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贝多广 唐杰 2013-11-08 在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应采取更积极的策略，紧密联合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形成具有更强影响力的统一战线。 在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应采取更积极的策略，紧密联合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形成具有更强影响力的统一战线。 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路径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具体实现路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目前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框架内努力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协商如何进一步发挥和体现中国日益重要的作用；二是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批评者，提出推倒重来的方案，如创立全新的超主权货币；三是与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成为一个整体，与发达经济体形成抗衡或竞争关系，推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金砖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总体来说，第一种选择是新瓶装旧酒，推动发达经济体自发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无异于与虎谋皮，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点也将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纠正；第二种选择更具理想主义色彩，需要得到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所有经济体认同，国际市场接受程度不容乐观，耗时费力且不确定性大；第三种选择目前来看，比较有利，也比较可行，一是符合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趋势，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货币选择和投资机会，有利于加强国际储备货币的竞争和约束机制，二是具有现实基础，将给中国及其他国家带来显著收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改革的阻力   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占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以及国际外汇交易中的比重在95%左右，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比例也远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然而，由于发达经济体货币存在着趋势性贬值倾向，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内生脆弱性，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了频繁的扰动和巨额的损失，美元的霸主地位因此受到强烈质疑。一方面，1999年至2012年间，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明显贬值；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为自保而纷纷出台刺激性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当前阶段国际间已形成一定的货币竞争或货币战争，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金融危机暴露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客观形势催生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多元化方向。然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主导，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大多数投票权（一票否决权）、最高领导职务等设置导致其决策机制长期由发达经济体控制，对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难以进行准确评价和有效监督。同时，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还存在着很大的惯性。突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阻力，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各国仍需加强全方位深入合作   金融危机加深了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相对良好。观察GDP增长率、进出口额、各种实物消费和投资、外汇储备以及碳排放等经济总量指标，世界经济格局已出现趋势性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不断崛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历史性地成为新的世界经济重心。另有估计，到205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名义GDP的比重将超过70%。这些趋势性变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取更大影响力提供了基本条件。 从增量指标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主要是金砖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崛起。但从存量指标来看，中国只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单靠自身力量难以撼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名义GDP和购买力平价GDP两方面，2011年中国所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不到30%。而金砖国家整合起来则具备这样的实力。策随势变，策由势定，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既需要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发挥领导作用，也需要获得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应该紧密联合金砖国家，进行全方位合作，五个手指捏成拳头，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来争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联合金砖国家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目标，就是加快国际货币多元化进程，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并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动甚至是倒逼国内的金融体制改革。当前不断扩大的经贸总量和增速，决定了中国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最佳推手，也将是货币合作的最大受益者。在金砖国家货币结算和互换合作方面，在国际协调合作机制（如国家领导人会晤）、制定国际金融规则（如调整IMF投票权）等方面，金砖国家有着相似的处境和诉求，可以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但对中国来说，这种影响将更加重大。除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外，中国与金砖国家在贸易、投资以及社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关系也需要加强，也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和金融体系开放等重大问题。 金砖国家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也有着其现实的利益诉求支撑。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将优于使用第三方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有助于减少汇率风险。投资蓬勃增长的人民币资产，可以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可以换取中国对提高其货币国际地位的支持，也可以利用其远好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前景，推动中国通过借贷、直接投资和购买产品帮助其将经济增长的潜力变为现实（当然，这也将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双赢的国际合作格局）。这种全方位合作又将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3-10-25 “九月政争”对国民党未来选举和延续执政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种玉石俱焚的政争方式，让台湾民众失去对国民党解决纷争的信任感，甚至对于其未来执政是否重蹈覆辙有着深层的恐惧。 9月初，马英九亲上火线怒批王金平为民进党“立委”柯建铭关说司法，让后者可在“全民电通案”中全身而退，随即在9月11日撤销王金平的国民党党籍，其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资格和“立法院长”职务也随之遭到剥夺。马王之争引发国民党内两大势力较量，岛内舆论称之为“九月政争”。王金平是马英九执政的阻力？   “九月政争”的导火索是王金平涉嫌关说，但其源头则在于马英九在统治方式和两岸路线上与国民党其他大老之间的差异与矛盾。马英九团队排斥国民党内其他大老，认为国民党过去尊重大老的一些习惯都是陋习，而马英九的执政风格则被视为带有菁英式统治的傲慢。 连战和吴伯雄与大陆交往频繁，马英九认为会危及其所宣示的“不统不独不武”，深恐背上“卖台”的指控，同时也影响他在两岸政策上的主导权，马英九对此十分不满。连战和吴伯雄都是在党内没有实权、实力的人，马英九当时挟着政治明星及国民党重返执政的光环，逼退他们的党主席之位，自己兼任党主席，才取得全面的两岸政策主导权。 王金平与连吴不同，他是民选“立委”，在南部高雄根基甚深。马王两人当年竞选党主席时即埋下很深心结，特别是在选举最后阶段，马英九刊登广告给王金平贴上黑金标签，令王耿耿于怀。更重要的是，马英九及其核心幕僚始终认为，近年国民党执政困境的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在野党，也不是自身行政决策有问题，而在于“立法院”国民党团不配合，背后操控者即是王金平，有人甚至斥王金平为民进党的帮凶。