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力 陈杰 2020-03-02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问题。制度确立以后，治理的运行决定着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当前问题和挑战的分析要更多基于治理的视角；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也需要更加重视治理水平的提升。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成就，强调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问题，其中包含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即应该明确区分制度和治理的不同特性，以保证我们在不断完善制度的过程中，把握评判标准，不受干扰，同时也能够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精准发力。不应混淆制度与治理评价制度与治理是两个层面的社会掌控问题。制度是人类社会运行最基本的架构。人类社会演进最大的飞跃就是制度的转化。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制度的历史阶梯，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阶梯。社会基本制度成长的周期很长，因此，对制度的考察应该有比较长远的历史眼光，要有大历史观，才能够得出正确的判断。治理是制度在具体领域的展开与执行，是制度的行动化、操作化，最终使制度产生社会发展效应。治理与制度对接，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一是治理体系，包括参与治理的各种主体、治理的机制规则和方式方法；二是治理能力，包括动员、组织、协调、统筹、整合各治理要素的水平。所以，制度是制度，治理是治理，二者既紧密联系，也具有根本区别。离开了制度，治理就会无序化，甚至根本谈不上治理；而离开了治理，制度就会虚化、空化。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制度与治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包含制度和治理两个层面，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进步。一方面，好的制度一定要与好的治理相契合，否则发挥不出制度的优势；另一方面，要把制度设计好、建设好，否则治理很难展开并获得良好效果。制度建设越是趋于完善、成熟，治理的重心就越要体现出来。对制度和治理的评价不能混淆。由于过去长期没有对制度和治理作出明确区分，即便后来有了区分，又因为制度与治理紧密关联、内在统一，并且其价值最终都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成果体现出来，所以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宣传教育都常常将二者混淆、等同，使我们陷入悖论和困境之中。某一社会问题究竟是同制度相关联，还是源于治理方面的原因，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就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来解决，停留在治理层面的应对，至多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如果是治理方面的问题，则应该通过治理的完善来加以解决，决不能够随意上升到制度层面，动辄怀疑制度、否定制度，这样不仅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蔓延。区分制度和治理的不同评价，关键在于把握大历史观。首先要有对制度的宏观定位。讨论任何问题都要有一个大的历史前提，即与制度相对应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大势来认识和定位其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事、某一例或某些社会现象。所谓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实际上也是认识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功能。有了这样的基本定位和判别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予以治理的考量和分析。治理的评价是从属于制度的，是机制运行、组织协调、操作规范等运作层面进行的考察，是制度转化为实际效能的关键环节。不把握好这一环节，不仅好的制度发挥不出效能，甚至会使人们对本来良好的制度产生不自信。区分制度与治理评价，有利于化解我们经常遇到的悖论，即不敢正视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我们认为国家的制度是好制度，不应该存在问题，于是尽量掩盖问题；另一方面，面对问题又不敢坚信我们的制度，丢失制度自信。好的制度存在着治理的不完善是很正常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加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把握好我们的工作重心，防止在制度问题上出现“左”和“右”的偏差。“一国两制”需要在治理层面落实利用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甚至是杜撰出来的问题来攻击中国的基本制度，是西方政客的惯用伎俩，在最近的香港问题上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自己的阵营中也出现了怀疑和取消“一国两制”的言论和思潮。分析香港乱局一定要区分制度和治理的不同。香港问题是治理中遭遇的挫折，而不是制度上的问题。评价“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一定要有大视野。香港的胜利回归、20多年来的经济繁荣、抗击金融风暴的成功、良好的发展前景等大视野下的历史轨迹和文明建树，是检讨“一国两制”工作时不可忽视的大背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香港境外，那么可以看到“一国两制”在澳门更加成功的实践。1999年正式回归后，澳门的人均GDP增长了4.6倍，位居世界第二，社会繁荣，人心安定。澳门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当然是建立在“一国两制”制度基础上的。所以，解决香港问题应该从治理而不是制度层面出发。“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是对现代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大视野的考察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和实践的成功。把社会发展关注点聚焦到治理上，这其实也是澳门比香港更加成功之处。如何促进香港的治理的确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例如，怎样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和保障地方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如何真正构建起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避免在治理中遭遇掣肘？如何进一步促进和提高经济和民生水平？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其实西方政客明白制度与治理的区分，因此竭力避免把西方社会问题归结于基本的制度设计。例如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事件后，美国政客没有将其归结到美国的“三权分立”安排以及其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而是努力维护和改进美国的治理体系。然而，西方善于把其它国家出现的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这是当今世界制度博弈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值得我们警惕。治理的运行决定着制度功能的发挥长期以来，西方攻击中国的惯用方法，就是把他们“发现”的所谓中国问题，尽量地归咎于中国的制度。抹黑中国，最彻底的就是抹黑中国的根本制度；否定中国，最重要的也是否定中国的根本制度。西方力图推动的所谓“颜色革命”，其实就是用西方的制度取而代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已经越来越成熟和完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辟地概括了其体现出的13个方面的优势，这对于我们增强制度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制度建设的完善，治理的历史使命也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来。如果制度的优势不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治理的效能，那就仍然不能很好地推动社会发展，甚至还会出乱子。反过来说，现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属于治理而不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属性所决定的。把握好制度优势向治理转化的关键环节是把握我们面临的历史使命。我们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不能动辄怀疑国家已经在实践检验中确立起来的制度体系。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一遇困难和挑战，就拿民营企业说事，要他们退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一看到运作中出现了问题，就怀念计划体制，力图削减市场的功能。值得强调的是，制度确立以后，治理的运行决定着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当前问题和挑战的分析要更多基于治理的视角；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也需要更加重视治理水平的提升。这同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把重心放在制度的“四梁八柱”建构上迥然不同。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把握好工作重心，处理好制度自信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避免陷入制度评价的陷阱。

天大研究院研究員 伍俊飞 2019-12-27 2019年6月，香港爆发回归以来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1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为香港暴徒张目。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央与香港地方关系的发展、中美冲突的持续导致香港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发生重大改变。 2019年6月，以反修例风波为导火索，香港爆发回归以来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暴力骚乱持续数月。动乱分子的目标明显不只是撤回修例，更是一场追求“完全自治”甚至“港独”的颜色革命。1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为香港暴徒张目。考虑到中美博弈复杂严峻的局面，中央并未出动解放军直接介入香港事态，而是着眼于大战略，耐心打一场持久战。这种审慎节制的态度实际上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传统治港方略在新时代的体现。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央与香港地方关系的发展、中美冲突的持续导致香港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发生重大改变。经济缓冲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即使出现了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民族国家在竞争过程中还是随时可以相互脱钩，就像一堆台球一样相互碰撞和冲突。为了控制国际冲突，大国之间需要建立缓冲区，隔离异质价值观或制度，形成大国间的均势，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为各方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针对当前的中美冲突，缓冲区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减震装置，减少冲突风险，降低冲突强度，维持比较密切的经济和社会交往，防止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脱钩”，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大规模战争。传统的缓冲区要求具备合适的地理、文化和政治要素，在对外交往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对中立地位。缓冲区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缓冲区，前者更多地被一国主宰，属于其直接控制的区域；后者属于一国间接控制的区域，独立性更强，属于冲突双方势力范围交叉的地区。冲突中的一方既可以在缓冲区向对立方发出警告或者缓和的信号，也可以通过缓冲区对境内的受众传递敏感的信息。传统意义上的缓冲区着重于安全层面，经济缓冲区则与此不同，最大的差别在于它是能融合冲突双方文化和政治要素的功能区，并在传统缓冲区概念的内涵里加进经济相互依存的内容。经济缓冲区兼容并蓄，能够接受冲突双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影响，包容双方的价值观和法律体系，是典型的多元融合社会。冲突双方则可以灵活利用经济缓冲区，被动或主动地防御对方的威胁。