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1-07-05 海峡两岸近年来公共治理上都问题丛生。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提高政府的服务及治理效能，建立依法而治的习惯，加强媒体在公共事务上的报导监督，这些大方向都必须加紧努力，否则以前现代的政府来管理廿一世纪的社会，早晚必出大乱子。 近年来，“公共治理”的问题在各种形态的政府似乎都有日趋恶化之虞。 台湾是个公认社会相当进步、政府效能也不错的地方，但最近却爆发了所谓的“塑化剂风暴”，这已被认为是近年来全世界最严重的食品安全及公共卫生治理上的丑闻。前两年曾在中国大陆闹翻半个天的毒奶粉事件，显然都被“塑化剂风暴”比了下去。这种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人们现在都知道，在化学工业里有起云剂这样的东西，加了起云剂会使那种工业产品变得比较均匀柔软。在产品加工时，无论液态或固态，为求均匀及不沉淀，也会加起云剂。只是食品工业的起云剂必须以昂贵的精制棕榈油为原料，由于成本昂贵，于是台湾遂用工业用的来冒充。这一冒充就混了二、三十年。这起“塑化剂风暴”闹开之后，人们赫然发现，由于二、三十年无人闻问，台湾的塑化剂已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甚或产业网。从果汁、果酱、饮料，甚至到糕饼、优酪乳、益生菌饮料及嚼片，几乎全被攻陷；所有民生消费场所，从卖场、商店、餐厅、夜市到摊贩也全被笼罩。台湾的此类产品透过贸易也卖到东南亚、欧美、中国大陆、港澳等地，台湾俨然已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塑化剂伪劣商品生产者和输出者。 台湾的商品、农产品、食品药物检验已历有年所。这次的“塑化剂风暴”才使得人们知道，虽然塑化剂早已规定在食品中不可使用，但规定归规定，二、三十年来这项规定纯属乌有，既无人检验，也无人去调查，它就这么无政府的搞了二、三十年。台湾的塑化剂会影响到性发育及生殖功能，因此已有医界人士认为台湾生育率已降到全球最低，这就是塑化剂之害。塑化剂带来亡国灭种的危险。 公共治理须达基本标准 台湾的“塑化剂风暴”与中国大陆的环境公害、黑心商品等治理问题不同。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发展时间不长，政府的现代化治理和商人的现代化纪律也都普遍落后。因此，改革开放后，可以说一切都从头开始。由于商人违法乱搞早已全球化，因此大陆的黑心商人发展的步伐快过政府治理能力，因此黑心商品、工业污染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陆诸多黑心企业乃是国营及公营，它在本质上乃是政商一体，甚至媒体也是这个权利一体化结构之一。商人出了纰漏，例如污染了河川湖泊或土地，政府总是会加以遮盖，媒体也不会加以报道。难怪大陆在治理上出了问题，多半都是境外媒体报道后，事情才会闹大，也才会受到领导层人物的重视。 中国大陆现阶段正处于一切都由无起步的阶段，它的有效治理尚言之过早，而且人们也不能期望它有多高的标准。但至少它必须有下列低限的标准： 首先，人们常主张大陆应建立依法行政的基本规范，但大家在谈依法行政时却疏忽了“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观念。现代政府管理之事务日益复杂而专业化，例如一个管理河川污染的检验单位的小官，它是在小单位当个低层小公务员，但他发现到的问题却重要无比。在进步国家，有“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观念，这种小官对专业问题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一个大官也不可能用他的官威压制住这个小官的主张，大单位也不能干涉小单位的权力行使。只有建立这种“专业管理、部门自主”的官僚文化，所谓的理性治理始有可能。政府“依法而治”在现阶段都有难度，“依法而治”是在治民，而“专业管理、部门自主”则在治官。当官被治好了，治民始有可能。 其次，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很难用高标准加以要求，但低标准的在公共事业上开放媒体的报道，至少是应该的。公共事业的报道自由，不涉及政权事务，纯属人民的权利义务以及权利是否遭到侵害等。媒体单单这方面的报道，就能发挥为民喉舌的极大作用。这对官僚体系的清廉反省，对效率及能力也有督促的作用。媒体的自由有些人会视为洪水猛兽，殊不知一定范围的媒体有限自由，却是提升治理能力的不二法门。 台湾为何出现反淘汰机制？ 筚路褴褛、百废待兴这乃是中国大陆的现况，而台湾对现代化治理已有过相当经验，为何也发生“塑化剂风暴”这么严重的大丑闻。对此，可以从下列理论角度加以思考。 近代研究政府管理的学者都认为，一个现代化政府在制度形成后，该制度就会自动运作来解决问题。这种制度论者认为制度最重要，它不会随着人的变化而移动，这种人因而认为，人的领导并不那么重要。 但晚近的学者，尤其是领导学的学者却发现，实际情况却非如此。近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而且资讯繁多，同一件事由许多机构负责，这给了公务人员更多的卸责空间；其次，制度很重要是没错，但再好的制度，“发动者”（Initiator）的角色仍要人来扮演。如果人一懈怠，制度的效用即不会那么犹如预期，而且执行制度的是人，人的裁量，事情办是不办，会不会暗中偷偷放水，都决定了制度的运作。近年来纵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对大公司的违规都睁只眼闭只眼，即是例证。大公司很容易就利用它的政商实力让制度的力量在它的门口停止。再其次，政府的治理有个前提，那就是从事治理行为的公务员必须相当用功，在能力上超过被治理的公司厂商。当公务员能力劣于公司厂商，公司厂商在为恶上就处于领先的位置。当治理别人的政府沦落到了被治理者的后面一方，政府的能力、信用以及领导性遂告失去。 今天的台湾会发生塑化剂这么严重的全面性丑闻，这种现象已持续二三十年无人闻问。由于无人理会，塑化剂本身就发展成立一个庞大的产业网或产业链。虽然台湾法令规定食品药物不得添加塑化剂，但因无人理会，添加了也不会受到惩罚。遵守法例不添加塑化剂的由于成本较贵，利润变少，他们反而等于变相的受到了惩罚。这是种守法的好人反而蒙受不利的反淘汰机制。当一个社会的好人受惩罚，恶人却得利，又有谁要守法安分、老老实实去做个生意人？ 台湾在公共治理上为何会出现这种反淘汰机制，我们可以试着做这样的观察与分析。 近代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建立了各种商品检验、药物检验、生态环境检验的体制，但人们也知道这种体制所扮演的还是把关的角色，把关就是在监督。他先天上就不被公司厂商喜欢，会被他们认为是在找麻烦。在过去，台湾的政府有权威，它们尚可积极依法扮演角色，但自从台湾民主化后，人民的声浪增大，政府的监督角色遂渐废弛。 就以台湾的农渔产品为例，过去多年里，只要检验单位验出牡蛎、渔产、鸭蛋某些有害成分超标，媒体一阵报道，销量立即大减。农渔民就会透过农渔会施压，政府各级长官因为不愿得罪农渔会，一定会出现一堆大官小官排排坐，猛吃这些产品，宣称这些产品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食用。农渔产品有害物质超标，它显示的乃是环境受到污染，政府应针对污染源加以取缔纠正，但台湾政府怎么敢去取缔污染源的大公司，于是只得排排坐，宣称有害的东西可以放心食用。这是一种虚假的政治秀，等于大官的政治考虑已压过了农产品检验单位的努力。这种事情搞多了，检验单位还会去做吃力不讨好的检验工作吗？台湾的检验机关士气低沉、做事消极，其实是有原因的。 政治退化导致公共治理危机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F....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04 从根本上解决市民与摊贩对城管执法的对立情绪，也就是要解决城市流动摊贩的工作权与生存权。