尽管马英九心里并不喜欢王金平，可能早想除之而后快，但是一来对于这位民选的南部高雄大老仍有所忌惮，二来没有机会下手，因此在2012年仍旧修改内规，安排王续任“不分区立委”及“立法院长”。马英九去年初成功连任后，由于其民意支持度过快下滑，执政压力倍增，加上行政部门急欲通过的服务贸易协定以及攸关江宜桦“行政院长”职位保卫战的核四公投案在上个会期都遭到严重阻挠，使他之前容忍王金平的策略开始动摇。8月28日党特侦组监听资料显示王涉及关说案后，马英九下决心出手。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爆发后，在9月17日进行朝野协商时王金平的发言。他不仅一改平时对外的柔软用词，当着朝野“立委”的面用三字经大骂马英九，还大吐苦水，批评马英九严重偏听偏信，身边幕僚过于单一化，指责一些国民党“立委”通过杯葛法案来图谋个人利益，法案在立法院获得通过就说是自己的功劳，通不过就都推给王金平。王所指的就是国民党前副主席、“行政院”前秘书长林益世，这位马英九的亲信以协助台湾中钢公司下游厂商续约为由，索贿6300万新台币，今年4月被判入狱。王金平这番话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引爆这次政争的根本来源，就是马英九长期认为王金平是其执政的阻力，是让其民调低到不行的人。国民党不会出现第三次分裂   情势演变至今，谁赢谁输已经难以预料。由于马英九拿出的证据过于薄弱，加上手法粗糙，舆论多数同情王金平，马英九的民望创下历史新低。9月30日，台湾“高等法院”裁定，驳回国民党就王金平“假处分”案委托律师团提起的抗告，这意味着王金平将暂时保有国民党党籍、他的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资格和“立法院长”职务。 马王政争已经走向司法途径，未来可能缠讼数年，直到两人任期结束也未必可能终止。这种导向司法途径的政争模式，与台湾1989年之后两次分裂式的政争模式有所不同。 国民党第一次政争是主流与非主流的斗争，牵涉到省籍意识，即本土与非本土的斗争，并由此延烧，引发“立法院”内部“新国民党连线”与“集思会”的斗争，随后1993年新党由国民党分裂而出，1996年出现“林郝配”（林洋港与郝柏村）对“李连配”（李登辉与连战）。这次政争完全没有涉及司法行为。 国民党第二次分裂则是2000年宋楚瑜脱党竞选，并在大选之后成立亲民党。这次分裂虽然涉及“兴票案”，但此案在选前并没有定论，更不是此次国民党分裂的主要原因和工具。 这次“九月政争”由马英九以揭发弊案的方式，亲自点燃战火，是一场以司法为工具及出发点的政治斗争。像这种政争模式中，司法机构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司法判决直接影响谁胜谁负，而由于司法程序过于漫长，这次政争可能不像以往那么激烈，但是很可能延续时间很久，势必对岛内立法和行政部门关系的稳定性造成长久冲击。 根据过往政争模式来看，这次政争不会导致国民党第三次分裂。首先，双方没有激烈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争，没有理念之争，就没有激烈的对抗。其次，所谓马系“立委”和王系“立委”都是空壳子。虽然没有“立委”会真心支持马英九，但要说有多少王系“立委”，恐怕也言过其实，何况现在掌权的是马英九。政争爆发之初，虽然陈根德、李鸿钧、李庆华、林郁方等出面接机，表达对王金平的支持，因为他们跟王交情好，平常就看不惯马团队，但是对这些“立委”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其个人是否连任，所以没有必要在这场政争里轻举妄动。 更重要的是，政治时空已然改变，重新组党已不太可能。台湾目前的选举制度是单一选区两票制，大环境已经不容许有第三党壮大的空间。而纵观前两次的分裂，出走者或许取得暂时性的胜利，例如新党刚成立时曾有20多席立委，亲民党更高达40多席，但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还有一个关键因素，王金平并不具备宋楚瑜或者新党领导人的个性，不属于具有政治魅力的领袖性人物，他只是长于与人为善，也没有强烈的企图心，一旦脱党不可能有重大发展，顶多就是高雄王而已。玉石俱焚危及2016大选 随着司法程序的拖延，这种负面影响也将会继续延烧，持续深化。2014年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的选情难免受到冲击。“六都”首长中，新北、台北及桃园三都过去几乎都是蓝营的囊中之物，但这次政争之后，新北和桃园国民党都会面临严峻挑战，最好结果可能只是险胜，至于台中则很可能就会落在民进党手中，最后形成三对三的局面。其他县市长选举的影响无疑更大，南投、彰化几位县市首长之前都出现过争议，加上这次政争，国民党败选的机率很大。 至于最关键的2016年选举，虽然还有二三年时间，按说影响应该会逐渐减低，但不幸的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次政争的关键在于司法战，案件拖多久，伤痕就会拖多长，除非早日以政治方式来加以了断。否则，选民对国民党失去信任，就等于潜在地有利于民进党重掌执政权。 未来固然变数尚多，但是此次九月政争，最后不管是马英九胜或者王金平胜，国民党一定都是输家，两岸关系也会受累于此。当国民党忙于政争，民进党即使在两岸政策上无所作为，也很可能会赢得大选，那么前一段时间民进党内的“中国热”势必会退潮，支持民共加强交流的力量在现实政治中势必会被边缘化。在当前情势下，如何谋划和推进与民进党的关系，值得北京深思。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子熙 2013-10-24 本届立法会议席增至33席，其中直选议员由12名增至14名。澳门立法会选举近年来已形成传统爱国社团、财团派、民主派三大派竞逐议席的局面，从本届选举结果来看，上述三大板块此消彼长，出现了与往届不同的明显变化。 9月15日举行的澳门第五届立法会选举，既是澳门去年“政改”之后的第一次立法会选举，也是第三届澳门特区政府面临的首次选举考验，关系重大。三大板块此消彼长 本届立法会议席增至33席，其中直选议员由12名增至14名。澳门立法会选举近年来已形成传统爱国社团、财团派、民主派三大派竞逐议席的局面，从本届选举结果来看，上述三大板块此消彼长，出现了与往届不同的明显变化。 其一，民主派势力开始萎缩。“新澳门学社”在本届选举中一败涂地，三路出击不但争不到第四席，甚至连原本的三席也保不住，减为两席。更令外界惊讶的是，三组得票合计竟比上届两组大跌4,000多票，是近年来该学社得票首次下跌。 尽管民主派得票成绩不理想，但是仍固守基本盘。与“新澳门学社”同属民主派阵营的“新希望”，本届得票增加210票，令有公职人员背景的梁荣仔以极微差距险守最后一席进入立法会，从而让民主派议席数得以继续保持四席。澳门民主派的支持者多数是隐形、理念一致或对政府不满的选民，其稳固性较强，且以知识分子为主，因此民主派未来仍是澳门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其二，传统爱国派颓势未变，甚至有恶化趋势。传统爱国社团“群力”和“同心”在本届选举依然取得三席直选议席，但得票同样大幅减少。其中，“同心”上次选举得21,098票，今年锐减近半，仅得11,960票，以致现任议员林伦伟出局。 以“严峻”来形容此次传统爱国社团的危机，并不夸张。 “群力”和“同心”2001年的得票率为36%，2005年大跌至28%，2009年跌至24%，今年已经跌至20%。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再过两届，这两个传统爱国社团很可能就会在立法会直选中消失。 其三，财团派实力继续增大。在上两届立法会选举中，有赌场酒店大财团背景的财团派候选人得票率连续保持在近四成左右，所得议席也维持在五席的高水平。在本届选举中，其议席进一步增加，不仅取得一半的直选议席，得票率也是近似这个比例，更囊括新增的两席直选席位。 本届澳门立法会选举的最大赢家是来自“民联”的商人陈明金。澳门自1992年起改用“改良汉狄比例法”计票，这种以几何级数下降的计票方式，令第三候选人当选机会极低，20年来从未有一个组别可以取得三个议席，但陈明金这次却创造历史，一举拿到第三个议席，从一个侧面反映财团派在澳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生态基本不变 整体而言，第五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对未来澳门政局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两点影响。 第一，澳门立法会内由建制派掌控的政治生态基本不变。本届立法会除了14位直选议席，还有12位间接选举议席和7位委任议席。间选议席与委任议席多是来自建制派的商界与专业界人士。因此，本届立法会的政治生态与上届立法会基本一样，即建制派或亲政府派是立法会内的绝对多数，民主派仍是绝对少数，所起作用不可能大。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澳门立法会仍然不会有太多政治争拗，更不可能出现像香港、台湾那样的议会政治。 第二，财团派在本届立法会直选议席大增，令外界关注未来几年商界尤其是博彩业治澳的问题会否进一步加剧。如上所述，自回归前澳葡管治时期最后一届的立法会选举开始，具有博彩业背景的候选人便开始涉足立法会直选，以致外界不断批评博彩业治澳，长年垄断澳门政治经济命脉，导致官商勾结、行政滥权以及贪污等问题长期困扰澳门，近年来先后爆发欧文龙贪污案、东亚运超支与贱价批地等事件。 本届立法会的选举手法也颇值得各界关注。 首先，籍贯分属内地不同省市的澳门居民在参与立法会选举过程中，利用同乡会等属于联谊性质的组织进行拉票，一直以来成效显著，并逐渐成为澳门立法会选举有效而特殊的方式。在2005年和2009年两届立法会直选中，同乡会力量声势浩大，而本届立法会选举中两组乡事背景深厚的亲建制候选组别合共取得五席，其中“票王”陈明金有福建乡亲支持，麦瑞权则依靠江门乡亲。这说明同乡会仍将持续成为澳门选举动员一个独特的有效途径。 其次，澳门特区政府2008年修订《选举法》以加强打击贿选，但贿选之风至今犹在。本届选举临近之时，不少候选人纷纷向会员派发礼品包或者小食，选战最后冲刺期也有部分候选组别大打“擦边球”。澳门社会对此有诸多批评，然而廉署对此却没有考虑采取实际对策。有关方面需要认真应对，避免贿选手法继续恶劣下去。 第三，一些不受主流传媒青睐的候选人，在本届立法会选举加强利用网络宣传，以接触民众。同时，澳门民间也出现了一些新媒体，包括去年设立网站的新媒体“论尽媒体”，经营模式类似“香港独立媒体”，为澳门民众提供主流媒体以外的声音和分析角度。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及新媒体很大可能会在未来的澳门立法会选举发挥更大的作用。传统爱国社团需要广纳人才   总的来说，本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反映澳门并没有明显的激进势力的生存土壤，这应该是一个令澳门特区政府感到满意的选举结果。澳门回归以来，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亚洲最富有地区之一，尽管市民对政府有诸多不满，但他们深知回归后与回归前相比澳门各方面都有很大改进，因此激进民主派在立法会直选中得票率很低。在可见的将来，澳门虽然会有对政府不满的声音，但不会强烈，也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 不过，本次立法会选举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澳门特区政府深思。其一，澳门近年各种社会问题频现，但本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却不升反跌，显示澳门人对政治冷感，而这种冷感已传给了下一代。对选举的冷漠，正是贿选得以滋生蔓延的土壤，甚至成为澳门民主法治建设的障碍。黑金政治无疑是澳门民主建设的大敌，澳门特区政府有必要完善选举法，有效遏制贿选。长远而言，如果特区政府现在不设法提升年青人对政治的关心，增强他们公民意识，澳门的未来将不容乐观。须知道，公民意识是一个成熟社会的必然要素。 其二，虽然财团派也属于建制派，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但其更多地关注本身的商业利益尤其是博彩业发展。因此，财团派在澳门立法会中一面倒地坐大，并不利于澳门社会健康发展。相比之下，中产阶层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可惜这股力量在本届立法会选举仍未成气候，其中表现清新、论述完整全面的“公民监察”，因些微选票之差而饮恨，可谓中产力量企图在立法会内发出求变声音的再次落败。