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11-10 互联网已经是中央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一条有效沟通桥梁，最高当局利用网络民意及时掌控局势，对下面的官员进行制衡，消解不稳定因素于萌芽状态。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起源于美国的互联网，可以说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且促进了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延伸，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 二十一世纪，在相距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万里之外的中国，由互联网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些年，中国政府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制定、完善和修正，以及反腐败、司法监督都跟互联网息息相关。互联网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既发现了一个个的问题，引发起一次次的危机，另一方面也汇聚了民意，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场，对政府行为进行质疑和监督。正是网民的监督和舆论的力量，使得政府和执政者能够正视、面对失误，并及时做出修正，避免更多的错误出现，也挽回了政府的公信力。 互联网给了广大的民众一个对社会不满和矛盾积累的宣泄口，正是有了互联网这个宣泄渠道，使得社会的各种矛盾不至于积累到火山爆发的那一天，客观上避免了更大的动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无疑是舒缓了官民之间那根拉得紧紧的、随时有可能断掉的弦。在这个敏感的社会转型期，互联网帮助中国政府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弥补了现行体制造成的上下不通、民意无法表达的缺陷。 盘点近期发生的一些危机事件，从广州新塘大墩村群体事件、郭美美炫富事件到温州动车事故、大连市民抗议PX项目事件，几乎都无法绕开互联网。本文通过对这些事件进行梳理、分析，旨在借此观察和找出事件中的共性，从而感知高层对民意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估危机处理的得失，以便为未来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一些参考。 广州新塘“6·11”事件与城市务工者权益维护 广州新塘“6·11”事件是一起社会管理失当引发的群体事件。事件源于四川籍孕妇王联梅在广州增城新塘镇大敦村农家福超市门口摆摊，阻塞通道。该村治保会工作人员见状后，要求其不要再在此处乱摆乱卖，双方因此发生肢体冲突。冲突中，孕妇倒地受伤，现场引发人群围观。冲突事件由围观人群通过手机信息、网络微博等渠道迅速传播出去。次日，“孕妇老公被打死”等谣言四起，冲突事件升级。大批四川籍民工涌向事发地，骚乱围观参与人数一度过万，骚乱人群损坏车辆、银行柜员机，袭击公安民警，并一度危及附近“凤凰城”等楼盘的居民财产安全。骚乱事件持续4天，经广州市委市政府一系列措施并行处理，新塘开始逐渐恢复平静，事件平息。 “6·11”事件后，广东省政府深刻反省了在社会管理上的不足，急切寻求破解外来人口管理难问题的策略。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关于加强和改善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座谈会上直指事件原因是社会管理服务滞后，要求改善并增强外来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此后，广东省广州市政府迅速出台一系列方案措施，包括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机构，社区成立专门为外来工服务的组织，并吸收外来务工人员进入社会参与社会管理事务，将“本地人管理模式”转变为“本地人与外地人共同管理模式”，外来工积分入户，流动人口同城同待遇等等政策。 表1：“6·11” 事件经过与政府的危机处理方法和措施 时间 事件的现实发展 网络、媒体的传播作用 政府因应措施 6月10日晚上 事发。 现场围观群众通过各种信息工具用文字和图片、视频的方式把事件通过微博第一时间发布到网上，并被网民疯狂转播。 初始，治安执法人员态度傲慢，出言不逊，激化了矛盾。在愤怒的群众自发的围观声援之下政府基层官员出面处理问题，处理方法仅限于招救护车送受伤者到医院治疗。 6月11日 大批外来工聚集事发地，引起骚乱，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 事件通过网络传播，有打死人等谣言出现，并且迅速以讹传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1-11-03 让自治的公民社团在国家与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个体之间起到沟通、协商与调解矛盾的作用，应该是中国大陆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关键。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作为公民社会的社会中间组织在中国发展滞后的历史原因，并指出这种“强国家—弱社会”新权威主义体制，虽然在转型初期阶段发挥了独特的功效，但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分殊化，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与困境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本文还从公民社会具有多元社会所需要的整合功能、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衡作用、公民社会对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性以及公民社会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这四个方面，具体揭示了当今中国大陆重建公民社会的必要性，并指出：没有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基础上的民主，将是民粹主义的陷阱。 最后，本文提出，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成功采取的“法团主义”发展模式的路径，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只有当代中国人进一步阔视远想，勇于创新，才能把握机会，迎接这个大转型新阶段的来临。   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百年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冲突却显现出越来越高频化的趋势。中国在进入转型中期以后，正在进入一个社会冲突与抗争事件的事故多发阶段。从发展社会学角度来看，如果社会利益的分化速度较快，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社会中间组织缺乏，而不同的利益群体无法通过社会中间组织与政府形成协商机制，不能有序地表达并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成员将作为游离态的“原子化”的个人会以“乌合之众”的方式，与政府直接发生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间组织的缺乏所造成沟通与协商的管道不畅达，是当今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中国大陆正面对这种困局。仅仅是加大对强力部门的资金投入，采取刚性措施来维持稳定，那无疑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办法。尤其是当社会上的抗争群体已经出现了非理性的情绪，其结果只会冤冤相报，恶性循环。治本的解决之道，就是要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团作为公民自我组织的社会系统，它在国家之外，通过自我管理，来满足这些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交往与利益维护的需要。