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亮亮 2012-04-12 中俄都受到美国的防备与制约，但中俄合作并非建立反美同盟，但是中俄合作肯定加强了各自与美国交往的筹码与分量。这是21世纪美中俄的三角关系，美国并不处于主导的地位。 普京不出所料地当选俄罗斯总统。西方媒体对这位强人将再次统治俄罗斯6年甚至12年（如果他在2018年竞选连任的话），抱有强烈的疑虑和担忧。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当前国际关系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变化中，西方世界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 普京在俄大选前发表的文章中，在阐述俄外交政策的部分，将对华政策以及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以至于海外一些评论惊呼“普京试图建立俄中联盟对抗美国”。 当前的国际舞台确实呈现前所未有的格局：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但不再是独大的超强；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主要强国；欧盟和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政治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正在复兴，今后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普京能否担负领导俄罗斯重新成为强国的重任？ 普京所继承的正负资产 普京是苏联体制的产物，他所受的教育、他从事的工作，都完全是苏联式的，但这不等于他要复辟苏联。斯大林将苏联打造为超级大国，其强悍的霸权政策和战略，对普京有深刻的影响，但这也不等于普京将是另一个斯大林。将俄罗斯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入近代化道路的彼得大帝，同样对普京有深刻的影响。彼得大帝用强迫农奴劳动、强迫贵族改制的急行军方式，改造了俄国，为俄国争夺到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超强度的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使苏联一跃而为世界主要强国。这些都是普京正面的精神资源。而彼得大帝和斯大林对待邻国以及弱小民族的赤裸裸的强权政策，则是普京的负面资产，俄罗斯至今还在为沙皇与斯大林的扩张政策付出代价，这是普京不可能不察的。经历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这样的历史巨变，作为一个被俄罗斯统治精英推上权力高峰的政治家，普京必须以冷酷的现实主义而非怀念昔日光辉的浪漫主义情怀来治国、来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普京与其昔日的长官安德罗波夫（曾任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一样，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有冷静的、务实的认识，但与戈尔巴乔夫的冲动型改革和叶利钦的民粹式民主不同，普京了解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合法性必须是来自人民，改革必须方向明确而可操作，必须了解民意、尊重民意但又不为民意左右。今年3月在总统大选，对普京是一次新的洗礼。 彼得大帝和斯大林领导的俄罗斯（苏联）两次爆发式的发展，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比较极端的性格，这种性格也给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苏联的解体，是对俄罗斯民族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也是再生的契机。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不能也不需要靠扩张和掠夺成为强国，而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利用现有的国土和资源，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争取和平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复兴。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决定了它的独特性，它不属于西方（欧洲），也不属于东方（亚洲），但它既是东方也是西方，但是它能否超越东方和西方？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能否再次出现历史上两次爆发式的发展？西方是否因为这种前景而对普京很不放心？这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新型的美中俄三角关系 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了最高权力。而正是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中俄两国形成了历史上最好的关系。 我们可以稍为简要地回顾历史。帝俄时代俄罗斯对中国的扩张与侵占，在斯大林时代被完全继承并且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苏联巧妙地利用了中共需要外援，玩弄内战中的国共两党，不断侵蚀中国的领土，干预中国的内政，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领导人先后对莫斯科产生了强烈的抗拒情绪可谓殊途同归。无论在沙俄时代还是苏联时代，中俄（苏）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即使是同属共产主义阵营、同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不仅无法使中苏关系平等，而且导致了6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之间接近战争边缘，毛泽东因此作出了联美抗苏的的决策，为后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在中国的破产，也直接催化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苏联解体前，以戈尔巴乔夫访华为契机，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苏真正开始平等交往，这一势头在叶利钦执政期间，成为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叶利钦后来认识到西方只要削弱俄罗斯而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认定俄罗斯必须与中国一同守住亚欧大陆。 在冷战中获胜的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帝国是海洋帝国，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三个方向，威慑着整个地球，以此维护着帝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一直无法在亚欧大陆获得突破口以控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以色列立国使美国得以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有了可靠的战略基地，然而从这个战略基地仍然无法北上。阿富汗是外国无法控制的一个化外之国，苏联在1978年入侵阿富汗，美国获得了在亚欧大陆腹部打入楔子的机会，中美两国联手在阿富汗反击前苏联，形成了冷战时期一个奇特的反苏神圣同盟（中、美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甚至包括以色列与南非），然而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国仍然无法在那里填补真空。美国还是要在波斯湾地区寻求机会，挑动两伊战争以削弱当代伊斯兰革命的策源地伊朗，之后又发动波斯湾战争，确保了美国在波斯湾和中东的优势，然而仍然无法进入亚欧大陆。 中俄牵头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中俄两大国主导亚欧大陆秩序、防止外部势力的进入，打造了一个背靠背战略合作的机制。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没有及时评估“上合”的战略意义，即使察觉到了，也无从瓦解这一机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第一仗就是进攻阿富汗，但这场战争除了一度瓦解塔利班政权与击毙奥萨马•本拉登之外，仍然无法在阿富汗与中亚地区建立美国的桥头堡。 普京在执政之初，希望与美国、与西方发展友好关系，希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但是无法奏效。西方对强人型的普京抱有本能的疑虑，美国主导的北约利用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成功地将北约扩大到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使俄罗斯首次出现了没有战略缓冲的西部边境，俄罗斯西部直接置于北约的军事打击威胁之下。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西部战略空间是极大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也可能像历史上拿破仑法国、奥斯曼帝国和希特勒德国对俄国（苏联）的威胁一样，刺激俄国（苏联）的反制。仅仅这一个因素就促使普京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防止俄罗斯在东部受到美国的威胁。 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及中国作为强国的复兴，一方面使中国开始重新主导东亚，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21世纪开始复活（当然这是完全不同的时空环境），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安全环境面临空前挑战：东部与南部的海洋争端，西部印度的崛起与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因此对于中国，与俄罗斯保持战略合作，以“上合”保障西部安全，都成为无可取代的战略抉择。 在朝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和伊核问题上，俄中的配合与协调，说明两个大国在战略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成熟。俄中在利比亚问题，听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决议，结果这个协议被老谋深算的西方国家当做动武和干预的法理依据，这对中俄都是教训。可以预言，未来中俄在国际战略方面，特别是在关系亚欧大陆的态势方面，肯定要保持这种合作，防止美国和西方在这个大陆打入楔子，分割俄中，各个击破。中俄都受到美国的防备与制约，但中俄合作并非建立反美同盟，但是中俄合作肯定加强了各自与美国交往的筹码与分量。这是21世纪美中俄的三角关系，美国并不处于主导的地位。 普京对华政策的脉络 普京的对华政策，具有三个特点：...

天大研究院 编译 2012-02-14 全世界正注视着中国新领导人，看他是如何亮出对内对外的一系列组合拳，告诉世界中国的决心、中国的意见、中国的底线、中国的行动。 2011年《时代》杂志所挑选的世界上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中包括两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梁光烈。实际上，中共十七大以来的四年点多时间，外电有关习近平的深入报道并不多，这与习近平淳厚、稳重、不事张扬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时代》杂志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一篇评述文章中说：“冷战期间，学者通过分析俄罗斯新领导人的细微末节，来揭示他们可能采取的政治制度。如他们喜欢爵士音乐和苏格兰酒，就有可能被视为亲西方的改革者。猜谜游戏现已转移到中国和习近平，他57岁，将有可能在2012年被委任为中共总书记”。文章分析认为：“可以相信，习近平有改革派的冲动。他的父亲曾经是毛泽东的同志，三起三落。像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习近平是一个工程师，但他也有法律学位和广泛的知识，而他的很多同事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他的妻子是中国最著名的歌手之一，他的女儿在哈佛”。作者还说：“限制因素不在于他的意图，而是他的权力。40年来，随着中国的强大，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则有所下降。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再胡锦涛，每个掌门人都比他前任的权力小。无论习近平的观点是什么，他可能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政治的进步”。 英国《卫报》在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北京前夕，在一篇题为“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人”的报道中说：“傻子才会去预测谁将在未来10年入主唐宁街10号或白宫，如果谁敢冒大胆地去预测，那他就真该查查头脑是否正常。但中国则不同，除非时局大逆转，否则直到2022年，这最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主要国家，其未来的领导人已经落定。从2012年起的10年时间，中南海，这个中国领导人群体的驻地，为首的将是一个57岁的敦实的老党员，他来自那群50多岁、被称为‘太子党’的人士，他们的父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习近平妻子是一个流行歌手。他自2007年以来按部就班成为2012年的接班人，届时现任主席胡锦涛将结束10年任期”。以上评论表明，西方因习近平的接班，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不抱多少希望。文章也对中国政治运作充满好奇：“习近平上升到最高层，过程显然是不透明的。他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任命为负责中国军队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任命意味着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担任三项最高级的工作：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事负责人。中国仍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党的领导在政府之上。他善于调解矛盾，能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因此有很高的威望。” 文章又说：“习近平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意味着他的接班过程顺利。在2007年的党代会上，他被选入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排在被视为胡锦涛的钦定接班人李克强前面。然后，习近平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而李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新形势下接班人产生的新模式：“精英阶层努力寻找一种领导人产生的方法来避免一党制国家的缺陷，而一切都是那么理想。