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8-09-25 2008年北京奥运已圆满闭幕。中国引以为傲地获得五十一面金牌，已成为世界第一体育大国。这其实并非重点；真正重要的是，斥资百亿美元所办的这次奥运，尽管可议的缺点不少，无法满意百分百，但中国上下同心办奥运，至少已能满意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2008年北京奥运已圆满闭幕。中国引以为傲地获得五十一面金牌，已成为世界第一体育大国。这其实并非重点；真正重要的是，斥资百亿美元所办的这次奥运，尽管可议的缺点不少，无法满意百分百，但中国上下同心办奥运，至少已能满意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这次奥运，中国已把自己认为最好的部分端上台面，打开了让世界瞭解它的正面窗口，让国际理解到过去刻板印象的不确实，中国确存有变得符合西方期待的可能。单单这一项，百亿美元就已值得。 因此，京奥圆满闭幕，它其实是近代中西互动的重要里程碑和转捩点。近年来中国自称“和平崛起”，但听在西方耳里，只有“崛起”，而对“和平”则半信半疑。这也是中国愈说“和平崛起”，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愈高涨，最后中国只好说“和平发展”而不再提“和平崛起”的原因。但由这次京奥，外国人看到北京的交通、街道、人民的穿着、举止，都和外国人无异；中国人扶老携幼看比赛，也像是西方中产阶级家庭价值的投影。中国人并不像外国人以为的那么红眉绿眼，外国人遂感觉到“和平崛起”这种说法好像是真的。奥运前，欧美“反中”、“疑中”情绪高涨，但随着奥运的接近和开幕，闹事搅局也告退潮。譬如，法国作家索曼（Guy Sorman）一向是个尖锐的中国批评者，他在奥运前夕的受访里就已指出，海内外中国人对京奥所显露出来的热情与反对外国闹事，这只能称为“爱国主义”，而不能冠以恶意的“民族主义”。这种态度的转变就非常值得玩味。 现在京奥已闭幕，中国官民喜欢用“百年梦想”来形容这次奥运的重要，这意味着中国人的那种“百年情结”已获得了抒发，这是正面的意义。只要中国保持自制，不要“轻飘飘”过度，不要把京奥所显露出来的那种“补偿式的炫耀”变成财大气粗的踌躇满志，则京奥的完成，可以说是替旧的历史划下了一个不错的句号。但在这个句号之后，中国则要开始替未来准备更好的句子和章节。而展望未来，中国所要面对的新问题，也势必将接踵而来。其荦荦大者有三： 给人民新的愿景以满足期待 其一，中国国家建造的动力基础，已到了必须重新寻找的时候。如果我们回顾改革开放迄今的发展，或许可发现它在改革开放年代，主要是靠着替人民创造机会，而使得人们产生方向感和凝聚力。而在申奥成功到奥运举办期间，除了給人民机会这点继续外，它又藉着奥运的符号外延象征意义如“百年盛事”、“大国意象”等作为新的动力，而今随着奥运闭幕，再加上过去让中国获得发展机会的那个世界经济结构已出现极大的改变，就外部经济而论，以美元危机为基础的次贷风暴已狂吹一年多，全球受害的结果已使得欧日出现负成长，开始进入衰退，美国也同样到了衰退边缘。全球的需求减弱，中国当然难免受到冲击，中国上半年的成长趋缓即堪为证，连带的港澳不振也已出现。 其次，开发中国家举办盛大奥运，这固然有助于国家地位的提升，但奥运后它也将促使其国民“提高对国家的期望”，而会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有更多需求，过去的汉城奥运及墨西哥奥运即是证明。这意谓着北京奥运后，中国会有一阵国民心理亢奋，但很快地随着经济的趋缓，经营环境的艰难，旧问题的累积，国民期待的升高，而开始出现形势严峻的状况。因此，如何将国家建造的动力，由“提供人民机会”、“提升国家荣耀”发展到“给予人民未来和愿景”，让“后奥运中国”能持续凝聚和进步，已成了新的挑战性课题。 其二，在奥运之后，无论中国本身或国际社会，都已认定中国是一个“大国”了。国际社会也将会以一个大国的标准来对待和要求。特别是在奥运期间，过去十六年发生在欧洲的美俄对立，终于在最近的格鲁吉亚问题，以及美国和波兰签署导弹防御协定而正式引爆。由美俄的对立再起，我们已可预估到国际社会上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而营造出来的“中国威胁论”已注定将趋收敛。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等于让中国又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时间和环境。中国在国际上如何扮演角色和定位？如何在美俄对立的时刻，不但要进一步发展，甚至有没有可能在道德制高点上扮演国际的新中道角色？中国由自己艰难的发展过程，是否能摆脱纯经济的考量，为贫穷的开发中国家做出贡献？特别是当欧洲形势紧张，亚洲就会趋于缓和，中国是否可以更努力地为亚洲的繁荣、和平、团结做出贡献？上述这些问题已显示出，中国除了对内要有新的愿景外，对外也同样必须展现出新的思维和新的愿景。 价值、制度、知识、品质才是真正软实力 其三，由于北京奥运的圆满闭幕，于是一种长期以来即存在的声音遂更趋响亮，那就是认为由奥运的成功，已显示出中国的软实力对内对外皆有极大的可发展空间。 强调对内对外的软实力，这确实是个重要的课题。但在此不得不需要指出的，乃是近年来中国谈论软实力，通常皆窄化了软实力的范围。中国由于商机庞大，在各国办孔子学院附设中文班，因而全球出现华文华语热，学会了就可增加就业经商的机会，这当然是软实力的一种，但距真正的核心软实力仍极遥远。其他如中国传统戏曲和杂技、中国的体育活动、中国的古代文物等亦然。而真正的软实力则不是如此狭窄。真正的软实力是价值、是制度、是知识、是品质。如果一个国家在价值上先行或能提供具有正当性的另类选择；如果某个国家能创造进步的制度而让别国采撷；如果一国总是能知识创新并带动未来；如果一国从个人到社会总是能不断改善各个领域的品质；当这种核心软实力被确定，其他表象上的软实力就自然出现。这也就是说，中国各方目前在谈的软实力，其实都只不过是表象软实力而已，如何建造核心软实力，或许才是后奥运中国内则求进步、外则求大国地位所必须努力的方向。 由上所述，奥运的圆满闭幕，中国内部的向心力增加，对政府的支持度高达八成，中国的国际正面形象也更趋改善，这当然可堪欣慰。但展望未来，紧接着的挑战却已告开始。胡锦涛即已坦承经济的困难程度开始增加。面对未来的挑战，对经济发展方向进行重新思考，已成了当务之急。 而除了经济发展方向的重新思考外，深化改革，赋予媒体更重要的监督角色，并发挥其作为政府与人民间桥梁作用的功能，似乎也该提上日程表。中国的体制制衡功能不彰，这很容易就演变到官民对立的方向，对社会的和谐运作至为不利。多一些中介的通路，乃是稳定但又进步、进步但却不失控的关键。近年来中国媒体的稳定角色可堪肯定。中国藉着后奥运政府极高支持率的此刻，主动在媒体以及其他如司法、行政等领域进行改革，提出愿景，或许才是让政府的正当性更增的关键。 而可能同样重要的，乃是中国已到了强化教育投资、扩大学术自由，重振学术研究、鼓励智库机构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的时候了。未来中国已成了别国眼中的大国，它已必须用更大的视野看自己和看世界。中国必须在文化力、学术知识力等方面提升，在世界上形成新的“以理服人”，来替代目前世界上“以力压人”的现象。要“以理服人”，这才是软实力的终极，而这需要多大的文化力和学术知识力才可能支撑？当国家往这个方向发展，也才有更大的荣耀。扩大教育投入，重整目前早已不符合需要的整个学术研究及智库体系，也似乎成了必须的选择。我甚至认为，针对后奥运的国家方向，相关的机构或许已有必要从事更广泛的商议，俾让后续的路更趋顺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亮亮 2008-09-25 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西亚的格鲁吉亚发生了战事。格鲁吉亚总统派兵进占了南奥赛梯首府茨欣瓦利，俄罗斯随即挥军入格，迅即收复茨欣瓦利，占领中部要地哥里，大军距离首都第比利斯仅几十公里；此事成为西方媒体焦点，一度超过了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西亚的格鲁吉亚发生了战事。格鲁吉亚总统派兵进占了南奥赛梯首府茨欣瓦利，俄罗斯随即挥军入格，迅即收复茨欣瓦利，占领中部要地哥里，大军距离首都第比利斯仅几十公里；此事成为西方媒体焦点，一度超过了北京奥运会。 俄罗斯在隐忍多年之后，在普京——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精英的领导下，以肢解格鲁吉亚为信号，向世界宣告了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使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陷于两难境地，表明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际关系格局正在重新洗牌。 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加冕礼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以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向外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不是以战争或耀武扬威的方式，而是以举办西方所开创且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奥运会这一和平、公平竞赛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大国地位，证明了自己发展模式的成功。在北京之前，虽然东京和汉城这两个东亚城市也先后举办过奥运会，但是日本、韩国是美国卵翼下的国家，日韩举办奥运会没有被看成是东亚文明的代表，而中国却是第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国家主办奥运会。 奥运会之前的拉萨和其他藏区的骚乱，一度导致西藏问题成为西方世界向中国借题发挥施压的筹码；在巴黎和伦敦传递奥运火炬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辱华事件，导致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特别是青年一代展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西方舆论为之震惊，也使得奥运会之前中国面临的压力、中国与西方民意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沸点。面临这一形势，中国没有失控，民意得到宣泄，但正常的国际关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西方领袖也在调整利用奥运对华施压的做法。 5月四川大地震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得到了各国的同情与援助，中国政府指挥救灾的效率与能力、对国际媒体的空前开放，扭转了西藏骚乱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敌视，也使得奥运会开幕的国际环境迅速改善。 