这对于澳门蜕变为“中产社会”的进程，是一次挫折。澳门特区政府今年任命委任议员时，应该考虑增加中产或专业人士的名额，以平衡财团派在议会的声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马湘山 2013-10-23 无论出现何种情景，都不能阻挡国际民航组织目前进行的国际民航减排谈判。若民航减排纳入公约的ADP中，其谈判成果可能以公约形式予以一定程度的确认；若不被纳入或无明示结果，国际民航组织将顺其自然地独立开展游离于公约之外的减排安排。 2013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波兰会议开幕在即，在这次大会上，民航减排的未来走向将会受到与会各方的高度关注。 2012年底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多哈会议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成功完成了始于2007年的“巴厘行动计划”下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AWG-KP）谈判，开启了构建2020年后国际减排制度的“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ADP）谈判，2013年后气候谈判将实现从“巴厘行动计划”向“德班平台”的过渡。民航减排在AWG-LCA下“行业方法和特殊行业行动”议题中因各方分歧巨大，在多哈会议1号决议（1/CP18）《巴厘行动计划下的成果》中未形成最终文字，而未来进入ADP谈判，民航减排如何纳入并参与气候谈判面临着较大变数。民航减排正式进入ADP讨论范围   德班会议1号决议（1/CP17）决定建立ADP，启动制定2020年后进一步合作行动安排的进程，就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能力建设等问题展开谈判，最迟于2015年完成工作并于2020年开始生效。由于该决议描述模糊，各缔约方对ADP工作的理解存在分歧。针对这一分歧，各国经过多次磋商，同意将落实德班会议1号决议（1/CP17）中“所有要素”作为ADP的议程。ADP工作被分为两个工作流程（Workstream），“第一工作流程”讨论1/CP17中第2—6段关于2020年后法律安排和加强行动的问题，“第二工作流程”讨论1/CP17中第7—8段关于在AWG-LCA 和AWG-KP 基础上提高2020年前减排信心的问题。 今年8月份的曼谷会议，各缔约方根据波恩会议达成的议程，按照两个工作流程分别组织圆桌会议进行了“头脑风暴式”讨论。由于ADP是崭新事物，各方对ADP的讨论内容、指导原则、框架、两个工作流程关系等宏观问题尚处于摸索之中。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强调2020年前提高减排信心是ADP的优先工作，使得第一工作流程重要性凸显；而发达国家强调公约外开展民航、航海等行业减排、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等“补充性行动”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则普遍要求发达国家按照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要求提高减排信心，并在AWG-LCA 和AWG-KP下谈判解决。至此，民航减排问题正式进入ADP讨论范围。 随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出版《缩小减排信心差距报告2012》，并在波恩会议研讨会上提出交通（航空和海运）、建筑等行业具有以较低成本帮助实现2020年前减排潜力后，民航成为2020年前缩小信心差距实现手段的讨论逐步升温，并在第一工作流程相关讨论中被多次提及。 多哈会议2号决定（2/CP18）要求各缔约国在2014年确定提高2020年前减排信心的工作计划所涉及的进一步行动，ADP联合主席则要求查明“提高减排信心具体行动的区域，特殊行动和国家层面的最佳实践，国际层面特殊合作倡议”，提高减排信心包括三方面内容：减缓和适应的益处，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克服障碍的办法和刺激采取行动的办法；支持实施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2013年气候谈判将界定和促进以上的倡议和行动的实施，以快速、有效、迫切、公平地减排。各国对于民航实现2020年前提高减排信心给予了更大关注。各国对于如何实现民航减排立场分歧   综合分析各缔约国、经许可的观察员组织2013年3月1日之前就行动、倡议和提高减排信心的选项向秘书处提交的信息、观点和建议，总体看来，各国普遍认同存在减排差距，均认同2020年前提高减排信心的重要性。若不能动员各国采取行动，2摄氏度或1.5摄氏度温控的长期目标将难以实现，即《推进德班平台》序言中所述“缔约方承诺的全球到2020年每年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整体努力，与实现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全球平均温升不超过2度或1.5度所对应的整体排放路径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但是，各国对于实现缩小和弥补减排差距的责任和方式，以及是否纳入民航业，立场截然不同。 中国、印度和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认为：第一，发达国家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承诺目标太低，远未到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出的附件一国家到2020年总排放量应比1990年减少至少25%—40%的目标。因此，希望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承诺的发达国家缔约方能够于2014年提高减排承诺水平，非议定书发达国家缔约方和不参加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在同一时间段内同等提高各自的减排信心，在公约下做出可比的减排承诺。对于行业与国家的减排关系处理上，应以发达国家的国家承诺为主，不应以民航等行业减排安排作为国家减排承诺的代替，也不能以公约外国际民航组织下的民航减排作为替代。第二，发达国家不仅要在减缓方面，还必须在适应、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发挥表率作用并提高力度，以利于提高全球的减排行动力度。对民航行业虽未明确提出具体要求，但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同样适用。第三，发展中国家为提高全球的行动力度已做出了很多努力，在国际层面自愿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国内适当减缓行动（NAMA），无论从总量还是影响力方面均远超过发达国家，未来可通过来自发达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得以加强。民航的国内节能减排行动也是NAMA的一种，在提高飞机能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出了实际效果，完全可以对比发达国家的民航减排工作。 欧盟、伞形集团、非洲、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认为，一是各方不应仅关注发达国家提高减排指标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未做出任何承诺，发展中国家也应参与承诺。二是民航减排是提高2020年前减排信心的选项之一，开展民航减排等行业行动、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减排短寿命气体强迫物质、授权《蒙特利尔约定书》管控氢氟碳化物等“补充性行动”来也可提高减排信心。 简言之，各国减排努力与2摄氏度温控目标之间差距巨大，发达国家以气候危机紧迫为由与气候脆弱国家捆绑一起，在自身不积极承诺减排、不兑现资金和技术转让等情况下，反而要求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通过进一步努力提高2020年前减排信心来弥补减排差距，并将民航等行业纳入以回避其自身减排努力。民航减排在德班平台的未来设计   从以上分析可知，支持将民航纳入德班平台讨论的国家和集团占多数，且有UNEP研究报告作为理论支撑，国际民航组织正在进行的国际航空减排谈判及2013年10月的第38届大会也可能在气候变化方面出台相关决议。另外，欧盟将民航运输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国际航空运输虽被“停表一年”，但欧盟可能不满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而在2014年重新启动。在这些大环境下，在德班平台上讨论民航减排应是必然趋势。 根据多哈2号决议《推进德班平台》第5条规定及ADP联合主席对工作的规划，2013年的主要工作是“转向更专注的工作模式”来“识别和探索行动选项”。目前主要国家已经按照规定，在3月1日之前提交了行动选项的“信息、观点和建议”，并在4月底和9月初的两次波恩会议上通过圆桌会和研讨会继续讨论这些各国提交的文件。公约秘书处将会整合各国文件和发言情况准备技术文件。2014年和2015年的工作是在2013年基础上分别通过两次会议“识别进一步的活动”，将结合IPCC第5次评估报告更新提高减排信心的水平。以上工作计划对第二工作流程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即在德班平台结束前的2015年底前形成如何提高2020年前提高减排信心的决议。 从目前情况分析，民航减排未来可能成为行动选项之一，但对于如何有助于提高2020年前减排信心仍需要经过两年的磋商。未来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景：一是中国、印度等立场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及提高国家承诺为由，反对将民航减排纳入以影响谈判主题和方向，经过两年的谈判获得认可；二是发达国家携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部分发展中国家以UNEP报告为支撑，强势要求将民航减排纳入，最终民航成为提高减排信心的选项；三是该问题经过两年谈判难以达成一致，成为类似AWG-LCA下行业议题一样的搁置议题，进入2020年后的谈判范畴或游离于公约之外，成为国际民航组织单独处置的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徐向梅 2013-10-21 要使中俄友好不可逆转，为双边关系注入稳定与持续发展的动力，那么中俄就必须重点加强经贸往来，为彼此优先发展与对方的关系奠定牢固的经济基石。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圣彼得堡峰会上同普京举行会晤，并出席了中俄多项经贸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习近平希望两国加快推进能源、航空、军技等领域战略性合作，携手应对新挑战。中俄元首再次会晤在两个国家甚至国际范围内进一步引发有关中俄关系走向及双边经贸关系的关注。 自2001 年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上日益互信，军事上交往密切，外交上互相支持，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然而，中俄关系的不足在于经贸关系发展的滞后，这大大限制了两国战略选择的空间。若要使中俄友好不可逆转，为双边关系注入稳定与持续发展的动力，那么中俄就必须重点加强经贸往来，为彼此优先发展与对方的关系奠定牢固的经济基石。中俄经贸关系差强人意   中俄经贸关系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苏联解体前夕已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约为39亿美元，其中中国与俄罗斯联邦的贸易占80%。