大幅度领先于城市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导致外汇占款居高不下，产能过剩，库存高企，一线、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这些问题部分源自于城市化滞后和境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即城市化不足或未与工业化同步。结合大城市房地产的非理性繁荣现象，需要把卫星城镇建设、综合治理土地信用化和信用土地化上升到经济金融安全的战略高度。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潜藏着两个重要议题，即实现新旧版工业化平稳换代和新型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货币泛滥的症结之二是由于受股东财富最大化、同业资产信用风险系数低等综合影响，金融机构偏好拓展同业资产负债业务以及表外业务特别是理财资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影子业务，将表内资产负债业务通过同业通道转移到表外，或用表外业务替代表内业务，转化成低风险或不承担风险的业务。短短十多年，影子投融资已达中国正规金融体系一半的规模，这为宏观货币数量调控增加了难以管控的变量。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纷纷借助同业通道，拓展表外业务和同业存贷业务，特别是采用加杠杆的金融市场套利交易业务，导致过多的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流转，对中央提倡的实体经济投融资有效需求产生挤出效应。目前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终于逐渐由从严监管直指金融空转、理财资管。为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安全产生冲击，中央去杠杆的矛头转向金融部门，首当其冲的是套利性表外投融资（影子金融），特别是同业杠杆。原本以影子金融方式运作的部分资金汇入了社会流动性大海后，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为数不多的金融投资属性和投机属性不断强化的大宗商品之一房地产。通过实业投行优化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走出资金体内恶性循环，深入改革经济结构，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和效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实现金融可持续的前提和保证。目前，金融部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优先任务是通过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降低服务费率和补足功能短板。大陆金融监管存在体制短板，金融体系存在功能短板。在金融脱实向虚的政策要求下，在金融市场内交易型投行非正常繁荣的背景下，实业投行的发展显然存在不足。优化社会投融资结构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补齐实业投行功能短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优化和再造资产负债表的要求具有拟合性，在大型金融保险机构中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实业投行具有战略上必要性和禀赋上优势。大陆金融保险机构迅速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可能性不大，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仍是支撑实体经济重回中高速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力量。借鉴国际先进银行应对经济低迷的服务模式，商业银行转型实业投资银行和商品交易银行，在当前更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我国金融保险机构应注重专业能力建设，致力于从经营金融资本转向同时经营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不断延伸实业投行金融产业链。首先，学习全球结构类似的标杆，借鉴其先进理念。从根本上规范影子金融或去金融影子化是实业投行需要优先聚焦的课题。可重点对照学习与大陆结构相似的德国和日本，两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股票市场不发达，其资本市场服务对象重点定位于为金融机构融资，维持必要合适的杠杆（上限12.5倍）。其次，创新适应经济金融新常态的实业投行管治体制及经营机制。应锚准经济金融转型、产业和消费升级的方向，规范结构化金融创新和表外结构化投融资行为，杜绝多层嵌套交易，缩短社会投融资的信用链条，大力发展财务顾问和信息咨询服务，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引导社会将更多资金投向实体产业。第三，加强实业投行与商品交易金融、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金融的协同。这里的商品包括实体产品服务和金融原生品，与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相对应，防范杠杆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成为大规模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滋生地，拒绝不合理套利性的资金加杠杆需求和交易行为。第四，参与全球和多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的制定与实践。关注、参与甚至主导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投资合作区谈判，推动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和区域金融合作战略落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楠迪扬 2017-06-22 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标志着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全然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输出的方式，引领与重建国际新秩序。中国以充分尊重别国既有制度为前提，建构一种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近日在北京顺利落幕。此次论坛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召开的最高规格国际论坛。与会来宾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13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记者、企业家、银行家等各界人士，以及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89名负责人和代表，与会总人数达到1,500多人。130多个国家的代表、数十个国际组织参会，如此规模超越绝大多数有特定议题的国际会议，堪比小型联合国峰会。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冷战结束后，两极世界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政治制度输出重整全球秩序。然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早早预示了强势政治制度输出的灾难性后果。“9·11事件”、“伊斯兰国”等国际乱象印证了亨廷顿的担忧。世界并没有因为西方政治制度的输出而变得更加和平。目前，全球范围内尚存相当数量的国家，引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但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不同程度地陷入发展困境。不少未被制度输入的国家，则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遭到国际秩序的排斥，长年处于欠发展状态。如今我们以“一带一路”框架来看，相当数量的“带路”国家就属于此二类。在西方输出政治制度建立国际秩序的同期，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出不同于任何一国的独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标志着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全然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输出的方式，引领与重建国际新秩序。中国以充分尊重别国既有制度为前提，建构一种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框架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原则。