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2-08-06 此次波恩气候谈判，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都难掩失望之情。这是一种“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其根源起自欧美国家与中国对于去年德班会议成果，尤其是“德班平台”，认知出现严重错位。 2012年5月14日至2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简称“《公约》下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第15次会议、《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简称“《京都》特设工作组”）第17次会议、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简称“德班平台”）第1次会议、公约附属履行机构和公约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第36次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围绕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落实德班会议一揽子平衡成果相关的50多项议题进行了谈判。来自184个缔约方和观察员国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计2500多人出席会议。 1 此次波恩气候谈判，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都难掩失望之情。这是一种“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其根源起自欧美国家与中国对于去年德班会议成果，尤其是“德班平台”，认知出现严重错位。“德班平台”势必成为今年多哈气候谈判的风险源，中国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分析这一风险，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一、2012首次谈判：心理失衡 波恩气候谈判落下帷幕，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这次会议均表示出“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中国媒体对这次波恩气候谈判的评论寥寥无几，但是新华网先后刊发的《专访苏伟：借“德班平台”逃避义务 发达国家想错了》、《波恩“德班平台”首秀暗流涌动》这两篇评论却难掩义愤填膺的情绪。然而，国际社会关于这次谈判的评论却风起云涌，尤其是欧美媒体，将矛头统统指向了中国，指责中国阻碍气候谈判，故意拉倒车。其中，美国联合通讯社的《气候谈判的关键问题：中国穷吗？》，措辞尤具代表性。 波恩气候谈判后，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用很老道地外交语言说：“虽然在波恩本轮气候谈判，特别是‘德班平台’议程的确定过程中，进展没有料想得顺利，但这些挑战并不令人吃惊。花费在‘德班平台’议程讨论上的时间也不会白费，这实际上对各方相互了解立场和关切非常有帮助”，并且肯定地说“气候谈判绝对是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但可能还需要提高速度扩大规模”2 。除此之外，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各国，都没有给予本次谈判积极评价，各方倒是抛开老道外交的从容心态，要么义愤填膺，要么假意悲情，均难掩各自的心理失衡。中国的失望：义愤填膺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3 ：“德班会议达成多项一揽子平衡成果，缔约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全面落实，不能厚此薄彼、抛弃既有谈判框架和成果，更不能背离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两大原则。”他并进一步揭露发达国家的企图：“一些发达国家则抓住‘德班平台’谈判成果‘适用于所有缔约方’这一措辞大做文章，急于在今年草草结束《议定书》和《公约》两个工作组，把谈判重心转到‘德班平台’上来，从而逃避原来的法律义务，并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混为一谈”。他同时强调，“德班平台”绝非像一些发达国家想象的那样“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开张，进入全新世界”，而是必须继续坚持《公约》框架，特别是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整个国际气候制度的支柱”。 新华网5月27日刊发的《波恩“德班平台”首秀暗流涌动》4 一文，也在跟踪和采访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基础上，揭露了波恩谈判中发达国家的“阴谋”，比如小标题“发达国家陈仓暗度”、“‘双轨’谈判处境微妙”等直指发达国家阴谋的核心，而开篇的主题句“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议程之争只是表象，其背后暗藏着一系列关系未来气候谈判基础框架的重大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更为复杂的新一轮气候与政治博弈已经开始”更加明确地揭示了发达国家“阴谋”的升级。欧美的失望：假意悲情 波恩会议后，欧美媒体关于波恩的评论如雪片一样纷纷发表，其核心观点基本上来自于欧美谈判代表团5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 首先是认为中国阻挠谈判。“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美谈判代表上演了悲情一幕。欧盟代表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故意在会议程序问题上制造障碍，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沮丧’。美国代表则指责有人想在德班会议成果上倒退。” 5 欧美将矛头统一指向了中国。在新闻发布会上，丹麦代表团团长青勒森第一句话就是：欧盟准备了详细方案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结果遭到一些国家的程序性阻挠。他说：“有的国家在德班做出了承诺，却在本次会议上出尔反尔。”他声称不愿意点阻挠谈判国家的名。在一名意大利记者追问下，欧盟首席谈判代表麦兹格称，这些国家有的是没有做出减排承诺的，有的做出了减排承诺，比如中国制订的五年计划里就包含了减排。麦兹格会后向记者称，中国已经做出了减排承诺，但“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出乎我们意料”。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乔纳森•珀欣则拿出讲稿声情并茂地说，美国真心实意来参加对话，没想到有人想在德班会议成果上开倒车。在问答阶段，他强调的内容与欧盟如出一辙，也表示应当取消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划分责任义务的制度。 欧美认为“中国及其支持者拒绝承受阻碍气候谈判的指责，并称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阻碍了气候谈判，因为它们不愿意履行职责减少碳排放。” 其次，欧美以反对“重新谈判德班会议成果”为由，反对中国及其支持国家继续谈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反对划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反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挪威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亨瑞克•哈尔博表示：“那是最根本的问题。一些人想要保持旧有的划分体系，而我们想要用一种动态的眼光看问题。”欧美媒体有意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划分简化为“富”和“穷”的划分，质问“中国还算穷吗？”并举例说“像卡塔尔和新加坡等国，人均GDP比美国高，但根据联合国谈判中所用的划分方法，它们仍就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同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6 不难看出，什么时候把人均GDP作为“富”的证据，什么时候把经济总量作为“富”的证据，翻云覆雨，完全掌控在欧美媒体的股掌之间。根本目的就是证明中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必须和他们承担同样的法定减排义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乾躬翟 2012-07-31 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可以给我们走出世界性乱象提供启发。他的结论是只有打击特殊利益集团，资本主义才能良性运作，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在笔者看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选择中道治理。 问题的提出 数年前，我曾经与英国剑桥大学知名学者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教授探讨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我向先生表示，自清末以来，多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经历了实验，当今的中国有可能开创出一种非左非右的新型普世民主体制，既是社会主义3.0，也是资本主义3.0。该体制能够融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儒新墨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的实践，超越左右阵营，超越文明的冲突，并超越西方的多党代议制，而其社会基础则是新儒学和新墨学框架中形成的新兴中产阶层。 笔者不认为儒墨思想内含民主价值，而是主张用儒墨思想来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儒学适应了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传统，墨学则是中产手工业者的观念，其现代形式可以型塑以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层的价值体系，而中产阶层能够整合社会的贫富两极，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良性合作。中产阶层的物质利益要求可杜绝对劳动力的奴役，防止企业暴利出现。 没有多少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会相信中国能推出一种新型普世性制度，他们更多的是怀抱对西方文明的自信。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表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征服了其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宣称人类思想进化的历史可能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后的社会组织形式。此说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也异于相信历史无始无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笔者在海外学习和生活了十三年，亲眼目睹西方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和本次经济危机的反应，深信福山的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不经凤凰涅磐，自由民主主义难以重生。 