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3-08-13 8月15日安倍内阁会否参拜靖国神社，是横亘在中日关系面前的现实问题。选举中的失言，令安倍进退两难：参拜势必令东亚局势更趋紧张，不参拜则给日本选民留下言而无信的坏印象。成功摆脱众参两院互拧问题的安倍政权，其外交内政策略的变化，势必影响中日关系未来走势。 7月21日，日本举行参议院换届选举，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共获得76席。日本参议院议席总数是242席，参议员任期是六年，每隔三年改选其中一半，也就是说这次改选的只是其中121席。在剩下非改选的121议席中，自民党占50席加上公明党的9席，执政联盟占据59席。此次改选后，执政联盟拥有135席，占据参议院多数议席。这几年，由于在众议院占多数议席的执政党在参议院却是少数派，法案时常难以通过，众参两院“互拧”问题一直困扰日本，这次改选化解了这一问题。 更重要的是，赢得这次选举，安倍政权会成为一个长期政权。从现在开始到下届参议院选举，日本三年内没有选举，安倍晋三现在所担任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就还有三年，这意味着安倍晋三在他的总裁任期内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还有可能竞选下届自民党总裁，这样任期可能还会更长。 安培政权正式成为长期政权，日本政局会出现哪些变化？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 修宪暂时难以成事 近年来，大多数日本首相任期都不太长，任期短的首相大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内政而无暇顾及外交，任期长的日本首相才有从事外交的余力。最近两位任期长达五年的日本首相分别是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他们在外交领域都比较活跃。由此可见，安倍晋三从现在开始肯定会更加积极地接触外交问题。 其实日本政治人物并不擅长于外交，与其说他们“积极地接触外交问题”，还不如说他们会“更加被外国所注意”，就像小泉任内一样。小泉曾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恶化中日关系，而这次安倍引起中国不安的还是因为他“把日本变为正常国家”的强烈意愿。在安倍看来，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是阻碍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最大障碍，而教育基本法已经在他上次首相任内得到修改，现在剩下来的只是修宪问题。 安倍热心修宪，但日本宪法并不会因为他希望修改就能被修改，从现在看来，他在任内修宪的希望并不大。修宪必须要掌控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即162席，而自民党和公明党只掌握了135席。即使按照安倍所设想的，先修改规定“三分之二多数”的宪法第96条以后再说其他，但这个门槛还是绕不过去。因为在修宪问题上，公明党很大可能不和自民党结盟，后者只能指望与之有修宪共识的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支持才行。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大家党和日本维新会此次得票总和为81席，加上非改选议席后也不够修宪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自民党已经无法立即开始进行修宪工作。 当然，如果公明党听从自民党劝说而改变方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相反倒是自民党分化民主党，拉出几个反叛的民主党参议员，可能性还更大一些，但是这样要花费大量时间。安倍很务实，可以预见他在任期之内不会再把主要精力放在修宪上，但也不会完全放弃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所以下一步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实现“集团自卫权”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容易达成各政党间的共识。 靖国神社问题势将再现 除了修宪问题之外，可能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还有两个十分敏感的现实问题：钓鱼岛和靖国神社问题。虽然表面看来钓鱼岛有点硝烟四起，似乎随时可能发生擦枪走火事件，但笔者却并不认为钓鱼岛问题还会进一步恶化。因为日本的姿态现已比较明显，不可能进一步让步，相反在等待中国政策转变。日本的强硬姿态源自美国对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范围之内这一明确声明，不管美国此言是否只是空头支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去验证此言。也就是说，目前似乎还无法想象中国方面会开始正式登岛，但是只在周边巡航而不登岛的姿态持续太久可能会引起中国国内情绪的变化和不稳定，所以日本人总觉得中国人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采取一个告一段落的行动。 然而靖国神社就很可能会酿成重大外交问题。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对于安倍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他在就任首相之前曾轻率地说：“上届任期内未能参拜靖国神社是最为痛苦的事情”，这句话现在把他推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中日、韩日关系都处于低潮时，如果发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亚形势肯定会更趋紧张，但如果不去参拜，安倍又会给日本选民一个“言而无信”、“实用主义”和“毫无原则”的坏印象。公明党已经看到这一点，山口美津男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立即在电视上公开呼吁安倍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不管安倍本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但他不能无视美国对他多次发出的不要进一步恶化东亚形势的要求。笔者估计，安倍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会采取小泉方式，即绕开8月15日这一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样既可以给选民一个交代，也不至于太不给中韩两国留有余地。 日本经济依然如履薄冰 自民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获胜，执政能量得到提高，再加上安倍鲜明的保守色彩，日本会不会变得进一步保守化呢？这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笔者认为，未来的日本政局并不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安倍色彩，相反安倍还可能会更加韬晦，淡化自己的色彩。安倍很清楚，其胜利的来由是因为“安倍经济学”见到成效而并非他表现出来的保守色彩，但“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解决困扰日本达2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问题还是一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安倍所祭出的法宝只是暂时降低日元汇率，使大企业得到一些好处，但中小企业并未受惠，而且经济数据的好转也尚未反映到国民可支配收入上来，至于计划明年4月开始提高消费税率对消费心理及消费活动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现在还无法估计。只要在“安倍经济学”上出了什么问题，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立即会降下来，因此安倍在经济问题上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就任之初所说的那句话：“第一是景气，第二是景气”，现在还没有过期。 安倍不会主动出击，但也不会轻易让步。他和小泉都是北京不太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物，但今后他有可能比小泉更加使人头疼。由于家族里产生过岸信介和佐藤荣作两位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基础比小泉要坚实得多，而且时代也不一样。小泉时代日本经济一片混沌，中国经济则以极大的势头上升，而现在中国经济上升势头出现放缓，今后已经不再可能以过去那种势头发展，而“安倍经济学”倒有可能把日本经济带出困境，此消彼长之下安倍可能比小泉更有自信。 整体而言，即使安倍内阁成为长期政权，其在外交上的动作也应该是进一步协调日美关系以便牵制中国，同时静观中国的外交姿态会否发生变化。他应该不会主动打对华外交的牌，而是等待中国因为经济或者环境问题出现困难，所以中日之间会有一段相对比较平静的时间。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主动出击解决好地方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坏账问题，推进产业更新换代，治理环境污染，整顿好内政以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天大报告》2013年7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3-07-12 台湾应协助中美取得双赢局面，同时也设法让自己在两岸棋局中寻找双赢的可能，这才是资源有限的台湾所应试图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创造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于结束拉美访问行程后转往美国展开一场没有礼炮、也没有白宫草坪记者会的度假外交。 这场众所瞩目的“习奥会”，究竟能否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待日后检验。