整个奥运会的平安、精彩与欢乐，通过电视、网络和其他媒体的大量报道，奥运会和北京呈现在世界面前，获得了普遍的肯定与赞扬，即使是最挑剔的西方媒体吹毛求疵，也只能找出一些无关大局的瑕疵。总体而言，西方舆论对成功举办奥运会的中国，开始刮目相看；发展中国家则是普遍钦佩与羡慕。再没有比一次成功的奥运会，更能让外部世界看到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中国未来的潜力。外国政要对北京奥运会的赞美之词，并非言不由衷，因为他们不需要以此取悦中国。台湾《联合报》认为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加冕礼，是很形象的说法。 西方无暇调整对华政策 来自西方的冷嘲热讽总是有的，例如《柏林晨报》认为：“这场体育盛会让西方人跳入由自己的傲慢和天真设下的陷阱。保守派和左派人士认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早或晚都会执行市场经济并贯彻人权，自然得就像进化论一样。而且也不存在缺少民主作为前提条件的经济发展。但是，与他们的想象截然相反的事实却真的发生了。中国有意识地将经济权力同集体概念相结合。北京方面通过本届奥运会向西方传达着这样一个信号：西方的价值观并不是他们所向往的，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 这种失望的看法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西方人的“傲慢与天真”在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面前碰壁。如果说这只是西方一部分民众的看法，且这种看法比较情绪化，不代表西方政治领袖的政策方向，那么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对奥运后中国的取态，就值得了解和分析了。 然而西方领袖们几乎没有时间提出新的对华政策，西方国家必须仔细估量奥运会之后的中国究竟对现存的世界秩序有多大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西方的利弊；这不可能在短期完成，而且西方国家对华的利益不尽一致；美国忙于总统选举，目前的布什政府近乎看守政府，重点是帮麦凯恩赢得大选。对付奥运后的中国，尚未成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当务之急。 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冷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格鲁吉亚战争，导致了冷战后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俄罗斯为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行动，西方猝不及防，奥运后的中国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 俄罗斯的强硬行动，来自俄罗斯维护自身安全的的迫切考虑，防止北约扩张至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地区）与东部边界（乌克兰），来自其强国民族的性格，来自苏联解体后积累的被美国战略挤压的耻辱感。肢解格鲁吉亚之后，俄罗斯面对西方的各种威胁，毫不示弱，强硬以对，未来可能在摩尔达瓦的德涅斯特、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都采取类似南奥赛梯的动作，这势必更加恶化与西方的关系。 冷战的主要特征：战略对抗、冻结合作和军备竞赛都已出现在俄美之间，只是少了冷战时期双方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还保留着一些宣扬自己意识形态的东西）。俄美的战略对抗表现为，俄罗斯为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安全缓冲，反击美国的战略挤压，为此俄罗斯表明不怕冷战，不怕被排除出八国集团，不怕不能加入世贸，甚至不怕2012年的冬季奥运会被抵制；俄与北约的军事合作已经中止，北约无法经由俄领空向阿富汗运送军用物资，双方军舰已经在黑海对峙；美国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在波罗地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与白俄罗斯部署远程弹道导弹，就是军备竞赛的序幕。 这不能不对中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产生极大影响，因为新冷战直接涉及中国如何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继续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和平环境。 历史再次让中国成为关键一方 在俄美冷战中，中国不能站在双方任何一方，而只宜尽可能保持与双方的关系，保持超然的立场，虽然这在操作上需要高度的智慧与技巧，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代的外交实践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中国的地位非常微妙，虽然中国在理论上与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共产党国家，但是在冷战后期，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国实质上站在反苏的西方阵营一边，以此制约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尽管中国的国力与美苏都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国际战略格局就占上风。中国以这种战略调整，不仅赢得了自己的安全，更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邱震海 2008-09-25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这三十年，却是中国从贫弱逐渐走向富强的过程。北京奥运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的产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这三十年，却是中国从贫弱逐渐走向富强的过程。北京奥运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的产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无论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最近十六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都不是以彻底改变现有的体制为目的，而是尝试引进外部世界积极、有效的元素，来改良现有体制并剔除其中的弊端，在保持现体制某些优点的同时，使之向着更为有效、透明和开放的方向发展，这既包括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包括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这一点在北京奥运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里程碑 对内而言，一是北京奥运在中国崛起的重要关头，不但凝聚了全国上下的人心，使人民的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大为上升，也使中国崛起的事实更为深入人心，京奥之后的中国进一步确立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地位；二是倾举国之力筹备奥运，在特殊的时候和特殊的发展阶段，现有的国家体制发挥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有效性，其中也包括全民反恐的正面作用、获得金牌第一的成绩；三是北京奥运在一定程度上触动和改变了中国现有体制中的一些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使之转化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四是北京奥运在筹备和主办的过程中，依然受到旧有体制中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因而为解读京奥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后奥运时代”中国走向留下了许多思考空间。 对外而言，中国的崛起，横向看对当今西方世界构成了各方面的心理冲击，自然面临来自西方的种种质疑和非难；纵向看则是五百年来东西方秩序、游戏规则和东西方民族心态的重整，以及对双方精神世界深层的梳理。 所有这些都必然伴随着整个北京奥运并向“后奥运时代”延伸。虽然奥运只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个案，但中国很有必要透过这一个案探寻自身发展的深层逻辑。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近七年为北京奥运时期，这是中国崛起从概念到事实都在全球逐渐深入人心的七年，是全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心理发生较大变化的七年，也是中国自信心开始迅速建立乃至有所膨胀的七年，还是中国自身许多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的七年——无论是奥运火炬、西藏风波还是有关奥运新闻开放、环保等等问题，奥运使这些平日散见于各处的心结和矛盾，集中浮现并发生冲突。 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依然拥有许多“成长中的烦恼”，奥运作为中国成长过程中重要一站，无论是以国际摩擦还是以自身观念体制的调整等形式出现，对于中华民族成长的心理冲击和历练，是过去一百多年从未有过的。 京奥折射中西关系的深层问题 如果说，奥运因发源和成熟于西方而不可避免地带上许多西方价值观，那么，中国崛起则给西方带来意识形态、战略地位乃至能源和市场等方面从未有过的心理冲击波。这不但由于中国崛起的规模和速度，更由于中国迄今依然坚持的政治体制。假若中国不是今天的政治体制，而是西方价值体系的一员，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的冲击是否将由此而减轻？