以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危机给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重重一击，而当前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则是向天下人展示了寄生在自由民主制度上的一般权力寻租和更内在的结构霸权寻租现象，以及权势阶层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无情剥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英等国增发货币，竭力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不过可惜的是货币被金融机构吞噬，锁闭在金融产业内无法救助实体经济，各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无法根本好转。此种局面虽然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却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弱化了各国政府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资本市场存在的目的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可现实的状况是资本市场变成了赌场。精英（在西方语境是一个贬义词）集团特别是金融精英垄断暴利，而把冒险的成本让全社会分担。当前的西方经济存在收入快慢双轨制，超级富有阶层处在快车道，而其他人群则处于慢车道。自2007年以来，后者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被前者通过金融手段抽血。西方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试图约束精英阶层膨胀的权益，然而现行的多党代议制规定中产阶层的权益只能被“代表”，必须求助于精英阶层中的政客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这明显是与虎谋皮，因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特别是金融精英是共谋者。精英贪得无厌，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人类显然不可能终止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一个更良好的制度应该建构各阶层友好合作的社会，把企业家的创新与冒险精神、专业人士的民主与理性精神和弱势群体对平等的追求相结合。 由于受制于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欧洲大陆的经济状况并不比英美国家好多少，虽然其金融监管要严于英美国家，而且欧洲还面临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欧洲的福利制度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不事生产的慵懒阶层（中国的此类人群主要是数目惊人的公务员，欧洲则主要是所谓的“穷人”），国家不得不依靠举债来养活这一庞大的人群，而在国家财政难以为继之后，成本大多转嫁给中产阶层。结果，人们一方面看到贝卢斯科尼之流的穷奢极欲和失业者的逍遥，另一方面则目睹中产阶层的艰辛和福利下降。 自邓公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主动加入国际劳动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迅速提升了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一成就来之不易，举世瞩目，可总体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依附性增长。中国特有的土地公有制和相对高效的人治制度配合并支持了资本和信息全球化进程，但中国并未创造出普世性的社会模式，中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无法在它国复制。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迥然不同，政府没有维护市场中立原则，民营企业被排斥在许多行业之外，没有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制，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中国在数年前进入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时代，贪官自己贪，清官家人贪，政客被大众所憎恶，严重侵蚀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同样由于法制不健全的原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成了政客及其家族在光天化日之下掠夺大众财富的遮羞布。这也是笔者一贯主张司法改革先于国企私有化的原因。中西各方的应对 西方和中国面临不同的危机和问题，反应也不尽相同。各国都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过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就西方而言，目前付诸实施的政策是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或大幅减少福利开支，让金融工具、市场体系和政府监管都服务于高效的生产与交换以及资源的良性配置。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比较微妙。一方面，重庆事件表明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共识正逐渐消亡，国家似乎危机重重；另一方面，正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冥冥中获得了为全球开创出新型普世性制度的潜力。 本次西方金融危机直接源于受美国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泡沫。在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美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大量抵押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后在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主导的房地产贷款二级市场销售，“两房”则将买来的次贷资产证券化，其后以次债的形式卖给华尔街投资银行、海外投资机构、各国央行、商业银行等，而华尔街的投行则基于次债推出新的衍生产品。为避开房利美和房地美可能无力偿付其债券所带来的风险，市场还推出信用违约互换这样几乎不受什么监管的产品。此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也没有纳入政府有效治理的范围。 资产证券化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生利手段之一。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其过度膨胀使得次贷危机的烈度超出大多数专业人士和学者的估计。此举问题多多，不一而足，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被操纵、次贷证券化标准过低、衍生品高杠杆低保证金、信用评级草率、产品介绍模糊、风险披露不够等。针对金融市场的新格局，美国的监管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存在严重的立法和司法供给滞后现象。 这些监管层面的缺陷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决策者们开始亡羊补牢。金融改革的核心在于保持金融业稳定，确保市场不因局部的波动而产生体系崩溃，保证国民经济的总体稳定。2010年美国颁布《多德-弗兰克法案》，将大金融机构运作、抵押货款发放、信用评级、并购和各种衍生工具的交易等，都列入监管之列。然而，该法案并未解决金融利益集团的暴利问题，所以西方的学界已经更进一步，开始反思自由民主主义的缺陷。前不久OECD的研究指出，美国的最富阶层得到了过去三十年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人们抨击银行家、企业高管、投行交易员、体育及娱乐明星等的暴利收入，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大多数人的福利，主张劳动者应该得到合理的收入。不过，在政策层面，由于体制的制约，西方国家很难真正限制精英阶层的权益。 针对主权债务危机，欧盟的决策层一方面坚持大欧洲理想，力保本来就存在设计缺陷的欧元的生存；另一方面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减少福利支出。从一开始，大欧洲政策主要由精英推动，而中产阶级和下层普遍持茫然和跟随态度。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以后，中下层利益普遍受损，从而滋生了强烈的市场保护主义情绪，主张本国国民机会优先政策，反对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排斥非欧盟企业。中下层对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现象的反感增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法国社会党在选举中击败萨科奇，实际上昭示了欧洲社会的分裂。 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存在，本次经济大危机没有导致赤贫阶层的出现，总体失业率远低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因为年轻人群出现的高失业率，在南欧和英国都出现了社会骚乱，但总体局势并没有失控。人们普遍抱怨的是不公平，而不是基本生存权的丧失。 在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腐败，各家各派都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改革大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临近十八大的时候，我们又无法逃避地面临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模式”，在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以权力与资本结盟为基础，维护“当权派”即政客、资本阶层、上层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不同。在西方，该用语指的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社会成员，而中国许多自封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属于技术人员、专业人士、文字写手甚或只是受高等教育者）的利益，坚持工人和农民的低收入，人为制造收入两极分化，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高企业利润、低人力成本的工业化托拉斯，实现GDP的高速增长。笔者承认这是历史的选择，不过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维护秩序的成本过于高昂，背离了邓公有关改革开放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异于何新基于民族国家体系框架的国家主义思想（最明显的是外资与中国政客和国企的勾结）。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试图打击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其实是想走出这一困境，但是正如文革一样，主政者看到了问题，开错了药方。中西方案的不足 眼下西方和中国考虑的方案都存在不足。