对于这些小贩来说，生存的人权，自然要大于城市整洁、交通畅顺、政府收税与公平竞争这些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城市扩张速度与发展成绩超过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年里取得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国务院决定把发展西部城市圈作为西部开发的重要一步，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与质量，吸引非城市人口到城市居住与工作。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将会继续扩张，城市人口将会继续增加。城市的建设与管理都是各级政府部门最重要的工作。然而，一个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的群体——“城管”，却渐渐在中国舆论与民意中成了一个极其负面的词语，甚至已经成为政府身上的一个形象“包袱”。 “城管”功不可没 城市的急速扩张，大量非城市居民涌入城市，给城市的治安、市容与卫生都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没有一支高效过硬的管理队伍，可以想象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专家在考察了印度一些大城市后感叹：城市人口密度与中国不相上下的印度需要的是中国“城管”。有印度专家在考察了中国的城市管理后，甚至把印度的效率低下主要归责于城市管理的混乱：道路不通，小贩占道，无人疏通，没有人管。 这样说可能有些片面，但毋庸置疑，从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的“城管”对中国日益严峻的城市管理工作是功不可没的。据统计，仅仅北京市，就有1000多个马路市场，流动摊贩的数量保守估计超过40万人（包括一家一个摊点的情况）；广州的流动马路市场也在700个左右，流动小贩据估计在21万人以上。这些无牌无照的小贩不仅仅对城市交通与市容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没有牌照的食物摊贩更在食品卫生安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当然，这些问题在“公正”面前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可换一个角度看，正是流动小贩的存在，也造成了另一些的“不公正”。我们在对正式办理工商注册的商贩与生意人的调查中发现，占路出售与商店里同类的商品（食品）使得那些申请了牌照也定期交税的商贩失去了竞争力，而他们的数量无疑要大于无牌无照的流动小贩。 “城管”的现实困境 以上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并不难懂，一些地方的城管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说明。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城管”这个词语在短短14年里，从当初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的“体制改革的创举”到成为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力、公务化暴力的代名词。 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城管”从一开始设立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怪胎”，唯一的执法依据就是《行政处罚法》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项规定。这个在法律上没有明确授权的公务群体，却要去管理全世界膨胀速度最快、流动摊贩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任务之艰巨、矛盾之突出可想而知。 课题组在广州市天河区采访时，一位城管人员说：“我们虽然是执法的，但我们是靠强制没收与罚款来执法，如果不采取点手段，我们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另外一位城管人员的话更加直白：“都说我们粗暴执法，公安为什么不粗暴执法？因为公安是真正的执法，他有手铐和电棍，还有手枪，你违法了，你犯罪了，他就要抓你。他让你停下来，让你走开，你绝对不敢违抗，也不应违抗。可我们呢？有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说要以说服教育为主，要文明执法，我倒想请这些人对自己楼下的小摊贩执一次法给我们看看。”他说，城管执法是用“肉身”执法，很多时候就得靠一些粗暴手段，才能阻吓小摊贩不再占道，不再扰民，不再违反国家的法律与规定。他说，大家都和小摊小贩无冤无仇，他们又不是占着我们家楼下的道路，有什么必要去粗暴执法？但是，居民投诉、领导命令与工作职责，让他们不得不尽职尽责。 这两位城管人员都道出了城管的体制困境。目前在广州占道（包括隧道与天桥）做生意的小摊贩，看到“城管”照样要跑。但我们深入访谈中发现，他们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害怕“城管”，只是不愿意自己的商品被强迫没收。而这种心态使得“城管”执法愈益困难。他们每天都疲于奔命，到处驱赶小贩，而小贩就和他们“躲猫猫”。 第二，除了“城管”的执法困境，还有道德困境。“城管”管制与清理的对象，大多是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以及进城的务工者。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众的公民意识、对公民权利的认同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都大大增强，而对政府不受限制与约束的公权力则越来越厌恶。 来自湖北宜宾的陈洪兵先生是一位在天河区地铁隧道打游击的“走鬼”，贩卖各种他可以便宜批发来的小商品。他说：“早年在这里摆摊时，常常占了乘客进出地铁的通道，有乘客就有抱怨，有的还打电话投诉。‘城管’来了，我们就跑，乘客看上去有点看笑话的样子。可这些年来情况就变了，‘城管’来了，有乘客比我们还紧张，会冲我们喊快跑，有时还来不及给他们找零钱，他们也不要了。”他认为，城市人知道他们过得辛苦，而“城管”会欺负他们。 相对而言，“城管”在执法的时候，不但要面对小摊贩，还时刻会遭到周围市民的白眼。一位广州的城管人员感慨地说，九年前入职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职业让自己在去亲戚家串门时都无地自容。“可他们没有想一想，如果我们不管住那些小贩，这个城市会成为什么样子。” 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城管”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公务员的象征，而城市小摊贩则是弱势群体的代表；一个利用公权力管理城市，另外一个靠自己的无牌小摊维系最基本的生存权。当这两个群体发生冲突的时候，民众几乎不用去问是非曲直，就已经从道德的高度做出了判断。但是，这种一次又一次的道德判断，受到损害的绝不只是“城管”，而是“城管”所代表的国家。 第三，“城管”队伍中有少数的“害群之马”，过去14年中，屡次出现城管粗暴执法甚至打死小摊贩的恶性事件。据媒体报道，“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打死小贩的事件就有18起之多。而最近几年由于手机与数字摄像设备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传播作用，几乎每个月都有“城管”粗暴执法的镜头被上传到互联网上，每一次都引起民众群情激愤，给政府造成危机及严重的负面影响。有知识分子甚至呼吁政府当机立断，要勇敢地把“城管”这个“毒瘤”从政府身上切除。