笔者曾与不少西方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其结论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加上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与西方的距离，而导致中西之间出现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回顾北京申奥成功的二零零一年，正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当时，中国崛起给西方的心理冲击还比较小，双方深层的分歧被表面的融合意愿所掩盖：西方希望藉奥运更多地将中国融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则善良乃至天真地认为，只要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就可能顺利完成融入的过程，而忽略了背后许多复杂的因素。 让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最近七年，西方意外地发现对中国的发展不可预测和不可掌控，而中国在努力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则缺乏心理准备地与西方发生了许多摩擦；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领域，双方更没有任何趋近的迹象。在大国崛起历史上，中国既不同于完全对立于西方的苏联，也不同于全方位融入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日本和德国，西方遇到二十世纪以来一个不熟悉的对手，这对手对西方的冲击程度还远远超过上世纪日本的崛起。 与之相伴的另一日益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尤其是民间）看西方的视角，从原来的仰视，逐渐发展到平视乃至某方面的俯视；无论哪种视角，中国看西方的背后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那就是始于百年前曾遭受西方侵略的历史悲情——“西方的傲慢遭遇到中国的悲情”。如果说，这种悲情过去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悲，那么在今天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傲；两者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即都缺乏与西方世界的心理上的真正平视。 与此同时，西方数百年来也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文化傲慢（其表现每每是殖民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和人权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体两面；上世纪后半叶以后，后者逐渐克服前者成为西方主流，但前者残留的影响仍在。就在二十多年前，西方面对的还是一个急需技术和资金、但不会对其构成挑战的中国；由于有与西方对抗的苏联作为参照，中国一度还成为西方眼中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一态势在今天已荡然无存。中国崛起的实力竞争加上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今天西方在面对中国时，夹杂着从政治对抗到文化傲慢的种种复杂情绪。 这种复杂态势对中西方都史无前例，双方都同时面临调整心态和逐渐成熟的问题。 中国“非典型国家”的转型和方向 探讨中西关系的深层问题，中心还在于探讨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改良体制过程中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奕，那么作为全球价值观“大杂烩”的奥运会，无疑为这种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北京奥运在较集中地出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各种价值观、体制和游戏规则的碰撞和互动的同时，也集中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未来面临的挑战。 今天的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还是“非典型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经多年的发展，但尚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国基本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正在起步的公民社会脚印清晰可见，民众享有的各种自由均非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相比，但距离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则还比较远。...

——中华复兴进程面临的外部疑虑以及对俄罗斯、日本复兴的比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亮亮 2008-08-27 6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经济述评，题为《中国对世界来说是否太大了？》（Is China Too Big For the World?）。文章本身只是对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的一个简要评论，我更有兴趣的是文章的题目，这种提法似乎反映了外部世界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或者是一种疑虑：中国对世界来说是否太大了？   6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经济述评，题为《中国对世界来说是否太大了？》（Is China Too Big For the World?）。文章本身只是对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的一个简要评论，我更有兴趣的是文章的题目，这种提法似乎反映了外部世界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或者是一种疑虑：中国对世界来说是否太大了？这种疑虑可以是多方面的，可以是经济方面，也可以是政治、文化、移民乃至于军事方面的，这种疑虑的核心，其实就是外部世界如何应对中华的复兴。 我不用崛起来形容中国重新成为强国，而是用复兴，因为在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只有中国曾经长时间是东亚的占主导地位的强国，近代以来衰落，如今正处于全面中兴的进程，因此是一个强国的复兴而非崛起。 历史主要的西欧国家，如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等都是从小国而崛起成为大国强国的；美国是西欧移民在北美洲建立的新国家，独立之后就不断对外扩展，从墨西哥和西班牙手中攫取了大片土地。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两个国家，俄罗斯与日本的崛起，及其各自复兴进程的态势与中国有何不同，值得重点分析。为什么人们不说“俄罗斯对世界来说太大”或者“日本对世界来说太大”，这就有可比较之处。 先看俄罗斯。俄罗斯的历史就是扩张的历史。苏联的建立，一方面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另一方面由彼得大帝开始的历代沙皇所全力推行的对外扩张（其攫取的最大土地是大清被割去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在苏联时期达到了顶点，苏联成为一个领土面积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其内在的僵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对外建立由自己控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从内外两个方面导致了苏联的最终解体。俄罗斯如今恢复了元气，形成了俄罗斯特有的，在新的框架中经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一党执政与总统独揽大权的民主极权体制，以丰富的自然资源首先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开始了复兴。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是和中国一样，处于复兴而非由小国崛起为大国。 但是俄罗斯发展的方向，不可能是重新建立一个苏联。俄罗斯至今还在为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付出代价，仍然还在赎罪，虽然不是心甘情愿的赎罪。昔日大家庭的小兄弟，无论是东欧各国还是格鲁吉亚等高加索地区的小国，都对俄罗斯充满戒心，都愿意成为欧盟与北约的成员而不愿重新加入俄罗斯阵营。俄罗斯的法制与市场环境，都还差强人意，既无法加入欧盟（且不论欧盟是否同意接受），也无法在创新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方面成为真正的强国。人口是制约俄罗斯复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出生率低和老龄化，远东与西伯利亚人口的持续下降，17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居住着不到1亿5千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俄罗斯除了在石油出口和军事装备出口在国际市场有有重要地位，其他的商品都缺乏竞争能力，软实力的影响也不大。尽管俄罗斯仍然是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但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还远没有恢复也不太可能恢复到鼎盛时期的苏联，因此在国际社会，没有出现“为什么俄罗斯对世界来说太大”这样的声音。俄罗斯在核军备和远距离打击方面能够与美国抗衡，今天的俄罗斯没有以此威胁别国，人们也就不那麽担心。...

