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9-03-15 降息窗口期选择在2019年首季经济数据披露之前，同时下调基准存贷利息，并收缩存贷利差，比较契合当前国内和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在降息通道中创新利率、汇率等市场机制，可有效推动中央“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目标的达成。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渐现，进入攻坚阶段需要有勇气及时破解在各种规划中未能预见的僵局，如稳定增长还是预防滞胀、稳定投资还是控制货币、稳定外贸还是维持汇率、稳定消费还是促进就业、稳定房地产还是防范通缩、降利息成本还是维持利率水平。面临诸多两难选择时，货币工具仍然是解决问题最为关键的钥匙之一，它对调节消费、投资、外贸，促进利率、汇率、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和配置，破解“三去一降（利息成本）一补（中小民企业融资）”中多年累积的痼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时期需要把握好其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自洽和统一。货币金融政策边际效用下降当前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出现局部或结构性失效现象，特别是货币传导机制和渠道陷入僵局。近年来，央行对MLF进行了结构性操作，并创新出TMLF，多次普惠化和定向化降准，并辅之以窗口或口头指导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中小企业特别是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难以缓解。在降准后又意外重启巨量MLF投放，同时提升这一工具的利率，明显促生了市场利率上升的预期。去年国庆期间利用定向降准置换到期MLF，被市场认为是在价格和数量上收割商行“韭菜”。在存准率维持高位的情况下，重操MLF这种备受争议、异化为高利率的再贷款衍生工具，副作用非常明显。虽然此举旨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商行将流动性注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民企，但从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的角度观察，此举没有完全站在货币中性和部门利益中性的立场，掩饰不了利用此类工具与商行做交易的嫌疑，投放的流动性同此前一样，主要流向地方政府平台、国企和房地产。最近全球央行对下一步加息多在犹豫或观望，诸多信息显示全球加息通道已走到分水岭边缘，今年首季启动单边降息通道是大概率事件。中国央行也在利用传媒隐晦地暗示不排除“降准+降息”组合，以稳定社会融资增速和引导市场利率下行。然而连续多次降准和出售各类MLF累积的长期流动性，并没有明显缓解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在局部或结构上还加剧了此类情况。在行政和监管措施方面，持牌理财子公司的开业同样不能促成市场利率下行和缓解中小民企融资难，靠行政命令低息巨量放贷或口头劝导银行压低利润率，终会导致市场主体的普遍反感。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短期内成效不大，直接融资增量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稳定投资增长率和缓解融资问题仍然需要依托商业银行系统。存准率高企与MLF频繁投放悖论从社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看，商行承担上缴的存准资金成本，扣除存准利息，相当于商行为存款业务支付的“牌照税”或“负债税”；从资产端看，存准率与商行放款的信用倍数或财务杠杆率、利息收入成反比。MLF类工具与存准率对缩放商行放贷或信用能力方向相反，两者均可定向化或结构化操作。央行多年来向商行出售MLF的最终资金并非全部由开动印钞机器产生，而主要来源于商行缴纳的存准，也即央行在利用商行长期存放的低利率法定存款，向商行发放利率更高的中期流动性贷款。商行资产端的存准与商行负债端的MLF利差，在央行报表上体现为其负债和“利润”或权益增加，其增加的权益应主要用于央行救助商行和调控社会流动性时的成本开支；在商行报表上表现为机会收益的法定减少，相当于额外向央行缴纳了一笔税款或费用。存准和MLF在流动性管理方面是一对方向相反的工具，在具体操作中如何搭配需要颇费一番思量。法定存准升降一般需要提前报批国务院，而MLF是央行部门借鉴英国货币监管当局在再贷款工具基础上创设的，视社会流动性择机预调、微调。增加央行权益并不是央行与商行一切资金交易的目的，但在存准率长期高企的情况下，放弃法定存准和再贷款操作，不考虑商行降低财务成本和杠杆的阶段性任务，频繁出售天量的MLF流动性，从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提升质量效率、增强商行资本内生的角度看，其实是一对矛盾的任性操作，存在法理及财务逻辑上的悖论。 在宽松货币环境中工具操作不宜引导利率上行我国货币在美国次贷危机后长期处于宽松状态，社会流动性充足，但利率水平居高不下。在表内信贷增长受到日益严格的资本约束下，商行通过拓展表外资产负债业务，获取非息收入弥补利息收入增长的缺口，这与市场压力有关，也与存准率长期高企相关。自MLF类创设以来，商行购买央行中期流动性的息差在持续收窄。在货币市场上，商行与央行质押式回购交易也存在利差缩小的趋势，社会流动性处于季节性短暂紧张时，7天逆回购利差趋于零，甚至出现倒挂。在去杠杆进入稳杠杆、结构性降杠杆阶段后，货币政策从稳健中性转向适度宽松或合理充裕、松紧适度。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天量避险资金在货币市场、同业市场空转，并没有按照政策意图流向实体部门。对于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助力扩大中小微民企融资的良苦用心，社会各界特别是市场主体仍领会不到位。这说明政策工具边际效应不高甚至失效，个别定向区域投放的流动性仍在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或房地产行业。在长期事实上“宽货币”的环境中，社会期待出现的可持续“宽信用”预期，需要央行向商行提供正向激励，节制事实上提高短中期政策利息的工具操作频率，并考虑增加长中期低成本流动性的组合工具供给。国家财税部门需要拿出真金白银引导市场主体，按竞争中性原则，一视同仁地支持各市场主体，并向中小民企适度倾斜，为稳定经济金融全局创造宽松的财税环境。引导利率下行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渐趋白热化，将货币工具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利用降准替换MLF类存量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有利于增加商行长期用于中小企业放款的资金来源，更有利于引导社会融资利率下行，增加消费、稳定投资和出口，特别是可对冲贸易纠纷中美方强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无论适度宽货币还是宽信用，都需要货币当局提升各期限流动性调节工具的操作能力。宽信用需要微观主体不仅在履行社会责任上被动配合，更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激励微观主体产生主动配合政策意图的动力。在美联储持续加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以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上行，并非稳定出口、稳定投资、稳定消费、避免出现滞胀与通缩的适宜选项。创造长期流动性适度宽松、市场利率下行的环境，更有利于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和居民消费成本，避免经济增长受制于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缩小MLF规模、降低再贷款系列创新工具利率势在必行。当然在引导利率下行中，需要提前对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金流动性进行压力测试和制定预案措施。降息比直接刺激内需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引致我国经济波动和货币超发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投资。政界和学界前辈对此早有警示，如“建国后基建软约束膨胀导致财政赤字是货币超发的根源”；“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建设资金供求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当前，除控制基建规模、改善投资结构外，严格管制地方债务规模是财政和货币当局共同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境内消费是容易被忽略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短板之一。提振消费活力的措施较多，除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促进消费升级外，降息是将部分住房储蓄存款转化为消费的长效必选项之一。通过常态化降准可为降息提供适宜的货币环境，在降准通道中择机降息是全球金融界的共识之一。2019年，美国受固定资产折旧成本上升、国债规模持续上升、贸易赤字不减反增等因素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开始下行，并由加息周期转向降息通道。中国大陆择机降息可有效对冲美国未来降息、中美贸易赤字持续增长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我国已有多次压力测试和外汇跨境流动管理经验，不必担心降息后外储流失和外资减少。当前需要善于运用预期管理工具，为未来多次降准与一次降息的货币政策组合做好铺垫。降息窗口期选择在2019年首季经济数据披露之前，同时下调基准存贷利息，并收缩存贷利差，比较契合当前国内和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在降息通道中深入创新利率、汇率等市场机制，可有效推动中央“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目标的达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9-02-26 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 2018年中国GDP增速6.6%，为28年新低，但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地位进一步巩固，彰显了内需消费对中美贸易摩擦与投资结构性缺陷的重要弥补作用。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强调“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之外，还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忽视内需消费是结构性短板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投资和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且资金、外需、技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较高。进入中高速增长常态化阶段后，一些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在改革中逐渐浮现。当我们需要内需增长稳定经济增长时，逐渐发现内需存在短板问题，消费在平滑经济增长波动、应对外部需求冲击、宏观经济供求再平衡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彰显。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启动内需消费，对冲外需对产能供给的冲击，这应该放在重要且紧急的位置。内需消费不振的国际因素其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长期存在，只是被经济较快增长的光环所覆盖。这一冰山的浮出与中国当前及长期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存在较大的关联。特朗普上台后，WTO规则遭遇的挑战加大，中美贸易冲突凸显，中国大陆出口条件迅速恶化，影响企业对经济增长及营商环境的信心或预期。再往前追溯，分享WTO边际红利和出口环境舒适区的转折点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可能只是步入了尾声阶段或正酝酿新一波危机。美国在反思内政的同时，把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归咎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众所周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采用“超常规”手段如量化宽松（QE），试图应对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引发了其它形式的社会经济类危机，如中产阶级的反抗、民粹主义抬头、欧洲债务问题等等，解决全球社会经济再平衡问题更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中国大陆在加入WTO后，更加深入地参与并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但在全球产业链中总体上长期处于低端位置，中国就业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在次贷危机国际合作中，中国推出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计划，衍生了产能过剩、脱实向虚等供给侧结构失衡问题，更是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消费人群数量极为有限。