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显示的并非经济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困境。在西方现行多党代议制度下，即使加强监管，金融利益集团也不会放弃“输赢通吃”的特权地位，而超级富豪即使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会凭借巨额资本获得暴利。民主的本意是大众对特权阶层进行制约，可如今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无力约束金融精英的腐败，因为他们不能直接介入政策制定，因为他们被素质低下、道德沦丧的议会成员所代表。也就是说，当前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民主不够和普世不够问题。 西方的左派代表社会下层的利益，长期要求政府为下层输送福利，养活一批数量庞大而无心学习、无意工作的懒惰寄生虫；西方的右派执政以资本阶层为核心基础，保护依靠遗产和资本获取暴利而对社会贡献甚微的人群。西方曾出现所谓“第三条道路”思潮，比如英国的“布莱尔主义”，试图兼顾中产与下层的利益，但其政策仍然没有把分配制度建立在成员的社会贡献基础之上，而是鼓励中产拼命工作，鼓励资本阶层多赚钱，然后以税收来剪羊毛。这种政策根本不可持续，因为中产阶层几乎疲于奔命，怨声载道，无力承担超过其负荷的责任；资本阶层则抱怨经营成本太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举将资本投到海外；而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时，只好大举借贷，以此确保经济增长。最后的结局自然就是国家债务危机。 中国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文革试图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当权派”对权力、财富、机会等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非正义，那就是自私的精英阶层损害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并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正是由于这种土壤的存在，毛泽东才有机会依靠工农对特权阶层的不满来发动文革。毛泽东拥有当时中国最多的权力、财富等资源，却鼓动下层民众去打倒自己有钱有势的同事，更使文革缺乏合法性。 民粹主义的文革诉诸工农对当权派的暴力造反运动，而新时代下的极左冲动则显示普罗大众有意以不循程序的方式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击，两者都排斥法治，崇尚人治。它们都看到了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讲规则，与民主和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当前中国极右派的方案不尊重政权的延续性与合法性，不尊重儒家珍视经济平等的传统，不尊重墨学主张机会平等的传统，排斥司法优先的路径，无视弱势群体的悲惨生活，实际上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代言人。极左极右模式之外的其它路线基本上没有方向感，在治理政治腐败方面见效甚微，有关政治改革的口号和激动人心的宣誓经常见诸于报端，却几乎都流于空谈，只打雷不下雨，有言语无行动，甚至给人以叶公好龙的感觉，而时间的流逝只会使改革的成本持续攀高。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2012-07-30 未来十年中国怎么办？除了要吸取上述世界各国两难的教益外，最重要的还是按邓小平教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世界先进发达国家都面对结构性两难问题，不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吗？ 一、两难的世界 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世界，而且是越来越严峻的两难的世界。 从全球讲，大多数人口仍处在贫困与愚昧之中，迫切要求和平发展，要求尽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方面不足十五亿人口享受现代文明的先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科业化（知识化）时代，在他们几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对全球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现在强烈要求高标准的生态环境保护。这就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全球化也是“双面刃”：不参与全球化，就会被边缘化，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效益，失去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参与全球化，面对先进发达国家在资本、科技、人才、管理以及国际游戏规则等巨大优势，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更加两级分化。这又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 除了种种全球化两难外，不同国家还有着各自不同的两难。1.美国 美国是当代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为富有的经济发达国家，当然有其自然的、历史的、制度的各种原因，此处不作分析，但成为超级大国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红利”和战后冷战的形势，建立起两个霸权：(1) 军事霸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先进军事装备，以及高于世界军费总和的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保持着强大军事威慑力量和霸权；(2) 金融霸权：先是布雷顿森林条约确定美元唯一地与黄金等价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继而当国际美元保有量超过其黄金兑换能力时，1973年又单方面霸道地宣布美元与金本位脱钩，从而美国更可以无限制地印发美钞，美国既不必兑换黄金硬通货，又不会通货膨胀，而让全世界为她承担了通胀风险。正是这两个霸权，美国从全世界廉价地掠夺了她发展需要的八十种战略资源的七十九种，如美国消费世界石油的26%之巨；美国许多产品曾经垄断世界市场，如汽车曾达60%-80%，从而取得了超额的霸权垄断利润。正是这样造就美国超级繁荣的社会、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和超高规模的赤字预算如此“三超”水平。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欧、日经济复兴，而且先有亚洲几小龙几小虎、后有中国改革开放、今日有金砖五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从而使美国经济垄断丧失，从当年巨大债权国沦为巨大债务国境况！诚然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以上种种，特别这次美国经济危机揭示了美国结构性的“两难”难题：如果停止搞霸权主义，就无法获得巨额的世界资源和“霸权利润”，也就无法维持美国“三超”的高水平生活方式，国内矛盾必将立即尖锐化，失去稳定和繁荣；如果继续搞霸权主义，违反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孤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美国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决不可搞霸权，霸权时代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2.欧洲 近代以来，欧洲一直引领人类前进。欧洲的繁荣虽然有着血腥的炮舰殖民掠夺的历史，它毕竟是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发源地。欧洲还是近代文明包括人文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发源地，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后两种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有着飞跃的发展。在西欧、北欧，工人运动高涨，取得完全的选举权，从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断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如瑞典），加上科学技术革命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社会主义因素不可抗拒地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内诞生并不断增长。时至今日，在欧洲按照马克思主义当年定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如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正在或已经消亡，德国自称社会市场经济，法国自称混合经济，特别北欧可以说已是“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欧洲本可以也应该继续引领人类前进，但是债务危机打破了人们的迷梦！债务危机揭示了欧洲结构性的“两难”问题。欧洲首创社会劳动保障，依法保障劳动者利益这无疑是人类历史性的进步，可是欧洲更超越一步，从泛化人文主义的“人权”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人，都应有权共享人类创造的文明和财富，从而提出社会福利理念并演化为福利社会的理想。加上资本主义多党（两党）竞选的议会民主机制，争相许诺选民的社会福利，越来越抬高社会福利水平。当代欧洲各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干每月都可以获得1,000欧元或更多福利的现象。这样越来越高的福利，已经超过了社会生产力创造的价值，只能靠发行越来越多的国债来弥补，以致达到今日无力偿还的地步，债务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了。另外，这样高额的社会福利必然造就懒汉，今日各国都有约10%的人一辈子不劳而获，他们实际上是剥削者，严重地束缚了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进一步增长。占人口10%的劳动岗位没人干，必然引入外来移民，特别是伊斯兰文化的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社会，其第二、三代移民又享受欧洲民主和福利，于是移民冲突和极右翼崛起也日益成为欧洲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总之，欧洲面临结构性的“两难”：不改变当今如此高额社会福利，就无法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移民冲突问题；可是要改变高额社会福利和移民状况又谈何容易，劳动者（特别弱势劳动者）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谁侵犯谁就失去选票而无法执政，乃至引发社会动乱。 欧洲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要不断健全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千万不能搞全民的社会福利和福利社会。 3.日本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困的岛国，1868年明治维新后提出“脱亚入欧”战略。一方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另方面是尾随西方列强，在亚洲称霸。