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赖红波 2021-03-31 作为我国最早对外改革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进入质量经济发展时代，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创新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大湾区高质量产业发展，为湾区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作为我国最早对外改革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进入质量经济发展时代，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创新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大湾区高质量产业发展，为湾区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不仅断供“芯片”，而且将华为等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许多行业都面临着“卡脖子”的窘境。以传感器为例，它是数据采集的唯一功能器件，也是信息技术的基础核心元器件，采集的数据是整个感知、传输和处理信息系统中流淌的“血液”。美国公布了影响国家长期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22项技术，其中有6项与传感器技术直接相关。当前，欧、美、日传感器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如美国MEAS、霍尼韦尔、凯勒和美国艾默生、罗克韦尔、GE等，都是世界知名传感器企业。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发展令人担忧，全世界生产超过2万种产品品种，而粤港澳大湾区仅能生产其中的一小部分，约1/3，且整体技术含量较低。然而，国内传感器市场需求量达上千万亿，每年进口额都不低于1,700亿人民币，中国市场体量大，但绝大部分被欧美国际零部件巨头占据，尤其是汽车或科学仪器等传感器95%以上市场份额都掌握在外资企业手里，成为当前制约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转型发展最大的“卡脖子”技术瓶颈之一。其一、市场培育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与外资品牌的差距还很明显，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聚焦的领域主要是市场的外围，汽车产业如此，仪器等产业也是如此。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没有市场支撑，即使做出来了，也没办法做久做好。以科研仪器为例，越高端前沿的实验室，国外仪器设备越多。在全球前20名的仪器制造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公司。目前，在国内多达几千家的A股上市公司中，真正做科学仪器的也只有“东方中科”等极少数企业。其二、技术方面，传感器技术开发很难突破。传感器产品与普通元器件产品不同，传感器涉及很多芯片，传统的技术方式难以突破。一方面，很多企业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合适的市场，只要有了市场，技术就会跟上来，但大多数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很难获得典型行业（如汽车、科研仪器）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本土传感器企业技术整合能力需要提升。传感器当中，如芯片、陶瓷基板等，都不是传感器公司自己做的，必须从外面买进来。以德国First Sensors为例，其晶圆是中国台湾采购的，运到德国做封装，然后卖给中国。为此，传感器企业自身需要具备整合技术的能力，这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存在的痛点。其三、产业链方面。一方面，传感器产业链的痛点是直接由供应链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如压力传感器，供应链的复杂性，包括ASIC芯片、压电电阻、陶瓷基板、MEM和焊接/粘结技术等。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企业的上下游企业散落在各地，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要点繁多，导致产业链协同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合作信任存在痛点。工业品的传感器面对的是企业客户，并依靠这些企业客户而生存和发展。如欧美传感器企业围绕客户形成自己的“合作伙伴联盟圈”，由下游客户提需求，传感器企业研究技术可行性，一旦技术可行就与下游客户合作开发，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容易出成果。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的痛点就是缺乏上下游合作伙伴的信任或关系不牢固，缺乏把下游企业的需求和传感器自己的上游供应商整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合作氛围。其四、融资方面。传感器领域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如美国霍尼威尔固态传感器中心，每年用于设备投资就有5,000万美元，要做好很不容易。目前拥有单晶生长、图形发生器、自动涂胶和光刻、等离子刻蚀等最先进的成套设备和生产线，而且每三年左右就要更新其中大部分仪器设备。以近两年粤港澳大湾区风险投资的几家传感器企业为例，大多数传感器企业经营模式偏重资产，前期投资大，融资要一轮一轮跟上。实际情况很尴尬，要么是融资不能跟上，要么是政府背景的投资机构在跟进，而来自市场的风险投资还是很缺乏，筹集资金困难。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契机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真正能将数字化落实到经济和产业发展上的城市和区域并不多。十九大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数字经济强劲发展“核聚变”效应显现。同时，数字经济的背后，关键是要促进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才能孕育出强劲的新动能。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智能制造开展的载体，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第三方连接、数据、算力、算法和安全等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在改革开放前40年的发展，得益于最终消费品产业的成功，尤其是围绕珠江三角洲所形成的服装、家电、家具等生产制造和世界工厂。未来，伴随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必将与最终生产品产业，包括提供最终生产使用的各类生产设备、生活设备、工作母机和工业软件等智能制造的发展紧密结合。传感器是基础性技术，产品需求量很大，尤其是作为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之一，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最核心一点就是围绕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展开智能制造的前瞻布局，这个过程应优先考虑传感器产品和产业的发展。以传感器为抓手，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1、市场方面应对建议。一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领域，进行传感器市场培育。包括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设备、船舶、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和电力装备（涡轮机，发电机）、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完全可以采取“揭榜挂帅”和动态发布机制，向全球招商和征集全球企业或人才参与解决方案，引导社会各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具体应用场景，参与传感器的开发，而不是闭门造车。二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丰富应用场景狠抓高端布局。传感器领域的竞争，最终是走向高端竞争，为此，必须提前布局。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如无人机、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等世界级集群优势，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从最基本的产品开始布局，如压力传感器、加速度计、微陀螺仪等，实现高端封装和测试，才能为后续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领域获得突破打下基础。2、产业链方面应对建议。一是围绕应用场景，选择产业链突破方向。围绕核心优势的领域，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可以选定粤港澳大湾区有优势的3至5个垂直行业进行推进，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探索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感器技术突破的“粤港澳大湾区模式”，培养一批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二是鼓励以集成创新进行产业链突破。传感器具有典型工业品属性，涉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参与，整个过程需要的是信任与合作。为此，可以尝试改变过去产业链单一环节应对，选择走系统集成的路子来探索传感器技术突破。3、投资融资方面应对建议。一是建议粤港澳大湾区推出专门针对中小型传感器企业的专项技术创新基金，以及科创板应重点支持从事B2B业务的传感器企业等。二是快速积聚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活力，可推动本土传感器企业快速发展，吸引多渠道投资资本。尤其是激发民间创新活力与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包括与产业链内大企业一起分析技术可行性和迭代创新，营造相互信任的关系，提升合作质量，一步步“接力”，实现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客户需求开发出高品质传感器产品。4、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优势，促进产学研联合创新。欧美传感器大厂，非常注重与高校合作，由高校来承担传感器的基础研究，而传感器企业侧重应用场景挖掘和产业化推进。对标英国“以学带产”的“2+5”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依托高校优势，走传感器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模式，探索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大湾区模式”，培养一批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5、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复合人才培养机制难题。围绕传感器等“卡脖子”技术，统筹推进学科建设。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资源优势，鼓励各高校成立传感器研究院，设置传感器相关学科与专业，引进国内外优秀的传感器师资，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发展现状，重点开展传感器基础理论与技术、芯片与系统构架等方面的研究。积极培育跨学校、多学科、有特色的研究团队，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围绕潜在的未来应用场景开展传感器跨学科基础研究，提前布局和跟踪，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复合人才培育体系，从基础和应用层面联合攻关，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企业发展。针对短板环节（如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等）的核心人才给予人才绿色通道或人才积分，尤其是针对传感器、测控仪器等领域认定高级职称专家，包括来自民营企业的人才。总之，传感器是基础性技术，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下最核心的技术之一，产品需求量很大。针对当前国际大环境，尤其是美国针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定点围堵，在传感器等关键领域一定要未雨绸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利用全球顶尖科研力量，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提升传感器产业链合作水平，整合上下游技术，以此找到传感器等短板弱项技术定点攻关和重点突破，勇担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重任以及继续成为中国经济领跑的“主引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21-02-23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下达了新的任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对此，国家在规范资本市场过程中，要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重点在于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市场无序扩张。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思路中，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开好局、起好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规范发展。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下达了新的任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对此，国家在规范资本市场过程中，要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重点在于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市场无序扩张，在资本市场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过程中，加强政府在资本市场的有效引导与监管，提升国家在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疫情影响下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紧迫性与复杂性当前，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美国，受长期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再工业化阻力较大，其虚拟经济发展一直缺少实体经济支撑，加之实体经济基础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冲击，造成虚拟经济更加远远背离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风险。