但不可讳言，这次非典型“庄园外交”确实比传统外交更有助于中美双边展开深度对话，以及两国领导人建立私谊。尤其，习近平将领导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推动实现“中国梦”与民族复兴，而奥巴马虽已于年初迈入第二任期，但如果这两位对国际政局具举足轻重角色的领导人彼此能建立足够战略互信，不仅将影响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也将为未来十年国际局势奠定基本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两岸关系 这次被视为“G2峰会”的“习奥会”，一如外界预期，除触及中美经贸、网络安全、气候变迁，朝鲜半岛情势，以及东海与南海等区域安全议题外，台湾问题，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台海或两岸议题，也顺势提上双方对话议程。 中方除要求美方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公报，也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对台军售。对此，美方照例搬出标准回应，除重申中美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所构成的一中政策，也强调将持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至于什么时机供售何种质量装备给台湾，则完全由美国最高行政当局依当时情况决定。 尽管这近乎重申过去立场的对话，显示中美双方对相关议题仍存有歧见，但某种程度上也形成另一种战略再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对近年来两岸关系发展采取正面肯定的立场，这将可能进一步反映在其后续的对台政策。 对于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所将扮演的角色，有部分战略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美国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力将逐渐式微。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岸关系若要能够获得进一步改善，美国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台湾社会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持续获得改善，但同时也期待美国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能够持续扮演积极正面的作用。换言之，稳固的台美关系，将有助于成为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来自美方对于台湾政治及安全的持续坚定支持与战略保证。 由历史所造就的当代台湾、中国大陆与美国的特殊三角关系，使得任何一方关系的改变，都可能牵动着其他两边关系的发展。如今，台美关系依然紧密，两岸关系的发展也非过去所能比拟。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权，美国作为国际现实强权，两者在紧邻的西太平洋或其他区域议题上存在分歧，台湾却偏偏在地缘上正好处于海陆两大强权交界，本身也为中美双方长期争议焦点，更同时与双边发展出很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旦中美陷于对抗态势，台湾将陷入被动两难困境。台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战略抉择 这次由奥巴马主动提前邀请的“习奥会”，显示出当前历经战争与金融风暴的美国，有意改善强化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甚至希望在朝鲜非核化等议题上能够持续获得北京的支持以共同应对挑战。 相对地，习近平在记者会时表示：“（中美）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这句话透露出中国新领导人对于足以牵动世局的中美关系，所展现出的一种带有自信与直面未来的重要战略姿态。 一旦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与习近平未来共同任内获得不断改善，如同习近平所表达的：“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只要双方拿出决心和信心，保持耐心和智慧，既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又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如此必将进一步牵动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作为可能成为中美“管控分歧”的焦点之一，台湾届时该如何因应，势将对朝野形成重大战略考验。面对这样一个可能发生的新战略形势，台湾未来究竟将何去何从？ 或许情势不是那么悲观，至少短期内是如此。盖因要骤然改变台湾当下所处现实结构，势将牵动许多方面因素。但这并不意谓台湾所处的现实结构将永远不会被改变。改变并不一定以剧烈方式（如战争）进行，而可能以一种微妙的缓慢渐进过程逐步发生，或许必须等到一段时间后才会清楚了解变化差异。关键在于，台湾究竟要被动地等待他人来决定自身命运，还是要设法主动寻求有利的战略契机。 我们或可重新全面检视台湾究竟具备哪些有利条件，或具哪些潜在有利资产可资运用。如果借民进党过去所曾提出的“海陆接口、东西桥梁”来看待台湾战略位置，则可发现：台湾在地理上正好处于中国大陆东进太平洋与美国海洋势力接触的幅辏点，战略术语则是第一岛链的中央枢纽。 从一个角度看起来是冲突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接合点。换言之，台湾可以不必是中美冲突点，而且可在中美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寻找不同以往的积极角色，以发挥台湾潜在战略价值，而非成为中美共管对象，也不必在中美陷于矛盾冲突时面临选边站的两难。 要做到这点，或许需要大胆主动的战略思维来加以推动。一方面，当然是要继续深化巩固既有的台美关系，加强彼此的民主信念与战略互信。另一方面，则必须正面面对两岸政治分歧，以建设性姿态与北京方面耐心展开全面对话，在彼此相互谅解下，寻求现阶段双方均可接受的某种政治关系，满足彼此所需的战略保证，同时进一步开展更多合作面向。 “习奥会”是否真能如预期般地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台湾不能只停留在臆测或仍抱持唱衰立场，因为一旦中美重新陷入战略对抗，台湾将如受到板块压挤般难以喘息。最好的选择或许是，台湾应协助中美取得双赢局面，同时也设法让自己在两岸棋局中寻找双赢的可能，这才是资源有限的台湾所应试图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创造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

天大研究院 2013-07-04 从内政到外交，执政不到半年的习近平纲举目张，抓住了解决中国当前最主要问题的关键所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容易处理得多；解决了中共的纯洁性问题，继续牢牢树立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获民众的信任，中国国内绝大多数问题都可能找到答案。 中共十八大之前，西方媒体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纷纷在问：“Who’s Xi（习近平是谁）？”短短半年时间，从中国到海外，从俄罗斯到美国，世界各国都知道“习近平是谁”。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以敦厚的外表与亲切的微笑、朴实亲切的话语和低调务实的风格而为全球媒体所广知，他所提出的“中国梦”早已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半年之后的今天，西方媒体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更为关切的问题是：“习近平要把中国带向何处？” 其实，只要仔细审视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半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宣示与理政实践，就能够梳理出其战略思想的脉络，作答这一问题。他所积极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指引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引发全球国际关系学界热议，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公认的战略大家深为认同。从就职演说提出“打铁还须自身硬”到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再到亲自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致辞发出总动员令，习近平反腐整风的理念、举措令举国民众为之期盼，令全球媒体高度关注。半年时间，习近平身体力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理念言简意赅，施政雷厉风行，从内政到外交，紧紧抓住中国当前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处处展现他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国家大战略思维。 中国当前呼唤国家大战略 国家大战略就是综合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力量，基于对国家现状与未来的全面认识与评估，所确立的国家发展方向与道路，包括宏观战略部署与具体实施策略。 建政60余载以来，受制于内外种种因素，中国始终缺乏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发展经济，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得以提升，但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基本上仍处于被动应变状态，缺乏一个清晰的国家大战略。