首先侵占朝鲜半岛，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中国人每人半两白银的赔款，完成了她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沿着军国主义道路，与德意结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又发动珍珠港事件侵犯美国，终于以彻底失败画了一个历史句号。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立下一部“和平宪法”，但在美国冷战的军事保护下，军国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相反利用朝鲜战争和战后广大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战争的机遇，依靠工业化的底子和国际廉价资源，完成了“贸易立国”、“技术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日本可以说不了”，又在重温亚洲霸权旧梦。但是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代，特别是又触动世界霸主美国的利益，结果在世界人民反对下，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打压下，签订“广场协议”，日本经济陷入20多年长期低迷而难以自拔。今日朝鲜半岛和中国已非当日衰弱的封建王朝，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也今非昔比，虽然日本有一股军国主义势力总在蠢蠢欲动，但想走战前军国主义道路摆脱经济低迷断无可能。由于在高新技术上竞争不过欧美，在一般技术和产品上又碰到亚洲和世界新兴国家的强大竞争，日本再走战后靠美国军事战略庇护和廉价世界资源道路实现新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了。 当今日本是真正地碰到历史性难题。日本面对了两难选择：继续“脱亚入欧”的地区霸权老路已到山穷水尽，不论是复兴军国主义，还是依赖美国和平取得经济霸权都走不通；彻底以平等一员回归亚洲，共建共赢的亚洲共同体，就要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以获得亚洲人民信任，就要彻底抛弃几百年“脱亚入欧”形成的种种历史负担（包括社会心理负担），就要彻底摆脱追随美国霸主，摆脱美国控制，这又谈何容易？ 日本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绝不能依附美国霸主，也永远不做地区霸主，融入世界首先融入亚洲，与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共同发展。 4.发展中国家 拉美发展导致出现“拉美陷阱”这样一个经济学术语。亚洲发展又出了个“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都是当代后现代化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中一个两难陷阱。 拉美由于未直接受到二次大战的破坏，一直是美国后院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发展，战后拉美国家经济状况是令人瞩目的，像阿根廷当年人均GDP已达7,000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战后世界总形势是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崛起，又是西方自由选举民主制度大发展，于是左翼政党上台，左翼基本政策是：反美的民族主义，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实行国有化；给工人农民广大草根劳动者更高收入和更多的社会福利。于是外国资本（外企）和私有资本（私企）外逃，经济发展停顿乃至倒退，而劳动者超前获得超出其劳动价值的收入又造成通胀，结果陷入滞胀，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均下降，加上左翼领导人多出身底层，一旦掌权贪污腐败丑闻不断等等，于是左翼政党下台。右翼政党重新上台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引入外资，进行非国有化，发展私有经济等等，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但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增加等等，右翼政党再次竞选失败，左翼政党重新上台……如此左右折腾，人均GDP增长缓慢，甚至停顿下降，形成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个“陷阱”。在亚洲新兴发展国家也不同程度下出现这个问题，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要得到发展，人类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最有效，同时人们收入差距也拉大。当生活处于不得温饱阶段人们拼命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状况，无暇旁顾，拼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而当人们获得中等收入水平时，吃饱了，穿暖了，也有些文化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工人也多是刚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一、二代农民工。许多知识分子也刚从农民中诞生。总之，工业化未完成还是农业社会主导的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草根劳动者开始对分配差距敏感了，而长期农业社会封建“士大夫”传统，也使某些“公共知识分子”愤起“为民请愿”，从而使经济发展优先变成尽力解决社会矛盾了，平均主义的“公平”、“共享”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于是，一方面，要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行工业化，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相当长时期分配差距拉大的阵痛，而这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农民还占人口大多数，农业还未被市场经济改造，发展与分配的矛盾是难以闯过的关口；另方面，在蛋糕尚未做到足够大，就把分蛋糕当作社会主题，必然是农业社会的反市场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思想占得上风，一个好端端的蓬勃发展的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停滞下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两难。 发展中国家的“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的教益是：中国必须坚定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避开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7-19 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仅在发达的美欧国家要和反对派交往，在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也不能回避与当事国的反对派建立适当而正常的交往，否则难免受到当事国政治多变的影响而难以与其维持稳定关系。 自1949年以来，在不同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新中国建立初期，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于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互认；在东西冷战期间，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在建立与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的外交互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改革开放政策服务，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在对外开发经贸市场，引进外来投资与科技；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力全面崛起，无论是贸易、金融、工业、市场、物流、科技、安全、教育等等，对世界已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后的外交关系肯定又会是另有一番运筹。 与过去比较，大体上，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处于东西意识形态的鸿沟，外交政策敌友分明，彼此交往亲疏有别。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趋向区域整合，全球化不断深化。处此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定位？如何调整外交关系？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中国与邦交国反对派的交往问题。从长期观察来看，中国与邦交国交往时，可能是基于“不干预内政”的考量（此为中国宣称国际交往应互相遵守的五大原则之一），与执政党及其政府领袖的来往没有特别的顾忌，与其反对派的交往则自律甚严。对于西方政治开放的发达国家，由于其实行自由竞争，政党交替执政司空见惯，中国外交人员与反对派交往，也很容易正常化。可是对待发展中国家却不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相对不稳定，也相对地不那么开放，政府与反对派（包括反对党）的政争做不到开放式的自由竞争，往往流于暴力相向，政权交替取决于武力。处此情况下，中国为了避嫌“干预内政”，只能遵守外交守则，只和官方打交道，对其反对派“敬而远之”，不敢有所来往。 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国际关系相对较为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如果还是坚守不和邦交国反对派交往的做法，各种不利于国家利益的情况便会浮现出来。例如，与该国邦交倒退后要重新努力修复；被西方势力离间而遭排斥；在地的国民安全与投资保障饱受威胁或损失而难以展开外交交涉，前此发展出来的人际脉络前功尽弃，在地的战略部署也受到破坏，等等。这样的实例不少，且以利比亚和缅甸为例加以说明。 利比亚变天的教训 首先看利比亚。尽管卡扎菲政府采取强势统治，利比亚仍然长期存在着与其对峙的反对派势力。因为双方的紧张关系，令该国政权无法实现和平交替。中国面对这一格局，基于“不干预内政”的自律，同时也因为利比亚政府厉行孤立反对势力的严密监视，只和官方维持着正式的外交来往，不和反对派交往。 欧美国家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则相对灵活得多。以美国为例，即使在里根总统公开出兵攻击卡扎菲期间，美国国会听证会也揭发里根通过自己好友私下秘密和卡扎菲沟通，同时美国还扶持该国的反对派，里外夹击，唯求卡氏政府停止反美、反以色列，停止支持巴解组织骑劫飞机和发展恐怖组织。结果卡氏就范，美国军事施压解除。但美欧对于卡氏政权仍然不放手，不断与其反对派交往，鼓励其壮大，以平衡该国正反势力，听命于美欧，逐步走向政权开放的自由选举制度。美欧强势推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而且用人权来作政治包装，并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平台，藉此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这一套外交政策令美国放胆公开同时和邦交国的正反两派打交道而脸不改色。到最后，眼见利国正反两派无法展开和平竞争而走向暴力相对，美欧不但不罢手，反而在联合国通过“禁飞令”，不许卡氏政府采用战机攻击反对派，同时也加紧对反对派展开军事支援。美欧此阶段的外交对策是支持反对派去推翻卡氏政权，期望反对派建立一个可和欧美合作、开展政治改革的政府。 