无论在安全战略上，还是在经贸与法律上，经济缓冲区的包容性对冲突双方的利益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香港既有的缓冲区角色事实上，香港长期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扮演缓冲区的角色，是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冲突的舞台。中共在大陆建政之后，中英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而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敌对。解放军本来可以轻易地用武力驱逐英国殖民者，但中国领导人从大战略角度考虑，决定不立即收回香港，而是允许在国门之前存在一个“小西方”。这种安排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英国为维护自己在香港的利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不允许香港独立，并同意中国在香港派驻相关机构。基于这种默契，中英两国共同确立了香港作为中西政治和外交缓冲区的特殊地位。1971年英国委派出身工党的麦理浩出任港督，他直面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借鉴英国的福利制度，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大幅改革，改善了香港的民生，推动了香港社会稳定发展。香港经济增长一日千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明星，汇集了大量资本和专业人才，这为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强大而方便的经济外援，使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经济缓冲区。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最终解决香港主权问题。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彭定康遗留的隐患，加上特区政府的一系列施政失误，形成和加剧了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紧张局势。2003年7月1日，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在该年9月宣布撤回动议。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运动，大批笃信西方价值观的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8.31政改决议。香港作为中西缓冲区的地位遭受严重挑战。香港缓冲区的利弊对大陆来说，香港缓冲区的存在有利有弊。在过去40年中，香港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为大陆提供了转口贸易渠道、吸引了巨额直接投资、输送了发展经济必需的境外资本。2017/18年度的数据显示，在大陆全年所获1,250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中，990亿通过香港流入，占总外来投资的80%；中国公司近六成、共354例首次新股上市（IPO）选择在香港。大陆能够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确实有香港的巨大功劳。香港主要采用普通法体系，具有独立关税区地位，如果大陆不设立自己的普通法特区、不对涉港区域经济布局做大幅调整，那么在中美竞合的国际格局下，香港在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性也将长期难以取代。虽然香港在中国的GDP占比越来越小，但是大陆会继续看重香港的独特作用。香港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挑战在于，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国际大都会，它可能成为颠覆大陆政权的基地。香港是一个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多元社会，活跃的公民社会、富于批判性的传媒、反对派随意表达意见的立法会等，都与中国主体文明存在直接冲突。在此次动乱中，激进的民粹主义者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驱逐共匪”等口号，污损中国国旗，打砸烧大陆背景的商铺，无端攻击大陆人等等，这表明香港的社会运动已经把矛头对准大陆公民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美冲突中的香港当前中美之间的相对实力相差不大，但美国仍处于攻势，中方处于守势，一个相对中立的缓冲区对双方都有好处。对美方来说，香港基本上属于单方、进攻性的缓冲区，而对中方来说，它基本属于包容、防御性的缓冲区。香港恰好满足了中美两国寻求缓冲的实际需要。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走上与中国脱钩的道路。特朗普一再指责其前任的对华接触政策特别是经济相互依存推动了中国崛起，希望在任期内打断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特朗普试图中断中美科技交流，惩罚华为等挑战美国技术垄断地位的中资企业，并在中国与其它发达国家之间制造科技交流障碍。对于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中方的回应相当理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扩大了境内自贸区的范围，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企业继续与中资企业合作。然而，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些举措依然不足以扭转中美脱钩的趋势，因此大力鼓励和支持香港进一步发挥国际物流枢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深化与西方国家传统上的经济、金融和技术联系。香港缓冲区由于其战略和法律上的灵活性，对中国而言，具有防止与美国全面脱钩、爆发冷战的吸引力。由于普通法体系的固有优势，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可以压倒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除新加坡以外的东盟国家。中资企业可以主动进攻的方式利用香港，通过自由开放的政策吸引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从而巩固与西方经济金融界的联系。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美国政府视香港为一个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大陆有差别的地区，并在对外政策上将香港与中国大陆区别对待。在中美不至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香港仍然可自美国购买对华禁运的敏感技术，而渴望获得核心技术的大陆毫无疑问可以成为明显的受益者。对华盛顿来说，维持香港缓冲区的意图绝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中美冲突升级，还在于为对华干预提供便利性，使美国能继续通过香港这一平台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特别是影响中国内部特殊利益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以及反共势力。美国持续不断地为香港反华反共势力提供支持，并以国内法、人道主义等借口掩护其在香港的特洛伊木马。这其实就是智利阿连德模式的翻版。长远来看，香港缓冲区有助于推迟甚至防止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缓和那些图谋军事干预中国的计划，避免美国因为政客的冲动而犯下致命的决策错误。香港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制衡，他们可以利用具有足够法律灵活性的工具，防止中美冲突扩大到无法控制的范围。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香港拥有巨大利益，它们确实也可以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制动器之一。构建可控积极缓冲区鉴于当前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动乱局势，除了一些涉及经济、民生与政改等老生常谈的意见之外，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香港在中美之间的缓冲区角色，在新的框架下调整治港方略，把香港建设成一个中国可控的积极缓冲区，这对防止中美全面脱钩具有重大意义。1，陆港融合是正确的方向，但不可急于求成，可以从中美缓冲区的角度考虑先整合、再融合的路径。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与香港长期处于区隔状态，双方生活在异质文化当中。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政府从来没有推动去殖民化进程，导致陆港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到港人曲解“高度自治”、否定国家认同的地步。港人对大陆的居民、价值观、政治体制的排斥日趋严重，人心回归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即便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以及互联互通也没有改变这一态势。2014年的占中运动把陆港矛盾尖锐化了，2019年动乱则意味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公开把香港变成分裂国家、颠覆大陆政权的基地。面对这种实际情况，硬销陆港融合难以得到香港市民的信任，也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健康发展。如果中央基于维护中美缓冲区的视角，采取渐进主义的方式，有耐心地缓步拉近陆港关系，在尊重香港独特性的前提下，使两地保持一定距离，相向而行，各自整顿改革，那么两地反而更容易达到协同发展的目标。2，通过人大释法，用实用足《基本法》，尤其要掌握关键司局长的任免权，牢牢把握对香港的治权。香港实行普通法和大陆法混合的法律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掌握对《基本法》作出最终解释的权力，这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据此香港法院对任何涉及《基本法》的诉讼案件都没有绝对终审权。通过释法把《基本法》用实用足，这是人大常委会的职责，不应出现有法不依、有权不用的情况。如果《基本法》在香港得不到正确实施，损害香港根本利益，危及“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人大常委会必须责无旁贷地行使权力。人大释法不仅可以厘清诸多争议，还能够解决特区政府的领导权问题。回归以来香港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乱象，证明特区政府领导团队缺乏政治智慧、能力和魄力。政府官员习惯于不作为，凡事都指望中央，各自为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要彻底改变这种“懒政”状况，那么通过人大释法，中央掌握关键司局负责人的任免权，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切入点。《基本法》未对香港权力结构的细节作出具体规定，存在许多自由诠释空间，因此中央可借此通过人大释法创造出崭新的政治机制。中央对行政长官、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都拥有实质任命权。中央可以在与行政长官协商后，直接任免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从而真正掌控管治权，避免香港滑向“完全自治”的危险边缘。3，通过自我革新激活建制派。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是普遍、绝对和无法掩盖的；社会变化主要是由内部矛盾的发展而产生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香港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前提是香港内部生态发生深刻的变革。当前香港的主要矛盾是爱国爱港力量与本土分裂主义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爱国爱港的建制派。爱国爱港力量要战胜本土分裂主义，必须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严格的组织路线。在当前建制派萎靡不振的情形下，只有允许建制派内部发生自我革新，清算各种“两面人”和隐性“港独”分子，支持中央的队伍才能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因此，我们不能掩盖香港社会的内部矛盾，不能打压胸怀抱负的爱国爱港人士，不能抑制“新香港人”的政治追求，要允许甚至鼓励建制派内部展开良性、公开的竞争，扫除亲殖恋殖势力，促进建制派的新陈代谢。爱国爱港力量要抛掉幻想，准备战斗，走基层，接地气，以朴实的作风来推动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4，走群众路线，筑牢和扩大执政基本盘。回归以来，港澳系统长期沿袭“许家屯路线”，统战的重点是香港政界、商界、学界以及专业团体中的既得利益者，其中许多人应邀参与国事和香港治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此路线克服了当时治港思想和路线偏左、基础面较窄等问题，但回归后这一政策调整走向矫枉过正的地步。我们错误地相信香港劳动者，包括年轻的中产阶层，会理所当然地支持中央，甚至完全忽视香港中产阶层、劳工和底层的切身利益，放任港府在房屋、民生、福利等涉及劳动者利益的领域长期不作为。统战工作出现按闹分配、私相授受的利益交换现象。这种小圈子治港局面一直持续演进到2019年动乱。在本来属于中共阶级基础的香港社会基层、中产阶层当中，年青人出现强烈的仇共反中情绪，严重动摇了香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这迫切需要中共在香港不忘初心，重走群众路线，团结属于“自己人”的劳动者，夯实和扩大基本盘，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改变建制派-反对派力量之间的所谓4比6铁律。