论坛成果初步展示了这一布局，成果清单涵盖76个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中国与蒙古、巴基斯坦、尼泊尔、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东帝汶、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白俄罗斯等国签署国际运输及战略对接协定；和巴基斯坦、菲律宾等30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以发展带动和平”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中国为此进行了多层面的布局。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金融合作”方面提供总值达3,80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贷款。未来三年，中国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援助规模至少为600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西方国家转变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西方国家派出高级别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比如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波兰、瑞士、捷克等欧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发生态度转变，从冷淡、观望到积极参与。“带路”国家拥有全球64%的人口，29%的经济总量，如此体量的人口规模以及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不仅是中国也是西方国家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成熟，西方国家灵敏地嗅到了机会，更清晰地看到了未来发展图景，开始提出具体合作意向。比如，近期脱欧的英国正在谋求实施亚洲发展计划，愿意发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更多资金。美国与日本态度的转变特别值得玩味。由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领衔的美国代表团参加了论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邦层面提出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方案，美国代表此次参会有可能会寻求与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的对接。以其商人秉性，特朗普无外乎谋求与中国展开中、短期可能性利益交换。日本方面，安倍晋三派出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访问团长参会，表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的积极转变。以创新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为扎扎实实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新时代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国需要在理念、模式和政策方面大胆创新，在正确的战略轨道上争取早期收获。“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经济相互依存理念。中资可以携手美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两国经济融合。经济相互依存能够减少冲突，但历史经验已证明，仅仅依靠两个经济体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即是明证。然而，这并不是说经济相互依存对防止冲突和战争没有作用，而是意味着我们需要纳入更多与经济相互依存相关的变量，包括军事上的相互威慑以及在新的高度上深化经济相互依存。“一带一路”为中美深化经济相互依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两国把经济相互依存延伸到境外的“带路”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海外投资保险模式。在诸多保险产品中，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和战乱险等特别政治险在内的海外投资保险一直是中国保险业的短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总体上比较高，因此中国政府要密切关注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局势和法律法规的变化，充分发挥政策性保险公司的作用，考虑在与外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时，对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承保机构、保险程序、保险期限和除外责任做出具体的规定，甚至可以考虑采用日本海外投资单边保险模式，即使东道国没有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向政策性保险公司申请投保。“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策。PPP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公共部门和社会资本的不同优势，提高“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规模、质量和效率。“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周期较长，可以考虑把投资周期分割成不同阶段，妥善设计项目公司股权结构，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允许各类公募和私募基金在不同阶段自由购买和售卖股权，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方便灵活回笼资金，保护投资者利益，这样通过回报便利化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同时，在项目投资和运营过程中，鼓励当地企业参股投资项目，使项目的建设得到东道国政界和商界的支持，确保PPP项目长期顺利运营。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重点是内部发展，那么现在，中国将凭借“一带一路”倡议，将自身受益的发展之道与经验向更广的范围传播，塑造新型世界秩序。“一带一路”倡议初期的发展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正是中国朴素的发展智慧“要想富，先修路”的体现。倡议在具体实施上会面临各种技术层面的挑战，这将直接影响该倡议理念的实现，需要分门别类制定具体应对方案，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试错前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开放性框架，可调适性强，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在“带路”国家成功落地，它也必将获得更丰富、更有针对性的内涵。 

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 伍俊飞 2017-06-16 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由于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中互斥的“极”概念特别是“多极化”渐趋过时，以互利的“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更为恰当。事实上，当今国际体系正逐渐由单极体系或“一超多强”过渡到中美主导的“二元结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佛州海湖庄园会晤，就彼此共同关心的诸多事务特别是双边贸易和朝鲜问题进行了探讨。两位领导人相向而行，密切沟通，一扫特朗普上台之初世界舆论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阴霾，为新的国际局势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发展树立了榜样。民族主义运动复兴特朗普入主美国白宫、英国脱欧以及西方国家反全球化、反穆斯林和排外情绪蔓延，标志着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兴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国际关系的时代主题之一，是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产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广大中产和工人阶级意识到全球化的风险，感到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谋求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和促进自身的利益，导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回潮和民族主义抬头。他们通过民族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将其与各种形式的政治制度嫁接，试图遏制主要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全球化进程，巩固和修正民族国家体系，保护本国国民权益，限制移民和跨国资本的无序扩张。