公民社团通过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和参与来表达、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而形成和国家建制的对等监督力量，并形成对国家的制衡力量。 从社会自治这一角度而言，中国是世界上社会自治程度最低的国家，是公民社会最为缺乏的国家。中国大陆现在的许多基本矛盾与困境，与社会多元化与公民社会组织发育滞后的瓶颈状态有关。让自治的公民社团在国家与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个体之间起到沟通、协商与调解矛盾的作用，应该是中国大陆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关键。 社会自主空间在中国逐渐消失 在中国传统帝制社会，宗法组织具有国家以外的社会自治组织的性质。宋以来的乡绅社会，以及宗族、行会、民间社团，固然不能等同于当今我们所谈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但两者都具有不受国家直接支配与控制的自主性，他们在传统社会也发挥着近似于中间组织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进入近代化发展时期，在各时期的国家体制以外，也出现新兴的近代意义上的独立的社团组织，如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等社会的自主空间。换言之，社会中间组织的传统，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时代、袁世凯与北洋的强人政治时代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社会中间组织的自治传统并没有中断过。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演变，如何导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社会自主空间消失的？ 首先，从清末新政到北洋军政时代的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与失败，导致中国这个巨型的、落后的大国，在王朝体系崩溃以后，在混战中日益走向军阀混战，走向碎片化状态。而要走向统一，需要一种可以形成强势国家的组织力量。一开始，国民党党国权威体制相对于北洋军政统治具有明显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优势，但民国时代的中国是一种弱势国家与弱势社会的结合，国家之外的社会仍然有着其自然的成长空间，在这样的整合模式中，国家并非强势，社会也存在着传统中持续下来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共，在此后二十年中，在农村重新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中共革命在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形成一种以政权组织渗透社会以进行革命战争动员的体制模式，即通过组织严密的党的系统掌控政权机器，形成强有力的渗透社会的组织力量，通过从社会中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财力与物力，形成强有力的革命战争机器。国民党面对中共这一直接继承苏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的强大政治对手，加上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严重，组织力与信仰力度相对不足，难以实行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终于在三年时间里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力更强的中共。中共建国以后形成的全能主义体制，从历史上看，是对红色根据地时代的这种国家对社会的强势动员体制的自然延伸。 中共建国后，应该是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大好机会，全面危机与碎片化已经克服，用邹谠的话来说，全面危机过去了，全能主义政治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功能和任务1。 中共理应走向和平建设，如果在这时走向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选择，并发展健全市场经济与民主社会，这将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将会达到一种平衡协调关系。这将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正常社会的必要条件。但中国并没有走向国家与社会平衡发展的道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大背景，由于斯大林式的牺牲农民来保证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的示范作用，以及激进乌托邦的全能计划经济的建立，这些历史因素形成一种全能主义化的历史选择，这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中共根据地革命时代以政权组织力量实现对社会动员模式的路径依赖。 中共从建国初开始，通过镇反、肃反、土改，在政治上强化了国家的威慑力量。国家通过一系列方针，在短短几年里完成了工业、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实现了国家对城乡经济资源的全面支配与控制，国家还通过建立城乡户口制度，使社会成员的流动受到更严密的控制。中国从一个国家与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演变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体制。自主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几乎完全消失。国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庞大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共建国后的体制，在政治学上称之为全能主义（Totalitarian regime），不但独立的社会团体从此消失，而且社会成员也完全依附于国家体制。随着人民公社和单位体制的相继建立，国家的权力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以渗透到村庄和工厂层次。 如何评价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全面吞没社会的这一现象？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全面管控社会的体制由此形成。借助于这种体制，国家成功地消灭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传染疾病，成功地治理了淮河，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为克服数千年来的自然灾害与发展农业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国家可以运用这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调集巨大的社会资源来进行重工业的投资与建设，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种革命全能主义体制在取缔了市场经济与自主社会系统的同时，也使强势国家不再受到社会力量的任何有效制衡。而这正是极左灾难得以产生并难以抑制的结构原因。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由于中国缺乏自主的公民社会组织对体制形成纠偏与制衡能力，全能主义体制一旦被专权者动员起来推行大跃进与文革乌托邦，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缓冲、制衡与抑制灾难性政策的能力。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体制外知识界的不同声音消失，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党内与体制内的制衡机制消失，无论体制内与体制外，都不存在对执政者的权力制衡机制，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从更深层次进行反思，一个没有公民社会的体制，就是一个又一个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错误政策还会不断迭加的体制，是任何英明领导人都避免不了低级错误的体制。 