为了摆脱疫情的困扰，美国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势必会通过不断加大向其它国家发放外债等办法度过经济难关。尽管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然出现了增长的趋势，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合作方，不可避免地将受到来自于美国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为挽救受疫情影响的经济颓势，其采取的财政及货币政策等均将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较大冲击。此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国际金融市场还蕴含着一系列潜在的风险，进一步影响着世界资本市场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虚拟程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总之，国际资本市场现在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将会持续下去。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尤其是金融监管体系也曾受到过一些学术流派的抨击，他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够，金融体系的管理过于保守和固步自封。然而，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了世界性金融海啸以来，中国由政府管制的、具有鲜明的宏观调控色彩的金融体系，确保了国家的经济安全，保障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势在于具有国家宏观调控的金融管制，能够有效阻挡外来金融风险的威胁和国际热钱的冲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中国经历了高速增长期，资本在投资型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资本扩张趋势不断加大，资本垄断特征不断显现。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起步比较晚，在风险防范上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探索过程中，既要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体系和世界资本市场体系合理对接，又要引导中国资本市场有序化良性发展，防范其无序扩张带来的风险，杜绝其干扰中国经济发展。 国家规范资本市场要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疫情后重要的恢复期，国家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将是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与重要保障。对此，要不断提升国家在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重点宜放在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上。首先，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资本扩张风险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各项指标向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尚未恢复至疫前水平。大量事实表明，经济过冷或过热对可持续增长都存在不利的影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给经济带来的隐患是不容忽视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就是要合理确定资本市场重点支持的方向和领域，完善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安排，使之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务。例如，科学合理保持IPO、稳定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再融资常态化、商品及金融期货期权产品体系的创新与完善、金融产品评价标准的再造等，都是国家监管资本市场、合理引导其走向规范化的具体着力点。此外，还要通过不断提升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尤其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的系统性和风险防范监控的科学性，加大对拟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监管的力度，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双管齐下，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其次，要处理好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稳增长目标的关系。在当前经济加快复苏的背景下，面对国家提出的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发展、防止其无序扩张的思路，市场上存在着“政策会否快速转向”的担忧，有人认为国家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将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不急转弯”为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预期的作用。处理好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稳增长目标的关系，重点在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要从抗疫的特殊政策回到常规的政策上来，既要维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又要避免因规范资本市场引起的过度收紧。完善国家综合治理体系，要同时兼顾国家与地方层面的不同情况：一方面，在国家宏观调控层面上，要保持已有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在地方监管层面上，既要避免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的扩张，又要保持地方财政支出力度不变，还要考虑投放流动性，加大扶持力度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及制造业的发展。再次，要处理好对资本市场反垄断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点是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大量事实表明，哪里有垄断，哪里就会产生经济停滞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不可避免存在着过度垄断的情况，阻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破坏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有效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反对资本市场的垄断，需要国家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构建一个有活力的、合理竞争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必须要打破垄断壁垒，疏通资本流通合理渠道，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与动力。处理好反垄断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要加强金融规制的执行力，取缔和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着力点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中国政府制定的八项重点经济工作任务之—，这项任务的制定，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治理资本市场无序扩张的决心。在规范资本市场、科学引导资本市场良性发展以及政府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方面，政府今后宜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防止国内资本过多集中于流量变现。规划新增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要打破资本市场的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杜绝资本过多集中于少数垄断巨头手中的不正当现象，鼓励实体企业合理竞争，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在科技上不断对中国“卡脖子”，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自主创新不足的难题，中国需要合理流动的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以激活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与潜力。因此，要规范资本流动壁垒，引导优质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上，尤其是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上去，鼓励原创性和基础性创新。二是限制资本巨头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点是要阻断垄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如政府要通过科学的监管体系，限制不正当竞争协议，如通过企业合并牟取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行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更需要把对一些垄断事件的处理上升到法治化治理的高度。三是构建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体系。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有利于中国恢复经济，对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职能，在推动财富创造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消费侧新需求、新技术研发与投入上，都需要大量优质资本投入，更需要健康良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阻止资本盲目扩张、构建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等，都是国家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四是提升复杂环境下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政府在引导资本市场有序发展方面，重点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退市改革方案的落实，严格退市监管，在企业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领域，实施放管结合，监管工作要立足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除了监管国内资本市场外，还要以国际视野看待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积极推进跨境监管合作，增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具体来说，政府要加强宏观形势的跟踪研判力度，密切关注国内外资本市场流动性变化，严密监控资金杠杆水平，完善动态应对政策，防止跨市场、跨领域、跨境的交叉性、输入性风险，维护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蒋海军 2021-01-05 2020年美国大选如一场史诗般的大剧，牵动着全球的神经，终于落下帷幕。然而，这种局面折射出美国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已走向极端化。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和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何处，中国如何与新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2020年美国大选犹如一场史诗般的大剧，牵动着全球的神经，终于落下帷幕。从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超过8,000万张选票，为史上最多，而总统特朗普也刷新了在任总统的选票新记录，得到7,000多万张支持票。然而，这种局面折射出美国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已走向极端化。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和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何处，中国如何与新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疫情肆虐下撕裂的美国大选本次美国大选极具戏剧性，尽管选前主流媒体民调偏向拜登，但从大选的各种造势活动和各地现场民众的热情程度来看，特朗普支持者远超拜登。从选举结果来看，尽管存在很多质疑，特朗普的票数依然是历史上第二高，明显好于主流民调。过去的四年，特朗普秉承“美国优先”战略。在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很多非常规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兑现了其在2016年大选关于贸易协议、巴黎气候协议、轰炸所谓“伊斯兰国”、减税、撤回海外美国军队、建一道墨西哥买单的边境墙、重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方面的承诺。其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等对华强硬措施更使中美关系跌入历史低谷。从支持特朗普的群体来看，白人群体居多；其在非裔、拉丁裔和亚裔中的支持率亦有所上升。尽管教育程度较高的白领选民多数支持民主党，然而警察、农民、小企业主和各类工人则多数支持特朗普。若非大选年“黑天鹅”爆发，疫情肆虐和骚乱频发之下白宫处置不力，特朗普连任几乎没有悬念。今年的美国大选虽然在疫情中进行，但实际上投票人数却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无论谁当选，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几乎都不可避免。从“黑命贵”（BLM）运动开始以来，美国社会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美国自由派和建制派针锋相对。美国长期积累的社会分化、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平衡、人口结构的变化、两党分裂、民主转型困境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和中美博弈等问题在疫情爆发和经济趋缓的严峻形势下进一步凸显。