这并非是政府或者领导人不作为，而是由中国当时所处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国际地位所决定的，一个处处受制于世界霸权、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国家，很难提出自己的国家大战略。 但是，经过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也越来越举足轻重，经济实力与国际政治影响力都直逼长期占据世界老大位置的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局势，还是消除西方世界和周边国家的种种猜疑，无论是寻求国家核心利益还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国家大战略。这一重担就落在了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肩上。   外交大战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纵观世界格局，后冷战时代形成了美国一霸独大的单极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导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而随着与美国实施不同政治制度的中国在过去30年和平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20年超越美国成为头号经济体，历史恶性循环的阴影越来越浓重。过去百年，美国先是超越与己同根同种同意识形态的大英帝国，又击垮了与自身政治制度不同的对手苏联，那么崛起势头强劲的中国未来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大国之间是否只有兵戎相见才能分出胜负？如何避免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崛起大国同老牌帝国之间的纷争甚至战争？ 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外交，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30多年来在国际上仍然不断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种种误解与刁难，近年来风云再起的南海主权争议与中日钓鱼岛危机，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与影响力在作怪。过去百年中国长期遭受西方歧视与欺辱，为实现民族独立自强、保障国家领土完整而不懈抗争，从不惧怕任何冲突与战争，民族主义在中国也从不缺乏土壤，近年来从体制内的现役军人到网络上的“愤青”网民，都对美国主导的“围堵中国”深恶痛绝，甚至主张“不惜一战”。国家领导人要顺应这些强硬“民意”显然轻而易举，但是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有利于国家前途、民族福祉吗？这就需要一位具有战略眼光、不为狭隘民族主义遮望眼的政治家做出果断抉择，避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同现有霸权大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更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 去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首次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管控中美分歧，避免发生冲突，实现合作双赢。“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国际关系模式，正是习近平国家外交大战略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也从根源上可以解决中国外交层面目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新型大国关系”是否能够成功构建，成为指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指引，能否进而扩展到指导中俄、中欧以及主导世界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逐步演变成为“新型国际关系”，为新的世界格局奠定基础，关键有赖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努力。为此，习近平与奥巴马6月初在美国加州阳光之乡安纳伯格庄园握手、散步，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不系领带的“私聊”。习近平上任三个月时间不到就以国家主席身份第一次访美，开始建立同美国总统之间的私人关系，这对中美两国共同探索、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对美国来说，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过去一般只存在于美国同欧洲、澳洲盟国之间，而中美领导人打破价值理念隔膜，举行建立“私人关系”的非正式高峰会，更为突显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的务实、果断作风。在传统上比较看重外交形式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刚刚上任，就在没有21响礼炮的情况下访问美国，需要一定的勇气与魄力。 内政大战略：反腐整风适逢其时 内政的关键在于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国民众最关心什么？民众痛恨腐败，憎恶贪污，期待的是清廉政府；民众对社会不公强烈不满，对冤假错案心有余悸，呼唤的是社会正义；民众深恶痛绝那些高高在上、既脱离民众也脱离实际的官员，尊重那些了解民间疾苦、踏实肯干的官员。所有这些问题的弊端何在？在于执政党的懈怠，在于部分党政官员失去信念和理想，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结果“一锅老鼠坏一锅汤”，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激起民众不满，因地方官员不作为及权力寻租而引发的小规模社会冲突不断冒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都在各自任内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解决彼时的“当务之急”。习近平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所面对的既不是邓小平接下的国民经济一穷二白的局面，也不是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所面临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挑战，也不同于新世纪之初胡锦涛所要回答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营造和谐社会课题。他们所直面的考验是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与社会转型的问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基于执政清廉、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合法性都已遭到严重挑战，如果这一届领导人在任期内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民族所受到的损失恐怕要远远超过国际敌对势力与贫富差距拉大等诸多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肩上的担子比其前任要重得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打铁还须自身硬”。履新不足一月，习近平于2012年12月4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半年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雷厉风行，“八项规定”初见成效，各级官员作风有所改进，民众对“八项规定”普遍持欢迎与期望的态度。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这一讲话开启为期一年的反腐整风运动。上任之初即发起挑战权贵与利益集团的运动，习近平这一做法在他的前任中实属罕见。有海外观察人士认为：没有驾驭全局的魄力与胆识，是下不了这个决定的。 从内政到外交，执政不到半年的习近平纲举目张，抓住了解决中国当前最主要问题的关键所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将容易处理得多；解决了中共的纯洁性问题，继续牢牢树立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获民众的信任，中国国内绝大多数问题都可能找到答案。至于近期媒体、学界与互联网热议的价值理念与中国道路之争，笔者认为，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民众的公民意识在资讯时代日益提高，简单的“不争论”不但无法平息争论，也不利于急需大战略与大方向的国家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适当放开，允许学界、媒体与网络就国家价值理念与发展道路进行一系列讨论甚至争论，既可让民众更清晰地看到国家未来发展轨迹，也为执政者提供更多执政资源，便于他们在争论中凝聚更坚实的共识。目前思想领域的争鸣与网络、媒体上的辩论都没有超出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也在新任国家领导人可控的范围里。 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内政、外交与国家前途上抓住核心问题，充分展现出这位深具战略眼光的国家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卢麒元 2013-06-21 美元即将结束漫长的贬值趋势，重新进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了。历史地看，每一次美元变动都是剧烈的。