中国形成“强国家—弱社会”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后三十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起步，然后在经济领域放松、搞活，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民营企业大量出现，原来完全受指令控制的企业与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这样，经济领域就出现了自主性。随着经济领域开始出现多元化，政府控制之外的文化与民间社团也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社会与政治领域加强管控，在“六四风波”以后，当政者从政治稳定的需要考虑，对于社会多元化则采取限制与抑制的作用，社会自主空间进一步紧缩。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经济自主化继续扩展，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推动力，但社会与文化思想自主化没有相应发展起来。中国走上了新权威主义发展道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乃强 2011-10-21 不出两年，西方舆论将全面转向，承认中国走的道路确有它的长处；五年之内，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经济，都会面向中国，形成另一个类似“朝贡体制”的局面，而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将是全球经济的新重心，主导世界经济发展。 关于中国复兴，大家都已听过多次，但包括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在内，都是未来式的提法。但是如果把最近中美经济发展速度和通胀率等计算在内，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很可能于今年便赶上美国，最晚也是明年的事情。 中国的复兴，有点像二战中的美国。当时整个欧洲都已沦陷，缩在英伦三岛中，等待美国来打救；今天美欧经济都奄奄一息，美国提出G2，甚至让中国排在前头的Chinamerica，向中国伸手，迟迟不答应的是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复兴，也不光是GDP超过美国，而是以美国为首的欧洲中心文明，整体走进了死胡同，于经济危机中全部暴露出现，还明显找不到出路。而中国则不但克服了这场特大经济危机和随着经济发展到小康阶段所通常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还创出了多项靓丽的成果；此刻西方对中国经济会硬着陆的预言再次粉碎，大力煽动的“茉莉花革命”又胎死腹中。要注意，这回并不是中美较量之后，美国处于下风。要是这样的话，还有可能出现反扑之类的反复。中国复兴是人家衰落时我们“这边风景独好”，“高下立判”式地分出胜负。现在是美国自己不济，她即便想反抗，也没有能力。因此，中国复兴是势不可挡的，只要我们自己不弄砸，无论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出什么招，最终都难以压抑或阻挡这股浩荡的潮流。 以笔者看来，不出两年，西方舆论将全面转向，承认中国走的道路确有它的长处；五年之内，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经济，都会面向中国，形成另一个类似“朝贡体制”的局面，而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将是全球经济的新重心，主导世界经济发展。这预测其实已经是学界共识，如有乐观的地方，只是时间方面而已。正确的决策源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我们的专家学者对美国和欧洲的形势至今都没有做出一个起码是清晰的判断。古今中外，领头羊都有其重大责任，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当不好这角色，将会像美国一样，带来全球性的大灾难。事情的发展来得那么快，中国从上到下都会觉得很突然，大家都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这全新的局面，导致中国至今对国际发展明显缺乏远大的谋略。我们有需要及早看清形势，预作筹谋，免得事到临头时手忙脚乱。 这里，我们首先总结美欧这欧洲中心文化的世界是如何衰落的，再描述它衰落的状态，从中吸取教训，并定好我们中短期的发展策略。最后，我们将讨论香港和台湾问题。 切实深化和构建“中国模式” 欧洲中心文化，主流是犹太—希腊文化，几千年来都是小国寡民，之间互相侵凌，剥削内部的奴隶和境外的帝国殖民地，建立小小的文明绿洲。因时制会，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而西班牙等通过种族清洗，霸占了美洲。与之同时，英国出了达尔文、斯密、牛津等理论家，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把犹太—希腊传统美化和合理化，几次霸权更迭之后，英国建立了“日不落”全球帝国，再传到美国这同样以武力撑腰，但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剥削的现代霸主。这段历史，只有短短的三百多年。 犹太—希腊传统的精粹是唯我独尊，积极扩张，强者全取；因而歌颂强者的贪婪、侵略和对弱者的欺凌、淘汰。这种本质是极右的思潮，其实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于二战结束三十年之后死灰复燃，化身为“新自由主义”，把劫贫济富合理化和全球化，并通过寅吃卯粮的方法去刺激消费，缓和内部矛盾。“新自由主义”推行了三十年，西方经济全面空洞化，通过跨国公司藉着全球化的名义作新殖民略夺，承继奴隶制的传统让发展中国家人民做苦工去支撑西方民众挥霍；先花未来钱的结果是公私债台高筑，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去埋单。 改革开放之初，正值“新自由主义”当时得令，佛利民多次成为中国贵宾，“新自由主义”成了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指导思想。影响所及，对西方充满幻想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充斥中国的媒体。像《河殇》等歌颂犹太—希腊传统的作品被视为改革先锋。假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名义，“新自由主义”被合理化，并且固定化。“上下交征利”至今仍是社会的主流，教育、医疗、房屋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全面产业化。贫富悬殊、社会严重不公等今天西方通病，已陆续在中国出现。中国还有不少人迷信西方言行不一、双重标准的所谓“普世价值”，继续鼓吹在西方已证明失败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要求全面与西方制订的游戏规则“接轨”。 西方前车已覆，我们后车还不引以为鉴，终必车毁人亡。我们有需要紧急转轨，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今天的现实情况出发，认真走自己的道路。 当前中国，自由主义已经破产，暂时只残留于媒体和少数学者中间；民族主义过于粗糙肤浅，难成大器；新儒家从理论到理论，脱离现实，难以致用。主要由新左派组成的“中国模式”虽然较有潜力，却还未成型，言之过早。但“中国模式”批判西方文化和认识自我的“破”的功夫已经基本陆续完成，官方有需要以此为基础，尽快投入大量资源去深化和构建，并藉此组织全国批判西方文化，告别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多年自卑和崇洋的现代史，重拾民族自信踏上大国之路。 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很容易就会倾于内向和保守，为免此弊，需要宣布“学习型社会”是中国传统之一，“改革开放”为永远国策。 适时主动调校中美关系 西方衰落的近因，缘于这损天下只为几个金融寡头服务的世纪大骗局。像世上所有骗局一样，这是不可持续，最终一定会穿崩的。 上世纪末开始，西方已经陆续出现过几次危机。