接班人的问题往往能导致竞争对手间的战争，尤其在毛泽东逝世后。但是，我们对习近平的当选几乎没有任何认识。显然，他是被最广泛接受的中国第五代新领导人，不仅对于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会来说，而且包括大企业、既得利益集团和前党总书记江泽民。这个空前一致的领导人产生模式是在胡锦涛的治下发展出来的，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人主义统治形成鲜明对比。”。 文章对习近平的家世和成长经历不惜笔墨加以描述：“他1953年6月生于中国西北部的贫困地区陕西省。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一个老共产党员，1959年到1962年任副总理，但是在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贬。在毛泽东、红卫兵、四人帮手中，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因父亲的‘罪孽’，习近平被‘下放’到农村，还被拒绝加入共产党。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赢得权力斗争，习家命运随之好转。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国南部广东省省长，1978年年底在广东率先推行邓小平启动的市场主导的经济政策。习在深圳设立第一个经济特区，使一个靠近香港边境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制造中心。他的亲信里有胡锦涛。在其晚年，这位老共产党员表明了他独立的见解，如，对扩大改革的争论、对1989年镇压六四抗议活动的批评。习仲勋的这些自由言论没有阻碍他儿子的崛起。在1974年终于成为党员后，习近平进入一所北京的顶尖大学，在那里他毕业于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主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教育。在学习了化学工程课程后，他到国务院（相当于政府）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党内不断提升，他在中国中部、继而在东部沿海的福建省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从那里他转到邻省浙江工作。浙江省民营制造企业密布，他支持工商业发展，并赢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声誉。2007年，在原上海市委一件重大的政治腐败丑闻被揭露后，他升任特大城市上海的党委书记”。 习近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是在上海工作以后。文章指出：“习近平在2007年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搬到了北京。他负责2008年北京奥运会，督导香港以及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该校是共产党培训官员的最高学府。作为即将接班的下任主席，他已经访问了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美洲。根据遇见他的人回忆，习近平温文尔雅、兴致勃勃、和蔼可亲。然而，在墨西哥访问时，他抨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样的情绪显示出他对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的骄傲，以及对政府拿出1.2万亿英镑救援方案保持经济增长10％而感到骄傲”。 文章这样断言：“新的第五代领导人将努力克服其余的大问题，如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生态破坏、根本上的政治问题腐败。这些都关系到共产党是否可以保持其权力，或者，如果中国要发挥其潜力，是否必须进行政治和法律改革。鲜为人知的是，习近平会如何处理这类问题。他和其他‘太子党’一般都与沿海高增长地区和大企业有联系。在西方，他们可能会同情呼吁政治和法律改革，但现在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由于担心经济自由化将导致政治自由化，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在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特权，可能倾向于自我防卫的保守主义。如果习近平是这一阶层的代言人，他没有准备松开缰绳的迹象。去年，他在党内主管取缔任何异端包括网站的工作。今年5月，他告诉官员和学生，他们应该学习党的理论和避免‘空话’，因为‘不健康’的写作会损害效率”。 文章最后说：“如果不怀疑习近平2012年的继位，没有人知道他将如何使用权力。中国式协商一致的领导，可能意味着谁是党的最高领导都没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早已逝去。该国是由试图应付变化世界巨大挑战的管理者经营。习近平是中国未来十年的一个很好的象征”。 习近平与人说起他7年的流放生活时，曾平淡地讲过：“我比大多数人吃过更多的苦”。《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里说：“从广泛的采访和中国官方出版物来看习先生的过去，他的崛起结合了政治敏锐性、家庭关系和灵巧的思想。就像他将运行的国家一样，他会更加灵活地保持共产党的首要地位，同时使经济增长成为党的主要工作”。该报还认为：“习先生可能比胡先生有更广泛的党内支持，可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尝试新的思路。与此同时，不确定的是他怎么在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系统里保持权威。习先生也比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先生在掌舵时，与军方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主持中国最前沿的东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试验，其中包括吸引外资、私人公司中党组织的发展和扩大政府对优秀创业家的支持。这给了习先生那种政治和经济经验，这是胡先生登上高位后所缺乏的”。文章还说：“他比胡先生少了僵硬的话语，……与呆板的胡先生不同的是，习近平在最近几次发言中对西方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攻讦，他曾经警告对中国崛起的批评：‘停止对我们指手划脚’，但他的女儿化名就读于哈佛。习先生的上位，是通过建立高干的支持，特别是江泽民集团的支持，同时培养谦逊和自力更生的形象，尽管他有显赫的家庭关系”。 《纽约时报》的文章以习近平处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力项目的方式为例，推崇他为务实作风的集中代表。文章写道：2002年，在他还是一个沿海省份福建的省长时，美国柏克德公司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已投入近7亿美元的一个项目因与规划官员的纠纷，在失败的边缘摇摇欲坠。在回避外企高管要求会见的一再请求后，习先生同意于省长官邸就这个项目和美国商业顾问一起谈谈。这位美国商业顾问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就结识了习先生的父亲。习先生解释说，他不能为争议而干涉其他官员的权力。但他表明，他密切关注和支持该项目，并承诺在双方达成协议后，满足投资者的要求。这达成了一个妥协，允许电厂开始运作。顾问希尼•小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Jr.）说：“我想，这个人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该报还提到，习近平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许多务实的思想扎根于那时，而且还对我产生永久的影响”。他对西方的看法仍然难以猜测。根据“维基解密”得到的外交电报，他曾经在晚餐时告诉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喜欢好莱坞关于二战的电影，因为有正义感。他和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讨论别的问题时，意想不到地批评一些中国电影制片人忽视了他们应该促进的价值体系。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他在海外华人听众面前，捍卫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成绩。他表示，他不耐烦外国人担心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新力量。”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兼职高级研究员潘文（John Pomfret）说，对习近平的民族主义有一些小的担心，两年前他在墨西哥的一些评论，相当民族主义和大气。“……美国人为什么要窃听我们呢？看看我们是如何成功的。我们是你们的学生，现在我们是你们的老师。”另一位专家杰罗姆•柯恩（Jerome A. Cohen）说，如果公众的压力足够大，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可能更适合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尽管中国的经济形势已大为改善，但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争取民主变革的压力已从底层发起。贫富的巨大差距“正在促使巨大的不满蔓延，有些领导人将不得不肩负更多重任，而不仅是改善经济和社会条件。” 西方对习近平接班以及接班后的中国政治走向，颇费猜测。《华盛顿邮报》的基思（Keith B. Richburg）写道：中国领导人在等待一个著名革命家的儿子习近平接班，他成长中经历的痛苦比特权多得多。……问题是，习近平一旦上台，是否会选择效仿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政治改革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崇义 2012-02-09 “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所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是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标志性事件。“阿拉伯之春”席卷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使几个国家的政权易手；“占领华尔街”的浪潮则波及所有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震荡。因为事态仍在演变过程之中，对这两大事件盖棺定论为期尚早。但是，及时地探讨、分析事件的深层含义，无疑会给世人带来有益的启示。在我们看来，“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阿拉伯之春”展现民主新潮 “阿拉伯之春”的称谓，由“布拉格之春”引申而来。之所以有这种引申，是因为两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顾名思义，“阿拉伯之春”与“布拉格之春”一样，都是世人公认的、以追求人权和民主为主调的民主运动。因为“阿拉伯之春”肇始于以茉莉花为国花的突尼斯，而且该国率先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变更政权的宪政转型，因而“阿拉伯之春”也被广泛地称为“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作始也简、将毕也巨，阿拉伯世界从此不复旧观。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未满而立之年的年轻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受城管警察的粗暴对待，自焚身亡。此举引起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引发了突尼斯人民对腐败专制政府的怒火，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总统下台。已经柄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按惯例动用国民卫队镇压抗议民众，非但未能将民众压服，反而激发民众更大规模的抗议和国民卫队的不满，整个政局迅速失控。事发不到一个月，无奈的总统本•阿里于2011年1月14日深夜黯然去国、飞往沙特避难。政治强人倒台之后，突尼斯人民迅速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政府、建设自由民主新秩序，成为阿拉伯世界新一轮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突尼斯民主运动的意外胜利惊动了世界，更给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带来示范和鼓舞。本•阿里倒台不出两周，埃及各大城市从2011年1月25日起爆发了一浪高于一浪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反政府活动，卷入民众数以百万计，强烈要求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并立即结束军事戒严，实现民主、自由和正义。特别是集中到埃及首都开罗胜利广场上集会示威的男女老少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长期和军警对峙并迫使军方让步而做出不向民众动武的承诺。反政府抗议18天之后，在位30年而顿时内外交困、孤立无援的穆巴拉克总统于2011年2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军方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埃及的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事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之中，最高委员会向世界庄严承诺，一俟按照民主程序产生的平民政府建立起来便立即移交权力，尽管在民主选举中居于优势的“穆斯林兄弟会”能否在埃及的宪政转型中实现自身的民主转型尚有待观察。 政权在民主运动中基本上和平易手的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是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在2011年2月以后，也门连续不断的爆发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的大规模示威，以首都为中心并波及全国各地。萨利赫总统于4月23日接受民众的要求，同意在30日内辞去总统职务。后来几经反复，直到11月23日晚，在总统职位上柄政长达33年之久的这位政治强人终于认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沙特签署协议，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很不情愿地退出政坛、流亡异国。当“萨利赫时代”终于落下帷幕之后，也门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也已拉开序幕。 利比亚的转型则经历代价惨重的内战。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3天之后，夹在埃及和突尼斯之间的利比亚在2011年2月15日开始爆发反政府抗议浪潮，要求军事狂人卡扎菲下台。卡扎菲政府派出精锐部队和雇佣军将示威民众定罪为“卖国贼”进行残酷镇压，使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武装叛乱，并酿成政府军队和反对派武装的全面内战。