当前民族主义运动的弊端在于，它重申了利益分配以国民为基础的原则，排斥来自异邦的移民，拒绝来自战乱国家和地区的难民。无疑这不是理想的发展方向，但如果我们将它置于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大背景下，人们又能对其表示理解。毕竟，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本国国民的安全，增进本国国民的福利。基于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各国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具有诸多近似背景。第一，民族国家内部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压缩；第二，民族国家中资本阶层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和社会无力监管其非正义的行为，导致民众集体拥抱民族主义，通过政治选举或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掌握暴力工具来制衡资本阶层；第三，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过于强势或者单方寻求自决，凌驾于主体民族利益之上。民族主义被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妖魔化。其实，民族主义不是社会稳定的毒药，亦非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民族国家的国民在安全和利益受到挑战时对全球化的本能反应。民族主义是凝聚国民向心力的粘合剂，可以有效弥合民族国家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有利于国际秩序的重建，不加分别地将其等同于沙文主义、仇外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将会导致更多动乱、冲突甚至战争。民族主义既可在集权体制下生长，更可在民主体制下膨胀。在世界历史上，存在许多通过对外战争来巩固民族团结的案例，但民族主义并非战争发生的根源，权力斗争、资源争夺、阶级矛盾、国际结构失衡等才是引发冲突和战争的根本原因。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依附在权力和利益矛盾之上的意识形态。为防止民族主义极端化，我们需要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西方霸权问题、世界经济中西方垄断核心技术问题，而首要任务是重建国际关系的结构平衡。中美主导的国际体系二元结构全球化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为美国的资本阶层带来超额利润，也促进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财力与日俱增，军事实力日趋雄厚，“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欧亚各国普遍欢迎，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的创立，更是迅速扩大了中国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力量，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但中国以综合国力说话，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捆绑了两国利益，美国越来越不能俯视中国，不得不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与中国协调行动。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由于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中互斥的“极”概念特别是“多极化”渐趋过时，以互利的“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更为恰当。事实上，当今国际体系正逐渐由单极体系或“一超多强”过渡到中美主导的“二元结构”。虽然全球化的脚步在未来会有所放缓，但它已深刻改变了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连高涨的民族主义也不得不在其设定的框架中追求自己的目标。经过民族主义运动的过滤，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将被稀释，而其契合市场原则的互利机制将被发扬光大。这无疑是崇尚“互利”精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胜利。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美互利二元结构可以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有利于共同决策和相互监督。崛起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利益攸关方，既像与美国持有等额股份的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努力维护自身的权益；也像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代表中小国家的利益，对美国在国际体系的权力运作给予监督和制衡。价值观的差异有助于中美两国履行其监督和制衡职责，确保各国之间利益合作与交易的公正性。中国作为异于西方文明的大国，监督和制衡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行为，有利于对其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事前防范、事中规范、事后监督；有利于通过中美双边协调机制解决问题，提高治理效率，节约国际社会的成本和资源；也有利于加强国际法的执行力，维护联合国的形象和声誉，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以互利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湖庄园会晤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加强中美关系达成一致意见，推出互利双赢的“百日计划”，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考虑对美放宽金融投资限制，取消美国牛肉进口禁令，并有可能与美方就汽车关税和钢铁问题进行谈判。“百日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增加美国对华出口而不是限制中国对美出口，有助于两国实现贸易平衡，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作为精明的商人，特朗普明白，单靠保护主义措施不能有效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华盛顿需要摒弃过去那种把中国制造限制在价值链低端的做法，而是要把更多高新技术及产品销售给中国。中国则在加强对美军事威慑的同时，在经贸领域顺应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对加深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来说，这避免了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是现实且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选择。中美两国已经锁定在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双方都受益匪浅，且无法简单地一刀两断。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庭消费支出超过14.88万亿美元，而中国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总额超过2.14万亿美元。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出口市场，2015年对美出口额达到1,616亿美元，而美国则依赖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其它美元资产。中国是美国政府的第二大债权国，截至2016年10月，美国对华债务高达1.115万亿美元。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力图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这与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政策发生冲突。建议中国政府顺势而为，拥抱消费主导型经济，更多地进口高质量、高标准、更环保的美国消费品，既给中国产业升级换代施加外部压力，又迅速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建议中国政府更多地向美国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公司、营销公司、广告公司、咨询公司等专业服务企业开放市场，吸引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同时全面提升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专业水准。