香港采纳西方模式的选举制，本地统战策略应不同于内地，但是目前有关部门把大陆与香港的统战工作一视同仁、等量齐观，这是导致中共在香港的基本盘不能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成功统战的前提是有一个稳步增长的基本盘，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5，扭转香港垄断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局面，鼓励澳门、珠海横琴、广州南沙、上海、深圳等地与香港自由竞争。地方垄断的危害在于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内部发展动力和有效制衡机制，容易导致垄断者无限扩张权力，侵犯利益相关者权益，并在政治上造成拥金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国政商学界素来存在一个迷思，那就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绝对不可取代，这也是香港本土分裂主义势力敢于要挟中央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只要有成熟透明的法律制度、快捷的信息传播环境、优秀的专业人士群体、自由的营商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安全宽容的生活环境等，中国其它地区也能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大多位于保护和鼓励创新的普通法系经济体。除了允许澳门、上海、深圳等城市金融行业与香港竞争之外，中央还可以考虑在珠海横琴、广州南沙设立境内关外普通法自由区，确立完善有效的司法体制、审慎而稳健的监管制度；实现资金货币自由流通、税制简单且透明；打造全球性金融中心，服务于维持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国家战略。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禹 2019-11-27 中美贸易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实的挑战摆在面前，盲目乐观以及消极悲观都不利于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只要我们看清局势，保持战略定力和清醒，全面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就一定能探索出与美国及世界各国在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合作的新模式。 自2018年初的“中兴事件”以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罕见的反复性和混乱性，这一方面体现出特朗普的个人执政风格，另一方面表明中美两国在贸易和金融等领域完全“脱钩”并不现实。然而，从各自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恶性竞争却愈演愈烈，中美爆发“科技战”的风险陡增。中美科技关系“质变”的内在原因尽管美国一直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但不可否认的是，科技是中美两国合作较为成功的领域之一，我国科技水平也因此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毕马威2018年发布的全球科技产业创新报告显示，中美在“颠覆性技术突破”方面已远远领先其它国家，两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科创中心。然而伴随着科技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国在个别高端技术领域已呈现超越之势，导致美国的垄断地位岌岌可危，这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最直接的导火索。霸权主义在科技领域的渗透。二战后，美国为巩固其在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先后对苏联、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的企业进行打击。面对中国的崛起，特朗普及其“鹰派”幕僚故技重施，高举霸权主义的大旗，借助外交、经济、舆论、金融等手段和工具，试图全方位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由于长期积压的对华不满情绪加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这次针对中国的打击比以往更具侵略性和霸凌性。中国的赶超速度惊醒了美国。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世界体系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实现了全球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模糊了国与国的边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借势冲击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想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让美国倍感压力。实际上，由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的迎头赶上会让美国比以往更加不安。为了保持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对华采取对抗策略、利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的科技及军事实力增长，这已成为美国朝野和军民的共识。不难判断，无论未来中美能达成何种经贸协议，两国关系在短期内只会每况愈下。为保霸主地位奋力一搏。美国凭借自身完备的创新发展体系，高精尖技术及知识专利在全球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这为其带来了巨大利益。然而随着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大量投入，制造业全面转型升级，四倍于美国的国内市场潜力开始发功，美国清醒地意识到其霸主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最后的反击，美国将自己塑造成受尽委屈的“被害者”，占领国际舆论高点，无端指责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种种“罪行”（知识产权盗窃、政府采购、财政补贴、自主创新等），进而可以冠冕堂皇地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发起制裁。中美科技关系“新常态”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任何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都已无法完全摆脱国际合作、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因此“有条件合作”将可能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在科技领域的“新常态”。首先，中国的科技实力尚不能全面对抗美国。美国拥有完善的现代科技创新体系，科技成就让它国难望其项背，尤其在芯片、半导体、基础软件、生物医药、高端车床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上遥遥领先。我国近些年虽然在科技创新和制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能力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向全球提供某些高科技产品，但在许多核心技术领域我们与美国仍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兴事件”所暴露出的集成电路短板问题，便是冰山一角。现阶段如采取“闭关锁国”、全面对抗的战略，定会对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巨大障碍。其次，中美在科技领域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在特朗普执政前，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了一定成就，涵盖了高能物理、海洋渔业、现代农业、医疗制药、能源、地质等多个领域，呈现出“多领域、深层次、宽覆盖”的合作态势。中美科学家通过众多跨国合作项目，强强联手，带动了全球科技迅猛发展。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生产、组装和销售其产品，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推波助澜，而这些公司也通过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实际上，在过去的合作中，中国政府并未向美国指责的那样，以掌握核心技术为由，胁迫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根据中国欧盟商会5月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在受访的585家在华欧盟企业中，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此外，“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之后，多家美国公司与中国企业或机构进行联合研究与人才培养，在制造、能源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这从另一个侧面回击了美国政府的指责。最后，中美在科技领域完全对抗不符合两国现实利益的需求。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技术创新已无法完全脱离广泛的国际合作和相对开放的全球市场。此外，任何国家都无法保证在所有的科技领域全面领先，都存在“短板”。美国国防部曾于2018年以防止网络安全泄露为由，禁止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美国海军和空军还在继续为精锐部队添置中国生产的大疆无人机，这正说明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技术优势已获得美国军方的认可。只有通过充分的科技交流和产业分工，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而技术封锁最终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科技冷战”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的利益，无论是从各自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全球科技创新以及人类福祉的角度，两国都应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通过合作弥补“短板”，并共同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全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短期来看，美国应还是会继续实行“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在核心技术领域对中国施压，但考虑到美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选举周期等因素，中美在科技领域完全“硬脱钩”的可能性不大。长远来看，中美有望形成一种“双赢”的全新合作模式。当然，新模式的构建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有树立这样的目标并采取切实的行动，中美才能超越“有你没我”的狭隘思想，真正发挥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带头作用，与世界上其它国家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需积极应对无论是贸易战还是科技战，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始终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被美国牵着走。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中国未来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准备：一是以新一轮改革开放进行应对。中国应积极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放宽投资限制，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强金融助推力度，积极搭建中美创新合作平台，并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聚集一批科创人才和具有前景的科学技术，强化两国科技企业间联系。同时，中国应协助中美企业在平等条件下进行有效对接，排除政策和机制上的障碍，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向美国企业开放中国市场，共享市场红利。二是完善产学研协作系统。中国应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成立科研联盟，采取联合研发的方式，在“掣肘”领域尽快攻坚、突破瓶颈。全面支持基础教育、融资和研发等方面，避免政策和资金向特定行业和某些企业过度倾斜。在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针对高新技术和产品对进口的依赖度进行排序，合理调整投入比例，最大程度上以“本土制造”取代进口，提升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抗风险能力。三是与欧洲、日本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建立密切的科技联系。尽管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没有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华为参与建设5G移动基础设施。