中国大量生产成本越来越低的日常消费品，并且以赚来的外汇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以帮补其国民继续疯狂消费，再加上长期的战争经济支撑着美国仅存的工业和一定的就业，危机一一顺利化解。美国人就把功劳推给当时的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的英明领导，并且认为随着信息社会的到临，人类已进入另一种规律的“新经济”和“历史终结”。直到2008年，次按危机爆发，一发不可收拾，引发“金融海啸”，西方主流社会在大祸临头时才如梦初醒。 西方政府当时其实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它们向来教别人的“华盛顿共识”：勒紧肚皮，结束战争，通过“震荡疗法”回复财政和外贸平衡，回归经济纪律。但这只是严以律人的药方，金融利益集团和美国的军工综合体将会受到最大的打击，政府将会垮台，结果各国都不约而同以“大得不能倒”为借口，继续劫贫济富。这样一来，西方社会不但白白错过了一次自我修正的机会，还因惩罚广大老实做人的老百姓挨失业、挨税、挨通胀，来慷慨奖励一小撮“窃国”犯罪者继续高薪厚禄，出现了人类史上最大和最无耻的“道德风险”。欧盟国家骚乱已是此起彼落，美国因为仍可自由印刷钞票，靠长期大发食物券和失业救济金来维持稳定。奥巴马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中，最近依然坚持再度延长失业救济金，可见这一维稳措施的重要性。 但是在大选前夕，共和党决不会轻易让奥巴马得分得票的。而且不管怎样，只要不改变劫贫济富的倒行逆施，美国怎样修修补补只可能是死路一条。短期来说，人人都知道通胀难免，食物券和失业救济金即便能继续，穷人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现有的职位，尤其是与政府有关的如公务员、教师等，只会不断流失；而新的职位，又不见足够出现，而出现的大都是低薪职位。影响所及，高等教育全面增加学费，青年人想藉继续进修来逃避失业这途径也难走。美国所有的因素都不约而同指向不稳定。以笔者估计，再加上明年是总统大选年，于明年年底之前，美国的街头烈火必将开始出现。而欧洲局势将继续恶化，更不在话下。 我们要清楚地认定，这回是西方欧洲中心文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前未出现过，因此不能以老黄历对待。 传统智慧认为，当大国内部出现难以应付的危机，很多时候会通过发起对外战争来解决。问题是美国财政预算中虽然什么都减，只有军费不减，但国力明显不逮，国内厌战情绪开始抬头。美国今天已经泥足深陷于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三场战争当中，忙着抽走，不会轻易开另一个新火头；而且美国自二战以来，从来都只懂得欺负弱小国家，而对于有核武的国家，美国从来都不敢得罪。正正因为如此，朝鲜才急于发展核武，取得形势的主导权。解密资料显示，自中国核试成功之后，美国虽曾多次考虑武力对付中国，最后也得放弃。今天中国军力跟美国日趋拉近，美国更加无胆和无力向中国这大块头动武，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持续衰落，中国持续崛兴。 看透了美国的弱势和局限，“纸老虎” 这形容词对美国来说，今天比毛泽东时代更加贴切，我们便可主动调校中美关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于“六四”之后被西方围攻时采取的韬光养晦、忍气吞声的策略，重回针锋相对、斗而不破的态势，这才更符合新的国际现实和人民的期望，以及更加有利国家发展。...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10-17 美国在过去几年里所采取的措施，包括QE1和QE2，均没能扭转经济颓势。所有的药方都治标不治本，大量的钱用来救助金融机构和股市，而不是用于民生和发展实业，结果只是延缓美国社会动荡爆发的时间。 2006年，美联储、证监会、华尔街、国会和白宫都没有看到“次贷危机”越来越逼近；两年后，股市狂泻，市场萎缩，失业飙升，公司倒闭，美国进入大衰退，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全球。今天，不但美国没有摆脱困境，欧洲也陷入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蔓延之广、时间之长、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一次改变世界的历史性事件。它不但蒸发了劳动者的收入、储蓄和投资，破坏千万退休者的养老计划，重创广大中产阶级家庭，彻底拉开社会贫富差距、产生大规模社会动荡，而且有可能使美国沦落为一个破产中的国家，从而使美国为更极端的思潮所裹挟。这一切正在发生。我们今天对它的认识，可能还远远不够。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预见和防止这场危机？美国对这场危机的处理出了什么差错？这场危机会有怎样的最坏后果？ 无法承受之重 许多美国政客说，这一次像以往一样，只是普通的经济危机，会很快过去。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这场危机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弊病的总爆发，美国正处在极大危险之中。美国现在坐在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一堆债务之上：约14.5万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还没有包括华盛顿所继承的“两房”债务，所欠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以及老年人、退伍军人和政府养老金领取者的钱。 美国的国家债务不只是规模庞大得可怕，它简直就是吞噬一切的黑洞，再多的钱都填不满它的胃口。现在美国每年至少得新增一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竟身背如此沉重的债务。人们也许认为，美国政府肯定会采取正确的措施，以避免国家破产。但现实情况是，华盛顿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2008年灾难开始时，面对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巨型银行倒闭，美国政府可以选择最简单的办法——让那些大型的“金融赌博机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自然淘汰的后果。但是，恰恰相反，华盛顿担保了这些银行和大投资机构，吸纳了那些坏帐，并花了数万亿美元以对抗经济衰退。 于是，危机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2007年到2008年，联邦政府的赤字从 1610亿美元升至4590亿美元，增长了三倍。当然，美国领导人手按着《圣经》发誓，这是下不为例的一次性事件，因为需要和经济衰退作斗争。2009年，华盛顿又一次把赤字扩大了三倍，达到1.4万亿美元。2011年，赤字超过1.5万亿美元；而白宫已经承认，2012年的赤字至少为1.1万亿美元。 回首美国历史，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18年中，从1812年的战争、美西战争、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流感大流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二战之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所有这一切，美国政府总共只借了4.6万亿美元。但“次贷危机”之后短短5年间，美国一共借5.6万亿美元，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 过去，华盛顿主要从本国公民处借钱。如今，它向外国人借钱，已经欠下外国人超过4万亿美元的债务，这是本世纪初美国陷入衰退前所欠外国人债务的四倍多，但美国仍然缺钱。 “股神”巴菲特将高风险的金融赌博称之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金融赌博就是所谓“金融衍生品”，它是华尔街空手套白狼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玩过头是会要命的，它就是2008年造成美国房地产和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几乎波及了美国所有的大银行 。善良的人们认为美国的银行会汲取教训，但是你们错了。