为促进国际体系二元结构的形成，中国需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一个异质化的二元结构中，一个大国不承担起应有责任的话，另一个大国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严重损害地区和中小国家的利益。就当前世界局势而言，中国最紧迫的是要携手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从中美互利二元结构的角度出发，朝鲜拥核破坏了国际体系稳定，违反了中朝互利原则，建议中方对朝采取新思维。中国的底线是维护半岛上朝韩两国间均势和东北亚地区均势。建议中国政府继续尊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坚持在合适的时机以武力维持朝鲜领土现状的权利，维护朝鲜的主权独立，支持朝鲜拥有与韩国适度的力量平衡。中国也要精心维护中俄朝与美日韩在东北亚形成的微妙均势。然而，如果美方不以地面部队进入朝鲜，而是以“非战争状态”形式处置朝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不宜介入美国和朝鲜之间的有限冲突、雇佣兵或志愿军战争。中国有义务维护朝鲜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没有责任担保特定政府的延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7-04-20 今年全国“两会”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汇的时间节点上召开，产生了巨大的“窗口效应”。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充满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担当意识和自信意识，系统表达了中国执政者对于国内和全球治理中重点及热点问题的态度、立场和解决的智慧。 今年全国“两会”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汇的时间节点上召开。在国内，过去的一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本次“两会”也是本届人大和政协最后一次会议，而新的一年将召开中共十九大，是国家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国际上，过去一年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西方国家政治光谱剧烈变动，右翼势力壮大，逆全球化思潮汹涌，中国则顺势走上了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位置。“两会”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召开，产生了巨大的“窗口效应”。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把握机会，将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向国内外公布，展现了中国执政者对国内外大势的准确判断和对国内外大局的有效掌控，以及对国内外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政府工作报告通篇充满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担当意识和自信意识，系统表达了中国执政者对于国内和全球治理中重点及热点问题的态度、立场和解决的智慧。主动回应重要关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由三部分组成：2016年工作回顾，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和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与上一年相比，今年的报告字数减少了1,000多字，但是对重点热点问题的回应更直接，对重点对象群体更关注，态度更鲜明。首先，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报告将过去一年工作成绩总结为经济运行、就业增长、改革开放深入、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新动能、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人民生活改善等七个方面，比2016年工作报告增加了三个方面。在谈到存在的问题时，新增城市治理、涉企收费多、群众办事难等问题。第二部分谈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围绕“稳中有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突出民生导向、就业导向，“把发展硬道理更多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上”。其次，将政府工作放在整个国家政治格局之中加以论述。这突出了鲜明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是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第三，直面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第三部分谈到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既讲思路举措，也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警告，比如在降低企业经营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舍小利顾大义”，要严肃查处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政府要在与社会资本合作方面，带头讲诚信，决不能随意改变约定。第四，客观对待发展速度和成果分享问题。报告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因此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定位在“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为了回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忧虑，报告提出发展成果的分配和具体问题的解决要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力争合理有序，不要脱离客观条件。第五，在港澳台和国际事务此类更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上，立场更为鲜明坚定。报告明确提出“港独”是没有出路的，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把台湾分裂出去。面向国际社会，报告宣称中国始终站在和平稳定、公道正义一边，坚决维护多边体制，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引导经济全球化”。重视话语方式创新十八大以来，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被提到重要议程高度，以更有效地将中国鲜活的实践呈现出来。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文本，在创新话语方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首先，重视语言创新。在全媒体时代，总理不仅是向人民大会堂在座的代表汇报工作，也是在向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要使每一位受众都能从报告中找到自己的关注点，产生共鸣，就要避免政治语言的空洞，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话语，比如“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以实干推动发展，以实干赢得未来”等，令人耳目一新。其次，重视传播方式创新。政府工作报告篇幅长，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可以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多样化传播渠道进行分众化传播，提高传播精准度和有效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印上了二维码，对内容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外文翻译增加了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英文版，传播报告内容的中国政府网、国务院“两微一端”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三，重视用事实数据说话。本届政府倡导实干精神，政府工作报告的许多内容都是通过事实数据说话，一方面通过数据体现工作完成的实效，另一方面通过数据设定奋斗的目标。这种做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中体现最为明显，出现了大量的图表、专栏，并辅以专业名词解释，既增强了专业性，也提高了可读性。进一步发挥政府工作报告的作用每年为了筹备两会，各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是一场规模大、涉及面广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协作。会期有限、议程紧凑，决定了两会更具有仪式性和程序性意义。