南方朔 2008-08-27 在全球通胀及地球暖化日益严峻的此刻，2008年G8峰会在日本召开。而一如人们所预期的，这次峰会和过去几次相同，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且重要的结论。在人们的印象里，这次峰会除了一堆要人边吃鱼子酱边高谈阔论粮荒，以及声称为了环保要将三年积雪封存当作冷气这些豪奢、荒诞的画面外，即无其他。   在全球通胀及地球暖化日益严峻的此刻，2008年G8峰会在日本召开。而一如人们所预期的，这次峰会和过去几次相同，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且重要的结论。在人们的印象里，这次峰会除了一堆要人边吃鱼子酱边高谈阔论粮荒，以及声称为了环保要将三年积雪封存当作冷气这些豪奢、荒诞的画面外，即无其他。 最近数月，由于通胀及地球暖化问题日益严峻，全球已陆续有过粮食峰会、石油出口国及消费国峰会，以及世界气候会议等，G8峰会可能是这一连串会议的句点。但尽管会议频繁，主要国家却都只是要利用会议作为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无意把会议当做解决问题的平台。于是同样的话题说了又说，问题也就一直议而不决。例如在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峰会上，石油生产国强调供需正常，油价飙涨乃是投机炒作所致，美国参议院也对石油期货炒作展开调查，但在所有的会议上，美国却绝口避提投机炒作，而只是要求油国增产。对油价上涨因素里占了百分之七十的炒作不提，油价又怎么可能回软呢？再如美国自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后即拒绝主动减排温室气体。这次G8峰会上它继续坚持立场，使得会议只能空口做出减排承诺，而对具体做法则避而不提。这样的承诺与不承诺又有何异？ 今年的G8峰会，乃是这个峰会组织“去功能化”最明显的证明。由它今年的表现，就不由得让人想到2007年8月德国当东道主的那次峰会了。 2007年8月，美国的次贷风暴已由北美卷到欧陆。次贷问题的核心，乃是美国投资银行以“金融创新”为名，将庞大的房贷债务重新包装，变成“债权信用凭证”（CDO）及“贷款信用凭证”（CLO）等衍生性商品，向国际金融系统兜售。而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则替这些衍生性金融商品背书，于是华尔街金融寡头遂得以将债权转化为资本，而将外国的储蓄挪为自己操作的金融资本。它的整个运作，有相当的欺骗性。法国总统萨科齐有鉴于它的欺骗性，因而认为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为次贷元凶，要求国际社会加以调查。问题在于设若调查，华尔街操弄全球金融资本的权力必将大受影响，因而萨科齐的提议遂未被理会，当然也就延误了及早处理次贷风暴的第一时间。萨科齐一年多之前指控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涉嫌对全世界诈欺，到了今年G8峰会闭幕的翌日，即7月9日，美国证管会（SEC）主席考克斯才正式承认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确实犯了评级不实、不能回避利益冲突等严重缺失。考克斯的承认等于确证了一年多之前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指控，但因为错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次贷风暴已更加不可收拾。 热钱已成全球通胀和金融不稳最大推手 2007年的G8峰会，萨科齐除了对次贷元凶三大评级公司做了先见式的指控外，也对国际美元资金的泛滥提出了警告。要求国际对热钱流动应予管制，但这却违逆了热钱最多的美英日三国的利益遂遭封杀，峰会只做了一项各国应注意热钱流动的空洞决议。看着近年来国际热钱泛滥，2006年进入发展中国家高达7600亿美元，到了2007年已增至10300亿美元，占全部发展中国家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七点五；而商品市场的投资资金则在过去五年里由130亿美元暴增廿倍，达到2600亿美元，已成全球通胀及经济失稳最大推手。 除了上述问题外，2007年G8峰会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有鉴于“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年届期，而美国已于2001年片面退出，遂希望在最后期满前的五年里，迫使美国在温室气体的减排上做出承诺。但因美国一向认为它主动减排，将使得发展中的大国如中国印度等有自后追赶、缩短与美国差距之机会，从而影响美国独霸之地位。这其实也是当年美国片面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考量。但在2007年由于这个议题被欧洲主导，美国饱受抨击，于是美国遂有了政策上的转向设计，那就是它同意减排，但必须将中印巴西等新兴大国也同样纳入。美国的政策转向，乃是企图藉此将减排问题再拖五年。美国此举促成了2007年底的峇里岛会议，以及今年G8峰会上的空洞决议。 在此特别追溯2007和2008两次G8峰会，主要是在表示这个峰会早已不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沟通平台，反而成了特定大国加以利用来实现其片面利益的工具。而美国所企图达到的，乃是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及经济秩序，并藉此摆脱它对国际社会的义务，如温室气体的减排问题，以及“美元本位”所造成的乱象之约束等，这乃是G8峰会“去功能化”的主因。由于G8峰会不能正视并约束信用评级公司对美国本地及外国金融体系的诈欺，不能约束热钱的泛滥与投机，特别是G8峰会过去长期以来不能约束美国无底洞式的国际收支及财政赤字，这些都是当今全球金融和经济动荡的滥觞。 美国次贷风暴继续向上延烧 今年G8峰会闭幕不到一星期，次贷风暴的向上延烧即再到新的高点，不仅加州印地麦克银行倒闭，美国最大的两家房贷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也爆危机；而华尔街投资银行“花旗”与“美林”的次贷曝险部位又再次表面化，必须编列近200亿美元之坏账亏损来打消。据统计，在未来十二至十八个月里，全美还会有大约一百五十家银行将倒闭。难怪全球股市应声而倒了。今年7月2日美国股市首度比上一个高点跌掉百分之廿，因而正式宣告进入熊市阶段。而今随着金融动荡而股市再跌，当然是恶化的扩大及深入化发展。它对未来可能将有下述影响： 其一，自次贷危机浮现，美国原本可藉加强管控而降低损失，但次贷问题在本质上乃是“美国将债务商品化，俾向全球抽吸资金以抑注其金融权力和经济持续力”的操作方式之一。任何管控都不符合华尔街金融寡头之利益。这也是美国对引发问题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不但不加以约束，反而在出了问题后持续以财政资源加以纾困灌救的原因。这使得以“增加流动性”为名的美元供给更加过度，也使得原本即疲软的美元又多了贬值的力道，而通胀压力也就无法缓解。这也就是说，这一波金融动荡其实是让美元的信用危机又再上层楼。稍早前，“国际货币基金”估计，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将达9700亿美元。但随着次贷损失的累积，房屋市场的崩盘，这个危机向上蹿升到主要房贷市场及银行体系，它的未爆弹潜力之大，不容掉以轻心。 其二，前面业已指出，到了目前，美国证管会已承认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所作所为有违法不当之嫌，但事实上次贷风暴延续至今已近两年，但暴露在次贷风险中的全球损失究竟达到多大的规模，却始终是个有如黑洞的谜团，因而西方遂将它称为“债务隧道”。而究其原因，乃是在1990年代初美国“创新”之说盛行，华尔街的“会计创新”和“金融创新”乃是两大重点。前者为了让投资银行及公司拥有更大的财务杠杆空间，在会计科目的编列，负债改列资产，透过在境外设立基金而从事隐藏式甚或虚构式的交易等方面都极力放松。这种“会计创新”除了稍后引爆“安隆案”、“安达信会计公司案”等造假弊案外，它也为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金融保险机构被次贷衍生商品交易及巨额亏损设下了陷阱。举例而言，次贷最早受伤害的德意志银行，即在它所设的境外基金项下因次贷而损失严重。而在“金融创新”上，最主要的乃是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根据投资银行的需求，配合其将债权转化为金融商品，藉以抽吸外国储蓄的要求，而将次贷商品包装美化。由于“会计创新”和“金融创新”能够将大量负债及亏损隐藏起来，形成外人难窥其中奥秘的“债务隧道”，因而纵使到了今日，次贷及其向上延烧而造成的损失仍无法确实知道，只是火烧到那里，问题即暴露到那里。目前它已继续延烧到主要的投资银行，并向上烧到“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二房”。这时候外国央行及金融保险公司暴露在美国债务里的问题遂逐渐浮现。目前由于美国财政部出面纾困，“二房”问题暂时被压了下来。但在美国房市下跌、舍弃房贷赎回权的案件持续增加，通胀压力仍持续升高的形势下，这波金融动荡的扩大及升级，对全球金融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已绝不容低估。 其三，目前美国金融形势再起动荡，它其实已显示出不动产及信用市场萎缩，美元贬值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消费紧缩这些连动现象正趋恶化。最后则会反映在全球资产缩水、外贸抽紧，全球原本就已存在的过度投资及生产设备过剩等即会表面化，进而造成工厂公司裁员或倒闭，失业人口增加的衰退甚或萧条。最近英美金融业大幅度裁员，失业率快速蹿升，中国大陆最近的出口增长率也下滑到了新低点，这都是全球市场紧缩之兆，但因美国为了救华尔街而持续将财政筹码投入，使得美元更加过度供给，再加上金融形势严峻，美国亦不可能在短期内以明显幅度加息，这意味着美元贬值动能不减反增，那种因美元贬值而推动的通货膨胀，并不一定会因市场需求减少而趋缓和。最近油价跌跌回回，始终在高档徘徊，即是证明。除此之外，油价带动的通胀还涉及美国石油战略利益。若今年美国大选后，唆使以色列以这样那样理由对伊朗动武，届时石油到达每桶三百美元的天价，那就是全球的超级大灾难了。 热钱的源头在哪里？ 也正因此，在停滞性通胀的此刻，美国金融动荡再起已显示人们对当今全球经济情势实在不容掉以轻心。而除此之外，我们对这种形势，显然也必须有另一种更结构性的观察及思维架构。对此，我且就美国金融专家邓肯（Richard Duncan）的著作《美元危机的原因、结果及诊疗》（The Dollar Crisis: Causes, Consequences，...