由美欧所演示的这一套对利比亚外交政策，可以清楚看到他们不但敢和反对派交往，同时也敢向政府施压，不断采取平衡对待的游戏规则，谁对美欧利益有利就扶持谁，唯求保证自己有胜算。反观中国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和美欧截然不同。当美欧不断对该国反对派公开支援时，中国仍公开宣明遵守“不干预内政”原则，坚持只与政府打交道，不与反对派沟通。到了联合国通过“禁飞令”，反对派一面倒倒向美欧，中国已经进退两难：眼见卡氏已四面楚歌，却不能出手相救；眼见反对派胜券在握，却又碍于复杂的外交感受，无法主动与之接触。 在利比亚变局中，中国不仅在外交与经贸投资上吃了亏，与中东许多反对卡氏政权的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变得尴尬。从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政治法则来看待这一案例，中国不与反对派交往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做出检讨呢？ 缅甸变局带来的困扰 我们再看缅甸。缅甸自1947年独立建国以来，因其殖民地背景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相似，加上该国崇奉社会主义制度，也曾积极参与第三世界不结盟活动，诸多因素促成中缅外交关系长期友好。 在缅甸政府饱受美欧国家经济制裁与政治孤立的境遇中，中国对缅政府不离不弃，对缅甸经贸投资有加无减，即使美欧政府施压要中国同步做出政经制裁，也都不为所动。与此同时，美欧不断公开支援缅甸的反对派，尤其对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更是用尽办法加以援手。例如，推动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和平奖”予昂山素姬，以提高她的国际知名度，增加其对反对派的领导地位，甚至还对区域组织施加压力，威胁东盟开除缅甸的会员资格，否则东盟整体会受缅甸政府所累而被美欧制裁。 在美欧长期展开外交攻势与声援下，缅甸执政的军人势力与反对势力终于在近期达成妥协，新任的政府首长同意开放选举，让反对派参选。昂山素姬不仅成功当选议会席位，还获准与其政党展开国际访问，并在挪威出席特别大会补领21年前的“诺贝尔和平奖”。美欧则恢复与缅甸政府外交来往，解除对缅甸的政经制裁。经过如此的外交运作，美欧一举赢得了缅甸朝野的外交情谊。 而中国此刻的外交感受非常复杂。中国目前须面对缅甸现政府重新考虑此前已同意的中缅合作开发海港计划，水力发电厂计划也已叫停。未来一旦昂山素姬当选执政，中国还要面对她是否能在中西之间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变数。以美国如此高调展开争取东盟而疏远中国的外交战略来估计，即使昂山素姬愿意维持为时已久的中缅友谊，但她所领导的反对党由于长期受到美欧宣传与支援的影响，一直负面看待缅政府以及任何过去支持缅政府的国家，并不容易转变过来。一旦缅甸出现政权易手，而令缅甸的外交政策从亲中反美转而反中亲美，势必将令中国外交关系在中国西南与东盟内部遭遇新增的不合作或麻烦，原有对缅甸的经贸投资和战略合作都会生变。如果实施与反对派交往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些变数都可早作防范。 不必回避与反对派交往 类似利比亚与缅甸这样疏远当事国反对派的案例，在中国对外关系记录并不少见。必须认识到，与二十世纪冷战时期与反对派不相往来的外交思维大相径庭，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外交关系要求我们和当事国的正反两派保持适当的交往。国际政治生态由过去的相对不开放发展到相对开放，容许各派政治势力自由竞逐执政权的新形势下，执政者打压反对派已难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自我辩解。因此，与当事国反对派交往已成外交常态，中国不妨对此议题作出深刻研讨和适当调整。 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仅在发达的美欧国家要和反对派交往，在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也不能回避与当事国的反对派建立适当而正常的交往，否则难免受到当事国政治多变的影响而难以与其维持稳定关系。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也更有能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美欧等西方集团能同时和邦交国的政府和反对派公开交往，中国没理由办不到。 只有自己不设限，方可打破交往的禁忌，灵活加以处理。就以昂山素姬为例，中方要不想令缅甸执政者尴尬，大可以具有建设性、调解性质的态度，先向当政者提出建议，分析由中方会见素姬的种种好处：打破政府和反对派的僵局，协助缓和反对派对立态度，伺机可调停双方以求对话，还可减少她一面倒倾向西方等等。类似这些好意，只要缅政府对中国有信任、有信心，不难跨出对话的第一步。 其次，要善于发挥区域组织或者第三国的作用。像这次美国之所以能打破与缅政府的僵局，便是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通过新加坡外长的穿针引线，促成美缅大使在新加坡私会，最后成功化解美缅的敌视。东盟何尝不在主动与缅政府沟通，而且还赢得其信任，也开门让东盟代表会见素姬。如果中国能借重东盟的关系，也可通过区域组织的机会，营造缅内部正反两派的和解气氛，伺机而动。 此外，还要善用公共外交的力量。东南亚的海外华商一向与所在国政界关系密切，在与反对派交往中，他们的很多关系都可派上用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7-13 中国要重视非洲资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解决好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各自社会发展道路上实现共赢的关系，制定出和世界其它国家在获得非洲资源上既斗争又合作的方针和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越来越面向世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原料和能源需求也更为迫切。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对资源的争夺在人类历史上往往引发战争。当今的南海问题，既是主权斗争，也是资源斗争。 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付出了资源大量被消耗和环境严重遭破坏的巨大代价。中国所需的许多重要矿物资源长期处于短缺；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对原料和能源的利用率相对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中国花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不但在价格上受国际垄断集团控制，而且在政治上也极不安全。这些问题日益尖锐突出，解决问题迫在眉睫。中国除了在地质勘探这一块要深化改革，调整政策，调动积极性，多找矿、找好矿以外，还必须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协作开发，闯出一条快捷又有效的路子。 世界各国竞逐非洲资源 非洲大陆苍苍茫茫，物产丰富，是一块极其富饶的土地，也是一块饱受殖民掠夺的土地。西方曾经带给非洲的是血和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积累的第一桶金就是从海外殖民地搜刮来的。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国家才摆脱被西方压迫和奴役的命运。 中国人民一直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就是友好的非洲国家全力支持的结果。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也为非洲人民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提供了许多无私的援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国国力提升的新形势下。中国免除了非洲几十个国家100亿美元的债务，充份体现了中非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因此，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在政治上有着良好的先天条件。 但是，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对非洲资源的渴求也与日俱增。传统上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日本，如今改头换面，对非洲国家实施了种种新政策，施加着它们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表现在军事干涉、外交布局、智库谋划、资金调动、财经援助、舆论制造、市场组织、文化渗透、宗教宣传等许多方面。 由于非洲国家的政经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对非洲原材料和能源的争夺战，还处在战国阶段，排他性较强。人们不应该那么快就忘记了利比亚战争。西方国家之所以推翻卡扎菲，除了政治因素外，利比亚丰富的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石二鸟是西方惯用的手法，中国在利比亚有大量的投资，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顺便还可把中国挡在门外，法国公司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利比亚反对派把大量的重建合同交给它们。还有苏丹，它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中国所进口的苏丹石油占石油进口总量的7%。但是美国插手苏丹内战，造成这个国家分裂成南北苏丹，现在冲突不断，经济和社会动荡，战火蔓延，油田被毁。这就是美国对南苏丹“军事援助”的结果，这是又一起直接通过武力干涉、破坏中国非洲利益的事件。 中美在苏丹的博弈，是双方在非洲博弈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深入非洲，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开发和获取资源上会有竞争，而美国政界中对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说三道四的也大有人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6月出访赞比亚时，把中国称作是“新殖民者”。她就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发表看法时警告非洲国家“当心那些只与精英打交道的合作者”。她还告诫非洲国家，可以从亚洲政府那里学到许多支持经济增长的办法，但“中国并不能成为非洲国家政治上的榜样”。希拉里的话正好反映出美国当局的双重标准。难道美国扶植的南苏丹就是好的政治榜样吗？ 美国评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 实际上，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中美两国在非洲问题上并没有像“台湾问题”那样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双方要逐渐建立起互信，真正认识到保持非洲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非洲向世界提供广阔的原料和市场。 今年3月29日，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The Corporate Council on Afri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海斯（Stephen Hayes）在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所做的听证发言《中国在非洲的作用和影响评价》，让我们有机会从中观察，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存在，美国如何扩大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 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成员在非洲的投资占美国在非洲私人投资总额的85%。