因此，要树立全周期观念，除了重视大会期间的各项活动及其效果实现外，也要重视会前和会后的相关活动及其效果提升，尤其要进一步改进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传播。第一，强化决策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打造成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的典范。做好报告起草的前期调研、资料准备，突出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热点焦点问题的回应，提高征求意见座谈会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实现参与广泛性和咨政高质量的有机统一，做好大会审议期间的意见整理和吸纳工作，既要倾听民意，也要善于辨别，防止决策被偏激观点绑架。第二，强化执行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全年工作的计量表。没有执行力，就谈不上实干。每年两会后，要针对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进行分工，把责任落实到相关部委。政府要向企业学习，要努力实现“一责任一部门”，减少或者避免“多部门一责任”的安排。若有此类问题，则要尽量减少参与部门，明确主责部门；能够量化的任务，要有明确时间表，不能量化的任务，要探索可观察的评估方法；要区分应尽职责与创造性履职，给前者以压力，给后者以激励。第三，强化传播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打造成我国对外传播的品牌产品。将政府工作报告的多语种译文从大会期间发放的会议材料提升为正式出版物，定期出版，国际发行。在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英文版的基础上，探索要点的多语种版本。推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务院重要文件的多语种数据库建设，提高查找的便利性，扩大应用范围。在勤俭节约的原则下，改进政府工作报告等会议材料的印刷水平。作者为本院特约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天大报告》2017年3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7-03-24 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 特朗普胜选之后，外界对特朗普时代美国的走向做出截然不同的研判。这些研判大体归于两类：持体系决定论的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将受体系的制约，并最终被体系“驯化”，特朗普因此难以对美国民主体制做出颠覆性变革；持个体决定论的观察人士则无限夸大特朗普个性对其政策制定的关键作用，以及由此给美国民主体制带来的根本性改变。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前者主要从体系层面来考察特朗普可能的政策行为，强调体系对个体的制约以及个人难以冲破体系的束缚，但忽略或者说低估了个体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则从单元层面出发强调个体对体系的改造作用，认为这种改造足以改变体系的某些关键特征，但低估了体系对个体的束缚效应。跨越体系与个体的理论解释事实上，单一层次的视角难以客观解释及预判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可能的政策变化。因此，需要有一种跨越体系与个体的跨层次理论来解释特朗普时代美国的政策变化。这种跨层次理论试图将体系的约束与个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解读个体的最终行为取向。通常而言，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强时，个体最终的行为取向难以准确预测；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弱时，个体倾向于顺应体系，主动被体系塑造；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而个体主观能动性强时，个体具有突破体系束缚的强大意愿和能力，并进而塑造有利于个体的体系；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弱时，个体倾向于维持现状。特朗普政策发展阶段从上述理论假设来看，特朗普上任之后的政策变化当属第一种假设，即美国民主体制所造就的一系列约束机制仍然对特朗普的新政施加强大的约束，而特朗普也展现出强劲的意愿去寻求突破体系的约束，并进而塑造有利于己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最终可能的行为取向就取决于其自身与这一系列约束机制的互动。当双方的互动呈现出互不相让的局面时，特朗普将很有可能会坚持己见，并进一步释放主观能动性，以寻求最大力度地突破体系的约束，而这又将激发体系更加强烈的反应。因此，双方将进入一个激烈博弈的僵持期。不过，僵持期最终会过去，而后将会是妥协期。在这段时期，经过双方激烈的博弈，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特朗普的某些修正，同时特朗普也接受体系一定程度的约束。其后，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施政空间将大为拓展，施政压力也会逐步缓解，其政策也将进入理性期。从当前特朗普接连出台新政引发美国国内及部分国家的不满与担忧来看，特朗普执政初期仍竭力释放主观能动性，寻求短期内突破体系的束缚。同时体系反弹强烈，对特朗普施加了强大压力。因此，双方目前的互动处于互不相让的僵持态势，激烈的博弈在所难免。在此期间，体系约束能力的持久性和特朗普的抗压能力就成为左右这场博弈的关键。从体系层面来看，体系仍然具有较强的约束能力。首先，在两院中，少数派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不满，可以在体制内对特朗普进行制约；其次，在官僚体系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官员对特朗普不满，这可以在政策实施范围内制约特朗普新政的实施效果；再次，主流媒体对特朗普长期持批评立场，从而在舆论方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最后，知识精英和部分民众对特朗普不满，从而可以在民意层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在这几大因素中，只有官僚阶层可以通过更换主要官员来落实特朗普新政，其它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换言之，短期内体系的约束能力较强，而且能够持续。同时也应看到，两院中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仍然支持特朗普，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面临质疑并受到社交媒体的强烈冲击，部分民众仍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尽管体系层面的约束能力较强且能够持续，但并未占据绝对优势，以成功“驯服”特朗普。从特朗普的抗压能力来看，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必定心理素质过硬。此外，经历过竞选洗礼，特朗普也逐步适应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下坚持己见。这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主动践行诺言，积极出台一系列竞选期间所承诺的政策即可看出。即便如此，仍然难以确保特朗普在今后的施政时期保持强大的抗压能力。毕竟，目前特朗普的施政理念以及政策效果还未清晰显现，因而其新政所面临的压力峰值还未来临，也就是说特朗普还未经受最严厉的压力考验。综上所述，体系层面较强且持续的约束能力确实会对特朗普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尚未达到成功“驯服”特朗普的程度，这也是特朗普敢于主动释放主观能动性的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具备一定抗压能力的特朗普也能在面临较大压力时坚持己见，并寻求逐步塑造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体系最终会接受特朗普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修正，而特朗普也会逐渐摸清体系的约束边界，并逐步修正激进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的应对特朗普上台的确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大可不必惊慌。一则，尽管特朗普在执政初期积极释放主观能动性，但这种冒险策略尚难以彻底扭转美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政策取向，因而也就难以短期内完全颠覆美国的行为模式，从而不至于让中国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二则，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特朗普与体系激烈博弈的僵持期过后将会出现妥协期。因此，即便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初期出现波动，但波动之后将会是平稳期。