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维护人权和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由欧盟牵头的十多个国家参加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使利比亚政府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陷入瘫痪。经过半年多的苦战，反对派武装逐步占领全国并于10月20日俘虏、击毙卡扎菲。反对派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迅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正在筹办民主选举事宜。 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绝大部分国家，诸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阿曼、苏丹、摩洛哥、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伊朗等，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民众反独裁、争民主游行示威，尽管没有导致政权易手。整个事态仍在发展过程之中，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军人倒戈而加入反对派阵营的人数越来越多，阿萨德政权恐难保全。伊朗的局势也非常微妙，反对派民众的抗议和欧美的制裁结合在一起，有可能会使操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的内贾德政权垮台。 “阿拉伯之春”为世人所始料未及，却清晰地体现着政治民主化这一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当今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那些依然停留于专制独裁制度之下的国家，也或明或暗、此起彼伏地涌动着追求宪政民主的大潮。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中，佛教以“众生平等”为根本教义，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不谋而合，从来不会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阻力；基督教在中世纪形成教会特权和神权统治，疯狂迫害异端思想，曾经是自由民主的劲敌，但是经过“宗教改革”运动的华丽转身，已经彻底转化为与现代自由民主相辅相成的宗教和精神力量。唯独伊斯兰教内部的顽固保守势力拒绝接受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顽固地抵制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文明，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的严重阻碍。正因为如此，世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素来悲观。在阿拉伯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们都毫无例外地指责“西方的操纵”。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在“阿拉伯之春”初期，欧美各国进退失据、观望徘徊。欧美各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方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作为头号天敌而对世俗化独裁政权优容有加，宁可容忍甚至支持军事独裁政权而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借民主化之机建立神权统治。“阿拉伯之春”再次表明，宪政民主绝不限于“西方文明”，阿拉伯世界的广大民众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追求绝不亚于其它文化圈中的民众，尽管自由民主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后胜利还要假以时日。 “占领华尔街”昭示政经困局 在2011年与“阿拉伯之春”相映成趣的是“美利坚之秋”。从2011年9月中旬开始，以失业青年为主体的广大民众集中到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游行示威，而且部分示威民众到附近的广场安营扎寨，以抗议华尔街金融界为富不仁、贪婪无度。类似的抗议游行示威和占领行动迅速扩展到美国各大城市及欧美各国各大都会，可谓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被媒体称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有一些人将“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等量齐观，断言“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会演变成政治革命。 不可否认，“占领华尔街”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启迪和影响。表面看来，“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确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经由一个地方的示范作用而发生广泛的蝴蝶效应，并迅速越过国界向同类国家蔓延；两者都是以青年人群为主导的民众自发抗议行动；两者都是以当代全新的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为组织和动员手段，并以这些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向社会各界广泛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诉求。 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仅仅停留于表面，在深层原因、社会基础、政治诉求、社会后果等关键方面都迥然不同。“阿拉伯之春”的深层原因是长期的专制统治造成广大民众对政府的疏离和仇恨，加上自由民主理念借助新社会媒体的广泛传播使民众的人权民主意识普遍觉醒，而“占领华尔街”的深层原因则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出现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的困局；“阿拉伯之春”以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为深厚的社会基础，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支持，而“占领华尔街”虽然号称“代表99%”的公民，但它只不过是“小众运动”，与西方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边缘人群所主导的诸多围绕族群平等、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而兴起的各色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一样，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并没有劳工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撑，声势浩大而实际参加人数很少，公民社会领域的劳工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都没有直接卷入；“阿拉伯之春”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诉求，要求独裁统治者下台、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而“占领华尔街”除了抗议大公司、特别是金融界的贪婪，基本上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鲜明的政经诉求，更谈不上政治解决方案；“阿拉伯之春”有足够的力量经受政府的镇压、甚至于越镇压越强大，直到取得实质性成果，而“占领华尔街”尽管表面上热闹非凡、有泄愤出气之效，但“占领”行动因为没有公众的广泛支持而迅速冷却并销声匿迹。 由此可见，尽管由民生之困所引发的“占领华尔街”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也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甚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将“占领华尔街”当成一场政治革命的所谓“人民革命”、“华尔街革命”等等说辞，都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皮相之见。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占领华尔街”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种说法显然也言过其实，将一些暂时现象无限夸大。西方社会一些左派小团体、特别是托派组织，死死抱住那种将一切事务都化约为“根本矛盾”的一元化思维，将西方社会的一切弊病都化约为“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每有风吹草动就兴高采烈地高呼“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西方社会对于这一类话语和行为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当然，“占领华尔街”毕竟以一种相当喧嚣的方式反映了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政经困境，而这一困境几乎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内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所以也不能小看。要透彻地理解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又得追溯到当代西方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各国的施政方针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两端之间的拉锯战和钟摆（笔者特意采用“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概念而不采用更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是为了避免概念混乱。历史上的New Liberalism别有所指，它要求扩大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和经济的权力和责任，以救助贫弱人群、维护社会公正，其运思方向及价值取向与Neo-liberalism大相径庭）。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社会，既可称为“新资本主义”社会，也可称为程度不等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从阶级结构上说不再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垫底的金字塔形社会，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这种社会由中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为主导，中间偏左的政党相对偏向于劳工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右的政党则相对偏向于企业主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当贫富差距扩大造成劳工阶级强烈不满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向偏左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倾斜；而当企业竞争力不足、经济活力衰退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则向偏右政党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倾斜。倾斜也只是相对而言，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妥协，偏左的政府再左也不会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偏右的政府再右也不能摧毁基本的社会福利。 顾名思义，社会民主主义是旨在将民主和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正统，其基本价值与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多有交叉重叠，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主权在民、理性至上等等，在欧洲本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享的价值。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对自由主义的超越，却恰恰与自由主义存在传承和互补的关系。社会民主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和理想目标，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有过曲折发展的历史。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曾经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曾主张全面的国有化。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经济思想越来越温和，完全放弃了公有制和国有化的主张，而是主张建立公私兼顾的混合所有制、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和福利国家（welfare-state）。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始至终拥护议会道路和宪政民主，特别是坚决反对极权主义统治。 以1924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组阁执政为起点，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成为赢得多数选票而单独执政的执政党或与友党分享政权的执政党。成就最大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自从1932年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创造了连续执政半个世纪的辉煌纪录。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执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他们原来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诸多的乌托邦成分，教条主义地付诸实践只会事与愿违，因而逐步推延或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及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念。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内部一直就有人认为，崇拜公有制和敌视市场经济，是把手段与目标混为一谈。