由于两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从苏联进口的商品以机械设备为主，出口则以日用消费品和农产品居多。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伴随着市场化转轨出现大幅度的经济衰退，居民生活必须的粮食、食品、轻工业产品以及日用消费品严重匮乏，这一时期中国对俄出口以此类产品为主，机械设备只占10%左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钢材、化肥、木材、电站设备、车辆机械设备、军工产品以及生产用的原材料和半成品，但石油贸易量不大。 2000年以后，随着俄国经济走上恢复和增长的轨道，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俄经贸合作发展进入了新时期。除2009年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额较前年下滑，其余年份年均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其中很多年份保持了30%—40%的增长。从2010年起，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尽管中俄经贸增长迅速，但总量还是太小，去年高达881.6亿美元，但只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目前，中国对俄出口商品的结构呈逐渐优化趋势，机电和高新技术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显著下降；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中，2012年仅原油和成品油占比就达到60.38%，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比例则进一步下降。从此可见，尽管俄政府层面近年不停地呼吁优化其出口结构，渴望提高对华机电和技术创新类产品出口比重，但看来鲜有成效。 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中俄两国的金融合作也取得显著进步。目前两国互设银行分行，人民币和卢布互相在本国部分银行网点挂牌交易，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2012年中俄贸易本币结算额达到4%。 中俄两国相互间的直接投资发展不很理想。中国在俄外国直接投资国家中排名第11位，俄罗斯在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国家和地区（包括了中国香港和台湾）中排名第13位。从2004年至今，中俄之间累计相互投资40多亿美元。2011年6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签署备忘录，共同成立中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目标募集规模20—40亿美元，计划向俄罗斯、独联体和中国的物流、农业、工业生产、日用品生产行业投资。目前中俄投资基金已完成首个交易项目，向俄第二大林业公司俄罗斯森林产品公司注资，帮助该公司向中国出口木材。 最近一些年，两国领导人在高层互访中多次强调要深化能源合作，在高新科技、相互投资以及基建设施领域加强合作。不过，这些项目推进起来并不容易。最成功的技术合作项目应该说是1997年签订合同、1999年开工建设、2007年投入使用的田湾核电站项目，这也是中俄两国最大的技术合作项目，目前双方已开始推进二期工程的合作。 总体来讲，中俄双边贸易近年增长迅速，中国对俄出口结构明显优化。高新技术和大项目合作在热议中，有望向前推进。相互间的投资发展尚不尽如人意，中俄投资公司的成立和发展值得期待。三因素制约中俄经贸发展 哪些因素制约着中俄经贸的发展呢？ 第一，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双方各自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水平。中国2009—2010年外贸总额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二，2012年更首超美国跃居世界第一，881.6亿美元的中俄双边贸易额对中国来讲确显微薄，特别是相比中欧、中美、中日来讲，应该说中国发展对俄贸易的潜力巨大。但从俄罗斯来讲，尽管近年经济增长迅速，但总量上2012年GDP刚刚超过2万亿美元，外贸总额8600多亿美元，中俄贸易已占到其外贸总额的10%多，且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因此可以说，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囿于经济和外贸发展水平，对中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可能受到一定制约。这是不可不考虑的因素。 第二，中俄双边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导致俄罗斯一方难以消除戒心。前面分析过，中国对俄出口结构呈逐渐优化趋势，而俄对华出口结构非但没有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优化，反而在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单一化方面趋向更加明显。但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对能源和原材料日益扩大的需求是发展的必须。从中国每年对国际市场原油产品的需求来看，俄罗斯从来都不是中国最大的供油国，以2012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2432.94万吨这一近年来最大值来看，它也只占了当年中国进口原油的8.98%，伊朗由于核问题受到制裁减少了对华出口量令俄罗斯排到中国供油国的第三位。另一方面，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当前其本国经济就是以能源和原材料为根基和导向的，尽管近些年俄政府不断倡导创新经济，但是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占比不降反升，2012年其石油天然气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66.1%。如果俄罗斯经济短期内无法实现自身的结构调整，其对华贸易结构也难以迅速实现优化。但是由于担心成为中国原料附庸，俄罗斯一方在与中国合作方面总是有所防备，这也不可避免地对深入合作形成制约。 第三，中俄两国都处于转型时期，制度不健全，存在行政掣肘和腐败，营商环境欠佳也制约了双方投资者的脚步。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俄罗斯在183个国家中排名第120位，中国排第91位。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加大力度整顿本国的投资环境，提出目标要在2020年前将排名从第120位提升到第20位。如果目标能实现，那国际资金就不是流入而将是涌入俄罗斯。 此外，还有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制约、两国文化和居民心理方面的因素等等都会对中俄经贸合作构成影响。中俄经贸合作如何越过藩篱   中俄两国互为陆上最大邻国，又都处于转型发展和快速增长的发展时期，经济互补性很强，应该说两国间的贸易合作是双方经济发展的内在而迫切的需求，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国对俄罗斯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资本源头和商品市场，就像普京总统在其2012年竞选文章《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所讲：“应当让俄罗斯经济的风帆乘上中国风。”尽管目前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不大，但是经济向好的势头稳定，发展前景乐观，且居民人均GDP已接近14000美元，消费能力提高很快。我们目前应该做的是想方设法突破和超越制约发展的因素，使中俄经贸合作真正越过藩篱，跃上新的台阶。为此特别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改善各自的营商环境，重视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机制，构筑彼此信赖的合作氛围。 第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不利双方经贸合作广泛和深入发展的硬性障碍。这既是为深化合作奠定基础，而该领域本身就可以成为加强合作的广阔平台。...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3-10-18 中国到了要“讲清楚”的时候，对世界讲清楚，对国人讲清楚，对试图挑起争论甚至挑战执政当局的人讲清楚。 “不争论”蕴涵政治智慧 “不争论”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表现。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经历过无数次的“争论”，而每一次涉及意识形态与思想路线的争论，几乎都必然引起大的政治运动，给国家、党和人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以至1976年邓小平复出时，必须面对着人心惶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严峻局势。 小平复出后直接介入到两场大的“争论”之中。第一场是“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争，这场“争论”成功奠定了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础。第二场是1989年后长达三年的“姓资姓社”论战。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结束这一争论时，强调了两点：不争论，但“谁不改革谁下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为什么说“不争论”蕴涵着小平的政治智慧？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共党内党外左的势力猖獗，部分人不顾中国现实与时代的变化，加上对马列主义一知半解，喜欢生搬硬套，又自认为站得高，动不动就在“争论中”打棍子、戴帽子。小平本人就在之前的历次“争论”中被冤枉甚至被批斗、打翻在地，他多项正确的主张与政策建议都在这些高调的争论中被否定甚至批判。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时，小平才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从此确立以实践检验作为判断意识形态与各种理论争论的唯一标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还处于相当落后的阶段，这个时候如果不“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根本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可能。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对中国非常不利。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试图寻找新的“敌人”，和平演变中国之声不停，各种小动作频繁。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没有底子也没有底气的中国，避免争论，韬光养晦，搞好自己的事尤其是经济发展，自然就成为当务之急。 