这就要求中国对特朗普的对华新政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坚持守住底线，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更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应注意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在体系层面作出一系列修正。中方需要增进对美国体系层面调整的认识，及时调整并适应与美国接触的新方式、新环境。这些体系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政党政治演变、官僚体系变革、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竞争舆论影响力以及社会阶层分化。毫无疑问，特朗普的上台将为上述变化增添鲜明的“特氏”元素。尤其是在舆论竞争和社会阶层流动方面，中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加强相关研究，以更加全面完整地认清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重要变化。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出现加速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型，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美国国内的各种震荡，从而对中美关系造成波动。这也为中国重新认识美国，尤其是对美国社会阶层变化及社交舆论崛起等一系列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机会。因此，中国应该在妥善应对特朗普执政初期中美关系波动的前提下，加大对美国体系层面一系列变化的研究力度，为中国对美政策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

天大研究院 2017-03-10 习近平主席基于中道思想所阐述的全球化理念，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首访瑞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了尚中持平、开放包容、共赢共享、全面协调、综合施策的中道思想，有力地引领全球化新纪元。继承和发扬中道思想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深刻阐释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包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民为本、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等中道思想在内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蕴藏着解决全球性难题的重要启示，它们对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未曾中断，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和优秀成分。万事万物并不总是处于恒定状态，其发展一旦突破中间的平衡状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的反面，而极端情况最不稳定，只有在对立面的作用下才能重新恢复平衡。因此，中道思想天然地具有综合性、协调性、包容性、开放性，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和利益，抵御极端思想和组织。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违背了中道思想。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法则是市场竞争、跨国生产和资本自由流动。它在创造高效率的同时，驱使财富越来越向特殊利益集团集中，导致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快速扩大。毫不讳言地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只是让社会的部分阶层受益，无法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传统上国家与市场的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要靠国家的福利政策来救济，国家通过协调劳资双方权益来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生产为资本开拓了追逐更高利润的境外市场，削弱了国家能力，压制了劳动者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中产阶层受到资本和不劳而获群体的双重挤压，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而国家在维护其利益方面却软弱无力。经济全球化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西方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在制定全球化政策的时候，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利益集团思考和行动，社会整体利益只能靠多方博弈机制实现。如果任何全球化政策制定都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照顾所有社群的关切，那么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便能得以维持。未来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整体与部分，超越左右、劳资、种族、宗教分歧，这样才能避免西方社会日益猖獗的极端思潮和运动。习近平主席所推崇的中道思想，崇尚开放与宽容，反对极端主义，应可成为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思想沃土。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哲学高度解答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基本问题，高屋建瓴地为人类社会未来描绘了蓝图，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方案，呼吁各国携手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倡议各国一道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认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包括全球经济发展不均、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失衡等等，但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要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际社会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挖掘和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创新驱动，倡导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当今世界各国各阶层利益高度融合，安危与共，相互依存。每个国家和阶层都有发展权利，实现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它国家和阶层利益为代价。国际社会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健全发展协调机制，致力于互利共赢，分享机会和利益，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协同联动，倡导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全球化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国际社会要让全球化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必须提升全球化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打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中国方案的宏大实践。它秉承中道思想，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互联互通、合作共赢，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将让全球化进程更为通达、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不断释放全球化进程中的正能量。全球化的领导者当前，西方社会反全球化声浪高涨，人类自身不和谐杂音、利益冲突甚至局部战争此起彼伏，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极端政策，世界面临严峻的新挑战和不确定的态势。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以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的政治家精神，透过两大国际政经舞台，适时发出中国强音，系统提出中国主张。