在寻找新动能和增长点，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时，新出现的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问题，更是将消费问题推上社会关注的焦点。内需消费不振的国内因素政府和社会已普遍注意到了许多相关因素。从分配的角度看，首先，随着市场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入发展，企业利润增长压力挤占员工工资增长空间，这一现象可能长期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缓解与激化交替现象。其次，税收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上升，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税负上升，制约了企业工资成本、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税收增幅同步。从社会民生的角度看，社保费率的上升和征缴规范力度加大，给企业和居民都增加了财务压力。劳动人口呈负增长，影响企业用工成本控制，人口抚养比上升，增加家庭总体负担。从房地产的角度看，高房价消耗了一度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居民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按揭，导致这几年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家庭还本付息支出增速高于家庭收入增速，对家庭消费形成排挤效应。综合施策，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解决内需问题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精神，需要以终为始、关注结果的行动原则。即使出台的措施短时间内会占用较多的政策资源，如果长期看能取得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着手推进落实。税收改革是助力消费振兴效用最大的一把钥匙。大幅度减税降费，持续提高企业和居民的可分配收入份额，改革消费税制，大幅降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税率，这样才能大力激活内需消费。规范全国房地产管理政策，让全国居民有稳定的预期，避免出现房地产泡沫。以稳定房价为长期目的，分城施策，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淡化管控思维，清理短期调控政策，加强政府房屋租赁服务，同时处理好短期政策手段和居民长期预期之间平衡。大胆放宽城市居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可将农村宅基地流转建设作为切入点和重要抓手，发展农村养老、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在确保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大涉及民生产品的进口力度，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和升级迭代，提高居民消费质量。与此同时，改善和优化民生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环境，对一些境内外价格倒挂的商品，创造政策条件比如减少或取消出口退税，鼓励相关企业更多转向境内销售。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9-01-31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迄今为止，国家的主要工作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而高速经济发展在社会领域引发了大量日趋严重的矛盾，个权、法治、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均发生恶性事件。民众对政府侵权、资本滥权、司法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社保匮乏、医疗教育市场化等现象强烈不满，导致社会紧张加剧。改革开放船到中流，需要国家及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独特的中国道路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明显区别于西方模式。如果从西方发展理论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它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中最特殊的个案之一，西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社会确实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普遍现象，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法治化、科技发展、教育普及、贫富差距加大、资本阶层势力膨胀、个人身份危机等等，但也出现许多明显的独特现象，比如一党执政的巩固、国有企业的壮大、混合经济的成功、监察权的扩张、民权被暂时压缩等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僭越等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则完全避免了。从中国自身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与清末洋务运动存在诸多可比之处。最大的差别在于，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清末改革与民国发展都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力，导致外敌不断入侵，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国家陷入全面抗日战争，因此救亡图存成为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中华民族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时机。中共稳定执政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在经历了30年的探索之后，中国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力，打破束缚思想的桎梏，扫除阻遏发展的障碍，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它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惟有春秋战国时期可与之媲美。改革开放前40年聚焦于经济改革，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社会各界达成共识，未来顺利深化社会改革，中国可能成长为一个活力焕发、创新精神洋溢的社会。在社会改革过程中，中共仍然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崭新道路。中国特有的体制让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迅速扩张的交通网络将广大的偏僻乡村融入市场化、城市化大潮中，迅速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结构，城市的生产关系被重新建构。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快速网络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现象。移动互联网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上交流和交易，加快了经济要素和各种信息的流动，既促进了市场的扩张，又重新形塑了传统的价值观。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不同于西方中产的属性。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收入增长、教育普及、新媒体传播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个权的维护，约束了政府权力的行使，抵制了少数资本家的横行霸道。村民选举对农民工起到教育作用，让其增强了权利意识。然而，以儒学为基础的古代科举制在现代中国被重新建构，尊师重教和勤奋学习的传统被发扬光大，以诗文或八股取士的传统则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专业才能和学术贡献分配政治和经济资源，在相信按劳分配的同时，按才分配被中国中产阶级普遍尊重。他们倾向于通过增长才能而不是激进政治革命来改善生活环境。改革开放伴生的社会问题独特的发展道路产生了独特的社会问题，伴生了大量社会丑恶现象。官员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工被制度性打压，隐性失业严重，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社会治安恶化，黑恶势力猖獗等是各界经常诟病的问题。若干看似并非社会问题的现象特别引人瞩目。首先，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核心技术；第二，西方意识形态入侵，造成社会成员在价值观上的混乱和困扰；第三，金融资本通过赌场一样的股市收割韭菜，导致分配不公和广泛争议。其实，它们在本质上还是由中国的社会政策缺陷造成的。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政策困境，呼唤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改革。快速工业化催生了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及其子女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教育和社会条件。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后，生活不稳定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包括失业、减薪、子女就学难、突发疾病、工伤事故、丧失工作能力、无法享受退休金等等。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快速增加，既有的城市功能无法满足其要求，阶层分化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显性化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不稳定，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自身积极作为，缓解社会紧张。民企地位是近期引起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基本上否定了西方政治学中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的理论，经济自由化巩固而不是削弱了中共的权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以同国有企业合资为主，国企的力量被壮大，压缩了民企的空间。虽然民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投标、融资等事项上，待遇远不如国有企业。我们不能把改革开放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政策，而应当视其为社会范式的转换。改革开放由不同的行为者推动，包括政府、农民、工人、学生、学者、个体户、民企、国企、家庭、社会组织等。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影响了国家、社会、社区的变迁。这种变迁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现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态，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因此，改革开放的下一步需要挖掘所有社会成员的潜力，找到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激发社会活力，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新动能。重新认识福利政策任何社会改革，既要考虑国家的财政能力，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也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是政策落地的文化土壤，而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则是政府决策必须考虑的社会基础。“均贫富”的思想在中华大地根深蒂固，中国的先辈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投入了极大关注。中共前领袖毛泽东对平等矢志不渝的追求，更是强化了中华文化中的财富平等思想。