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似，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对华政策具有不确定性。日前，日本政府提出要加强原子能和半导体等敏感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从现在的投资10%以上需要事先申报，改为投资超过1%就必须申报。反观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开始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视科技人才培养，以期通过科技带动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此我国必须抓住契机，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广泛建立与其它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科技关系，寻找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从而降低对美国科技的整体依赖。结语中美贸易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各方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核心技术、高端制造、研发、金融科技、军事实力等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距。现实的挑战摆在面前，盲目乐观以及消极悲观都不利于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只要我们看清局势，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保持战略定力和清醒，全面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就一定能探索出与美国及世界各国在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合作的新模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钱峰 2019-11-18 地缘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本国地理因素、政治定位和综合实力而制定的对外战略，并根据所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及时进行更新与调整。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进行多维思考、审慎谋划更显尤为必要。 地缘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本国地理因素、政治定位和综合实力而制定的对外战略，并根据所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及时进行更新与调整。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先贤思想中汲取政治智慧，牢记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战略失误的深刻教训，对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进行多维思考、审慎谋划更显尤为必要。中国地缘战略的基础错综复杂的地理因素。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大国，陆地疆域96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在全球大国中，中国地缘情况最为复杂，陆有强国接壤，海有岛链环锁，既是邻国最多、毗邻军事强国最多、拥核国最多的国家，也是陆海边界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陆上同14国接壤，海上与6国隔海相望；全球10个人口最多国家中有6个在周边（印、印尼、俄、日、巴、孟）；综合军力与军队人数排名世界前25位国家中有8个在周边；公开拥核8个国家中的4个在周边（俄、印、巴、朝）；当今世界5大潜在热点冲突地区（海湾、中亚、南亚次大陆、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中的4个在周边；世界主要战略力量除欧盟外，均在中国周边。过去100年间，西方依仗坚船利炮蚕食中国，中国边防海防同时告急，安全危机持续不断，几乎沦落至被瓜分殆尽之境地。新中国的建立根本上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但整个冷战时期，中国始终是美苏超级大国借重与制衡的对象，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地缘地位之重要，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中国地缘环境之险恶。多重属性的政治定位。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被称为“东西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随着时代飞速发展，当前中国“最大社会主义国家”、“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领头雁”等多重属性决定了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全球定位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一方面，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已成历史烟云，中国影响力也已超越东亚范畴，但亦非属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不同于传统“北方”发达国家，在人均GDP等领域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南方”行列，但在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诸多领域已与绝大多数南方国家远远拉开了距离，与北方国家的共同点和利益不断增多。不难估计，至中国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之际，南北鸿沟还将继续存在。中国巨大的体量、特殊的发展阶段、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更像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中间之国”，很多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唯一性。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国家综合实力是制定地缘战略的基础依据，运筹战略的基础依托，既包括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人口规模和素质、资源禀赋等硬实力，又包括战略运筹能力、国际传播能力、民族凝聚力和危机承受力等软实力。客观审视中国的成就与不足：硬实力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5%，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军事实力快速增强，有望成为与俄罗斯各有所长的第二军事强国；人口规模居于世界第一，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有望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保障；自然资源禀赋虽与人口规模不相适应，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愈来愈强；软实力方面，中国具有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国际传播能力明显提升；不足方面，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仍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全球排名处在60多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制造业、国际贸易“大而不强”，社会事业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科技创新仍有明显短板，军事实力离建成与国土规模和经济实力相称的世界一流军事力量体系还有较大距离，文化软实力远没有改变“西强中弱”的状况，等等。当今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地缘战略需求纵观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客观判断当今国际环境和时代特点，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把握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是构建新时代地缘战略特别是确定目标和重点的基本依据。对当今形势的基本判断。世界局势波云诡谲，在新格局未稳定之前，这种乱局或将长期存在，其突出特点是：美国霸权加速衰落，但仍是唯一超级大国，其维系既有霸权的挣扎更加呈现出极端性；各大力量中心还在发展凝聚之中，其消长趋势及相互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各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具有艰难性；旧的世界秩序加速坍塌、新的世界秩序远未形成，围绕新旧秩序的竞争具有剧烈性；美国明确对华竞争战略、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作为中国地缘战略的最大竞争主体，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影响还在不断加大。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国际战略界对此众说纷纭，看法不一，如“一超多强”、“多极世界”、“两超多强”，等等。总的看，“一超多强”仅从大国关系角度出发，忽视了影响力日增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极世界”明显超前，因为可称之为“极”的力量中心尚未形成，前景不明；“两超多强”指“中美两超”共组G2，其他大国作为“多强”参与全球治理，这或是一厢情愿，也有捧杀之嫌，以此认知实施地缘战略运筹可能导致中国战略透支和战略失误。如果说当今世界是从单极霸权向多方制衡转变的“多极化过渡时代”，或许最符合历史交汇期中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大势，最有利于新时代地缘战略的整体运筹。中国地缘战略的服务目标。地缘战略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著作中无不包含丰富的地缘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深远。战国时期，由于战事纷繁，各国地缘政治力量变幻莫测，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连横合纵”、“远交近攻”等大战略的提出和实行，对当时地缘政治形势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仍为后世推崇。十九大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出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因此，相应的地缘战略必须始终围绕并服务于这一目标，着眼于最大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更好地聚精会神、凝聚力量做好中国的事。这既要统筹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各个层面，既齐头并进，又明确主次，以维护国内利益为主，确保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三个关键；以维护海外利益为辅，重视国际和周边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纲举目张，方能相得益彰。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的重点明确基本布局，多方向精准发力。利用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的特殊地位，以亚洲为地缘依托，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下好“大棋局”。“稳定东西两翼，巩固北方后背，重心经略东南，塑造制衡态势”宜可成为新时代地缘战略的基本布局态势。一是东翼稳定朝鲜半岛和日本，西翼发展中欧和中印关系，并强化与中东、非洲国家经贸、资源、能源的合作；二是向北实施以“中俄关系为核心，以上合组织为支撑、中国与中亚邻国友好关系为辅助”的欧亚大陆战略，把欧亚大陆建成稳固、可靠和放心的战略后背；三是东南方向始终保持强大军事压力，遏制“台独”，做好解决台湾问题的两手准备，为两岸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南海着重维护海洋权益，遏制危机事态，应对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四是抛弃“美不会遏制中国”的思迷，立足于以斗争求合作、以自身强大应对美国霸权围堵，通过布局大国关系，推动多极化进程，争取更多“中间立场”国家，塑造一个“世界更趋多极，周边维系均势、中美保持缓冲”的对美总体制衡态势。发挥经济影响力，塑造地缘经济新模式。随着“一带一路”推进，中国对周边施加经济影响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中国宜积极尝试用产业链融合的方式，将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手段”的依赖转向对中国发展“成功路径”的依赖。通过向周边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帮助，以独特的“中间地位”，扩大第三方合作模式，调动发达国家的产业、金融和研发资源，帮助扩大当地制造业规模，使周边逐步成为由中国主导的产业链之中的中间环节，而自己逐步从低端产业链中剥离，加快向上游发展。