他们甚至以突尼斯巨变由一位受到欺负的小贩自焚引发为例，来告诫当局不能“养虎为患”。 如何解决“城管”难题 城管制度要改革是肯定的，但要像切除“肿瘤”那样把城管部门从政府现有职能部门中撤除，显然只是从感情与道德层面出发，也不了解实际情况。解散了“城管”，又要设立什么机构来管理中国急速膨胀的城市？ 但是，“城管”对各级政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确实到了必须面对与及时处理的时候。通过对广州、北京的“城管”和小贩的访谈，笔者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立“城管”执法的“合法性”，也就是在法律上进一步界定“城管”的职能、作用与执法手段。 西方很多国家没有“城管”，管制无牌无证的流动商贩，是由警察来处理的，这让那些摊贩没有“抗法”的理由与胆量；而如何对付这些摊贩，相关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包括与前来干涉的警察“对抗”、“袭警”等都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而中国的“城管”却遭遇了另外一种情景：他们干着西方警察才干的工作，却是赤手空拳加上高音喇叭去“执法”。...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6-07 “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远未尘埃落定。今天，旧秩序的瓦解有可能导致战争和国家分裂，为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新的机会；也可能导致民意在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媾和时更为强硬；在资源价格上更为自主；在外交上更为自信。 “阿拉伯之春”这个词最早是2005年3月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之上，意指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带给中东地区西方民主之花盛开的春天。2011年这个词有了新含义，指去年年末以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改革运动和反专制政体的起义，也被称之为“和平抵抗运动”或“阿拉伯的第二次觉醒”，尽管在许多国家早就流血了。   亲西方政权纷纷被推翻   这次“觉醒”始于2010年末突尼斯一个自焚的小贩，而后要求改革的浪潮很快席卷了北非和西亚多个阿拉伯国家。数周之内，突尼斯和埃及长期执政的统治者被人民推翻；君主制国家的人民向政府施加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不少独裁统治者们纷纷以更为无情的镇压作为回应。这场变革风暴源自阿拉伯世界内部，但就像地震是地壳应力积累的结果，它的源头与其说是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争取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觉悟，还不如说是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体制和领导人（有外国资本的傀儡，有独裁者，不一而足）的不满和蔑视。要求改革的人们在问：我们为何贫穷？我们富饶的资源到那里去了？他们深究的问题最终对美国和以色列是危险的，看上去风暴不因以色列和美国而起，也不针对这两个国家，但这场风暴将深刻影响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深刻影响全球的政治思潮，也已敲响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支持的各个独裁政权互利时代的丧钟，打乱了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战略布局。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2011年4月的一篇文章里说了句大实话：对西方世界而言，“阿拉伯之春”恐怕是一件夹杂着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经典案例。好消息是，这是阿拉伯世界的1989；坏消息是，我们是苏联。   拉赫曼这句话说得太精准了。迄今为止，阿拉伯革命所推翻的，都是被视为中东温和势力的亲西方政权。阿拉伯人民想改变的腐败专制政权都是由西方支持下的统治者所维持着的。如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也门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 等等，都是西方的重要盟友。穆巴拉克被认为是新的皮诺切特(Pinochet)，与以色列同流合污，囚禁了加沙地带50万巴勒斯坦人。他被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中央情报局间谍”。可见，当阿拉伯人民的民主运动真正兴起时，矛头所指，往往还是以色列和其背后的美国。所以对“阿拉伯之春”，谁最不安，是很清楚的事。   美国在中东以利益为上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5月19日在美国国会就西亚北非动荡局势发表了讲话，承认美国在这一地区始终狭隘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战略让美国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这也是一句老实话，虽然讲得很笼统，但至少说明了两点：美国过去并不是阿拉伯世界光明磊落的朋友；美国已从阿拉伯世界获得很多私利。就是在这次“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印证了美国确实如此。倒台的穆巴拉克和阿里先不说，巴林与也门政府也曾经杀害和殴打示威者，美国却保持缄默。当沙特派兵进入巴林帮助平息暴乱时，美国几乎未作抗议。美国更乐见的是，伊朗和叙利亚的领导人被民变浪潮赶下台。美国如此表现，原因很简单：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国；也门是美国反恐的重要盟友；沙特是美国的石油银行；而伊朗和叙利亚则跟以色列关系紧张。所以美国人权的两重标准，失信于天下，怪不得别人。   美国看“阿拉伯之春”的心情非常复杂。美国如果真正地站在阿拉伯民众一边，美国会在一个传统势力范围内失去朋友、失去影响力、失去经济利益和某些安全保障。在民主和利益两相权衡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利益总是第一位的。30多年前美国就表明了它将视海湾石油供应受到威胁为实施军事干预的理由。1980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6-03 长远而言，中国需要制订更为明确和深刻的阿拉伯政策、黑非洲政策、西亚政策、中亚政策、拉丁美洲政策（上述地区有不少国家存在较大政治风险），通过此次阿拉伯民变，总结经验教训，对既有政策做出认真的修正。 20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南欧、拉美、东亚、东欧发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1991年曾预言：九十年代将会轮到西亚和北非国家相继实现民主化。但2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动静。2011年1月突尼斯变天事件后，一种乐观的意见是：第四波终于就要来了，主战场就在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阿里巴巴逃跑了，但那四十大盗呢？其它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是否会遭遇和突尼斯的本•阿里一样的命运？