据美国财政部下辖的美国货币监理署（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统计，2008年次贷危机最严重时，美国银行持有176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债券；如今，美国银行持有衍生工具产品达244万亿美元，增加了近40％！单单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较之于当年的巴西和俄罗斯、现在的希腊和西班牙，美国当今情况更糟糕，处在更大的危险中。 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不断印刷美元，这些钱的大部分借给了美国财政部，然后流向了世界货币流通的大池子里，全世界都在为这些滥发的美元买单。1999年，由于担心“千年虫”会破坏美国经济，“美联储”增发了730亿美元，以防止银行崩溃；“9 •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为防止经济瘫痪，美联储又增发400亿美元。每一次“美联储”开动印钞机，金融专家都说：数额如此巨大，这可能会削弱美元的价值。但是，过去美元的大幅贬值，相比于美联储最近一直在做的，不过是沧海一粟。从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来，美联储已经增发了超过1.6万亿美元，是对付“千年虫”时的22倍以上，是“9• 11”事件时的41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美元购买力缩小，民众的生活成本攀升，全世界到处都是通货膨胀的主因。 寅吃卯粮之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编者按】 40年前，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铺路，谋求打开中美僵局；40年后，基辛格出版新著《论中国》，不仅回顾当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纵横捭阖，更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尝试建构新的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一文，由基辛格新著入手，不仅对基辛格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等建议进行了深入剖析，更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大国外交与世界战略格局变化作了全面论述和分析，整篇文章立论客观，分析深刻，见解独到。 作者指出，基辛格从历来大国兴衰中看到了力量对比变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因而向中国进行劝诱求援并提出建构未来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四点构想，希望中美合作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推行“胡锦涛计划”。作者分析认为，“太平洋共同体”超越了中国能力的限度，中国要趟进这摊子深不可测的浑水，其结果只能是慕虚名而得实祸。因此，中国不应接受基辛格的建议。 在论及中国崛起时，世人多强调邓小平的重要决策和中国自身内部因素，很少涉及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作者认为，基辛格新著对此作了重要补充，尤其强调大国关系对国家实力盛衰变化的影响。本文梳理了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大三角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化。作者指出，增强大国实力，除了有形的“硬力量”，掌握大国命运的领导人更需要具备“软力量”——谋略。毛泽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仍为贫弱大国时，出奇制胜地实现了与苏联从结盟到分裂对抗和与美国从敌人到友好的两个180度的战略大转变，是当代大国外交中以谋略制胜的最大手笔。 作者认为，纵观全球大势，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亚洲迅速东移，而亚洲地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态势，蕴藏着未来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在当前的大国外交中，中国必须从目标、手段和后果三个方面慎重考虑，准确判断形势把握时机，运筹帷幄扭转局势，分化强者，保持均势，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内外条件来反敌制胜。作者强调，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两岸统一与南海领土主权问题能否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或者当前解决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必须通过武力解决，值得有关方面慎思。 本文作者陈有为先生曾在中国从事新闻与外交工作半个世纪，退休旅美后进入学界，作为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继续钻研国际形势，发表大量评论推崇中国发展成就，分析国际局势。因其文章富有洞察力和新意，广受海内外舆论的重视。作者曾出版过《基辛格评传》、《风情 人情 世情》、《天安门事件后的中美外交内幕》与回忆录《无悔坦荡人生》等四本专著。 ————————————————————————————— 当代最负盛名的国际战略思想家、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发表新著《论中国》（On China），很受世人瞩目。在这本600多页的巨著中，他回忆了当年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的破冰之旅，论述北京与华盛顿在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的纵横捭阖与战略互动，并对中国崛起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分析和预测。 作为国际外交问题的学术权威，基辛格是以研究欧洲强权政治与均势外交问题起家的。他早年以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重建的世界》一书，对欧洲列强在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如何以割让领土牺牲小国利益来瓜分欧洲，建构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大国均势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尽管英、俄、普、奥与法国之间的利害矛盾并未完全消除，但是会议在保持大国利益均沾、防止一国独霸方面有所具体安排，从而使欧洲享有近百年的和平，直到1914年以英德矛盾为主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论中国》一书中，人们可以感觉到基辛格过去的思想脉络。那就是：在一个动荡、多边和不稳定的“多极”世界上，大国外交必须根据“实力和均势来思考”，以“均势来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因为“历史上的稳定总是和均势相联系的”。针对几十年来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化，基辛格主张实行大国均势政策，考虑各方利益，化解相互矛盾，以避免对抗和确保各国安全与世界和平。 古往今来，大国强权的盛衰浮沉，始终是世界局势变化的主要原因。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也许有人觉得此说言过其实，那就让我们通过事实的论证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美和解阻止苏联发动侵华核战 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以后，中苏关系变得极度紧张，濒临战争边缘。由于北京在中苏论战中把苏联领导定性为国际共运叛徒，苏联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再加上在珍宝岛武装冲突中使苏联遭受沉重打击，令莫斯科对中共恨之入骨，忍无可忍，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要以“外科手术”摧毁中国的核武器与核设施。