中国议题是美国大选的热门话题。在今年的两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两位候选人不失时机地使用中国议题攻击对方。特朗普在疫情方面甩锅给中国，认为是中国造成了美国的严重疫情和经济缩水；而拜登则批评特朗普没有及时让美方人员进入武汉，确认疫情严重程度，刚开始的几个月反而赞扬中国疫情防控。特朗普还指责拜登儿子在拜登任副总统期间和中国政府勾兑谋取利益，当然这些指责很快被中国政府一一反驳。拜登团队也曝光了特朗普在中国开设银行户口和缴税记录等，批评特朗普拥抱中国和朝鲜领导人。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并认为4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是失误的。对中国来说，美国选举早已把中美关系拉入了危机管理模式。特朗普认为拜登和中国有利益关联，若其当选会出卖美国利益，这些妖魔化中美关系的表述在美国有很大的市场。拜登也表现出对中国强硬的态势，台海问题、南海危机、西藏、香港、新疆等问题都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很大阻碍。事实上大选期间，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不断采取新的手段，给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危机。拜登政府如何看待和定位中国拜登作为建制派的代表性人物，根据拜登多年政治生涯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态度和言论、竞选期间针对中国的相关言论、民主党对中国的主要态度及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特朗普现有的对华强硬政策等方面综合分析来看，拜登上台在某种程度上将为中美关系缓和提供一个有利的契机，这种新契机是稳定中美关系且做出新定位的战略契机，但中美握手言和、重归旧好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机会渺茫。由于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和特朗普主义的深远影响，美国两党在对华战略上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仍旧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会继续被美国视为所谓人类自由最大的威胁。但是，从拜登个人性格和政府组阁的特点以及民主党数十年来的作风来看，战略上不会改变，战术上可能会进行较大调整，美国会以更巧妙的方式应对和打压中国，对话的态度和定位可能会回到“中美竞争和利益共存”的轨道。特朗普对华奉行“有原则现实主义”的战略方针，已经把中共领导的中国作为“战略敌人”来看待，千方百计挑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血浓于水的关系，甚至将“灭共”作为其战略目标之一，试图串联西方大国围剿和孤立中国，对华行动更多的是竞争与遏制，缺乏合作。而拜登政府可能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组建反华联盟，会继续关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所谓人权问题，但拜登政府不会把中国看成是战略对手。拜登政府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会继续遏制中国并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而在全球公共问题上，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健康、核不扩散、扩大开放等领域会选择与中国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与特朗普相比，拜登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更愿意听取专家和智库的意见，更愿意走多边主义的路线，他会缓和与盟国的矛盾，重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会通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等方式重返世界舞台中央。针对中国，美国将会和盟友一道将对华政策调整为共同施压的方式，但不排除继续采取单边主义的对华政策。拜登已经明确表示暂不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等措施，也就是说贸易战还会持续。当然，拜登寻求的是美国利益最大化以发展和改善美国经济。总体而言，随着新一届政府上台，中美关系处于变化的关键节点，领导人更迭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改善带来契机，但仍需要双方的智慧和努力。拜登政府如何制衡中国虽然拜登及竞选伙伴在竞选期间也多次抨击中国，2020年4月还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美国必须以“强硬手段”应对中国，但舆论普遍认为这些都是竞选语言不代表其真实想法。多数观察者认为拜登更愿意重新启动一个积极有效的对华政策，开展竞争与合作，属于基辛格式的外交思维。拜登可能会更加强调游戏规则，一定程度上会抛弃“你死我活”的零和方式，改为以竞争为主的对话方式，从而更为谨慎地制衡中国。经贸关系是美国对华政策核心，拜登可能会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联手在全球贸易政策上形成同盟来打压中国，迫使中国遵守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否则将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全面孤立中国。美国可能会考虑加入CPTPP，重视世贸组织的作用。拜登的对华经贸政策是其重建美好未来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将会有助于恢复中美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会呈现白热化，科技脱钩趋势将会持续，美国将继续采取实体清单等方式实行技术管制，阻止两国科技人员的交流；采取更加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遏制中国所谓窃取美国科学技术的行动，防止中国主导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在军事、安全和台湾问题方面，拜登政府可能会设立亚洲事务主管，拜登将会延续印太战略，强化与盟国的合作关系，联手对抗中国的所谓威胁和势力扩张。一定程度上，他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模糊”政策，即在假设中国武力统台问题上，会保持模糊的策略。既反对中国用武力攻台，又提倡两岸的交流，以维持和平的现状。拜登政府会低调处理对台军售，加强对台湾民主的保护，推动台湾谋求更多国际空间，维持和强化美台双边关系。在人权方面，拜登政府会更加强调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道德制高点，关心中国新疆、香港、西藏等地的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权发动更大的攻击，支持中国自由派和内部变革，给中国国家治理制造障碍。美国也会继续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协调盟友在国际人权机构取得领导地位，持续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压，采取多种措施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在文化交流方面，特朗普对留学生的政策将得到修正，但是对涉及关键技术的专业学科、中美科技交流以及中国部分军民融合大学仍保持警惕和限制，两国人文交流和对话渠道可能会部分恢复。中国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新挑战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11月24日在《纽约时报》发文说，中美两国可以通过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来发展某种“竞争加合作”的关系。11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并在贺电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政府一系列的举动表明，中国希望和新一届美国政府管控分歧、开展合作、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造福两国人民的意愿。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很难回到四年前，疫情等原因使美国反华、仇华、嫌华等情绪上升，对华强硬成为美国两党的普遍共识，民主党今年在其党纲中将一直坚持的“一中政策”删除。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不仅关系两国发展，也事关世界和平、合作与繁荣。首先要从中美关系的长远和大局出发，中国应坚持“强合作、弱对抗”的基调，停止奢谈“冷战”或者“热战”，尽力为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降温，抓住美国政府更替的机遇期，把握好“时间窗口”“政策空间”。一方面通过双边渠道和国际组织等多边架构，从防控新冠疫情、经济贸易、金融、网络、危机管控、战略安全等领域寻求平等交流对话的机会，开展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另一方面重启各级各类对话机制，设置议程，管控风险，努力恢复智库、留学、文化艺术交流，促成重回“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交往”的大国关系，避免继续脱钩。其次中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努力解决国内疫情、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等出现的问题，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保障公民各项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切实保护人权和不断提升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防止民粹主义过度发展，努力与世界各国搞好双边关系，保持谦虚低调，放弃“战狼思维”，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集思广益，制定好“十四五”国民经济规划和“2035经济发展”设想，以“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思想、新发展格局，努力扩大全方位开放格局，以促进经济转型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解决好国内问题，不仅需要自力更生，而且离不开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合作，离不开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系统。从历史维度来看，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永远不称霸，无意取代也没有实力取代美国的地位，无意进行意识形态竞争。你死我活、消灭对方的思维不可取，疫情政治化、经济政治化的单边主义思想更不可取。疫情管控等社会治理实践证明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各有优劣，都是根据本国国情采取的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应多加强交流合作，减少对抗，大国之间唯有相互包容、加强合作才能互补、互利、共赢。从中长期来看，中美关系很难完全回到过去，但是对话、合作与管控分歧，无论从民间到官方，都有新作为的可能。找到符合双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切入点，构建有利于两国和世界面向未来的中美新关系才是当下值得努力的方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12-10 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 新冠疫情对国际社会造成历史性冲击，成为二战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11月16日，全球累计报告逾5,475万名确诊病例，逾132万人因此死亡，其中美国有超过1,100万感染病例，超过25万人死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引发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各国为控制疫情传播，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经济和社会活动，生活和生产被按下暂停键，经济运行遭遇巨大压力。中国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截至目前累计确诊92,452病例，死亡4,749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终于在全球较早控制住疫情，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国民经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增长0.7%，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2%，将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全球经济将萎缩4.4%。相较于美国，中国抗疫无疑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中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当特朗普政府不顾国民健康坚持经济生产的时候，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置于经济、政治等其它方面考量之上。除了执政理念的不同，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长期和短期主义行为的渊源跨期选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不同时间点的价值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进而做出决定的过程。普通人对跨期选择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理财。比如家庭需要在眼前与未来的利益之间进行取舍，选择是在近期内消费还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收益而进行投资理财，投资时是选择收益小、获利快还是收益大、获利慢的理财产品。西方国家和社会的跨期选择深受经济学远期折扣率概念影响，而折扣套现是典型的市场影响政府行为的现象。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理论将跨期选择理解为不同时间点上的价值以一定的比例进行折扣比较的过程，之后的模型将决策中的心理因素反映为折扣率这一变量。现时偏误(Present bias)指向不同时间点跨期决策偏好的不同，表明政府或民众在历史折扣中会高估当下的价值，这正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倾向于短期主义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跨期选择涉及线性和循环两种历史观。西方文化以前者为主，把历史看作是一条向上发展的斜线，认为历史发展是一种不断向前向高处延伸而且无法回溯的线性单向运动过程，贴现就是一种损失，需要再投入才能弥补，而且机会一旦逝去便无法挽回。中国文化以后者为主，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返回原点的可逆过程，一个不断重复发生的螺旋形运动，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呈现周期性的变化。