在衍生工具极度发达的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的汇率变动都会被放大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猛烈冲击。如果我们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经济危机第一季的判断，那么谁能说即将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季不会来得更猛烈呢？ 越来越多的市场迹象显示，美元即将结束漫长的贬值趋势，重新进入历史性的上升通道。受制于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币势必跟随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港币升值将对香港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肯定不止于经济层面，在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迫近的关键时刻，香港经济的剧烈波动将深刻影响香港的政治格局。一、美元升值的可能性、时间以及幅度 决定美元汇率的三个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外部因素。1、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在2012年成功走出危机阴影，出现明确的复苏迹象。美国经济已连续第14季出现增长，去年全年美国GDP成长2.2％，大致符合整体复苏速度。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动能自2013年起已开始转强，其中房市逐步复苏，失业率则缓步下降。 一季度美股迎来完美收官，复活节假日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今年一季度，道指和标普500涨幅均超过10%。近期来自楼市和制造业的利好数据，让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增添信心。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艾伯特·弗里德公司常务董事本·威利斯(Benedict Willis)认为：“美国及世界经济正在复苏，这是美股创新高的主要原因。”作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房市是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大幅回暖的风向标。标普/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显示，去年第四季度全美平均房价上涨7.3%，涨幅远大于预期。其中，去年12月，美国20座大城市房价同比大涨6.8%，创下自2006年7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另一方面，美国今年1月新屋销售环比激增15.6%，达到43.7万套，升至四年半来最高水平。全国房地产商协会（NAR）的统计显示，1月全美待售屋存量仅约4.2个月，远低于均衡房市应有的6至7个月存量，这可能会导致房价继续上涨。制造业PMI是衡量美国制造业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美国供应管理协会3月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月美国制造业PMI为54.2，高于前月的53.1，升至2011年6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就业市场也出现改善。美国劳工部3月8日称，美国2月非农就业增加23.6万人，大幅高于预期的增加16.5万人。2月失业率也从7.9%降至7.7%，创下2008年12月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资料，今年2月美国月度零售额增长1.1%，市场原本预计该值为0.5%。在不计汽车销售额的情况下，美国2月零售额增长1%。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间，美国零售额累计增长了4.5%。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度过最糟糕的时期，复苏势头强劲。当然，这一复苏是否意味着持续经济增长，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有待观察。2、经济政策 就美国现行经济政策而言，美国仍然在使用应对经济危机的既定政策，即延续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刚好与中国相反）。 美国政府在财政悬崖的现实压力下，被迫开始执行大规模的财政紧缩政策。权威评级机构惠誉认为，美国若想要维持AAA顶级评级地位，需在2014-2015年将联邦债务及总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稳定在80%和110%以下。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算报告看，201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为8,450亿美元，这是奥巴马总统任内首次将年度财政赤字降至1万亿美元之下，财政赤字预期将较2012年减少了4,870亿美元，占GDP比重减少3.3个百分点。美国新任财长雅各布‧卢（Jacob J. Lew）希望能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但这几乎不大可能。按照3月1日启动的“全面自动减支计划”，未来7个月美国将全面减少政府支出约850亿美元，未来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如此看来，美国有机会保持AAA顶级评级地位。此举显然不利于经济复苏，但却有利于维护美国强美元的地位。 美联储在确保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前提下，开始有序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2月21日凌晨3点，美联储公布1月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会议纪录，想不到内容让整个投资市场都为之震动，其中最惊人的消息便是该委员会可能开始考虑降低或是停止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自第三轮量化宽松开始，新的量化宽松政策明显有别于前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考虑到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将对市场构成严重冲击，美联储采取了“减兵”不“减灶”的策略。随着美国股市和楼市的走强，资金周转速度明显加快，流动性需求殷切，美联储维持形式上的宽松是必要的。技术上看，这反而有利于美元汇率的稳定，避免美国过早进入加息周期。但是，无论如何，美元转强的趋势已经形成。3、外部因素 美元是否转强，关键在于美元回流美国的规模和速度。 欧洲经济仍然处于剧烈的调整周期，无法走出衰退的阴影。为了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欧洲仍然需要执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决定了欧元仍然处于持续贬值的过程之中。欧洲投资者在经济不景气和税赋增加的压力下，更倾向于选择投资美国。美国的股市和楼市状况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日本经济始终未能进行真正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勉强维持，日元持续贬值几乎没有悬念。日本本土资产市场吸引力相当有限，日本根本无法吸引国际金融资本大举进入，甚至日本本土资本出于对日元的贬值预期，也会选择投向开始复苏的地区。 中国经济非但错过了2008年的调整机遇，反而采取了逆调整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激烈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度扭曲了经济结构，中国已经过早耗尽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中国暂时无法拒绝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路径依赖，有关方面所谓“积极推进城镇化”仍然是在延续“积极”和“宽松”的老路。人民币超发行仍然在持续，人民币越来越接近升值极限。 此外，不排除特殊性因素，例如战争等对美元的影响。 按照美联储管理通货膨胀的原则，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接近尾声了，即便是年内无直接加息的可能，结束扭曲操作也意味着变相加息。这意味着，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中，即可见到美元拐点的出现。随着2014年初伯南克（Ben Bernanke）退休，一个新的美元时代也许会提前到来了。 至于美元可能的升值幅度，很难做出精确判断。历史地看，每一次美元变动都是剧烈的，出乎一般市场预料的。换句话说，金融资本更喜欢美元巨变带来的冲击。千万不要忘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投机资本，在衍生工具极度发达的世界金融一体化时代，任何的汇率变动都会被放大并形成对实体经济的猛烈冲击。 如果我们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仅仅是全球经济危机第一季的判断，那么谁能说即将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第二季不会来得更猛烈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黎辛平 2013-05-31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网民们的意见对党和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光靠简单的删堵、封锁很难应对，而跟着民众的尾巴走，就变成了民粹主义的应声虫。宣传部门应该也可以做的，是敢于和善于站在民众的前面，用理直气壮的说理方法启发民众、引导民众、教育民众，使之了解和理解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科学依据。 