这一地缘经济模式是“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升级版，有利于推动周边与中国实现更好融合，构建紧密的周边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前置军事力量，海空精锐先行。中国传统地缘思想长期带有明显的“重陆轻海”和“固土自守”的客观缺陷。当今，中国本土防御既拥有战略优势，也有战场胜势，但未来的南海维权、台海作战均可能是战场前出、海空联动、攻势作战的现代化模式。因此，有必要强化海空先行的地缘战略思维，适时前置军事力量，优先发展海空精锐力量和远战兵器，这不仅是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为更好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此外，中国还需考虑布局更多周边及海外基地，以维护持续拓展的海外利益。重视周边事态，维护周边安全。习近平主席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与中国接壤的14个国家中，不乏战乱国家、转型国家、欠发达国家、“三股势力”猖獗的国家及西方企图实施“颜色革命”的国家，均不同程度存在不稳定、不安全的问题和风险，易引发连锁与联动效应，将对中国国内大局带来隐患和冲击。中国宜及时卡位，及时隔离，一方面尽可能控制周边热点问题的地缘界限，阻止其升级蔓延渗透，甚至与国内事务纠缠在一起，演变为中国之热点。另一方面在周边局势出现异常或变化时，敢于善于施加战略性影响，以“预防性介入”主动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禹 2019-10-14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企图压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崛起与发展。稀土在多个科技領域的应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主导着稀土的全球开采及生产，因此稀土是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的反制“武器”之一。然而，该如何使用才能起到最佳效果，尚需理智讨论与分析。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美国压制中国及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崛起与发展的企图已暴露无遗。稀土在军事技术、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等应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目前主导着稀土的全球开采及生产，因此稀土作为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的反制“武器”之一，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然而，这张看似被牢牢握在手中的“王牌”该如何使用才能打疼对手，起到最佳效果，尚需理智讨论与分析。知己知彼，切不可盲目乐观中方应全面了解美国稀土产业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全球稀土产业尚未能妥善解决在开采、分离、萃取及废弃物处理等过程中所造成的辐射、污染等相关环境问题，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严格的法律限制下，曾一度关停本国的稀土开采和冶炼设施。另一方面，在WTO贸易规则的“保护”下，这些国家选择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廉价的稀土原料，以保障其稀土的“安全供应”，并以此转移污染，增加本国的“社会福利”。美国对稀土的进口依赖一度达到100%，但2010年由中日“钓鱼岛”争端所引发的第一次“稀土战争”，给西方各国敲醒了警钟。经过多年的战略布局，一条“去中国化”的稀土全产业链“备胎”已逐渐形成并完善。目前，美国正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对我国稀土的依赖，削弱中国在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一）自给自足，降低风险。2017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关于确保关键矿物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13817号）总统行政命令，旨在改变美国关键矿物过分依赖国外供给的格局。随后，涉及35种矿物产品的清单发布，其中稀土是关注的重点。随后，位于加州的全美唯一稀土矿–芒廷帕斯（Mountain Pass）于2017年11月重新投产，2018年其开采量已高达21,600吨。当前美国并不是高科技产品的制造大国，其对稀土的需求也仅占全球总需求的9%（2018年数据），远远低于中国的56%和日本的21%。从这个角度来看，芒廷帕斯矿现有的产能基本上就可以满足美国自身需求。2019年8月，特朗普收购格陵兰岛的“意图”遭丹麦首相拒绝的消息不胫而走。格陵兰岛拥有一些大型的稀土金属矿，特朗普的这一举动从侧面反应出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找寻中国“稀土牌”的应对之道。（二）抱团取暖，填补缺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正在全面渗透稀土产业，通过股权投资、兼并、合同债权等方式进行商业勾结，构成关联体系，遏止中国稀土原材料的国际市场议价能力。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并具有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稀土品位高、矿区分布合理等优势，尤其是被称为新材料“添加剂”的重稀土，更是中国独有，战略意义显著。然而，目前已有一些国家也在生产稀土，若我国开始明显减少稀土的对外供应，造成国际稀土市场出现价格的巨大波动，这些“备胎”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相关企业平稳度过危机。此外，2019年5月20日，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莱纳斯（Lynas）与美国蓝线公司（Blue Line）宣布合作，双方将在美国创立稀土分离厂，试图“填补美国稀土供应链的空白”。（三）资源回收，循环利用。2019年2月，美国能源部划拨款1,500万美元在伊利诺伊州新建国家回收研究基地，希望通过多方合作，将包括稀土在内的稀有金属回收技术广泛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一旦该计划全面启动，美国所需稀有金属将有望完全实现国内供给，从而大幅度降低对中国稀土进口的依赖。补齐短板，优化产业结构经过多年积累与发展，中国稀土产业已初具规模，以23%的稀土资源承担了世界将近90%的市场供应。因此，我国稀土出口政策的变化对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震慑力。然而，中国稀土产业在诸多方面有待加强，对此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一）发展高端产品及应用，化解反制。现阶段中国稀土产业仍侧重于稀土开采和初级生产环节，产业层次较低，部分高端产品仍依赖进口。因此，中国未来应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稀土精炼等技术研发中，摒弃低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旧模式，占据技术的制高点，保障高端稀土产品的供应。稀土产业链真正的高附加值环节在于应用。长期以来，中国稀土产业存在着“卖土赚钱”的短视思维，加上国家整体科技与工业水平落后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使得稀土高端产品的制造与西方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未来要有效关联上游的冶炼加工和下游的应用实体企业，以求优势互补，逐步形成本土产业链。同时，应充分借助科研机构与相关企业的联动模式，将研究成果尽快投入实际应用，增加专利数量。此外，也可以考虑多交一些“学费”，收购核心专利，提高我国稀土产业的技术壁垒，确保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纳入环境成本，绿化产业。稀土在开采及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性极大，造成的污染治理起来相当困难。中国稀土产品价格低廉且取得垄断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未将巨大的环境成本纳入计算。此前国家通过兼并收购或关停的方式，对小规模稀土矿进行了集体整顿，打造出了中铝公司、北方稀土、厦门钨业、中国五矿、广东稀土、南方稀土等六大集团，旨在减少各类稀土企业对市场的无序供应和内部恶性竞争，从而节约稀土资源，合理开采，以实现稀土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及环境保护。然而，此轮改革重组尚未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随着市场需求的加大，稀土资源流失和环境保护问题便再度暴露。未来国家必须继续大力推进战略资源类企业的深化改革和产业升级，促进管理与科技创新，并同步提高稀土产品的环境资源成本，稀土产业必须要做到绿色发展。精准打击，优势化为胜势此次贸易战中，对于稀土这张“王牌”的威力，我们不应过分乐观，但如果以稀土为筹码，运筹帷幄，操作得当，“稀土牌”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攻击力。（一）客观分析，避免掉入陷阱。第一，美国并不是高科技产品的主要生产制造地，全面禁售稀土对美国企业的实际影响有限，反而可能会违背我国一直倡导并积极奉行的全球自由贸易主张，为人诟病。第二，由于我国是全世界稀土产品重要的出口国，如对含有稀土元素的产品进行出口限制，势必会迫使全球企业将制造环节永久性地迁出中国，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二）掌握主动，重击对方薄弱环节。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维持稀土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战略部署：第一，国外稀土产业链最薄弱的环节依旧是分离提炼。除中国以外的唯一大规模稀土分离冶炼厂位于马来西亚关丹，由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和德国西门子共同控股。由于当地环境保护等限制，马来西亚政府目前只给该工厂颁发了“临时生产许可证”，未来该工厂的运营前景存在着极大变数。若澳方与马政府无法达成协议，将直接影响关丹工厂的稀土加工生产，中国则可趁机利用自身的稀土资源和技术优势，让美方变得更加被动。第二，稀土资源种类繁多，中国的战略优势在于重稀土资源的储备，已查明的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90%以上。因此，不能对稀土资源实施“一刀切”的政策，而是应根据国际市场现状，合理调整某类稀土资源的开采和冶炼配额，灵活利用市场机制，合理供给，填补缺口，通过压低市场价格，收窄外国稀土企业的盈利空间。第三，利用资本的力量及商业手段，通过兼并、持股等方式参与到国外稀土企业的运营当中，让稀土价值链高端环节无法彻底与中国“脱钩”。第四，分别建立“稀土资源储备”及“稀土价格监测预警”机制，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合理供应。另外，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具备稀土资源的成员国成立战略资源联盟，利用我国在技术与资金上的相对优势，促进它国稀土产业的发展。在合作中应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杜绝效仿西方国家把环境污染转移到其它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9-09-11 为遏制中国，美国交替打出香港牌和台湾牌，而“港独”与“台独”分裂势力暗中同流合污。香港修例风波的局势和走向将影响港台选举结果，而港台的选举结果不仅将改变各自内部的政治力量格局，也将直接牵连到彼此的政治社会舆论和选举进程。 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风波，是境内外反动分裂势力里应外合、联手操纵的结果，是美英情治力量与逃离中国的经济罪犯在香港与反对派串联下的负隅反扑，是中美世纪对决下美国布局已久的颜色革命，是此前香港“占中”和台湾“太阳花”运动的联动升级版。香港将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第三季度分别举行区议会与立法会选举，台湾则将在2020年1月11日举行大选和“立委”选举。为遏制中国，美国交替打出香港牌和台湾牌，而“港独”与“台独”分裂势力暗中同流合污。香港修例风波的局势和走向将影响港台选举结果，而港台的选举结果不仅将改变各自内部的政治力量格局，也将直接牵连到彼此的政治社会舆论和选举进程。修例风波影响台湾舆论在6月9日与16日两次大游行和6月12日暴力冲击事件后，香港修例风波迅速通过媒体和互联网在台湾社会发酵，对台湾舆论形成共振效应。根据台湾专门从事新媒体和新闻大数据民意分析的思维策略公司所做的统计分析，6月9日至15日一周时间，台湾新媒体平台上有关“反送中”新闻议题的互动总数达到2,109,135次，打破单周单一议题社群互动的纪录。6月12日，香港立法会和中信大厦附近发生示威者暴动与警民冲突，当天关于“反送中”的社区互动数量高达829,020次。由此可见修例风波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台湾媒体，包括《自由时报》、《苹果日报》、《联合报》、《天下》杂志等纸媒，三立、民视、华视、年代、东森等电视新闻，风传媒、关键评论、Yahoo新闻等网络媒体，均反复滚动报道游行中的冲突画面，以负面视角进行评论，抨击港府和北京。脸书、Instagram、Dcard、PTT、Line等社交平台上有关“反送中”事件的信息被广泛散播转贴。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对此皆采取选择性报道，绝大部分关于“反送中”的信息支持香港反对派，鲜少有支持港府、警队和建制派的信息画面。6月30日，香港爱国爱港阵营发起“撑警大集会”，但数十万人的盛大场面，在台湾几乎没有多少人知晓。选择性报道使偏向港府和警队的信息几近于被自动屏蔽，台湾社会短时间内形成同情支持“反送中”和反对“一国两制”的舆论浪潮。台湾绿色媒体和“台独”分裂势力借题发挥，接连打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守住台湾、撑住香港”、“撑香港、守台湾”、“台湾撑香港、我们守台湾”、“自由的台湾、撑香港的自由”、“港台同行、唇亡齿寒”等简单鲜明的口号，通过香港“反送中”的冲突画面，引发台湾民众对自身未来的恐惧、对“一国两制”的抗拒以及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塑造强化以中国大陆为敌人和威胁、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共同价值观的“港台命运共同体”认同，将“一国两制”妖魔化为“压迫”港台人民的政治工具，进而激化出“民主独立”与“拒统护台”的政治意识形态。