吳松营 2008-07-25 在上個世紀之初，西方曾經有過迷信市場經濟的深刻教訓。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來，市場經濟對促進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立下了很大功勞。但是，我們也決不能低估市場經濟的副作用、反作用，更加不能產生對市場經濟的新迷信。   在上個世紀之初，西方曾經有過迷信市場經濟的深刻教訓。 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來，市場經濟對促進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立下了很大功勞。但是，我們也決不能低估市場經濟的副作用、反作用，更加不能產生對市場經濟的新迷信。 一、30年實踐中市場經濟的功勞和弊病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逐步放棄原來以計劃經濟為主、甚至是單一搞計劃經濟的政策，引進、學習、吸收西方市場經濟的經驗。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根據鄧小平理論和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無疑是正確的。由於市場經濟體制的普遍建立、市場經濟機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資源配置、調動人的積極因素、推動社會形成競爭向上局面等等方面，避免了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許多弊病，促進了社會經濟持續、快速地發展。30年來，中國的崛起和強大已經成為全世界不爭的事實。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由於市場經濟本身俱有的雙重性，30年來尤其是近20年來，它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副作用、反作用，也是驚人的。 1、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利益驅動機制。它通過自我的利益驅動，激勵起人們在經濟行為方面的各種積極性。這一方面，它激勵人們去競爭、去創新、去尋找機會努力拼搏，客觀上使社會經濟發展增強活力，充滿生機；而另一方面，也在社會實踐中造成了相當部分人的自私自利迸發症。有的人為了個人或本位的利益而不顧一切，不怕冒各種風險。他們為一已之私、為本地或本單位之私，而不講道德、不遵法紀、不講大局，只看眼前不看長遠、不顧別人利益，甚至惘顧他人安危。在這些人眼裏，只要能夠追求到個人的利益目的，什麼貪污受賄、貪贓枉法、坑蒙拐騙、殺人放火，統統可以幹。於是乎，對自然資源、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社會治安的情況令人擔憂，腐敗的現象屢見不鮮、屢禁不止。這些問題，其實資本主義國家也一樣有，只不過各自的程度和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過去有人把它當作是資本主義的特征和固有的弊病來加以咀咒，現在又有人拿它來罵社會主義、罵中國——他們罵起來可不管是不是符合邏輯。其實，最應該罵的是市場經濟這個白天是人、夜裏是鬼的“兩面派”。 2、市場機制的突出特點就是強調自由，爭取平等。這一方面能夠支持、促進個人和企業自主地做出經濟決策，在市場上平等競爭，自主經營、自我發展和自擔風險；能夠按照產供銷各個環節的需求、條件的可能，自主地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避免單一的、命令式的計劃的盲目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由，是個人或者本位的自由；它的平等是獲取個體利益機會的平等也即是競爭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競爭結果的平等，更不是社會的公平。在我們的社會實踐中，有不少人正是打著市場經濟的招牌，為了自己的絕對自由、平等，而不顧妨礙別人的自由，不惜犧牲別人、別地、甚至於國家和社會的資源，去實現個人和本位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的自由，就是不受管制、不按計劃、不遵守政府的法規、法令；他們所爭取的機會均等，卻往往造成社會的不公平和人與人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在擁有財富上的不平等，甚至使地區之間、產業之間、社會集團之間貧富差距拉大、甚至兩極分化。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都明顯存在，都有頑強的突出表現。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自身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吸取历史教訓，不斷采取稅務調節、強制或者鼓勵實行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法律、政策措施，以克服市場和市場經濟存在的這些弊病（有的講好聽一點叫“市場經濟失靈”）。而市場和市場經濟的這種弊病的存在和傳染，同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和理想，是格格不入的。真正有志於振興中華者，於此絕對不可以熟視無睹，而應該深刻地認識市場經濟的這些弊病，在克服這些市場經濟弊病方面做得比資本主義更好。 3、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機制、觀念在支持、幫助激活國家經濟的同時，其固有的局限性和強力的副作用，已經侵入到許多人的腦子中，影響許許多多人的思想道德觀念，扭曲人們的精神價值、文化價值取向。人們在享受經濟繁榮和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在忍受市場經濟弊病不斷傳染的痛苦；在贊揚改革開放的同時，也在垢罵諸如官場腐敗、教德教風和醫德醫風、以及其他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敗壞的種種現象。這種情況如果任其下去，必然要嚴重地損害、動搖社會主義中國的基本制度，危及國家和民族的團結、穩定和安全。 二、資本主義迷信市場經濟的慘痛教訓 從各方面的曆史資料可以看到，歐洲在十四、五世紀便開始了有意識的商品生產，並且在一兩百年間商品生產的規模越來越大，市場交易也變得越來越複雜，內容越來越豐富。“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馬克思《資本論》，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784頁）爾後，又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所描述的那樣，社會生產過程按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個“三位一體的公式”運動著。首先是在英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家，從市場交易所體現出來的剩餘價值積累創造了一批批資本家。資本家們為了生產更多的剩餘價值和賺更多錢，又創造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推動市場交易的擴張和發展。而且到了20世紀以後，這種擴張和發展的趨勢還在更加激烈地進行著。英、美、德、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有預謀地和有計劃地通過市場手段，除了對本國人民的剝削，還采取市場手段與武力結合的方式，大量地對亞、非、拉各個落後國家和地區的資源進行凶狠、殘暴地掠奪。總之，“各國人民日益卷入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馬克思《資本論》節選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頁）於是，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政要、理論家、經濟學家都把市場和市場經濟當作資本主義的特別法寶來加以描述和誇耀。也因此，人們過去一說到市場經濟，就很容易聯系到資本主義；一說到資本主義，就很容易聯系到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很多人甚至產生了對市場經濟的瘋狂迷信。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鐵板一塊，而且往往具有雙重性。亞當斯密所描繪的那只“無形的手”揮舞的是一把雙刃劍。市場和市場經濟培植和支持資本主義，而它的另一面利刃——極度自由、唯利是圖等等，卻對他們的社會道德、法制乃到整個民族文化進行腐蝕和破壞。更嚴重的是，它在經濟領域本身擾亂了正常的秩序，使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地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其結果，幾乎要了資本主義的老命。就以美國為例子。 