中共十八大以来，宣传工作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作为中共第一号人物的习近平的个人魅力在国内外赢得广泛赞誉。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他的谈话和做事风格上。他的语言看似朴实无华却又总能切中要害，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例子。他的语言风格加上迅速出台并得以落实的举措诸如严控公款吃喝、制止滥用军车号牌等，在很短时间里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好评，特别是国内民众、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的好感。 可惜的是，2013年元旦期间发生的“南周事件”，过早地中断或至少弱化了这个势头。在这一事件中，无论《南周》文章的观点是对是错，当时广东宣传部门的处理手法显然失之于生硬。本来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有其他方法处理得更好，可是具体操盘的广东省委宣传部某些负责人却没有把握好分寸，结果让境外媒体有机可乘，大作文章，也在国内的社会舆论中留下不必要的阴影。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南周》事件充其量只是孤立个案。然而，在《南周》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中国梦”有失偏颇的宣传和解读，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将“中国梦”简单解读为“党的梦”、“国家的梦”，甚少提及习近平特别强调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也甚少提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提出过的，承诺给予中国人民应有的人权、尊严、独立、自由、民主，这就很容易使外界认为，打压《南周》文章不仅仅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某个负责人的意图，而且是中央新班子的集体意见，这对新班子领头人习近平的形象影响显然负面大于正面。 面对当前舆情中出现的被动状况，或者说面对习近平个人形象有可能被“逆转”的状况，当务之急应该做点什么？结合历史经验和当前宣传工作的情况，笔者建议考虑下面三点意见：第一、继续用好习近平个人的形象资源。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个人朴实亲民的新形象，给中外人士以清新的感觉，尽管后来受到个别事件影响而有所削弱，但其魅力并未消失。只要不继续出大的漏子，仍然保持原有风格，抓住适当时机利用公共事件继续提升形象，相信习个人的形象仍有可能恢复最佳状态，甚至有所超越。 不过，在保持原有朴素形象的同时，需要增加一些古今中外的优质元素。具体来说，就是在语言运用中适当增加一些公认的中外名人经典语录。这些名人最好不要全是近现代人，也不要全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以免被误会为崇拜某一流派，而应是距离现代有一定时间的文化名人，例如西方的莎士比亚、中国的老子等政治色彩比较淡、学问涵养比较深的人物。 之所以要适当增加中外文化名人名句，主要是因为，要想展示大国领袖的风范，不能一味依靠“泥土气”、“知青气”，还要有全球视野、历史眼光。领导人的语言和政策“接地气”固然可以亲民，有利于国内形象；而“有学养”则可以拉近与各国民众和舆论界的距离，有利于塑造更好的国际形象。但是，引用名人名句，话一定要落在实处，避免像有些被民众和舆论诟病的领导人那样的刻意而为、为引用而引用。第二，做群众的引导者，不要做群众尾巴。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网民们的意见对党和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此情此景，光靠简单的删堵、封锁很难应对，而跟着民众的尾巴走，就变成了民粹主义的应声虫，也非良策。宣传部门应该也可以做的，是敢于和善于站在民众的前面，用理直气壮的说理方法启发民众、引导民众、教育民众，使之了解和理解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科学依据。 所谓“理直气壮”，并不是强词夺理，而是指宣传工作者的内心应当充满自信，坚信党和政府的绝大多数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为民众着想的，是实事求是的。即使有不足之处，也是经验和水平不够的问题，通过社会协商对话，倾听民众的意见，是可以修正和完善的。有了这种心态，加上说理过程中善于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既设身处地地替民众着想，也引导民众设身处地地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教育民众正确理解和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相信官民双方的思想距离是不难拉近的。 相反地，如果宣传部门自己的底气不足，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站到民众的前面，主动设置议题，只会被动地跟在群众的后面，人家说什么，你就被动地招架什么，那么，除了封堵压制之外，你就很难找到什么有效的应对手段。而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只会用封堵压制对付民众思潮，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第三、宣传部门应健全两个功能。 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宣传部门目前实际上只有一个功能，即对宣传文化战线的管理功能，而没有具体指导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做好宣传工作的示范和引导功能。至少可以说，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管理这条腿长，示范和引导这条腿短。 在毛泽东时代，各级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和干部，不是理论家就是文学家，至少是一些能写、能讲、有思想的人。现在宣传部门的人员构成无法跟当年相比，充其量只能做一些管理性的工作，很难胜任一线宣传工作。直白地讲，现在很多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不要说下面的干部了），要他们亲笔写出一篇思想深刻、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做一次让听众入耳入脑入心的精彩演讲，编出一版好看的报章都很难。这样的宣传队伍，如何担负得起党和政府宣传工作的重担呢？ 要加强各级宣传部门的宣传管理功能与宣传示范和引导功能，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抓紧提高和改善各级宣传部门的人才结构。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要有抓管理的宣传部和抓示范与引导的宣传部。当然，这只是比喻，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真的设立两个宣传部的。具体落实时，可以把有较高政治水平、较强宣传技巧、比较了解基层实情、对党和人民忠诚、曾经担任过较重要的一线公共媒体领导职务并取得过显著成绩的成熟人才充实到更高级的主流传媒领导岗位上去，让他们直接指挥各种宣传工具的日常运作，同时由他们与同级宣传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各级党委的宣传顾问小组，在党委主要负责人的主持下，确定各个时期的宣传任务和宣传策略，然后加以实施。这在无形之中就产生了一个专管宣传示范和引导的“第二宣传部”了。考虑到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未必充分了解这种做法的深远意义，也不一定完全具备主持这项工作的能力，故不一定马上在地方展开，可以先在中央试行。平时，该小组在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有需要时，由总书记直接主持，这就可以兼顾由总书记直接操控又不至于负担太重两方面的关系了。 《天大报告》2013年5月期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高远望 2013-05-17 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是每一位中国人的梦。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与每一位中国人的梦想息息相关，互为依托，这是习近平在四个月里相继释出的重要思想。不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甚至违背这一思想，片面对“中国梦”做垄断性解释与强制性推广，是对习近平“中国梦”的最大曲解。 笔者写下这个题目是要表明：对广大中国民众乃至海外中华儿女来说，爱国本不需要理由；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复兴梦本来就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作为新一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顺应了民心之所向，说出了民意之所求。党和国家只需以实际行动去扎实推动这一历史进程，各方就皆大欢喜了，实在是无需由宣传部门那样煞费苦心地去进行那种大轰大嗡、铺天盖地的所谓宣传解读的。他们并不比广大中国民众对此懂得更多，而又硬要用行政资源企图垄断对“中国梦 复兴梦”的解读，其效果当然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个问题是值得引起习近平本人高度重视的。筑 梦 从中共十八大到全国两会短短四个月时间，习近平提出并逐步丰富了“中国梦”这一政治理念的内涵。如果更细致地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在三个重要场合揭示“中国梦”的理念是有脉络可循的。