习近平主席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各国要根据各自国情，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消除其负面影响，释放其正面效应，努力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人类在经历几百年各种战乱、痛定思痛之后，才终于有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孜孜以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顺应各国人民愿望的重大倡议。正本清源，情真意切。习近平主席基于中道思想所阐述的全球化理念，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习近平主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思考，更为全球治理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动力，必将有力推进全球化朝着理性方向和人类共荣的彼岸继续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7-01-27 回顾过去的2016，展望新的2017。 宏观环境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2016年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为今年中国经济新变化埋下了种子。从内部看，中国工业品价格超预期上涨，表明工业部门去产能取得实质进展，也反映中国宏观经济的供给收缩明显。思考中国增长问题不能单纯从需求面分析，还要考虑供给面收缩带来的宏观层面变化。国际上，特朗普当选增加了新变量，将与国内因素共同改变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利率、弱增长和金融不稳定格局。低利率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名义利率有所上升，而真正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实际利率仍处下行通道。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6%上升至目前的3%以上，但由于通胀回升，实际利率反而下降，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今年将出现“脱虚入实”，低利率对增长将变得有效。过去几年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效果不大，根本原因在于资金实际成本大于投资回报，企业不愿借钱投资。然而，中国实际利率已经开始小于资本边际回报率ROIC，PPI的回升是ROIC回升的先导指标，此次PPI的回升已使得 2016年年化ROIC（5.29%）水平小幅超过去年5.27%。金融市场不稳定格局将持续，市场波动性将上升，需要预防金融风险。2017年全球货币供应边际趋紧，美元汇率变动可能超预期，导致新兴市场风险上升。短期看，美国加息、美元走强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迫使货币当局收紧货币政策，降低风险偏好，预计2017年人民币贬值幅度（5%）小于2016年（7%），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政府被迫强化外汇管制。中期看，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经济实现弱企稳概率较大经济弱企稳是指增长窄幅波动，向下空间不大，但同时也难以看到增长上行。2011年以来，扣除基建、地产、金融外的增长下行相当明显，2016年下行幅度尤为显著。虽然近期经济企稳脆弱，但也不乏基本面的支撑，特别是供需失衡的矛盾有所好转，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可能实现弱企稳，预测经济增长6.6%，CPI增长2.1%，而PPI全年可能前高后低，中枢在2.3%左右，明显高于去年的-1.6%。今年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实现弱企稳？除了实际利率降低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作用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供需矛盾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有所好转。由于供给侧持续收缩，宏观经济的行业和微观基础发生改变，制造业去产能明显。通过2016、2017年PPI回升，预计存货投资对于GDP贡献将提高至2%以上。从各项具体的经济活动来看，向下的因素仍然存在，但同时有利的因素在增加。首先，房地产投资拖累增长的幅度可能不大。房地产投资滞后于新开工，2016年新开工增长对于后期的投资有一定领先性，结合在建工程的持续性，预计2017年地产投资虽有所下滑，但影响GDP同比增速不到0.2个百分点。其次，预计基建投资在广义财政扩张的支持下，仍将发挥对冲老产业投资下滑的作用。预计2017年基建投资增长18.5%，财政、准财政政策仍将扮演重要作用，而第三批PPP示范类项目再创新高（1.17万亿），主要集中于交运和市政领域，也将利好未来基建投资。再次，外贸出口可能超预期。预计2017年外贸增速回升，美元计价下出口或将回升至-1.6%，人民币计价下出口或回升至5.7%。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负相关并具有一定领先性，2016贬值预计将拉动后期出口回升。消费增幅可能下滑，拖累增长。地产下游家电、装修等领域占消费比重相对不高，因此预计明年消费受地产下滑影响相对有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力度下降，可能引起汽车销售增速（5－7%全年）下滑。预计2017年消费增长9.1%，较2016年10%下滑1个百分点左右。货币政策收紧和结构性改革带来机会按照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17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原则。今年中国经济应该抓住机会，适当收缩货币政策，改变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行业（包括房地产行业）泡沫化发展的倾向。我国金融化程度2005年以来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势头，2015年底达到了8.3%，高于英美的水平（7%）。今年金融领域的工作重点需要从过去的加杠杆转变为去杠杆，这样既可预防金融风险，又能促进资金脱虚入实。货币政策需要从去年的中性偏松转为今年的中性偏紧。建议供给侧改革要更加注重实效，由于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加，在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改革的步伐不宜过大，需要积极而稳健。从根本上说，要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选择。只有结构性改革才能改善增长，提高投资回报，提升自然利率水平，最终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对中国而言，其主要问题不是经济增速下降，而是增速下降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取决于未来的改革进程。去产能要吸取煤炭行业的教训，有色、化工、建材、造船等领域去产能要更多依靠市场进行，同时配合去产能、债转股，加大国企兼并重组力度。创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需要从模仿战略走向创新战略。创新带来的增长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将越来越高。当前宽泛的计算发现新经济部门对于GDP的拉动作用为2.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33%左右，宏观政策需要适当调整，促进新经济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17-01-20 2016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供给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6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取得实质性进展。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至52.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新增城镇就业1,067万人，经济发展已经展现许多新亮点，凸显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了市场预期和信心，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稳，经济增速持续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由降转稳的条件逐步积累。加深加快推进国企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习近平主席多次就国企改革发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指示是在顶层设计阶段过去、改革实施阶段到来时发出的，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再一次动员。