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变局对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会不会也发生“变天”？本文首先从统治结构、统治策略及其具体的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等多个指标，来观察其他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发生剧烈民变，然后分析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后美国外交策略的调整，最后就中国应对之策提出一些建言。   七指标预判阿拉伯国家政局动向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这些指标，来观察和预判其它阿拉伯国家是否会爆发突尼斯、埃及式的严重政治抗争。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政治发展水平是否都处于中等。一般来说，因石油而暴富、人民不必纳税却享受免费教育与医疗的阿拉伯君主国，较难发生颠覆性的政治革命；足够穷的国家当然会有街头骚动，但如果没有强大的中等阶层（包括在身份上属于社会中层的军队）的支持和领导，也难以成事。20世纪的第三波民主潮基本上属于中等阶层主导的社会运动，主要发生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正在或已经进入中等的国家（如拉美的阿根廷、亚洲的韩国、东欧的匈牙利）。突尼斯也属于这种情况。电视镜头里的突尼斯抗议者大多衣着齐整，文质彬彬。当然，他们可能正在因失业而挨饿，并担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而堕入社会下层。这种“担心堕入社会下层”的心态，正是社会中等阶层极其愿意参与街头暴动时的典型心态。   被认为政治风险较高的几个阿拉伯非君主国并不是特别穷的国家。例如在人均GDP方面，也门是1190美元，埃及是2323美元，叙利亚是2556美元，突尼斯是3999美元，阿尔及利亚是4712美元（均为2009年数据）。当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失业率连年居高不下。   社会中等阶层人数的增长也是一个重要指标。中等阶层一般来说不能容忍一人专政和经济政治资源被极少数人垄断，主张社会各种资源应当按公开有序的游戏规则来竞逐和分配。   政治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是指该国形式上不禁止多党制，也认可最高领导人必须经选举产生，但实质上是一党专政或一党长期独大，最高领导人通过片面、表面的经济增长成就和警察统治实现了执政终身制。例如卡扎菲在利比亚已执政41年，萨利赫在也门已执政32年，穆巴拉克在埃及已执政29年，本•阿里在突尼斯已执政23年，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连续执政40年，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执政已近11年（2008年11月，阿议会修宪取消了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在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由于制度上不否认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由于民众对于多党制、自由选举已有一定的历练、认知，由于国家权力结构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多元竞争格局，那么民众站出来维护那些已经被公开承认是合法合理的政治制度、政治程序，就相对要容易一些。   第二，国民个人所得税率的异动。阿拉伯的石油富国人均GDP都比较高：沙特阿拉伯是1.55万美元，巴林是19430美元，阿曼是24912美元，科威特是40827美元，阿联酋是4.9万美元，卡塔尔是7.06万美元（卡塔尔为2008年数据，其余为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普遍对国民实施免费教育与医疗，也普遍不征个人所得税。这些国家如果今后公开或变相征收个人所得税，人均税负加重，就有可能引发社会中下层的普遍怨恨。  ...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11-05-04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蜕变（转型）时期，面临很多内外部的挑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不但要“为官一代，造福一方”，更要有“为官一任，造福后代”的理想与抱负。而站在国家层面来思考，一个国家，尤其是迅速崛起的中国，更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目光远大、考虑周到的国家战略。 3月1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关键在于落实》的讲话。他指出：领导干部在抓落实过程中，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理念和境界。习近平副主席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但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海外媒体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海内外关注习近平讲话         我们认为，这一理念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防止和纠正政府中有可能存在的各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告诫那些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的干部，要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自从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后，中国逐步完善了干部任期制，这是一个既与世界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然而，这一国际通用的任期制，也沾染了一些西方任期制的不良习气。我们知道，在西方所谓轮流执政的体制下，上台的领导人唯“民意”马首是瞻，通常是在第一个任期内唯唯诺诺，难有大作为，政客的目光最远也无法超越下一次大选，而在第二个任期内，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罔顾民意，一意孤行，用急功近利的办法留下“历史功名”。         受到西方这种任期制弊端的影响，中国一些干部也开始变得鼠目寸光，盯住自己的任期，忘记中共的大方针与群众的长远利益。按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干部有政绩观是很正常，也符合人之常情。可是，如果领导干部的眼光仅限于此，盯住GDP不放，甚至搞“政绩工程”，不顾客观条件，不从坚固基础做起，一心想着要在任期内搞出点东西留下来，或者只是为了让上级看到自己的“功绩”从而获得提拔，最终会忽视老百姓的基本利益，所搞出的东西也可能成为泥足巨人，会轰然倒塌。    ...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11-04-26 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应该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中国的外交理念成为一股引导国际社会健康发展的新力量。