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以下简称11.29讲话） 12月初，习近平在视察广州战区会见驻穗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特别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以下简称12月初讲话）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提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要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以下简称3.17讲话） 显然，11.29讲话揭示了什么是“中国梦”，并且阐明了实现“中国梦”是中国执政党的目标；12月初讲话提出了“中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3.17讲话则“还梦于民”，进一步强调“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中国复兴，军队强大，最终是领导与保障中国人民能够实现自己的梦。习近平对中国梦理念的阐述，既层层深入，又画龙点睛。解 梦 “中国梦”的政治理念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有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执政晚期提出的，而是刚一上任就推出来的。相比之下，“中国梦”更贴近民众，代表一种社会理想与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由于是用这种贴近中国民众的话语方式来表达，习近平一提出“中国梦”，就得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普遍关注与赞誉。我们注意到，整个2012年12月与2013年伊始，无论是媒体还是网络舆情都显示，从专家学者、企业家，到普通网民，甚至农民工，国内外、各阶层都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倍感兴趣，并且结合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纷纷“解梦”。比如，天大研究院创始人方文权先生便在《中国梦 复兴梦》一书后记中以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形象地阐述了他的“中国心 中国梦”。 然而，随后不久，舆情出现一些明显变化，拐点是“南周事件”。《南方周末》在2013年新年贺词里，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进行了解读与引申。这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民意与舆情对“中国梦”的解读开始出现转向。 2013年头四个月里，对“中国梦”的解读仍在继续，但出现两个不同的势头。一方面，由宣传部门与官媒主导的对“中国梦”的解读与宣传逐渐升温，异常火热。1月份，中共官方智囊机构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列为年度首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项目，中央党校将“中国梦”作为习近平的理论体系进行立项研究，中国社科院亦成立“中国梦”研究小组。稍后，《人民日报》连续刊载9篇《同心共筑中国梦》评论，《求是》杂志以笔名“秋石”发表评论文章《中国梦：汇聚磅礴正能量》。这些排山倒海的宣传试图定义什么是“中国梦”。与此同时，《环球时报》发表《外界对“中国梦”的十大误解》，又从反面告诫国人什么不是“中国梦”。最近，舆论管理部门在北京举行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指示要将“中国梦”宣传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然而，与官方热火朝天的宣传造势不同的是，原本被习近平讲话调动起来的民间热情，却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迅速降温。不久前，《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网站推出关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信念·信仰”民意调查，调查方式相对公开与公平，而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有超过7成以上参与者表示不赞同官方有关说法。至此，对“中国梦”的热情从几个月前的高潮跌落到低谷。更应该引起警觉的是：最能容纳中国公众意见的网络平台上，出现了几乎是一边倒的对“中国梦”的负面解读。 前后短短四个月不到，民众对“中国梦”从热情高涨、充满希望到旁观不语甚至冷嘲热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宣传部门与官媒错误解读并以铺天盖地的舆论造势亵渎了习近平的“中国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追梦”，去追逐习近平的脚步，认识、理解“中国梦”吧。追 梦 习近平说，“强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也是“强军梦”。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政府腐败无能，列强虎视眈眈，中国每一个家庭的血泪历史几乎都与国家贫弱相关。百多年来，中国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与仁人志士，他们抛头颅、洒鲜血，最终才赢得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百年“强国梦”就是“强军梦”与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之梦，不但符合历史事实，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任何个人的梦想，都无法同国家与民族的梦想分开，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时，哪一位中国人还能保有个人尊严？ 然而，我们也要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推翻贪腐无能的清朝政府，打败外国侵略者，赢得国家独立，主权得到保障，民族尊严得到维护，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中国梦”任重而道远。收复国权是为了保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平民百姓的人权，国家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每一位公民的自由，中华民族的尊严归根结底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尊严！所以，习近平在全国“两会”闭幕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国家复兴、民族强大与每一位中国人的梦想息息相关，互为依托，这是习近平在四个月里相继释出的重要思想。不深入领会这一思想，甚至违背这一思想，片面对“中国梦”做垄断性解释与强制性推广，是对习近平“中国梦”的最大曲解。有关部门恰恰没有把握好这一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院 郭士伊 2013-04-30 结合中国的国情，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可采取“积极研发、稳步示范、谨慎推广”的发展思路，加大技术研发与示范投入的力度，加快开展相关立法工作和政策标准的研究，积极进行国际合作。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是指将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从电厂、钢铁厂、水泥厂等固定排放源中分离出来，经提纯和压缩后，运输到特定地点，注入储层封存以实现二氧化碳与大气长期分离的过程。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二氧化碳捕集、压缩、运输、封存、监测等一系列技术的集成，是唯一可以在实现继续使用化石能源的同时大规模减缓二氧化碳向大气中排放的低碳技术。 CCUS的这一独特优势吸引了很多国家积极研究，目前这一技术整体上处于产业化示范期，发达国家计划在2025年左右实现商业化推广。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对这一技术有潜在的、巨大的市场需求，近几年中国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战略、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仍有差距，这不利于增强中国在未来低碳经济中的竞争力。中国亟需制定全面的CCUS发展战略，统筹研发、示范、推广的节奏，加强技术储备和政策储备，降低发展风险。CCUS技术特点 (一)    CCUS是多种技术组成的复杂技术群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由捕集、输送、利用、封存和集成五大类技术组成的复杂技术群，总体而言，尽管CCUS有较好的技术基础，但仍在多个环节存在问题限制了其推广应用。其中，捕集用于把发电厂、钢铁厂等固定排放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分离提纯，包括燃烧后、燃烧前、富氧燃烧和化学链反应等不同工艺。降低捕集成本是捕集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可通过公路、铁路、船舶、管道等不同方式输送二氧化碳，不同输送方式在操作条件、运量、灵活性、成本、泄露风险等方面不相同，长期来看，管道将是主要的输送方式；二氧化碳可广泛用于强化石油开采（EOR）、强化煤层气开采（ECBM）以及合成有机化合物等工业领域，但相比大规模的减排量而言，二氧化碳的应用数量有限；封存包括地质与海洋封存，排放源与封存地的“源汇匹配”问题和长期封存的泄露风险问题是封存的主要问题，如何根据排放源、封存地点、输送路线、市场条件、政策法规等对整个CCUS价值链进行优化是十分重要的集成问题；此外，全流程的CCUS技术集成正处于从实验室到工厂的示范阶段，通过建设和运行不同规模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装置逐步解决工程“放大（Scaling up）”问题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集成问题。