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人人平等与社会公正，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类，都不过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手段。 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追求和推行的“社会民主”和“社会政策”体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厉行政府宏观调控来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平衡，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实施来创造“有效需求”，哪怕是实行“赤字财政”。现代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既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更反过来有力地指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践。另一个方面是构建由累进所得税、劳工立法、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及培训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改善劳工大众的地位和生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并有效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末以来又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再次更新了社会民主主义，变得更加柔软灵活。 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变得面目全非。普选权、劳工立法和种种社会政策使资本家的财富与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福利国家”的种种措施有效地消灭了赤贫，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共同富裕；“混合经济”和促进“产权社会化”的各种举措，使“有产阶级”越来越大而“无产阶级”越来越小；普选权、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等制度安排的组合，其整体社会效果是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大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以职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新社会结构。既然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与正统社会主义者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尽管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不尽一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霍尔士 2011-12-16 南海领土问题上正在形成一个由美国带头，日印参与，伙同这一地区有关国家对抗中国的联合阵线。在同一时间内如此紧密地协调行动，如果毫无共识与默契是不可能的。 中国与近邻国家围绕南海领土主权问题的纷争近来颇有激化之势。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对南海岛屿的固有主权不可侵犯，呼吁有关国家进行和平协商谋求妥善解决办法，但是南海有关邻国不但拒绝响应，反而采取行动扩大分歧，相互串联力图壮大声势，在南海领土问题上与中国抗衡。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及时制止而继续恶化，将来南海局势不能排除转向冲突、燃起战火的可能。 当年迫于现实搁置争议 南海领土主权的纷争由来已久，中国政府为此一再重申严正立场和政策方针。早在1978年10月中日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邓小平就针对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首次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声称这个问题将留待“下一代人来解决”。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于中国”。“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后来，邓又在会见访华的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时表示，“南沙群岛属于中国。从实际情况看，我们趋向这个问题搁置一下，具体解决可等一等”，“过几年后，平心静气地商讨一个为各方接受的方式”。 邓小平之所以如此采取坚定而又审慎的态度，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国情与内外条件。由于文革浩劫造成中国国势蜩螗、国力衰颓，必须首先整顿国家的烂摊子，以“和平共处”稳定国际环境，借改革开放寻求外部资金与技术，使中国经济得以逐渐走上正常稳定发展的道路。那时除了将南海领土主权问题暂时搁置，冻结现状，留待以后解决之外，根本没有采取行动加以收复的条件。 现在有人做文章批评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责备他把难题留给后人。这种“今是而昨非”的论调，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情此一时彼一时的变化，无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亚洲北约组织正在浮现 不过，这并不等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毫无值得反思之处。首先是自以为中国主张合情合理，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理应按照中国的政策来办，留待以后解决。其次是宣布政策“立此存照”之后，在很多年内毫无后续行动来支持这一政策。即使越南、菲律宾等国在中国固有领土与领海变本加厉地大事开发能源，也不敢做出加以制止的任何有力回应。再就是眼看这些邻国在中国领土上胡作非为，却继续对它们百般示好，企图以发展经贸关系，提供优惠条件来拉拢它们，期盼这些领土问题会得到有利于中国的解决。 中国这种决策正确却又无所作为的情况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了南海邻国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径，使他们产生幻想，以为中国不过口头强硬说说而已，其实不敢为了南海领土问题而跟他们闹翻。 最近以来，为了对抗中国，南海诸国一方面无视中国的主张和立场，加紧对南海岛屿的开发行动；另一方面又互相呼应，串通一起，企图结成联合阵线对抗中国。比如越南国家主席访问印度，双方签订共同开发南海油气协议，印报宣称此举加强两国的“防御与战略合作关系”；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彦叫喊日本受到中国威胁，日本外长访问东盟三国，加紧拉拢南海国家共同对付中国；菲律宾与美国举行海军联合演习，扣留中国渔船公然挑战北京；而美国海军部长格林纳上将则表示美将优先在亚洲部署兵力，保持在南海的航行自由，等等。 这一切情况表明，南海领土问题上正在形成一个由美国带头，日印参与，伙同这一地区有关国家对抗中国的联合阵线。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他们之间有所合谋，但在同一时间内如此紧密地协调行动，如果毫无共识与默契是不可能的。将来围绕南海问题出现一个名义上维护地区安全而实际上针对中国的亚洲雏形北约组织，那也不会使人感到意外。 南海问题难以和平解决 事实证明，南海诸国不可能与中国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他们正在借口拒绝中国拥有南海领土主权的立场，继续开发那些岛上的石油资源。你说自从秦始皇时代以来南海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他们就说历史根据不能作数，秦始皇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现在的版图，难道中国现在的领土就不合法了吗？你说中国南海领土主权有法律依据，他们说联合国通过的海洋法就不能作为中国这种诉求的根据。你主张搁置争议，他们根本就不跟你争议而自行其是。你要他们与中国共同开发，他们却跟别的国家去共同开发。你主张通过双边关系解决分歧，他们偏要互相串通维护既得利益，甚至要把日本印度拉进来一起搅和这趟混水，把美国当作他们的后台。 由于有美国背后支持，即使中国准备诉诸武力，他们也在所不惜。因此外国媒体对此评介说，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未引起共鸣，“现在各争端国表现得就像大大小小的帝国，好像有了美国撑腰，它们就都有了让中国屈服的权力和本事。” 在这种情况之下，继续空谈南海领土和平解决已经没有意义。客观形势正在迫使中国不得不往诉诸武力的道路上走。如果这一步非走不可，那么在采取行动之前，中国当局必须对事态发展进行全盘考虑，诸如使用武力的主客观条件与后果，南海地区的战略态势与力量对比，假如中美较量对中国发展、中美关系，以及将来亚洲地区与中国关系的影响等等，作出清醒估计与周全安排。 当然，对付那些南海小国，中国力量绰绰有余。但是南海诸岛远在千里之外，中国缺乏远程轰炸机与航母，如何才能出奇制胜？收回岛屿之后如何保证后勤供应长期固守？万一发生交战，中国究竟只限于对侵占岛屿的敌军交战，还是要把战火扩大到这些国家本土？这场战争对亚洲局势影响如何？如果美国介入南海战事，中国如何应对？这对世界格局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以上各点，最重要的是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意图与策略做出实事求是的估计。 切莫误判美国战略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有的媒体似乎算准了“不战不和是美国南海战略总目标”，断言“美国没胆量在南海主动发起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一旦中国反应激烈，美国将立即收手。美国决不许那些小国对中国的挑衅，到引发中国武力反击的程度”，而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发动新战争的力气。” 难道事实真是象这些论断那样吗？如果美国真的有意回避介入，为什么它那么起劲地象前文所说的那样要在南海插一手？美国究竟是害怕跟中国交手，还是在蓄意把中国诱入南海领土纠纷的圈套？美国即使陷入经济低落与财政困难，难道它就因此而丧失发动战争的意志和力量了吗？ 如果从表象再深入一层来看，美国在南海所作所为的目的其实远远超出南海问题本身。他们的老谋深算就是，只要南海的枪声一打响，就意味着亚洲国家与中国疏远，进一步向美国靠拢。要知道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在南海争端中站在中国一边，甚至保持中立的也没有。因为他们所考虑和担心的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是大国对待小国的态度和小国自身的安全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漆海霞 毛小骅 2011-12-15 天大研究院《关于南海问题的一点思考》一文建议，中国以经济手段反制菲律宾，以打破南海问题的僵局。令人关注的是，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大力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但是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国家并未因此而持偏向中国的立场，其症结何在？《从南海问题看中国经济外交的限度》通过分析东盟国家民意调查数据，指出中国过去经济外交的限度，因此中国有必要转换思路，以经济制裁和经济合作相结合。 近年来，南海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周边国家步步紧逼，中国周边外交一时面临重大压力。 南海争端中东盟的立场 国内分析南海问题时，多从国际法、主权、经济利益或历史等角度加以分析，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纠葛的多为东盟成员国，而中国自冷战后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如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并没有因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持偏向中国之立场。 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ARF）部长级会议上，南海问题被破例提出，各国要求中国作出妥协。在2011年11月刚结束的东盟峰会上，菲律宾提出有关南海的提案，试图通过东盟对中国施压。可见，东盟立场在2009、2010年有了重大转变，从偏中立转向直接针对中国。 不可否认，东盟立场转变的背后，美国功不可没。2009年7月，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透露出美国要“重返亚洲”的信息。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表达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她说：“我们不仅重返，而且会留下来。” 但是问题是，东南亚是中国周边，是中国战略关注重点，我们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为何美国一宣称重返亚洲，东盟各国就纷纷转向？中国十多年的经营一朝尽付流水，其症结何在？ 经济外交的限度 就改善与东盟关系的问题，中国近年来主要采用经济外交的模式。其观点是：中国与东盟经济上的合作将加强相互依赖、改善关系，降低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双方于2002年11月签订《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突飞猛进。 从双边贸易额看，根据图1，可以看到，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额高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从图2看，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整体呈增长趋势，2010年贸易总额为1999年的十倍。 图1：东盟2009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份额比较 （数据来源：http://www.aseansec.org/22122.htm）     图2：1997-201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状况 （数据来源：1997－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0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 中国与东盟高速发展的经贸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下面将根据盖洛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外交使东盟对中国有较强好感。在东盟各国中，认为与中国有密切关系是好事的人数比例都接近或高于50%，而认为与中国关系密切是坏事的人数比例都低于30%。在一些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矛盾较大的国家如越南，认为是好事的比例达到59%，认为是坏事的比例仅为6%。