2011年7月，该理事会组织邀请中国代表团访美，双方讨论非洲问题。2012年2月，该理事会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国继续进行讨论。访问中国的代表团中除了美国企业的代表，还有该理事会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迪格纳穆（Michael Dignam），以及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成员戴维•希恩（David Shinn）博士等。中国的对口机构是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Chinese Economic...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9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今后三十年就应该以民生建设与培育公民社会为中心，到了第三个三十年，就是发展成熟的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时期。 五、走向新的改革 从中道立场上重建改革共识 当然，以上有关转型危机状态下出现极左翼、极右翼以及国家主义的三种前景的预测，只是对特定危机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趋势的一种理论逻辑推衍。这种推衍的主要目的是让世人警惕极端思潮的危害性，而中国当下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五种困境，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些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阶段的常见的发展综合症的体现（如腐败，权钱结合，威权自利化，庇护网关系等），有些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所至（如“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的国富民穷与“国有病”，文化创新力退化等等）。至少迄今为止，它们并非不治之症。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上世纪初期的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新加坡、韩国，也都经历过贫富两极分化、垄断性利益集团、权钱勾结、弥散性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等各种不良症象。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占有稀缺资源的先富人群与普罗大众之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自然客观现象。经济上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底层阶层则越来越贫困，在经济学上称为“极化效应”。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制度变革，通过宏观经济发展的本身自然逻辑，如投资由沿海与城市等发展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世界各国成功的现代化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由“极化效应”向“涓滴效应”的转变，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左的或右的激进主义。用笔者在一次讨论会上听到的一位企业家的朴素的话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希望的只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百姓福利多一点”。大多数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折腾，也看到了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民主化的消极后果，既不希望急风暴雨式的自由民主革命，也不希望再发生左派鼓吹的文革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回潮。现在中国“沉默大多数”都是两极激进主义之间的中间派。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这些沉默的中间派“是推动当前中国朝向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众多，注重实务，到了今天，其强大已令人不能忽视。相比来说，‘两极’只占到劣势，但却掌握了话语权，相反，广大中间派与‘两极’相比，这支大军不屑于或不大善于造势而已。” 虽然，在面对转型中期的发展困境时，左右激进主义派往往把上述这些发展综合症简单地纳入到左右激进教条中来解读。左派要发动底层再来一次文革，右翼的自由激进派则认为移入西方多元民主体制，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者认为，摆脱改革的锁定状态，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激发社会活力，让地方进行广泛试错性的变革，发展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让社会参与对政府的监督，逐步化解五大困境，持之以恒，中国可以就在国家之外，形成政府“一统整合”之外的社会多元整合机制。条件成熟时，中国的宪政民主时代就会到来。 可以说，温和的改革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愿望。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谁也清楚，人们希望的只是，从共产党内部先改起，三年五年后能见到一些新变化，大家也就满意了。只要持之以恒，走小走、走稳步、不停步，在试错中找到适合的路径，中国总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即使出现垄断性的利益集团，也并不可怕。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每迈出一步，都会遇到保守派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从分田到户到厂长负责制，都有着利益集团从中作梗或抵制。然而，只要上有中央政府下定决心，下有广大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并非一定要通过革命或发动民粹主义的社会冲突来解决。这种民粹主义不但不能造成好结果，而且会让不受人民控制与制衡的机会主义政客为所欲为，最终给民族造成谁也无法预料的深重灾难。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切身的体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级。他们是中间派的主流。他们作为主流的中坚力量，是温和、务实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用一个普通白领的话来说，只要让人们看到前进的希望，人们不但会起来造执政党的反，而且会积极支持执政党的前进政策。 改革的关键：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 正如本文前文所指出的，中国转型期五大困境的产生原因，关键还是与“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弊端有关。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所限定，强势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带动自治性的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缺位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威权体制没有社会力量的制衡，官员更为有恃无恐。朋党化、自利化倾向更为膨胀，腐败更为不受约束，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与社会创新力退化等现象均与此有关。“强国家—弱社会”体制在面对社会矛盾紧张的情况下，“大维稳”模式又进一步抑制社会自主组织的正常发展。 健康的公民社会，也是社会缓冲机制。正是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社会自治组织实施协商与监督功能，可以帮助政府化解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公民社会的作用，是矛盾化整为零的机制，是一种多元整合的机制。发展公民社会同时要发展地方自治，让地方在探索宏观社会发展路径上，有更大的自主试错的自由。 大一统体制的危险在于，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来抑制社会地方与民间的自主性，使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无法在社会上存在。缺乏多元整合，一旦陷入危机而要改革时，国家就会面临“上作而下不应”的处境。发展社会内部的多元试错，是克服这种困境的必由之路。“乌坎事件”出现重大转机，中央肯定了广东省的做法，以及深圳、珠海多种超前性试验，还有之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沈阳防爆器材厂的首例破产、山东诸城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等等，局部地区的尝试与探索，均可以看作小规模的多元试错的成功例子。 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需要以下条件配合才能实现：第一，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创新速度快于腐败速度，法制对社会整合起到较大的影响；第二，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社会下层向中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较为健康，有足够的参政空间与市民社会支持民主的政治发展；三，从政治文化层面，公民在威权体制下受到相当程度的民主训练，这就为以后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化的条件。 因此，发展公民社会是走向民主的必要前提。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将有利于社会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宪政民主政治。正因为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 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 要心平气和地、理性地看中国当下现实。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切正是符合现代化逻辑的。执政党人现在所做的，正是后发展民族正在经历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有令世界赞誉的成绩，也有着百年转型的阵痛。中国成功地与全球化接轨，实现的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未完成的富强事业，三十年的成就，从百年的长焦距来看，即使从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比较来看，并不比当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英美发达国家现代化做得差。 做得不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原因之一是后发优势，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已经形成的高水平生产力，本来就等在中国的“家门口”，可以被直接引接过来。