台湾民意基金会于2019年6月24日所做的民调显示，高达70.8%的台湾民众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不支持的比例仅有12.6%，其中更有48.2%是非常支持。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后至2018年底，台湾人支持统独的比例一直呈现“统升独降”的趋势，支持统一的比例从14.9%上升至23.8%，而支持“台独”的比例从51.2%下降至35.1%。然而，在6月发生修例风波后，支持“台独”的比例上升至49.7%，支持统一的比例则下降至13.6%，比蔡英文刚上台时还要低。由此可见修例风波对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的影响颇深。修例风波冲击台湾选举此次修例风波爆发后，蔡英文和民进党犹如“捡到枪”，他们把握机会接连表态声援“反送中”并对大陆展示出强硬姿态。蔡英文脸书专页上每一篇声援香港“反送中”的贴文均有超过10万人的关注，单篇关注量最多的甚至高达25万人。蔡英文通过对“反送中”的强硬声援，刻意塑造“辣台妹”的形象，直接抬升蔡英文在党内初选的民调，而在党内初选大胜赖清德后更是继续扩大声量，在民调上一度反超国民党的主要竞争对手韩国瑜。国民党内在初选期间，主要候选人韩国瑜和郭台铭则唯恐被民进党“抹红”，也争相表态支持“反送中”和强烈反对“一国两制”，韩国瑜甚至毫无余地强烈表态，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这块土地出现，“除非、除非、除非over my dead body”。蓝绿两党在修例风波上“拿香跟拜”，导致台湾舆论对“一国两制”和中国大陆的认同度直线下滑。修例风波直接拉抬了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使蔡英文对韩国瑜出现民调反超的黄金交叉。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追踪民调显示，若是蔡英文、韩国瑜、柯文哲三人同台竞争大选，2月和4月的调查均由韩国瑜以5至8个百分点领先胜出，然而到了6月份香港修例风波爆发后，蔡英文随即以36.9%反超韩国瑜的29.4%。根据TVBS于4月下旬至5月8日期间所做的民调，在蔡、韩、柯三人竞争的情况下，韩国瑜以39%胜过柯文哲的26%和蔡英文的25%，领先幅度均超过1成以上。然而，6月17日至22日期间所做民调显示，蔡英文首度领先，以37%的支持度胜过韩国瑜的29%，而柯文哲则降低为20%。如果将2019年上半年台湾各家民调结果进行追踪统计和比对，不论是蔡英文和韩国瑜两人对决，还是蔡英文、韩国瑜和柯文哲三人竞争，皆可发现在6月9日“反送中”大游行爆发前，各家民调结果均显示韩国瑜压倒性胜过蔡英文和柯文哲。然而在6月9日之后至7月初之间，大部分的民调结果皆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反超韩国瑜，最多甚至超过14个百分点。直到进入7月中下旬后，蔡英文出访特勤走私香烟案被媒体揭露，蔡英文和韩国瑜之间的民调才出现各有胜负。由此显见，修例风波与蔡、韩两人的民调支持率波动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尤其是对蔡英文支持度的拉抬效果以及对韩国瑜的抑制效果较为明显。“港独”与“台独”同流合污自2014年台湾和香港接连爆发“太阳花”和“占中”运动，再到今年6月开始爆发的一连串“反送中”事件，“港独”和“台独”势力之间互动日益频密。“港独”效仿“台独”的街头抗争和舆论煽动技巧与模式，在校园中培养青年学生成为分裂运动的“主力军”。通过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平台的传播串联，港台各自爆发的事件越发牵动各自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民情。两地在互动的过程中各自不断升级所谓“民主独立”运动态势，加剧两岸对立以及内地与香港的对立。此次台湾社会对“反送中”的声援，从媒体和互联网直接延伸至线下集会，并进入全台各地校园。由各校学生发起的“全台大专院校声援香港反送中”行动，在短短的3天内便有超过25所学校响应。“在台香港学生及毕业生逃犯条例关注组”发起反“逃犯条例”校园联署，前往台北市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递交请愿信，并与台湾公民阵线、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等团体共同在立院外举行“撑香港、反送中”集会，现场共有近万人参加，此后在凯达格兰大道前又出现上万人的“反红媒”集会游行。台湾大学学生会和香港学生在校内象征民主的傅钟前联合举办“台大撑香港——台大人反送中之夜”，成功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挂起了“反送中、撤恶法”的旗帜，台中女中近百名学生利用午休时间在司令台呼喊口号“我在女中、我反送中”，彰化高中学生也发起“反送中、挺香港”联署活动。在“港独”与“台独”合流联动下，越来越多的“港独”青年到台湾接受训练，“台独”青年到香港声援支持，并通过线下聚会和互联网结成联盟。例如“港独”组织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学生独立联盟发言人吕俊贤、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等便受邀至台湾，与时代力量党主席邱显智于《苹果日报》YouTube线上频道进行直播座谈，共商香港“反送中”与港台“民主独立”的联合协作。作为台湾“独派”代表的青年政党“时代力量”，其立院党团于6月17日提出《香港反送中决议文》，提出四点主张，其中第二点指出“我国政府应依《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十八条及相关法规之规定，研拟项目提供政治庇护”；第三点指出“针对2014年后因参与香港民主运动而有被拘捕、判刑或因相关事由而有犯罪纪录者入台之申请，不宜以《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九条及第二十六条有关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之规定为由，拒绝其入境或居留之申请”；第四点则表示“每年提出‘香港特殊地位检讨报告’以检视香港政治、经济、社会面向之独立性，是否仍足以支持《港澳条例》提供之特殊地位，当香港独立自由度下降时，应将香港官方及香港资金视同中国官方及中国资金对待”。民进党则趁着此次“反送中”浪潮，在7月初之前加速通过所谓“国安五法”，包括“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两岸条例增订第五条之三修正案”、“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蔡英文进一步扬言将在下半年立院会期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中共代理人”条款修订，包括新增33条之4条文，即“禁止台湾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为中国大陆党政军机关（构）、相关团体或其派遣人之代理人，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以及再增33条之5条文，即“禁止台湾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与中国党、政、军机关（构）及相关团体或其代理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之政治宣传，或接受其指示或委托而为之；及出席或参加其所举办或与其共同举办之会议，发表危害国家安全之决议、共同声明或相应声明”，违者均将处以重罚和刑责。在《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下，“港独”与“台独”的合流联动，在台湾和香港已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动力，而两地的分裂主义势力则借此进一步煽动与大陆的政治安全对立，从中攫取更多政治资本，为陆港关系、两岸关系的未来埋下更多地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史璐 2019-07-17 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些命题的提出，把金融制度建设、金融改革推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金融制度能培育科技企业。美国核心科技强大，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其资本市场制度的先进。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科技公司境外上市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的互联网科技浪潮中，我国取得一定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网易、百度以及拼多多等。这些公司植根于中国本土经济，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们都不在大陆境内上市。例如，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腾讯控股2004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截止到6月份，阿里巴巴市值约为4,000亿美元，腾讯控股市值约为3万亿港元，我国A股市值最高的工商银行市值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阿里和腾讯这两家公司市值，相当于我国A股市值总额的1/9，超过了创业板780只股票总市值。其余海外上市的科技公司，百度市值约为400亿美元，网易市值约为340亿美元，美团市值约为3,500亿港元，京东市值约为400亿美元，这些公司市值在A股都能排进前30名。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到海外上市，A股已经无法代表中国经济，不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A股错过了互联网科技的盛宴，反而被边缘化了。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8%，但上证指数2019年6月和2007年3月收盘点数持平，不到3,000点，12年指数没有上涨。投资A股很难分享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的成果，甚至损失惨重。投资海外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收益颇丰。例如，腾讯股票上市15年涨幅接近500倍，而A股“股王”茅台自2001年开盘至今上涨只有220倍。要买中国大陆的绩优股票，分享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能去美国、香港买，这无疑是一个大写的尴尬。金融制度改革为什么优秀的企业都去境外上市，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孕育出优秀科技企业？究其原因是我国金融制度改革滞后，无法适应现代科技企业的需要。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例，首先，它们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阿里第一和第二大股东是软银和雅虎，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南非报业，它们这种外资背景的信息科技企业，无法被A股接受。其次，腾讯和阿里在谋求上市之时无法满足A股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连续盈利的要求也挡住了诸如京东、拼多多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的上市之路；最后，A股上市属于核准制，需要经过长达几年的漫长等待和复杂的人际网络沟通，瞬息万变的高科技行业在A股可以说是无法生存的，美国和香港股票发行属于注册制，几个月就可以上市交易。我国封闭、守旧的金融体系，无法培育出成长型科技企业，反而成为传统产业特别是一些垃圾企业的“圈钱机器”，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多方利益集团的“名利场”，成为“割韭菜”的社会财富收割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加上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核心科技短板，上交所加速推出科创板。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设立科创板；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科创板总体方案”；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科创板火速面世，业界对其寄予了厚望。截止到6月，科创板实施了众多改革措施，取得一定成果。1，科创板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的公司”；2，股票发行注册制和严格、制度化的退市制度，股票上市没有强制盈利要求；3，引入注册地在境外的企业上市，并且“允许同股不同权”；4，交易管制放松，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限制。新政给一些初创企业提供了融资希望。例如申请科创板上市的九号机器人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近三年连续亏损，每股净资产-117.98元。该公司A类普通股持有人每股可投1票，B类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5票，属于同股不同权。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科创板科创板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还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1，注重与国际接轨而非强调中国特色。从总的指导思想看，科创板应把和国际接轨作为第一要义。从我国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看，很多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并不成功。