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高度重视财富平等，通过各种政治和社会方案确保民众经济平等，以求政权长治久安。这是中国任何一股政治力量都必须慎重对待的政治现实以及可利用的资源。民族国家的成员既是公民，更是同胞。民族国家的责任之一是帮助同胞、照顾老幼病弱，因为这是民族国家的道义基础。民族国家除了维护秩序外，还有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义务。民族国家不是权贵的私器，而要服务于所有合法公民的利益，要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年人和老人。工业化产生的劳动者贫困状况，不仅危害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和谐，更对民族团结与融合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确保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消解其后顾之忧，解决其生活的基本问题。福利政策可以规避社会动乱，维护社会安定，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加强公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福利政策实施方面有许多挫折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欧洲各界逐渐在对弱势群体提供国家救助上形成共识，最终各国通过立法建立起政府救济、社会保险、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直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福利国家较好地维护了社会公正，提高了中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现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平衡，确立了合理分配财富的制度，规定工人的劳动时间，建立了强大的工会，把国家救助与劳动者自助相结合，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紧张程度。福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纵容不劳而获者现象，因此被批评为“养懒汉政策”。然而，经过改革的福利政策可以是一种生产要素，意味着福利政策并不一定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左右为难。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要求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发展生产性福利模式，它的主要特征在于，福利着眼于未来人力资源投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校长吉登斯总结了生产性福利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尽可能地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仅仅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支援。这种生产性福利政策有利于让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具有可持续性，让产业保持竞争力，其操作的核心在于激活人力资本，减少非生产性、非就业福利支出。北欧国家在21世纪的实践证明，福利不仅仅是社会保护措施，更是有效的社会投资。北欧福利国家已经从保护性福利模式向生产性福利供应模式过渡，其成功的经验是提供优质的免费教育，为国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企业提供高技能、高生产率的劳动力。北欧国家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更是赢得了各界的共同支持。解放活力，以社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发生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渐进务实，循环往复，不断积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获得核心技术。这需要解放社会活力，让有才能的年轻人、具备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有机会在市场上获得成长空间。社会制度创新的难度显然不亚于中共建政和改革开放，但益处良多，不仅能维护社会稳定，降低治国理政成本，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成功的社会转型，可以为经济生产提供自由流动的优质劳动力。社会改革的内容和结构，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自由流动、活力张扬、勇于创新、素质领先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培养个性化、思想新锐、拥有先进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为科技、文创、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各行各业供应优秀且富于创新能力的人才。就当前而言，国家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放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改革突破。首先是教育改革。教育要面向企业，面向前沿科技的发展，面向未来社会的转型，经过培训的学生走向社会后，才能高效工作，富于创造力。美国打压中兴、华为等企业，让世人明白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痛苦。中国经济若要掌握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就必须尽快获得自主研发能力，而这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来支撑。当前的教育制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对核心技术、创新知识、高端制造与服务的需求要求教育系统与时俱进，提供善用知识、富有创意、灵活变通的劳动者。中国现在急缺的是拥有创意和创造能力的人才。面对21世纪的挑战，教育系统应建立一个连贯而灵活的架构，适应各种改变，照顾学生和学校的不同需求，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天赋的人员随时可以进入学校接受培训，以多元化的课室、教学方法、评估模式，针对学生的特质，提供个性化终身学习服务。其次是民企平权。中国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但这并不妨碍国企和民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拥有平等的机会，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现在国有企业得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照顾，而民企融资在多方面受到限制。在市场准入方面，应该敞开大门，允许民企特别是中、小、创民企低门槛进入市场。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就需要优化社会经济结构，拓展新的经济领域，创新商业模式。在这些新兴领域里，依赖垄断、靠行政命令生存的国企，并没有太强竞争力。只要国家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地位，民营企业便可以充分发挥生存能力强、灵活性强的优势，在市场化竞争领域里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国家就更有活力和实力与美国竞争。第三是户籍改革。农民一直是改变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力量。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陶尼基于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中的重要性，曾提前十余年准确预言中共在大陆的胜利。现在即便是最偏远的中国乡村，也已经通过互联网与城市和市场零距离相联，加上身处城市的农民工传回家乡的信息，中国的农村已经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少数在城市成功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开办工厂或商店，为家乡带来了资金、经验和技术，也带来高涨的个权意识。他们反复追问：美好生活的机会向外国人开放，向城市居民开放，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向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农民开放呢？类似于南非历史上种族隔离政策的中国户籍制度，在现代化洪流冲击下，已经难以为继。第四是国籍改革。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迫切需要吸引大量高科技、高素质人才为国服务。当前中国大量人才滞留海外，而僵硬的国籍政策妨碍了他们与国内的交流。许多海外人才忠于祖国，始终不放弃中国护照，却被剥夺了内地户口，无法获得二代身份证，他们在内地交流和生活的权利被限制。目前的绿卡制度，给绿卡持有人以基本“等国民待遇”，本意是吸引原籍中国的高层次留学人员与海外华人、外国人才，不过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社会改革有助于我们巩固民族凝聚力，培养国家认同，建构中华命运共同体。站起来，让中国人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富起来，让中国人付出了环境破坏和贫富分化的代价。要真正实现强起来的目标，我们必须培育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以钢铁般的意志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社会改革，激活国民活力，建成更强大的民族国家，给每一位努力工作的同胞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文章原载於《多维CN》第42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9-01-03 近三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诸多喜人进展，金融机构降杠杆成效明显，促成了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然而，在结构性优化阶段，鉴于我国股票市场近年来出现功能缺失和异化，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融资难题，仍然需要银行体系发挥主力军作用。 近三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诸多喜人进展，金融机构降杠杆成效明显，促成了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然而，在结构性优化阶段，鉴于我国股票市场近年来出现功能缺失和异化，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融资难题，仍然需要银行体系发挥主力军作用。银行增加信贷供给的前提是具备足够的资本储备，为其它市场主体提供债务性融资，银行亟需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本金融资便利。降杠杆路径变迁导致金融系统承受压力从去杠杆、稳杠杆到结构性加减杠杆，这一系列实践遏制了各部门杠杆快速上升势头，也暴露出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导致央行货币政策决策变得比较艰难。首先，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不畅，中小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在过多采用行政办法的“一刀切”降杠杆中，民企和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货币调控引起局部信贷信用收缩，叠加中美贸易争端、社保费率提升等影响，中小民企营商环境有恶化趋势。其次，货币进入国企尤其是国资房地产企业的渠道仍然畅通，政府与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对于民企，在政府信用不对称的作用下，国企特别是央企在货币信贷双紧的大环境中承压能力较强，许多国资背景的房企仍然在借款买地和并购。如果国企只是在短期内把杠杆率指标降下来，而不进行关键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恐治标不治本，最后难以达成去杠杆的初衷。全面降低所有金融行为的杠杆，可能会影响到金融的内部平衡，并外溢至广义货币增速、社会流动性结构和市场价格走势。影响金融内部平衡的主要矛盾在于协调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关系，处理这一两难命题可借鉴德国、日本经验，优先发展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当前，通过治理证券交易杠杆、表外业务或影子金融、同业交易和地方融资平台，金融市场交易性杠杆的降低初见成效，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部门去杠杆任务，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结构性降杠杆和稳杠杆过程中，不宜再作为重点。