美國在早期實行的是“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提倡絕對地自由生產、自由經營、自由競爭，連銀行的牌照都可以自由拿到。上個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的經濟已經不斷出現“產品過剩”、勞動力過剩、失業率惡性攀升、金融市場越來越混亂、貧富懸殊加劇、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到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終於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國股票市場全線崩潰。華爾街一天之內就有11個金融寡頭自殺。再到了1932年，全美國的失業率超過30%，工業生產下降46.3%，農產品市場急劇萎縮，以至“牛奶過剩”而繼續倒進大西洋。1932年12月4日的《紐約時報》在描述當時的情況時還寫道：“家庭和機關用穀物作燃料要比用煤磚更合算。”就在國家的財政困難嚴重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十多萬退伍軍人湧進首都要求“補償金”，不斷發生搶奪、暴亂，幾乎把華盛頓變成廢墟。加上舊金山的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席卷起美國其他地方的工人浪潮接連不斷。連資本主義世界的許多人也都以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未日已經來臨。（參考《光榮與夢想——1932至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第一部第一篇“最慘的一年”，美國威謙.曼徹斯特著。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出版）羅斯福於1933年2月就任美國第32屆總統。新一屆政府吸取了過度自由的市場經濟的教訓，施行“救亡”的“新政”就是用強硬的指令性的手段對經濟運作進行計劃和調控，包括對銀行進行管制、整頓金融市場秩序、頒布“全國農業複興法”、“農業調整法”等等。這才使美國的社會得以穩定下來，經濟得以逐步恢複，也才能夠在以後有能力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發了一次橫財。 上個世紀中葉，面對著社會主義蘇聯的迅速強大、東歐和亞、非、拉出現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的局面，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是加緊互相之間的經濟聯合和協作，加強自己國內經濟的調控，一方面進一步學習和吸取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的經驗，並不斷加以改進。二戰失敗後重建的德國則明確宣布他們搞的是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又要把經濟稿活，將個人的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利益結合起來。（參考《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第三章、第五章，樊亢等編著。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這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不但“垂而不死”，而且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現代化方面走到社會主義國家前面的很重要原因。 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得過諾貝爾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SAMUEL SON)幾十年來對其所著的《經濟學》不斷地進行修改、補充，並且大篇幅地加進對市場經濟雙重性的論述，明確指出：“市場不靈(market failure)——不完全競爭、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等——經常破壞我們在討論效率市場時所假想的那種抒情詩般的意境”；“每一個經濟都屬於混和經濟，將私人市場與政府干預的因素結合起來。”（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9頁，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 看來，資本主義經過慘痛教訓之後，對市場經濟已經不再迷信了。 三、我們要建立的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經濟體制 現代社會的高效率的經濟體制，都必須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兼容並且緊密結合的經濟體制。 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春天到深圳等地方視察的時候，就明確地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馬洪主編《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頁，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手段總是為目的服務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了高效地發展生產力、強國富民，必須不管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充分地利用，並且在實踐中更好地把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似乎早就有了覺悟。如上所述，薩繆爾森等西方經濟學家早就提出：“每一個經濟都屬於混和經濟，將私人市場與政府干預的因素結合起來。”在西方盛極一時的凱恩斯主義主張的就是國家要對市場進行干預、調控。現今的美、英、德、日等，他們還是大講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是在國家對經濟的幹預、調控方面，在關鍵時刻、關鍵部位的力度，往往比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還要強硬得多。...

南方朔 2008-06-10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北京立即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展开紧急的开放式全面动员。加上媒体的报导，全球华人也在共同感情推促下，踊跃捐输，俨然成了一首全球华人的人道团结大合唱。震灾为中国及全球华人开创了重新凝聚的契机，更在这种凝聚力的氛围下，稍早前某些国家炮制炒作的杯葛京奥活动遂告难以为继。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北京立即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展开紧急的开放式全面动员。加上媒体的报导，全球华人也在共同感情推促下，踊跃捐输，俨然成了一首全球华人的人道团结大合唱。震灾为中国及全球华人开创了重新凝聚的契机，更在这种凝聚力的氛围下，稍早前某些国家炮制炒作的杯葛京奥活动遂告难以为继。 因此，这次震灾已引发了许多具分水岭意义的新契机。比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各式各样问题的谈法都受制于西方，最典型者，莫过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问题。虽然西方自己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早已强到趋于极端，但中国人讲爱国主义却被严重地污名化，只要有任何出自于民族义愤的行动，都一定会被扣上“官方煽动”的帽子。在这种扭曲下，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已不能谈或不敢谈。但由这次震灾，却显示出海内外源于共同民族和血缘感情而出现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极其强烈的。只要中国本身有了正确的表现，它就立刻凝聚。也证明了西方媒体长期污名化中国爱国主义的图谋其实并不十分有效。而四川地震引发全球华人规模如此浩大的人道关怀运动，在近代全球各国更是绝无仅有。 其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机会之窗打开，进入了一个宛若丛林的经济扩张阶段。由世界各国的先例，早已证明伴随着经济的扩张都必然出现价值的倒退和各种不择手段行为的大量出现。就以美国南北内战之后的经济扩张为例，即贪污、政商勾结、恃强凌弱等大行其道。中国改革开放后同样有贪污、勾结、欺骗、败德等各类行径。对于这些现象，无论西方媒体或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都将它简单的本质化，认为中国人无价值无道德，只不过是个大家拼命向钱看的地方。但这种简化的说法，终于在这次震灾里被证明并非如此。灾难是一种极端的情境，许多隐而未显的人性都会在这种情境下显露。这也是中国俗话所说的“患难见真情”、“患难见人性”。在这次震灾里，亲人爱、邻居爱、同胞爱、民族爱、军民爱、师生爱等均显现无遗。证明了中国绝非道德的荒漠，有太多优良品质的种子一直潜伏着，终于在灾难里被唤起而发光。 再次，战后迄今的西方论说里，都习惯性地丑化中国的官吏、特别是军人。官吏腐化、军人蛮横，这些都早已固定化，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但由这次救灾的官吏表现，特别是军人动员，奋不顾身，证明了官吏和军人的那些刻板印象其实是不对的，官吏和军人在合乎现代性的动员上，具有发动机的角色。 