但要实现这一目的，苏联必须首先获得美国的背书，以免腹背受敌之虞。 在基辛格的新著里，人们看到了中苏关系“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节。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克里姆林宫之命前往白宫紧急求见并与基辛格长谈。他表示，苏联准备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如果美国不便支持，也希望它对苏联的战争行动保持中立。 毛泽东当时洞察苏联阴谋，预感战争危机已经到来。他有对抗苏联的决心，但意识到唯有美国插手干预，才能遏制苏联动手。因此多次要求巴基斯坦与罗马尼亚领导人向美方传话，希望美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打开中美关系僵局。他甚至在天安门上要美国记者斯诺转达这样的信息：中国欢迎尼克松来访，不管他是以总统身份或旅游者的身份来访都行。 基辛格在书里以亲历者的身份透露，他在会见多勃雷宁后的次日早晨向尼克松汇报说，“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在对局势研析和权衡利弊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认定，西方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战略利益，苏联进攻中国的结局不会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当时尼克松正困于美国人民反对越战的高潮，急于想借北京对越南的影响力来从越战中脱身，因而有求于北京，最后决策拒绝苏联请求。 由于缺乏适当渠道将此情报知会北京，美国政府通过一家小报《华盛顿明星报》在当年8月28日刊出一条惊人内幕消息。它透露苏联将“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苏联解体结束美苏冷战对抗 纵观二十世纪历史，大国力量对比与相互关系变化是促使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决定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家在欧洲建立各自军事集团和势力范围，形成长期冷战对抗的局面。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双方海军在加勒比海一度剑拔弩张，几近引发冲突，苏联最后被迫从古巴撤出导弹而使危机趋于平息。 苏联与美国相互抗争，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垒，实际上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双方谁胜谁负的结局既不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大小，也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传播。尽管上世纪五十年代盛行过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民族独立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三大革命潮流兴起，将会加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但事实上东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是苏军占领的结果，亚非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仍要依靠资本主义世界，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则由于实行社会福利制度而根本就没有起来。 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只是徒有虚名，它除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与军事科技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和美国相匹敌。莫斯科第一没有钱，第二没有货。既没有资本和技术可供输出，也不能使卢布成为与美元一样流通世界的国际货币。斯大林当年提出的所谓世界分割为两个市场，即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苏联没有可供出口的大宗产品，卢布只能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互会中作为贸易货币交割时使用。社会主义市场在资金、技术、商品与物资方面仍然缺少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由于苏联只有重工业而没有可以行销世界的轻工产品。这就使它缺乏能够占领国际市场，赚取大量外汇和影响世界各国的有效手段，从而无法在争夺世界的斗争中与美国较量。 苏联最后解体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背叛马列主义或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极权专制体制僵化、经济比例失衡、军备负担沉重与对外扩张过度。尽管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底就宣告苏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长期束缚社会发展，思想理论干枯贫乏，商品供应单调紧缺，个人自由限制，社会生活沉闷，整个国家缺乏革新求变的动力。再加上整个领导阶层老朽昏庸，到了八十年代越来越显露出苏联的社会制度与大国霸权已经进入穷途末路。当时有位塔斯社评论员对他的莫斯科大学同学、新华社驻苏记者唐修哲私下表示，愿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来换中国总理赵紫阳。他的心愿明显地表现出苏联干部与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人民对于自己国家暮气沉沉的现状感到郁闷、不满与极度失望。 正因如此，叶利钦在1991年宣布俄罗斯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退出，轻而易举地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的悲剧。但这样的历史大震荡，竟然没有引起苏联人民的悲叹、骚动和抗议，也没有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好像这是一个本已无可挽回，人们早就料到它会发生，然而不值得为它唱赞歌或挽歌的事情。 由于苏联的消失，它原有版图、人口与资源几乎丧失了近一半，军事力量也相应地大大削弱，俄国不再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对苏联没有太多的着墨，是因为苏联并非该书主题，早在二十年前它就已解体而从美苏中大三角关系的战略格局中出局了。美国通过在原苏联领土格鲁吉亚玩弄“颜色革命”，调遣美军进驻中亚西亚的军事基地，以及与莫斯科达成裁减战略核武器协议等举措，把俄国逼退到往昔的版图之内，限制了它的核力量，使苏联但求自保，再也不能成为挑战美国的重要力量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力量消长导致中美关系变化   按常理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应该成为更加强有力的超级大国。但事实却适得其反。在苏联垮台后的二十年里，美国的内政外交不断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和弱点。作为金元帝国两大支柱的经济与军力越来越支持不了美国国内开支与对外扩张。这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已经破绽百出，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 先说军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光是它一年几千亿美元的浩大军费，就相当于所有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它所掌握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一大片世界。它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它的军事机器从地上、海下一直部署到遥远的外空世界。