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创立类似于上海合作组织和博鳌论坛这样的国际组织与合作机制；应该在政策与策略上做相关调整，为国际组织及其机构进入中国创造条件；应该更加积极地利用现有的国际组织平台，主动制定议程，积极发挥作用。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15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发表题为《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的演讲。胡锦涛主席指出，10年前，在亚洲有关方面和人士共同努力下，博鳌亚洲论坛宣告成立。10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在凝聚亚洲共识、传播亚洲声音、促进亚洲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论坛之一。   　　这个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论坛，其总部就设在中国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入海口的博鳌镇，十年前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渔村。2001年2月27日，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发起，正式宣布成立“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缩写BFA，或称为亚洲论坛、亚洲博鳌论坛）。论坛为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的国际组织；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海南博鳌为论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这也是继总部设在上海的“上海合作组织”之后，第二个总部设在中国大陆的国际性组织。   　　十年，与其说见证了昔日一个小渔村的巨大变化，不如说博鳌见证了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胡锦涛主席在博鳌十周年的开幕式上是这样总结的：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条件下，亚洲能够发生这样深刻的变化，得益于总体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得益于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得益于亚洲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更与亚洲人民既坚持发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又注重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地区的有益经验密不可分。   　　这是对亚洲的总结，又何尝不是对亚洲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的总结？！胡锦涛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把亚洲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发展同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永远做亚洲各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在谈到区域合作与国际组织时，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将着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10＋1、10＋3、东亚峰会以及中日韩合作，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稳步发展。我们将加强同周边国家在交通、能源管道、信息通信、电网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升本地区互联互通水平。   　　胡锦涛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这一宣示，尤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表明了中国今后在处理国际问题、区域合作与国际组织方面所继续坚持的方针与政策。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日趋主动   　　中国主流学界认为，中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相对孤立阶段（1949－1970年）；消极参与阶段（1971－1978年）；部分参与阶段（1979－1991年）与全面参与阶段（1992年—至今）。...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3-31 天大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认真研究胡主席此次“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并对过去几年部分由网络而引发的事件做了一个梳理，询问多位专家学者与网络意见领袖有关虚拟网络管理的意见与建议，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科学化管理虚拟的网络社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了题为“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讲话，就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提出八点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胡锦涛执政以来，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在城乡统筹、收入分配、减免农民赋税、土地新政、教育与住房改革方面都做了大手笔的改革，成功疏导了由于经济发展过快造成的贫富差距引起的民怨，形成今日相对和谐与稳定的环境。但也应该看到，由于网络这种新兴媒体与平台的出现，虚拟社会业已成形，网络本身也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并给现实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引导网络舆论，疏导民怨，维护和谐与稳定，对党和政府都是一门新的学问，一门需要不断探索并总结经验的科学。胡主席强调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 天大研究院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认真研究胡主席此次重要讲话，并对过去几年部分由网络而引发的事件做了一个梳理，询问多位专家学者与网络意见领袖有关虚拟网络管理的意见与建议，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科学化管理虚拟的网络社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希望对相关研究人员与政府智库有所助益。 