中国只要对外开放，并实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就意味着让整个国家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涓滴效应”的实惠。长期贫困环境中形成的生存能力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能迅速把中国人纳入到现代化经济竞争的潮流中来。...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9 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8 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三种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右翼自由主义“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 四、民粹主义崛起后的三种前景 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参与爆炸，在那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广场民粹主义的极度泛滥。 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将会是强势的？首先，从历史上看，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威权社会，一般而言是社会自治组织程度最为低下、民众中自治能力最为薄弱、公民的妥协性文化习惯最为缺乏的社会，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来的“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公民社会与自治组织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法起到对原子化的社会大众的组织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换言之，这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来发挥国家之外微观多元整合的功能。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权官僚与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社会，是缺乏中间组织来整合社会成员的社会。个人呈同质化的、游离状态，由于社会缺乏把人们纳入中间社会组织的网络（这种网络组织可以起到使人们的行为与趋向受到约束与规范的作用），一旦国家解体或失去聚合力时，社会成员就呈碎片化的一盘散沙状态，在英文中称之为MASS SOCIETY。法国、德国，尤其是中国、俄国都具有这种类型的近似特点。 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是同质性的游离态的个体。所谓同质性，指的就是他们缺乏价值与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如一窝蜂一样，生活于同样的环境，感受到的是同样的压力，受到的是同样的刺激，拥有的是同样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彼此缺乏多元制衡，彼此之间如同马铃薯一样。另一方面，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单位与组织社会结构，又没有能被现代的市民社会与中间组织所容纳，这样的个体极易被民粹主义精英煽动起来，形成某种特殊的运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这种由精英煽动的大众型的社会运动，一般是反对制度化的秩序的。精英煽动家可以直接通过哗众取宠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与人格魅力而把大众吸引到自己周围，并借由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一呼万应的克里斯玛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煽动型精英就得以如鱼得水。 在多元化的阶层社会结构里，各种利益集团彼此多元制衡，不同力量相互抵销，一种声音会受到另一种声音的中和，但在集权官僚体制组织的、由原子化个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们收到的信息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大体雷同。遇到同样刺激时，反应方式也相近，于是形成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民粹浪潮。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三种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右翼自由主义“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第一种危机：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挑战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某一临界点，迫使政府为了挽回威信，不得不进入条件不成熟的大幅度的自由民主改革，以期迎合社会大众的诉求，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长期被压抑的不同政治诉求，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井喷效应”，政府根本无力满足与应对这些大众要求，于是民众的挫折感会越来越深，各种抗争运动进一步升级，对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有的问题都被简单地解释为民主化不彻底所至，这种优势话语主宰了社会，由此而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其具体机制将是，统治者力求用大幅度的民主宪政改革，来挽回在受治民众中的合法性，然而却陷入“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任何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都无法满足人们的迫切要求。即使“革命”成功以后，无政府化的四分五裂将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清王朝拒绝改革，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进一步走向反动，并导致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统治者威望尽失，日俄战争后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进行筹备立宪，没有料到立宪运动把长期压抑的改革愿望激活并释放出来。于是排满民族主义趁势而起，政治参与爆炸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并建立起根本上难以有效操作的西式多元议会政治体制，最终导致北洋军阀混战分裂时代。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激进革命失败的例子。第二种危机：来自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的挑战 在经济与社会危机深化的情况下，“极左派”利用左的原教旨主义煽动底层失利群众。由于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在当下中国社会内部，上层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中有原教旨的极左反改革派，中层有旨在回归文革的“毛左派”与学院中的浪漫“新左派”知识分子，底层有失利群众，而变了质的“唱红运动”为极左派人士在广场上呼风唤雨提供了合法舞台，这三种力量在极左口号下聚合起来，挑战现存秩序。 这种原教旨主义挑战改革开放的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的“黑色革命”。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搞过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改革，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家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他们领导的“黑色革命”终于取得成功。事实上，许多专制帝国出现社会革命情绪，决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治精英拒绝开放与变革，而是由于专制帝国的改革在取得正面成效的同时，造成甚至比变革前更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相对挫折感。第三种危机：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 在后发展国家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当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出现拉锯战并引发社会动荡时，军人是唯一能重新恢复秩序的组织资源。在面临国际压力与挑战的危机情况下，民族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聚合力，把全国聚合起来。中国作为一个有百年屈辱与挫折的历史记忆而又在近年来富强起来的大国，如果一旦又陷入经济危机，或与国际某些大国之间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原子化的非组织的大众就很容易受某些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百年积累的怨气经由情绪化的历史解读与放大，会在民间与精英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民众中屈辱的历史记忆会激活强烈的外向尚武扩张冲动，某些机会主义政客也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而高唱对外强硬的民族沙文主义。民众因经济与社会挫折感也需要在外部世界找到一个方便的发泄口，这时就特别容易受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的吸引。众所周知，德国、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它们的发展受到挫折以后，都走上这种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例如北一辉这样的人物，早期都曾经是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日本陷入经济困境以后，把日本的问题解释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解释为国内资本家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日本军队内部对上层腐败不满的中下层少壮派军人，把国内的富人看作是国外帝国主义天然的内奸。他们的思想受到经济危机中底层大众的支持，并形成冲击现存秩序的强大力量。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国内现在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过去正是左派人士，他们在《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以及鼓吹“超限战”的畅销书中，表现出充满强烈的国家主义道德优越感的仇富情绪，另一方面，在国际问题上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有人提出，“如果美国干预台湾，我们宁愿西安以东地区在核大战中毁灭，也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有人提出，“中国如果不能做超级大国，就只有死路一条”；有人提出，“看南海上某个地区是不是中国领土，不是看国际法，而是看历史上是不是中国领土”等等。