可见，经济外交在改善双边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表2，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和美国领导力的认可上，2007年的调查结果是两国各擅胜场。除了个别国家，多数东盟国家对于中国和美国领导力的认可程度没有太大差别。可见，在东盟国家看来，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接近美国。...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1-12-14 中国需要大的政治智慧与外交运作，发挥外交、政治与经济上的影响力，扬长避短，打破美国的战略围堵。我们建议，以经济手段反制菲律宾、与越南合作共同开发南海。 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影响下，中国的周边国家尤其是与南海问题相关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与立场出现令人关注的变化。 美国拉拢周边国家牵制中国 反恐战争接近尾声，美国的外交重点正在发生变化。2010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政策性演说，提出以“3Ｄ”（防卫defense、外交diplomacy、发展development）策略强化与亚洲诸盟国的关系，随后她前往越南参加美国首次受邀出席的东盟会议，由此启动“重返亚洲”的外交攻势。一年后，希拉里在夏威夷再次发表政策性演说，宣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二十一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奥巴马当局高调宣布“重返亚洲”，矛头直指中国，近期目标无疑是瞄准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经济形势不佳的关注，同时回应共和党候选人关于他对华政策软弱的指责。“重返亚洲”与遏制中国不仅是美国的短期目标，而且延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对华的大战略，本质上是美国“特殊论”与冷战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力不断增强，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实力先后超越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没有按照美国所预想的那样走上西方“民主化”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影响日益扩大。这令抱持“华盛顿共识”的美国执政当局深为不安，一定程度上促成美国当局的战略转移。华盛顿部分智库学者建议美国政府凝聚以美国理念为指导思想的共识，建立“亚洲北约”，对中国等少数国家实行围堵与演变，重演美苏冷战以美国大获全胜的辉煌。 目前，国际和平的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对抗，也不愿意减少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美之间会避免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直接冲突。由于澳大利亚、日本和东盟诸国都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亚洲北约”实施起来也面临诸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此次的“重返亚洲”，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寻求“马前卒”。由于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一直有所顾忌，美国就利用这种忌惮与误会，发挥其遏制与牵制中国的作用。这是南海局势愈演愈烈，中国周边国家不断躁动的大的国际背景。其中，表现得最为露骨的是菲律宾，该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动呼应美国的大战略，美国也立即做出相应的承诺与支持。 菲律宾作为美国大战略的一个棋子、一个马前卒，并非一个特例。美国有意把菲律宾作为一个样板，促使其他中国的周边国家追随菲律宾的脚步，对中国说“不”。任何国家一旦同中国划清界限，将会得到美国的赞许与支持。美国智库建议美国当局率先争取的亚洲国家，除了菲律宾，还包括越南和缅甸。他们相信，只要假以时日，对中国的围堵联盟——“亚洲北约”将会水到渠成。 如果任由当前形势发展，等于中国向周边国家示弱，默认国家的核心利益受到公开挑战，甚至令周边国家误以为，中国可为了保持经济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而置国家核心利益于次要位置，中国的战略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因此，中国需要大的政治智慧与外交运作，发挥外交、政治与经济上的影响力，扬长避短，打破美国的战略围堵。我们建议，现阶段可以考虑，以不同策略对待菲律宾与越南，缓解南海危机。 以经济手段反制菲律宾 在南海问题上，面对周边国家的挑衅，中国一贯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主张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中国领导人历来主张和平解决领土纠纷，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曾提出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 中国大力支持东盟国家发展经济。中国政府2009年承诺向东盟国家提供150亿美元信贷支持了50多个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不久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东盟峰会宣布，在此基础上再追加100亿美元贷款，其中包括40亿美元优惠性贷款。中国政府还表态，斥资3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中国政府这些举措，展示出一个大国的合作诚意。但是，中国这些做法并没有得到所有国家的善意回报，部分受到美国支持的周边国家如菲律宾等，把中国的善意与和平立场误解为软弱，不但不感激，反而得寸进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协助世界多个国家缓解了危机带来的冲击。但是，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依靠中国，视同中国做生意并得到可观回报为理所当然，却在政治上不断对中国说三道四，甚至挑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一贯“与人为善”，强调和平共处，很少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力量对部分国家实行反制。 今年8月底，菲律宾总统阿基诺首次访华，与中国发表联合声明，签署了《中菲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等多项协议，希望到2016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600亿美元、人员往来增加到200万人次的目标。但是阿基诺一回国，菲军方即宣布将从美国购买第二艘军舰部署在南海；随后阿基诺访问日本，会晤日本首相，他们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加强南海安全合作达成一致；10月下旬，菲律宾还扣留中国渔船。菲律宾这一系列前恭后倨的做法，令中国民众愤怒。一项网络调查显示，逾9万网民投票，其中超过97%的认为中国应以武力教训菲律宾。 不管是打乱美国战略部署，还是顺应国内民意呼声，对于菲律宾挑战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都应予以回击，可采取经济手段反制菲律宾，包括暂缓双边经贸合作项目，限制国民前往该国旅游等。 从两国目前的经贸关系来看，菲律宾对中国有着较高的依存度。中国目前是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菲双边贸易总额为277.5亿美元，中方逆差为46.7亿美元。农业是菲律宾的支柱产业，也是菲律宾与中国经贸合作的重点。菲律宾农业去年负增长0.5%。恢复农业发展，扩大对外贸易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在今年8月举行的中菲经贸论坛上，菲方表示希望两国间的贸易与投资规模成倍增长。中国一旦对菲律宾实施经济反制措施，将会对菲律宾经济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中国采取经济手段反制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周边国家，完全是合理、合法、合情。世界史上，主要大国使用经济力量对付敌对国家，包括切断贸易往来、实行禁运甚至发动“经济战”等，屡见不鲜。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都分别对对方实行过经济制裁；冷战之后，美国依旧对朝鲜、古巴、缅甸等国长期实行经济制裁，令这些国家难以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正常一员。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也先后成为苏联与美国经济制裁的受害者。 2010年，挪威通过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中国在外交领域与挪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更立即宣布暂停与挪威的经贸往来。中国政府这一果断行为，令挪威在短期内遭受了近年来最大的经济损失与打击，也给部分正在观望、有意跟风的国家一个提醒与警告。这一配合外交行动的经济反制措施，既有力又有利，有效遏制了西方反华浪潮的蔓延。...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1-11-24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展开，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国合作更为紧密，日益联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施压。本文主要讨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博弈中，中国应对战略中应该注意的三方面策略。 摘  要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全球变暖，减排就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措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对排放空间的需求强烈。在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承担减排义务。特别是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展开，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国合作更为紧密，日益联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施压。本文主要讨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博弈中，中国应对战略中应该注意的三方面策略。 在博弈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题对我国施压，将使我国面对巨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压力，但应对得当，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加快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迈进。 在博弈中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较快发展的关系，将增加中国的发展成本，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反之则可有效利用国际资金、技术，促进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 在博弈中提升中国国家安全度。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国不当应对，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和平，但应对得当，可以提高我国的国家安全度。 关键词：应对气候变化、减排、中国策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快速增加，备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对排放空间的需求强烈。在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承担减排义务。特别是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展开，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国合作更为紧密，日益联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施压。因此，我国发展面临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外交压力越来越严峻，舆论形势也将越来越严峻。 在博弈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题对我国施压，将使我国面对巨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压力，但应对得当，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加快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迈进。 目前，中国温室气体工业化累积人均排放量少、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但人均排放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国的工业化累积人均排放量为66.75t，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6.8%、G8国家平均水平的8.9%、英国的5.6%、美国的6%。2005年中国人均排放量为4.07t，相当于美国人均排放量20.59t的20%、《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人均排放量12.15t的33%、世界人均排放量4.37t的93%，但却是印度人均排放量1.07t的3.8倍。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国际能源年鉴2006》和UNFCCC的数据，全球1994年的人均排放量是3.86t，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是4.37t，全球人均排放量略呈上升趋势。美国1994年的人均排放量是20.25t，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是20.59t，美国人均排放量趋于稳定，维持在20t左右。与中国人口数量相当的《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1994年的人均排放量为11.56t，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是12.15t，其人均排放量稍呈上升趋势。