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8个大规模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正在商业化运行，它们每年封存大约2,300万吨的二氧化碳，加上另外8个正处于实施阶段的大规模项目，到2015年前，二氧化碳年封存量可上升并超过3,600万吨。(二)    CCUS促进低碳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 一是对达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不可缺少。据全球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研究院（GCCSI）研究，带捕集装置的燃煤发电厂减排每吨二氧化碳的成本为23－92美元，燃气发电厂减排每吨二氧化碳的成本为67－106美元，比海上风能（90－176美元/吨）、太阳热能（139－203美元/吨）、太阳能光伏（182－239美元/吨）有优势。CCUS技术的相对成本优势可降低全球减排成本，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研究，实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减少50%的目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应当承担20%的减排任务，而如果不采用这一技术，实现这一目标的总成本将会增加70%。 二是有利于向低碳发展的平稳过渡。由于短期内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难以取代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可在继续使用化石能源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就可以使全球，尤其是以煤或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通过发展CCUS赢取低碳发展的时间，实现低碳转型的平稳过渡。 三是可产生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首先通过二氧化碳驱油（EOR）、驱气（ECBM）提高石油和煤层气的开采率和通过工业应用创造额外经济效益；其次通过建立和完善碳交易市场，提高碳价格，实现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产业化；此外大规模推广应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要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 四是技术输出的重要内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的产业化，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来运行和维护，并将形成庞大的CCUS市场。发达国家积极发展这一技术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占据技术优势，成为主要的技术输出国，占据未来全球CCUS产业链的有利位置。(三)    CCUS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长期封存的安全问题。二氧化碳在自然状态下是无害的，但封存的高浓度二氧化碳一旦在运输、注入和封存环节发生泄漏，可能会对人身健康、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二是大规模应用的额外能耗问题。捕集、运输、封存二氧化碳都需要额外能耗。据估计，现代燃煤电厂若捕集80%的二氧化碳，电厂需额外增加24%－40%的能耗。若大规模进行捕集和封存，势必大幅增加全球能源消耗，对现有能源系统造成冲击。 三是企业开展项目的经济效益问题。在现有技术水平下，CCUS技术的减排成本较高。据IPCC的研究，二氧化碳捕集使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NGCC）的成本增加35%－70%（0.01－0.02美元/kWh）,超临界煤粉电厂增加40%－85%（0.02－0.03美元/kWh）,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电厂（IGCC）增加20%－5%（0.01－0.02美元/kWh）。减排成本提高了发电企业的成本，降低了利润，在当碳市场尚不成熟、碳价格无法补偿减排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没有积极性去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13-03-01 中国没有“第一次进步主义年代”，中国现在就要开创出一个全新的进步主义年代。如果“习李体制”能作出这样的开创，相信不只对中国，甚至对人类文明，都是划时代的贡献。 人类的价值行为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中最困难的乃是对权力的约束和对人民权利的保障这两项。人类“发明”的两个“传统” 在任何一种社会的早期神权与君权时代，权力被绝对化，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有权力的人可以为所欲为，权力体系中的文武百官，也形同一个个小皇帝。由于大大小小的权力已绝对化，它根本就没有贪腐的问题，贪腐早已成了体制的常态。在这种社会，没有权力的人民当然没有任何权利。统治者对人民少一点苛捐杂税，就已是莫大的恩典德政，人民对自己的生老病死完全自行负责，碰到不幸的事也只好认为是自己的命不好。命好命坏即可解释一切人间的事务。官员享特权搞贪腐是他们命好，百姓受苦是他们命坏。古代儒家或西方多少都有一点人本主义的良知，但它又是一种道德性的宣示，并无法律或制度上的强制力；宗教上多少有点怜悯心，会在饥荒及灾难时出来施行救济，但那只是一种权宜性的道德行为。这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约束以及对人民的权利开始加以重视，在人类发展史上其实是相当后期的事务。 有权力的人，本质上即有着让权力扩大化的倾向，因此，对权力的限制与约束，乃是一种永恒的斗争以及革命威胁之产物。限制绝对的王权要靠贵族们的斗争，限制贵族的专权要靠资产阶级去斗争，限制资产阶级的专权则要平民用革命来威胁。当一个社会习惯于斗争、冲突及革命的威胁，这个社会才会有妥协、让步及改革的动力。 就以英国为例，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832年的“改革法案”，基本上都是皇室、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只有到了1838年的“人民宪章运动”之后，所谓的“人民”才真正进入历史的舞台。 首先，就向人民负责、政府官员特权必须受到约束而言，以前的斗争和冲突并不涉及这个领域，政府官员仍是胡作非为。“人民宪章运动”时，人民对政府已极不满，隐隐然也有了准备革命的态势，尤其糟糕的是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官吏更是倒行逆施。在那个殖民地革命造反的时代，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军人也开始谋变，于是英国在革命的威胁下，遂从东印度公司的官吏改革做起，进而于1855年进行英国本土的文官改革，开始仁慈的威权管理。官员的率性而为受到了法律及制度上的约束。 但人们也知道，欧美虽在19世纪中叶对权力的贪腐有了法律的约束，但整个19世纪由于多元制衡尚未成熟，当时政治上的贪污腐化仍极泛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乃是所谓的“镀金年代”，政党政治几乎就是“分赃政治”的同义词，无党不贪、无官不贪几乎成了一种普通的现实。贪腐差不多要到了20世纪才真正地受到了约束，由此可知政治上的反贪腐是多么近代的事务。 至于政府对人民权益的照顾，同样是相当近代的事务。古代欧洲，由于生产力尚未解放，人民的生活根本没有进入统治者的时间表。人民的贫穷、失业和病痛，只有由教会来承担一部分的角色。圣保罗所谓的“信望爱”，其中“爱”的英文是Charity，正确的意思是“慈善”，因此，宗教的古代圣贤如圣多默（St. Thomas Aquinas）、圣伯纳（St. Bernard）、圣方济（St. Francis）等都在鼓吹宗教的怜悯与行善施舍。 教会及地方善心人士主管穷苦人的救济和义诊治疗之事，到了1818年才有了改变。当年荷兰成立了三个失业者的劳工社区，由政府出钱协助他们进行职业训练和以工代赈。这种制度很快就被德国、比利时及瑞士所仿效，英国也于1834年通过“济贫修正法案”，这是国家介入人民贫穷问题的开始。 虽然政府介入了人民的贫富不均问题，但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及20世纪的前半世纪，乃是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的75年，由于经济快速成长，也是政商勾结最多、贪污腐化最为严重的阶段。当然，欧美社会的贫富不均也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以英国为例，1823年它的基尼系数为0.4，1871年已增为0.63。美国可能更严重，极富之人可以透过官商勾结，廉价取得土地，造铁路，开轮船公司，建铜铁厂，以及在新兴的银行及金融市场呼风唤雨。那个时代的富人形同是强盗，人们称之为“强盗公侯”（Robber Baron）。那个时候富豪人家住豪宅，他们的宠物戴珍珠与钻石项链。就以当时的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George Vanderbilt）为例，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蓝岭山盖别墅，盖了六年，占地16,000平方米，房屋250间，比当时人均居住面积大了300倍，有中央暖气和室内游泳池，而那个时代多数人家都还没有电力及管线。他的别墅简直比皇宫更高级。 在那个贫富严重不均的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然人民的革命情绪高昂，那也是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于是在革命的威胁下，欧美遂开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改革，国家第一次大规模介入贫富不均的问题。