人们还不难发现，某些激进的国家主义思想中，存在着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当年类似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左翼情结相结合的特殊文化心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济社会发生危机，同时伴随着国际矛盾激化，激进左派转向“反帝”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也只是一步之遥。对此人们不能不抱有高度警觉。 中国的特殊情况还在于，革命政治文化的遗存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畸变。革命价值退化为世俗主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世俗的功利主义，否定一切超功利的人文价值，把权谋、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阴谋论来解释国际上所有“非我族类”者的动机。他们不是去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通过理性妥协以实现双赢，而是鼓吹“有你无我”利益观，并借用革命文化中的“反帝”口号，加上权谋论、不择手段的民族利己主义，把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推销给大众。在出现社会转型危机时，穷兵黩武的国家沙文主义趁势而起并不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文化与激进扩张的民族主义有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道德优越感下的善恶两极分类，都是以与对立面的敌对仇恨为基础的。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缺乏公民教育，缺乏人性关怀，缺乏公民文化的社会里，从激进革命主义到激进民族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相关链接：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一）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二）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三）

——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2-06-15 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的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控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三、改革如何进入锁定状态 近十年来，正是我们体制结构性的弊端造成的这五大困境使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各种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左右激进主义思潮都可以对这些消极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激进左派把腐败、社会两极分化方便地解释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中国已经陷入资本主义复辟”，而激进右派则解释为“多党民主政治改革不到位”。这些左与右的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力量，近年来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扩大自己影响，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可以认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弊端的表现。只有把“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发展为“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培养社会多元的整合能力，才能逐步“消肿化淤”，化解改革中期的五大困境。更具体地说，在具有强大公民社会力量的社会里，朋党性的腐败政治、贫富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文化创新力萎缩，这些体制固有的弊端，就可以由于出现了有效的社会多元制衡力量而难以坐大。 然而，威权政治却把社会上对体制弊端的种种不满而引起的矛盾冲突，视为对体制安全的威胁。认为社会矛盾与冲突之所以频繁出现，是因为反体制的敌对势力与社会力量里应外合，于是形成一种“刚性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由于政府控制了各种资源，应对矛盾冲突的压力时一开始似乎还得心应手，面对社会不满，不但不是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从正本清源上去解决矛盾，反而把公民社会的正当诉求当作别有企图，进一步压抑社会力量的生长。 另一方面，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连续出现因强人政治腐败而引起的“茉莉花革命”，都会使某些官员简单化地加强了上述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势，形成一种“草木皆兵”的路径依赖。当政者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控制到现在连“公民社会”也不能再提了的地步，以避免发生类似的现象。这种强控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已有的矛盾，而且还会把本应建立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机制生机进一步抑制了。正如清华大学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这种刚性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地、情不自禁地、习惯成自然地用威权强控制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环境中，在社会先天缺乏制约国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强控制的做法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内引不起社会直接反弹，做起来似乎轻而易举，于是会不断进一步自我强化，国内与国外发生任何风吹草动的情况，都会得出必须强化对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改革逐渐进入路径锁定状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朋党性腐败变本加厉，社会贫富两极化日益严重，垄断性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封闭，中间阶级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困难，农民向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与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断积累与升级，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刺激强化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膨胀。这正是近年来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毛左派”与西化自由派发出越来越强势的声音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出于对危机的担忧而不断地加大控制。例如，某地曾出台这样一个土政策，即“违规报道突发事件要罚款五至十万”，有官员提出“公民社会是帝国主义给中国设下的陷阱”，这就是“强控制”型路径依赖的鲜活例子。而强控制势必引起高腐败，高腐败又引发更高的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升级，这又进一步刺激强控制思维定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缺位，公民文化无法经由公民社会的培育而逐渐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由于公民缺乏在社会场所来学习民主经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契约精神、妥协合作与宽容政治态度，学会对多元性的容忍，其对政府不满的反应态度，势必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情绪，社会上确实也出现了种种悲愤、激昂甚至暴戾之气。由于矛盾积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会不断累积成为总爆发的能量。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又会加强“刚性维稳”的路径定势。官民之间就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我们的体制是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的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控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引起社会不满的各种重大矛盾，如地方当政者与民间的矛盾，近年来不但没有逐渐减弱，反而变本加厉。人们很难看到化解的希望，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于是矛盾将会在政府强控制状态下不断延续，由于政府权威失效，形形色色的抗争者“胆子”越来越大。这种有恃无恐的“自由”状态，与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届时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聚合而成的逆反心理，由于网络信息的同质性，在同质化信息的引导下，将是无序的非理性的政治参与的“井喷状态”，形成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民粹主义政治精英，在这种广场政治气氛中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种情况一般就可能成为大动荡的预兆。 从历史上看，进入危机阶段以后，执政者反而会越收越紧，原先的收紧如果是“过度敏感”在起作用，那么此时一种更强烈的对即得利益切实的担忧会支配当政者的思维，社会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退行性的集权色彩会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引起社会不满的所有重大矛盾，却很难看到在体制紧缩后化解的希望，于是矛盾将会在强控制中不断延续。 当抗争的力量积聚到一定能量，左右激进主义政治势力，可以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吸引社会大众，从而形成左的与右的激进民粹主义势力。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在一些偶发性事件的导引下，就极有可能发生“低频度高强度”政治参与爆炸。政府为了安抚抗争者，此时往往会以急剧的方式开放政治空间，这反而会进一步鼓励激进主义势力变本加厉。一旦陷入此种恶性循环，从历史上看，威权强控制体制从强压政策到全面失控，一般只有几年时间。 相关链接：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一）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