印度1994年的人均排放量是0.81t，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是1.07t，印度人均排放量增长较为缓慢。中国1994年的人均排放量是2.33t，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是4.07t，中国人均排放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国人均排放量水平从2002年起增长速度加快，在2005年已经接近世界人均排放水平。可以预见，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将会很快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无疑对中国主张用人均排放量指标来衡量减排义务的立场很不利，甚至会使中国承受更巨大的国际压力。 同时，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其特点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长快，中国的排放总量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人均排放量已经接近并将很快超过全球平均人均排放量水平。从1994年以来，美国和《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长速度放慢，印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长较慢，而全球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长趋势相同，从2002年起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18.9%，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21.6%，《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53.7%，印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只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1%。美国和《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比例有所下降，而中国在全球排放总量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1994年至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年平均6.02%的速率增加。但2002年至2005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的CO2排放量以平均15.66%的两位数年增率快速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利用的大量增加，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将快速增加，2009年中国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 气候系统变化问题已从科学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2007年12月3日至15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13/MOP3会议)，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2009年前国际社会应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制定新的国际协议。巴厘岛会议以后，有关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的分配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矛头显然仍将指向新兴的经济体国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和2010年坎昆气候会议上，发达国家联合将矛头指向中国的趋势更加明显。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媒体上，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损坏中国国际形象的事件时有发生，个别国家甚至不负责任地将应对气候变化谈判遇到困难的责任归结到中国身上。 实际上，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已成为各主要国家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科技、环境和外交等领域的综合较量。从环境与发展的角度，中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要求，而且中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了19.1%，又制定了在“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16%的目标；2007年6月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为第一个公布该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这些举措已经为中国赢得了有利的谈判空间，也相应减少了国内的环境污染，改善了国内环境。 面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潜在的严峻程度，中国在不断地努力应对。1990年，中国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宋健为组长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统一协调中国的气候变化对策。在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这一小组被重组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并一直发挥实质性积极作用。 2007年1月12日，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决策提供更多技术层面的支持。随后，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成立，并于6月初正式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9月初外交部宣布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机制。该方案明确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其中依据“十一五”规划的相关要求，强调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 2007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纽约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做了题为《共谋合作，共建和谐》的发言。杨洁篪指出，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只能通过发展解决。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正视自身责任，切实履行减排承诺，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必须加强国际能源、资源与环境合作，加强研发和推广节能技术、环保技术、低碳能源技术，建立合理的资金、技术转让机制，使发展中国家用得上、买得起先进环保技术，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杨洁篪指出，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尽管目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但本着对全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提出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提高森林覆盖率等目标。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0%等目标。中国将根据《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积极参加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自己的贡献。 2008年7月9日，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指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应该以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保护环境三者关系为出发点，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为重点，以科技进步为支撑，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气候变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综合解决。各国发展阶段不同、科技水平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应该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做出自己的努力，并力求有所作为，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要在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方面发挥示范作用。第二，要在推动国际谈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第三，要在开展务实合作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胡锦涛强调，中国政府一向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已经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努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我们把积极开展节能减排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切入点，采取了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展植树造林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适应气候变化，中国不断增强在农业、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的适应气候变化能力，高度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性天气和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损失。 2009年以来，在哥本哈根谈判之前及进程中，中国自始至终采取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努力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平台展开外交努力，积极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提出中国减缓行动目标，展现中国的诚意。在9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提高可再生能源和增加森林碳汇等政策措施。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前两周，中国提出了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减缓行动目标。不仅积极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期待，而且中国的减缓行动目标没有附加条件，不与其他国家减排目标挂钩，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完成，展现了中国努力减排的诚意，对推动哥本哈根谈判发挥了积极作用。（2）联合发展中国家，协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中国在哥本哈根谈判进程中，积极与主要发展中大国协调立场。会前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就谈判主要问题形成了共同立场。会议期间，在部分发达国家拿出丹麦文本而使会议可能误入歧途的关键时刻，中国协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坚持公约和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基本原则以及双轨制，有效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在资金问题上明确表示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应优先获得资金支持，有效维护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3）为促进国际合作积极斡旋，政策更具有灵活性。在哥本哈根会议谈判最后时刻，温家宝总理发表讲话阐述中国的立场，尤其是中国以“言必信，行必果”的坚定决心认真完成甚至超过减排目标的态度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为了哥本哈根会议能达成某种政治协议不至无果而终，中国也展现了政策上的灵活性，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和美国一起，积极沟通和斡旋，最终促成了“哥本哈根协议”的产生[ ]。...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1-11-24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展开，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国合作更为紧密，日益联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施压。本文主要讨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博弈中，中国应对战略中应该注意的三方面策略。 在博弈中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 中国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较快发展的关系，将增加中国的发展成本，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反之则可有效利用国际资金、技术，促进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 对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一次次“后京都”谈判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直面“后京都”问题带来的减排压力。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具有一定的资本和技术基础，但总体上仍存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的问题，节能和减排都存在技术和资金瓶颈。