按照它过去的说法，美国可以在海外同时打两个半局部战争。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认为，出兵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易如反掌，不久又在阿富汗另辟一个反恐战场。结果美国却深深地陷入这两场战争，年复一年地被拖累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不得不在财力耗尽的情况下决定从两国撤军。 再说经济。美国财政已经坐吃山空，国债发行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相当于2011年美国GDP的9%以上。而且它还在以每分钟增加100万美元的速度往上升，再过五年将增加到20万亿美元。美国2011年度（到今年9月为止）的财政预算赤字高达1.3万亿美元，光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总额为1.15万亿美元，就足以填补美国全年财政赤字的90%。 自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生产增速降低，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巨额亏空，内外债务沉重，联邦政府由于一时开支不了工薪甚至被迫一度关闭。这一切说明，美国经济得了重病，美国国力进入了衰退阶段。 美国政府现在需要支付的到期债款为3070亿美元，而他们手头的进账只有1720亿。尽管白宫与国会、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最后已就增加国债上限问题暂时达成协议，但并未真正解决美国越来越沉重的债务问题。美元的国际信用程度因此而从三个A降为两个AA+的等级。爆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未消除。如果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袭来，不仅美国将陷入企业倒闭、失业大增、国库空虚、福利削减、市场萎缩、经济萧条的困境，而且会拖累整个世界，重演全球经济危机的悲剧，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肯定难免受到巨大的冲击。 所谓美国衰退，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实力不断削弱，失去原有威势。二是无力维持现有的帝国格局，由于各种困难与矛盾而被迫实行内外收缩，从而严重削弱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帕内塔上台就感受到空前压力，因为奥巴马总统宣布未来12年之内削减4000亿美元国防开支的沉重担子落在了他的头上。 对于美国是否衰退的问题，美国存在三种不同的的意见。哈佛大学教授奈伊否认美国已经衰落。皮优民调中心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已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将来取代美国地位的趋势不可避免。而美国《市场观察报》专栏作家布雷特•阿伦兹则独排众议，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预测中国的GDP到2016年将占世界总额的18%，高于美国17.7%。尽管如此，他也觉得“中国最终超越美国对我们也许是件好事”，因为美国需要一种弱者心态。“跌至世界第二位能够产生一种共同的使命感，给美国人一个团结在一起的目标”，使美国“能够重振雄风”，急起直追东山再起。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很早提出过“20世纪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论调，结果20世纪尚未走到尽头苏联就寿终正寝。美国出版业巨子亨利•卢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曾扬言20世纪是“美国世纪”，然而“美国世纪”也已千疮百孔名存实亡了。 想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拥有的美元外汇储备还是个负数。“天安门事件”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克林顿要拿人权问题与贸易挂钩对中国施加压力。北京为了防止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而竭力设法购买加勒比海小国对美出口的纺织品配额，来增加美元外汇储备。中美经贸关系平衡与力量今昔对比反差如此之大，实在出人意料。 曾几何时，美国、加拿大与欧洲的英、法、德、意、比七个发达国家组成的G7首脑会议是如何傲视世界。加上俄国成为G8之后，北京也只能在场外袖手旁观。如今中国一下子阔步前进，胡锦涛被请进白宫，中美两个大国首脑就双边与世界问题举行举世瞩目的领袖高峰会，展现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随着中国国力的壮大发展，中美关系的格局与内涵，美国对华政策以至中国在美国眼里的地位也不断变化。从五十年代之敌变为七十年代之友，八十年代的交往与遏制并举，九十年代的“战略伙伴关系”，21世纪初的“利益攸关者”和“负责任的大国”，以至现在美中两国被公认为世界共主。 汉代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也不变”。但是，现在中美关系的“天”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因应之道还能不变吗？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大国盛衰的因果关系与教训   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人们见证了大国兴衰与大国关系的一系列历史巨变：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69年发生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71年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化敌为友。 ——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91年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声无嗅地宣告解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里根与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繁荣，预算充裕，国力强盛。然而小布什当政八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陷入两场战争泥潭，由盛而衰开始走下坡路，奥巴马上台不得不费尽心机来收拾前人留下来的烂摊子。 ——中国20世纪60年代既反苏又反美的大三角关系格局，从70年代起转化为中美联手对付苏联的二对一局面。随之而来的变化是，由于改革开放大有成效，本来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远远落在美苏后面的中国，很快成为发展迅速、实力强大，不但超越苏俄，而且直追美国的世界大国。 ——与此同时，原来在18、19与20世纪前半期曾经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长期占领世界舞台中心的欧洲国家，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浪潮中退居为二、三流的区域性国家，再也没有实力和机遇在国际社会扮演足以影响世界局势的角色。 纵观以上事实可以发现，大国关系好坏似乎大致上每隔二十年左右时间一变，而大国实力的盛衰变化则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毋庸置疑，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力量的大小强弱、政策的得失和谋略的成败。基辛格的导师、世界著名国际政治学权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他早年的名著《国际政治——争取实力与和平的斗争》（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of Power and Peace，Third Edition，Publisher：Alfered. A....