持线性历史观的西方人在跨期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利益，预期利益总是会单边上涨，相信放弃眼前利益就无法走向美好的未来，相信尽早投入就会得到更多利益回报；持循环历史观的中国人在跨期选择时更偏好远期利益，预期利益增长会出现回落，相信机会总会再次眷顾自己，相信下一次投入会得到更稳妥更大的利益回报。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延迟满足指的是个体和社会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而主动抵制和放弃即时满足等短期行为的抉择取向，以及在追求长期目标过程中展现出的自我忍耐、节制和控制能力。延迟满足强调人们为了实现长期政治和经济目标，克服权力运作和市场运行中即时满足的冲动和诱惑。延迟满足包括“延迟选择”和“延迟坚持”两方面内容。延迟选择指的是国家和社会基于长远利益而放弃当前的即时满足，而延迟坚持则指采取各种策略来坚持所做出的延迟满足选择，直至达到最后的目标。所以，延迟满足既需要控制诱惑和冲动的决策能力，也需要贯彻这一决策所必要的维持意志力的技能与策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既排斥延迟选择，更难以做到延迟坚持。中国政府把国家崛起看作一个长跑项目，鼓励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的牺牲精神。民族国家教给国民延迟满足的概念，培养其为国家、为后世子孙付出的情怀，同时创造条件提升国民延迟满足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更有利于理性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全球竞争力。2,000多年前，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延迟满足的社会行为取向。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则是延迟满足在外交领域的应用。华为的员工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抓住更多的未来人生机会、达到更高的职业目标等一系列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甘愿放弃休息、娱乐等无利于当前工作的即时满足机会，这是延迟满足在个人发展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中美抗疫差别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显露无遗。中国抗疫最引人瞩目的措施就是大规模封城限行和严格的隔离政策。中国以短期的牺牲赢得人民正常的生活和全年经济的正增长，属于典型的循环式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2020年1月23日，在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的武汉市，政府宣布封锁这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限制市内公共交通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境通道，对所有确诊新冠病人、疑似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措施，关闭学校和娱乐场所，禁止公众聚集，同时暂停全国进入武汉市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武汉市的封锁和隔离政策持续了76天，直到4月8日城区才解除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为抗击疫情，中国在第一季度付出了巨大代价。2,000多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几十人以身殉职，130多名民警和辅警牺牲在工作岗位；各地停工停产停商停学，全国一季度GDP下降6.8%；1-3月，全国餐饮收入6,026亿元，同比大幅下跌44.3%；全年电影票房损失估计超过300亿元；全年旅游总收入损失大约在1.4万亿左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于上年同期0.7个百分点，近两成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中国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封城措施为遏制新冠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封城和隔离措施让中国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总病例数减少了96%，限制了新冠疫情的规模，并最终令中国大陆切断了病毒传播链，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中国在抗击非典疫情时采取了类似的应对举措。2003年上半年，中国大陆24个省区市先后发生非典疫情，累计报告非典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史无前例的停工停课、大隔离、大消毒防控措施抗击疫情。很多省市中小学全面停课，各企事业单位尽量不派人出差。农村以村为单位进行封锁，所有外来人员不得进村，本村在外打工返乡人员必须在观察期满后才能回村。在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疫情在5月份开始逐步缓解；6月11日以后，各地再没有新发病例出现。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与中国相反的抗疫政策，属于典型的线性跨期选择，基本上排除了延迟满足。为了帮助特朗普实现连任的目标，美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坚持和恢复经济活动方面，反对以短期的经济停摆来实现病例清零的目标，不仅没有适时采取封锁和隔离措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纵容民众的任性行为，不要求人们戴口罩，拒绝基本的防护安排。时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然以“不科学”“高成本”“侵犯人权”等理由拒绝全民检测，根本上就是无法执行延迟满足、见小利而忘命的短期主义行为。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应对H1N1流感时几乎采取了同样的不作为措施。当年4月15日美国确诊首例病患，之后疫情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多处快速爆发，不断蔓延。美国疾控中心没有要求对病人实施隔离措施，也不建议在学校、办公室和公众场所等非卫生保健机构的场所使用口罩和呼吸面罩。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3月中旬，疫情导致5,900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比较中美两国抗疫措施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接受和基于循环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接受长期主义公共政策，追求更大的长远利益；而美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排斥和基于线性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倾向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和文化，满足于短期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社会付出更大的长期性代价。长期和短期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中美公共政策差异。中国通过政府规划建立了公共政策长效协调机制，使社会和经济发展朝同一方向前进，不受领导人更迭影响。中国已经形成自己成熟的长期主义公共政策安排，如每年的两会、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五年规划的中共中央全会以及为制定五年规划举行的各界人士咨询和协商会议等等。基于这种独特的公共政策安排，中国才能够制定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主义目标，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并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成。建设小康社会是长期主义公共政策一个较好的例证。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到上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到上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十三大提出实现小康的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十四大把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作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十五大则把“三步走”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做出新的部署，十九大则在中国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发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员令，踏上现代化新征程。可以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期间国家历经了几代领导人的交替，但国家纲领性的目标和政策却保持了稳定和连贯性，领导层一棒接着一棒跑，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一步步变成现实，这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公共政策的长期主义优点。美国有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避免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甚至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与此同时，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向来有超越党派的长期主义战略。然而，在公共政策领域，基于跨期选择和对延迟满足的抗拒，美国盛行短期见效的政策，只顾眼前，不顾未来，而周期性选举和政党轮替也加剧了公共政策的短期主义化。为了满足选民的诉求，美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倾向于即时满足，排斥艰苦奋斗、克制忍耐的精神和行为。普通民众一般不会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角度来看政府政策，也不支持政府出台违背自身眼前利益的长远政策。执政的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主要都围绕着下一次的选举展开。政党为了胜选需求，向来回避吃力不讨好的长远政策，往往制定一些能够给选民带来暂时好处的民粹化糖丸。如全球化议题，本来全球化有利于提高美国总体福利，只要美国解决内部分配问题，全球化不应成为被放弃的政策，但由于全球化损害部分美国人的现实利益，而分配改革只是流于政客选举时的激情承诺，无法真正落实为可以执行的政策，最后能够为全美全世界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全球化在特朗普时代戛然而止。这种氛围之下，美国基本上无法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划，公共政策受到政府更迭的影响，经常发生左右摇摆，更遑论制定和坚持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目标。美国坚持经济上以市场为本、政治上以选举为本的发展思想，把市场和选举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的政策围绕吸引选民投票、兑现选举承诺展开，努力满足选民对政策的情绪偏好。由于缺乏远见，美国政府和社会被一个又一个短期目标和问题困扰，试图解决贫富差距，结果超级富豪愈来愈富；试图反对种族歧视，结果黑人暴动席卷全国；试图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改变中国，结果闹得中美脱钩，美国的公共政策自相矛盾，发展进程严重缺乏政策连续性、完整性，导致国家陷入白左与民粹极端势力恶斗的复杂局面。政策建议第一，防疫抗疫常态化，标准不能降，力度不能减，这样才能保护同胞们牺牲权利和生命换来的抗疫成果，同时切实建立和传播对美国的公共政策优势。目前全球确诊病例仍然不断上涨，中国宜继续执行“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政策，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流调追踪、隔离治疗、精准控制、动态清零、联防联控等举措遏制疫情。在香港与内地通关问题上，有关部门在督促特区政府提高防控水平的同时，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在香港未实现14天连续本土病例清零的情况下贸然敞开大门。少数建制派人士缺乏大局观，无视国家利益，为了许多短期利益和便利，强烈主张降低标准通关，内地对此宜保持清醒认识，不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同时做好香港相关人士的说服和劝导工作。第二，注意长期和短期主义的结合，权责对应，限制了人民权力，就要在福利上加以弥补。为了长期主义目标，政府短期拥有更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坚决避免政府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局面。在严格的防疫抗疫过程中，人民失去了许多正常情况下的权利，就应该获得更大的福利，如此才能取得社会的稳定与平衡。“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现代社会难以实现而且不合道义的目标。在权责对应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的对象是俾斯麦治理下的德国福利公共政策，而不是大秦帝国的严刑峻法。第三，审慎对待美国因为短期主义抗疫政策造成的混乱，不可因为机会主义诱惑而追求战术上的胜利，结果导致战略上的失败。为了避免日本在珍珠港所犯的错误，我们宜牢记战略决策的根本是实力，而不是机会。正如常言所说，因为机会得到的，终会因为实力而失去。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确实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不如美国，军力与美国尚有一定差距。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能像特朗普一样让西方如此分裂，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将继续发酵，美国社会的分化和撕裂将持续发展，这的确为大陆武力统一台湾提供了机会之窗，但这一机会只能在做好充分谋划尤其是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才能变成现实。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谢贵平 修光敏 2020-11-20 特朗普主张迅速、彻底地从阿富汗撤军，此举不仅将严重影响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而且国际恐怖组织还会趁机将阿富汗变为全球“圣战”策源地，并向中亚、南亚拓展，围绕新疆形成一条“恐怖主义之弧”。这将恶化新疆反恐的周边环境，严重威胁新疆的安全稳定。 