管理网络切忌一叶障目 对于网络管理，内地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两种态度。 一种认为，在今天被互联网、微博、群发短信装备起来的中国，发表批评性言论，串联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很容易，也很能够靠“哗众取宠”获得名声。通过某个激进的举动吸引一些眼球，博得某个圈子里的喝彩，也不难，而且不需要成本。《环球时报》2月21日发表的评论文章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知识分子标榜的以“批评”为己任的观点是片面的，有时还会成为一些人不负责任的托辞。近年来中国总是有少数人热衷于带头挑战社会秩序，以不配合国家稳定为荣，这种行为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大目标背道而驰。该报评论主张，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话语权的人，以及拥有或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的人，就应该旗帜鲜明地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对于当前有少数人张扬分歧，用制造不和谐哗众取宠，彰显自己的存在，就应该加以制止。 持类似观点的人并不少。应该说，他们看到的现象确实存在，少数网民“为了批评而批评”也很明显，凡是政府主张的，他们就反对。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网民则是从爱护国家、为政府提建议的角度出发，从自己切身感受以及个人与公共利益出发，发出声音，表达意见。互联网也因此成为政府了解民意、改进工作作风与制定公共政策的平台。如果像这篇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所说，以批评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自律，应该都去同大多数的平面媒体一样断绝与读者的互动，或者只歌颂正面，回避甚至掩盖不足，那样的社会恐怕也不可能是健康的。而且，当今政府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中央决策人士也持这种观点，完全可以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勒令那些“挑刺”的知识分子闭嘴，回到万马齐喑的年代。好在我们近年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形出现，我们看到的是，从胡锦涛、温家宝、汪洋到下面的市长、局长与处长，纷纷“触网”，与网民交流，倾听民意，倾听不同意见。为什么在中国政府有能力杜绝互联网上的不同声音时，党中央却没有这样做？这值得持上面观点的人士认真思考。胡锦涛主席号召大家去寻求与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科学化管理。胡主席强调的是“科学化”管理方法，粗暴的不让人发声的做法绝对和“科学化”不沾边。 与上面的评论持相反意见的是少数悲观主义者，他们看到这些年网络发展如此之快，观察到现实社会中那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适应网络，就认为天要塌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有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网络舆论已经失控，党与政府正在失去网络上的话语权，鉴于日益增长的庞大的网民数量，引导虚拟社会的舆论也失去了效用。虽然看法和上面一派不同，但他们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却类似，那就是删贴、关网站，在必要的时候，关闭互联网。 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犯了一叶遮目的毛病。就我们的观察，如果从某个局部地区或者某个具体事件发酵期间看，混乱与缺乏管理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不宜夸大这种“混乱”与“无序”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总体来讲，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还是有效的，对舆情的引导也是有效的。 党内的有识之士甚至认为，互联网的出现成功解决了官员不受限制的困境，群众有了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甚至一个出气筒，化解了矛盾，缓解了某些官民对立情绪，对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真正的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一位中央党校的老教授对课题组研究人员表示，他自己从1995年开始探寻、研究如何更有效地监督官员，限制官员们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等到某一天，有官员突然怀念“没有互联网的好时光”的时候，这位老教授才开始转向研究互联网，他高兴地说，他一直以来找不到解决办法的难关——官员不受限制、不被监督的绝对权力——终于有了办法：互联网对官员与权力的监督成为“几千年未有之现象”。 区别对待三类网民群体 相对来说，当今网络上比较难以管理的是各类新闻评论后的跟贴、论坛发言、微博与博客。在这些不可能完全控制的平台上，有这么几类网民比较活跃： 第一种是少数网民使用粗俗、下流、反动的语言污蔑他人，攻击政府与公职人员，散布不负责任的流言，这类人数有限，但能量不低，有些经常换马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精力充沛，充斥网络。从动机上分类，这类网民又可分为怀有某种目的和纯属发泄两种。有目的一类包括接受了任务的公关公司、徇私报复他人者，以及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个人与组织。 第二种是目前活跃于微博、博客、评论与论坛的网络“知道分子”、意见领袖、网络化的专家学者与网络写手。这类网民目前成为网络上非主流中的主流，对主流媒体拥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往往能够在网络上制造话题、“引导舆论”。 第三种则是以引起公共关注的社会事件为主的“网络上访”。由于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加上“上访不如上网”这种微博语录的广泛传播，通过各种途径在网络上制造舆论，以引起社会关注，达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现象逐年增多。据统计，过去三年发生的较大的网络事件，有37％属于这类。当然，这类事件背后的推手往往还是前两类人士，有些还得到主流媒体（指门户网站与新闻网站）的支持。 网络现象复杂多样，而且日新月异，不断演变发展，上面三种虽然是挂一漏万，但却具有代表性。如何对待以上三类网民（与事件），反应了我们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是否具有科学性。就我们的观察，目前网络主管部门主要使用删贴、封IP、关闭网站（近年较少使用）的消极办法，以及使用网评员进行舆论引导的积极办法。 我们认为，随着网民队伍的不停扩大，上面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显然不够。综合了活跃在凤凰与腾讯博客上的几位著名网络写手（意见领袖）对此事的看法后，我们认为这种以“封”与“引”为主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中国有超过4.5亿的网民，网站成千上万，如果每个网站都需要政府网络管理人员24小时监控，显然不太实际。