突击发展直接融资以缓解中小民企融资难题不现实最近监管部门调动社会资金，稳定股指大幅下行波动，对实体经济资金供需均产生挤出效应。去杠杆措施过猛一定程度上收紧甚至抽取了股市的流动性。货币信用不如前期宽松，股票质押风险随着股指近乎单边下跌而暴露，几近平仓危机，千股跌停、千股停牌、质押危机成为独特的景观。证券市场本应是向实体经济输血的管道之一，现在却反过来成为实体的抽血机。在社会流动性长期总体充裕的情况下，市场和个股都缺少流动性，本该承担融资功能的资本市场沦为需要社会纾困资金扶助和维持市场稳定的对象，但即便如此，资本市场仍在履行政策扶贫IPO等社会功能。我国证券市场长期以美国模式为借鉴对象，存在政策市、资金市与监管套利等诸多问题。这种思路需要深入反思。中国可以兼学德日模式，将股票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补充，发展其它长期信用工具、机构和市场，解决长期资金来源、权益和股权融资问题。需要整体检讨和重建股票市场制度。A股最早的定位是为国企融资服务并实行股权分置，全流通后扩容到科技创新、中小企业，并允许民企上市，近年来又增加了上市扶贫功能。没有足够的透明度、违法成本低廉、不反映经济基本面和走势是A股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又缺失直接融资去杠杆功能、现金分红激励机制，事实上成为了资金游戏或博弈之地。依托以银行为主的泛间接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是我国金融结构的长期基本格局，短时间内改变不了。无论是有效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还是缓解社会中长期投资、短期流动性资金供需矛盾，在相当长时间内仍需从间接融资体系中挖掘潜力。目前多措并举缓解民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仍停留在运动式文件支持和政策宣传层面，想要比较彻底地改变多数市场主体的预期特别是激励资金供给者主动作为，不仅需要长时间的宣传努力和监管督导，更需要政府拿出真金实银并公正廉洁地高效配置，如财政补贴金融机构，将风险偏好提升至经济基本面一致的水平，平等地支持和发挥各种所有制融资及担保机构的作用。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财务责任且给予市场主体同等国民待遇。政策要致力于稳定市场化资金的预期。各部门和各地组织给予中小民企的融资纾困基金杯水车薪，政府基金在杠杆范围内撬动的资金也有限。因此，对股市等股权融资不能寄予厚望，还得依托以银行为主力的市场资金，继续依托间接融资市场是中短期内为数不多的选择。事实上，银行业和民间借贷机构一直在探索依托数字化技术可持续性发放小企业贷款的新渠道和模式，优化其资本约束条件下的信贷资源配置。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政府号召，利用从债券融资到股权融资等支持工具，驰援中小民企。然而，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堵点、梗阻和瓶颈，社会融资流向中小民企“最后一公里”长期不顺畅。政府需要疏通社会融资流向实体经济的银行业主管道。降低融资成本需要社会和市场协力。融资成本高企更多是市场性问题，在解决可得性后由市场供需调节利率。政府能控制的，是通过行政手段降低国有担保基金的费率和主要国有银行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另一手段是以财政补贴降低中小民企融资的费率。为金融系统输入资本当下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多个难题：比如金融机构自身降杠杆虽然有利于重建金融秩序，但最终传导至抗风险较弱的中小企业，其融资难与贵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这有悖于政策初衷；再如金融去杠杆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加大，短期市场风险上升，金融市场积累的不协调越来越复杂；又如要求银行为实体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但银行放贷受到资本充足要求的刚性约束，也需要到市场上融资。政策应允许银行业稳定杠杆率。实体部门降低杠杆，政府部门杠杆得到控制，金融部门的杠杆自然会下降。在去杠杆、稳杠杆、结构性优化社会杠杆的背景下，银行资本金融资，也需要引起社会特别是监管部门关注。去杠杆会减弱其信贷供给能力，除非其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不得不被动减少风险敞口或信贷存量规模。此外，不能主动降低在金融交易市场上的自营交易杠杆和表外投融资业务转入表内的交易杠杆。政府需设法充分挖掘潜在途径和渠道，以补足银行资本金。1.通过内生性资本积累或内源性补充资本金，包括资产证券化、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等。内源性资本累积一般不足以支撑银行资产增速，银行应制订中长期资本规划、加强自身资本管理和经营，优化其资产负债结构特别是资本结构。2.央行为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或释放存款准备金。央行应向谨慎经营的银行优先提供流动性支持，可选择的流动性工具主要包括再贴现、再贷款、SLF、MLF、PSL，并择机降低存款准备金。3.财政部门为国有银行实质性注资，包括国债、外汇储备运用；财政部门减税降费、给予财税优惠或补贴，可增加国有银行盈利并增强其内生性资本积累。4.债券市场可为银行提供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发行便利。积极引入不同级别的新型创新资本补充工具，包括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具有创新损失吸收机制或触发事件的资本补充债券等等。5.股票市场可成为银行资本金融资的主要场所。股票市场和其它直接融资市场，应优先安排银行业的资本金融资和债务性融资服务。在资本金方面，提供IPO、增发与定向增发、优先股、AB股及存托凭证发行等便利；在资本性工具方面，提供可转债、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发行。6.开辟其它外源性渠道补充资本金。重要手段包括大股东和战略投资者注资及境外资本金融资。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呂国民 2019-01-02 2017年澳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创新产业与2015年相比，增加值总额上升23.6％，在所有行业的占比增加0.79％。虽然在整体占比中上升不够百分之一，但这显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开始见成效。本文回顾澳门回归前后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情况，并提出对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些思考。 前言　　2017年澳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创新产业与2015年相比，增加值总额上升23.6％，在所有行业的占比增加0.79％。虽然在整体占比中上升不够百分之一，但这显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开始见成效。本文回顾澳门回归前后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情况，并提出对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些思考。　　回归前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澳门制造业在80年代中期发展蓬勃，成为澳门第一大产业。中期以后，内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澳门制造业逐渐迁往内地，澳门与内地开始形成「前店后厂」的区域合作模式。自此，澳门本土制造业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持续下降。制造业在澳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从1984年最高峰期一直持续下滑，澳门随之踏入经济转型期。80年代澳门曾经建立以制造业为主导的适度多元化经济体系，这是与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市场变化，以及澳门周边地区的经济因素有关。当时澳门土地、劳动力低廉，加上香港逐步丧失特惠税待遇及纺织品配额，香港和海外资金遂流入澳门制造业，推动澳门制造业快速扩张。澳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也带动了其他与制造业相关产业的发展；适逢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使澳门经济转型至以服务业和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制造业带动的适度多元发展，奠定了往后澳门本土企业的发展与成长。澳门与内地的区域优势互补合作，形成澳门以接单和贸易为主要的业务，而内地则负责来料加工和生产的工序。澳门第一次经济适度多元化可说是以制造业带动，并充份发挥澳门的区域优势，得以转型至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化多元产业结构。　　澳门经历1996至1999的金融风暴经济出现负增长，由于缺乏本土自主的增长与创新能力，无法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澳门的经济转型开始出现问题；因此，澳门只能借助博彩业作为其重要的经济支柱。至回归前，澳门经济虽然仍维持着四大支柱产业格局：即博彩业、制造业、房地产、制造业和金融业，但制造业在澳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已大幅萎缩，主导经济增长的产业复归为博彩业。博彩业的再主导经济的增长，不仅未能拉动其它产业的同步发展，更使社会各生产资源，更为集中地，大量流向博彩业，使澳门经济更呈单一。　　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　　1999年澳门回归，「澳人治澳」模式使澳门摆脱葡国殖民地的低效管治，为当时持续四年的澳门负增长经济注入新的动力。澳门回归后不久，博彩业随即开放，澳门第二次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是透过开放博彩业带动其它产业而起步。特区政府在2002年收回赌牌后重新进行招标，引进国际资本与新的经营模式。这打破长期的博彩独家专营状况，让博彩业开始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与国际化，这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尝试，希望藉博彩业的开放，作为龙头拉动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开放赌牌引国际竞争不仅让澳门经济摆脱负增长，也创造了澳门经济的高速增长。回归初期，特区政府的一贯施政方针仍然是以博彩旅游为龙头，带动各行业发展。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央提出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的具体产业。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而在「十二五」规划中，更明确指出「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教育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并把澳门定义为「世界级的休闲旅游中心」以及「葡语国家与中国连接的商贸平台」。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不仅是澳门政府的施政重点，更包含国家的全力支持与政策的配合以致内地周边地区的付出。虽然中央和特区政府大力扶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仍未如理想。2008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停止增设赌场、控制赌场数量等措施，藉此调控博彩业的过速增长。2009年的非博彩业收入与2013年相比虽然增长了一倍，但博彩业却增长了三倍。博彩业在总体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15年前总额所占比重均超过5成。自2015年，博彩收入大幅下滑，在2016年博彩业的比重下降至47.2%。　　赌权开放，再加上内地个人自由行政策的推出，澳门由原先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多元发展已转变成由博彩旅游主导的经济结构。澳门特区政府过去数年虽然不断促进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重点发展产业包括：旅游业、会展业及文化产业等；但从经济结构的四大产业变化看，澳门经济发展正迅速向博彩业倾斜，扩张的行业都是与博彩有关联的；与此同时，其他行业在经济增长所占比例却呈萎缩趋向。博彩业的迅速扩张和过度集中，更突显澳门经济结构的绝对单一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与博彩业的「一业独大」，是澳门长期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矛盾。澳门博彩业急速发展，造成市场与经济发展失衡，窒息本土企业的发展，不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隐藏着对澳门经济的巨大波动与风险。博彩业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出现的矛盾，主要征结在博彩业的特殊产业结构上。