从宏观上说，一些国有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象，从微观上讲，一些国有企业自身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有企业必须要以积极的态度、坚定的决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作出贡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不断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和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坚定不移依靠和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必须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去库存”“去产能”2016年的“去库存”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69,095万平方米，比10月末减少427万平方米。挖掘潜在的消费人群以实现房地产“去库存”，是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价格非理性的重要途径。从供给看，无论房地产投资、新开工还是购置土地等都显示房地产市场需要一个合理的引导。鼓励住房消费的政策导向不仅仅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考量，更是由于楼市正面临痛苦的去库存阶段，这既关系到启动需求，又关系到化解风险。为此，政府从财税、信贷、公积金等相关政策出发，鼓励改善性需求入市，加快商品房库存消化。为了千方百计实现“去库存”目标，除了从市场需求端因地施策之外，对供应端即土地市场的调节也成为楼市政策的一大重点。房地产“去库存”将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有必要与市场结合到一起，通过改革打破一切制度门槛，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去产能”与“去库存”同样重要。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目标任务均已提前、超额完成。去产能，既要继续化解过剩产能，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又要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去产能工作。产能过剩是新常态下中国传统经济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当前经济运行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的形势依然非常严重，它带来企业的恶性竞争，带来盈利能力的减弱，最后导致企业信心的减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是解决企业困境的当务之急。我们今天面临的产能过剩，一方面是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有效供给不够。让过剩产能出清的方法有很多种，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都较为常见。“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一关键点。僵尸企业就像是一个个“黑洞”，不仅不能够给社会创造财富，而且它吸附甚至吞噬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使得我们本来应该用于扶植新兴产业或者新经济的宝贵资源被僵尸企业所拖累。此外，僵尸企业无法解决就业。所以，政府把清除僵尸企业作为重中之重。“去杠杆”“降成本”“去杠杆”，既要降低企业杠杆率，又要不断规范政府举债行为。10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目前，部分银行已经签订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规模超过1,000亿元。“去杠杆”任务的制定，有利于化解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更有利于“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为应付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需要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时，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若地方政府债务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则可能带来一定风险，“去杠杆”这一任务实际上是对此做出了一个预案，而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前提就是加强债务置换的工作。此外，对于非法集资、以互联网为幌子的非法融资等金融领域的违法违规操作行为必须加大查处力度。与“去杠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实体企业的“降成本”问题。总的看，企业成本降低，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24元。全年预计降低企业成本超1万亿元。“降成本”，应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尤其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目前，我国实体企业明显面临着负担过重、成本过高的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政府在给企业提供更多便利时，要注重多提供一些一站式服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具体措施方面，要不断减少地方设置的“门槛”，特别是省市一级的工商税务部门，要加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减税降费，特别严格地整治不合理收费问题，同时，要降低物流成本，减少相关收费，考虑完善物流费用的结构。实施创新驱动补短板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要集中力量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进而推进经济增长驱动由旧动力向新动力的转换。创新应是全方位的，包括制度、理论、技术、模式等创新。经济增长首先依靠技术创新提高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改革，包括国企、财税、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都应加大推进力度。其次，要推动全社会力量进行创新、创业。社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要激发它们的创新动力，特别是国有企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个人是创业的主体，要改革科研、教育体制，解决当前应试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弊端和问题，培养创新型人才。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三者应协同努力，共同打造公共创新平台，在社会上形成整体创新合力，给那些有创新能力但资金缺乏的个人提供更多的帮助。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所以要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如大力发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新型金融业务支持创新创业，还应鼓励跨国创新合作，特别是重大技术研发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五大理念助推供给侧改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经济发展规律性的总结，秉持这样的理念，是实现供给侧改革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创新才有活力、协调才能和谐、绿色才能环保、开放才能融入、共享才能聚力。在五大理念的指引下，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呈现“五稳”、“五好”特征：增速稳、价格稳、就业稳、产业稳和需求稳；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创新和新动能成长较好、企业效益增长较好、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市场预期转好。 “五大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提示发展规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用新的发展理论引领时代发展，拓展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格局和新面貌；用全规律的发展理念指引未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根基、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