在当前新冠疫情危机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特朗普主张迅速、彻底地从阿富汗撤军，此举不仅将严重影响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而且国际恐怖组织还会趁机将阿富汗变为全球“圣战”策源地，并向中亚、南亚拓展，围绕新疆形成一条“恐怖主义之弧”。这将恶化新疆反恐的周边环境，严重威胁新疆的安全稳定，亟待引起高度重视，积极应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安全局势的不良影响1. 美国撤军打乱既有部署将给阿富汗局势造成更大动荡。4月底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将加速从阿富汗撤离所有美军，这将给阿富汗局势造成更大动荡。一是如果美国撤军时部分弃置的武器装备一旦落入极端组织之手，将对阿富汗及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不利影响。二是特朗普此举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对喀布尔的影响力。5月13日阿富汗总统加尼不顾美方和谈意愿宣布对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主动进攻就是明证。三是美国若未完全按照协定撤军，“阿塔”以后可能会以此为借口，拒绝遵守其与美国签订的停火协定。2. 美国援助减少将削弱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力。由于美国国内面临严重的新冠疫情危机，且当前美国战略聚焦于大国博弈，因此美国决策者将会进一步减少对阿富汗援助，这不利于严重依赖美国援助的阿富汗安全部队。由于肮脏的居住条件、落后的卫生状况、士兵在军营内的聚集性接触，美方十分担心这支部队最终会感染病毒。然而，一旦美军撤离阿富汗且减少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援助，“阿塔”和喀布尔之间的军事平衡将被打破，其结果可能导致“阿塔”控制大部分甚至全部阿富汗领土，社会秩序崩溃、军阀混战，造成阿富汗政局动荡甚至分裂。3.“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珊省”等极端组织将趁势复兴。当前，“呼罗珊省”以阿富汗什叶派穆斯林从伊朗朝圣归国并将新冠病毒带入阿富汗境内为借口，对其进行打击，并煽动阿富汗内部的教派仇恨。5月12日，“呼罗珊省”对什叶派哈扎拉人聚居区的喀布尔产科医院以及楠格哈尔省一名警官葬礼发动系列恐怖袭击。虽然“阿塔”领导人同意政治解决与美矛盾，但对此不满的“塔利班”强硬分子将会投靠“呼罗珊省”。长期来看，由于失去美军的制衡，巴基斯坦“塔利班”（以下简称“巴塔”）也将趁机寻求复兴，并可能与“呼罗珊省”以及不支持和平进程的“阿塔”成员展开合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新疆反恐局势的影响1. 全球“圣战”策源地将逼近新疆。一是阿富汗一旦成为全球“圣战”的策源地，将为涉疆暴恐分子内外联动提供土壤和创造条件。二是新疆暴恐分子出境参与“圣战”更为便利，新疆反恐压力将陡增。三是从全世界赴阿富汗参与“圣战”的恐怖分子在极端意识形态的煽动下，可能利用留学生、商人、游客等各类身份伺机进入中国制造暴恐活动。这样全球反恐的重心和前线将逼近我国国门，新疆面临的反恐形势将比2013年前后更为严峻。2. 各类恐怖组织围绕新疆形成“恐怖主义之弧”。“伊斯兰国”除了在阿富汗及阿巴边境建立“呼罗珊省”，并利用该地区塔吉克族与普什图族之间的矛盾拓展生存空间之外，还建立了“巴基斯坦省”和“印度省”，后者重点目标是在克什米尔地区煽动印度穆斯林反对印度政府。美国撤军后，各类恐怖组织将以阿富汗为中心南北拓展，并围绕新疆形成“恐怖主义之弧”。为抗衡巴基斯坦对“阿塔”的影响力，阿富汗政府将会继续秘密资助被驱赶到阿富汗境内的“巴塔”成员潜入巴基斯坦境内开展恐怖袭击，而“乌伊运”及依附于它的“东伊运”一直盘踞在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将寻求继续与“巴塔”合作的机会。虽然“美塔协定”中规定“阿塔”不再庇护“基地”组织，但美国撤军后将对此缺乏监督和强制实施手段。“阿塔”与“基地”组织之间，“阿塔”需要“基地”组织的资金和训练支持，“基地”组织需要“阿塔”的庇护等关系，将受到影响。因此，“基地”组织很有可能继续在阿巴地区活动，同时通过“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AQIS）提升其在印度的影响力。3.“塔利班”获胜并取得优势地位将刺激新疆极端分子的“圣战”意识。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极端组织普遍将“阿塔”与美军签署停战协定视为一个伊斯兰团体对一个入侵的异教大国的胜利。当前，此种“胜利”将进一步激起暴恐分子的“圣战”狂热。“阿塔”正利用新冠疫情危机指责阿富汗政府应对乏力，同时为平民提供医药援助，加大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袭击力度，并且拒绝斋月期间停火。驻阿美军自2019年以来大幅增加了对“阿塔”及其它极端组织的袭击次数，仅在2020年头两个月就在阿富汗27个省实施了1,010场袭击，但袭击也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因此激起阿富汗民众对美军及其所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仇恨。涉疆暴恐组织一直宣称汉人“入侵”了新疆穆斯林的土地，这恰好与“塔利班”战胜入侵异教大国的叙事相吻合，因此伴随着“阿塔”权势的增长及其所宣扬的极端意识形态的蔓延，新疆意识形态反恐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4. 美国蓄意将阿富汗乱局引向新疆，实现“以疆制华”。当前，美国把中国视为假想敌，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人才战、信息战、舆论战等方式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与遏制。美自阿富汗撤军，一方面是避免在阿有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财力投入；另一方面的动因是坐视阿富汗陷入动乱状态，并将这种乱局引向新疆，同时利用境外“东突”势力扰乱中国在中亚、南亚等地的“一带一路”建设，试图达到“以疆制华”的目的。在此背景下，考虑到美国曾将支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暴恐组织作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的的惯用手段，不能排除美国撤军后，会在阿富汗支持国际恐怖势力，搞乱中国周边局势，并伺机渗透新疆，开展暴恐活动的可能性。中国预警预防和应对周边暴恐袭击的对策建议1. 加大对阿援助，增加中国在阿影响力。一是加强乌鲁木齐与喀布尔国际友好城市建设。以乌鲁木齐的名义加大对喀布尔的对口援建，以增进两国民心相通，增强阿富汗对中国的认同。二是利用国际组织对阿富汗进行援助以获取对中国反恐的支持。我国可通过亚投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对阿进行民生与抗疫人道主义援助，稳定阿富汗社会秩序，并借机秘密接触“阿塔”以获取我国打击“东伊运”的情报支持，保障“后协议时代”我国在阿影响力。2. 推动上合组织加大阿富汗反恐力度。一是建立中阿瓦罕走廊安全机制。阿方在维护瓦罕走廊地区安全方面与中国有共同利益，中国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与阿方在瓦罕走廊阿富汗一侧联合建立两国共享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及常态化联合巡逻机制，并且将来视反恐情势需要可将其扩充为中、阿、塔或中、阿、巴、塔瓦罕走廊联合安全机制。二是通过上合组织整合新疆周边国家力量，联合反恐。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上合组织成员国或观察员国都十分担心美撤军后“呼罗珊省”等在阿的极端恐怖势力外溢。因此，我国可借助上合组织这一多边多元平台填补美撤军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避免我国单方面介入阿富汗局势而面临国际压力。3. 争取美专家智库影响美国从阿撤军决策。当前，虽然特朗普主张迅速、完全撤军，但以耶鲁大学阿富汗问题专家鲁宾（Barnett Rubin）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都主张美国恢复业已减少的对阿援助，并在阿富汗问题上加强与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及伊朗的合作。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应在阿富汗保留少数部队执行继续反恐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任务，否则，“基地”组织利用阿富汗内战发展壮大并最终袭击美国的历史将会重演。因此，我国应努力做好这部分美国专家及智库的工作，让他们影响美国政府的撤军计划，避免美国不负责任地迅速、完全撤军。4. 建构多层级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一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我国需要积极推动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引领、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巩固国际反恐联盟，加强各国司法权的协助，共同拟定国际恐怖分子的引渡及反恐方案，完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二是不断拓宽反恐双边和多边合作范围。中国应通过情报共享、联合军演等形式，参与地区与次区域国际组织的反恐合作；建立相涉国家间情报交换、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搜查扣押、刑事诉讼移转管辖、外国刑事判决的执行、引渡等合作机制；加强与中亚、南亚、中东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多边反恐合作。5. 构建多部门参与、全社会协同合作的联合反恐体系。一是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联动的组织领导体系和反恐维稳协调机制。二是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的反恐预警、预防与应急管理体系。三是营造反恐社会氛围，形成全社会反恐合力。四是组建“边境反恐特别反应小组”，打造边境反恐坚盾。五是加大对境外“东突”极端分子以“合法身份”回流的识别和监控力度，防范“东突”极端分子利用高科技回流并实施恐怖袭击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11-16 深层国家（deep state）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须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 深层国家深层国家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需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三世界的深层国家主要由武装力量控制，在历史上曾经常推翻民选政府；而西方的深层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利益联合体，主要通过影响民选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则因国而异。作为一个理性自利的非正式社会建制机构，西方深层国家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特定的价值偏好，尊重和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并非妄图统治全世界、奴役人类的妖魔鬼怪。即使是保密等级最高的情报机构，它也存在于尊重传统的理性的建制体制当中，服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对民选政客负责，并没有无视民选政客而独立存在的全球性议程。深层国家的各个组织单元当然拥有因分权制度设计而产生的部门利益，但这既是多元民主允许的存在，也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宪制的维护，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制约民粹势力在本质上，西方深层国家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理性建制力量，与民粹主义势力存在明显利益和价值冲突。在民粹主义者的眼里，深层国家是人民、国家和政府的公敌。希特勒为了获得权力，一直把掌握金融机构的深层机构视为德国的控制者，指责他们是德国苦难的始作俑者，把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犹太人被妖魔化为万能的替罪羊，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府的错误和无能上转移。民粹的特朗普政府否认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指责情报机构通过泄密或其它手段来阻挠特朗普施政，声称情报官员伙同留任的奥巴马政府官员处心积虑地打击特朗普政府。深层国家与选举产生的政客无疑存在矛盾，但这有利于实现对民选政府特别是政府民粹力量的制衡。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现代社会的运转依赖有着专业技能的企业家、公务员、职业军人、经理人、专业人士等等，而他们正是构成西方深层国家的核心力量。政府雇员的职能在此方面比较有代表性。政府雇员无论如何不会违背、反抗政客的指令，但可以在执行命令时加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和情感。如果政客胡乱或者错误地发号施令，那么政府雇员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出力所能及的修正。如果政客明显越界，决策缺乏科学、法律甚至常识基础，政府雇员会考虑挑战甚至抵制政客的决定。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公权力构成约束的良性平衡机制。在2020美国种族骚乱中，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军进行镇压，但不仅高级将领集体反对，甚至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都公开表示不支持特朗普的决定。深层国家敢于向政客讲出真话，要求其根据法律规范和理性精神履行自己的职责。政府顾问大多是学者或专业人士，无论是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还是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都会从学理、专业的角度为政府服务，但大多并不会持特定的政治立场，基本属于中立的力量。他们基于专业精神为政府提供的建议或批评，有利于政府的政策保持理性。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行政权通过行政立法迅速扩权，立法权逐渐弱化，而行政权的民粹化在特朗普时代已经成为现实。这种情况下，深层国家代表的理性力量对美国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就变得尤为重要。充满臆想的阴谋论通俗作家经常把深层国家想象成反民主、反公意的见不得阳光的小集团。他们把深层政府理解为精英政府、财阀政府、军阀政府，认为在民选政府背后存在一些“造王者”，把持朝政，为非作歹。阴谋论者更进一步，声称深层国家实质上统治民主国家，践踏民主，破坏政治程序，摧毁法治基础。他们声称民主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影子政府，近乎封建特权，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府组织，秘密操纵国家的内政与外交，议会、总统或者总理以及法官都受其摆布，不敢损害其利益。最重要的是，他们声称深层国家存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议程，能够通过自己伸向社会各界的触角，动员强大的资源来达成自己的国内和境外目标。