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10-07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 大国盛衰的因果关系与教训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出奇制胜地实现了两个180度的战略大转变。第一个是与苏联从结盟到分裂对抗的大转变，第二个是与美国从敌人到友好的大转变。 在为时二十年的这两个战略大转变中，中国是个贫弱的大国，实力与美苏相比相差甚远。但毛泽东既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调动千军万马的武装力量，只是从客观形势中看到了一种他可以用来调遣各种力量使之为中国所用的可能性，就计上心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巧妙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搅得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出现力量重新改组、阵线重新划分的大变化。 请想一想，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万人集会上向全世界发表“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强烈声明，反美决心比天还高。然而1971年6月，基辛格就瞒过整个世界悄悄地到北京来见毛泽东了。这令人头晕目眩的180度大转弯，前后不过一年时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做得顺理成章，一下子把整个地球翻转过来。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只有1938年斯大林为了推迟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把这股祸水先引向英法，由苏德两国外长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才能和毛泽东这个战略大玩家的谋略相比。 毛泽东的博大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基辛格每次与毛泽东谈话，毛一谈就是海阔天空，把话题拉到无边无际的时空中来，使听者摸不到头脑。基辛格跟毛泽东谈到核战争时，毛说：“我们也许会损失三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也许别人觉得这是战争狂人的呓语，但毛泽东确实是从绵延几千年历史、纵横几千里国土的角度，从人类历史长河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谁要是想跟中国打仗，听到毛泽东这种惊人之言，还能不打退堂鼓吗？！ 毛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从中国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名垂史册的帝王将相与文人墨客中吸取了精华。他既是一个大国元首，同时又是一位徜徉宇宙的行者和穿越历史的巨人。正因如此，基辛格才借用柏拉图名著“理想国”中“内圣外王”的概念，给毛泽东戴上“哲学王”的桂冠。除了毛泽东以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元首配得上这样的称呼呢？ 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国关系与中国的大国外交中，人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胆识与谋略的高超。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力与美国相比远为弱小的时候，他就敢于下定决心派出志愿军赴朝与美国决一死战。在西方看来，这无异以卵击石，结果这一战反而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稳定了新中国的江山。 20世纪50年代末，当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后，毛泽东就抓住机会攻击苏联领导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社会主义，揭开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大论战。其目的是要把苏共领导人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削弱莫斯科对国际共运与世界局势的影响力。 其实从今天来看，当时中国加在苏联头上的种种罪名是言过其实，站不住脚的。比如说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想从西方“魔鬼借贷款”，苏共领导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苏联实行的是假共产主义，等等，都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实际上，苏联无论从政治到经济并未完全演变为资本主义，苏共领导人并未掌握国家资本或拥有大量私人财产。从“九评”的写作过程来看，当时批驳莫斯科的宣传高调，完全是由人民日报社、中央党校与中宣部选拔出来的一批书生搭成写作班子，在中组部招待所里书生论政，从“诗经”里寻找引语，挖空心思制造各种罪名来讽刺苏共。 实际上，今天中国大规模吸收外资，广泛采取资本主义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做法，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联。然而毛泽东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只要能够羞辱与否定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就不惜为之。 现在还难以断定，毛泽东那种做法，是否意味着当时背后就隐藏着要想跟西方和美国打交道的目的，以恶化中苏关系作为后来实行中美和解的铺垫。因为作为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他不可能长期采取两个拳头一起打、既反苏又反美的方针，而势必要以拉一个打一个的行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历史上看，由于共产国际批评过中共，斯大林过去只看重王明（他在莫斯科居留很长时间，取了个俄文名字叫波波维奇）而对毛相当冷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去莫斯科朝见国际共运的首脑斯大林，发现苏方在双方会谈席上对他标明的称呼竟然是“毛泽东先生”（俄语发音为格斯巴金）而非“毛泽东同志”（俄语发音为达瓦利什）。当时传闻斯大林把毛称为“红皮白心萝卜”，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者。由于苏方的故意怠慢，毛泽东在莫斯科坐了很久冷板凳之后，斯大林才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会见，让毛觉得蒙羞。 毛泽东似乎从来也没有表现出对苏联的浓厚兴趣和对苏共领导人的个人热情，包括斯大林在内。他甚至对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很瞧不起。而毛对美国的兴趣，却很清楚地表现在他和两位美国记者，即斯诺与安娜•路易斯特朗融洽相处的亲密关系中。毛泽东每次接见重要国宾，只用一只手与对方握手。但在第一次会见尼克松时，却以双手与对方握手，以示尊重和亲切。另外，毛也知道，当年美国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思与后来当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对于中共都曾有过积极的评价。毛写《别了，司徒雷登》与“一边倒”的文章，隐含着向莫斯科示好，以便在开国之初争取苏联援助的动机。 另一方面，从没有听说过毛对学俄语有过什么兴趣。然而他却一直兴致勃勃地坚持学习英语，每次外出巡访视察时，总要带上英文字典，在专列上兴致勃勃地学单词，而且在会见西方贵宾时偶尔说上一两个英语单字。由于他的湖南口音分不清Li 与 Ni 的区别，就习惯性地用汉字来注解英文字的读法。斯诺出版《西行漫记》之后赠给他一本书，毛泽东看不懂英文内容，但回给斯诺一封便函，里面写着“三块肉给你马吃”几个中文字。斯诺看了莫名其妙，琢磨了半天才明白这几个字是用中文来读英语的汉字，“Thank (三块) you（肉）very（喂你）much（马吃）”。这和旧上海洋经浜英语把英文Th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