博彩业的特殊产业结构有导致产业单一化的趋向，窒碍澳门经济的多元发展。 　　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市场结构。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高额利润往往引致大量资本流入，从而加剧产业间竞争；竞争最终将会降低行业的利润，直至利润率均等化。在市场机制下，部份经营者将会离场，把资源作其它合理配置而增加其利润。因此，经济失衡情况便可藉市场机制加以纠正。然而，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中，由于竞争不能充分开展，高额利润会把社会资源向垄断产业极度集中。正由于博彩业是高额利润市场，故能用较高工资吸纳其它行业的同类人才，其它非博彩行业根本不能与之争夺人力资源。这就形成「博彩业一业独大，百业萧条」的情况。　　少量进入的专营制度。在博彩进入方面，企业首先要经由政府招标选定，然后中标企业需签订承批合约，再由政府批出经营权。2002年的开放赌权，只是从一家专营变为六家专营。虽然是向国际招标，但仍然是少量进入的专营制度安排。由于限制进入和市场垄断，便意味着博彩业存在巨大的高额利润。因此，寡头市场的高额利益结构一旦出现并且固定下来，在一个微型经济体中，会很容易出现大量社会资源向其集中，并使其他行业失去发展的资源；另一方面，寡头市场也会减弱其内部的创新动力，阻碍其多元化的发展。　　博彩市场高度集中。博彩业以往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贵宾厅。长期以来，澳门博彩收益有一半甚至七成以上的收益，都是来自贵宾厅。此外，百家乐又为各种博彩活动的主要收益。故此，大量资源集中在贵宾厅，博彩活动又集中在百家乐。致使过去澳门传统的博彩产品，如赛马和赛狗等博彩活动，大幅萎缩、收益剧减，生存空间缩窄。赛狗本来是澳门的特色博彩，也难以继续在澳门经营，最终以倒闭收场。由此可见，博彩业独大不仅挤压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也对博彩业内部的同类业务产生挤压和淘汰效果，使博彩业市场和产品更趋单一化。这种单一化趋势隐藏极大风险：一旦赌场生意下滑，将会为澳门经济带来极大负面影响。澳门大型外资博彩企业的引入，本应作为适度多元化的企业主体，但在垄断性的高额利润市场下，博彩业务成为所有企业的偏好，而同步展开的适度多元化产业，却长期未能有很大的突破。　　博彩业适度多元发展的思考　　博彩业应引入更多竞争。澳门博彩业是寡头市场结构。政府以行政手段限制竞争，造成中标企业处于寡头垄断地位，阻碍整体产业的利润参与的平均化。政府作为这种资产的拥有者和批出者，通过与博彩企业签订专营合约，参与博彩业的高额利润分配。澳门博彩业利润的非均等化与寡头市场特质，即使在高博彩税下，博企仍能赚取高额利润就可见一斑。博彩专营批给合约同即将在2020至2022年到期，特区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博彩业在澳门经济的功能和定位。政府应检讨是否有需要改变现时的批给制为准照制度。批给制度就是用行政方法限制市场的进入，而准照制度则是政府提出要乎合进入的要求，其中并没有进入市场竞争者的前设。将批给制改变为准照制后，政府仍可对博彩业发挥重要的控制作用，但主要方式是对相关公司和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并颁发执照，而不再是限制赌牌数量和批给期限。政府也不再需要使用竞投方式确定承批公司。由于不限制博彩公司及赌场数量，所以，在这一体制下，可能不断会有新的公司进入市场，为顾客提供有新鲜感的博彩服务。也会不断会有旧公司离开市场，把资源有效运用，转为开拓其它非博彩产业。澳门博彩市场经营者时刻面临被淘汰的压力，也必会想方设法改进服务，吸引顾客，有利于澳门批给制在面对邻近地区正越来越多豪华赌场的威胁下，仍能保持竞争性。赌场的高额利润的全面均等化，促使博彩业行内各经营者互相良性竞争，想方设法挽留赌客，也有助博彩业的优化和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博彩业应引入更多另类博彩元素。澳门博彩业的寡头垄断，使市场竞争性较低。博彩业的高额利润容易使一般经营者满足于现状，缺乏创新意识。在新的批给或准照制合约中，政府是否有需要考虑限制贵宾厅的数目，要求赐场有均衡发展？政府是否有需要考虑又是否有需要在赌场之外，增设其它创新的体育博彩元素？其实澳门政府可参考美国内华达州有关博彩经营所采取的完全竞争模式，把博彩营业执照分为非限制性和限制性执照两种。政府对不同博彩营业执照所抽取的税率也有不同。非限制性执照持有人可以经营除彩票以外的任何博彩游戏，包括赌台、角子机等；而限制性执照主要是发给那些只以博彩为辅助的商家。持有人只能经营规定的博彩类别和数量。例如一间小型酒吧，经营者为提供更多消闲活动，可申请安装数台角子机，但不能经营任何其他形式的博彩。在这种鼓励竞争的模式下， 内华达州共各类博彩游戏总计超过五千多种。澳门可以参考有关做法，引入更多竞争和特色博彩项目，藉此丰富和扩展澳门的博彩游戏的种类。　　博彩业应发展更多非博彩元素。博彩业开放初期，澳门追求赌税增张，最后形成博彩业独大。近年，特区政府和社会大众都开始形成一个共识，非博彩元素才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赌牌批给将于2020年及2022年到期，政府应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检讨竞投的合约条款，要求投资者发展更多非博彩元素。例如，只能把娱乐设施的一定百分比面积用作赌场，其余须用作非博彩项目的发展；又或者要求把赌枱数目与非博彩元素挂勾，一定比例的非博彩元素才能批给一定比例的赌枱数目，令博企投入更多资源开发非博彩的项目。博企过往虽然也有致力发展非博彩元素，但较多的是大同小异，欠缺新意的购物消闲项目，每间娱乐场也相类似。故此，为保持吸引力，博企也应开发更多新颖的非博彩元素。 其中的旅游元素可发掘一些「主题旅游」。更多利用自然风光资源、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人物景观资源、会展、中医药、美食等元素，发展如，以会展结合的「会展旅游」、文化结合的「文化旅游」、中医药结合的「中医药养生旅游」，美食药结合的「美食旅游」 丰富澳门的特色旅游。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思考　　澳门自1999年12月回归至今已经历19个年头，社会民生经济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稳步发展，2017年公布的《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指针体系分析报告》显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基础已经形成，博彩业在本地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特区政府一方面加快会展、中医药、特色金融、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继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非博彩元素。中央和特区政府大力扶持适度多元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都重复提出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国家对澳的首要政策。特首在多次施政报告中也提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经历2014至2016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大幅减少，严重冲击博彩业收入，2017年开始澳门经济终止过去几年的经济收缩，逐步走出深度调整期。今年澳门的非博彩元素经济增长能有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的成绩，也是得来不易。我们更应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开始略见成效时，在原有基础上，再加大力度发展多元产业，其中包括以下各方面：　　加强「一中心、一平台」建设。国家和澳门的「五年发展规划」具体落实，大力加强澳门在「一中心、一平台」（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建设。最近，特区政府根据《城市规划法》成立的跨部门小组决定以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与美丽家园」作为规划的策略主轴；这加快了澳门通过旅游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此外，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于2017 年6 月在澳门正式落户，也进一步强化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建立经贸关系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在中葡互动中，澳门可以藉贸易、金融、投资、物流等方面作为中介人的角色，发展多元化的配套产业。 　　全面支持会展业发展。特区政府继续推动以「会议为先」的会展业发展，成效渐显，在全球城市排名由 2015年的93名跃升至72名，亚太区域城市排名亦升至17名。澳门在2017年9月正式发布《澳门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有助于于推动旅游业的多元化发展。最近完成修订的「会展活动激励计划」及「国际性会议及专业展览支持计划」，有助优化会展业的扶助措施。此外，澳门政府牵头开展「会议大使」计划，邀请各界知名人士担任「会议大使」，使得更多区域性和国际性会议选择在澳门举办。这都是会展业得以快速发展的推动力。　　融合横琴拓展适度多元发展空间。博彩业「一业独大」挤压了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使其他行业发展空间狭窄。对于一些中小微企业，由于企业规模细小、土地、人力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都严重短缺和受限制。因此，除了博彩旅游业以外的其它产业，必需通过区域合作来拓展产业的发展空间，解决土地、人力资源，资金等各方面的短缺情况。横琴毗邻澳门，是「特区中的特区」。中央给予横琴比特区还特的政策，就是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因此，在区域合作中，澳门首先要加强与横琴新区的深度融合和合作。就如在中医药方面，澳门吸纳更多内地名优企业及澳门企业进驻入园，并加强广东、四川、福建等中医药区域合作及国际交流。今年特区政府成功协助在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生产的中成药产品在葡语国家注册，并协助澳门企业在葡语国家推广产品。这正好证明融合横琴能为澳门的适度多元发展，拓展更多空间。　　开拓澳门特色金融产业。特色金融是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推动的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最近为《金融资租赁公司法律制度》及《融资租赁之税务鼓励》两项法律作出修订，并推出扶持和便利措施，争取更多融资租赁等业务的公司落户澳门。澳门可藉区域优势，可发展人民币的离岸结算中心、中葡贸易的交易结算中心，最近澳门与内地签署了《关于发展澳门特色金融的合作备忘录》，以加强了双方在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此外，特区政府也积极推动跨境电子商贸，让澳门的跨境电商货物，能从澳门付运至南沙的自贸区。　　加强对青年创业的支持。扶持青年创业是澳门特区政府发展多元化产业的重点工作之一。近期，特区政府修订了《青年创业援助计划》，扩大受惠对象范围并简化申请手续；同时，特区政府鼓励青年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先后与广州、珠海、深圳等地区的青年创业支持中心合作，为澳门青年提供创业的工作地点和法律税务等方面的支持服务。特区政府也设立「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为中葡两地青年创业交流提供跨地域平台并组织和邀请澳门、葡萄牙两地青年互访交流，促进中葡青年的创业合作。此外，横琴新区的「粤澳青年创业谷」也为青年人提供更多营商发展与机遇。在政府大力扶持及推动下，澳门青年创业的意欲渐浓厚。　　结语　　正如特首在今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把握机遇，均衡发展」。澳门在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创新等产业在GDP所占总额有所上升，而博彩业所占总额有所下降。这显示中央和特区政府各方面的努力，经济适度多元开始见成效。展望2019年，澳门定能把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精准培育新兴产业，创新经济适度多元，达至均衡的发展。本文章转载自《新澳日报》12月27日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8-12-10 从当前的情形来看，美债的期限利差已经降至20bps左右，随着美联储在2018年9月进一步加息25bps，美债期限利差在2018年10月走向倒挂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意味着，美股在未来一年内大幅调整的概率较大。 美股已经持续上涨10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上涨300%，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超过500%，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当前存在泡沫吗？在没有其它外部冲击的前提下，这个泡沫什么时候可能会破裂？本文尝试通过数据对比和情景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货币及财政政策宽松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降息+量化宽松）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这样的政策组合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升。