事实上，构成深层国家的机构和人员只是维护自身利益，并非为了故意损害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无论公务员还是军人，都是为政府打工的雇员，需要养家糊口，有着七情六欲，有自己的专业信誉、判断和知识，也存在能力和视野的不足。那些被称为造王者的政府供应商、法定机构、民间社团、智库等等，在宪法的允许下，可以合法地与选举产生的政客合作或者保持距离，社会找不到合法理由要求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牺牲。由于深层国家各组织的价值观取向不一致，利益存在冲突，其存在是多元化、碎片化的，所以很难说民主国家存在一个强大的单一深层政府。内部各组织的分散状态使深层国家无法进行统一协调的行动来达成系统性政治目标。他们各自为政，大多关注与自身相关的单一议题，比如劳工组织关注劳工福利和权益，气候变化组织关注极端气候，卫生组织关注流行病的蔓延等等。由于利益分散，深层国家很难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本身就弱化了其影响能力。 美国的深层国家美国的深层国家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财政部、华尔街、军工集团、新闻媒体、硅谷高科技企业等。它们与民选政府相互支持，分享利益，比如美国财政部需要华尔街的配合才能监控国际资金的流动和执行国际制裁，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需要硅谷的配合才能监控本国国民和外国要人的通讯往来。然而，美国各界对深层国家一直持怀疑态度，而相关信息的保密更是引发诸多疑惑。1961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卸任告别演说中，公开表达对军工复合体左右美国政策的担忧。美国的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人员来源广泛，大多数来自美国的普通家庭，并没有职业行为之外的特权。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训练，遵循理性的专业逻辑，薪金中等，收入透明，没有机会积累财富。与国会议员和政客们相比，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的人员更代表平民而非权贵的利益。情报机构内部设置多样化，力量分散，各机构之间存在竞争与制衡关系。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由选举产生的政客任命，因此系统本身很难形成享受公信力和威望的领袖，无法挑战政府的权力。军人和情报人员至多能稀释政客的命令，但是无法拒绝服从命令。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和华盛顿的官僚之间存在着旋转门，华尔街不断向政府提供资金和人员。美国许多财经高官出身华尔街，包括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亨利·保尔森等等。华尔街对华政策倾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企图以此迫使中国推行符合其利益的改革；另一方面，华尔街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和投资机会。咨询公司奥纬咨询预计，中国散户的可投资财富将从2018年的约24万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41万亿美元，华尔街金融巨头们自然不想错过这一诱人的市场盛宴。尽管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但华尔街不完全支持特朗普推动的与中国“脱钩”政策，美国金融界人士拒绝配合其对华政策，反而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中国抗疫成功，经济逐步恢复，加上目前超过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率水平，这些事实成为华尔街资本不断涌入中国的强劲动力。许多硅谷公司与美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为政府部门提供企业主动收集的用户信息。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著名硅谷公司都曾加入NSA的棱镜项目。大多数硅谷企业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赚取高额利润，但近年来它们对中国的自主研发、国产替代政策不满，希望借助美国政府改变中国的科技追赶政策。在华为、中兴、抖音事件中，硅谷的企业都配合甚至积极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但这并不意味着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与美国政府完全一致。日前AMD和英特尔公司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继续向华为正常供应芯片，这是对此最新的注脚。美国政府理解硅谷企业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资产，因此不可能不顾及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作为全球第二大市场，硅谷企业可以暂时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往来，但并不希望永远和彻底放弃中国市场。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宰白宫，美国政府都积极外包关键的政府服务，目的在于获得物资和装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作为承包商的军工集团一直试图在海外寻找敌人，长期破坏国际和平局势，挑起国际纷争，近年来它们为寻求扩大国防开支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然而，它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与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关系。在激光、雷达、声纳、夜视仪、导弹制导和航空发动机所需的稀土材料方面，中国是其唯一供应国。在军用太阳能电视、燃料电池和飞机液晶显示屏等领域，美国大量使用来自中国的产品和原材料。承包商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上的利益，有时不择手段地谋取暴利。为了降低成本从而谋取高额利润，他们经常从中国采购大量产品和物资。承包商可以通过与政客私密的关系，通过游说来恶化中美关系，也可以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美国的社会团体中，共济会属于兄弟会中的精英团体。共济会总体上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知识守护和创新群体，相信造物主是宇宙的创作者，是一位理性的有着丰富科学知识的存在，赋予宇宙以井然的秩序；相信人能够以理性为途径，不断凭借自己的努力完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完成人生的价值与使命。共济会重视会员的兄弟情义，有时候出现徇私枉法的案例，这是被社会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共济会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吸引了西方大量知名科学家、学者、王室成员、企业家、银行家、政客、专业人士参加，共济会由此可以对财富和权力发挥巨大影响力，这令其成为民粹攻击的目标，但实际上共济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普通人，共济会的会所也遍布英美普通社区，其私密程度还不如中国企业家组团创办的私人会所。不幸的是，共济会在中国被严重妖魔化，连许多著名舆论领袖也不遗余力地传播共济会阴谋统治全世界这种说法，相信共济会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世界政府和由其制定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而中国是共济会重点针对的目标。作为一个信奉科学与理性的国际组织，共济会实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有着特殊价值观的利益集团。共济会对全球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它只是参与全球博弈的众多力量之一，而且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势力的对立面。政策建议当前各界一致认为围堵中国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共识，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是铁板一块，也不意味着我们在美国完全没有可以合作的力量。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入主白宫，美国的深层国家都在无声地运行，而其理性和专业的精神、与美国政府的不同利益都是可资联合的力量。在崛起的最后一程，中国宁愿面对一个理性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民粹力量，或者一个标榜政治正确的好莱坞表演团。对于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中国宜视其为理性博弈的对手。美国军情部门是高度专业化的理性行为体，行为选择基于清楚计算可能的收获与代价以及对手的反应，从而确保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美国军情机构拥有长期的战略和战术实践，形成完备的战略和战术管理体系，不仅将自身的评估、规划、执行与控制等理性环节与国家安全管理流程有效对接，还促进了国家安全力量建设从战略、理论到能力的有序转化。军情机构理解核武威慑、战略平衡、博弈论、灵活反应等现代安全概念，是中方可以对话和谈判的对手。对于硅谷和华尔街，中国宜继续巩固和促进互利共赢。对于硅谷而言，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之外最重要的伙伴与市场。中国在电子、半导体、机械和设备领域已全面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中国既是供应方，也是最大的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占全球产出的38-42%。中国为全球生产90%的个人电脑、90%的手机和70%的电视机。2017年，中国市场消化了全球手机销量的40%、全球个人电脑销量的19%。中国已成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既是稀土等原材料的供应者，也是电子元器件的组装者，还是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对于华尔街而言，希望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逐步得到满足。中美发生技术和贸易战以来，中国陆续发布了金融领域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的政策和措施，让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华持有合资公司的多数股权，甚至开办独资公司。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总规模高达47万亿美元，华尔街公司一心致力于提升其在华市场份额，进入中国市场的美资金融机构数量显著上升。随着中国上市公司在明晟公司（MSCI）和其它全球指数中的权重逐步提高，进入中国市场的华尔街资本将会持续上升。对于军工承包商，中国宜维持有限利益交叉。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了国家安全策略，在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不断强化国防能力，军民融合战略应运而生。美国军工集团由此致力于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开启军民用技术互相转化道路，夯实军民一体化科技与工业基础。这种政策导致美国军工企业的民用部门从中国进口大量零部件甚至在华直接投资生产，而军工生产所需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也来自中国。中国尽管制裁了一些美国军工企业，但没有必要将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对于共济会，中国宜主动接触，重点引导，为我所用。作为一个信奉西方启蒙运动价值观的非政府国际兄弟会，当代共济会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全球金融自由化，并追求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既是共济会的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混合经济体制发展，更部分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通过接触共济会，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中国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熟悉国际金融资本运作，扩大中国对国际金融市场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影响力。这显然有助于我们管控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宗义 2020-09-30 从目前形势判断，两国关系恐怕很难恢复正常。两国关系发展到这种局面，印度政府、印度各政党、印度媒体以及印度战略界几乎一致将双边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几乎没有人对印度自身的问题进行反思，这种状况让人对中印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 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本来两国领导人商定要联合举行70场纪念活动，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中印建交70周年反而成了两国关系的多事之秋。新冠疫情就像催化剂，使得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之后突然加速对华政策的调整，随后发生的加勒万流血冲突更使中印关系陷入僵局。印方对中印关系的两个误判当前，中印两国正在通过双边外交、军事等渠道协商解决边界对峙，缓和双边关系，同时也开辟了包括与印度驻华大使的对话等一些旨在加深中印相互理解的二轨对话渠道。然而，边界对峙只是中印双边关系中诸多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印双方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差距较大，很难达成共识。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是印方对当前中印关系有两方面的误判：一是对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及其走势，以及印度在其中的地位存在误判；二是对中方在面临严峻国际压力背景下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的决心存在误判。首先，对于当前的国际和地区格局，印度战略界认识到国际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他们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矛盾集中体现为中美战略竞争。印度战略界认为中国成为亚洲主导国家的可能性在上升，中国要将21世纪变为“中国世纪”。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通过双边途径并协调其盟友与伙伴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和遏制。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进一步增强，发起中美贸易战，中国承受着巨大国际压力。