美国、香港等发达的资本市场，培育出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引领人类发展的核心科技企业，有非常成熟和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便是“拿来主义”，先照搬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再逐渐打磨以适应中国国情，这方属上策。如果夸大中国特色，拒绝和国际接轨，难免陷入“白马非马论”的怪圈，最后闭门造车，无功而返。我们曾经对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都寄予过厚望，但它们都归于平凡，成为主板的延伸。这次科创板的设立，可以说是“另起炉灶”，再一次把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创立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资本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孕育出真正伟大的科技企业，促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2，系统引入做空机制。做空机制是给刺破泡沫者以奖励，缺乏做空机制是引发股市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限制涨跌幅、T+0只能扬汤止沸，甚至被利用来加剧股票投机。当股市只有上涨才能赚钱的时候，资金的逐利性必然把股价推向虚高。做空机制主要包括五种方式：融券交易、个股做空期权、指数做空期权、做空ETF、股指期货。目前科创板只有融券这一种做空机制。我国股指期货包括沪深300股指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和上证50股指期货，但创业板没有单独的指数期货，只有部分创业板股票可以纳入中证500指数，而能进入到融券标的的创业板股票也不多，创业板长期高估值和缺乏做空机制有关。科创板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系统引进上述五个方面的做空机制，特别是对高泡沫、关注度高的个股引入做空机制，这样才能在制度设计上预防泡沫出现。3，实施T+0和取消涨跌幅限制。T+0和涨跌幅限制的弊端，已经被业界和投资者诟病多年。目前科创板实行的是上市后头五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停板，仍然没有完全放开。上交所曾在1992年5月21日取消涨跌幅限制、实行T+0，深交所在1993年11月实施T+0。随后股市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暴涨暴跌，证监会在1995年把规则改为T+1，1996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10%涨跌幅限制。按照官方解释，由于上述实验是失败的，所以科创板仍然实行T+1和涨跌幅限制。上述期间产生剧烈波动和泡沫的真正原因，是没有实行注册制、没有做空机制和股票操纵监管缺位。当时股票发行采取核准制，股票数量很少、严重供不应求，而且没有做空机制，只能做多盈利。在缺乏股票操纵监管的时代，庄家为了盈利，只能砸低股价、拉高到超出合理估值水平，然后出货，再打压吸筹，因此出现了超高的波动性和泡沫。因此，我们不应该让T+0和无涨跌幅限制来“背锅”，在交易规则上应该勇于和国际接轨。4，着眼于培养大型科技公司。科创板实施注册制，上市门槛低，可以吸引大量处于创业阶段、盈利性不强的小型科技企业上市，但一国核心科技的提升还需成熟的大型独角兽。科创板没有必要拘泥于中小企业，科创板门槛低并不意味着排斥大企业，“放小”的同时还需要“抓大”，应该像纳斯达克一样不断引入和培育大型科技公司。亚马逊、Apple以及Facebook，这些定义现代科技的巨头，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创板需要引入改变科技生态的超级独角兽。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对新兴市场会起到基础性作用，例如FAANG（Facebook Inc.、苹果公司、亚马逊、Netflix Inc.和谷歌的合称），贡献了纳斯达克100指数一半的涨幅。中国科创板也需要有一定市场集中度，否则就会成为“散、乱、小”的劣质市场。在政策上应该鼓励大型科技公司在科创板IPO（例如当前热议的蚂蚁金服IPO），或境外上市大型科技公司发行存托凭证回归科创板。这将会起到引导和带动作用，带动一批大型公司在科创板上市。我们无需担心市场流动性不足，当前我国GDP达到90万亿，货币发行量M2达到190万亿，而我国股票市值只有50多万亿，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是优质股票供应不足。5，吸引全球科技公司上市。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资本市场依然相对封闭。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国际化的。当前美国股市市值约31万亿美元，2018年美国GDP为20.5万亿美元，这从一个角度反映美国股市是充分国际化的，中国大批知名科技企业因此选择在美国上市。香港2018年GDP为2.8万亿港币，2019年4月港股市值为34.3万亿港币，港股市值是GDP的12倍。这说明香港资本市场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吸引全球优质企业上市，成为世界经济之窗。上海的巨大优势在于拥有庞大内地市场，应该说比香港更具潜力，完全可以汇聚全球优秀科技企业，带动国内科技的发展，形成全球协作的科技产业链。只有充分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才能有助于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推动中国核心科技崛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9-06-25 从实际最终需求角度来看，2018年下半年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2019年一季度外贸出现“衰退式”顺差，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由负转正。不过，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判断经济增速已度过快速下降期，但仍处于下行阶段。 经济增速度过快速下降期根据追踪的数据显示，从实际最终需求角度来看，2018年下半年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2019年一季度外贸出现“衰退式”顺差，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由负转正，带动实际GDP当季同比达到6.4%，经济企稳迹象更加明显。不过，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根据测算，对2,000亿美元商品额外加征15%的关税，将会拉低今年GDP约0.2个百分点。预计全年GDP增速将会下行至6.2%。如果对剩下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或者无法达成协议，明年经济将会变得更加困难。由此，我们判断经济增速已度过快速下降期，但仍处于下行阶段。年初以来，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进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行。未来看，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上行空间但幅度不会太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下行。具体来看，基建投资仍有回升空间，但幅度有限。基建投资方面，年初以来，非标融资收缩放缓，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行，城投债发行也较好，财政支出增速高，基建投资融资环境改善，投资累计同比持续回升。年内基建投资增速回升仍有空间，不过融资环境进一步显著改善的可能性较低，回升幅度有限。利润走弱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下行，能否企稳需观察减税降费执行力度。2018年以来，制造业企业利润持续下滑，企业投资意愿下降，1-4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明显下滑。上半年，利润走弱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下行。当前来看，制造业企业利润依然较差，需求、企业经营、投资启动等验证指标均未明显好转，制造业投资仍将下行。不过，一方面，石油加工、化学原料等行业产能置换仍有空间，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并未完全结束，对制造业投资形成支撑，制造业投资下行斜率不会太陡；另一方面，随着减费降税政策的落地实施，制造业企业利润有望得到改善，从而对下半年制造业投资形成支撑。土地购置费用下滑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偏强，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购置费用增速依然较高，且建安投资增速回升。未来看，建安投资增速已经上升到较高水平，进一步大幅上升的空间有限，房地产投资走向主要由土地购置费决定。2018年下半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商品房用地成交总价增速明显下滑，预计2019年下半年土地购置费增速将会下行，进而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消费对GDP贡献下行，政策对冲效果待观察。受CPI下行以及汽车销售持续低迷影响，相较于去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累计同比下滑。下半年看，CPI将会维持高位，进而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回升。不过，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将会下行，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将低于去年。全球需求走弱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出口增速低位运行。受春节假期影响，1-4月出口当月同比波动较大。整体来看，1-4月出口累计同比为0.2%，增速较去年明显下滑。未来看，全球经济依然在走弱，叠加中美贸易摩擦负向影响扩大，出口增速偏低。国内需求走弱叠加PPI下行，进口同比继续下行。受国内需求走弱影响，相较于去年，1-4月进口累计同比明显下滑。国内需求依然偏弱，下半年PPI同比可能转负，叠加出口的拉动效应减弱，进口同比仍存下行压力。CPI受供给驱动上行但幅度可控，PPI存下行压力。猪肉价格上涨推升CPI中枢。未来看，猪肉价格将成为引导CPI走势的重要变量，CPI当月同比持续维持高位。不过，经济依然偏弱，核心CPI维持低位。CPI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猪肉价格引起的，如果没有引起工资全面上涨，且核心CPI与PPI偏低，货币政策不会明显收紧。我国和全球经济偏弱，PPI同比转为下行。年初以来，国内经济企稳，叠加国际原油、铜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PPI同比走势偏强。未来看，我国和全球经济依然偏弱，大宗商品需求走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承压。5月份以来，原油、钢铁等大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涨势趋缓，甚至出现下跌，叠加基数抬升，PPI高点已过，未来将会持续下行，下半年转负。外部经济环境风险增大美国经济增长转向下行。2019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超预期上升，其中净出口对GDP拉动明显改善，这是美国政府对贸易战态度转变的原因之一。不过，私人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减弱，这意味着当前增速回升的基础并不牢靠。另外，私人投资的回升主要依靠库存投资的拉动，进一步回升需要实际利率的下降，这在当前难以看到。我们预计，2019年下半年，随着特朗普顺周期减税效应的消退、贸易战的外部冲击负面影响显现、以及美联储加息对投资的抑制，美国经济增速将开始回落，并可能明显减速。预计2019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将下降至2.2%左右。美国国债期限利差走向倒挂。从历史上看，期限利差走向倒挂，一般预示美国经济将在未来的6-24个月陷入衰退；美联储并不认为本次期限利差倒挂预示着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如果所有人都不相信“历史将会重演”，或将意味着历史重演的概率上升。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再度走阔。2018第四季度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的大幅走阔，伴随着美股出现明显的下跌。2019第一季度的货币边际趋松和风险偏好回升，带动信用利差再度收窄。不过，信用利差并没有完全收窄至2018第三季度美国信用环境最好的位置，这意味着当前的政策宽松程度难以对冲美国经济的减速。2019年5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再度推升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我们预计，下半年，随着美国经济增速的下行，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仍会再度走阔，从而对美国企业形成较大负面影响。外部需求的下降仍将拖累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本轮欧元区经济滞后于中国经济，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2016第三季度-2017第四季度的全球贸易改善所作的贡献比美国要高。2018下半年以来，外部需求对日本GDP同比的贡献变为负值，但日本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基本在2011年完成，日本开始逐渐重新加杠杆的进程。未来看，欧元区经济和日本经济短期能否企稳，依然依赖于全球贸易能否改善；不过，日本的整体经济结构略好于欧元区。新兴市场面临资本流出压力上升和经济减速风险。