今日各地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人手严重不足，刚刚招满了名额，又需要报批新的编制。在一些敏感时期，各大网站的新闻跟贴都不得不关闭，但依然有些博客网站的留言出现大量的不负责任的跟贴，这让政府网络管理部门以及网站的管理人员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按照这一情况发展下去，前景不容乐观。受访问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意见领袖设身处地，站在政府管理者的立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他们认为，应该对不同的网民侧重不同的管理办法，采取多头并进的科学管理方式： 第一，“以法治网”。著名意见领袖刘先生说，现实社会里每一个人每天都有伤人、传播流言、污蔑他人甚至“杀人”的机会，但为什么他们不去做？很大程度是因为有官司与法律制裁等着他们。可是，“有些人为什么就敢在网络上胡作非为？因为没有相关法律。”他说，“如果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了网民的行为规则，你不用每天去盯住一些人如何煽动颠覆、污蔑他人、造谣生事，那些人也会少起来的，因为担心法律的制裁。”他建议立法对付反党反社会主义、散布黄色下流、污蔑陷害他人的不负责任与别有用心的网民。只有使用精准的法律并严格执行，才能对少数蓄意捣乱与破坏的网民有威慑作用。否则，一次网络恣意恶行不受到惩罚，就会鼓励更多的非法言行。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很少强调依法治网，没有让法律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在“以法治网”的同时，一定要分清言论自由与利用言论犯罪的界限，要对在网络上践行言论自由、理性言说的网民加以区分与保护，与这些网民及时沟通。目前存在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一些地方的网络管理人员工作态度粗暴，对上面两类人不加区别，一律采用删贴、封网、封IP的办法，结果是对犯罪分子过于宽松，而对负责任的网络公民又过于苛刻。...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3-23 尽管中美体制不同，国情也不同，对照经济萧条中的美国与经济起飞中的中国在住房方面的民生保障，仍有不少经验可借签，许多误区可辩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说：“中国卖给我们有毒的灰板、含铅的玩具和含三聚氰胺的奶制品，我们则卖给他们有毒的‘两房’债券”。一点不错，正是这些毒债券在华尔街的空头杠杆作用下，孕育了世人闻之色变的金融海啸。时针指向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终于自食其果，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法庭递交了破产保护申请。这一事件在全球掀起了金融海啸，至今余波未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开始了，美国经济经历了自二次大战以来最大的衰退，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纷纷出台有针对性的救市措施。 美国就业市场就此至少丢失了900万份工作，许多州的失业率达到了10%。作为美国第一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在这场风暴里更是首当其冲：空房率升高，租金下降，新房开工率低，建材需求疲软，房价暴跌，还贷遥遥无期，持有或担保美国多达11万亿美元房贷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的股票被勒令退市。美国政府拥有“两房”80%的股份，危机以来又注入资金1450亿美元，但不管投入多少资金，都覆水难收。 这场突然而至、来势汹汹的金融海啸，震动了美国朝野，震动了世界。海啸一旦形成，就势不可挡，它几乎在一瞬间就溃决了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千里长堤，逆之者固然灰飞烟灭，顺之者亦难以幸存。仓促之间，美国两党、两院的政经精英经过协商，政府动用了两个激励方案：TARP（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和 A Host of Lending Program。主要由政府拨出巨款贷给身陷困境的银行与大公司，支持他们走出危局。尽管法拍房很多，但美国得天独厚的美元地位、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对这场金融海啸还是起到了相当于防波堤的作用。由于食品便宜和社会保障系统健全，所以居住问题对美国家庭影响不太大，看不到那些破产家庭饥寒交迫地流落街头。他们或者从拥有房子到租房子，或者从租不起房子到住进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生活只是从奢侈型转到节约型，或者从节约型转到困顿型而已。 尽管中美体制不同，国情也不同，对照经济萧条中的美国与经济起飞中的中国在住房方面的民生保障，仍有不少经验可借签，许多误区可辩识。 住房问题未因金融危机而恶化 现在的情况很有意思。一个寅吃卯粮的美国把那些“两房”毒债券推给了世界各国，通过美元贬值，输出通胀，极大地转嫁了其金融危机，而其完善的福利制度则相当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奥巴马政府的低利息政策使950万房主通过重新贷款而节约了181亿美元的借款。50个州的司法官员通过调查过去法拍房方面的不公正，使原屋主们省下了200亿美元的本金。全美73.9%的一手和二手住房以能承受的价格售予那些收入在64400美元/年的中产阶级家庭。虽然房产开发商预测，到2015年出售的住房平均面积将为2152平方英尺，比2010年小10%，但60%的开发商将推出更绿色更高科技的房子。根据统计来看，最近的贷款购房申请同比上升了17.2%。可以认为，次贷危机正在逐渐好转之中，这当然还取决于就业的增加，尽管速度较慢。 在北卡州（美国东海岸中等发达的州），一栋2500平方英尺（约250平方米）全新装修的独立花园新房，目前售价25万美元左右（约等于167万人民币，按市价1美元兑换6.7元人民币）。一名美国大学生的年薪以平均5万美元计算，5年的工资总和就可以完全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住处且拥有永久产权。所以说，住房在美国虽是一笔大开销，但美国有工作的人都不难做到。目前，30年固定房贷利率是4.85%，15年固定房贷利率是4.20%，也都不算高。虽然美国各个州生活水平不同，工资水平有高低，但平均说来美国年收入20万至30万的家庭住60万至80万的房子，10万至20万的家庭住40万至60万的房子，5万至10万的家庭住20万至40万的房子，2.5万至5万的家庭住10万至20万的房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一般而言，10至20万美元收入的家庭构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主力。而10万至20万美元的房子相当于中国人说的公寓，但美国房屋以独立或半独立别墅式建筑为主，在150至200平方米左右，新旧都有。 与中国城市决然不同的是，美国城市大部分的中心区属于房屋低价区，依靠打工为生的不同人种（如黑人及拉美人）较多，因此，自然环境、卫生和治安条件都略差些，但这里的许多房子只要几万美元，里面设备齐全，低收入家庭也能负担得起。再加上普及各地的廉租房制度确保了贫穷人口的住房需求。廉租房的租金只是象征性的收百十块美元，连冰箱的修理也由政府承担。所以，美国基本上解决了居住问题，在金融危机中没有因住房难而产生动乱。 