对于印度来讲，自莫迪上台之后，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下，印度战略界认为印度已成为世界一极，他们以此为基础运作其大国外交，希望实现“多极世界、多极亚洲”。他们认为中国力量的迅速上升，以及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行动侵犯了印度的势力范围，是要在战略上包围印度，因此其对外战略和周边政策中“制衡中国”的一面非常突出。印度不断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军事和战略合作，并希望推进与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希望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取代中国。但同时，印度决策精英也企图在中国面对美国巨大压力之际，向中国施压，在边界、贸易、中巴关系、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核供应国集团等问题上获取好处。新冠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的时候，印度战略界幸灾乐祸，认为中国可能会一蹶不振。同时，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印度经济对中国的严重依赖使印度中右翼势力十分震惊。印度政府企图利用中美贸易战和中国深陷新冠疫情之机挖中国墙角，游说在华跨国公司将产业链和价值链转移到印度，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去中国化”。但不久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印度也深陷其中，而中国已从疫情中走出并开始复工复产。印度政府由于抗疫不力，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衰退严重，其崛起势头受挫。中国软硬实力和国际地位在疫情之后可能将更加突出，印度战略界对此忧心忡忡，一些战略界人士，包括前任及现任高官以及一些前驻华大使，丧失理性，迁怒中国，在印度及西方媒体上对中国的抗疫斗争百般污蔑，甚至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并将其上升到发展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高度。印度政府及战略界的“亲美派”更是趁机提出印度与美国结盟，遏制中国。其次，不知妥协、不懂交换是印度一贯的外交做派，在具体的对华政策及手段方面，印度对中国也是一味提要求，一味施压。从2014年莫迪上台后，莫迪政府特别希望能够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印度战略界就此放出风声，认为中印两国都是强势领导人执政，正是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的好时机。印方之所以这么急切解决边界问题，一是担心随着中印实力差距日益扩大，边界问题久拖不决对其不利；二是印度着眼于大国崛起战略，希望在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后，集中精力在南亚地区摆脱巴基斯坦的羁绊，并将其战略重心向所谓“21世纪的全球战略枢纽”印度洋方向转移。印度政府所采取的手段就是不断在边界地区推行“前进政策”或“攻势防御”政策：一是为了抢占边境地区的战略制高点，将实控线尽量向中方一侧推移；二是为制造事端，向中国施压，按照印方意愿核定实控线。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前夕，边界地区就曾突发对峙。莫迪总理当面向习主席提出恢复核定实控线。实际上，实控线一旦核定，日后的正式边界就基本确定了。2015年5月，莫迪访华期间，边界争端尤其是实控线问题成为印度各大媒体报道的重点，印方希望中国能够“打破常规”，与印度解决边界问题。然而，印方所认定的实控线与中方认定的相差甚远，中方发现如果与印方核实实控线，两国会出现更多争端。中方一贯主张边界问题应“一揽子”解决，印方不仅在东段达旺等问题上拒不让步，而且在西段又顽固坚持其所主张的实控线，企图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局势迫使中方完全按照印方意志解决边界问题。除边界和实控线问题外，印度还不断向中方提出其他要求。由于印方要价太高、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不懂交换，中国对印度提出的要求比较慎重，由此导致双边关系不断恶化。2017年6月，洞朗对峙事件使中印关系跌入低谷。由于中方当时顾及金砖国家厦门峰会等重大活动，未对印方采取强硬手段，使得印方此后更加有恃无恐。2018年武汉非正式会晤和2019年金奈非正式会晤之前，都发生过边界对峙。2020年1月，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内有疫情，外有美国压力，无暇他顾，因此在边界地区更加咄咄逼人，在加勒万河谷等地越过中方实控线，架桥修路，搭建工事，导致两军对峙，在6月15日晚上发生加勒万流血冲突。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勒万冲突之后，印度出台了许多进一步恶化中印关系的政策措施。7月3日，莫迪总理访问拉达克前线并发表影射中国所谓“扩张主义”的讲话。两周后，印度国防部长拉贾纳特-辛格巡视拉达克前线，并展示其从美、俄、法、以等国新进口的武器装备。印度已经放出口风，今年将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海军演习，这意味着美日澳印四国军事同盟基本成型。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七国集团扩大，邀请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等国参加，共同探讨如何对付中国。印度政府已经表示希望加入扩大后的七国集团，并与七国集团成员积极合作。另外，印度也加入了英国发起的名为“D10”的“民主合作伙伴俱乐部”，建立5G设备和其他技术的替代供应商名录，避免依赖中国。印度政府还表示将派遣一位资深外交官担任新驻台北代表，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公开表态“正密切关注”香港事态发展。这些动作表明，印度仍在不断示强，向中国施压。莫迪政府的这些行为仅用转移国内矛盾来解释已无法说通。在经济领域，印度也不断出台一些非理性的、甚至带有自残性质、严重损害其国际商业形象的举措。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政府宣布取消与中企合作的两个火力发电厂项目，叫停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对中国产品采取“消极”清关策略。6月30日，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禁止59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在印度使用。7月23日，印度政府又出台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其政府采购项目。这些举措表明印方将主动放弃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印度在经济上已经走上“去中国化”的道路。印方采取这些措施的背后，很难说没有让印度国内垄断财团独占印度市场的考量。这同时也表明，印方对疫情之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将发生重组深信不疑，也对印度所拥有的市场优势极具信心，认为美国和西方将会向印度大规模投资。现在，印度正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等“QUAD+”国家商讨重新组建价值链和产业链，不断游说大型跨国公司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并许诺提供种种优惠。7月9日，莫迪向全球公司发出投资邀请，声称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这与其“去中国化”的举措相比，特别具有讽刺意味。从印方的行事逻辑来看，加勒万之类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双方人员伤亡确实属于偶然。然而，印度的政党制度、其国内高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大量人员伤亡使莫迪政府陷入政策困境。虽然中印双方正在不断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开展谈判，使两军脱离接触并使双边紧张状态尽快解除，但莫迪政府仍企图利用中国面临美国巨大压力的国际局势，向中国继续施压，逼迫中国让步，甚至主动与美国及其盟国进行战略协调和舆论配合，给中印关系蒙上阴影，并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印关系的困境从表面看来，加勒万冲突导致了中印关系恶化。实际上，加勒万冲突只是印度对华政策调整的结果，而非主因。或者说，加勒万冲突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中印紧张关系凸显出来。从疫情后印度的战略判断以及加勒万冲突后印度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中印关系很难一下子热络起来。从目前形势判断，即使中印领导人再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两国关系恐怕也很难恢复正常。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冷战，而莫迪政府最近的一系列行为表明它正在紧紧追随和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虽然印度外长苏杰生口口声声说“印度永远不会成为联盟的一部分”，但印度现在几乎已经站在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最前线。两国关系发展到这种局面，印度政府、印度各政党、印度媒体以及印度战略界几乎一致将双边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几乎没有人对印度自身的问题进行反思，这种状况让人对中印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20-09-02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绝不能重走“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老路，而应顺应“逆全球化”发展趋势，以打造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建设之路。 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全球化逆向进程，“逆全球化”将引领疫后全球发展浪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绝不能重走“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老路，而应顺应“逆全球化”发展趋势，以打造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建设之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书写出亮丽的“海南篇章”。“逆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重大转变纵观全球，发展较为成熟的自贸港无一不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全球化”风靡的时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大行其道，并推动全球资本、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只要政策开放度高、产业规划合理、营商环境友好、区位优势明显，自贸港建设就能取得成效。因此，“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有章可循，并非难事。正因如此，全球各地兴起一股自贸港建设浪潮，且涌现出不少发展迅速、令人瞩目的自贸港。然而，在“逆全球化”时代，自由市场经济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日益盛行。这导致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多，全球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受国家政策的限制愈发增多。不仅如此，新冠疫情更引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大国和地区强国，对经济安全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减轻对外经济依赖、缩短乃至重构产业链、重拾贸易保护主义、强行推动产业回流、经济合作安全化等成为“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见，“逆全球化”时代的自贸港建设已经失去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必须独辟蹊径，找到“突破口”。“逆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主要路径“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规模缩减、经济增速放缓、区域间流动性降低，这使得自贸港建设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和建设周期都发生重大转变。第一，自贸港建设要主动“瘦身”。“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规模收缩，随之而来的是资本、技术和人员在全球的流动性会降低，在域内的流动性会提升。自贸港建设也应顺势而为，以打造区域性产业链为重点，以构建区域性贸易投资中心为目标，避免盲目求大。第二，自贸港建设要重质量、轻数量。鉴于全球供需缩减和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形势，自贸港建设应将资源投放在有限的优势主导产业上，以重点构建特定领域的区域性产业链为主，避免平摊资源，同时打造数量众多的产业集群。第三，政策沟通引领自贸港建设。随着国家干预市场以及经济安全化趋势的发展，自贸港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政策协调。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及其与国外各级政府之间的政策沟通是自贸港建设成败与否的关键。第四，自贸港建设周期更长。失去“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便利，自贸港的建设周期将被迫延长。这要求自贸港建设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分步骤、分阶段稳步有序推进自贸港建设，避免一心求快，揠苗助长。海南自贸港应聚焦建设亚太产业链中心基于上述判断，海南自贸港应以建设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全力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旅游产业链中心和科技产业链中心。第一，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海南应以新冠疫情催生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为契机，主动与中央各部委和部门对接，积极参与“健康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中日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提升海南在亚太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的参与力度和影响力，为海南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创造条件。