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小罗斯福和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都开始了福利改革。俾斯麦在1880年代推动建立年金制度及失业保险制度；小罗斯福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反托拉斯，在1930年代的“新政”中推出年金、残障及失业保险等；而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则在1909年推出“人民预算”政策，提高所得税来为老人年金、工人的失业及医疗健保提供保障。通过这些政策，国家对人民必须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始告形成。政府透过它的征税财政权，开始承担国民生老病死最基本的生存义务。这是国家责任的扩大，政府不能只是照顾统治阶级的“军公教”，政府也要向全体国民负责。正是有了福利国家改革，欧美国家也才化解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革命危机。由于德国的俾斯麦首相在福利改革上领先于全世界，当他于1898年逝世之后，全德国470个城镇才主动为他立柱致敬。 因此，对权力加以限制，特别是制止政府官员的贪腐，以及强化政府的角色，使政府以其权力介入人民的福祉与社会公平，都不是一个政治体制自然发展的，而是透过人民的冲突与以革命为威胁，迫使有权力的人妥协让步而产生的。这两件事可以说乃是人类政治上最重要的创举。若以英国现代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观点，这种事可说是人类所“发明”的两个最重要的“传统”。人们都习惯地以为“发明”只限在科学上，而不知制度的“发明”乃是更重要的发明。现代中国必须脱胎换骨 现在的中国，就已经到了必须“发明”中国的时候了。这个问题必须由古代的中国说起。 古代中国即有了统治阶级，官吏及僚属皆有俸禄。根据明末清初的学问家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所述，除了很少的时代外，中国的官吏均为薄俸，因为俸禄少，不足以养家，故古代的官吏贪污盛行，苛捐杂税遂特别多。由于古代中国是绝对的王权和官权，特权的贪腐当然极为普遍，这也是古代的循吏少、贪吏多的原因。虽然中国在极早即有“礼运大同”这种道德式的乌托邦，但这只是一种道德上的宣示而已。中国由于自古以来均为绝对王权，而儒家又讲究差序格局的顺从性秩序，而不鼓励对立摩擦，这种以和为贵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让中国少了透过冲突而求进步的动力。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顺从价值，也造成了官吏的胡为妄行及滥权贪腐。中国近代学者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遂说，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虽有王朝的反腐，但却没有真正促成进步的革命之原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健 2013-02-22 “全球变暖”理论无法解释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极端天气，要阐明其中奥秘，必须从了解地球的内部结构开始。 【编者按】 今年1月底至2月中旬，一场暴雪严寒席卷东南欧，位置偏南的巴尔干地区灾情尤为严重，欧洲北部地区反而气温上升。对于这次欧洲暴雪严寒，坚持“全球变暖”理论的人士依然认为，不能改变全球气候变暖的长期趋势，并且坚持全球变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健明确指出，这是继冰岛火山爆发之后，地球对欧洲发出的又一次警示。 王健认为，“全球变暖”理论无法解释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极端天气，要阐明其中奥秘，必须从了解地球的内部结构开始。他所撰写的《地球内部深层次动因及其影响与气候变化》一文首先阐述了地球内部的结构与活动，梳理了相关的理论学说，指出软流层的涌动推动板块运动，进而引起地震和火山喷发以及干旱等现象频繁发生。软流层加速活动，同样可以造成洋中脊剧烈活动和海底火山喷发，从而引起暴雨、暴雪等各种极端天气。文章进一步通过引述地震和地质学的证据指出：地球内部活动存在了多个时间尺度的波动，从几十年到上亿年不等。文章深入分析了西北太平洋俯冲带的活动，认为正是其导致深源地震活动的变化，从而影响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地区。 王健认为，不能用外因来解释地球出现的种种现象，而必须深入研究地球内部的运动。他指出，地球通过各种热作用一直在不停地排放，特别是大规模喷发时，其排放量绝非人类的影响可以比拟。在批驳“全球变暖”理论谬误的同时，王健强调，人类必须警觉，地球可能正步入百年未有之活跃期。新世纪以来不仅地震次数急剧增加，其他各种自然灾害也急剧增多。人类可能要经受空前的冲击与考验。中国尤其要目不转睛地关注西北太平洋俯冲带的活动对华北、东北地区的影响，特别紧迫的是东南亚弧形俯冲带活动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 王健呼吁，应全力推动地球科学研究向着更深、更广、更加综合的大纵深方向发展，在探索地球内部奥秘的进程中取得新突破，拓展获取地球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开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同时，必须从思想上、国民意识上充分做好准备，以抗御一系列巨大自然灾害持续猛烈的冲击。   地球是由不同形态、不同圈层构成的复杂体系，她包括大气、海洋以及固体地球，而固体地球又可分为地壳、地幔和地核。地球的各个圈层又是按照各自的规律时时变化而又相互作用的，可是说地球是一个“活体”。海洋与大气层的相互影响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而固体地球的变化对海洋、大气层的影响还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结果是：我们对海洋以及气候变化的认识深度不够，提出的模型缺乏基础，对一些现象的解释停留在表层，具有较短的时效性。当面临更加深层次、更加剧烈变化的时候，只能遭遇尴尬。“气候变暖”无法解释近年来的极端天气就是最好的例证。要阐明这其中的奥秘，还必须从了解地球的内部结构开始。 人类对地球内部结构认识有限 对固体地球内部结构及其活动规律的认识无疑是基础性的，但人类认识地球结构的历史也只有大约100年的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震仪的出现以及地震台站的逐步广泛布设，奠定了揭开地球内部结构的基础。1909年奥匈帝国（现克罗地亚）气象学家莫霍洛维奇发现地壳和地幔的分界面，人们把它称为莫霍洛维奇间断面，简称莫霍面。早在1906年，英国地质学家奥尔德姆就曾发现地幔与地核的分界面。1912年德国裔美国地球物理学家、地震学家古登堡又进一步确认了这个界面的存在，并将其深度值确定为2900千米。这个界面也被称为古登堡界面。 在一般的科普材料中，常常只介绍地球分为三层，并形象地用鸡蛋来比喻：蛋壳类比地壳，蛋清好比地幔，而蛋黄就被当作是地核了。 其实，地球内部结构还可以再细分：首先地壳还可以分层，莫霍面之上往往还存在另外一个界面，是由奥地利裔美国气象学家、地震学家康纳德于1923年首先发现的，因此也被称为康氏界面。当然康氏界面不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只在局部地区有。 地幔又有上、下地幔之分，分界面在660千米的深处 。 地核又分外核与内核，分界面在5155千米的深处。外核具有液态的物理特性。 上地幔还可以再细分，从莫霍面往下，温度逐渐升高，岩石慢慢变软。到达约100千米的深度时，温度据估计可以高达800℃至1200℃，岩石接近熔融状态。1926年，古登堡注意到地下100至200千米处地震波速明显变慢。1955年，他又重新提出这个“低速带”的问题，其后越来越多的资料终于使地震学家相信“低速带”的存在。低速的原因是这里很软，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熔融。这个发现与地质学上关于岩石层和软流层的概念不谋而合，它后来成为板块构造学说的物理基础之一。所谓“岩石圈”，就是从地表往下大约100千米的这一圈岩石，包括地壳和上地幔的表层。所谓“软流层”就是从100千米再往下大约至200多千米的这一圈岩石，其温度很高，估计在800℃至1500℃的范围，岩石处于熔融状态。可以形象地讲：岩石圈“漂浮”在软流层上。后面要谈到的所谓板块划分，就是针对岩石圈而言的，软流层的岩石处于流动状态，没有办法“划块”。 地壳是由脆性物质构成的，一般来讲，大陆地区的平均地壳厚度在40千米左右（大洋地壳相对要薄，大致在5至15千米左右）。从40千米到100千米，为脆韧转化带，或称脆韧过度带。如果要形象的说明，可以用沥青作比喻。冷的沥青是硬的、脆的，温度升高，则变软；温度再高，则更软。再往下就到了软流层了。 地震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一是有力的作用，二是要力作用于脆性物质。或者说地震就是脆性物质受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而产生破裂，在破裂过程中发出了“声音（即地震波）”，地震学家就是根据地震仪器接收到的地震波来分析地震发生处（震源）和传播路径的情况，由此揭示地球内部的结构。 从地表到40千米的深度，是地壳的范围，这里可以有许多地震发生。从40千米到100千米的脆韧过度带中随着深度增加，地震则逐渐减少。到50、60千米，地震就少了许多。地震的深度一般不会超过70千米。也就是说，地球上的地震都应当集中在70千米以内的范围。100千米深度以下的“软流层”内，就更不可能有地震发生了。 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1928年，日本地震学家和达清夫利用日本地震台站记录到的资料，首先发现有深度远远超过70千米，甚至可以达到近700千米地震存在的证据。20世纪50年代，美国地球物理学家本尼奥夫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现类似情况。60年代，它同样成为板块构造学说的物理基础之一。按照板块学说的解释：在这里，相邻的两大板块之间发生接触后，一个板块插到另一个板块的下方。下插的板块虽然“深陷”软流层，但板块内部仍是“冷的”、“脆性的”，所以受力后仍可以发生地震 。为了纪念这一现象的发现者，这种深源地震分布的地震带被为“和达－本尼奥夫带”。又由于这种“潜伏”于上地幔中的板块，最终要被融化而消失，所以又被称为“消减带”。根据板块下插的形态，也被形象地称作“俯冲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