首先，为控制当时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美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其次，美联储开始快速大幅降息。为应对次贷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自2007年9月18日起，美联储开始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降到2008年10月29日的1%。然而，此时的中长利率并没有跟着短端利率下降到相应水平，反而不断走高，中长端收益率上行带动了其它利率的上行，商业贷款利率上升，居民按揭贷款利率居高不下，拖累了房地产市场的回暖，阻碍资本开支和经济的复苏。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在危机期间效用下降，不得不启用非常规货币政策。第三，美联储开启了量化宽松（QE）政策。在金融危机期间，基础货币同比增长率在2009年5月高达113%左右。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回升明显，企业利润回升，在基本面对资产价格也形成了支撑。从传导机制来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更大。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改善金融条件而非需求来发挥一定的作用。降低货币成本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利率和借贷成本，这对于构成股票市场主要指数的大型公司尤其有利。低利率促使公司回购股票或者派发股息，利好股价。同时，由于低利率，消费者也可以从扩张性政策中获益。随着融资成本下降，汽车或者住宅等主要采购品的边际需求也会增加，对这些行业公司来说也属利多。维持了近十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超出其内在价值，形成泡沫。从货币政策细分目标来看，传统货币政策对通胀的重视，导致对资产价格的忽视，滋生了泡沫。美联储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除非资产价格的变动影响到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否则不会对资产价格变动做出反应。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振资产价格成为了美联储不言而喻的第三个使命，进一步加剧了泡沫的滋生。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曾在2010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解释了新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优点：股价上涨将增加消费者财富，有助于提振信心，刺激消费；增加支出将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利润，在良性循环中，进一步支持经济扩张。当前美国股市存在着明显泡沫自2009年3月以来，标普500指数上涨300%左右，波动较大的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甚至超过了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了约400%和500%左右。美股的边际保证金在GDP占比过高。当保证金债务水平达到极端水平时，往往表明市场情绪过于乐观，预示市场将出现回调或进入熊市。在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时期，保证金债务的峰值约为GDP的2.75%。在目前的股市泡沫中，边际保证金债务接近GDP的3%。美股周期性调整市盈率（CAPE）过高，股息率过低。用席勒的CAPE指标来衡量整体市场的估值，可以帮助确定相对于盈利、销售和账面价值等基本面因素估值是否过高。该指标是用价格除以该指数的10年平均历史收益，取代普通市盈率采用过去一年盈利来计算的做法，以平衡经济周期的影响，更精确地反映估值。其中的P和E都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过调整，在比率相对的基础上，未来10年股票市场回报与高CAPE负相关。通常美股的CAPE在5到6倍左右接近底部，超过25倍则进入非理性繁荣的疯狂期。在2000年科网泡沫破裂前夕，这一数值一度高达44.2倍。当前CAPE数据已经高于30倍左右。总市值与GDP比率过高。美国股票市值与GDP的比率，表明股票市场增长已远远超过GDP增长。这个比率据称是沃伦•巴菲特最看重的指标，他常说“这个指标在任何时点都适用。”当该指标处于70%到80%的范围内时，就是买入的时候。当它超过100%的时候，就该踩刹车了。在互联网泡沫时期，该指标高达140%；次贷危机时，它也高于临界点；当前该指标高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高点，处于警戒范围内。从交易结构来看，减税帮助美国上市公司通过回购股票来提高股价，但这种回购带来的股价上涨潜力正在下行。2017年标普500回购指数上涨20%，标普500股息指数上涨7%，这表明回购贡献了股市上涨的大部分涨幅。这一方面归因于特朗普总统税收改革计划的通过，它鼓励企业在今年进一步扩大股票回购计划；另一方面，美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和股东对股价上涨的利益诉求，也支撑了回购。然而这样大规模的股票回购意味着人为支撑市场，压制了波动性。这也意味着，2009-2017年美股牛市的后期，可能是建立在回购基础上的估值错觉，那么这个市场的潜力是下行的。从企业结构来看，当前美国股市泡沫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它是由非常有限的少数股票推动的，这一方面意味着牛市背后没有广泛的健康力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风险更加集中。科技股一直走在前面——靠“FAANG”带动，FAANG为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奈飞（Netflix）和谷歌（Google）的首字母缩略词。自2009年以来，虽然标普500指数上涨了大约322%，但FAANGs指数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大盘指数（苹果上涨了超过1000%，亚马逊涨幅接近4000%，Netflix上涨了超过8000%）。如今的FAANG类似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主导牛市的“漂亮50”。从当前的情形来看，美股的上涨更加集中（从个股看，FAANGs指数拉动明显；从行业看，金融服务业贡献较大），而且FAANG当中除了苹果和脸书外，其它三家的泡沫已经非常明显；这种结构化的加剧，一般意味着泡沫接近破灭。美联储应对资产泡沫乏力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在2017年5月发表的文章《货币政策与泡沫》中表示，“曾有人建议，当资产价值相对于历史标准显得较高时，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以阻止资产泡沫的形成。”不过他又表示：1）在爆发之前很难发现并确定哪里有泡沫；2）即便确认已经发现了泡沫，美联储的应对工具也相对有限；3）决策错误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因此必须谨慎行事。 在危机爆发之前很难发现并确定哪里有泡沫。2006年7月，时任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宣布美国经济将面临某种形式的危机。他不知道它会从何而来，因此，他要求员工与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从各大型银行的窘境到对冲基金破产中寻找根源。不过当时没有人考虑过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会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有监管机构都对潜在的经济冲击保持警惕，但谁也不曾预料到油价会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然后又跌至26美元。当油价开始攀升时，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吗? 当时美联储也无法确定石油价格是否存在泡沫。即便已经发现了泡沫，美联储的政策工具也相对有限。美联储并没有其它一些国家拥有的针对单个资产市场的目标工具，这意味着一旦加息，虽然可能有效地减缓房地产市场的压力，但也会拖累整个经济。美联储目前依然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仅作为解决资产价格的最后手段，因为这种政策反应对经济运行的成本可能很大。决策错误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因此必须谨慎行事。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大萧条对经济来说是毁灭性的，但并非所有资产破产都如此“昂贵”。当科技泡沫在2000年破灭时，股票投资者损失了金钱，同时也导致了一场温和而短暂的经济衰退。这样看来，美联储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没有试图放慢股市走势是正确的，因为通过提高利率来预防的成本可能超过了修正的成本。综合而言，美联储认为，比起以干预手段防止泡沫破裂，更可能且必须做的是确保金融体系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承受不可避免的泡沫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强度和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美国最大银行的资本不足。如果能够确保大型银行资本充足，金融体系将在未来应对资产价格调整时更具弹性。美股泡沫何时破灭？试图对泡沫破灭的时点做出精准预测，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指标和条件，来对泡沫是否即将破灭做出判断，这样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对决策者起到警示作用。美国期限利差开始倒挂，可能意味着美股泡沫即将破灭。期限利差对股市的预测，主要通过宏观经济预期来产生作用。统计数据表明，期限利差可以作为未来经济预期的一个先行指标。旧金山联储在2018年3月公布的经济研究报告中对期限利差进行了分析，统计了自1955年以来利差跌至负值后的10次情形。在其后的6-24个月，美国一共有9次都陷入了衰退，仅有的一次例外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不过，学术界对该利差为何能够如此精准地预测宏观经济仍存在较大分歧。目前业界比较认可的原因是，期限利差更多反映了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而间接影响到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相关经济活动。根据统计结果，期限利差领先宏观经济6-24个月，股市领先实体经济3-6个月，因此，期限利差倒挂能够对股市泡沫的破灭起到前瞻性预测作用。数据表明，2000年科网泡沫期间，期限利差倒挂领先泡沫破灭6个月；2008年房地产泡沫期间，期限利差倒挂领先泡沫破灭22个月（以第一次出现期限利差倒挂，到美股见顶的时间来进行计算）。从当前的情形来看，美债的期限利差已经降至20bps左右，随着美联储在2018年9月进一步加息25bps，美债期限利差在2018年10月走向倒挂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意味着，美股在未来一年内大幅调整的概率较大。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8-11-19 就当前中国而言，核心内容在于一党执政、社会改良、文化维新以及成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保育政治的具体措施不一而足，但至少应该包括乡镇直选、社区民主、联署立法、公民陪审、性别平权、维护个权、节制资本等等。 优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需要以理性的个体主义文化为土壤。民主政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植根于欧洲传统的个体主义文化，其中个人权利极大彰显，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契约性人际关系。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摆脱了家庭、家族、社区和机构的限制，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主要基于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判断，令选举的结果更合乎理性。中国社会的变迁由于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与儒家传统，中国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和权力社会，个体的权利既受制于血缘以及身份性人际关系，也受制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权力结构。儒家文化压抑个性，阻碍个体主义的发育，如果不经改良，将难以托起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的过程中，如果将基于个体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国，国家会在短期内出现严重失序。