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小平呼吁“不争论”，奠定了此后20多年中国经济的繁荣昌盛，也让我们看到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思想、魄力与智慧。 中国到了“讲清楚”的时候 沿着小平开创的道路一路走来，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迎来了近代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国内政局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综合国力也处于建国以来的最高点。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同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身份不相匹配的是，我们在国际与国内理论创新与舆论宣传上存在诸多不足。在国际上，一些国家误解或者有意扭曲中国，攻击中国执政党与社会制度，制造“中国威胁论”；在国内，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有所误解甚至不满的民众也不在少数。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出现问题甚至千疮百孔的当下，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时候，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全球瞩目之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协调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忙于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之时，忽视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舆论宣传工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能与时俱进。世界不懂中国，中国自己一些民众也没有看明白中国，很大一部分责任在政府与执政党身上，因为你们没有“讲清楚”。 你不讲清楚，自然就有各种思潮与势力借机出来大讲特讲。就拿近期再次兴起的“左右之争”来说。左派们关心社会公正公平没有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但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以最短时间解决了世界上最多人口国家的温饱问题，让世界最多的人口脱贫，历史上还有比这更公平公正的吗？再拿极端的右派来说，在西方一些民主国家这些年屡次出现问题，甚至需要中国帮助纾困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照搬西方模式，这不但不民主，也不是一个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应采取的道路。 左派们拿着百年前的理论教条生搬硬套，给当局挑刺，右派拿着万里之遥的西方国家的理论与理念来要求执政党，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其实，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几代领导人一边“摸石头过河”，一边试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理论与实践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极大发展与丰富，也是当今世界先进的理念与价值观的结晶。 为什么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中国却让那么多人误解，甚至被故意扭曲？看起来，“不争论”也要与时俱进，中国到了要“讲清楚”的时候，对世界讲清楚，对国人讲清楚，对试图挑起争论甚至挑战执政当局的人讲清楚。 习近平8月19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很好的总结：“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中国该如何“讲清楚” 从“不争论”到“讲清楚”，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当今的中国同30年前、20年前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在国际上，即便中国继续韬光养晦，但由于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已经无法回避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无法不更多地介入国际事务与地区安全事务。中国的强大，也不可避免地引起周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猜忌甚至对抗。中国实行了不同于西方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上国际上少数反华势力的鼓捣，如果中国不“讲清楚”，误会、敌意恐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在国内，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虽然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经济大发展的奇迹，但毕竟还有诸多不足，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不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上“讲清楚”，在中国所走道路上“讲清楚”，对中国将要抵达的彼岸“讲清楚”，势必会引起一些极端分子的质疑与挑衅，也会在部分民众中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在资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如果官方一味采取“不争论”、置身事外的态度，久而久之就会失掉意识形态的阵地与舆论宣传的主要平台，就会使得一些极端思想与意识形态乘虚而入，影响社会安定与国家发展，最终破坏执政党执政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 涛 2013-10-17 全球经济金融竞争的胜者属于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或危机未爆发前）敢于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国家。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过程中，谁能在今后占据有利竞争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最能居安思危。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各国要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并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这些观点反映了当前国内外的呼声和趋势，得到广泛好评。 从国际看，习近平提出三个国际问题——大国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些问题解决与否关系到中国能否保护国家利益并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那些具有全球影响的国家，需要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降低世界经济金融的波动，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冲击；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但可以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流通速度，而且可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实现一个公平公正的全球经济治理，可以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重新平衡世界经济新格局，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危机防范和应对机制。 从国内看，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决心，以便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力。这个决心如果能够得以认真贯彻和实施，则中国经济发展将会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解决三个国际问题任重道远 然而，三个国际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日之功，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一个较长过程。 首先，从大国宏观经济政策看。包括本次危机在内的全球经济危机史表明，大国在面临危机压力时，通常采取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将其政策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放在次要位置。以本次全球危机为例，无论是美英的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抑或是欧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框架，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拉高资产价格和做大名义GDP，进而客观上取得稀释本国债务的效果。这些政策还会以各种方式在全球内转移负担，如资金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大规模流动，推高这些国家的汇率和资产价格，加大了别国防范和控制本国金融失衡的难度。而当危机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时，这些大国又可能以防范通胀为由来紧缩货币政策，并导致资本迅速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引发资产价格下跌和汇率贬值（今年5月到8月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总之，尽管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被动地受少数国家支配，并被动地为其分担危机成本（如资产价格波动）。 其次，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看。尽管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趋势初步形成，但当一国面对危机时，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许多国家甚至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欧洲对中国光伏产品征税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进行限制就是例子。