土地垄断造就房地产畸形发展 无论任何社会——农业社会也好，工业社会也好，商业社会也好，重要的稳定因素是人人有住房。不管是拥有房子还是租住房子，如果连房租都付不起，人们就无法有个家。没有家的人就是流民，流民贫无立锥之地，四海为家，自身无法安定，也使社会不安定，是较大的社会隐患。中国宋代画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北宋开封府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情景，《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是个靠卖炊饼为生的残疾人（侏儒），也有一栋半独立两层小楼。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安居才能乐业。 中国房地产在巨大需求和利益的驱动下，已经历了极其繁荣的二十年发展，是否拥有房子成为民生热点问题。全世界中国制造的商品全都极其廉价，唯独住房却贵得令人咋舌。一套在美国平均价值十几万美元的住房，在中国需要付出绝对值超过一倍以上的价钱，而工资水平则颠倒过来尚有过之。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整政策以打压已经高得离谱的房价，但大多数民众仍感觉效果不彰，而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的举措正方兴未艾。观诸近年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和房地产领域之博弈，场面虽大而收效甚微。其症结表现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元龙 2011-03-20 民间资本已成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主要源泉。国务院“新36条”及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都鼓励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对民间资本发展的现状与制约、金融业与民间资本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路径选择、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四、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取向 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取向，我们认为至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而且每个方面都应当加快。 1.加快制定更为细致的“新36条”配套措施 要加快制定落实“新36条”的具体实施办法，例如准入门槛、出资比例等。2010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个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已经把40项具体工作分解落实到20多个部委，可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会有一系列的细化配套措施要出台。 2.加快实施促进民间投资的金融改革 推进金融业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给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在社区金融、微小金融层面有更多的运作空间，应当鼓励大、中型金融机构从这一领域退出。由于信息不对称、银企信贷交易成本、信贷政策制约、资产质量压力等多种原因，导致银行特别是大中型商业银行不愿或不能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小企业提供大量的贷款，民间资本融资难已成为民间资本贷款难，因此寄希望于通过大、中型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来有效解决民间资本发展中的融资困境的难度很大。我们认为，在农村金融部分领域，在社区金融、微小金融层面应当是国退民进，因为在这些领域，大中型金融机构没有力量或无暇顾及，应当把这一领域交给民间投资。 3.加快构建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在构建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过程中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其中设立新兴金融机构依然是一个重点。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完善，将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例如：设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设立新型金融机构，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鼓励商业银行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推进信贷服务创新，发挥创业板市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发展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方式，大力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完善财产抵押制度和贷款抵押物认定办法，缓解小企业贷款抵押不足的矛盾。要鼓励金融机构发展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托融资、租赁融资、债券融资，以及以信托和租赁为基础的理财产品。 4.加快构建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健全和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可减少信贷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将有助于解决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R].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0-5-13. [2]国务院.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R].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5-2-19. [3]高尚全.大力发展民间资本[N].中华工商时报,2010-7-21. [4]李子彬.2009中国中小企业蓝皮书[M].企业管理出版社，2009. [5]罗宇凡等.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公平竞争”如何实现?[N].人民日报,2010-3-8. [6]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国改革开放30年民营经济发展数据[G].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 [7]吴家曦.2008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报告[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0-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