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存在独特之处。中共建政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单位体制，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同时也促成了家庭、家族、同乡等传统人情纽带的逐渐复归。这种在改革中重新出现的社会力量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成为理性民族主义的养分，但这些传统力量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障碍。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和科技飞跃，如今互联网应用已经高度普及。由于收入增加、教育普及和网络扩张，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崩塌，社会底层和中产阶层获得便捷的发声渠道，而各种资本利益集团则可以通过商业化的传媒操纵民意，导致社会动员更容易、更高效、更广泛，社会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失序。由于中国尚未发展为成熟的法治国家，国家制度建设滞后，各种社会力量为了自身的利益，围绕网络平台，采取激进的普力夺方式互相倾轧，这不仅威胁国家既有的发展成果，也威胁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到民族国家本身的生存。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已经相当开放，利益多元化已是既成事实。年轻人对刻板的意识形态教育产生冷漠感，个人权利意识上涨，要求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依然尊重权威，但同时要求监督和制约官僚体系和资本阶层的行为，要求在私人和公共领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话语权。激进主义在中国本来已经式微，但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问题尖锐化，再加上英国脱欧、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等外部事件推波助澜，导致极左和极右利益集团冲突渐趋激烈，其背后的知识分子及其发表的言论也进一步激进化。所幸的是，目前年轻人的诉求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事项，更关注经济社会问题，对政治参与并无太大热情。新权威的合理性新权威主义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威权政治，主张通过短期过渡性集权来推动社会的长期发展，通过政治集权来发展自由经济，并始终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新权威主要出现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的新权威主义者支持移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有的则主张建构有别于西方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他们都相信，如果要限制权威，则首先要建立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权威体制是社会最后的选择，是在确定民主体制会带来巨大破坏性后果下的替代物。制度建设的落后，往往是落后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在经济腾飞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目中无法甚至身怀政治野心、一心改变政治秩序的强大利益集团。资本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复杂，各方为了私利激烈博弈，最后牺牲的是普通公民利益和社会秩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通过法律制度来界定，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普力夺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秩序的维护不得不求助于暴力。后进国家的资本利益集团不是在法治环境和市场经济下发展起来的，缺乏西方国家资本阶层的法规意识和市场认知，迷信以权牟利、官商勾结和政治操纵。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较低，规范滞后，资本利益集团不愿通过研发核心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创新管理制度等市场行为来发展企业，更多的是通过抄袭、造假、欺诈、分赃、操控信息和掠夺国有资产等手段来聚敛财富。由于有先进国家作样板，落后国家可以在技术研发和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减少投入，直接学习、模仿甚至抄袭先进国家的成果。这种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弱点在于此种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缺乏原创性和持续性，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制度的移植缺乏个体主义文化和法治土壤，忽视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和核心技术研发。因此，高速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多社会和制度变革压力。晚清的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但由于忽视个体主义文化培育，社会、文化、制度建设缺失，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助推器。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当前仍然缺乏全面民主化的条件，不可急于推行欧美式民主，当务之急是培育成熟的个体主义文化以及与之适应的社会制度。基于历史的教训，加强中央权威，孵化个体主义文化，就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和现代化建设顺理成章的选择。新权威的历史局限性新权威坚持现代化导向，垄断暴力工具，可以防止利益集团的破坏，培植现代性所需的土壤，其合法性既来源于突出的政绩，尤其是经济发展，也来自于传统以及构建的价值观，然而新权威主义天然存在许多局限性。首先，新权威体制不能对权力有效制衡。它缺乏节制威权的制度设计，容易回归过时的专制制度。在新权威体制下，选举流于形式，竞争对手的失败发生在选举之前，当选者总是由小圈子内部决定，在民众中缺乏真实的拥戴，需要通过集权和文宣来巩固地位。在权威体制下，公民被迫容忍必要的恶，无力改变权力在小范围内的滥用和腐败。其次，新权威主义的退出机制也是个难点。它缺乏从威权体制升级为现代民主制的措施，容易造成对威权的路径依赖。在中国，威权制度催生庞大的官僚体系，治国理政的成本居高不下，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但是迅速裁撤冗余官员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使改革自身失去操盘手。威权体制下的信仰操控往往以牺牲民众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创造能力为代价，在权威退出之后，民众往往无所适从，失去方向感和原有的生活轨迹。第三，新权威无法将经济发展成果转换成民主政治的资源。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民主化成正相关，而实际情况是，由于权威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长时间的权威体制容易滋生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阶层围猎官僚阶层，左右公共政策，让国家公器服务于集团利益，导致国家不可避免地全面腐败。特殊利益集团依靠权力，攫取巨额财富，结果成了权威的同盟军甚至白手套，使民主化的目标愈加遥远。第四，新权威不符合新时代中产阶层的根本利益。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劳动者，具有现代化意识，其自身的利益其实就是社会的主体利益。传统中产阶层排斥激进主义，政治参与意识不高，本来是权威体制的认同者。然而，互联网时代的中产追求自我意识、社会参与、言论自由、平等机会、共同富裕等，目前风起云涌的Me Too运动其实预示着中国个体主义精神的兴起。在这些事项上，新权威体制更契合传统官僚和资本的利益，而与网络时代的中产阶层利益严重冲突。保育政治作为后进国家在早期现代化阶段的一个特殊政治形态，新权威主义需要构建理性的社会与文化、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法治。如此，随后建立的民主政治才不会成为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迎合民意、牺牲公意的体制。然而，新权威主义在后发劣势下容易陷入困境，无法完成现代化任务。在不改良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前提下，抄袭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容易助长政府和民众的自高自大和低质量财富，刺激利益集团与民争利，损害公共利益，阻碍可持续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需要开辟一条迈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而保育政治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保育是一个生态概念，包含保护与培育内涵，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并协调人类与生态的相互关系。保育主义作为政治概念，兼顾历史连续性和未来开放性，强调保护社会秩序，善用传统价值，培育新生价值观、文化、社会生态、经济制度直至政治制度。它强调实事求是，渐进改良，培育新优，稳步向前，主张首先培育良好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法制基础，鼓励非政治性参与，然后引入不同形式的选举制度，逐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保育政治主张经济发展、社会改良和制度革新同时进行。保育政治不反对巩固中央权威，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博弈的紧张时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正进入决定中华复兴能否成功的十年关键期，确实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威来团结国民，一致对外。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会乘机打压中国，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阻止中国全面崛起。认为中国能够以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隐形遁迹，养精蓄锐，而不被侧目和打压，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继续用韬光养晦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汇来表述和传播中国外交，势必传递混乱的信息。西人对韬光养晦的理解一直比较负面，认为此举就是隐藏实力，待时而起。中国不能以鸵鸟心态回避矛盾，而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制定和遵守国际规则，堂堂正正地形塑国际外交价值观和制度。面对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外交，中央权威排除浮夸风和投降主义的干扰，保持定力，坚持“辩理交利、用忍积实”的理性外交政策，基本上确保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就中国而言，保育政治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五四以来的激进传统，反对小圈子瓜分国有资产。保育政治主张强政府、强政党、强社会，主张稳步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主张对中国文化进行个体主义精神改造，主张契约社会与人情社会混合的社会形态，主张制约基层政府权力，主张允许民众通过收集签名的方式提出议案，推动立法进程。若要落实这些理念，其标志性政策是推动“党导民主”、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新权威主义的弱点之一在于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容易引发权力滥用与腐败等问题。保育政治有助于弥补这种制度性缺陷，因为培育新优的任务决定了权威不是没有边界的，社会参与决定了公民的权利一定要逐步提高，而不是下降。民权的逐步扩大有利于防止权威的任性和社会失序。新权威的难题之一在于政治强人退休后，威权体制的效能大幅度降低，必须依靠政府权威来推进现代化，而保育政治有助于破解权力交接难题。保育政治既是强人政治，强国家政治，更是强社会政治，将三者有机结合而不是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在保育政治下，个人权威流失不会损害国家权威，更不会损害强大的社会自治功能。