再如，英国在对金融机构进行救援的过程中，明确要求受援金融机构要优先向本国企业提供贷款，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和住房贷款需求，以帮助本国实体经济复苏。为解决危机和寻求经济增长和就业，各国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身利益。越是大国，保护主义的意愿和能力越强。 第三，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看。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是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这些国家并不会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上升而愿意主动让出主导权。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经常凌驾于多数国家利益之上，并决定了危机总是重演的：多数政府都寄希望于靠时间来换空间，希望通过拖延时间能够解决结构性问题，不采取实质措施来解决根本性问题和防范危机的频繁出现。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有把问题拖下去的内在倾向，只有在危机濒临或爆发时才会可能采取实质措施，尽管可能为时已晚。因此，美国和美元主导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现实不会改变：在美国经济好时，美国吸引全球资金为其提供廉价的投融资服务，并获得铸币收入；在经济不好时，则增发货币，助长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在全球内推动通胀，尤其是资产价格泡沫。 固然，对外我们要坚持呼吁和推动上述三个问题的逐步解决，但真正的功夫还要下在国内。寄希望大国“发善心”主动放弃既得利益是困难的，最终解决问题的钥匙是消避自身风险并以改革壮大自身实力。 中国亟须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现在应重点关注两件事： 一是化解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硬着陆。中国目前面临由近年信贷激增（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的爆发式发展）导致的债务风险。具体体现在：中国GDP增量难以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包括本金），迫使借款人借新还旧，从而使中国的信贷扩张不可持续。有研究表明，在2010年后，中国全部信贷的利息成本开始超过当年名义GDP的增量。2012年，该利息成本是名义GDP增量的两倍以上。2013年，即使全部新增GDP（实现7.5%的经济增长率）用于支付利息成本，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新增信贷是为了偿还利息。这意味着，为维持同样水平的经济增长率，信贷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事实也正是如此，2013年初开始，信贷年度增长率仍达22%。然而，这种信贷扩张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其持续时间越长，后遗症越大。 上述债务问题不但可能演化为债务危机，而且可能引发货币和经济危机。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会反映为银行体系的资产损失，并最终迫使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化解和处置这些风险和损失。可选的办法是大幅度压缩非正规融资、国家发债来处置不良资产、降低利率以降低利息成本和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力度足够大的政策存在诱发资本外逃、人民币贬值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风险，所谓短痛，而如果这些政策力度不足够大，则难以使信贷扩张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并最终遭受更大损失，即长痛。我们可能不得不在长痛和短痛中取舍。 此外，来自国外的政策外溢和传染效应可能为中国的金融风险火上浇油。美欧日英等发达国家以自身利益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给中国带来外溢影响。一个可能情况是：随着中国部分企业和个人偿债压力的逐渐显现，国际利率开始进入上升周期，本外币利差逆转刺激资金外流，带来中国利率上升压力，加大国内企业和个人的偿债压力和危机程度。 二是继续推动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实质改革，尤其是打破利益集团垄断。2003至2005年银行重组和上市时，政府说这是最后一次晚餐，期望今后通过改革避免类似问题重演。然而，十年后，同样的更大规模的问题再现，这说明中国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尚不到位，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依然严重。金融监管体制不能满足金融发展的需要，许多新兴市场和产品没有有效纳入监管体系。一是当前监管机构对非正规融资体系的监管不足，如信托公司流向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的资金没有得到充分监管；二是市场约束不足，如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委托理财产品由发行者提供担保，实行有效市场约束的动力不足；三是非正规融资体系和正规的银行体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信托公司依靠银行的客户来从事信贷和融资活动。总之，金融领域的问题只是中国经济结构和失衡问题的表象之一，根本问题是实质改革滞后。 从政策趋势看，在当前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单纯靠需求政策（如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但难以持续维持较高经济增长率，而且会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只有多从供给侧面下功夫，打破导致资源扭曲配置的各种限制，促进资源在全社会的公平高效配置，中国经济才可能取得持续增长。而打破这些限制，就意味着必须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的、提振私人投资者信心的制度环境。 总之，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决心和能力打破垄断。不首先对内打破国内利益集团垄断，不继续在国内推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市场化，也就很难对外打破少数国家对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因此，只有摈弃国内的局部利益，打破部门分割格局，才能最终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的增进。 全球经济金融竞争的胜者属于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或危机未爆发前）敢于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国家。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过程中，谁能在今后占据有利竞争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最能居安思危。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对外不断呼吁，督促国际金融秩序进行改革，对内则必须下定决心，主动深化改革。    

著名政论家 南方朔 2013-10-08 步入习近平时代，中国在高阶上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国家定位。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开始，也就是说，中国开始真正进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建造阶段。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摸索如何定义自己。中国积弱积贫太久，经济发展起来，仿佛突然之间变得财大气粗。于是，“大国崛起论”、“汉唐盛世”等说法纷纷出来，但你一提“大国”，别人就会害怕，你讲“汉唐”，东亚国家心里就发毛。这都是用过去来定义自己、定义现在。我曾提过，一个国家最好用未来定义自己，而不是用过去来定义自己。 去年11月，中共完成权力交接，习近平接掌中国，提出“中国梦”。这一提法比以前的“大国崛起”、“汉唐盛世”等要好很多，因为习近平不是用历史来定义中国，而是用未来定义中国，对内、对外都形成一个清晰的国家定位。对内，他告诉中国民众，我们国家现在慢慢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民众会有怎样的未来，有什么样的“中国梦”。对外，习近平已经先后访问了俄罗斯、非洲和拉美，还在加州与奥巴马会晤，他告诉世界各个国家，中国未来不搞大国间的对立，而是要建立新型合作关系，明确了中国的世界角色，这是比较务实的国家定位。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谈“国家建造”（Nation-building）这个概念。百年中国，内忧外患不绝，形势非由我造，中国只能且战且走，难以形成自主的国家建造策略和思维。我们已可看出，步入习近平时代，中国在高阶上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国家定位。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开始，也就是说，中国开始真正进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建造阶段。 在国家建造阶段，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等等，都需要根据现实和未来的需要，进行再思考和再调整。不同时代对领导人形象有不同的要求。过去，中国对领导人的个人形象不是那么看重，也没有花功夫塑造个人的国际形象。但是，习近平时代就不同了。中国现在是大国，领导人出来讲话要有大国领袖形象。中国每一个人，只要稍微读一点书都知道，一国元首站出来要有元首的样子，讲话有讲话的样子，穿衣服要有穿衣服的样子，国母要有国母的样子。现阶段的中国确实已到了必须建立领袖形象、开创新领袖风格的时候了。中国的领袖必须更积极地在国际社会亮相、发声，表明中国的国家地位、所期望的国际愿景，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情、理解；中国的领袖也应更主动地接近国民，多做讲话，营造国民向上的时代气氛。我们看到，习近平时代带出了新气象，这位领导人很有大国领袖的样子，讲话得体，习夫人和他的配合也很不错，吻合中国现代发展的需要。 以香港为基地的新兴民间智库天大研究院，一直关注中国在历史新阶段的发展战略，构建着思想发展的前沿平台。去年他们开始出版有关习近平的系列书，从《习近平访美》到《中国梦  复兴梦》，再到最新这本《中国梦与美国梦》，编得很精彩也很及时，特别是《中国梦与美国梦》收录了美国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中对美国梦的经典论述，参考价值不菲。 美国梦讲究的其实就是一句话：任何人只要规规矩矩做事，只靠一代，你绝对可以脱贫致富；一家人靠你一个人工作，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你的孩子可以受到完整的、至少是高中以上的教育。