同时，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海南国家高新区为主要平台，在高端医疗服务、美容整形产业、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引进、高新制药产业、公共卫生研究等领域与日、韩、东盟和欧洲国家加强合作，用足用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在对接国际标准、体制机制改革和提升服务水平上下苦功夫，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国际化的海南自贸港医疗产业。第二，打造亚太旅游产业链中心。海南应充分利用疫后国内、国际旅游消费“报复性反弹”的有利契机，主动与国家旅游局、商务部、文化部、外交部进行常态化的政策沟通，借助国家层面的对外旅游合作协议和平台，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旅游合作。特别是设法参加今年举行的“中马文化旅游年”系列庆祝活动，或主动承办相关活动，以马来西亚为“突破口”提升与东盟国家的旅游合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明年举办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为平台推介海南的旅游资源，打响“海南名片”。海南应充分利用《方案》赋予的零售免税、第七航权和邮轮旅游等优惠政策升级旅游服务，仿照香港，在三亚和海口率先打造“购物天堂”和“旅游胜地”的旅游综合体，增加以海南为目的地或经停海南的航班频次，吸引更多国际航空公司开通至海南或经停海南的旅游航线，重点推出“海南-东南亚”“韩国-日本-海南-东南亚”“海南-东南亚-南亚”等邮轮旅游线路，同时吸引更多国际旅行社在海南设立分部，提升旅游营销服务水平，多渠道、多方位地将海南打造为亚太地区的旅游产业链中心。第三，打造亚太科技产业链中心。“逆全球化”时代全球对高新技术的需求将更为迫切，旨在以技术升级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同时扩大收益。因此，未来的自贸港将在很大程度上比拼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要想取得成功，抢占技术高地是关键。目前，海南已初步建成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和海口美安科技新城，但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底子薄、技术弱、规模小，难以支撑自贸港建设的快速发展。未来，海南应以《方案》所赋予的优惠政策为契机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扶持力度，通过政府财政向科技产业园区倾斜、发行自贸港债券等多种融资渠道来解决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缺口，通过牵线国内优质科研机构在琼设立分支机构、吸引国外知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琼办学办院、鼓励跨国科技公司在琼设立研发机构等内外结合方式持续不断地输出技术和人才，在人工智能、5G技术、生物制药、海洋科技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总体而言，“逆全球化”时代海南自贸港建设应以亚太产业链建设为中心。在这一中心思想的指导下，海南应主动与国家部委和部门进行常态化的政策沟通，充分利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对外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区域性合作，为海南融入亚太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海南应顺应“逆全球化”时代经济规模缩减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集中资源打造亚太医疗、旅游和高新科技产业链中心，以产业发展推动海南早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20-05-11 研究实现经济增长翻番目标的结果显示，在一季度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翻番目标所需要的政策刺激力度非常大，代价过大。为此，建议适当下调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进行一定力度的政策刺激，稳定就业和保证主要小康目标的完成。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1-2月消费、投资以及工业增加值同比均负向加深，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13.5%（前值5.7%），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24.5%（前值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20.5%（前值8.0%），超出市场预期。由此看来，一季度GDP增长为负的概率显著上升。为此，基于一季度经济增长分别作0%、-2%、-4%三种情形假设，研究实现经济增长翻番目标，未来经济增速需要达到多少，并讨论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财政和货币政策将如何发力等问题。结果显示，在一季度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翻番目标所需要的政策刺激力度非常大，代价过大。为此，建议适当下调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进行一定力度的政策刺激，稳定就业和保证主要小康目标的完成。经济增长如何表现才能实现翻番若一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是0%、-2%、-4%，则下半年增速需要分别达到8%、9%、10%以上，才能完成翻番目标。据测算，若2020年Q1和Q2的经济增长分别为0%和5%，则Q3和Q4需达到8.0%和8.4%才能完成全年经济增长5.6%的目标；若2020年Q1和Q2的经济增长分别是-2%和4.8%，则Q3和Q4需达到8.8%和9.4%；若2020年Q1和Q2的经济增长分别是-4%和4.5%，则Q3和Q4更需要达到9.7%和10.4%的水平才能完成翻番。由此可见，如果一季度经济负增长，想实现翻番目标，后续需要拉动经济的量是巨大的。消费方面，三种情形下，一季度社零消费当季同比将由2019年Q4的7.7%分别下降至-0.08%、-2.69%和-5.30%，而在下半年可能分别要达到10%、12%以及13%才能匹配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社零消费约占最终消费支出85%左右，而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核算的GDP54%左右，根据消费对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0%（历史上Q1均值为70%，由于本次疫情对消费冲击较大，因此调低贡献率为60%），计算得到，若实际GDP同比由6%降至0%，社零消费将由7.7%降至-0.08%，后续需要达到10%以上，才能满足8%的经济增长要求；若实际GDP同比降至-2%，社零将降至-2.69%，后续需要升至12%以上；若实际GDP同比-4%，消费将降至-5.30%，后续需要升至13%的水平。投资方面，三种情形下，Q1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将分别下降至-1%、-3.09%和-5.19%，下半年累计增速需要升至4.8%。固定资产投资占最终资本形成总额的180%（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当中还包含了土地购置费等），而最终资本形成约占GDP总值的45%，根据一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值约为29%（一般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量的贡献率在一季度较少，后三个季度较多，分别是29%、43%、44%和39%），计算得到，若实际GDP同比一季度由6%降至0%，固定资产投资将由5.4%降至-1%，下半年整体增速需要达到4.8%；若实际GDP同比降至-2%，固定资产投资将降至         -3.09%，下半年需要达到4.8%的水平；若实际GDP同比降至-4%，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将降至-5.19%，后续仍需升至4.8%的水平（这里没有考虑不同情形下土地购置费可能的变化情况，统一核减了一个恒定的百分比）。考虑到房地产（受政策、周期风险和房地产泡沫等因素约束）和制造业（受资本回报率低迷、海外疫情冲击外需等约束）难以有明显的起色，今年最主要的工具仍是基建，新基建可能有较大弹性，但传统基建仍是稳增长的基石。房地产泡沫、政策（房只住不炒的意愿）以及房地产本身的周期性风险导致房地产增速本身不可持续，疫情冲击下，除非政策刺激地产需求侧，否则难以大幅拉动地产投资。今年房地产政策可以在供给端发力，即房企的融资端有所放开，放松融资，增加土地供应以保证大小房企能够在疫情冲击下存活，保证开工、施工，稳定经济增长。不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很难有大幅起色，因此增速的设定应以稳为主。制造业方面，我国制造业和全球产业链联系较为紧密，可以看到出口和制造业同比较为吻合，制造业受到外需影响较为严重。海外疫情大概率将拖累全球二季度甚至三季度经济增长，从而对我国制造业造成冲击。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增速为3.1%，处于较低位置，今年在海内外疫情的影响下依然难有较大改善，因此对于制造业的设定是回落。最终三大投资中只能靠基建投资相应地拉升固定资产投资而达到要求。最终测算，在三种假设情形下，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将分别升至11%、13%和14%才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的目标。财政货币如何加码才能保证翻番目标实现三种情形下，财政政策如何发力才能稳定增长、实现翻番目标？根据测算，财政乘数为0.3，若广义财政支出增加1万亿，实际GDP同比约增加0.3%，折合实际GDP值2,600亿元。首先假设现有财政政策不刺激，那么在第一种假设情形下，全年实际GDP同比为4%（0%、4%、5.8%、5.8%），要达到目标需要财政额外再增加5.3万亿，其中赤字率需提高至5%，且在广义财政中专项债需再增加1万亿，而PSL、国开债等需再增加2.3万亿。第二种假设情形下，GDP全年同比是3.6%   （-2%、3.8%、5.8%、5.8%），要达到目标需要财政额外增加6.7万亿，其中赤字率提高至6%，广义财政需再增加3.7万亿。第三种假设情形下，GDP全年增速是3.1%（-4%、3.5%、5.8%、5.8%），要达到目标财政赤字率需要上调至7%，在广义财政工具中，专项债再增加1.2万亿，PSL、国开债等再增发3.1万亿。整体来看，无论哪一种情形，如果一季度经济增长为负，想实现翻番目标所要承受的财政压力都是巨大的。三种情形下，货币如何扩张才能完成增长目标？计算货币乘数为0.35，若M2增加1万亿，实际GDP同比约增加0.35%，折合实际GDP值3,100亿元。在现有货币政策不刺激的情况下，第一种情形（全年实际GDP同比4%），M2需要额外再增加4.5万亿，全年新增20.4万亿，M2同比为10.3%，对应社融全年新增33万亿，存量余额同比为13.2%；第二种情形（全年实际GDP同比为3.6%），M2需要额外再增加5.7万亿，全年新增21.6万亿，M2同比达到10.9%，对应社融全年新增35万亿，余额同比达到14%；第三种情形（全年实际GDP同比3.1%），M2需额外再增加7.1万亿，全年新增23.1万亿，M2同比达到11.6%，对应社融全年新增37.5万亿，余额同比达到14.9%。整体来看，一季度增长为负的话，为达成翻番目标，货币政策的量级需要非常大，而这种大幅宽松可能导致通胀、房价泡沫等问题。全年增速目标可向下调整，工作重心转向稳就业一、全年实现翻番难度非常大，经济增长目标应向下调整。如果一季度经济增长为负，叠加海外疫情使得全球步入衰退的可能性上升，外需也将严重拖累国内经济增长。简单测算，若一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是0%、-2%、-4%，则需要下半年分别达到8%、9%、10%以上，才能完成翻番目标。分项来看，消费当季同比需要由-0.08%升至10%、12%以及13%，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需要升至4.8%左右，当季同比的升幅可能更大，因此消费和投资的涨幅都是非常大的，现阶段制造业受到外需冲击，而房地产投资受到内部约束，只能单靠基建拉升。据测算，0%的经济增长情形下，后续基建累计同比需要升至11.8%；-2%的经济增长情形下，后续基建需要拉至13%；-4%的经济增长情形下，后续基建需要拉至14.5%，确实非常艰难。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双发力，其中财政可能需要将赤字率由3%上调至5-7%，除此之外广义财政还需要再支出3-4万亿，而货币方面，M2需要额外再增加4-7万亿，全年M2新增20-23万亿，对应社融全年增加33-37.5万亿，才能达到目标。这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速在6%-6.5%之间，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刺激获取更高的增速可能引致通胀、房地产泡沫、杠杆率攀升和债务等风险问题出现，也与前几年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方向相左。同样，海外疫情使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可能性也非常高，部分海外机构已将美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调为负值，二、三季度程度还将加深，因此外需下滑也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综上所述，要实现经济增长翻番目标难度非常大，而将经济增长目标向下调整，并把工作重点放在稳就业、促消费、扶持中小微企业等可能是性价比更高的政策选择。二、即使一季度经济增长下滑较大，财政货币政策仍需要发力，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长仍有可能保持在6%左右，除非外需显著恶化。二季度增长可能略低于6%，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全国复工、生产、消费和投资等仍然不能像去年同期一样满负荷运行，人们依然会担心输入病例或者二次感染；第二，外需对我国进出口和制造业的压制严重，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步入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我国能够在二季度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直至结束，外需这块的影响仍无法忽视；第三，一季度失业率可能增加，失业人员无法获得薪水对于二季度消费也形成了拖累。所以，基本上二季度经济增长很难超过去年水平。三四季度增长在6%-7%之间。为应对疫情，主要的宽松政策出台，包括减税降费、降准降息、发行专项债拉动基建、促进消费等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体现在下半年，因此下半年在国内疫情影响基本消除后，经济增速可能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整体来看，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而这仍需财政和货币政策温和发力，例如赤字率上调至3.5%，专项债新增3.5万亿，PSL新增8,000亿，新增社融达到27-30万亿，新增M2达到17-18.8万亿。三、今年经济工作重心转向稳就业，但压力同样较大。虽然放弃经济增长翻番目标，但稳就业带来的压力同样较大。预计今年新增就业人口可能在1,300-1,500万人之间，这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保证。按照目前的就业弹性系数计算，5%的经济增速能够解决1,200万人左右的就业问题。因此，需要出台一些针对性政策稳就业，例如向内深挖部分就业弹性系数较高的行业给予重点支持和补贴；增加本科生扩招、鼓励继续深造、延迟进入就业市场；扶持更多的小微企业，维持就业机会；通过拉动基建和制造业、促进消费等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