没有强人的时代，民众自信而独立，保育政治使得社会高效有序运转。保育政治接纳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把特殊利益集团置于民众公开监督之下。威权政治解体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被特殊利益集团误导而做出错误决定。戈尔巴乔夫（Mihail Gorbachov）并非自由主义者，却在误导下把改革的目标定为在前苏联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造成意识形态混乱并引发大规模社会反抗。通过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公民主体与民主意识增强，能更好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决策者就不会被少数人误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公民主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与特殊利益集团进行集体谈判，这种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机制能够将经济发展带来的进步导向理性的民主化。保育政治符合中产阶层的利益。保育政治鼓励中产阶层的非政治参与和低政治参与，引导中产阶层把国家视为一个在市场中运行的大型企业，淡化意识形态，采取现实主义生活态度，更多地关注工作、收入、家庭、住房、教育、医疗、社区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权利。保育政治保护民众的工作机会、生活质量、利益诉求以及对秩序的依赖和对传统的留恋，是中产阶层的天然保护伞。保育政治也不对外输出发展模式，坚持合作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中产阶层追求安逸与和谐社会的心态。保育政治主张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信息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和自由旅行会使权威政府无法维护社会稳定。实际上，这种情况基本上只发生在同质文明的国家之间，而异质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流反而会促进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强化。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出现的，在与其它国家对比和互动中演进。东亚国家的对外开放既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也唤醒了长期潜伏在市民社会中的民族主义精神，促进了社会稳定。边境开放也让政治反对派主动移居境外，减少了执政者的压力。在中国传统政治光谱中，左派维护劳工利益，右派维护资本利益，中派维护个体权利，建制派维护政府利益，儒家维护家国利益。保育政治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主张在维护秩序的前提下，坚持中道立场，支持个体权利，依靠权威推进以个体社会与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最终平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就当前中国而言，核心内容在于一党执政、社会改良、文化维新以及成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保育政治的具体措施不一而足，但至少应该包括乡镇直选、社区民主、联署立法、公民陪审、性别平权、维护个权、节制资本等等。文章原载于《多维CN》第38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雷鼎鸣 2018-10-19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便需新的引擎，改善环境正是切合时宜的引擎，但中国需提供足够的激励政策，诱导市场多投资于环保产品，并把改善环境带来的效益算入GDP中。“绿色GDP”的制订，已是时代所需。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2017年中国的人均实质GDP是1978年的23.5倍，这意味着在39年间，中国人均实质GDP的年增长率是8.43%。不过，最近几年增长率有下降迹象，例如从2010至2017年，中国实质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平均只有7.01%。中国官方的说法是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我们应调整预期，接受增长率下降这一现实。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却非必然成立。说它有道理，主要是因为报酬递减律在起作用。打比方说，在我们没有任何公路前，建设了一条公路便会带来很大的收益，但若我们已经有了100条，那么第101条所带来的的边际贡献便小很多。同理，从前中国资本稀缺，投资的回报率很高，现在中国资金积累多了，投资回报率自然有下降压力，GDP的增长也快不到哪里去。我们若细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上述问题就更为显著。笔者曾经用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为中国估算的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作基础，计算出从2010至2017年，GDP的增长只有1.7%来自劳动力的增长，但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却高达71.9%，其余26.4%的增长动力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亦即生产效率的不停提高。资本积累能起到这么大的贡献，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一直都位居世界前列。曾有一段时间社会总储蓄率超过GDP的一半，现在也仍在43%以上。既然资本积累快，报酬递减律的影响便应更为明显，中国能否靠高储蓄（这意味着高投资）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个疑问，这也是“新常态论”有其根据的原因。化解报酬递减律有根据并不等同于必然正确。中国今年的经验也说明，报酬递减律并非不能化解。只要TFP进步得够快，便可抵消掉报酬递减律的影响。据笔者所做的估算，1978至2017年，中国TF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97%，这么快的速度是由于改革开放、加大教育科研投资及人口高速城镇化等因素造成的，今年TFP增长速度虽放缓至2%左右，但与国外相比，仍属不错。从历史角度看，GDP或资本积累都高企，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必会减缓。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中国从汉朝至1950年代初，人均实质GDP总共也只上升了20%左右。从前中国的GDP远远比不上今天，增长率同样不及今天。英国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GDP增长率在每年1%左右，但已被视为革命；而在今天，1%增长率则会被认为是衰退。其实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家的GDP都比不上今天，增长速度也比不上今天，由此可见，理论上或实证上，GDP的增长率与GDP的水平呈负关系的所谓“新常态”都并非必然。要顶住报酬递减律的压力，绝非易事。新加坡储蓄率也极高，遇上的问题也与中国接近，其解决之道是将积累到的资本大量投资到境外，以避免资本在本国局于一隅，无法摆脱报酬递减的命运。中国GDP的规模远超新加坡，后者可以做的，前者却不能。若中国像新加坡般把每年五分之一的GDP都投资国外，金融市场恐怕承受不了，所以中国应该另想办法。改善生态可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最明显的方向当然是投资于科技，以改进生产力，但科技投资的回本期颇长，尚需其它投资以作辅助。换言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找寻新的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对其加大投资力度。改善生态环境正是这样一种新经济增长动力。与其它消费品相比，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其独有的特性，我们必须解决几个概念及实践上的问题才可使改善生态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第一个要明白的问题是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此曲线是后人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之名而来，泛指在人均GDP很低的国家，人们多从事并无多少污染的农业，但他们为求摆脱贫困，会宁愿改为发展工业，即使产生污染也在所不惜，所以当他们的收入随着工业化而提升后，污染会越发严重（狄更斯时期污染极度严重的英国是很好的写照）。不过，当人均收入越来越高后，中产阶级便壮大起来，他们对干净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过了某一个拐点后，人均收入越高，环境反而越好，污染物亦减少。这个拐点在什么收入水平才会出现？不同的国情会带来差异，不同污染物的拐点也会有差异。过去一些有关中国各省市的研究显示，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水污染会得到改善；超过约20,000美元后，固体废物的污染会下降；超过20,000多美元后，空气污染会开始下降。这些估算可能稍有过时，不过人们收入就算不如上述，对洁净环境的诉求也很强烈，最近两三年我们已见到北京等大城市空气质量明显好转，蓝天白云并非只在APEC会议时才会出现。中国的环保策略似乎是先尽可能改善人人皆受影响的空气质量，下一步再改善同样影响深远的水污染，再往下走便是改善固体废物处理。EKC其实包含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我们可把优美的生态环境看成是一种可增加我们幸福感的要素，但我们却需付出代价才可得到它。在经济概念上它与其它消费品便有共通之处，而且人民收入提高后，对这种消费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换取它。经济增长必涉及多生产一些人民认为有价值的消费品，若生产出来的产品人民不稀罕，那么此种生产对经济增长便无多大帮助。在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有不少地方人均GDP已超越或接近潜在的EKC拐点，例如2017年广东珠三角的广州人均GDP已达1.765万美元，深圳是2.635万美元，佛山是1.721万美元，珠三角以外的杭州是1.935万，上海是1.625万，北京是1.662万。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人均GDP只在8,800美元左右，但因为地区性收入分布差异颇大，有部分地区人均收入早已远超EKC拐点，所以现时中国大力投资环境改善，有很大需求。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保护环境表面看人人有责，但实践上可能人人卸责，最好是别人付出了代价来改善环境，自己却不用费一文钱或一分力便可坐享其成。优美环境的产权并不属任何个人拥有，是大家都不愿付出代价的原因。改善这种情况的方法可以是靠政府强制性监管，也可以利用市场力量，例如碳排放的配额可以在市场中买卖，配额价格由市场订定。第三个问题是不易替环境的改善算出其价值。我们只知道中国人民随着收入的上升而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但对生态环境保护所得到的价值，若未能估算清楚，便不易断定某某项目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亦不能将其计入GDP。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改善生态虽有如生产了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对人民有贡献，但此种贡献若不能在GDP中反映，社会越花钱在环保上，便越抽走了制造其它产品的资源，GDP便看似正在倒退中。这样是有误导性的，生态环境不是没有需求的可有可无之物，它未算入经济增长中，不是环保不对，而是GDP的传统计算方法有问题。要解决此事，较好的方法是中国逐渐制订出所谓的“绿色GDP”，把环保的贡献也适当地加入到GDP的计算中，这有利于定量评核各地方政府的工作成绩，包括环保工作的成效。这需要大量的理论工作与定期的数据搜集才可能成功。当然现在有些环保工业的产品早已纳入GDP的计算中，例如太阳能光伏板价格下降，应用日渐普遍；风力发电也甚有扩展。这些产品虽然已算入GDP，但它们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却未必能在其实价中准确量度出来。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便需新的引擎，改善环境正是切合时宜的引擎，但中国需提供足够的激励政策，诱导市场多投资于环保产品，并把改善环境带来的效益算入GDP中。“绿色GDP”的制订，已是时代所需。

2018-10-05 重點關注 我們重點關注投資的價值，並儘可能運用多年來在行業內的專業知識、網絡和客戶基礎，尋求存在的協同效益。我們在區內的聯繫網絡，大大增加了組建合資企業的能力。投資組合也包括金融服務、房地產發展等其他行業。公司主要投資項目:在香港參與再保險、人壽保險、 退休基金受託人的多間聯營公司在內地及東南亞的人壽和一般保險、中介人服務等有直接投資投資於東南亞最大的私家醫院－泰國康民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