这就是美国民众典型的美国梦，而且的确，在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美国梦真的实现了。任何一个美国人，只要一个家庭里面，爸爸规规矩矩上班、规规矩矩做事，一家人绝对可以靠这一代，生活就稳定下来。到了大萧条时代，美国梦破碎了。我们知道，当时美国贫富差距很严重，没钱的人生活困难，失业率甚至高达30%、40%。到了近些年，美国还是一个很富裕的大国，但是大部分财富都是被少数人所占有，99%的人都是穷人，对美国民众来讲，那个美国梦已经消失了，他们也是牢骚满腹的，所以才会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美国独立建国到大萧条，一直到马丁•路德•金（他让美国黑人也可以分享到财富）再到现代，美国梦的梦境发展到现在，已经打了很大折扣，很淡很淡了。所以，我们要警惕，当中国提出中国梦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实际做法，如财富如何分配，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分享。也就是我讲的那句老话，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别的不图，我们所希望就是我们这一家人靠爸爸一个人或者靠着爸爸和妈妈，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绝对能够买房，小孩子绝对能够大学毕业。中国至少要让民众这个生活上的梦能够实现，而且不能太遥远，不能说要等上好多代，老百姓只图一代。所以，要让这些梦在一代人中能够得以实现，这是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 中国正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我认为，中国领导人目前在高阶的自我定位上已经很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贯彻自己的意志，传达给整个官员体制，让政府表现得更好、更合理，要想办法除去那些贪污、扰民的不合理的现象。领导人的思想，必须依靠整个官僚机构运作出来才能真正体现其意志。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高度发挥知识力、思想力。每一个国家的兴起，在经济兴起之后必定要有知识兴起，假若没有知识兴起的话，这个国家的兴起一定是很短暂的。中国目前的国家兴起是以经济做后盾，知识的兴起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觉得，知识的兴起是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政府的合理性一定要有知识的基础，国家的经营也要有知识的基础。如果没有知识的基础，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很牢靠，在现在这个全球经济竞争如此之快的时代，是很快会被淘汰的。最近，国际媒体上讨论最多就是金砖国家好像整个经济增长速度都变缓了。 除了《中国梦与美国梦》中提及的这位亚当斯，美国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位名气更大的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我最近正在读他的传记。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开国元勋那一代如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我对他们特别感兴趣。独立建国年代是美国最好的时代，美国的历史学家讲，美国之所以幸运，幸运在于有开国元勋一代，后来一代不如一代。美国开国元勋那一代人有学问、有人性、有知识、有世界观。华盛顿最有风骨，可他学问不大，学问大的是亚当斯，他的长子昆西•亚当斯也很有学问，他们一个是《独立宣言》起草人，一个是《门罗宣言》起草人。亚当斯这个人了不起，他的古典学学问很好。英美有一个共同现象，很多政治家都受过很好的古典学训练，通晓希腊文、拉丁文。要知道，读过古典学的人，他们具有那种古典学的智慧，会问基本问题。我自己是很喜欢古典学的。因为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来说，年代越早的思想家、学问家越敢问基本问题：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是非、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民生、什么叫公平。古典学的学问家们会问这些基本问题，而我们现代人基本都不问这些问题了。最近这几年我写文章在问：为什么西方有古典学而中国没有古典学呢？我所谓中国的古典学，就是指先秦诸子那一代的学问，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政治思想。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在说他们的政治思想，而是一天到晚在说美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好好研究研究《礼运大同篇》？假如我们把《礼运大同篇》作为中国未来整个政治的或是思想的指南针，会更有说服力。 中国制度的合理性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全世界仍然有不少国家持怀疑态度。假若国家找不到自己的合理性，别人就会说，你的经济不行，就是靠国营企业，你的政治不行，因为你没有选举。其实中国的制度未必比美国差、比西方差。中国在整个崛起过程中，需要有很强的知识力，来建构整个国家的合理性，当然这个合理性更需要靠运作来证明确实可行。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经济转型、生产力与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中国梦的实现，都离不开知识的基础。中国的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智库、媒体等等，都将在知识兴起中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任重而道远。我对他们充满期待。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7_1.html）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冯崇义 2013-10-07 此书编者将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阐发评说合冶于一炉，引导读者同时从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去解读“中国梦”，并将落脚点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应是中美共同的梦”，可谓苦心孤诣、别有天地。 继及时编译出版《习近平访美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中国梦 复兴梦——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之后，天大研究院又马不停蹄地推出《中国梦与美国梦——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暨首次习奥会全球评论与报道选辑》，厚达800余页，洋洋大观、大气淋漓。全书林林总总、兼收并蓄，收录了习近平两篇论述“中国梦”的讲话全文及204篇海内外评论和报道，将关于“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多种视角和观点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一个民间智库能够殚精竭力从事这种“基础工程”建设，其用心和识力，实在可圈可点。 该书分三个部分，分别聚焦“中国梦”、“美国梦”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此书收录了政治光谱不一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报道和评论，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世人对中共新领导层的广泛期待，也可以看到世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深切关注和担忧。视角和价值观各异的作者，对“中国梦”和“美国梦”作出深浅程度不同的解读，色彩斑斓、饶有兴味。其中也有一些作者试图垄断对“中国梦”和“美国梦”解释权、定调权，严词抨击各种“误解”，在百家争鸣的园地中略显扎眼。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书编者将对“中国梦”和“美国梦”的阐发评说合冶于一炉，引导读者同时从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去解读“中国梦”，并将落脚点放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应是中美共同的梦”，可谓苦心孤诣、别有天地。梦归何处？ “中国梦”这一概念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由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倡议、中国官方全力宣传、官方和民间对它的解读有所不同。人们希望从“中国梦”的解读和争议中窥知中国的走向。“中国梦”这一概念引人注目，也因为它引发世人对耳熟能详的“美国梦”的自然联想，好奇它们之间的异同。 习近平接任以来选择四个关键场合倡议的“中国梦”，确实给人们的解读留下颇大空间。本以低调著称的习近平，在入承大宝之初就立刻高调推出“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率领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团队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借此机会向全球宣示“中国梦”，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且，他还给“中国梦”锁定了目标和时间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2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南巡”期间会见驻穗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再次宣示“中国梦”，指出“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2013年3月17日，新当选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大会作了相当于“就职演说”的发言，更为全面地阐释“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强调提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要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2013年6月7日（当地时间），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首次习奥会，享受一番别具一格的“神聊”。习近平借此机会郑重其事地向奥巴马及世人表白，“中国梦”同时“也是合作、发展、和平、共赢的梦。这与美国梦和各国人民的美好的梦想是相通的”。 “相通”二字是点睛之笔，点出的是和平发展这一当代世界的时代精神和人类共同主题，表明“中国梦”不是和“美国梦”迥然异趣的异类。习近平四说“中国梦”，从民族复兴到强国强军、从人民的梦到人生出彩、从和平发展到合作共赢，应该说已经清晰明了、面面俱到。而且，为了激活“民族复兴”的梦想，他将国家宏大叙事激励和个人利益激励紧密结合起来。不过，正因为面面俱到，不同目标之间存在着倡导者或许觉察不到的潜在张力。