也正因此，这次震灾对中国而言，乃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震度如此大的地震发生在人烟稠密的四川，由于动员抢救及时，反应快速，伤亡固极严重，但已较第一时间所估计的少了许多。这是进步的力量。对于这次抗震救灾所显示出来的积极意义，我们有必要试着从一个比较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俾作为砥砺未来的参考架构。谨在此从现代“社会控制论”（social control）以及“灾难政治学”两个角度，试着加以探讨。 （一） 政府权威和人性化的社会控制 任何国家与社会，都必须与时俱进地维系着稳定的秩序，俾让社会本身得以持续发展。这种秩序维护的工作，也就是近代“社会控制论”的起源。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罗斯（Edward A. Ross）最早提出‘社会控制’的概念。他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型塑个人的感受和欲望，俾使其适合群体的需要”。他这个概念提出后，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把‘社会控制’主要限定在司法，特别是惩罚性的司法层次。到了一九六零和七零年代之后，由于对跨历史的社会控制研究增多，更深刻的面向才受到注意。而在研究社会控制的各种观点里，耶鲁大学的格罗斯（格罗士）（Jon T. Gross）指出，新兴革命意识形态政权，由于制度不良，会出现“国家机器的私有化”，意思是说各种新贵占据大小权力位置，甚至乡镇村落，各行其是，希望藉此形成秩序，最后一定是贪腐及滥权盛行，这是最糟糕的社会控制。而曾任白宫顾问的学者艾兹奥尼（伊兹厄尼）（Amitai Etzioni）则提出另一种警告，那就是到了媒体民主时代，已开始出现一种操弄媒体以形成民意的社会控制模式，当今美国即是例证。 居于这两者之间的，乃是哈佛教授布莱克（Donald Black）所指出的“效用”及“规范”为主的社会控制。他指出社会控制里都自然而然必须就对错是非、真假美丑做出评价与引导，因此好的社会控制不是搞奸巧的法律，也不能是藉着操纵民意而左右着社会，而必须以领导权威明示价值规范的取向，作为普遍的规范。 而从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即注意到了中国其实已在这次动员里，显露了一种新形态的社会控制模式。震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央高层救灾指挥部即告组成，温家宝总理也立即飞抵灾区坐镇，行政及军队系统也展开动员。这是“以人为本”的落实，它诱发出了一种具有道德制高点的氛围，自然一切正面的力量如媒体、官员、军警、城乡居民等的积极性也就被召唤而出。在动员里型塑出了新价值。如果北京中央高层没有主动到第一线，而是让地方和军区调度救灾，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无论就效用或道德规范的角度，这次震灾和年初的雪灾相同，既显露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模式，也落实了以人为本的新价值，在这次震灾后经历了洗礼，中国的官员与军队以及社会气氛必将大为不同。而领袖走上第一线则无疑是个关键。 由国家领导人在震灾中发挥的功能和创造新价值的角色，这时我们已有必要更深入一点来考察国家领袖的创新示范功能这个问题了。 过去的政治，无论国际与国内都相对较为单纯， 加上资讯并不发达，领袖的角色偏重在“体制性领导”上。但到了现在，不但政治日趋复杂和高度联动，社会事务也同样日益繁重。在复杂度高并联动紧密的时代，各式各样的风险也告增加。领袖除了要对内守护人民利益外，对外也要争取国家最大利益，当国家利益受损时不但不能回避，而且更要力争。近代主要国家领导人穿梭内外，并不只是在作秀而已，乃是领导人“积极性领导”的角色在加重，因为许多事情不是大使、省长、司令能完成的，非得国家领导人出面。震灾的因应良好，不就是个例证吗？...

南方朔 2008-05-24 我们都对当今西方塑造恐惧和敌人的思维方式觉得不满和忧虑。用比较哲学式的说法，那就是通过建造“异己”（the others）来确认“自己”（selves）的这种认同政治，已愈来愈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又随着媒体的发达与垄断而更被加强，当今的媒体结构只是表面多元，实质上则是讯息生产愈来愈集中，因而成了塑造“政治正确”最便捷的通路。 （一） 前言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兼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马可·克黑朋（Marc Crépon）在最近所出的重要著作《塑造敌人的文化》（L’imposture du choc des civilisations）里指出，在西方近代的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上，长期以来既存在着一种“没有指定敌人，就没有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阶段性策略被形而上学化而造成的“身份”与“标志”政治学，“敌人”可以不固定，但却不能没有。而到了现在，这种“塑造敌人的文化”，所针对的乃是伊斯兰社会和中国。克黑朋如此说道： ——“塑造恐惧的理论本身，最终目的无他，就是要指定新的敌人。我们一再使用“塑造敌人的文化”一词，应该从两层意义上来理解——理论的意义以及实践的意义。首先是在实践面上，透过所有手段，使人与中国和伊斯兰社会为敌，如此一来，就没人会怀疑美国作为西方文明霸主的必要性。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指为敌人，其实也就是向其他西方国家宣告：‘看清楚吧！你们是多么需要我们的领导。我们肩负着西方文明的未来，是不作第二人想的西方捍卫者……’实际上，费尽心思捏造敌人，并非只是在讲述何种状况会出现一个精准的威胁而已，而是将威胁本质化。” 克黑朋是当今法国年轻辈学者的佼佼者，他两年前到台湾，曾指名和我有一场对谈。我们都对当今西方塑造恐惧和敌人的思维方式觉得不满和忧虑。用比较哲学式的说法，那就是通过建造“异己”（the others）来确认“自己”（selves）的这种认同政治，已愈来愈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又随着媒体的发达与垄断而更被加强，当今的媒体结构只是表面多元，实质上则是讯息生产愈来愈集中，因而成了塑造“政治正确”最便捷的通路。 谈到这点，我们就不得不要特别重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顿学院金融教授赫曼（Edward S. Herman）和批判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著的《塑造同意：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里提到的一个核心观念。他们指出，当今的媒体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塑造所谓的“民意”、“政治正确”甚或风潮的一种动员网络，而整个操作的核心和起点，就是决定谁是受害人。西方在控制下会决定有些人是“有价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而另外的则是“没有价值的受害人”（unworthy victims）。所谓“有价值的受害人”，指的是这种人的受害是它们的道德资本，可以藉此而炒作渲染塑造出风潮和民意。而“没价值的受害人”则因受害者不符合其利益，根本就不予理会。举例而言，伊拉克两次战争已死亡百万以上平民，但这些人有如猪狗，是最典型的“没价值的受害人”。西方特定强权，就是透过“有价值的受害人”与“没价值受害人”决定了塑造敌人的方向。这种对“受害人”有没有价值的定义，最戏剧化的例子，乃是多年前中国曾发生一个人挡坦克之事，尽管该人并未受害，但因为他有价值，遂被塑造成了英雄；另外，几年前，有个美国女孩瑞秋看不惯以色列人压迫巴勒斯坦人，因而到巴勒斯坦从事人道义务工作。有一天眼见以色列军队用推土机要铲除巴勒斯坦人住房，她用手高举护照，企图挡车，但该推土机却硬是在众目睽睽下将她碾过，当场压平死亡。但瑞秋如此惨死又如何？媒体根本不予理会，她是个“没价值的受害人”。她成不了“烈士”，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无知少女”和“恐怖分子同路人”。由“有价值的受害人”和“没价值的受害人”这种区分的操作模式，我们对所谓的“你的恐怖分子是我的自由斗士”这种说法，才会有更具体、也更操作面的理解。当多了这种认知，也才会对西方媒体透过运作而在塑造“政治正确”时有所警惕。这也就是说，当今的世界权力形态早已从古代的炮艦权力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话语权”的权力领域；可以很轻易地藉着讯息、话语、符号等的操作塑造出敌人，从而褫夺它在国际社会从事活动的正当性。“话语权”的权力领域，有些时候的力量甚于枪炮。 （二）“修理中国”（China-bashing）和将中国“公敌化”的趋势 当我们理解了“塑造敌人”的文化后，再去回溯近十余年来的世局变化，就会发现，在一九九零年代，它主要针对的乃是让前苏联地区“失安定化”（Destabilizing）包括俄罗斯经济解体。美国《纽约时报》曾报导过，美国担任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经济顾问的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承认，他们的顾问目的乃是“要让未来的俄罗斯领导人无权可集”；此外则还有肢解南联，以及派遣雇佣兵介入科索沃和车臣叛军等。 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二零零六年一月十日《纽约时报》根据“资讯自由法案”得知，美国自一九九零年代起，在“国际开发总署”之下设置了一个“启动转型办公室”（Office...