经济增长方式整体上还比较粗放，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过大，存在长期排放快速增长的惯性趋势。中国还需要面对13亿人口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城市中以千万计的大量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等一系列的困难。在目前阶段，中中国必须争取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加快经济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达国家倡导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以及为此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压力，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应对发达国家的压力，主动地把应对气候变化当成世界特别是国内的第一议题、首要任务，而只是简单地降低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无异于扼杀中国的发展进程，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与持久的负面影响。 一是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大幅度减排将影响中国发展。从现在到2020年甚至2030年，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需要建造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铁路、公路、房屋等，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依照人类现有的发展模式，除了工业化外，城镇化与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都是以“碳”为基础的，釜底抽“碳”，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发展。世界各国大体上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它的能源消费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比如说，日本在1960年到1974年大体上和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差不多。在那一时期，日本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高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单位GDP能源的消耗量就会增长的。日本在这一阶段增加了23%，也就是说，它的能源强度1974年比1960年增加了23%。韩国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从1970年到1999年，其GDP能源强度增长了45%。所以说，在这样的工业化阶段，按照一般的规律来看，能源消费的碳性系数要大于1，也就是能源消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GDP的能源强度是上升的。中国进入本世纪以来，从2000年到2005年单位GDP能源强度也是上升的，大约上升了23%。也就是说，2005年GDP能源强度比2000年能源强度大约上升23%，相应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上升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也反映了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按照发展规律，在这个阶段当中，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必然会有较快的增长，即使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是非常困难的。 二是中国特殊的能源结构决定了中国大幅度减排将影响中国发展。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能源也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为“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奠定了基础。先进技术的严重缺乏与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富强离不开“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中短期内难以承受“低碳”之重。因此，气候变化议题下的国际责任，很有可能延缓中国经济增长。 三是中国大幅度减排将增加大量额外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从2006年到2008年三年期间，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国家实施了十大节能工程，开展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10.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比如，在关闭落后产能，2006年到2009年上半年三年半，关掉了单机在十万千瓦以下的小机组5400多万千瓦，达到了英国总容量的70%。另外，2006年到2008年中国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如，水电、核电、风电，增长了60%，平均每年增长16.7%，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中国利用的风电能源2009年比2006年连续三年翻番，计划到2012年装机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现在看来有可能超过1亿千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投入相当巨大。为了实现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十一五”期间目标，中国额外增加的投资大概是一万亿元人民币。 四是大幅度减排将大量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目前，中国风电装机每千瓦补贴600元人民币，太阳能装机每分瓦补贴20元人民币，每千瓦就是2万元人民币的补贴，相当于太阳能核电站装机的1/3到1/2费用的补贴，而且对于太阳能上网还有优惠电价等等。由于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政府很难承担由此造成的巨额财政开支。 五是大幅度减排可能使中国面临引进技术的巨大经济压力。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的发展，如果中国实施大幅度减排，将需要引用大量的节能减排技术。而目前，这些技术大都掌握在欧盟等发达地区和国家手中。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国际义务，不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无偿提供技术支持，将给我国造成节能技术上的巨大经济压力。 六是发达国家强制主导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将对中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已开始实施促进CO2减排的法律和政策，比如征收碳税，对节能、可再生能源等技术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企业之间开展排放贸易及签订自愿减排协议等，将有效促进其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同时，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这些国家有可能进一步抬高进口产品的环保标准或能效标准，设立“绿色贸易壁垒”，或采取征收国际碳税等措施，在国际贸易双边谈判当中也出现附加能效和环保条款、规定新义务的动向。这对我国产品能耗较高、增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会产生直接影响。 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中国如果能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则可能在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同时，通过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促进自身发展。 第一，可能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一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巴厘岛路线图”提出，发展中国家要采取积极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也要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哥本哈根协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原则，指出发达国家有责任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帮助它们进行能力建设，所以发展中国家如果也采取一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的话，必须而且应该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如果能通过努力使这些协议法律化，虽然中国已经承诺发达国家的援助资金优先用于最不发达国家，但如果应对得当，可能为我国的发展争取一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 第二，延续《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减排承诺，将对中国的减排及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按照《京都议定书》设计的清洁发展机制，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附件一国家可以和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附件二国家或两者的企业可以合作发展CDM项目。目前，中国已经成功申报一批CDM项目，为中国发展节能减排项目争取了一些必要的资金。如果能成功实现《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第一阶段强制减排承诺期完成后的续期，将对中国的减排及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 第三，适度的低碳发展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影响。在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同时，中国通过适度自主减排，低碳发展，包括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风能等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减少能源消耗，改变消费方式等，虽然从短期看，会增加发展成本，但如果适度控制减排强度，能够把这种不利因素降到经济发展可承受的程序。从长期看，中国可持续发展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因为国内的资源和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制约。而且，虽然从短期看低碳是有成本的，但是，在未来，碳是要计入产品成本的，环境也是一种成本。因此，发展适度的低碳经济将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第四，减排温室气体将成为中国推进自主技术创新的巨大驱动力。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的进展，中国需要较早和较大力度地减缓CO2排放，以超常规的措施大规模发展和推广先进能源等减排技术，它长远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未来化石能源消费被限定在有限数额情况下能否维持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大计，同时也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引发的政治、经济、贸易等国际形势的激烈变动中的竞争优势，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推进自主技术创新的巨大驱动力。 第五，产业跨境转移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可能会导致高耗能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和投向上也会发生影响。如果中国能够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可能因为承接这一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必须注意由此造成的新的能源问题。 在博弈中提升中国国家安全度 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国不当应对，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和平，但应对得当，可以提高我国的国家安全度。 国家安全即国防安全(领土安全、领空安全、领海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主要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权益。国家安全问题的本质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围绕国家安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其核心是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属第一位的根本利益。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职能和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安全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军事、政治、经济安全)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国家制定大战略的依据，对经济安全的认识影响着决策者的战略判断和抉择，也影响着国家关系与国际合作。 由于中国自然资源的有限、稀缺与分布不均，所以相关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普遍低于世界水准，而且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粮食、水与能源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自然资源的稀缺与分布不均，与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产生矛盾。