强国强军有时是人民幸福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当国家民族特别需要摆脱贫弱状态的时候，但是，强国强军有时则直接祸害人民幸福，自古以来有多少兵强马壮的国家对本国人民横加蹂躏或将本国人民当成对外耀武扬威的炮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首要目标一直是国家富强，人民大众为这一目标付出了无穷无尽的牺牲与代价。因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将公民的福祉当成首要目标，而将国家富强当成次要目标和实现公民福祉的手段。过分强调国家富强，非但不能点燃人们的普遍激情，反而会疏离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的人群。强国强军也是中华民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条件，但强国强军与和平发展之间的张力更为明显。除非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自卫意图深信不疑，强国强军和积极备战所释放的就不是和平的信号，难以得到世人的和平共鸣。 “中国梦”和“美国梦”衔接起来，上述张力或可得以化解。“美国梦”的美丽传说，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美国梦”的境界之中，美国这片热土给所有人提供最大化的个人自由和最平等的成功机会，任何个人只要勤奋工作，就可以实现自我、成就一切。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探讨“新教伦理”的主要灵感来源及其主要依据，正在于清教徒移民在美国的寻梦实践。而“美国梦”得以实现的价值支撑和制度平台，则是体现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自由平等理念和宪政民主制度。而且，正像对推广“美国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美国文史名家詹姆斯•亚当斯1931在美国经济大危机之中出版的《美国史诗》一书所强调的那样，“美国梦”更为珍贵的是将实现自我和社会奉献融为一体的精神层面。如果说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中国梦”，侧重点是“富强”和“幸福”；那末，“美国梦”的侧重点则是“自由”和“机会”。习近平将具体的施政目标提炼为“中国梦”，无疑也是要强调社会发展目标的精神层面和理想层面，以摆脱对眼前利益的过分偏执，提升人们对长远利益和长远目标的关注。习近平在当选中共总书记后的即席发言中表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当今世界的美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或“幸福生活”的愿望要求，当然也包括自由权利、平等机会、宪政法治等等“美国梦”所包含的内容。梦圆太平洋 十八大后接班的中共新领导班子，在国内面临经济下行、民怨上涨的压力，在国外也面临荆棘丛生的逆境，需要化险为夷、为“中国梦”的实现保持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应变局、开新局，别无选择，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2010年美国“重返亚洲”，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性信号。有政治头脑的全球政治家，无论左右，都很快读懂这一信号所体现的国际关系新格局。1989年福山欢呼冷战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宣告现代世界挑战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相继失败，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因而成为人类选定的最好政治制度。但是，福山的这一自由主义民主福音很快就受到严峻挑战。首先，世界共产主义并没有全面崩溃，亚洲和美洲几个共产主义政权在“苏东波”之后仍然安然无恙，体现了超强的适应能力。其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激增，而且直接诉诸暴力。从20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911”恐怖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反恐战争”、集中精力对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阿拉伯世界的其它挑战者。2010年美国“重返亚洲”，以及欧盟、日本都相应地对中国和北朝鲜更为强硬，意味着西方世界的“反恐战争”告一段落，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新的战略重心。 平心而论，出现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既是因为反恐战争进入尾声，也是因为2008年西方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崛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宣传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邀约全人类追求和谐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理想。但是，2008年西方世界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实力对比和中国政府对西方的态度。当西方世界深深地陷入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凭借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世界工厂）和贸易顺差带来的雄厚外汇储备，不仅通过经济政府手段避免危机，而且一跃成为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主要债权国。2009年初，中国政府向上修正2007年增长数据，宣布中国已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根据中日两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08年起，不断有国际智库和经济学者估算20年内（甚至于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而将时间缩短为十年之内）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测，给中国的强硬外交带来了充足的“底气”。特别是中国官方的强硬派和民间的民族主义愤青，高调要求放弃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不惜用军事手段解决领土争端，不断宣扬“和平崛起没有先例”、“强国必霸”、“中日必有一战”、“中美必有一战”，造成周边和欧美国家的很大恐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中出现新的分化组合，正在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不及时化解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所面临的诸多矛盾而引发武装冲突，中国经济迎来的绝不是“世界第一”，而是遭遇崩溃。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全球化和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毁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中国会是最大的输家。而且，中美开战是自我毁灭的绝路，绝非正常人所能容忍。那种“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论断，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观察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而得出的谬论。这种谬论没有历史事实依据，但可以实实在在地制造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改弦易辙、和平崛起的德国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长期居于“老二”和“老三”的地位。他们没有与美国老大发生“对抗冲突”，而是与美国老大一直保持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中美之间发展和保持这样的“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魄力和智慧，也需要合适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平台来支撑。中国军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提出中国在国际上面临“民主的包围”，并从大战略角度提出通过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来将这种“民主的包围”消弭于无形。早在1795年，大哲学家康德就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论”。他从逻辑上论证，除非是出于防卫，宪政民主国度中的大多数人们为了自己生命安全，永远不会在投票中支持发起战争。因此，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就都会遵照和平理性的原则解决争端，再也没有战争发起者，因而也就永远没有战争了。因为人类当时才刚刚冒出几个宪政民主国家，康德提出的“民主和平论”只是人类可望而不可求的愿景。但是，康德这一异常大胆而富有远见的逻辑论证，得到了两百年来人类历史的验证。“民主国家不向民主国家宣战”既是鲜有例外的历史事实，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为一种信念、被越来越多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当作制定外交政策的一种指导思想。当代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是一个发展中的制度？社会主义有多种流派。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多党制的社会主义和一党制的社会主义之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尽管有重大不同，但都主张多党制民主政治；列宁及俄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则主张一党专政。这一制度已经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将市场经济容纳进去，它能否以“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将宪政民主也容纳进去？习近平在“神聊”中将“中国梦”解释为“合作、发展、和平、共赢的梦”，向奥巴马和世人宣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宣示中国要努力同美国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诚如是，中美两国将梦圆太平洋。 （《中国梦与美国梦》书评集萃， 往期回顾：http://tiandainstitute.org/cn/article/1466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