杨文昌 2008-04-29 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与伊朗角力不断升温，全世界对布什政府军事打击伊朗的猜测不断增多。然而，11月7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华盛顿考虑改变全球战略》的署名文章。该文指出，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泥潭越陷越深，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张以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共和党强硬派渐渐失势，而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民主党日渐得势…   一个耐人寻味的大问题 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与伊朗角力不断升温，全世界对布什政府军事打击伊朗的猜测不断增多。然而，11月7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华盛顿考虑改变全球战略》的署名文章。该文指出，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泥潭越陷越深，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张以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共和党强硬派渐渐失势，而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民主党日渐得势；该文又称，美国能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关键取决于俄罗斯的态度，而俄罗斯会否在伊核问题上与美国通力合作，又取决于美国在其它问题上能作多大让步。 《世界报》的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大问题：美俄之间会就伊核问题做一笔“大交易”吗？ 近代史上大国在伊朗的角逐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历史，在伊朗拥有核心利益的大国主要是英国、俄罗斯和美国。这些国家在伊朗的重大利益是：全球战略、国家安全和石油利益。 英国：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出于打通通往南亚和东南亚战略通道考虑，发动入侵伊朗（当时称波斯，1935年后改为伊朗）的战争，并把伊朗变为英国的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以伊朗政权在战争中支持德国为由，联合俄罗斯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伊朗，使伊朗沦为英、俄两国瓜分的半殖民地。1933年，英国又迫使伊朗政权与其签订“英伊石油协定”，控制了伊朗石油开采权。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英国的衰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英国渐渐淡出中东地区，今天的英国在中东地区已无地缘战略考虑。 俄罗斯：对俄罗斯来说，伊朗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意义。自古以来，伊朗就是对俄罗斯南部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邻国。十九世纪，沙俄帝国吞并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之后，进而把伊朗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1921年，苏联与伊朗签订了《苏伊友好条约》，其中最终目的就是确保伊朗在大国角逐中保持中立，不损害苏联的安全利益。这个条约的相关条款于1979年被伊朗穆斯林政权单方面废止。为此，苏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向伊拉克输送武器，并出兵占领了阿富汗，苏伊关系陷入低潮。九十年代，俄罗斯在美国集中精力惩治伊拉克的机会，抓紧修复与伊朗的关系，并与伊朗签订了“俄伊关系及相互合作原则条约”和“军事合作协定”。2001年，俄承诺帮助伊朗建设核电站一号反应堆。最近，在美国武力打击伊朗日益声紧的情况下，俄罗斯外长访问了伊朗，以显示俄对伊政策的不同。另一方面，俄罗斯并不希望在本国的南翼出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穆斯林大国。因此，俄罗斯在防止伊朗提炼浓缩铀问题上与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保持一致。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全面取代英国，大规模介入中东海湾事务，并同前苏联展开激烈角逐。1947年，美国与伊朗签订军事协定，由美国军人担任军事顾问；1950年，美国又与伊朗签订“美伊共同防御援助协定”。伊朗巴列维王朝渐渐成为美国阻止苏联南下印度洋的坚强堡垒。1979年，伊朗发生了美国始料不及的伊斯兰革命，德黑兰大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留了60名使馆外交人员作人质。美伊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于1980年断绝了外交关系。自此，美国在伊朗的影响急剧下降，美一直欲除掉德黑兰穆斯林政权而后快。只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先是忙于解决巴以冲突，后来又忙于在伊拉克的“反恐”战争，而未及解决伊朗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摧毁了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之后，并未在中东树立起像样的新穆斯林国家样板，相反，却出现了两个美国不愿看到的后果：一是布什总统帮助德黑兰除掉了萨达姆这个死对头，伊朗这个地区大国在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大大上升；二是什叶派势力的发展令中东大多数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如临大敌，这就加剧了本来就不稳定的地区动荡。如果是一年前，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美国会毫不犹豫地武力攻击伊朗。但如今美军深陷伊拉克泥潭，再进攻伊朗已力不从心。特别是美国已渐近总统大选之年，民主党靠咬定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存在严重决策失误而赢得民心，并夺回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前明显占有优势。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排除布什政府改变在伊核问题上的战略，寻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起码可以作为缓兵之计。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的关键是俄罗斯。 普京会轻易与布什合作吗？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在这个地区美俄各自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既定战略目标是：实施大中东计划，形成冷战后美国独家掌控该地区的局面。当前的问题是，地区形势没有按美国的如意算盘发展，伊拉克战争后，由于地区原有力量对比被打破，新的平衡一时难以形成，美国独家支撑局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又不会轻易放弃主导中东事务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出于无奈寻求俄罗斯的合作，共同压伊朗就范，俄罗斯会轻易伸出合作之手吗？ 今天的俄罗斯虽然不是前苏联，还没有与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展开角逐的实力，但今天的俄罗斯也不是十年前的俄罗斯，这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在普京领导下，正在走上复兴之路。在俄罗斯走向复兴的道路上，遇到的最大外部麻烦是包括伊朗在内的周边安全问题。俄罗斯在伊核问题上的安全关切不是孤立的，它一直对“科索沃独立”、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美国在俄周边国家搞“颜色革命”耿耿于怀。如果美国在俄罗斯的这些主要关切上不肯做出实质性让步，普京绝对不会轻易与在中东深陷泥潭的布什合作。而要让布什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也不是容易的事。 话又说回来，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美俄就伊核问题进行试探性接触的可能，如果是这样，美俄之间将会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大博弈。“交易”之幕能否拉开，双方能做多少“交易”，是国际社会值得注意的看点。 （杨文昌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