而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语境，以及发达国家试图将中国纳入强制性减排义务承担国地位的企图，都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11-23 治理既得利益集团的前提是执政党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壮大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改革产生的危害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同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切割。没有这种认识和决心，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治理只会隔靴搔痒，不会有成效。 利益集团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但近年来，这一名词却成为大众话语的一个流行话题，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专家学者，抑或政府官员，每每谈起中国改革的止步不前，无不把它归咎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但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具体所指，大家却又语焉不详或欲言又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说明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太强大，但亦愈加反衬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再回避了。 判断既得利益集团的三个标准 要弄清谁是中国改革的真正既得利益集团，首先要对利益集团的概念进行界定并确立判断标准。经济学一般把利益集团视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按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利益集团的产生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二是存在“选择性刺激”。人数少意味着单人影响力相对提高，个人行动向集体行动的过渡成本降低；选择性刺激则意味着集体行动的产生具有激励机制。 既得利益集团也称特殊利益集团，是利益集团中集体行动能力非常强的群体，奥尔森把它叫做“分利联盟”，意即指在社会总利益中为本集团争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利益集团。在奥尔森看来，政治的、部门或行业的、地区的以及“阶级”的群体，都可组成“分利联盟”。 不过，当我们把奥尔森的“分利联盟”概念移植到中国，用来指称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时则要注意，奥尔森的“分利联盟”或者既得利益集团是在西方利益集团发展相对成熟的环境里产生的。中国这些年来虽然利益集团的发育很快，利益集团也初具雏形，但并没有像前者那样具有明确的集团意识指向和集体行动的主张，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化体系，因此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是以一种隐秘的形式进行。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尽管如此，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具有利益集团的一般特点，它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既得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非常的或不正常的利益”；二是既得利益的核心是物质利益，另外还有权力、名誉、地位等，权力的背后意味着利益；三是既得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可称之为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群体或既得利益集团。由此，可将既得利益集团表述为：对公共权力和资源享有支配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利益联盟。   从上述分析看，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群体的狭隘性，这只是一小群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权贵，不代表社会大多数；二是形态的模糊性，如前所述，这一小群权贵虽然从实质上构成了一个集团，但并没有一个确定的主张，也不是一个明确的组织，如果不深入其中，很难见其真面目；三是获利的非正常性，利益集团财富的获得并非通过诚实劳动、守法经营而致富，而多是通过寻租、官倒、垄断、侵吞国有资产等非正常手段取得；四是行为的表面合法性，除了一些违法行为外，利益集团对公共资源的占有从形式上看具有一种合法性，一般是运用权力并通过对组织、制度、政策进行影响、干预，维护或获取他们特有的共同利益，故其一切活动都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形式合理性”，并为了显示这种合法性，往往将小集团的利益置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五是利益的排他性，由于社会总体资源的有限，利益集团只热衷于在集团内部分配和共享权力与利益，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介入和分享；六是权力的至上性，中国的利益集团以权力为核心，按照权力的大小和亲疏远近来分配和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利益。 据此，笔者提出判断既得利益集团的三个标准。其一，他们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且将继续从改革开放中攫取更多收益；其二，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而他们对限权的政治改革持消极态度；其三，他们也有很大的能量阻扰改革的进行，或者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一个集团如果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可以称之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的七类既得利益集团 尽管多数学者和官员只是笼统地谈论既得利益集团，但也有研究者试图为他们归类，如有将既得利益集团分成垄断国企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身份血缘利益集团等几大类；有将既得利益集团分成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包括房地产商、矿主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在内的民营企业家，以及包括政府官僚和国企官僚的腐败官僚；也有将既得利益集团分成垄断行业的部分企业高管、少数党政领导干部、某些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家等。 虽然这几类既得利益集团的划分在内在逻辑上有些混乱，也不科学，但总的来说，它们把几个重要的利益集团都囊括进来了。按照笔者前述的利益集团划分标准，尤其从其与权力的结合程度及对公共资源实际占有的程度来看，大致可把既得利益集团界定为以下七类： 一类是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即所谓的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中国不是一般的政府主导的国家，还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社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基层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上一级政府，全国的权力集中在中央。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负责管理的是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权力其实被分割到各个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者手中。由于这些年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在这一名义下，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直接负有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之责的部门，管制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他们在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和腐败充斥其中。比如，发改委前些年一个被法办的小小的民航处处长，就能令某省的省长等候其“接见”，盖因这位处长掌控着全国的机场建设和航线审批权。 第二类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中央部委虽然位高权重，尚有一定约束，相比之下，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实质性的约束力更弱，有些连形式上的制约都没有，这无疑使得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更易把权力腐败化、资本化。这些年来，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很多党政领导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造成一部分国家财富以各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变成了自己的财富。近年曝出的一些大案要案，受贿金额动辄几千万上亿，多数都发生在地方。地方官僚集团还在房地产调控、高耗能产业发展、食品安全整顿、高速公路收费清理等几乎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个个与全国利益有别的独属于地方小集团的利益。 第三类是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体现出来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国企凭借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与金融特权，获取超额利润。它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企业利益，还利用对公权力的影响力，使政策向自身倾斜。垄断国企和行业还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等，它们千方百计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就业也只对本企业或行业的子女开放。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体。 第四类是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跨国资本也是中国30余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它们非中国资本，这里存而不论。不过，跨国资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买办”，他们早年通过官倒或价格双轨制起家，后来多数在国外金融财团、中外合资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等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机构的代理。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资本利用权力，直到直接掌握权力。“洋买办”近年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之所以要单独把房地产开发商拿出来，是因为在近年来房价的疯狂上涨中，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 第六类是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发迹过程中，少不了寻求权力的庇护。其实，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不分性质，只问大小。资本在做大后，很少没有与权力结合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主导市场的社会，用钱来换取安全和更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就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最后一类，是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主要在体制内供职，也包括一些所谓体制外学者。专家学者掌握着知识资源和专业权力，包括舆论和话语权力，他们通过为其他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论的指导、政策的咨询，以及对财富“合法性”的论证来进行利益输送。比如，一些经济学者、法学专家、行业协会领导以及媒体高层，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后者的座上宾，他们往往身兼多个政府和企业的顾问，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独立董事，以自己的影响力为这些政府和企业游说和谋利；一些专家学者受雇于政府部门和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他们的资助下从事研究，名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实是他们想借助专家学者的研究影响国家决策；一些媒体充当利益集团的喉舌。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主要是某些名家）与政府官员、企业高官，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团体，结成隐秘的利益联盟。 上述七类人还可以进一步把他们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一、二、三类，其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和国企高官；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洋买办”、民营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七类，其组成人员是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前30年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尽管和社会大众相比，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数不多，但由于他们掌握着社会的实际控制权和几乎各方面的公共资源，因而能量非常大，能把有利于社会大众的改革举措消解，或者变通执行，或者直接将本部门、本行业、本阶层的利益打包，以改革的名义，让全社会买单。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才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反对力量，虽然他们往往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