截至2018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体量占比升至59.2%，但是GDP增速降至4.55%，意味着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的负向影响有所加大。下半年来看，在美元指数强势背景下，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贬值压力上升、资本流出压力增大；同时，土耳其外汇储备占比明显下降、阿根廷外债占比较高，这将导致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减速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对整体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分析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国出口和GDP的影响，需要确定美国从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弹性。我们假设0.9、1.2和1.65三种弹性。在1.2弹性假设下，美国对2,500亿清单商品加征25%关税，将会拖累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14.8个百分点，拖累我国出口增速3.2个百分点，拖累我国GDP增速0.5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对非2,500亿清单商品也加征关税，在1.2弹性假设下，将会拖累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15.2个百分点，拖累我国出口增速3.3个百分点，拖累我国GDP增速0.5个百分点。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向哪个方向演变，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这也将对经济和政策产生较大影响，需要动态跟踪应对。政策建议1、财政政策：支出更具结构性，更加关注减税降费的落地实施。今年以来，财政政策是非常宽松的，包括减税降费的力度超预期，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行，财政支出增速维持高位等。未来看，在财政收入下滑以及预算约束的影响下，财政支出增速将会下滑，支出端可以更加针对“专项扶贫”、环境保护、研发投入、创新培育等结构性方向，这有利于对冲中美摩擦的影响，也有助于应对“三大攻坚战”。同时，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减税降费的落地实施上，一方面需要防止再次出现“明降实升”等现象，导致整体企业税负下降不明显；另一方面，要更具针对性地从成本端降低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盈利，这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结构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2、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但防止“大水漫灌”推高资产泡沫。201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运用多方面政策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包括：1）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创设定向调控工具；3）扩大担保品范围；4）扩大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5）中小银行较低存款准备金框架。展望2019下半年，在总需求下降的背景下，需要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通过进一步降准甚至降息释放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同时适时下调逆回购、MLF等政策工具利率以保持实际利率的稳定（或者降低实际利率以刺激制造业投资）。3、改革政策：重构政府、企业、居民、金融四部门关系。1978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近40年的增长奇迹。当前，我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格局，“内忧”主要是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速换挡，而制度变革滞后以及创新动力不足导致资本回报率长期低迷；“外患”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且必定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下，我们认为2019年将迎来我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契机。第二次改革目标应致力于重塑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四大部门的关系，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一，政府部门需要大力度减税减费，让利于民；第二，企业部门需要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提高效率；第三，居民部门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率；第四，金融制度方面应打破银行垄断，提高金融供给质量。这一系列的措施将最终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给予验证。4、转变方式：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德国和韩国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典型案例，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萧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不足。对于我国来说，当前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边际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力对经济贡献将进一步减弱，需要依靠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具有创新发展的多方面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相信，中国有能力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从要素投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转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9-05-29 随着缅甸2020大选的临近，缅国内政局出现了一系列变数，给中国在缅投资带来诸多风险。中国政府应提前研判缅甸政局新变化，并早做应对准备，以确保我们在缅甸利益不受损害。 随着缅甸2020大选的临近，缅国内政局出现了一系列变数，给中国在缅投资带来诸多风险。中国政府应提前研判缅甸政局新变化，并早做应对准备，以确保我们在缅甸利益不受损害。缅甸政局面临变数目前，缅甸国内主要政治力量有：执政的民盟、军方及反对党（巩发党）、少数民族政党。首先，民盟与军方仍保持合作关系，但双方的裂痕正在扩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民盟希望通过修改2008宪法来提振民意，赢得2020大选并缓解来自西方的压力。然而，军方坚决反对修改宪法中给予军方的优待条款，希望继续通过宪法来保障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和特殊利益。目前，民盟的修宪诉求仍未触及军方核心利益，双方的斗争尚不够激烈。随着大选的临近，民盟将不得不迫于民意压力主动提出修改核心条款，与军方之间的摩擦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从而给缅甸政局带来动荡。其次，民盟与巩发党的竞争将日趋白热化。巩发党在民盟执政后的两次补选中逐步扭转颓势，夺取议席不断增多，对民盟构成的挑战也在加大。不过巩发党群众基础很弱，很难在2020大选中打败民盟。尽管如此，巩发党也会通过制造话题，尤其是在能够吸引民众注意力的问题上（比如中国投资、罗兴亚难民）抹黑民盟，削弱民盟的竞选优势。再次，民盟与少数民族政党既会合作修宪，又会彼此竞争选票。自民盟提出修宪之后，民盟与少数民族政党的合作关系有所加强，毕竟修宪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争取更多自治空间。因此，在修宪问题上，少数民族政党会全力支持民盟。不过，在竞选过程中，民盟与少数民族政党之间仍然是竞争关系。由于民盟在民族和解及罗兴亚问题上“顺应”军方，少数民族政党对民盟颇有怨言。因此，少数民族政党会积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与民盟和巩发党竞争。综上，民盟在选民中仍然最具影响力，并有望赢得2020大选，但其竞选优势将被削弱。在此之前，即在2020大选到来之前，各方围绕修宪、民族和解、罗兴亚问题及中国投资的争论和博弈将呈上升之势，缅政局将出现一些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态势。中国投资风险上升随着缅甸2020大选的来临，中国投资将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中国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也将上升。首先，随着大选的日益临近，民盟将会从积极欢迎中国投资转向谨慎对待中国投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盟近期成立“一带一路”实施委员会，签署中缅经济走廊和皎漂经济特区等合作协议，这也并不表明民盟真心实意地全力拥抱中国投资。实际上民盟当前对中国投资的欢迎态度是由西方投资“口惠而实不至”、民盟执政业绩和经济发展需要及其维持中缅关系稳定等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随着西方对缅经贸合作的逐步推进，比如美国近日将其在东盟的首个商务中心设立在缅甸曼德勒、欧盟恢复对缅贸易普惠制待遇等，缅甸对中国贸易投资的依赖会有所减弱，缅甸会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来有选择地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此外，出于安抚民意、赢得选举的考虑，民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不太可能大幅度推动中国在缅大型投资项目，而将鼓励引导中国投资进入服务业及民生领域。其次，缅甸反对党（包括巩发党及对民盟不满的其它政党）也将集中火力批评民盟政府的内政外交，中国投资项目有可能成为攻击的靶子。同时，缅甸地方政府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既不十分热心，也“力不从心”。不仅如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克钦邦和若开邦，对中国投资的进入仍有疑虑。比如，近期缅克钦邦三个政党的领导人就明确表示不希望中国重启密松大坝，并表现出对中国投资的抵触。再次，公民社会组织及部分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仍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缅甸境内公民社会组织众多，主要聚焦于民主改革、人权及妇女权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外来投资等。中国投资向来是这些组织批评的主要对象。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土地赔偿数额不够（涉及当地政府贪污赔偿款）、就业安置不充分、环保措施不到位等。随着2020大选的来临，他们对中国投资的批评也会上升，比如缅媒体《伊洛瓦底》杂志近期就在炒作中国欲重启密松大坝一事，企图激起缅社会反华投资情绪。最后，域外势力对“一带一路”的抹黑会加速。美国媒体及受美国资助的缅甸媒体一直在缅境内渲染中国投资所带来的“债务陷阱”，意图抹黑“一带一路”在缅投资项目。这直接导致中国在缅投资的皎漂深水港项目大幅缩减规模。随着2020大选的到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必然会借势加大对“一带一路”的恶意攻击力度。中国的应对举措首先，不要施压缅甸政府加速推进“一带一路”，相反应放缓“一带一路”在缅推进速度。考虑到当前正值缅甸大选前夕的敏感时刻，中方不宜催促缅政府加快实施“一带一路”，也不宜高调宣传“一带一路”在缅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反，出于缓解民盟压力以及避免中国投资成为缅大选争议焦点的考虑，中方宜适度放缓“一带一路”在缅推进速度，尤其不应上马规模较大的资源开发型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宜游说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重启密松大坝。中方在缅“一带一路”建设仍应坚持共商共建、稳步推进、追求实效的基本原则，稳扎稳打，精雕细琢，绘制好“一带一路”在缅甸的“工笔画”。其次，继续调整在缅投资结构，鼓励成熟的民营企业进入缅旅游业、服务业及民生领域。考虑到缅甸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对于债务问题的担忧，中方宜继续调整在缅投资结构，逐步减少资源型大项目的投资比重，适当控制投资项目的融资规模或分阶段实施项目，鼓励和指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投资缅旅游业、服务业及民生领域，共创中资企业和缅政府民众均受益的双赢局面。再次，继续加强对缅公共外交，夯实“一带一路”实施的民意基础。中国对缅公共外交已取得一定成效，缅甸民众对华态度有所转变。在2020大选日益临近的关键时刻，中方应继续加强对缅公共外交，塑造中国在缅正面形象，让攻击抹黑“一带一路”的舆论不攻自破，让中国投资在缅大选中无法成为焦点，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一带一路”在缅实施的民意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